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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的中小企业融资

摘要

目前公司如何融资引起了普遍关注，其中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更是热门话题。然而，各个国家还没不太了解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例如，各国对股权、债务及内部融资的相对重要性知之甚少。本文利用AMADEUS数据库进行研究，其中所收集的融资信息涵盖了东欧和中欧15个国家的97,000个私人和上市公司。AMADEUS数据库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能够分析基于东欧国家大量私人企业样本的融资模式。我们的总结统计显示东欧国家的中小企业经济的大小（用其员工数站总员工数的百分比来衡量）比我们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所观测的数据要小。尽管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样本几乎每个国家中小企业在所有企业中占据很大比例，但是东欧国家普遍来说规模更小，雇佣的员工也更少。然而，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似乎是东欧国家最有活力的部门。一般来说，中小企业包括那些相对年轻，更合理，更有利可图的和更快的成长型公司。这表明，一种新的公司形式是发生在经济转型中以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利润。但是同时，这些企业似乎有财政困难，妨碍它们获得长期的融资和发展能力。

一、简介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通常认为大企业是经济和技术进步的主要驱动力。大公司主导新设施的研究开发（研发）和引进，并体验由此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正如熊彼特（1942）所说，“我们必须接受的是，大型企业已成为发展的最强大的引擎”。因为中小型企业的贡献较小，经济学家认为这一部分经济不重要。例如，Acs（1984）认为，更新更小的企业应作为改革的“代理人”。研究是通过对创新活动进行直接测量评估–例如新的产品和工艺的评估–取代旧的测量方式（如研发）显示出创新活动是由小企业而不是大公司引导的。（见Acs和Audrestsch，1988和1990）。中小企业也开始作为有效的供应商中间货物和服务的大型企业发挥重要作用。许多论文表明，发达国家鼓励创业和中小企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1。

以往的研究同样表明在80年代和90年代，产业结构从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变。对这一转变已经存在多种解释2。例如，Audretsch 和Thurik (2000)认为在美国教育水平和业务技能的增长能增加企业家和新企业。其他人集中在大型集团企业由于在应对全球化、新技术和创新中处理方式僵化呆板，这使得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士离开大公司而进入竞争效率更高的环境中。

然而，在东欧国家的中小企业背后的故事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不像美国，中小企业经历了一个自然的出生，东欧国家的中小型企业是私有化和国有大型企业破产的结果，同时由于市场的自由化进程。产生了大量的新的，通常非常小的公司3。我们看到，在东欧，中小企业在“过渡”时期的变化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重组和缩小规模的大公司，公用事业民营化和其他大公司，外包的许多支助服务，和垂直分散生产的所有力量，促进建立和扩大中小企业。

最近的一些论文，讨论了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的特点和作用，但很少有人讨论东欧国家的中小企业4。由于东欧国家的独特的性质的金融发展和市场结构，相对于以前的研究，我们希望得到这些国家的一些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公司特征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选择。AMADEUS数

1 例子来源见Schimitz (1989), Acs (1992), Calderon and Nickel (1998) and Audretsch and Thurik (2000).

2 例子来源见Acs and Audretsch (1993), Lov eman and Senegenberger (1991) and Thurik (1996).

3见Svejnar (2002).

4 已经有大量国家特别是世界银行研究过东欧的中小型企业。例如，我们在第三节提到的一项由Chaves, Sanchez, Schor and Tesliuc (2001)开展的关于中小型企业研究，以及有Broadman and Recanatini(2001)开展的关于俄国公司的研究。

据库包括东欧和西欧超过5000000家的注册的公司的金融信息–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更广的范围来研究一个国家的中小企业部门的企业特色。总结的第一个特点是，我们集中分析东欧国家的超过97000的公司样本的特点，特别侧重于中小企业（约占总样本的82%）5。我们提供了东欧15个国家的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主要差异的证据。

我们还讨论了对企业和国家的特征，这会影响企业的融资，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有广泛的文献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对资本结构的选择，虽然大多数研究排除小公司6。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国家的私人公司的一般融资模式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没有详尽的、严格的分析资本结构，但只显示一些关键的初步结果，这应该只能被视为今后研究的一个起点。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Amadeus数据库，每一个公司的金融和描述变量以及和局限的数据都可以得到。第三部分特别回顾了以往的有关文献的关于东欧一般的中小企业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第四节提供一些统计摘要和讨论的所用到的Amadeus数据，如生存期，规模，和债务杠杆。第六节讨论未来研究和推断的的途径。

二、Amadeus数据库的简介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Amadeus-Bureau-Van-Dijk数据库，其中包括34个欧洲国家的超过5百万的私人和公共金融公司的企业级的数据。这34个欧洲国家中包括15个东欧国家。本文的仅集中在15个东欧和中亚的“转型”经济：五个前苏联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和其他十个前社会主义国家–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东欧国家公司的总样本包括超过五十万的企业7。

