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省思

自我省思

三部曲：（一、愤怒的意义）（二、追求真理）（三、权衡生命）

39岁反思自己，感觉自己走着一个方向基本正确的人生之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在崇拜金钱和崇拜真理之间，大致选择了崇拜真理。虽然中间有很多曲折，基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当然，每个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崇拜真理在中国的社会中就意味着金钱的损失。从金钱（也就是外界世俗）的意义来说，自己可能是大学和MBA所有同学中最为失败的一个。在以权力和金钱为核心衡量标准的中国，我是个标准的失败者。不过，从个人内心来说，通过追求真理，让自己在知识和精神的积淀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将外在的金钱看得相对较轻。而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提醒自己，该做的事情还没有按照计划进行，自己仍需努力。在未来的生命过程中，应当崇拜真理，让自己的生命可以获得持续的成长。那么，整个世界正在为自己的贪婪和物欲受到惩罚，也从外部印证了自己当走的路。

我最近意识到，“愤怒”是我的立身之本。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愤怒”算是自己的核心词。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愤青”（愤怒青年）；到了现在，可以说是“愤中”（愤怒中年）。“愤青”的时候，愤怒像大海中的浪花，随时可能迸发出来，形成很大的声响；逐渐过渡到“愤中”的时候，愤怒开始像洋流，表面上开始沉寂，但是蓄积了更大、更持久的能量。自己也曾经长期被误导，也是愤怒让我认清大的方向。在我人生的每个关键节点，“愤怒”及时发挥作用，推动我深入地思考，引导我回归自我，朝着适合我自己的方向发展。所以，我的幸运在于，虽然没有赚到钱，但是思想能够回归到正确的轨道。因为，一个人最可怕的不是丢钱，而是思维被误导。比如说，人们丢一次钱，第二次就会注意，下次丢钱的概率就会小得多。而思维被误导之后，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然后反复在经济上受损。这时候，人们不会反省自己的思维问题，反而会怪罪于外部的环境。我的思维也被误导，让自己损失了很多的钱，也差点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幸好，我一直在自、由的环境中挣扎，必须选择正确的道路，才能够让自己生存下去。与之相对比，很多人生活在停滞的经济环境中，比如说落后地区或者是垄断企业，即使想选择了正确的路都极其艰难，最后人们大都随波逐流。从这点来说，愤怒是我的朋友，是引导我走向精神自、由的“独立人”道路的关键力量。

1、愤怒的意义

关键词：愤怒 -- 情感 -- 分清敌友 -- 过程艰难 -- 结果满意–社会意识 -- 避免绝望陷阱 -- 独立人 -- 成长 -- 坚忍 --性格 -- 希望

“愤怒”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动力。二十世纪，“人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追求金钱和追求享乐的世俗力量，已经成为世界风潮。比如说，以戴尔卡耐基为重要代表、以世俗利益为导向的“人性化”，以及“追求快乐”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恐惧、忧愁、哀伤、愤怒等“负面情感”，被认为是“追求快乐”的障碍，成为人们尽可能减少、甚至避开的情感。但实际上，“人本主义”就像曾经构想的“乌托邦”一样，都属于人们拼命想抓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的举动，引导人们走向虚浮的歧途。当人们强调“人性化”和“追求快乐”的时候，实际上就像水中捞月一样，看上去似乎唾手可得，但总是得不到。因为，快乐本身是不存在的，而“负面情感”才是最为真实、最为强大的情感，塑造着每个人，或者说构成了每个人。尤其是面对艰苦环境时，这些“负面情感”是人们生存的前提和导向。如果说“负面情感”是皮的话，那么“快乐”则是这些皮上的毛。毛依附皮而存在，只有“负面情感”存在，快乐才能够依附这样的情感而生。人们只有深刻地经历了这些情感，才能够理解和体会快乐。没有对“负面情感”的理解和体验，人们追求快乐的体验就会变成对于虚幻的追求。而在这些“负面情感”中，愤怒可能是最强大的力量。所谓兔子急了还咬人，而一头愤怒的狼可以赶走一头雄狮，都是愤怒激发出来的内在潜力。

“愤怒”这种情感，按照定义是当愿望不能实现，或为达到目的的行动受到挫折时，引起的一种紧张而不愉快的情绪。愤怒被看作一种原始的情绪，它在动物身上是与求生、争夺食物和配偶等行为联系着的。愤怒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出现较早。当幼儿的目的性行动受到阻挠或威胁时，就能唤起愤怒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愿望不能达到或与同伴争吵，也常引起愤怒。在成人身上，愤怒依赖于人已形成的道德准则，常属于道德感的范畴。什么是道德感的范畴？比如说，一个小偷因为偷东西，结果被人抓住了，这时候他往往表现出惊恐、沮丧等情绪。一般来说，他不会因为被人抓住而感到愤怒，除非他从小就被持续地灌输，认为偷盗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另外，恶贯满盈的冷血连环杀人犯，在谋杀了很多无辜者之后，被判处死刑。这时候，杀人犯可能满不在乎、甚至可能洋洋自得，但是他们

往往不会感觉到愤怒，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在多数情况下，成人什么时候会表现出愤怒？在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不正当侵害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愤怒。比如说，一个人上街买菜，结果回到家看见自己的房子已经被强拆，这时候他会有满腔怒火。当一个无辜的人被残忍地枪杀，然后凶手还逍遥法外，甚至凶手还宣扬自己的正确。这时候，凶手逍遥法外的这个事实，将引起人们的愤怒。

愤怒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从表面上看，愤怒的力量可以强大到让人失去理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因为愤怒而失去一般意义上的理智，然后做出极端的行为。当中国经历了文\革之后，人们在街上可以为了一点点小事，或者相互看了一眼，或者碰了对方一下，然后就变得非常愤怒，并且大打出手，甚至弄出人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愤怒可以反映出一个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或者精神健康程度。如果让现在的人们进行回顾，就会觉得30年前的社会民众野蛮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现在的年轻人往往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时人们随时就可以相互拳脚交加，没有理由地就动砖头动刀。其实，这只是社会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当权力机关严重侵害人们利益的时候，人们的愤怒没有了，就像绵羊一样温顺。比如说，文\革期间有无数的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不仅仅针对敢于说真话的人，也打击了一些很嚣张的人。这些人在对待其他人的时候，看上去经常很愤怒，然后以自己的愤怒欺压弱者，打击他人。但是，当这些人面对别人对他们的“专政”的时候，却完全变成软骨头。这时候，人们的“愤怒”就是欺软怕硬的表现，属于懦夫的行为。而文革期间，社会民众的普遍状态，就是这样的懦夫行为，通过“愤怒”对象反映出现。懦夫们对于手无寸铁的弱者“就像秋风扫落叶”，而对待拿着枪的强权，温顺得像绵羊一样。那么，文明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从小被教育，在面对生活小事的时候，尽量容忍克制。比如说，在街上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相互之间都说“对不起”。但是，面对强权对社会民众的利益侵害时，人们（尤其是社会精英集团）则愤怒起来，然后不畏强权，不惜牺牲自己，捍卫弱者的正当权益。可以说，愤怒的对象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国家。

