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属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词，但是如果我问，这个词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是因为什么提出来的？大概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战略机遇期，最早是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由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词叫“抓住战略机遇期”。依据我个人的理解，要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讲起。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以及全世界都带来了很大的打击。除了中国大陆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外，我们还有一个香港。香港1997年7月1号回归中国，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春天开始，所以香港经济同时也受到很大冲击，楼市也跌，股市也跌。有人要把这盆脏水泼到我们头上，说是中国的管理不利，香港刚刚回归中国经济就跨掉了。因此当时我们除了要解决自身受危机冲击的影响之外，还要帮助香港。
我们当时帮助香港采取的政策，就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了规避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风险，各国一般的做法都是让本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以减少危机对自己的影响。但是香港不能这么做，因为香港的港币是和美元挂钩的。香港之所以它的经济能够繁荣起来，它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港币和美元挂钩。所以一直到现在，一个美元换7.8个左右港币，上下波动不会超过两毛钱。香港必须要维持它的和美元挂钩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就是保持了人民币和美元汇价之间很小的波动，实际上是把人民币和港币挂上钩了。以中国大陆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和香港经济绑在一起，就能使得香港经济稍微稳定一点，减少一点损失。
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的情况下，中国挺身而出，我们所采取的这样一种政策，在当时世界上赢得一片叫好之声。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比较困难，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着通货膨胀，唯独亚洲经济危机之后那几年是通货紧缩，而且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到了21世纪初，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后，世界经济开始有了向上发展的趋势，而我们当时的困难还比较多。所以，在“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当时的所谓抓住战略机遇期，就是指外部环境有比较多的积极因素，世界经济出现了向上走的一个趋势，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促进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2002年，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的概念。
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大家可以

看到，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重要的文件还在提战略机遇期。我的这段话是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摘出来的，它讲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虽然我们现在还在提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但是毕竟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对它的内涵的理解应该要有新的东西。我们在理解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时，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有利的方面，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和积极因素；另一个就是要讲我们还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
首先看有利的条件和积极的因素。首先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崭新局面，这是我们现在最有利的一个条件。习近平总书记讲，“十八大”阐明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些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十八大”确确实实振奋人心，它不仅选举了未来五到十年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更重要的是它提出许多新的重要战略措施。比如“十六大”提出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十八大”提出来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体提出来两个翻番，一个是GDP要翻番，另一个是居民人均收入要翻番。
翻番这个词大家也不陌生，但翻番这个概念最早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挨了美国两颗原子弹，几乎是一片废墟。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虽然我们很穷很落后，但是和当时的日本差距不是很大。但是一直到2011年之前，日本都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为什么能够从二次大战的一片废墟上，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美国的支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也使它发了些战争财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抓住了1964年在东京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提出一个收入倍增计划，要在上世纪60年代让它的国民收入增长一倍。倍增和翻番是一回事，只要在十年之内保持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7.2%，就能实现倍增，也就是实现翻番。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设想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三步走。第一步，到上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第二步，到2020年实现小康。邓小平当时讲的小康和现在我们讲的小康社会不大一样，小平同志讲的小康是人均GDP八百美元，达到1980年价格的八百美元就是小康。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期，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我们讲的第一步到上个世纪末GDP翻两番，实际上是借鉴了日本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人是十年倍增，我们是二十年翻两番。江泽民任总书记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