该数据库是从欧洲的50个供应商收到的标准化的数据收集。该数据的初始来源通常是公司注册办公室，其中要求所有注册公司提交年度报告。该数据库包括在公司层面的会计数据，其中包括包括22项资产负债表项目，22项损益利润表项目和21项财务比率。附件2列出所有可用的金融信息。这些金融轮廓信息增加的描述信息包括：官方身份证号码，地址，电话，传真，网站，法律形式，成立年份，高级管理人员，审计人员，员工人数，报价/非上市指标，工业活动代码，可行的话还有用当地语言和英语进行交易描述。此外，Amadeus包括详细的所有权信息，包括所有股东（大于5%的股份）的姓名和国籍。补充信息中还包括分公司的信息。

从1990年到1996年，Amadeus收集到的数据只有大型上市公司（类似于WorldScope 和GlobalVantage 所收录的）。自那时以来，覆盖面继续逐步增加，从1998年开始包括了扩大覆盖范围为东欧国家的中小型企业。然而，我们在本问分析的公司都有10个或更多的员工，因为Amadeus的涵盖范围是符合国家一级的文件要求的微型公司。例如，一些国家（如乌克兰，俄罗斯）不需要独资企业的财务报表信息。我们相信，这一否定–符合Amadeu销售给商业客户的标准–纠正对卫星公司的数量的样本偏见。在扣除缺少就业数据和就业低于10的公司之后，我们最后的样本包括97000公司8。

一些额外的注释是必要的。虽然在我们的样本中所有的公司都有基本的财务数据（即总资产总负债），不过，需要对不同的国家的资本结构与绩效详细报道9。例如，在拉脱维亚和俄罗斯公司不公布营业额变量，而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企业只报告总负债而不包括破产

5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的欧洲公约确定的中小企业的企业员工少于250。

6 例如，Rajan 和Zingales（1995）以及Booth, Aivazian, 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分别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结构，虽然这些文件使用的样本只有上市公司。

7这包括约300000个非常小的罗马尼亚公司。

8附录1显示的是员工数小于10的公司的统计数据

9我们的样本公司不缺少基本的财务信息如总资产、负债。

的债务结构（如成熟期）。此外，确定法律意义上的企业“类型”（上市，私营或国有等。）是一个严重的数据挑战。各国的公司含义包括国家的具体说明了的和150多种合法的类型分类。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研究这些法律定义，以便确定小于1000家国有企业和我们排除在我们的样本之外的非营利组织10。一些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中数据较少的原因是因为Amadeus数据库只包括私营公司。最后的样本包括所有非金融私营和公共交易公司。

我们的分析使用了1999年份的数据，这一年是数据范围最多的一年。我们最后的样本大小是97107个企业。表2.1显示了1999年Amadeus数据库所包含的不同国家，规模，和行业的跨国数据。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拥有大量的公司。而其他国家如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波黑，则拥有一些比较小的公司。对这种不同国家公司数据的不同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企业的实际数量可能是由于一国私营经济的人口、规模以及发展水平的不同。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数据只包括“正式”的公司，即支付公司登记费用和税收，以及某些国家的规模比较大的非正式的中小企业。

表2.1还显示不同国家中小型企业的规模大小以及中小企业数目占所有公司的百分比。我们将中小企业定义为企业员工少于250。我们发现，很多企业被定义为中小企业：平均而言，在东欧82%的公司是中小企业，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对较低，分别是48.98%和54.33%，在爱沙尼亚为97.8%11。在第四部分我们将从国家层面来探讨这些区别存在的可能解释。

10我们也排除少数金融中介机构，因为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是不可比的非金融公司。

11我们也看到了中小企业百分比和排名中(1 - 15)存在一个好的相关性，即SME在所有公司中所占的比例与其雇佣的员工占总人口的比例有很好的相关性（分别是64%和95%）。

12 样本包括超过10名员工的所有非金融，私人和公共交易的公司。中小型企业的定义为少于250名员工的公司。

三、文献综述

（一）中小企业的融资途径

以往的文献已经研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并表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资本结构存在差异。例如，克雷西和奥洛夫松（1997）发现，小企业有较低的固定资产比率，较高的流动比率和财政风险。Scherr, et al. (1990) 与Hamilton 和Fox (1998)建议，小公司应当控制发行境外股权以不降低公司的控制权。