前几天，我深夜重温戴尔卡耐基《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变化。戴尔卡耐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从小很受大家的喜爱，但是上小学之后，就发现自己失去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到了初中之后更是受到班主任的打压，而老师越是打压，自己感觉自己也变得更加叛逆。初三的时候，我接触到《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对当时的我来说，打开了全新的窗口，让我以不同的视角认识世界。于

是，我按照书上说的去做，老师和同学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观。之后，戴尔卡耐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我的行为指南，我就开始按照这样的思维，去“赢得朋友”和“为人处世”。从思维连贯性来说，戴尔卡耐基是“成功学”的铺垫，因为卡耐基说的原则，都是让人们通过实施一些具体的方法手段，得到具体的利益；而“成功学”是戴尔卡耐基的延续，因为“成功学”是引导人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思路。上了大学之后，我阅读了多本经典的“成功学”著作（当时还是台湾版的，没有卖到大陆来）。我也努力学习“成功学”的原则，并且应用到实践中。 1990年代，戴尔卡耐基在中国开始流行，而在2000年之后，戴尔卡耐基之后的“成功学”风靡中国。当“成功学”风靡一段时间的之后，我这个亲身实践多年的人，开始有了不同思考。我回顾自己历程，发现不论是戴尔卡耐基还是“成功学”，似乎在短时间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是应用到实践中后，反而是我个人人生最失败的部分。

那么，为什么卡耐基和“成功学”成为我人生最失败的部分呢？我也在持续反思，并且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逐渐发展的时候，逐渐发现我自己失败的原因。比如说，戴尔卡耐基的“赢得朋友”、“克服烦恼”，以及“成功学”，都以世俗的标准为标准，强调获得金钱和社会地位（“朋友”的多少）。那么，从他们的标准来说，朋友多、金钱多的人，比朋友和金钱少的人，要更值得推崇和赞赏。通过这种方式，引导人们追求世俗的成功标准。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们的假设前提是，“世俗成功标准”是正确的，朋友多是正确的、钱多也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应该”赢得朋友，“应该”去赚钱和获得社会地位。但是，世俗的“成功”标准真的是正确的吗？现在看上去正确的“标准”，在未来5-10年还是正确的吗？那么，如果现在的“朋友”在5年之后没有用了怎么办？如果新的社会领导者对于“朋友”交往的方式变了怎么办？那么，人们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赢得朋友”和“追求成功”和“快乐”，5年之后不就白费了吗？可以说，卡耐基和“成功学”其实是引导人们，以讨好迎合世俗标准为导向、以获得短期利益为导向。那么，这样的引导在细节上会给人们一些甜头，比如说在短期通过“赢得朋友”获得一些利益。但是。这样的方式如果固化下来，会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引入歧途。其实，在我内心之中，一直在抗拒着这样的标准。我在实施的过程中，觉得这样做并不对，但是从道理上和实践上都看不出哪里不对。另外，他们的思想给我带来的直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有了更多的“朋友”，大家没事就在一起喝酒吃饭，我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怀疑：“难道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朋友多就好吗？现在社会‘成功’的标准就是正确的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怀疑逐渐成为我的主要思考，并且最终相信，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到了今天，我终于可以明确的说，按照我自己的个性，我宁愿独来独往，也不愿意有很多“朋友”。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最应该做的并不是赢得朋友，而是应该挑选朋友，或者说“拒绝朋友”。世界充斥着欺软怕硬的人们，我们每个人的周围绝大多数也都是这样的人。尤其在中国，大多数人崇拜强权，并且依赖强权（西方发达国家因为信仰和相应的社会机制问题，情况要好得多，但是这样的现象也很普遍）。当人们拥有暴力或者权力（以暴力为基础保障的经济力量）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的暴力或者权力来欺压你。你就是拿出你所有的真诚，想当他们的朋友，那都是不可能的；当他们变得虚弱、你变得强大的时候，他们希望你主动与他们“交朋友”。如果你不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就会强调你“不近人情”。而他们要求你跟他们“交朋友”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希望和你成为朋友，而是希望从你身上获得利益，并且把你变得虚弱。当你因为跟他们“交朋友”而利益受损，并且衰弱下去之后，他们又会恢复凶狠的本相。我学习卡耐基，是希望通过“赢得朋友”获得利益，而卡耐基讲的“赢得朋友”的思路，都是一些迎合他人的小技巧。所以，我去学习察言观色、迎合他人、或者“换位思考”，经常还牺牲自己的利益，去获得他人的好感。但实际上，这二十多年以来，我没有通过这样的方法赢得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得到的都是“损友”。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到处都是处心积虑的人们，这些人们通过操纵“朋友”这个概念，显得像是我的朋友，但实际上“损人利己”的人们。而且我损失了时间、精力和金钱之后，一无所获。那么，随着我个人经历的积累，我逐渐认识到卡耐基作为精神鸦片，对我的洗脑作用。回顾过去，我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损友”太多，真正可靠的朋友极其难以获得。所以，宁缺毋滥，在确定真正的朋友的标准之前，“拒绝朋友”总体是有益的，而“赢得朋友”总体是有害的。而当一个人敢于拒绝“朋友”，敢于因为拒绝“朋友”而失去利益的时候，才真正能够开始以独立思考去观察世界，理性分析周围发生的现象，愤怒也因此开始发挥作用。

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因为愤怒而导致的“拒绝”挽救了我自己。我的初中老师是66年时的“红小兵”，喜欢整人，把他们60年代的文化传统充分用到了我们身上。她教我们的时候，确切地说不能叫做“教”，用我们班同学的话说叫做“整”，以60年代文/革的方式整我们这些80年代的学生，不少方法和手段都一模一样。后来，在我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我的初中班主任要求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考中专，不要上高中。当时，我坚持不报中专的时

