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国军中杂牌的杂牌

漫谈国军中杂牌的杂牌

一般对历史稍有了解的都知道，国军分为中央军和杂牌军，一般来说中央军装备和补给都相对较好，杂牌军就只能靠关系，能弄一点东西就弄一点东西罢了，而且经常面临着中央的各种克扣而敢怒不敢言，尤其难弄的是他还得时刻提防着中央军的突然袭击、包围缴械，可以说苦死了。但大家并不知道在那些大点的杂牌军中仍然有一部分杂牌军中的杂牌，这些人的情况如何呢？他们是怎样过日子的？

首先说说最大的杂牌军集团西北军，西北军的嫡系是那些从16混成旅出身的军官及其部队（以十三太保、五虎将为主），其他的或依附西北军或长时间受西北军指挥的如国民二军系统（胡景翼、岳维峻部）、国民三军系统（孙岳，徐永昌、庞炳勋、杨虎城部），国民四军系统（方振武部）、镇嵩军系统（刘镇华部）、西北马家军系统（马福祥、马麒部）以及匪军孙殿英部等，这些部队在西北军都是后娘养的，普遍受到歧视，根本得不到什么武器补给和军饷。如马鸿逵曾跟着冯玉祥转战豫鲁陕几省，时间长达二三年，但基本上没有由西北军的总部领到过什么军饷，每月只能在地方上搞点钱，在维持官兵吃饭之余给每个官兵发1元到1.5元的维持费。国民二军因为土匪气息很重更是朝不保夕，许多军队被包围缴械，一些将领被处决。对杂牌军的苛刻也是西北军很快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西北军也很穷，自己也是常年发不下军饷）。这些杂牌部队与西北军大都不一心，如在北伐期间国民二军就组成南路军，一出陕西，就马上和老蒋挂上钩，脱离冯玉祥的指挥；国民三军在孙岳死后，徐永昌率主力投降阎锡山，杨虎城率部投靠蒋介石，只有庞炳勋因为在韩复榘反冯时候立下大功，得到了准嫡系的待遇，再也不担心被缴械了；国民四军一直独立性很强，并不靠冯玉祥，虽然一直和西北军合作，但仍对西北军充满戒心；刘镇华也是一到河南就想办法脱离西北军系统；马家军是因为老窝在西北军的腹地，没办法只好借助民族矛盾，以减轻压力，但是纵横西北近50年的甘马集团（马安良后人）被连根拔起。这些杂牌部队和西北军的摩擦甚至战争也是不断，有些还非常残酷，如西北军在消灭国民二、三军余部的时候甚至发生了宋哲元集体把党玉琨部俘虏5000人砍头的大惨案。另外被枪决，被活埋的高级将领有数十个，可以说这些杂牌中的杂牌在西北军中生存是极其艰难的。

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解体，继承西北军主力的宋哲元部也不改这个积习，当时29军组成时候是十几支西北军的残部约1万多人凑成，力量最大的张自忠有5000多人，第二大的赵登禹有2000多人，其他的每股大多只有几百人，但张自忠资历很浅，于是就捧出已经是光杆的宋哲元出面，宋哲元又带来冯治安，正好赵登禹曾是冯治安的部下，于是决定这个团体老大是宋哲元，老二是张自忠，老三是冯治安，老四是赵登禹。这些是29军的嫡系，至于以后来投的刘汝明，虽然资历很深（十三太保之一，除了宋哲元就是他了），但也被视为杂牌，最后大家都升官发财，没办法了才给刘汝明（143师）一个察哈尔的地盘，但察哈尔一共才十几个县，财政收入只有二三百万，但要养活正规军4个旅，保安部队1个旅，把刘汝明差点儿穷死。刘汝明没办法就和鬼子勾勾搭搭，让日本人通过他的防地给伪蒙古军运送武器，从中以过境费的名义扣了2000支全新韩麟春式步枪和8门野战炮，还派兵参加王英的伪大汉义军去打傅作义，以此赚一部分钱，并趁百灵庙战败拐走了千余枪支。杂牌中的杂牌刘汝明是过得很惨，但他收编的杂牌军，也就是原来的抗日义勇军日子更惨，刘汝明曾先后收编了3个原义勇军组成的旅，但其中

