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俸禄制度的变化透视官场腐败的原因

第32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1月 Vol. 32 No. 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10 ────────── 收稿日期：2009-09-11

作者简介：宋红玉（1984-），女，河南漯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学。 -58-

从晚清俸禄制度的变化透视官场腐败的原因

宋红玉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晚清后，中国国内矛盾与危机非常严重，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做出一系列调整与变革，然单就俸禄制度出现的新变化而言，呈现多元混杂、名不副实的新特点。从清代俸禄制度的新变化、晚清的财政危机和地方割据自保三个方面探讨其内在的原因。

关键词：俸禄制度；财政危机；地方割据 中图分类号： K 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0)01-0058-03

The Discussion on the Causes of Official Corruption from the Changes

of Salary System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NG Hong-y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contradictories domestic and outside were seriou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made a series of reformation and adjustments in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ics, diplomacy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survive in the crisis. Taking the change of the salary system for example, quarter pension system was many faceted and unworthy of the name and it was the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officers’ income. It studies the inherent reason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mely: the change of the salary system,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local separatism.

Key words: salary system of Qing Dynasty; financial crisis; local separatism

鸦片战争后，晚清俸禄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清政府出台了一些新名目的俸禄，使得清后期俸禄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意味着官吏的收入渠道更宽了。但我们发现这些新举措的实行并未减弱官场腐败问题，其原因何在？本文试从晚清俸禄制度的变化对官场腐败之因略作探讨。

一、晚清俸禄制度的调整与变革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加剧，导致了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国内物价持续上涨，百姓生活极度困苦的局面。许多官员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波及，收入不但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且开支不菲的官员甚至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在这种影响下，官场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危及到清政府的统治秩序，清廷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变革措施来应对国内外变化的新形势，以维护

自身的统治。其中关于对俸禄制度的调整也呈现出新变化。

（一）养廉银的新变化

清代的养廉银最初只在外官中推行，但后来也陆续在京官中推行开来。比如雍正时期给户部各级官员发放过养廉银；乾隆初年，养廉银的发放又扩展到其他各部官员和在京八旗大臣等，但给京官发放养廉银的数额要远远低于外官，“最多不过五千两”[1]。养廉银数额起初由政府统一规定，但到1901年外务部设立后，新设各部便自行奏定养廉标准，并改变以往京官养廉较少的旧制。例如，1901年总理衙门改外务部时奏称：“外务部既设专官，自应有给养廉以资公办。”拟定总理大臣年支养廉1.2万两，会办大臣1万两，侍部8 000两，左右丞5 000两，左右参议4 000两，郎中3 600两，以下递减[2,p9021]。可以看出新设各部门京官支取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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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银的数额远远高于以往，并获得了清廷的批准。鉴于此，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进行官制改革后，新设、改设各部门都举奏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如东三省总督奏定年支养廉3万两，高出清末定额1.3-2万两[3,p550-551]。自行拟定养廉银的数额是清末俸禄制度的一种新变化，养廉银数额的大幅度增加就使官员可操纵的资金更多了。

（二）公费、津贴、薪水制度的推行

由于陋规存在种种弊端，早在1880年，河南巡抚涂宗瀛就奏请裁革陋规，改陋规为公费用作公共开支，但没能施行。1902年袁世凯又奏请将直隶道府厅州各项陋规一律改为公费。获得清廷的批准后，清廷就谕令各部妥筹办公经费，从此公费作为一项制度开始推行。但到1905年为止，只有外务部于1904年、吏刑两部于1905年也勉强推行外，各省推行得却相当缓慢。预备立宪后，清廷发布上谕督促各省推行公费制度，此后各省才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公费制度推行的过程中，1901年资政院曾奏请京官和外官的公费标准，各省也纷纷奏定各省的公费标准，但是由于当时清廷经费的拮据，直到清亡，公费制度的推行仍然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未能得到统一、彻底的执行。津贴作为一项制度来推行大概是由于清朝历来实行低俸禄制度，清末物价上涨，官员生活难以为继，以至于有人奏请“京官不论满汉文武衙门，概给津贴”[4,p165-166]。晚清津贴的发放是一个普遍现象，就连入进士馆学习的新科进士也有津贴发放，其“翰林中书每年给津贴银240两，部属160两”[5,p1343]。但由于经费短拙等原因，津贴的发放也最终未能划一。至于薪水，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是按月发放的，如提法司属员、陆军军官、禁卫军军官等都有薪水发放，但各有规定，没有统一规划。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公费、津贴、薪水当时未能得到统一规划，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切实的执行，拓宽了官员的收入渠道，增加了官吏的收入。