候，她的本性就暴露出来（因为当时学生上中专，对于她的升学率和教课分数更有好处）。她在家长会上，当着全班家长的面，以训斥的口吻对我母亲说：“班里的好学生都报了中专，你儿子在班里只是中等，就这样的学习成绩还不报中专？就是考上了高中，他能够考上大学吗？” 我母亲在单位非常受人尊敬，碰到这样的事情感觉到很窝囊。于是，她回到家跟我说，让我报中专算了。我当时非常愤怒，坚持跟我母亲说，我就是考不上大学、甚至考不上高中，我也不上中专。可以说，为了她自己的成绩，我从《人性的弱点》里学的，讨好她的很多语言和行为都没有用。因为，对她来说，利益永远大于这些毫无实质意义的言行。其间，我们高中班主任听说她动员所有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考中专，专门趁她不在的时候，到我们这个初中班，跟我们班同学说，要尽可能靠高中。而且，高中班主任到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两个同学家，动员他们考高中，保证他们能够考上大学。后来，那个女生婉拒了了我们高中班主任的好意，让高中班主任非常沮丧。于是，高中班主任几次到那个男生家，拍着对家长和学生拍着胸脯说，保证让他上北大。就这样，高中班主任和初中班主任的矛盾公开化，并且进一步引发高中和初中的矛盾公开化。但是，高中老师在学校处于强势，他们是一个精诚团结的集体，连校领导都不放在眼里，而且我们高中班主任又是这些老师的头，所以根本不怕矛盾公开。另外，高中班主任的行为也激励了我，我也同初中班主任“势不两立”，绝不屈服于她的压力之下。后来，听初中班主任话、上中专的那个女同学生命非常坎坷；高中班主任拍胸脯做出承诺的男同学，后来上了北大法律系，现在是一家美国律师行的中国代表处代表。后来，在一群优秀老师的“纵容”下，我们度过了三年自/由、宽松、扬眉吐气的高中生活。然后，我也考上了我认为极为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这次的愤怒，以及愤怒之后的坚持，让我知道人生必须掌控在自己手中。宁愿自己折腾得所谓失败，也不能在人生重大决策上被“朋友”坑害。因为，“朋友”往往在关键时刻，会变成可怕的敌人；就像我们初中班主任，表面上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看上去在教书育人，但在关键时刻，她为了自己小小的利益，就成为坑害多个学生一辈子的关键凶手。她的多个“好学生们”听了她的话，大都上了中专，现在都在痛苦中挣扎。其中，有另外一位女生，涨得不错、家教好、学习好、性格温柔。在初中的时候，我都是在“仰视”她。但是，她听了班主任的话，考了中专护校，在我们那儿的厂矿医院做麻醉科护士。我大学毕业后，在那儿做了个手术，那时候已经变成她仰视我，而我看着她觉得太可惜了。另外，我初中最好的朋友的人生道路已经看不到前途，另外还得了抑郁症，现在完全毁掉了，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北京散心，但是他没有丝毫兴趣，甚至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而我不仅自

己没有得抑郁症，还通过聊天谈心，治愈过几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朋友。我们两个家庭状况、智力程度、学习成绩、兴趣爱好都非常相似，但是就因为人生决策的一个差异，造成了今天截然不同的生活。可以说，他的命运跟他报考中专有着直接必然的联系。在初中三年，他是初中班主任巴结的对象（他父母都是医生，班主任很用得上）。然后，他和他父母觉得我们初中班主任对他好，于是就听从了她的建议，考了中专。现在，我看着曾经最要好的朋友，就像看着镜子中另外一个命运的我。当时如果我不愤怒，没有用我的愤怒顶住她的压力，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而初中经常挨她整的人，有十多个上了高中，后来考上了大学。等我考上大学之后，她就跟其他人说，我在初中的时候知识面就很宽，就很有发展潜力（意思是她教的好）。等我出国然后回国，有一次碰到她，她说她的女儿也在北京（她让她的女儿考高中，然后考大学，还是必须考北京的大学），希望我有空去她家，大家在一起交流交流，看看能否一起做点事（赚点钱）。后来我听说，她经常跟别人提起我，仿佛我就是她的得意门生。没想到这些，看着我那些因为上中专而被毁掉的同学们，尤其是我多年最要好的朋友，我心里对于班主任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无耻”。在这个社会中，到处都是像我们初中班主任这样无耻的人，这些人表面上像你的朋友，但是随时准备弄走你的钱，甚至在背后“捅刀子”。所以，《圣经》（新约彼得前书）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自己不容易辨别自己走上正确或者错误的道路时，就经常需要听从潜意识中，来自心里最深处的良知的引导。而良知往往由愤怒充分表现出来，那么愤怒的指向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方向。

强烈而持久的愤怒，让我快速清醒地认识了社会，并且保持着持续的热情。可以说，因为个人小利而引发的愤怒，容易让人丧失理智，然后做出愚蠢的行为。但是，越是因为公共福利、越强烈、越持久的愤怒，则越容易让人变得清醒和理智，然后做出明智的行为，引导一个人长正确的长期发展方向。我1990年考上的大学。在此之前的一年，也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经历了当时最大的社会变化。当时，忧国忧民的我们也参与了进去，于是我们的老师们带领同学们去散步。在散步过程中，通过良好的组织，很好地保护着同学们，并且成为当时最秩序井然的散步群体。一个多月之后的早自习，我们的历史老师突然戴起了黑纱，然后我听说了让我极度愤怒的事情。很快，在北京上中专的我最要好的初中同学从北京跑了回去，当晚他从学校里跑出去玩，目睹了整个过程，自己也差点没命。后来，很多在北京上学的师兄师姐们也回去了，有不少哭诉着他们的遭遇，以及失去同学们的悲痛。我

上大学之后，是一个月到军队中的军训，正好去了当时的先头部队，当时的兵们都没用退伍。然后，我专门问过几个兵，以及有的人自吹自擂，和他们之间矛盾之后，向我们揭发各自当时的老底，印证了我当时听到的关键信息都是真实的。这样的印证让我的愤怒有了真实的依据，决定了我之后二十多年的人生，也将深远地影响我的未来方向。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一方面因为愤怒而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另一方面在戴尔卡耐基给我形成的迎合世俗（或者说“媚俗”）的观念中希望自己做一个功利的人。于是，我就在这两个矛盾中反复地徘徊。同时，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人们的理想迅速泯灭，犬儒功利性心态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开始为了钱而奔波，人们觉得自己像猪一样肥了就一好百好了。同时，血缘传承的利益垄断集团越来越没有限制，通过垄断社会的各种基础资源，开始了“杀猪”行动。各种社会不公的现象越来越烈，结果是犬儒的民众虽然辛苦赚钱，但是都成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自己赚到的钱被掠夺而愤怒，对于社会的种种不公而愤怒。而经过二十多年的过程，我内心的愤怒已经强大到敢于质疑社会的世俗标准，敢于按照与世俗标准相反的方向努力，敢于在别人追求物质财富的时候，我可以安然享受金钱上的贫穷。