文献中还讨论了为什么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债务融资。例如，Berger 和Udell (1995)发现，新成立的小企业与银行关系普遍较松，因此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或更可能被要求质押担保。Satio 和Villanueva (1981) 、Peel 和Wilson (1996)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一般的中小企业有更高的成本和更少的融资渠道。此外，Levy (1993)认为，融资渠道的限制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增长速度。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文最终的东欧国家统计样本表明，不同企业在转型国家往往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以往的研究也显示了在中小企业难以获取外部借款，认为国家特别是具体环境因素，如债权人的权利和法律效率，将会影响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文献表明，银行应当能够向国家的那些能提供较强债权担保的规模较小、风险较大的企业提供贷款，如在违约的情况下担保债权人优先偿还贷款。例如，Brush 和Chaganti (1998)发现，股权结构和债权保护对中小企业的规模和经营有重大的积极影响。此外，Beck Demirguc-Kunt和Maksivmovic (2002)表明，小企业的信贷约束是不发达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及较高的腐败的结果。我们期待法律的发展对我们样本中的东欧国家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产生影响。

（二）东欧的金融发展

有一个虽小但一直成长的文学机构研究东欧国家具备的多元金融特色。少数跨国研究案例之一是Gros and Suhrchke (2000)，他们做了一份关于东欧和其他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相似性和差异的全面分析。他们强调所有转型经济体在初始阶段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在工业/制造业中产业的集中化，不完善的金融系统，以及不发达的法律和治理标

准。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一种模式基本上符合这一最初的描述。

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也针对大多数东欧和前苏联（前苏联）国家在由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公司部门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分析13。该报告描述了各国中小企业的规模和特色，显示的在古老的国有老企业和具有新活力的中小企业之间重新分配资源时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增加到的水平。该报告用1995年总就业中中小企业解决的就业率所占百分比来衡量中小企业的规模大小。结果发现尽管他们的报告中所有国家的中小企业占据更高比例，但总体数据还是与我们的符合的。然而，我们预测到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之有些不同，因为我们使用的基准年份是1999年，另外我们只选用了Amadeus数据库中所包括的企业样本，这可能不包括非常小的公司。然而，我们的数据证实了它们的一般结果。例如，该报告提到的波兰和匈牙利的中小企业具备独特的活力，这种体制改革为新型企业的进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发现在这些国家有相对较好的公司业绩和最低百分比的财务困境企业。

然而，大多数研究样本只报告一个或几个转型经济体并且侧重于某些金融发展的具体方面。例如，最近的一项Broadman 和Recanatini (2002)的报告分析了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公司裁员只是完成了一部分，结果造成了典型的臃肿的社会主义政权尚未得到充分解决。我们的数据支持这一结果——我们发现俄罗斯的公司有较高水平的平均就业，而且就就业率来看中小企业的参与度相对缺乏。我们的证据也证实他们的结果，即俄罗斯公司在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呈正相关。

其他的研究都强调国家的成功的具体举措的故事。例如，报告“在爱沙尼亚的劳动市场调整”（1998）讨论了在爱沙尼亚的改革中出现的“工人流动的大量增加”。这份报告认为，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增加就业机会的背后的驱动力，特别是那些以服务和贸易为导向的部门。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发现，爱沙尼亚的中小企业部门占就业总人数的71％，其中位数是只有21名员工（扣除所有企业员工人数少于10的非常小的（盈利）公司。

其他研究已经讨论了融资渠道的贷款环境的发展的影响。例如，Egerer（1995）研究了捷克共和国的银行贷款。他发现，企业借贷困难是因为企业的财务状况并不透明、薄弱的债权及抵押的法律鼓励抵押贷款。他建议，在经济转型中银行和企业之间所有权关系可能有利于克服这些信息不对称和法律漏洞。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银行的所有权，我们的文档在下一节中将指出在我们的样本中东欧公司很少使用的长期融资。

最后，鉴于罗马尼亚公司在我们的样本大的份额（约28％），尤其是在研究评论罗马尼亚金融市场(Chaves, Sanchez, Schor, Tesliuc, 2001)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虽然本文特别侧重于农村经济主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辅助，我们认为，许多研究的结果更普遍适用于企业部门（虽然我们的样本中农业只占12％）。例如，本文试图阐述，各部门在面对越来越高效的金融服务并再次获得投资机会，与它的所有权以及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协会的联系程度密切相关。本文表明，罗马尼亚的融资水平低的部分原因是不能借到长期贷款，这是由于通货膨胀和薄弱的法律保护所造成的。该报告还讨论了罗马尼亚公司（作为居留权测量时）的整体盈利水平低特征，这是与我们的结果相一致14。

最后，谈谈那些使用Amadeus数据库的相关的研究是必要的。已经有一些研究使用Amadeus数据，但据我们所知，他们使用的方法没有本报告所用的全面。Koke 和Salem (2000)研究了10个中东欧国家企业的资本结构，以测试企业的资本结构是否能成为一种约束标准。他们认为，由于生产力和盈利水平较低，企业规模更需要缩小，而如果外部的压力很大，比如非常依赖外部借款,企业将更有可能这样做。budina等人使用Amadeus数据，以研究保加利亚公司的融资渠道。他们发现企业的流动性低，他们将其解释为，这并不一定是低股本溢价

13见“过渡，第一个十年，分析和借鉴东欧和前苏联”，2002。

14其他国家的具体研究，详情见研究捷克共和国的S. Kukar (1996年)，V. Cieslar (1996年)研究捷克共和国，以及G. Minassian G. 和S. Totev (1996年) 研究保加利亚。.