（三）外交俸制的形成

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密切，应各国的强烈要求，也为便于加强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清廷开始向外派驻使节。1901年以前，清朝的驻外使节大都是兼差人员，没有额外的俸禄发放。直到1901年外务部设立以后，清廷才开始规定外交官员的薪俸按旧例开支，1906年又对外交官员的俸禄发给作了新的调整，当年外务部奏定《出使人员俸薪章程》规定：一等出使大臣月薪1 400两，二等出使大臣月薪1 000两，以下参赞、领事等官员按等递减发给月薪[2,p9029]。但这只是一般情形，具体到实际俸禄的发放，虽同一品级的出使人员，月薪却大不相同。如驻日使馆二等驻使与驻英、法、俄、美使馆的二等驻使同为二等品官，但前者月薪960两，后四者却各有1 200两；驻韩国总领事与驻横滨总领事同为四品官，但前者月薪500两，后者却只有400两[2,p9209]。可见，驻外使节俸禄发放的多少与其办事的繁简和清廷对各国的态度

有极大的关系。此外，为了激发驻外使节在与各国交涉事务时的积极性，清廷对驻外使节还实行积劳加薪制度。1907年外务部奏定：参赞、通译官、书记等外交人员，“届三年而仍留任者，如实系得力之员，应各照原支俸薪银数由部核准加给二成以示奖励，以后六年，九年亦照此递加，以加至六成为止，惟各领事不在此例”[2,p903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末外交官员的俸禄制度也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

通过晚清俸禄制度的新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清廷俸禄发放的对象更多，范围更广，俸银数额更高，并呈现出一种“多元混杂”[6,p83]的特点。正是由于俸禄制度的不完善与混乱，导致了俸禄制度存在许多漏洞，给了官员更多贪污腐败的机会。

二、俸制变化后官场腐败的原因

从以上俸禄制度的新变化可以看出，晚清官员的收入与以前相比可谓增幅不小，然而晚清官场贪污腐败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显然与“高薪养廉”相抵触。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怪现象呢？下面通过对清政府自身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来阐释其原因。

（一）清代的罚俸、裁俸、捐俸制度

罚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渊源很早，到清代时其发展已更加完备与苛刻。罚俸涉及的范围很广，凡属官员违制，不论是“公罪”还是“私罪”，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罚俸处分。如官员赴任违限，参劾官员错误，徇比容隐，失察失报，官员离任交代违制，推诿，馈送礼物，违例迎送，漕运违限，欠征盐课，征收地丁银粮违限，报灾逾限等，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罚俸处分。罚俸的多少根据情节的严重而定，《大清会典》中规定“罚俸，其等七。罚其应得之俸，以年月为差，有罚俸一月，罚俸二月，罚俸三月，罚俸六月，罚俸九月，罚俸一年，罚俸二年之别”[7]。由此可见，清代的罚俸制度是相当的细致严密与苛刻的，官员稍微出现差错就有被罚俸的可能。