而这样的愤怒让我真正认清了“朋友”和“财富”。从1990年代开始，戴尔卡耐基的流行和“成功学”的流行，实际上是社会变化的必然产物。戴尔卡耐基“赢得朋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关键是利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人们在内心深处，恐惧自己变得孤独，因此人们希望获得朋友。那么，戴尔卡耐基利用这种恐惧，打出“赢得朋友”这个噱头，吸引了无数精神上软弱的人。而“成功学”也一样，因为人们崇拜金钱与权力的特点，在心理上给人们压力，让人们觉得自己追求“成功”就能得到朋友，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就能让自己变得不再“孤独”。那么，依靠暴力起家，牢牢掌控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就通过建立金钱与“名声”等方面的世俗标准，通过吸引人们去赚钱，让人们忽略对于自己福利中最重要的部分。1990年代之后，表面上社会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然后人们开始不顾一切地赚钱，希望通过赚钱来弥补自身内心的软弱和对于孤独的恐惧。但是结果如何？人们实际上变得更穷，喝的水和吃的东西都不安全，而且在上学、医院、住房等任何一个方面，都能够让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破产。而大量贷款、入不敷出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表层之下，是垄断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全面的收紧控制，也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猪养肥了杀。那么，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忽略自己穷困和失败的真正原因，就开始用“朋友”和“成功”给人们

洗脑。通过给人们洗脑、用舶来的“文化”压迫人们“敬业、奉献”，迫使人们通过“赢得朋友”的方式获得社会认可（更确切地说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可），然后迫使人们学会“理解”，然后牢牢地保护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可以采取一切血腥手段和卑鄙手段。当他们处于强势的时候，他们可以表现得大义凛然，似乎自己就是真理正义，这时候不讲“赢得朋友”，不讲所谓的“理解”和“人性”。反过来，他们却让弱势群体努力“赢得朋友”，也就是向自己表示友好。然后，通过让农民重新变得非常穷困、工人下岗、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房价暴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之后，他们从中大获其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变得相当虚弱，他们又要求弱势群体要“理解”、要“感恩”，要把自己当“朋友”。可以说，这种方法披着西方文化外衣，实际上延续着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禽兽不如”的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愤怒”这个词的意思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个社会中，无数人在想着操控别人，而操控别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一软一硬”，“软硬交替”。比如说，当你顺从他们、符合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作出牺牲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得很软，对你很好，说你是他们的“朋友”。那么，当你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好言好语规劝你、让你顺从他们的意志。在这个时候，他们会表现得很软。但是，如果你“执迷不悟”地不符合他们的意志，比如说坚持不做他们的“炮灰”，甚至反对他们的利益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变得很硬。他们开始疏远你、打击你、甚至要消灭你。通过这样的操控手段，缺乏信仰和坚定意志的大多数人就屈服了。然后，形成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用这样的文化氛围孤立、压抑和消解不愿意屈服的人们的意志。比如说在中东，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一直扬言要消灭以色列，并且持续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怖袭击。而当以色列开始反击的时候，巴勒斯坦又不堪一击，显得自己是“弱者”、受害者，从国际上弄大笔的救援资金，并且经常假造所谓“屠、杀”的证据，利用国际压力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然后，双方进行和谈，巴勒斯坦获得谈判利益。等事情平息一段时间之后，巴勒斯坦没钱了，又重新开始这个过程，从国际社会弄钱，并且让国际社会压制以色列。当然，巴勒斯坦面对的是用强大的知识和信仰武装起来的以色列，而且以色列不惧怕整个联合国的偏袒压力，曾经通过自己的发言，以及揭露联合国在中东问题上的造假和偏袒，让联合国颜面扫地。但是，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以色列这样的强硬，因此只有几百万人、地域极为狭小、沙漠半沙漠为主的小小以色列是世界军事大国、高科技强国、工业强国和农业强国。那么，很少有人能够有丰富的知识和坚定的信仰，顶住整个社会给自己带来的压力。所以，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人

们很容易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样的伪“愤青”就是在这“一软一硬”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父母在“硬”的压制之下胆怯、屈服了，然后把胆怯和屈服遗传给他们；而他们在“软”的环境中，相信了操控者是对自己好的，操控者是应该操控自己的（如果不相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自己就会被其他人孤立，而孤立对于这些胆怯的人是无法忍受的）。199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很多“愤青”。但是，这些“愤青”属于被“遥控”的“愤青”，让他们“愤”的时候他们显得群情激昂，不让他们“愤”的时候他们立刻又变得非常温顺。而且，他们总是对远在天边的事情“愤怒”。比如，很多愤怒美国人在骂美国总统，认为美国总统愚蠢到了极点；而很多中国“愤青”也在骂美国总统。但是，他们对近在眼前的社会不公却表现得熟视无睹。他们自己的父母被下岗了，或者父母是农民，在社会上辛苦工作赚取极为微薄的收入，他们不愤怒。然后，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给自己交高昂的学费，他们不愤怒；交了高昂的学费之后，学不到应该学的知识，然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最后只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不愤怒。而远在天边的某件事，本来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就能够让他们“愤怒”，让他们“群情激奋”。于是，这些“愤青”就按照操控者的意图，进行着“愤怒”的表演。而这些“愤青”就是奴性深入骨髓、是非不分，在精神上被毁掉的青少年。

这时候，发自内心的“愤怒”看上去是有害的，很容易“孤立”自己，很容易遭受物质和精神上的眼前损失。但是，“愤怒”如果表达出来，也让其他人不敢过于放肆，也给自己创造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这个世界，人们都是“柿子捡软的捏”，愣的拍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而对于不要命的人，大家往往都退避三舍，能不招惹就不招惹。那么，什么人会不要命？愤怒的人往往会不要命。所以，愤怒的人可能不招人喜欢，但是受到侵害也少一些。打个比方，一个人请了个包工队给自己盖房子。但是，包工队不按照要求进行施工，反而是胡来，乱破坏这个人的土地。这时候，这个人提出异议，包工队不仅不改正，反而痛打了这个人一顿。那么，这个人有两个选择：1、极为愤怒，然后竭尽全力，要把这个包工队赶走，并且绳之以法；2、胆怯退缩了，然后让包工队为所欲为。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之下，不论包工队力量多强，到最后都打不过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进行自卫反击。而且，这个人每一次愤怒的反击，都是打垮包工队的过程，让包工队感到恐惧，直到把包工队打垮。那么，如果这个人胆怯退缩了，要和包工队“交朋友”，就会是另外一种状况。包工队不仅把房子弄得一塌糊涂，而且还要得寸进尺，霸占这个人的妻女，糟蹋这个人的土地。如果这个人继续忍让，包工队就会把这个人的子孙变成自己的奴隶，

