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
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关系能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重大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共识，有重大战略意义。须着力从理性认识上弄清三个关系：前30年探索中成就和失误的关系、前期探索中的失误和后期改革开放成功的关系以及前后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不能将两者对立、分割开来
[摘要]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史主题、主线、主流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能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重大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共识，既有现实紧迫性，也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此，必须着力从理性认识上弄清三个关系：前30年探索中成就和失误的关系、前期探索中的失误和后期改革开放成功的关系以及前后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决不能将两者对立、分割开来，更不能用前者去否定后者、用后者去否定前者。
[关键词]新中国60年 前30年 后30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问题的提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此前的29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此后的31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们简称为两个“30年”。对于这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全面充分的论述和明确的结论。但由于前30年的探索走了一条曲折之路，既有成功的欢乐，也有走入歧途而造成的痛苦与迷惘，再加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明显突出，故而，人们对此的认识和评价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从近些年来民情民意的反映、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新闻媒体的议论看，人们对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研讨分歧较大。这些分歧有的是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有的是思想认识上的差异，还有的是政治立场上的对立，也有个别人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有意或无意中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偷换背景，任意编造，将两个30年对立、割裂开来。或用前者去否定后者，用后者去否定前者;或将前30年说成漆黑一团，是什么“一个又一个错误的集合”，甚至将整个时期污蔑为专制主义的历史;或把后30年歪曲成脱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所谓“渺渺茫茫的共产主义，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遮遮掩掩的封建主义”;等等。这些议论和看法，特别是个别人的做法和观点，虽仍是认知上的差距，却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西方敌对势力
实现“分化”、“西化”图谋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欲乱其国，先乱其史”，“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当我们隆重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具有科学理性、民族自尊自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对此作出旗帜鲜明的回答，促使人们确立正确的观念，形成基本的共识。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将一些感受和看法写成此文，求教于诸同志。
依笔者看来，正确地认识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正确认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两者探索的主题、主线、主流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在探索中取得良好开端后出现了失误，故而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和辩证过程，不能因为前期有失误，后期存在诸多深层的矛盾和问题，就将其对立和分割开来，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正确认识两者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只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在研讨三个关系问题上下气力。一是前30年探索中的成就和失误的关系，明确成就和失误相比，成就是主流，处于主要的、第一位的地位。二是前期探索中的失误和后期改革开放成功的关系，明确探索中的失误，既造成损失、危害，具有消极性，又逼着人们从错误中学习，达成改革开放的共识，具有积极性，已转化为成功实践的发展动力和精神财富。三是前后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明确前者的探索为后者的辉煌创设前提、打下根基、积累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后者是在继承、扬弃和完善前者基础上的历史性飞跃和重大创新，没有前者的奠基，后者固然难以创造辉煌;没有后者的改革开放，前者也难以维继。两者虽有重大差别，但却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二、正确认识前30年探索中的成就和失误的关系
谈及前30年的探索，邓小平曾作过多角度的评价。从新旧中国对比的角度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1](P167)认清这一点，就要把鸦片战争后100多年的旧中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作对比，
明确新中国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他指出：“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P116)从区分不同时期发展情况的角度他认为前30年主要可以分作四个段落：第一，建国后的头八年(有时也说前七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2](P253)“我们搞得不错”，[2](P269)“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1](P167)“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P302)但“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以致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3](P801-802)第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1](P302)其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2](P2)“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P294-295)“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2](P115)“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给我们帯来很大灾难。”[2](P253、234)六十年代前期国民经济的调整，“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境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2](P136-137)“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2](P234)第三，“文化大革命”十年“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2](P137)“这是一场大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1](P314)“是严重的、全局性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1](P302)但他同时客观地分析了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的主观动机：
“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
的要求出发的。”[1](P149)强调定性要适度，不能极端化、简单化。“‘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绝不能简单地把这个历史事件说成‘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1](P365)还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1](P305)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恢复中日外交关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都是那段时间办成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