（将在发达国家的解释）造成的，更可能是因为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和金融体制效率低下的结果。

四、东欧企业的统计摘要

我们首先概述公司总样本以捕捉该区域或每个具体国家的一般特点。在第3节，我们的研究着重于1999年的15个东欧国家的样本。由于我们的分析包括5个前苏联国家，我们也比较在这些国家的公司与其余国家的特点。表4.2中按国家列出了平均数的汇总统计。我们之所以用平均数的统计摘要，因为虽然我们试图找出和删除样本数据中不正确的数据观测，但仍然存在大量的异常值。在附件中所有的表格显示的都是平均数值，这是与平均价值相符合的。表4.3按规模和成立时间显示所有国家的所有公司的汇总统计和分列的汇总统计。

15样本包括超过10名员工的所有非金融，私有和公开交易的公司。流动比率等于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现金比率等于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净收入权益的比率。资产收益率的息税前利润于总资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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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员工，总资产，销售总额的数量来衡量各国的公司规模，数据会有很大的变化。然而，所有国家（除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的企业的平均历史小于10年，表明大多数企业在过渡时期创建的。虽然有许多公司 - 尤其是前苏联国家 - 可能是原国有企业的副产品，但这仍然意味着大多数的企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企业结构下运作。

表4.2（表4.3的第一列）还表明，在我们的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表现出相对较低的使用境外融资，正如杠杆比率的均值（用短期债务比例，权益负债率衡量）分别约为0.92和0.84。在分布极端最低的乌克兰，它的总负债股本和总债务权益分别为0.29和0.27。有15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的企业的总负责比率小于一，这表明，该公司股权投资每2美元中借款不到1美元。与此相对，Amadeus中的西欧国家企业的样本数据平均杠杆率为1.73。我们还发现，几乎没有企业选择利用长期债务（几乎所有国家的平均短期债务总额比例等于一），这可能是因为银行业不发达，担保法不规范，以及不完善的抵押品登记。

盈利比率均值（由资产回报率、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分别为0.05和0.06，这近似于整个西欧国家的盈利比率均值。然而，在1998年，其他国家的1年的平均销售增长为负，但在有一个国家的平均销售增长率是增长的，那么该数据就是可观的。这种表现疲弱，再加上较低的融资渠道，导致了企业长期发展收缩的风险。

我们还发现，在许多国家，企业间的贸易融资水平较低，如图所示的帐户帐户支付的股权比率接近零（如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这可能可以归结于几个有趣的原因。第一，整体低水平的增长和杠杆的调节作用。企业可能没有足够的内部资金或使用外部借贷来延伸商业信用的融资。其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和跨国大公司主要依赖于商业信用，可以资助其在国外市场上的贸易信贷的延伸。除了中欧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使用贸易信贷之外，目前还没有在国外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

最后，低水平的商业信用正如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年）的调查结果所反应的，银行体系的发达程度和法律环境的效率水平，预示商业信用的使用程度。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些国家具有较高的贸易信贷的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也有相对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法律效率（见表6）。此外，表7列出了所有国家之间的贸易信贷（负债总额的百分比）和总债务与股本比率呈负相关。这意味着，比率越小的话则更可能大规模的依赖贸易信贷。我们发现的证据与以前有篇文献相符合，该文献认为在金融机构薄弱的国家，贸易信贷作为银行融资的替代品(Petersen和Rajan, 1997，以及Fisman和Love, 2002).。

（一）按时间编排的统计摘要

表4显示了三个不同年龄分类的公司的汇总统计：0-3，4-10，大于10。总之，我们的样本公司可视为相对年轻：约15%的公司在近三年中建立，正如转型期国家中预料到的，几乎65％的企业，存在期不多于10年。即使走出国内市场，前苏联国家表现出年轻的公司高度替换性（例如，爱沙尼亚，立陶宛，俄罗斯，斯洛伐克超过20％的公司是在近3年成立）。在总样本平均存在期范围从5至17年（如果我们排除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则是5年至9年），而前苏联的企业往往是更年轻，平均范围只有5至6年。

我们发现，新的公司是在整个样本中一般相对较小的公司。例如，我们发现，85％的0-3年的企业是中小型企业（相比，59％的企业超过10年）。以总资产计算企业平均规模各不相同，从罗马尼亚资产价值在20万美元左右的小企业，到波兰近5百万美元的企业16。如