裁俸制度是对官员正俸的裁减，多在战事之时实行，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而对文武官吏进行裁俸，一般是对文官的裁俸高于武官。尤其是到清朝末期，由于农民起义和对外战争不断，清政府对官员的裁俸成了一种司空见惯之事，并将裁俸制度称之为“捐助”或“报销”，给官员戴上“克己奉公”的美名。裁俸虽然能略微缓解国家财政暂时的困难，但它实质上对官员的一种经济剥削，其弊端则是无穷的。清代的俸禄标准本来就低，虽然俸制改革后有所增加，但由于要供给家人日常的用度开支，还要周济亲故、置产业、支付幕宾的薪水、送往迎来、孝敬上司、贿赂权贵等，这一大笔难以估算的开支仅靠薪俸是远远不够的，这时其俸禄一旦再被罚、裁减或全数捐出，官员势必取之百姓以作补偿，以填补这些难以估算的费用开支。鉴于这种情形，清政府虽然表面禁止但实质上也默认官员贪污受贿与私征耗羡，这就变相纵容了官吏的贪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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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二）晚清财政危机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因战费的消耗和支付大笔的战争赔

款，财政日趋紧张，王开玺在《晚清政治新论》中指出清政府经历了三次最为严重的财政危机[8]。第一次财政危机是由太平天国起义引起的。为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军清政府不仅因战事税收大减，而且又增加了大量的战争开支，1853年7月21日，清户部奏报咸丰帝说“军兴三载，靡响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现在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二万七千余两，七月份应发军饷，尚多不敷”[9]。11月27日，清军军费又开销了1 000万两，咸丰帝上谕：“军兴三载，征调频仍……比年内外拨军需不下四千余万两”[9p708]，相较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也不过三四千万两来说，庞大的战争经费削弱了清政府的财政。甲午战争的失败引起了清政府的第二次财政危机。在历时近一年的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耗资军费约6 000万两白银，战败后又要支付对日赔款和赎辽费2.3亿两白银，这笔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就迫使清政府的财政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义和团运动失败导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的财政彻底地崩溃了，中国对英、法、美、俄、德、意、日、奥、荷、比、西十一个国家赔款达4.5亿两白银，虽分39年还清，但本息共达9.8亿，这对清政府薄弱的财政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统治者使尽了招数与手段。比如，清政府实行各种节流办法，如“议停文武官俸，议暂停铺租房屋”等，又千方百计地广开财源，如开征厘金，“议借征山西、陕西、四川三省钱粮一年。议铸大钱，开官钱局，其所以撙节之而筹计之者，几无微而不至”。又通过增收各种苛捐杂税和滥发铜元，大量出卖国家权利，大借外债等手段，才使得危如累卵的政治统治免于瘫痪。但巨额的赔款，不仅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社会经济的凋敝，而且也直接冲击了官员切身利益，导致了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严重激化。政府挤压官员，不但使新的俸禄政策得不到切实的实施，而且又进一步克扣官员，那么官员就“被迫”大肆搜刮百姓，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官场黑暗之风四起。然而，面对清政府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一些官员看到了它未来的命运，开始另辟新路也在预料之中。

（三）地方割据

由于战争赔款等造成白银大量外流，使得中国国内资金奇缺，导致物价上涨，清政府也因财政拮据而欠支官员官俸，还采取诸如克扣京官廉俸，紧缩部分开支的“节流”措施。如1911年10月中旬，清度支部致电各省说：“川、鄂用兵，帑项奇拙，各省行政，凡不急之务，均应酌量停办，稍留有余，以备不虞。”这无疑于卡住了地方督抚的脖子，自然遭到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广西巡抚汪秉堃立即回电批驳停办“不急之务”的办法。清廷试图节制地方财政之流的办法，碰到了地方督抚的软钉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不少官员对清政府的离心倾向。

武昌起义后，清地方督抚持军事、财政实力自重的政治倾向日益严重。武昌起义爆发后，直隶说要“拱卫神京”，山东说要其为“京畿门户”，陕甘强调其“控权西北，屏护中原”，东三省强调需“巩固根本”，四川则强调“地处西垂，幅员辽阔为直省冠，西南控权蛮夷”等，纷纷请兵增饷。地方督抚除向中央政府请兵请款外，还想尽一切办法制造种种理由攫取清廷财政、财源，并要求中央向外国借款，然后支发到地方供其使用。比如，各省督抚或想方设法提取造币厂尚未投放流通领域的银元、铜元等，要求清廷将造币厂拨归地方督抚直接管辖；山东巡抚孙宝琦于1911年10月23日首先明确提出“由政府出面商借外债”，然后“分配各省”。各省督抚各自筹措地方性外债，少者达数十万，多者达数百万两，这些地方性外债名为自借自还，但实际上却将地方外债的负担推给了中央政府。如两江总督张人骏曾要求清政府“向各国公使声明，江宁先后借款共七百万两，统由国家担保。”其阴谋都是企图借此捞一把，拥军事、财政实力以自重，增强个人应变能力，巩固扩大个人地位和影响者，所以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聚敛财富。这也是近代军阀政治制度的根源。