然后告诉这个人的子孙，当初是他们的祖先选择了包工队，他们祖先的选择不会错。

在我高二发生的事件之中，上海的工人主动组织起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上海表现得很安稳。可以说，上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海的工人在那个过程中首功一件，而当时的工人整体上也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到后来，上海工人首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下岗”，而北京则尽可能小心谨慎地进行。而且，上海人“享受”着比北京高得多的各种费用，包括交通费、城市各种收费、整体物价，而上海“强/拆”和“钓/鱼执/法”屡见不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当时人们不同行为的结果。既然上海人支持当时的政策，那么上海人就继续通过大量下岗和高生活费用等实际行动，再次支持政策。而北京人需要安抚，那么就要很谨慎地进行，并且国家资源大量向北京倾斜。同理。后来的政策首先拿工人开刀，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潮，这也是政策的延续。既然你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自己的“朋友”，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而“下岗”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成了后果之一。而且，从那时起，农民也从最初的富裕，重新开始了贫穷之路。不仅如此，因为后来的教育产业化，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孩子上大学和社会竞争的道路也基本上被堵死，现在成为标准的“穷二代”。那么，政策开始用利益收买中国的高学历的人群，因为利益集团认识到，最可怕的力量来自于这个人群。那么，收买了这个人群，就等于后面的各种政策消除了障碍。农民和工人作为短视的群体，稍微忽悠一下就可以糊弄过去，“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根本看不到政策背后的利益机制，以及政策的一系列后果。

现在，很多80后开始处于痛苦和绝望状态，原因也在于自己的过去的言行。 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大学“愤青”群体，是标准的“好孩子”。这些人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天天好好学习，然后花父母的钱上了大学。到了大学之后，听上面和学校的话，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让愤怒就愤怒，让平静就平静。那么，这些人不为自己社会的不公而愤怒，就说明对这个社会很满意。既然对这个社会很满意，对上面很满意，那么上面做什么都是对的，社会怎么样对待他们，都是可以的。可以说，当80后的父母在别人为他们争取权益的时候，却选择支持侵害自己权益的人；而80后自己在需要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时候，也选择支持侵害自己权益的人。那么，80后们就必须承担“认敌为友”的后果。可以说，所谓“80后脑残”并不是说80后不聪明，而是说80后有点太聪明了。大家继承了从父母那儿得到的懦弱、自私、虚伪的特点，跟着其他人一起“随大流”，别人让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希望因为自己“不合群”而导致哪怕一点点利益的损失。然后，大家都在想着投机钻营，

希望以此获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付出就没有得到，用英语说就是“no pain，no gain”。那么，80后大学生们就像我在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好学生们”一样，在关键时刻认错了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理所当然地走上现在的绝境。

可以说，如果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不处于绝望状态，天理不容。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这就是规律。从整体上来说，中国人普遍懦弱、麻木、冷漠、短视、自私。而且在关键时刻，经常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认敌为友”。人们在选择错误之后，又不敢付诸行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还能够获得很好的生活，那么“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还有什么意义？而如果没有“优胜劣汰”的规律，“若为自/由故，两者兼可抛”的普世价值观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大多数人要为二十年多前的懦弱麻木和认敌为友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从这点来说，大多数中国人现在只是思想上开始绝望，那么下一步将是生活条件上的绝望。现在，很多人的生活状况日益艰难，而且情况还在持续恶化，只要看看大学生就业和社会物价发展状况，就知道大学生整体已经无路可走。问题不仅于此，中国绝大多数人未来的老年将极为悲惨，因为当年轻人已经自顾不暇的时候，哪里还能顾得上老人。另外，现在人们子女的子女也将经历悲惨的境况。因为按照现在资源环境损毁的程度，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后遗症最少要持续200年之上，然后才能够逐步恢复水资源和森林资源。也就是说，最少六七代的子孙都要因为人们当时的行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大量年轻人还在想着进入体制，希望在体制内讨口饭吃，说明很多人早已经失去是非观念，只是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就去做为虎作伥的事情。

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的“愤青”在痛苦中承受，在承受中成熟。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忽略掉自己眼前的利益，就会发现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人们看别人炒股票赚了钱，于是一哄而上都去炒股。在这个时候，如果人们能够研究一下股市规则，就会发现根本性的不公平。而每一个社会不公，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伤害到人们的合法权益。比如说，人们有时候看到街头有很多残疾儿童在乞讨的时候，会觉得他们非常可怜。但是，如果后来知道，他们本来都有幸福的童年。但是，人贩子把他们拐走之后，对他们实施暴行，故意把他们弄成残疾。然后，人贩子让他们上街，用他们的残疾来换取路人的同情。当知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应当愤怒。首先，应当愤怒人贩子的残忍，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残害社会的未来。那么，人们应当立即将他们绳之以法。更重要的是，应当对社会机制产生愤怒。在发达国家，如果发现父母打孩子，那么都会把孩子带走，可能会剥夺父母的监

护权，甚至可能剥夺父母对其他孩子的监护权。因为在文明社会的理念中，孩子必须享受一个不受暴力侵害的童年，不能够有失学上街乞讨的儿童。而在文明社会中，如果听说人贩子敢于残忍地伤害孩子，并且把孩子扔到街上乞讨，那么根本不用警察动手，黑社会就会采取残忍的手段对付这些人贩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人们准备勤劳致富的时候，就有大量的“相关部门”出现，来分一杯羹；而当人贩子如此残忍地对待被拐卖儿童的时候，却没有“相关部门”的身影。更让人愤怒的是，人们都在冷漠、麻木地对待这样的残忍的情况。

对于我来说，不同的愤怒都会根据程度，在我的心中留下一道印记。这样的情况，就像刀在心里割的一道伤口。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结痂”，然后表面上逐渐恢复。但是，不论如何恢复，都是心中的深刻印记。这样的印记都无法像电脑清理内存那样抹去。随着愤怒的累积，印记也就层层沉淀。随着“愤怒”的伤口、“结痂”、印记，愤怒的层级也发生着改变。那么愤怒的状态就会逐渐变化，从最初的敏感到后来的深刻。可以说，最初看到社会不公，会立刻表达出强烈的愤怒。这时候，愤怒属于表面上的反应，就像水上的浪花，反映明显而且直接。而随着愤怒的积累，愤怒逐渐在表面上变得平淡，但是在深处更加汹涌，这就像大海的洋流。在我高二的时候，是为一种美好的理想被打破而愤怒，这时候个人愤怒的表现非常直接，很容易就形成愤怒，这时候属于感性层面的表达。到了后来，个人的利益因为不公而遭受严重的侵害。于是，我为了个人的美好前途被打破而愤怒，也开始对社会产生绝望，这时候是意识层面的表达。而随着时间的延续，看到一系列的社会不公，看到无数人因为社会不公而失去生命财产，这时候的愤怒已经不在是表面的愤怒，而且积累到内心的深刻的愤怒，开始在我的潜意识层面积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也从“愤青”逐渐过渡到“愤中”，愤怒也从“浪花”变成“潜流”，从最初间断性地希望做点什么，转变成持续的强大的动力，要改变这样的社会现状。而在最初的时候，愤怒的表达是需要让别人理解的，当遇到别人不理解自己愤怒的时候，心中还不满，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觉得其他人也应该对社会不公而愤怒。再往后，看着社会不公越来越多，而人们却越来越麻木冷漠，自己的愤怒更加得不到理解，于是感觉到失望、沮丧、无助。到了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愤中”过程，已经不在乎别人的反应，而是愤怒在潜意识的层面，推动自己在下意识的情况下，致力于思考问题的根源，然后能够解决这些根源。