16罗马尼亚公司的资产价值，肯定会受罗马尼亚会计法律的影响。法律要求所有资产都以历史价值记录并且不允许重估（见查韦斯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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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将企业规模定义为员工人数的大小（正如我们大多数分析做的那样），我们也发现公司的规模和年龄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但有两国的新公司就业平均数少于125名员工（只有两个前苏联国家，俄罗斯和乌克兰，显示了更高的就业率中位数，分别为186和285）。

新企业所产生的总就业人数的贡献也呈现跨国变化。然而，从整个总样本来看，最年轻的公司的一个子集（0-3年），占就业总人数只有约15％（最大的贡献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这组产生的总就业人数的19％）17。然而，11/15的国家，企业在他们的第一个10年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0％以上。此外，我们发现，，表3明显显示出来，新的企业表现出较高的年增长率。我们发现，新公司年均增长超过8％，相比之下，0-3年的企业年增长率为12％，10年以上的企业的年增长率为11％。

再次，这强调着转型期间成立的公司的重要性。

我们还发现，虽然整个地区的绝对的杠杆比率低，但越小的和越年轻的公司的杠杆效应越明显，这表明随着规模和存在期的增加，杠杆比率趋于下降。如表7所示，我们发现所有国家的企业年龄和权益负债率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此外，所有国家的大部分债务主要是短期债务，这意味着长期融资的渠道（或需求）很少。这可能是财产和抵押品方面的法律的不完善，以及服务行业的集中化的结果。服务行业的集中化，通常意味着企业有较少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

最后一个有趣的特点是越小越年轻的公司在服务行业集中度较高，而相对较大及更老的企业则具有更多的工业部门的特点。一种解释可能是，在苏联时代的对服务业重视不够甚至几乎不存在。因此，这个行业可能将最大的机会给了新的企业家。此外，这还可能是因为进入制造业需要获得长期融资以购买所需的设备和机械，而进入服务行业的成本比较低。

（二）按规模编排的统计摘要

表4显示了企业规模的汇总统计。我们用欧洲公约中的中小企业定义及少于250名员工的公司来确定中小企业，并提供了比较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汇总统计。自共产主义的崩溃以来，中小企业的发展，已成为国内政治家以及国际的双边和多边提供者的经济援助的主要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之一。例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成立的目的是促进产主义国家的企业发展，随着欧盟和世界银行已成为一个协助改革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供应商。

开放的商业环境和众多的国际项目的协助的直接的结果是，东欧的中小企业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东欧经济显著增强的一个标志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小企业的增长18。然而，许多新的中小企业是已经破产的效率低下的更大的国有企业中分离出来的，或是大的企业（经常是国有企业）的某个小部门私有化。这些“新”的中小企业创造了有相对较小的规模和低生存率19。虽然我们的数据无法研究退出了的企业，但我们的样本数据已经确认，个别中小企业的平均就业是相当低的。在我们的研究中半数国家，确切来说是占超过中小企业样本中的60％，平均员工的是小于50。

虽然东欧的中小企业数量相比公司的总数量可能很高，这是由于中小企业的就业比例差别很大。举例来说，中小企业在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俄罗斯只有8％，但在爱沙尼亚，我们发现，中小企业雇用员工占总数的71％，这是因为甚至是在前苏联国家之间中小企业17克拉伯和苏拉（2002）更详细的研究了乌克兰。

18见Levitsky (1996) 和the OECD (1996).

19见Pransikar (1998), Svejnar (2002), 以及Smit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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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规模的都不一样。不同国家，中小企业的雇员的平均比例是30％左右。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看一下在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我们发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要高得多，像美国和加拿大达到53％，而德国大约有57％，比利时甚至超过80％20。

中小企业部门不发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苏联的大公司雇用的员工非常多以至于减少小企业和创业公司的发展机会。此外，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的中小企业（用就业来衡量）受到金融信贷的限制。这将意味着，中小企业无法获得必要的外部融资。例如，Pissarides（1999年）发现，信贷紧缩限制了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中小企业增长。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样本数据中，公司没有获得长期债务的渠道（除非我们假设，企业自愿决定不借用长期贷款）。大部分资金集中在短期和贸易信贷，因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小企业被限制获得更高水平短期贷款。

此外，不同的东欧国家的中小企业的杠杆比率有很大的不同。在乌克兰比率非常低，而在克罗地亚则非常高（权益负债比率分别为0.39和1.99）。然而，在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之间的比较研究中，似乎有一个明确的杠杆作用和规模之间的关系模式。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样本中的每一个国家，随着规模增大杠杆比率减少。这方面的证据相当令人信服地在图1所示。