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实现邓小平提出来的翻两番。到了“十六大”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出任总书记，翻两番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了。当时提出来人均GDP翻番和翻两番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要求增长的更快一些。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有一个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要想实现人均GDP翻番，使年均增长速度要比7.2%多一点。到了“十八大”，新的十年提出了两个翻番，第一个翻番是GDP翻番，这个和邓小平同志讲的以及“十六大”提的人均GDP翻番是一样，是纯经济总量的翻番。但是“十八大”还提出来第二个，就是居民平均收入的翻番，它的含义不仅仅限于单纯的经济总量问题，要想研究人均收入翻番，必须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欧元解体才能根本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我讲一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潜藏着新的机遇。国际环境对我们有有利的地方，从政治方面讲，当前国际上维护和平、制约战争、反对霸权的力量在进一步壮大，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虽然世界有不安宁因素，局部的战争、局部的冲突接连不断，但是总体来讲当今世界和平还是主旋律。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百万大裁军，主要的判断就是新的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世界环境是以和平为主的，到现在依然还是这个样子。和平的环境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在经济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世界范围内要求实现互利多赢、促进共同发展的有利因素在增加。特别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世界对中国的期望越来越强烈。如今我们判断国际经济环境，主要看三大发达国家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日本，这三个发达国家经济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美国确确实实是在好起来了，而且它好起来的基础比较坚实，它在过去的六、七年里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提高它的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的条件就是牺牲了美国的就业。
在危机之前，美国大的集团也存在着经济效应低的部分，要想提高经济效益，就应该对这些低效应的部门进行整合和重组。在危机之前要想这么做很困难，因为要想整合低效益的部分，就必然会带来失业。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给美国资本整合这些低效益的部门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口实，遇到危机了，只好解雇工人。它是牺牲了就业的劳动者利益换取了整体经济的提高。美国现在经济向上走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会给我们带来机遇，我们要抓住。
欧洲的问题很困难，为什么呢？我个人的看法，虽然欧洲的问题是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财政性的危机，但是它的根子在

金融在欧元。我觉得欧元的存在有它的不合理性，美元和人民币百元大钞大家都喜欢，其实那不过就是一张纸。这张纸之所以人人喜欢，它必须具备两个性质，第一个性质是它的信誉性。以前人们进行交易用金、银等贵金属，贵金属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单位价值。但是人们背着金、银出去交易很费事，于是出现了钱庄、银号，开出一张银票给你，你不用背着金、银出门了，这是因为开出这张银票的钱庄或者银号的信誉性值得人们信赖。第二个性质是它的权威性。人民币百元大钞的背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美元百元大钞的背后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但是，欧元的背后却没有政府，所以它就缺了一个权威性。当经济状况好的时候，货币有信誉性就够了，但是出了问题时就需要权威性了，然后欧元恰恰没有权威性。
欧洲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需要有一个政府来支持这种货币，于是就提出来搞一个财政契约，也就是搞一个财政政府。使用欧元的各国要放弃自己的财政主权，按照财政契约各司其责。但是把政府功能中的财政功能独立出来，难度非常之大，到现在也没有能实行下去。当初主张设立财政契约、搞财政政府的，基本上是右翼政党，右翼政党对付主权债务危机的政策是要紧缩。他们认为，如果不紧缩，危机会越来越严重。紧缩的结果是减少社会福利，要消减政府开支，不仅造成了公务员的失业，最后还影响到一般民众的利益，于是激起欧洲老百姓上街游行闹事。一旦选举，把右翼政党给选下去，左翼政党上台。左翼的政策是要发展，认为如果不发展拿什么钱去还债。右翼和左翼，一方说要紧缩，另一方说不能过度紧缩而是要发展，到底谁对？我看都对，都有道理。这就是欧洲的矛盾，解决不了。
所以根子还是在欧元这儿，真正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欧元解体。可能让欧元解体带来的麻烦，比维持欧元的麻烦更大。政治家都是捏软柿子，他们宁愿选择小麻烦。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个货币解体的例子，比如前苏联原来统一使用的卢布，国家分裂成十几个独联体国家以后，他们都有了各自的货币。南斯拉夫过去也是使用一种货币，分成五、六个国家之后也都有了自己的货币。
实际上，欧洲学术界早在两三年前就在讨论欧元解体的问题了。他们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把那些差的国家排出去，比如葡萄牙、爱尔兰等，不让它使用欧元。还有一种方案，是再搞一个“欧欧元”，比如德国再搞一个更高层次的货币，把其他人甩下来。上个星期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一个论坛，会议组织者花重金把蒙代尔请来了，蒙代尔不是被称为欧