可以说，愤怒累积和深化的过程，就是我自己的“独立人”思想意识形成的过程。不论

是摧残孩子的人贩子、“大头婴”奶粉和三聚氰胺奶粉等有毒食品，面子工程和劣质工程，环境污染和毁灭性破坏、还是渗透在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送礼收礼拉关系，都反映出来令人愤怒的邪恶。而且，这已经不是某个人、某个部门的邪恶，而是整个社会的邪恶。在一个社会中，邪恶力量自己不能孤立存在，它的维持需要众多帮凶和广大的民众基础。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帮凶，而是民众基础。北Korea之路是所有人共同铺就的，大量懦弱、麻木、短视的民众支持着庞大的邪恶力量。现在，每个人可以有两个选择： 1、麻木、冷漠甚至为虎作伥，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积极参与到这样的社会运转中，成为加剧社会不公的一分子；2、愤怒，不与这样的邪恶社会同流合污，但是需要牺牲一些个人眼前的利益，尤其是“失去朋友”。我跟一些朋友聊起天来，总是在谈这些社会的负面新闻。而我的态度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属于“不健康”的情绪，我的情绪“太负面”了。我的朋友则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希望我应该“改变自己”，不要去考虑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他们看来，似乎每个人都不去考虑社会的，那么问题就会自动消失。那么，我认为他们是严重的心理病态，因为他们麻木、冷漠，对太多的邪恶表现得熟视无睹，然后他们想“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而他们觉得我是心理有问题，因为我有太多的“负面情绪”，缺乏“阳光心态”，总是操心跟自己无无关的事情。既然每个人对问题的看法具有根本性的不同，那么自然也就做不成朋友了。

“独立人”是通过“失去朋友”实现的。当大家的根本性分歧无法解决的时候，戴尔卡耐基的那一套就完全失去了意义。而戴尔卡耐基以“赢得朋友”为噱头，只是讲述技巧层面的内容，但是在真实生活中在作用并不大。比如说，在邪恶的社会中，人们不仅麻木冷漠，而且积极参与邪恶。这时候，缺乏愤怒情感的人往往因为缺乏自己的强烈立场，就会考虑着“赢得朋友”，然后屈服于周围环境的压力，成为麻木冷漠的人群的一分子。如果一个人对这样的社会感到愤怒，不论戴尔卡耐基所说的多么好，都无法与麻木冷漠的人成为朋友。这些人因为愤怒的情感，形成强有力的个人立场，自然就与其他人分别开来。在股市升到5000点之上，全民炒股的时候，老A坚持说股票要跌到2000点以下。在他看来，股市就是“圈钱”的场所，等人们都进去之后，就开始下跌，把大家都套进去。这时候，他周围的同事都觉得他疯了，觉得他说的话不可思议。他跟他们争论也没有结果，每次大家都不欢而散。当大家都在大谈股票的时候，他成为“圈外人”。后来，股票真的跌到2000点之下，那些炒股的同事们损失惨重，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但是，他已经跟同事们已经开始“格格不入”，无法成为“朋友”。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同事们没脑子，对于这

么简单的道理都看不透，所以不愿意跟同事们有太多的交往。而同事们并不因为他正确了，就要过来清教他关于股市的看法。大家反而因为他的存在，感觉到了自己的愚蠢，所以也不愿意跟他有太多的交往。在这样的情况下，各自从心底里就不愿意跟对方成为“朋友”，他就是再有卡耐基鼓吹的技巧，也不可能“赢得朋友”。

“独立人”的成长是个痛苦的过程。不论我和朋友之间对于社会认识的根本差异，还是老A和同事们对于股市认识的根本分歧，都是成为“独立人”过程的一个小小部分。虽然从结果上最终证明，老A对问题的独立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想像一下老A的处境，每天面对着一群观点根本分歧的同事，大家仅仅是因为工作而打交道，那么也就毫无“融洽”的关系可言。而且，每天在令人不愉快的环境中，对于个人的心态也是一种折磨。老A面对的工作环境，只是“独立人”经历的最小的事情,这件小事反映出“独立人”需要付出的代价。每个人要想成为“独立人”，必须要付出各种类似的代价。而“独立人”实际上就是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过程，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自/由，所有的自由都要付出“失去朋友”的代价。而在生活中，“失去朋友”往往意味着孤独，或者说长期处于孤独之中。而这种孤独在短期内，人们可能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如果时间长了，精神上的孤独经常会比肉体的痛苦更艰难。人们对于失去生命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们对于孤独更加恐惧。根据一项调查，军人们最恐惧的事情，并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让队友失望”。这种“让队友失望”所形成的恐惧，超过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以人们在打仗中舍生冒死。在社会中也一样，无数人出于对孤独的恐惧，因此屈从于社会的舆论压力和文化氛围压力，做着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有很多人其实看到了大家都在走向毁灭，但是害怕自己被孤立，所以宁愿跟大家一起走向毁灭，也不敢做出“离经叛道”的行为，这就是对于孤独的恐惧给人们带来的压力。说到这里，人们归根结底是在自己的内心里进行着斗争。大多数人屈服于社会文化，是因为无法克服内心中对于孤独的恐惧，所以人们选择了“随波逐流”。而只有少数的人敢于面对孤独，承受因为“特立独行”所带来的各方面的痛苦，这些人才可能成为“独立人”。

“愤怒”是支持一个人成为“独立人”的一种重要情感。当一个人满腔热情做事的时候，做成事情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因为，这样的热情能够是人更加积极主动、认真细致，而且能够感染他人，同心协力把事情做好。满腔热情不是来自于对金钱的追求，而往往来自于深刻的痛苦。就像在北美，很多人因为亲人得癌症而失去生命，所以把大量的资金捐献