两个都在1年之内以军纪太差的名义，被其包围缴械，高级军官大部分被枪毙，最后一个旅，因为旅长是原西北军石友三的老部下，被石友三力保，并带出察哈尔才被保全。

第二个是阎锡山的晋绥军集团，阎锡山是个老狐狸，又有山西这个当时的模范省作后盾，手段就又不同了。阎锡山的嫡系是他一手培养的以他老家五台县及其附近人掌握的军队，如王靖国、赵承绶的部队，但阎锡山部也有杂牌，如其第一大将商震原是北洋军阀陆建章的一个团长，陆建章在陕西失败后，商震渡河投靠阎锡山，虽然阎锡山很信任商震，但商震的武装一直是自成系统的。其第二大将徐永昌是国民三军的部将，也是带部队过来投靠的。阎锡山对他们虽然在补给和装备上基本都过得去（阎锡山还是比较有钱和有武器的），但一直对其很警惕，不愿意他们自找出路，并在他们当到省主席位置后，一直把持人事大权，限制他们的发展。以至于在奉石战争中商震（当时山西省主席）下决心以截击石友三为名把部队拉走，但阎锡山适时回来（中原大战后避居大连），把商震的两个师截回了一个师。不过阎锡山确实是个老狐狸，他后来看到商震在河北站住了脚，为了不结仇，以后好见面，就主动送给了商震一个炮兵营，所以双方一直维持面子上的和谐。而商震走后他就更不放心继任的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一直排挤他，后来徐永昌接受老蒋的拉拢去南京任军令部长，但部队一个都没带走。阎锡山对依附其的杂牌最重要的办法是----不让你吃饱，但也不让你饿死，找机会再解决你。如孙殿英中原大战失败后依附阎锡山，阎锡山任由他在山西贩毒、造假钞票，出老千赢钱来维持军队，还不时稍稍接济他，让他没法不说阎锡山好，到阎锡山想赶他走的时候，也是让他不好意思再赖在山西，而主动提出离开，并且在孙殿英长城抗战实力大增后想占领大西北的时候，极其鼓励，并送了不少钱和军火，把这个丧门神送走。但当孙殿英在宁夏被西北四马打败后，发现阎锡山的部队就堵在身后，孙殿英6万大军大多数被阎锡山缴械，孙殿英这才发现，小猴子被老猴子给骗了。

第三个是张学良的东北军集团，一般人认为东北军30多万是个整体，其实这是个误会，东北军分好几个圈圈，在张作霖在世的时候，张学良部，张作相部，汤玉麟部都算是嫡系，吴俊升部是亲密盟友，张宗昌部、张海鹏部算是依附的杂牌。但张学良上台后，张作相部、万福麟部（吴俊升的小舅子，掌握吴俊升的部队），于学忠部（毅军余部，从直系投靠过来）就只能算盟友了，汤玉麟、张海鹏部都成了既不能命又不能令的杂牌了。当时张学良能完全指挥的军队也就十几万人。张学良对那些个杂牌就基本不太管也管不了。

这些杂牌部队如汤玉麟，是张作霖干保险队的老哥们，为人野蛮凶狠，连张作霖都没放在眼里，张学良更是无法管理他，因此在武器补充和军需供给方面都不管他，不过汤玉麟有热河这个地盘，就自己建兵工厂生产热河造枪炮，命令百姓种大烟以增加收入，因此汤玉麟的嫡系两万多人小日子过得还很滋润，但他手下的杂牌就不一样了，在热河的东北军骑兵十七旅，该军队是清末军队毅军的延续，在军阀混战中一直割据热河的一部分地区，自东北军第三次入关的时候投靠东北军，一直是汤玉麟的部下，但六七年时间汤玉麟只给该部补充过500粒子弹，其他什么都没有。而张海鹏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和张作霖对着干，还满脑袋忠君思想（非常崇拜溥仪，曾参加张勋复辟），张学良对这样的杂牌更是基本不补充一枪一弹的。

东北军除了这些杂牌以外，在广大的吉林、黑龙江还有被编为省防旅的杂牌，这些部队的历史大多能推到民国初，甚至清末，他们各有渊源，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听调不听宣，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他们毫无办法。如黑龙江的梁殿甲部。吉林的吉升部（满洲皇族），虽然他们的

部队编制小，武器差，人数少，与东北军的嫡系差别很大，而且朝秦暮楚，有奶就是娘，但他们却占据着东北地区的一多半地区，而且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东北军一时也无力消灭他们，只能在他们承认受张氏父子领导的前提下，姑且优容。这些异己力量的存在也是九一八事变开始后东北迅速沦亡的原因之一。不过，东北军也曾利用机会对其进行打击，如汤玉麟在热河就利用地方部队的矛盾，让热河的一个地方骑兵旅吃掉了热河第一保安旅（也是地方部队），达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张学良也在奉苏战争中利用黑河驻军梁殿甲部抗击苏军，梁殿甲战败，全旅被俘。救援部队中的暂编第一骑兵旅旅长包振荣（荣三点，大土匪收编的）也因为救援不力，临阵脱逃和抢掠民财，被枪毙。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第四个是川军集团，川军其实不是一个整体，但二刘大战之后，刘湘基本取得了四川的霸主地位，占据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其他军阀也只好名义上归附于他，因为刘湘占据着交通要道，这些杂牌部队进口的枪械以及军工原料，全部都需经过刘湘防地，刘湘对他们的物品经常没收，逼得这些部队只能自己办小兵工厂，制造些粗制滥造的枪炮，这些武器，有许多打两枪就打不响了，子弹打出去到处乱飞，没有准头。一支枪打个一二百发子弹，枪筒就报废了。这还不算最差，因为这些杂牌的杂牌下面还有一些部队是他们部队中的杂牌，这些“三杂”部队的装备更是惨不忍睹，下面我们就以出川抗战时的第22集团军邓锡侯孙震部做个例子来说说这种情况：