综上所述，晚清俸禄的改革上虽然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同时也导致了俸禄制度的混乱，使得官员攫取财富的途径更加广泛。清末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注定了清末官场黑暗腐败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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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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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Z].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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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宗显皇帝实录(卷89)[Z].北京:中华书局,1986:391.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如何解决腐败问题

如何解决腐败问题？ 中国现在的腐败问题很严峻，但大家思考过腐败的原因和根源吗？思考过根治的方法吗？我想你也能出一点力的，只要你敢于直面问题，思考问题。下面是我的一点见解，不知道能否起到求抛砖引玉的作用。 腐败问题自从有了私有制之后就有了，至今任然是各国的通病。中国是重灾区。为什么？我想有这几个原因： 1、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阶段腐败高发阶段。计划经济搞平均主义，官员都很廉洁，一方面是那时的思想教育抓的好，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已经被平均主义消磨得差不多了，人们追求财富的动力不足。[现在这种动力被激发了，追求财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社会各个阶层都在追求财富，官员们也是人也和大家一样，他们中很多小时候经历过忍饥挨饿的生活，对贫穷深有体会，面对垂手可得的而又没有看管的金山，你要是他，你能不心动？不伸手？恐怕没几个能做到。] 2、中国在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有许多无法预想的和能够预想但来不及修补的漏洞让腐败有机可乘，包括制度和法律上的。[ 这也难怪，中国人民对于财富太急切了。] 3、只顾经济建设，人们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没有过多关注。[ 计划经济时代腐败少,一是本来就没什么钱可贪,二是违法的成本较高,所以不敢三是那时候的官员不像现在这么嚣张,不敢肆无忌惮的贪污! ] 所以你那什么人民对财富的渴望被平均主义消磨的差不多了,记住,不是人民,是官员,不要偷换概念,人民可没有贪污的机会,只有官员才有! 不能说每个人都有可能贪污,就认可贪污吧! 关键要从制度上解决腐败的源头,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要加强反腐败的力度,然后建立强的监督机制(民众参与监督的权力,敢于质问官员并能受到法律有效的保护),所以民众不能对官员太宽容了,应该苛刻一点,要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对官员太宽容了! 既然要说贪污腐败,这对象就是官员,不是人民,广大的人民腐败的机会几乎为零.所以不要偷换概念! 大家都知道从制度监督机制上解决腐败,话都会说,可如果真要有人这么做了,我估计你又要跳出来反对了1、没钱可贪，我认为不是什么好事，就像穷到强盗都不理你了，是什么好事吗？人民生活需要财富。 2、“人民对财富的渴望被平均主义消磨的差不多了”错了吗？但我没有说人民是贪污的主题啊，官员的身份只是贪污的客观条件，而主观条件是对财富的渴望，只有两者全具备了才可能贪污。那个年代的人们要么唱高调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在有意无意地偷懒，因为干好干坏都一样，少干多干一个样。要么就是人斗人，你追求财富，还有人打倒你，不正证明了人民追求财富的欲望被磨灭了吗？ 3、我也没有把贪污原因归咎于财富太多，当然没有财富就不可能贪污，随着财富的增长，私有制出现了，当财富不能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时，就有可能出现贪污。但我没说这是原因。 4、我更没说我认可贪污，只是说贪污很普遍，每个人到了那一步都很有可能。因为金山没人看管。 5、贪污犯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法律常识，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没表示异议，更没说人民是贪污的主体。 6、我主张重点加强制度建设防止腐败。腐败问题是很严峻，人民越来越关注，从中可以看出: 1、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已经充分地调动起来了，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这是好事，这才能激发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 2、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人们越来越更加注重公平（腐败我认为就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在一个穷怕了国度，对财富的渴望一旦被激起，产生的副作用是可想而知的，这就