元之父嘛。他在会上发言，要把欧元和美元搞成一种货币，我们在下面听着感觉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欧洲的问题很难解决，欧元给它带来的麻烦，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好起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对欧洲寄予太大的希望，而是要防备它出现更严重的问题。糟糕的是欧洲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量比美国和日本都多。
安倍经济学的风险是必然带来通货膨胀
日本现在采取的是货币扩张性的政策，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应该是对的。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关键是它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大国经济中通货紧缩的只有日本一家。通货紧缩状态，对于一般老百姓的短期生活来讲肯定是好的，因为商品在降价，你可以买更多便宜的东西，可以享受更高更好的服务。但是从长期来说，通货紧缩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为什么呢？我们天天要上班干活，辛辛苦苦，首先的目的是人得活着。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还想未来生活的比现在更好一点；要想以后活的比现在活的更好一点，那就一定要比现在有更多的收入；要想以后有更多一点收入，就要以后比现在多一点产出；要想以后比现在多一点产出，那么一定要使未来的生产规模比现在更大，或者未来的生产效率比现在更高。这样你才能够有更多的产出，才能够有更多的收入，才能够活的比现在活的好一点。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你现在就要限制消费，拿出一部分钱去投资。作为一个人他必须具备两种功能，一种是消费功能，一种是投资功能，消费功能是为了你活着，投资功能是为了你以后比现在活的好。马克思的分析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只具备消费功能，他们出卖劳动力换来工资收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培育出下一代也会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
投资功能在资本家那，资本家剥削了剩余价值，除了自己挥霍之外还拿出来一部分去投资，扩大再生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劳动者仍然是具备消费功能不具备投资功能。剩下的钱存在银行里也不叫投资，叫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变成了真正的人，他不仅具备消费功能，而且还具备投资功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民营企业家，自己拿着钱办工厂去了。我们普通民众买个股票买个债券这都是投资，甚至把钱存在银行里也是一种投资。
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认为现在生产矿泉水挣钱，于是决定限制我现在的消费，拿出一部分收入去投资生产矿泉水。如果现在矿泉水是一块钱一瓶，两年后我的工厂投产仍然是一块钱一瓶

，我就会有投资意愿。如果两年之后矿泉水卖一块五角一瓶了，我的投资意愿就更强，因为有钱可赚。但是，如果两年后矿泉水变成降到只有五角钱一瓶，我的投资意愿就会受到大大的影响。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通货紧缩会使社会不愿意投资，也就没法发展了，人民也就没有办法让未来过的比现在好一点。
因此，日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通货紧缩问题，要扭转这种通货紧缩的状态，才能够使日本经济有所发展。日本以前的政治家太短命了，当了首相两三个月就下台，干不成什么事。现在的这个安倍以前有过当首相的经历，从一个经济学分析的角度看，他要解决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问题的做法是对的，比什么都不干要强。当然这么做也有它的风险，因为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当前日本想要的，问题是怎样能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
如果它付出了通货膨胀的代价，经济增长了，这是值得的。现在的危险是，日本如果付出了通货膨胀的代价，但经济没有增长，出现所谓的滞胀(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就麻烦了。目前来看，日本的一些数字显示，它的经济有比较多的有利因素。未来会不会出现滞胀我们还要观察。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国内会不会出现滞胀，另一个是会不会引起国际上的摩擦，国际社会会不会长期容忍日本这样去干。
外部环境三大经济体，一个是美国确确实实存在着机会，我们怎么样抓住这些机遇。欧洲从一段时间来看没有太大的指望，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矛盾，根本性的矛盾解决不了。日本有好的方面也存在着风险。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经济方面面临的一个环境。
萧条期真正促使人类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
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也有新的机遇。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势必带来产业革命，这是经济大国必须抓住的机遇。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是周期波动的。周期波动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繁荣，第二个阶段是衰退，第三个阶段是萧条，第四个阶段是复苏。繁荣就是形势一片大好，往哪投资都赚钱，想工作就有工作，而且工资还老涨。但是繁荣没准哪个环节就出了问题，拉动经济进入衰退。衰退到底就是萧条，于是大家开始苦苦挣扎，就有人跳楼有人上吊了。
萧条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人主动率先进行资产重组、设备更新和研究技术进步，带动整个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复苏到顶就是下一次繁荣。经济周期波动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这四个阶段中，对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进步更重要的阶段不是繁荣，而是萧条。