这个22集团军是川军中的杂牌，他是邓锡侯的第45军和孙震的41军组成，该部武器非常差，首先表现在炮上面，除了迫击炮（迫击炮也是四川土造的，基本每团4门迫击炮），全集团军没有1门山炮、野炮，更没有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连发武器方面，机枪也配备不多，重机枪相对较多一点，多的每师四五十挺，少的二十多挺，轻机枪就看各部队自己的实力了，多的每师几十挺（如孙震的嫡系部队372旅旅长曾更生在四川曾经自筹资金买了四五十挺轻机枪，给该旅每连配备了2挺），少的只有几挺。更为有问题的是这支部队每个旅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山头，都有自的历史渊源，别说师长就是军长也无权调配各旅的武器，所以一些战斗力强的部队武器竟相对更差。如其中战斗力最强的364旅，因为是西北军逃到四川，属半路出家的川军，系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杂牌中的杂牌的杂牌，一个旅只有8挺重机枪和2挺轻机枪（其中1挺还打不响），最后在出川前，727团团长张宣武自掏腰包在市场上买了2挺轻机枪（私人武器），聊解无米之炊。步枪也很差，80%步枪为四川土造，其中还有一部分手工制品，这种枪有些时候打两枪就拉不开枪栓，只有20%左右为汉阳造，但大多没有刺刀，364旅因为是西北军出身，每人还配备了大刀1把，其他的部队刚开始白刃战竟有用枪托对付日军刺刀之举，后来接受教训普遍在铁匠铺打了大刀背上。手榴弹每人只有三四颗，必要的弹药大多只有1个基数，甚至少数部队还不足1个基数，其他诸如地雷什么的根本一点都没有。

至于后勤方面，该部队情况就更差了，该部军师两级没有辎重部队，也不设兵站，集团军、军没有野战医院，师、旅、团虽然有卫生队，但缺乏医药器械，担架都是木棒和绳索绑起来的，通讯设施也不健全，旅以上才有无线电，团只有几部旧电话，士兵被服也是极差，22集团军出川时候已到10月，北方有些地方已经冰天雪地，川军士兵每人却仅有粗布单衣2套（短裤），绑腿1双（四川较为暖和，军阀们为了省钱，军服弄成短裤，冷的时候打上裹腿，别人也看不出是短裤），单被1条，小草席1张，草鞋2双，斗笠1顶，少数人有棉背心一件已经是很罕见的事情了。

就是这样的装备和后勤支援，四川大多军阀还是负担不起，当时包括刘湘在内的四川军阀（刘湘情况稍好），大多数不给军队发军饷，平时只管吃饭，打仗时任凭士兵抢掠。而为了养活这些杂牌军，各个军阀各显其能，刘湘的情况好些，田赋在1934年的时候预收到六七十年代，邓锡侯他们是预收到七八十年代，至于刘存厚部和刘文辉部因为地方贫瘠，有些极端的县竟收到民国100年（即2012年）以后。除了田赋预征，各地普遍搞起贩运鸦片的罪恶勾当，强迫农民种鸦片，种了要交禁烟罚款，不种就收几倍的钱粮，号称“懒捐”，把好好的一个天府之国糟蹋成每年都有大批人饿死的凄惨之地。唉，这些军队真是御敌无术，坑民有方啊。

其他各个大小军系中都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嫡系和杂牌之分，在全国或各个军系中嫡系和杂牌所存在的差异和矛盾，正如蒋介石在川康整军会议中所说（大概意思）“双方军队对比，一个席丰履厚，一个面有菜色，一个每个士兵有七块二的零花钱，一个不发军饷，诸位（川康各军将领）扪心自问，对得起自己的袍泽吗？对得起自己的部下吗？”但话又反过来了，当这些军阀都服从老蒋的整编，把自己部队缩编后编入国家军队，这时候还有的军队装备精良，席丰履厚，损失了马上补充，有的军队装备极差，军人面有菜色，战斗损失无人补充，甚至中央还经常借机将部队缩编，甚至取消番号。偶尔得到一些补充，但要想领到东西还得贿赂仓库主任。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指望这些杂牌，或者杂牌中的杂牌认真打仗吗？

这种中央军和杂牌军，杂牌军和依附其的小杂牌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了整个民国军事史，极大地影响了国军的战斗能力，也是国军对日寇，对中共屡战屡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