腐败的根源是人性的贪婪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开宗明义，定义先行。今天我们说腐败的根源是人性的贪婪。腐败是指利用公共权利谋取私人利益。而贪婪则是指对财务.钱等充满非同寻常的强烈愿望，属于人类天然具备的精神属性之一——利己。特别强调的是根源是指事务的本质或来源。 众所周知，人类贪婪的本性是一直存在的，人性最终指向都是利己。对于腐败这个结果，人性是内心，制度是外因，内心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方向，所以我们要从根本的人性入手，解决腐败问题。 现在，我方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我方观点。 一.贪婪是人的本性，无论人性是善还是人性是恶，其最终指向都是利己。荀子曾说过:“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惨贼生而忠信亡焉。”法家的韩非子也认为好利是人之本性，人类贪婪的利己性客观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如果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人固有的劣根性就会收到启发产生恶的想法，从而放纵人去腐败。故人性本私，而腐败的根源就是人类本性的贪婪在不当渠道上宣泄的结果。 二.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运行的动力和源泉，是事物发展的主要根源。众所周知，人的行为是受内心主观因素、即人性所支配主导的。在腐败产生的这一过程中，人性是内因，制度是外因，内因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方向。当蓬勃的人性欲望冲破了制度的理性控制，制度就显得苍白无力，腐败仍会发生。还记得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故事么？对于禁果的制度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决不能偷食，但亚当夏娃强烈的贪念还是让他们冲破了制度的束缚，偷食了禁果收到了惩罚。在这里制度不可谓不完善，行为前规范性制度在，行为后惩罚性制度也在。但挡不住滚滚人心啊，古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方辩友，我就是想破坏制度你挡得住么？这难道不是说明腐败的根源还是在于人性的贪婪么！ 三、一件事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根源只有一个。而关于腐败相应的制度是在腐败之后形成的，具有滞后性，所以制度不是根源。制度是人主观意识的展现形式，是由于腐败现象出现后所开始制定并实施的，为了遏制腐败所产生的客观事物。毫无疑问，我们要探求腐败的根源，制度的缺陷和不存在并不是逻辑运行的终点。因为。制度是人的主观意识决定的，而人的主观意识又是人的本性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受外在影响形成的。试问如果没有没有人有腐败的贪念，那如何有相关制度的产生呢？是人性赋予制度以色彩，人性赋予制度以意义，如果没有根源——人性，那在这里大谈特谈因为人性所产生的客观事物是一个主观行为的根源，岂不是可笑么？！ 综上所述，我方坚定的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人性的贪婪，谢谢！

腐败现象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论文 姓名:董红乾 学号:11320217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班级:机电2班