六、结论及备注

Amadeus数据库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次学习小型私营公司的横跨东欧国家的大样本企业级行为的机会。我们的汇总统计数据表明，在东欧国家的中小企业部门的规模（按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计算）比大多数我们在观察的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德国和比利时）小。虽然我们发现我们的样本中的几乎每一个国家，中小企业占公司总量大量的百分比，在东欧的中小企业一般都非常小，雇用极少数的人。我们认为这方面的证据可以佐证以前的研究结果，东欧的中小企业遭受的金融约束——外部融资的绝对数额低会阻碍他们的成长。此外，无论是在这些国家的中小企业还是大公司似乎都不能够实现合理的增长水平。

然而，我们也可以找到证据表明，相对规模较大的公司来讲，中小企业似乎成为了东欧经济体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在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部门相对更年轻，更高的财务杠杆率并且是高赢利性的企业。这表明，在更多的市场和利润为导向的经济转型中一种新类型的公司脱颖而出。但与此同时，这些中小型企业只能借短期债务，这似乎是这些公司可以做到仅有的融资类型。

一些政策的影响，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个分析得到。由于中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阵营中的最健康的部分，政府的政策应鼓励这一方面的增长，这将有助于迅速启动一个更有活力的和有利可图的私营部门的成长。

在其政策目标中，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制定一个使合同的执行，并购，有效地解决财务困境更有效的法律和司法系统；允许外资银

20在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部门应占就业的比例由OECD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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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企业的进入，以及促进金融业和债券市场的发展。例如，一个应该改善长期债务状况的倡议，就要求金融发展的深化和全面提升。我们的分析还表明，中小企业部门的未来发展会随着法律和监管环境的改善而更好。

Amadeus数据将允许我们研究许多新的和有趣的研究问题。例如，这些数据可以用来从规模和不同国家间的角度来研究公司成长中出现差异的原因、资本结构和债务的期限、性能和融资渠道之间的关系、在现金持有量的变化和解释21。我们希望，本文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有关研究的先导。例如，确定由国家和企业的特性，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制定发展小企业的政策路线图。本研究可以为在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的增长和发展工作的业务人员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工具。

21Demirguc-Kunt，A.和T. Beck，2002年，为拟议的未来工作的更大的讨论，请参阅“研究建议：中小企业克服制约增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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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同步转轨的困境

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同步转轨的困境迪特尔·塞格尔特著　李姿姿译 1989年以后，中东欧国家的制度转轨至少在三个层面进行。首先，经济上实行根本的非国有化；其次，获取政治统治的机会多元化；最后，第三个层面的转轨是在社会政策领域，继国家退出经济领域之后，晚期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威主义福利国家无法再获得融资，为另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所取代。不过，激进的制度重构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在这当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密切关注这种“精英转换”。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政治制度转型和福利制度转型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克劳斯·奥费和乔恩·埃尔斯特预测，他们称之为“同步性困境”的制度转型将会开始：在西欧，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的过渡是缓慢和连贯的。然而在东欧，一个领域变化的结果会妨碍其他领域的变化。经济改革的输家在选举中利用他们的公民政治权利，将那些实施经济改革的精英推倒下台。换句话说，奥费预测制度的输家将会发起暴动。发生过这样的暴动吗?曾有国家退回旧秩序或改革受到阻碍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什么原因? 在1989年后近20年的今天，中东欧国家的多层次变革与制度转轨终于完成，这一点已成为共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国家2004年加入欧盟就标志着三个层面的制度转轨已经结束。加入欧盟不久后，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四个中东欧国家就开始出现未曾预料的严重问题。政治纷争不断，政府不断更迭，出现未预料的不稳定。根据对东欧政党发展的分析，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论

点，即这种政治不稳定是基于这些国家的政治阶层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逐渐疏远之上的，这反过来削弱了代议制民主的运转。主要有三个理由： 1.在这些国家，政党的信任水平相当低。在这些国家，对制度的信任相对较低。政党的信任在地区平均水平最底端的7%徘徊(比如，有82%的人不信任政党)。将这和欧盟15国的情况作一个比较是有益的。例如，2003年，欧盟15国有15%的人信任政党，这一数字是东欧的两倍。如果详细考察这四个国家，波兰2004年初的情况尤为突出。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只有3%的人信任政党，8%的人信任议会。这反映了严重的政府危机：2004年，执政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左翼联盟(SLD)分崩离析，影响力受到巨大的损失。2001年它赢得41%的选票，而2005年大选只获得11%的选票。不过，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议制民主的情况好不了多少：在捷克共和国，对政党和议会的信任分别为10%和18%。在斯洛伐克，分别为9%和19%。仅匈牙利的情况较为乐观(分别为13%和29%)。可是，与此同时，面对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匈牙利的信任度也在下降，现在已接近“中东欧的标准”。 2.公众的参与意愿非常低。这可以通过政党的党员人数和选举参与率来测量。除了少数例外，这些政党的党员人数通常非常少，尤其是仍然存在的继承党(successor parties)和少数“带有历史性质的”(quasi historic)政党(它们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家社会主义政党集团)。就选民参与而言，参与率相对较低。这方面波兰也很突出。之所以2007年上次议会选举54%的选民参与率备受关注，是因为之前的选举仅有41%的投票率。同样在斯洛伐克，2006年只有55%的选民投票。在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投票率仍然为大约65%。 3.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越来越强的民粹政治倾向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现状问题和前景