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1](P304)可见，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第四，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是个重大胜利。本应成为历史的伟大转折，但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
正是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精心指导下，经过一年多反复讨论后，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3](P794、798)还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3](P815—817)
此后党的重要文献中都始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最基本的观点。如1989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
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4](P611)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5](P1896)2006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这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6](P519-520)
上述一系列论述告诉我们：前30年的历史虽出现过失误，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失误，但总体上看，失误和成就相比，成就是第一位的、主要的，是主流，失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是支流。在看待前30年的历史上，绝不能主次颠倒，本末倒置。颠倒了，倒置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还告诉我们：对前30年的失误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所谓对失误的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就是要客观全面地而不能孤立片面地去分析和对待失误，更不能因为有失误，就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把这一整段历史全面否定。这里至关紧要的除了前述将失误和成就放在一起权衡，分清其主流与支流之外，还有多方面的情形值
得重视。
第一，对失误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夸大或缩小，更不能把正确的也说成是失误。如前30年初期，思想文化领域进行过《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胡适思想等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发生过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还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这是错误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与当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相伴随，才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促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不加以具体分析，将批判运动中的错误连同其中合理的、正确的成分一概否定，就会犯片面性的毛病，难以解释为什么在短短几年内就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文化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仍然能占据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第二，对普遍的、全局的失误，还是个别的、局部的失误要加以区分。前30年的失误只有像“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错误，是普遍的、全局性的，其他都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是一经发现就得到了纠正的。不能把个别的、局部的失误夸大为普遍的、全局的失误，更不能得出前30年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第三，对普遍的、全局的失误和失误时期的具体工作要加以区分，不能因为某一时期犯了普遍的、全局性的错误，就把那个时期具体工作中的成绩统统否定。上述邓小平关于不能因“文化大革命”时期犯了普遍的、全局性的错误，而否认该时期经济工作、军队工作、对外工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论述，就鲜明地区分了这一点。
第四，对失误要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把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失误加以区分。前30年的失误，从客观条件限制上看，主要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物质不够，缺少条件。如这一期间在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和原材料安排不足，给人民生活造成许多困难;尤其是对农业、农民征收过多，造成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长期变化不大。这首先是由于积累与消费比重安排不当，对农业、农民、农村兼顾不够，同时也有受到当时物质条件限制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要尽快增强国力、巩固国防，只能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道路。发展重工业需要
大量投资、大批物资和尽可能多的商品粮，这就要求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把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用于钢铁、机械、煤炭、电力、铁路等基本建设。这也决定了当时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木材等原材料实行计划分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牺牲农民的一些利益。从根本上讲，这是从当时情况出发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为工业化打基础而付出的必要代价。不能因为后来条件变了，就把前面实行的正确政策也统统说成是错误的。
第五，对造成失误的主观原因进行分析，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分。前30年的失误，有经验不足等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不够端正等可以避免的问题;在可以避免的问题中，有个人专断造成的，也有急于求成造成的。急于求成肯定不好，但正如邓小平所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2](P139-140)个人专断则与此不同。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个人专断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于骄傲，在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社会原因在于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历史原因在于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又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后者是社会性质问题。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是与个人专断之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现象，才能在提出这一问题时不是把它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注重于总结经验，并在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从制度上杜绝后人重犯类似错误。
三、正确认识前期探索中失误和后期成功的关系
谈起探索中的失误或错误，人们往往对它的危害性、破坏性的一面易于理解，而对它可以从反面教育我们，变坏事为好事，变失误为成功，对认识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不大容易理解。其实正如毛泽东所说：“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7](P315)恩格斯也曾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P149)那么，前期的错误究竟从哪些方面促进后
期的成功，对认识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呢?