给对于癌症的研究，并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忽悠人们保持健康的身体，减少得癌症的机会，而且自发去安慰那些得癌症的病人和家属。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愤怒经常是激发人们极大热情的关键动力。对我来说，我获得人们认可的欲望极为强烈（也就是对于孤独的恐惧非常强），而为了“赢得朋友”和“成功”，我也更愿意做出牺牲。但是，从我初中开始的人生经历中，“愤怒”推动我做出了极端的抗争举动。从此，我开始一次次进行“独立”选择，成为我在关键时刻进行个人人生选择的关键。而从高中开始，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成为决定我的生命之路的主导力量。而比社会不公更让我愤怒的，是麻木冷漠势利短视的民众，经常可以为了眼前的一点点蝇头小利，出卖帮助他们的人们。随着我个人经历的增加，对社会各种认识的深入，就对中国民众的特点认识得更加清晰。到后来，我宁愿孤独地面对人生，也不愿意与支持邪恶社会的民众为伍。在我心理的天平上，“愤怒”的砝码远远要高于对恐惧孤独的砝码，因此“愤怒”让我克服了对于孤独的恐惧。我宁愿选择与这个社会为敌，也不与这个社会为伍。可以说，我的人生的过程，就是在一系列经历之后，更加深刻地体会愤怒，然后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大的过程。最终，愤怒引导我个人向着孤独、更加孤独的方向前进。

“痛苦产生坚忍，坚忍产生性格，性格产生希望，希望不会让我们失落。” 愤怒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情绪”，结果是心理上的创伤。可以说，每一次因为愤怒而产生的痛苦，都在我心中留下一道印记。回顾我个人过去的成长历史，很多就是被这些愤怒的印记所记忆。可以说，我个人的历史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关键事件相联系，被这些愤怒的印记所标注。那么，就像一个学武术的人，首先学的不是打人，而是要学习挨打，提高自己的“抗击打”能力。同样，对于我个人来说，而每一道愤怒形成的印记，都是提高我的承受能力的过程。而随着承受能力的提升，也就更加能够忍耐。忍耐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于忍耐，在痛苦中的坚持能力更强。同时，愤怒和痛苦促使我学习和思考，而忍耐中的坚持则促使我坚持学习和思考，提高面对痛苦和困难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过去几年，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变得很平和，很少生气。平常人们生气，往往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我来说，学习和思考的意义在于，帮助我超脱个人的利益得失，将自己放置在空间更广阔、时间更长久的维度中进行思考。所以，当自己因为社会更广层面的不公而愤怒，当持续学习和思考的目的是能够解决社会不公，那么个人的鸡毛蒜皮就显得无所谓了。另外，我是无车无房无钱的人，而且保持着锻炼的习惯，这些都更让我“轻装上阵”，很少有个人的重大的事情来影响我的心态。当然，社会不公是令我愤

怒的主要原因，当我遇到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现在的愤怒并不比20年前来得少。

愤怒是让我感受自我存在，推动我持续前行的动力。当愤怒的时间长了，加上学习和思考的多了，就意味着个人心理和能力上的成熟。每一次的愤怒，都促使我进行深入的思考，激发我探寻解决方法。那么，承受力、学习思考和性格变化，让我的思维从具体的事件思考，像整个社会性系统、整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另外，一个人的感情是有限的，总是关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一个人月收入2000元的人，可能为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收到了50元假钞而愤怒，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自己3天的菜钱。但是，如果这时候他发现自己股票账户中亏了30000元，合15个月的工资，那么他考虑的就不是50元的假钞，而是30000元的亏损。同理，愤怒引导我从最初事事关心，逐渐聚焦到关心最重要的事情上，关心这些事情的问题根源上。那么，在最初，我也曾怀疑过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正确，因为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自己错了。但是，愤怒本身让我从明确，我的思考可能是正确的。而随着个人的知识和思考的成长，我越来越确信自己的愤怒是有道理的，是应该认真思考和“跟着感觉走”的。因为，每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不公都令我愤怒，而我每一次的愤怒都意味着，社会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了一步。那么，当令人愤怒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社会加速走向变化。每一次令人愤怒的事情发展，往往都是“随波逐流”的人们受到了侵害。而令人愤怒的事情集中爆发的时候，也就是“随波逐流”的人们变得越来越绝望的时候。但是，对于我来说，大多数人绝望的状态才是希望的所在。

出来混，欠下的迟早要还。人们在一个邪恶的社会中，都痛恨邪恶，但是不知道邪恶什么时候结束。这时候，愤怒的人们会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努力去结束邪恶。北美殖民地因为英国的盘剥而愤怒，于是各殖民地共同协商之后宣布独立，从英国脱离出来，建立了自己理想的社会。美国就是人们在愤怒之后，努力结束邪恶，然后建立起来的国度。而在中国，麻木冷漠的人们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都在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邪恶之中去。于是，食品是有毒的，生产的人自己不吃；工业品是假冒伪劣的，生产的人自己不用；股市楼市是忽悠的，供应的人自己不存；教育医院是牟利的，服务的人自己不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发现，自己生活在相互制造的地狱中。那么，如果这样的社会不崩掉，那是天理不容。而且，既然人们都积极参与到邪恶中，增大邪恶的力量，那么最后也会被邪恶所吞噬。所以，麻木冷漠的人们不愤怒，就要因此感受到绝望。中国在“全面炒股”之后，无数人损失惨重，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绝望。比如说，在2008

年，上证指数从6000多点跌到1600多点的过程中，无数人非常愤怒、焦虑，希望政策救市，让自己的股票能够解套。后来，在财政金融刺激政策的支持下，资金涌入股市，将股市推到3500多点，反弹一倍多。这让很多人赚了不少，也让很多人看到希望。但是，人们没想到，股市在不经意之间再度急转直下，又跌回到2300点，这时候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绝望的氛围开始笼罩整个市场，呼吁“救市”的挣扎的呼声也基本上销声匿迹。

当人们开始绝望的时候，希望才悄悄地开始出现。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代表性领域和重要支柱，中国股市从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支持国有企业“圈钱”、危害中小散户利益的邪恶市场。可以说，大多数人都知道中国股市的性质，但是人们出于发财的心理，故意漠视股市的性质。那么，当人们把自己的积蓄大量投入股市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支持了邪恶，壮大了邪恶的力量。那么，如何削弱邪恶的力量？就是当股市下跌，人们都深度被套牢，开始变得绝望的时候。不仅如此，人的本性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中国人的特点是“见到棺材也不落泪”。绝望还只是中间的过程，因为中国人只要手里有钱，还会重新获得希望，然后再进入市场去“赌”。只有让股市把人们所有的积蓄全部搜刮干净，让人们连饭都没得吃，完全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绝境，人们才能够深刻地记住教训，不再进入股市。只有股民们不进入股市，股市才有可能最后垮塌。所以说，绝望只是一个中间步骤，人们支持邪恶，然后邪恶将人们推入心理上的绝境。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希望才会悄悄进入社会。因为，少数人或者因为愤怒，或者因为对环境敏感，看到人们绝望的状态后，感觉到自己没有进入股市是正确的，然后逐渐坚定地远离股市，通过“不认可、不合作、不参与”的态度，让邪恶的市场因为没有后续的“新鲜血液”而开始垮塌。当然，希望在这个时候只是开始悄悄地“潜伏”到社会中。等绝大多数人都亏得倾家荡产，再也不敢拿钱到股市里“玩”，希望才开始真正像曙光一样，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显露出来。楼市也是一个道理，积极参与买楼的“房奴”和炒家们，强有力地支持了这个市场。当然，楼市跟股市的不同之处在于，楼市一旦开始垮塌，将是“疾风骤雨”式的房价无量空跌，当人们精神绝望的时候，往往就是“纸上富贵”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很多人还得倒欠银行的贷款。而只有让这些人精神上完全绝望、物质上陷入绝境，也就是说麻木冷漠短视的人们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向着正确的方向回归。