因为只有在萧条阶段，如果你不去变革就只有上吊跳楼，只有主动变革或者运气好人，主动进行资产重组、设备更新、技术进步，才能率先好起来。因此我们讲，最重要的阶段是萧条阶段，要能把萧条阶段带来的压力转化为进步。萧条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科技革命进而带来产业革命，把危机的坏事变成好事。我们是有后发优势的，更应该掌握好这样的机会促进我们的发展。
最后我讲讲“倒逼”。“倒逼”这个词是习近平同志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上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很重要。这段话讲到：“抓住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存在的机遇，重要而紧迫的是要跟上形势、转变观念，适应当前外部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规律”。
这个和以前的提法不一样。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那样的传统机遇，而是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样的新机遇。以前所谓抓机遇，是想办法多出口，想办法多吸引外资，再后来是想办法怎样利用两个市场，要把东西卖出去，把世界上的资源买回来，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外部环境中的国际贸易保护一直针对着中国，过去美国年年要审查给不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搞的我们好紧张。后来中国加入了WTO，这种配额制限制不住我们了，于是他们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要求人民币升值，从削弱你的国际竞争力入手来限制你。后来我们进行了汇率制度的改革，现在人民币升值已经不小。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他们在汉城开会又搞出一条，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外贸顺差不能超过GDP的4%。这个提法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很合理，国际贸易是一个零和游戏，你的顺差越多必然有逆差越多的国家存在，所以讲提出来每一个国家的顺差不能超过GDP4%是合理的。
但是2007年提出来的这个准则针对的就是中国，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顺差是GDP的10%-20%。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的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现在外贸顺差已经不足GDP的4%了，这一条也管不着我们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又是什么呢？他们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竞争中性这样一个概念。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一年一次有个战略会谈，记得是在前年会谈之后，发布了一个公告，中美之间经过战略谈判达成了十几项协议，其中有一项是中国承诺提高国有企业利润的上交比例。
中美谈判怎么扯到中国国有企业利润上交比例呢，因为国际社会认为，我们的国有企业得到了政

府太多的支持，竞争不中性了。所以要我们在这个战略会谈中做出这样的承诺。现在世界上对中国的发展设定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招招都是冲着我们来的，反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习近平同志讲的“倒逼”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不要指望还有以前那样的一个外部环境，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反过头来要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这才是最根本的。抓住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存在的新机遇，我们需要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研究如何搞好宏观调控。
我工作以来遇到过三次国际性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第一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10年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这三次危机当中中国的表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评论是不同的。前两个危机时，世界对中国是一片称赞之声，称赞人民币不贬值这个政策好，中国拯救了世界。美国金融危机中又称赞中国4万亿的投资。这两次危机中，我们的对策虽然当时有它的必要性，也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但是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最后导致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二十一世纪初，当世界经济出现向上走的趋势时，我们跟进的步履就很艰难，既要防通货紧缩又要搞保发很困难。美国金融危机我们的4万亿对策带来的后遗症，现在也越来越明显，一个是当时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还有现在越来越暴露的产能过剩。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际社会不夸中国了，甚至还在抱怨中国，说中国怎么没有采取行动，再搞个几万亿才好呢。我们当然没有也不会再去搞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明显的后遗症出现。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人家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好，经济全球化是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事情。我们对宏观调控怎么样做才是更好，一定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