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背景及现实意义，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间的经贸往来的发展和现状，并在贸易投资承包工程等领域总结了相应的特点，并提出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间经贸往来的一些问题。最后，本文依据当下双边扩大经贸合作的共识和“一带一路”计划的背景，从基建工程、服务外包、商品贸易和产业合作四个方面阐述了双方经贸往来的前景。双方在经贸合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加强双方的经贸往来合作对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产生产业协同效应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意义。关键词：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空间

摘要 (2) 一、引言 (4) 二、文献综述 (4) 三、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发展及现状 (5) （一）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发展及现状 (5) （二）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发展及现状 (9) （三）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承包工程发展及现状 (10) 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问题 (11) 五、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前景 (14) 六、总结 (16) 参考文献 (17)

一、引言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贸易多元化的发展战略，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合作日益紧密。中东欧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剧变之后纷纷进行经济转型，在经历了转型衰退期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稳定发展。欧盟东扩之后，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享受到欧盟统一大市场的各项便利和经贸优惠政策。而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贸易在这时期发展迅速。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的中国-中东欧经贸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出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三愿景：一是五年内与该地区国家双边贸易翻一番。二是宣布2014年为中国-中东欧经贸促进年，举办系列活动、合作建设基础设施并探索灵活的金融服务。三是扩大企业双向投资，互创就业机会并提供市场准入。这三项愿景的提出充分表明了我国愈发重视并加强同中东欧国家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建设、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尤其是五年内与该地区国家双边贸易翻一番的目标，及2014年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中线深入中东欧地区，在长远规划上对带动双方经贸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更要求我们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特点及目前的双边的经贸合作现状问题和前景有良好的了解和分析，有利于基于现实基础和意义更好地规划双方的经贸往来，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二、文献综述由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自进入21世纪来稳步发展但贸易总量等指标仍旧不足，目前对二者间的双边经贸的研究多集中在双边贸易这方面。侯跃（2001）研究了中东欧国家在积极融入欧洲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的经济转轨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对中东欧国家和我国的贸易总额不大、商品结构存在一定问题等方面做了详细阐述，并提出扩大双边经贸合作的建议。尚宇红（2012）利用实证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的特点并建议二者提高合作，促进直接投资减缓贸易失衡。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进程战略选择与政策调整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进程：战略选择与政策调整寉宏伟、姚勤华 [内容提要]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战略不仅意味着制度的模式选择，而且也意味着国家现代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选择。目前，中东欧10国已经开始了加入欧盟谈判的进程，并按照欧盟设计的政治经济制度范本和法律框架进行整合和政策调整。为加入欧盟所做的准备，一方面加快了中东欧国家市场机制建设和与国际经济法律、惯例接轨的步伐，促进了经济开放和结构改革，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大都以经济问题直接反映出来，却隐含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矛盾。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与中东欧国家不完全相同，但都要面对和解决许多相同的问题，研究并吸取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如何应对加入WTO后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极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东欧；欧盟；一体化；政策调整；战略选择 [作者简介]崔宏伟，1964年生，上海社科院欧亚所副研究员；姚勤华，1957年生，上海社科院欧亚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战略的选择，不仅体现了冷战后欧洲地缘结构的改变，而且也意味着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这种战略选择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首先是与战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受重大挫折相关。实践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反映客观的经济规律，因此，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匈牙利、波兰等国家在计划体制的大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的经济改革，然而改革成效并不明显，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1989年政治剧变后，面对经济制度的选择，中东欧国家否定了计划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改革战略，认为这种改革方式会强化经济中已存在的严重的结构问题，他们接受

走向务实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走向务实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中东欧，一个涵义丰富的词汇。如今的中东欧国家经过20多年的转轨，已经淡化了地缘政治色彩，正以新的面貌，即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活跃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经过20多年的接触、磨合、了解和发展，也已经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新型国家关系。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莫测的时代，世界政治安全形势和世界经济形势都面临着重大的调整和变革。苏东剧变已历经四分之一世纪，“转轨”成为近20多年来最流行的政治词汇和地缘政治发展进程。这个进程还在继续，前景扑朔迷离。但20多年来最大的变化还不是社会制度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是价值观和发展观的变化。当世界金融资本、金融寡头的投机行为做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举动成为合理合法、成为常态，当虚拟经济无度扩张、实体经济步履艰难时，我们应该承认，世界经济出了问题，世界发展出了问题。 2012年以来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中流行两个词：“16+1”和“一带一路”。这两个词汇表达的内涵代表着国家间的新型合作关系，是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重要举措。