一个邪恶的社会不可能持续，在吞噬完支持自己的民众之后，然后走向自我毁灭。这就像癌症一样，癌细胞通过吸收身体的营养而实现增长，并且把更多的好细胞异化成为癌细

胞，并且群聚起来，形成肿瘤。这时候，如果人的抵抗力比较差，癌细胞聚集成为肿瘤的可能性就大。成为肿瘤后，就会开始大量吞噬好的细胞，并且吸取人身上的营养。等人身上的营养被搜刮干净之后，人的生命结束，然后大量癌细胞自己也被消灭。在过去几十年，癌细胞先是通过工人起家，然后通过农民成为肿瘤，开始吞噬整个自然和社会环境机体。虽然主要在1980年代，通过切除部分“肿瘤”，社会获得有限的恢复。但是，因为“病灶”没有除去，主要的“肿瘤”都存在，所以很快重新发病。然后，大规模企业工人下岗之后，实际上工人这个群体已经消失；然后大规模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农民这个群体也成为“3860”为主的人群，农民实际上也瓦解。那么，癌症的“宿主”基本上被吞噬之后，就开始吞噬环境和社会最后的一点营养。于是，股市、楼市、垄断国企、教育、医疗等新的异化“肿瘤”出现，形成全身性癌扩散，吞噬最后剩余的社会财富；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源和环境的毁灭性掠夺，吞噬最后剩余的自然财富。可以说，现在肿瘤已经吞噬到了极致，随着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竭泽、焚田”，规律最终要开始显示强大的威力，开始清除肿瘤和提供给肿瘤营养的组织。而规律开始发挥威力的时候，一直能够坚持与肿瘤对抗，通过持续让自己变得更强，不让肿瘤侵蚀和吞噬自己的人们，将成为幸存者。幸存者的意义不仅仅是通过让自己变得更强而幸存下来，而且通过言传身教，让自己的子女从开始就学到以强有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成长，展开自己的人生，在未来的竞争中得到持续的生存和发展。

在这样的社会中，愤怒的人通过认识规律而产生希望。越是持久的、出于道义上的愤怒，越能够支持人们“洁身自好”，越能够看到希望的曙光，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面对一个人们为了赚钱，可以犯下各种罪恶的社会，只有胸中持续燃烧愤怒之火的人，才能够不与这个社会同流合污。不同流合污，也就意味着赚不到钱，然后生活清贫。但是，生活清贫并不全是坏事。在现在的社会中，麻木冷漠的人们为了能够赚钱，扔掉自己的良知、技术和综合能力；同时，愤怒能够支持个人在比较清贫的生活状态下，持续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技艺持续提升，并且日趋精湛。在有毒食品比比皆是的情况下，麻木冷漠的人们仍然选择胡吃海塞。而愤怒的人尽量注意选择饮食的品种，更不在外面瞎吃，将有毒食品对自己的毒害降到较低的程度。麻木冷漠的人们参与炒股、炒房的时候，愤怒的人不炒股和高价买房（防止自己孩子的进口奶粉钱轻易被人“圈走”），然后省下来的钱给自己的孩子买进口奶粉。炒股炒房看上去很热闹，但是阻碍个人的知识和能力的成长；而不炒股、不关心房子，就能够省下大量的时间，持续进行自我学习和教育，在自己的工作上持续精进。不参与到天天的饭局中，既能够节省出大量的时间学习，又能够有时间进行身体锻炼，降低

个人未来的医疗成本。孩子最重要的教育是来自于父母的教育，只有愚蠢的父母才把孩子的教育寄希望于中国的学校。而让孩子获得优良教育的前提，是父母首先自我教育好。那么，因为愤怒而“洁身自好”的人，通过持续的自我教育，提高自己的个人素质和知识水平，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教育了自己的子女。当邪恶社会开始垮掉的时候，参与到邪恶中的人们会发现，自己在参与邪恶之后，失去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金钱，失去了子女教育，可以说变得一无所有。而当邪恶垮掉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失去生存依托，被社会淘汰的时候。反过来说，虽然愤怒的人在选择“洁身自好”之后，不能够赚到很多钱，但是持续地积累着知识和技能、保持身体健康、培养健康积极的子女，并且个人因为这些内在的个人优势积累，保持或者提升自己创造收入能力，形成具有独特能力的“独立人”。等邪恶开始垮掉的时候，整个社会会出现混乱和困难局面。但是，对于“独立人”来说，因为自己在邪恶中经历过的困难，所以对以后的困难并不陌生，也更有信心去应对；自己在平时的巨大压力下，持续充实自己的头脑，强健自己的体魄，因此可以轻松应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持续教育子女，让子女能够从“更高的起点”起步，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这一切，往往都是在愤怒的情感支持下，选择的个人道路和个人能力的成长。而这样的道路和个人能力的持续成长，就是个人的希望所在；子女因自己成长而受到的教育，就是个人的希望所在。

2、追求真理

关键词：愤怒与冷漠–恐惧感–恐惧的背后是真实（Truth） -- Truth是个过程–人们恐惧Truth过程的发展–人们更恐惧Truth反映出来的丑陋内心–因为害怕Truth，人们疯狂追求金钱–Truth与死亡，儿童的思考–Truth与死亡，成年人的思考–自我警省

对我来说，如果说海浪是社会方向，浪花是社会事件，那么真理（Truth）就像潜伏于其下的“洋流”。虽然真理不容易为人所洞察，但是决定社会潮流与事件的发展方向。而追求真理就像是透过大海表面的海浪和浪花，追寻造就浪花的底层“洋流”。真理的“洋流”虽然很平静，不如海浪的变化起伏；虽然很隐秘，不如浪花的灿烂多姿；虽然很可怕，不如浪花的欢快，但真理是它们的源泉。考虑清楚了源泉，社会的趋势也就迎刃而解。随着我的年龄增长知识积累，我开始有能力透过社会方向和社会事件，看到驱动社会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