第一，错误逼人深思，向人们提出新的认识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有步骤地提出了一系列扭转长期“左”倾错误的重大决策，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被“文化大革命”的失误逼出来的。没有“文化大革命”及其前期的失误向人们提出的一系列认识上的新课题，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就不会有今天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和历史性的伟大变革。
第二，错误使人清醒，从反面加深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客观规律是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常常有这样一类情形，即在规律正常地起作用时，往往不大引起重视，而一旦遭受违反客观规律后的惩罚，就能深切地感觉到遵循客观规律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千方百计地从失误的教训中寻找出规律，用以指导实践获得成动。第三，错误给人磨练，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周恩来说：“成功的个人、团体和事业必定是从错误的改正中磨练出来的。”[9]错误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去看。一方面它是挫折、失败的表现和记录;另一方面它又是向真理的逼近。因为真理实际上也是对错误的排除，排除的错误越多，就越能接近真理，证明了认识上的“伪”，就容易达到认识上的“真”。
第四，错误映衬着真理、刺激着真理的发展。“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7](P390)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辨别真假、分清是非、区分善恶的重要方法，有错误作陪衬，真理就能更加绽放出灿烂的光辉。“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10](P69)“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7](P390)一种理论、观点、学说的出现，常常会遭到与这种理论、观点、学说相对立的另一派的反对。要使自己的理论、观点、学说确立起来，就要接受对方的挑战，解答对方的诘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实践的检验。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经过反复争论，去伪存
真，真理才能最终被确认。对立面的存在，常常是刺激自己认识深化、向前发展的动力。
第五，错误中有某些正确的成分或合理的颗粒。错误从总体上说是不正确的，是违背客观实际及其发展规律的。但是有些本质上总体上错误的东西，也能“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11](P493)因为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所产生的错误理论、学说，不像观察错误、计算错误和其他一些明显的错误那样简简单单，除了错误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认识发展中的错误作为认识发展过程的一个曲折阶段，必经环节，常常包含着某些正确的成分或合理的颗粒。“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11](P240)“谬误不是真理的绝对对立。……谬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最小的真理。如果我们依据经验把谬误从它所意味着的主观的东西下面揭露出来，我们就逐渐接近真理了。”[12](P520)“扬弃了错误，……本身即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然环节。”[13](P397)
因此，从历史经验和教训看，前30年探索中的失误又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运用了这个动力，继承、扬弃了这笔精神财富，才铸就了当今举世瞩目的辉煌。邓小平说得好：“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2](P272)
四、正确认识前后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以浓墨重彩讲了三个“永远铭记”，阐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这三个“永远铭记”，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分析了改革开放与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正确认识党成立以来的三个3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
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十七大报告还明确指出：“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这都说明新中国前30年的“革命和建设”是以后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对后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朱佳木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一文中作过五个方面的分析，笔者赞同他的看法。[14](P185-186)下面仅从四个角度作些简要阐述。
从政治前提看，前30年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除台、港、澳地区之外的国家统一，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基础;取得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的胜利，消除了外国侵略的威胁;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和共同进步;实行了党在过渡时期“一主两翼”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基础，使整个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还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并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发射并收回了人造卫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在国际局势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使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这就为我国改革开放在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条件下和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提供了政治前提。
从制度基础看，前30年我们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上有不少改革，但上述基本的政治制度至今仍在坚持并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虽然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有较大调整，但仍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和关键部门。正是这些制度，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力的制度保障。
从物质技术基础看，前30年我们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连续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积累起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巨大财富;并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地方和社队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就为改革开放后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大发展准备了必不可少的人才条件。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3](P804)
从思想理论基础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的凝结，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的思想，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矛盾和要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思想，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等等，都在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和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新中国前30年党开展过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尽管今天看来太多太频繁，有的还不正确，但却基本上贯穿着一个主题：防止党脱离群众、国家改变颜色、政权得而复失。这也在党和国家的干部培养中，逐步形成了反腐、倡廉、防变的优良传统，促使我们的干部能在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绝不能全面否定前30年的成就和工作，也绝不表明那段历史对后30年无足轻重、可有可无。那么，后30年的成就辉煌和突出贡献又是怎样在前30年的基础上继承、扬弃、完善和创新的呢?邓小平在1980年说过一段话，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P300)这段话的前一段是从宏观整体上作出回答，后一段话具体讲了三层意思
。
第一，把前30年毛泽东代表党和国家“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也就是坚持、继承前30年为后30年提供的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历史经验与教训，将前30年“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继续做起来”，使其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如“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15](P350)就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提出的根本任务。可是由于“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2](P115)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着一个，干扰了这一根本任务的认真进行。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首要战略决策就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3](P821)使现代化建设真正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第二，“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这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转折的“拨乱反正”，全面改革。“拨乱反正”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全面改革”是通过拨乱反正，否定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全面开放，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与此同时进行政治、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国防、外交、党的领导等方面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和活力。这也可以说是实现校正方向后的“伟大历史转折”，这个伟大历史转折就是在继承毛泽东未竞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重新步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第三，创新性的“继续发展”。这种“继续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继承与发展，而是实现了党的十三大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四大所说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在实践上是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政治上
是不断地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这是后3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可见，从思想理论上说，后30年与前30年的关系要讲三条，即继承、纠正和发展，这三条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继承是基础，纠正是前提，发展是核心和灵魂。“继承”是指继承毛泽东未竞的事业和“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3](P826)即毛泽东思想。不继承就没有坚持和发展的基础。“纠正”是指“拨乱反正”，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纠正需要巨大的勇气、魄力和本领。不纠正就没有坚持和发展的前提。“发展”是指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所作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创新，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坚持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是至关紧要的。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中国60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结晶。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不断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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