“16+1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2015年的苏州峰会实际上实现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李克强总理代表中方提出了一个目标和六大重点的合作框架，双方共同致力于建立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16+1合作”平台越来越为双方认可并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则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超越地缘政治博弈的合作理念，追求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包容互鉴的伙伴关系。“16+1”和“一带一路”框架下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为重点的务实合作，就是要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2015年之前的35年，我们主要是引进外国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甚至商品，为此我们需要调整国内政策和规章制度。这一点我们做到了，35年来成绩显著。“一带一路”的提出标志着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时期，主要特征将是“走出去”，包括我们的资金、技术和理念……为此需要具有国际思维、国际视野、国际经验，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需要学习掌握新的规则。这比前35年困难得多。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对于我国国内来说是发展战略，写进了党和政府的文件，进入“十三五计划”，是三大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之一，

中东欧市场的机遇判定

当前世界博弈下的中东欧市场机遇判定欧洲银团驻中东欧区域总代表得米特里先生，就亚洲国家实施中东欧市场发展与投资问题，提到了一些有趣看法。翻译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自2010年，全球几大经济体展开了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博弈。截止目前，博弈策略深度加大，博弈进入更加严峻状态。全球各经济体正面对抗与分解愈加激烈，各经济体内部博弈层出不穷。近期，中东欧成为经济博弈的宠儿，酷似机遇从天降临。一、人文观念与习惯思维的对比欧洲一直被众多投资家定为“变脸区”，仔细分析与欧洲长远的人文思想理念息息相关，自幼深受理性固定式思维教育的欧洲人，自然法律和价值观念相对固化。看看欧洲餐馆的菜谱就会明白一个道理，欧洲人从骨头里适应套路思想。如果你选择一项套餐内的其中某个餐品，他不会理睬，一般他会给你整个套餐。长期以来，很多东方人认为西方人，思想开放、崇尚自由、价值当前，实际并非完全如此，这只是表面相对的显露现象。西方人在条块规则观念影响下生活，从某一角度讲是“遵规做法”，讲究模块状态下自由生活。从另一角度讲有

排他思想，如果打破规则框架做法，就成为西方人不认可的非正确做法。而且西方人地域观念强烈，如同一只犬对势力范围具有较强排外意识。如果你的生意有利润，那么欧洲人认为其中有一部分必须按照法规交纳社会税，甚至一部分应该贡献于公益事业，这是欧洲法律与思想的习惯做法，这应该是属于正确思想观念。但如果是东方人，则会寻求用某种合法方式规避缴税，使之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这种做法打破了西方人的惯性思维，集聚越多，反之矛盾愈加强烈。二、细水长流与瞬间效应的对比长久以来，欧洲讲究文化传承，比如一个小餐馆、小咖啡厅、小商铺也贯穿着传承理念，在欧洲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小店比比皆是。这种传承对西方人来讲，是一种荣誉或延续，是一份无价的精神财富与品牌。很多东方人在欧洲投机失败，并非是选项不准确，而是理念违背了西方思维规则。特别是商人在高成本压力下，急功近利，以快为先，失败率居高。这种高失败率不但未给后人带来警示，反而从另一个角度刺激周边人群，释放着“围城”效应，传递着挑战讯息，让更多人铤而走险，屡走麦城。对比分析，欧洲人节奏慢，理性投资，理性消费，讲究品位，追求地是细水长流观念。东方人追赶地是群体节奏，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分析_徐坡岭

2009年第3期俄罗斯研究No. 3, Jun. 2009 总第157期Russian Studies Gen. No. 157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分析? 徐坡岭张鲁平?? ————————————————————————————————————【内容提要】2000-2007年，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总体上呈平稳快速发展的趋势，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东欧转轨国家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与这些国家转型后形成的制度基础和经济发展模式有关。本文就国际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冲击，从多个侧面分析相关原因，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中东欧国家经济【中图分类号】F13/17.51.44【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3-0055-(13)————————————————————————————————————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在摆脱转型初期的经济震荡之后，经济增长逐渐平稳。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这些国家大都实现了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2008年以来，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转型国家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金融形势急剧恶化，甚至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诱因。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为什么中东欧经济转轨国家①的经济出现了比其他经济体更严重的波动？如何看待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将如何演化？本文拟从这些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原因和机制等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比较研究”（07JJDGJW250）的中期成果。 ??徐坡岭，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张鲁平，辽宁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本文研究的中东欧国家包括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