如何看待腐败现象 [内容提要]腐败现象由来已久，自从私有制出现了以后，便产生了腐败现象。在我国当今的社会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对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社会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谈论。因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 [关键词]腐败现象权力监督 一、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是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职权谋取私利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凡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滥用权力（政治权力、行政权力、职业权力、学术权力）和公共资源等谋取私利的行为，都可以称为腐败。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很多，根据公权力的不同性质，腐败现象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党政领导机关官员的腐败，二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三是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腐败。另一种腐败类型是，指非公职人员或党政领导干部的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非法谋取利益的腐败现象。非公共权力型腐败包括一下三种类型。一是职业腐败，如一些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侵吞或挪用公款、工人工资、非法收取或索取“红包”等。二是新闻腐败，如一些新闻媒体或记者为了获得高额的回报或个人利益，发布“假新闻”和“有偿新闻”,利用新闻线索迫使其他组织或个人与其进行金钱交易等。三是学术腐败，学术腐败主要发生在高等院校，比如学位的审批，项目的审评，职称的评定等过程中发生的钱权交易或其他利益的交易等。 现今中国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关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与腐败有关的社会组织和力量也比较强大，对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危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祸国殃民的现象呢？以下就对腐败产生的原因作深入的探讨。 二、腐败现象的根源及危害 谈到腐败问题，人们往往摇头叹息，可能会觉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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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腐败的深思 摘要：中国在对腐败官员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也一直在探索通过加强制度约束，从源头上杜绝贪腐的发生。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要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反腐败靠什么？反思现行反腐败机制，正视现实、借鉴历史、探求理论，走出重刊主义误区，正确认识刑罚在惩罚腐败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编制严密的制度之网是反腐败的基本保障，严密的制度包含对公职人员监控、提高公职人员素质、健全惩治腐败制度等内容。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实现途径离不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两大重要背景。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将一个比较廉洁的政治局面带入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现阶段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发展时期，消极腐败现象呈阶段性多发、高发的态势，反腐败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邓小平同志曾作过冷静的分析：“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做出了“还是法制靠得住些”的深刻判断。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申明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而教育与监督，终究需要通过制度的保障得以贯彻实施。法制是上升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更加稳定的制度。以十五大精神为指针，通过对现行反腐败机制的深刻反思，笔者认为，单纯的“重典治吏”已经不是现代社会的灵丹妙药，走出重刑主义的误区，编织严密的制度之网，思想教育在制度落脚，制度反腐败，才是摆脱当前反腐败成效欠佳的正确之路。 关键字：制度，腐败，倡廉，深思。 建党90周年之际，纵观我们党的历史，既是一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又是一部反腐倡廉、不断纯洁队伍、提高战斗力的斗争史。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抓紧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这一重要论断，科学总结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经验，深刻揭示了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基本规律，是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遵循，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在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的同时，更要在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基层实践中，把讲话的精神落到实处。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抓住法规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和提高法规制度建设的执行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是我国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党在新时期将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证，它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代离不开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深入开展也离不开制度建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党和国家新时期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新，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深化。把制度建设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径，预示着制度反腐必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战略性选择。因而，有必要在此谈谈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一要正确认识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1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我国现阶段存在的腐败问题，是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产生的，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是腐

官场潜规则泛滥的制度原因

官场潜规则泛滥的制度原因 “官场异类”与潜规则 2010-9-7 10:14:34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01期) 作者：张鸣评述由头：曾挂职担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被称为“官场异类”的姜宗福，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揭露了一些官场潜规则，跳出官场后的反戈一击使他又一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官场潜规则泛滥，使一些不按潜规则说话办事的官员成为异类。如何让官场明规矩战胜潜规则，让实际上敢说敢干、有责任感、有个性的官员从“官场异类”变成“官场主流”，是值得深思和解决的问题。 自打吴思先生发明“潜规则”这一名词以来，潜规则已经变成我们这个社会最流行的用语。这个词，不只做名词用，而且可以当动词用。在每个角落，这个词似乎都适用。细琢磨起来，这个词，在两个地方用的最多，一个是跟政府有关的领域，一个是演艺界。 潜规则里的规矩 在今天，潜规则几乎等同于不正之风，甚至行贿受贿。但是，这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在古代跟今天还是略有不同。古代的政府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吏必然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明清两代，实行低俸制，一个知县，一年的官俸不过45两银子。这点银子养家糊口都难，更谈不上过体面的生活。古今一理，千里做官只为财，日子都过不好，谁干呢?所以，地方官都可以在征粮征税以及审理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捞很多好处，朝廷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在正常情况下，官员捞多少，书吏拿多少，衙役又能弄多少，大体有个数量比例的限制。大家约定俗成，一般不加以突破。这也是潜规则，一种取代正式制度的隐性制度。其间也许会有个别人突破尺度，坏规矩，乱来，但多数官员还是能守住潜规则里的规矩的。只有到了王朝末期，统治机器锈蚀，秩序混乱，规矩才会被彻底破坏。在正常年景，即使买官，也是一种半合法的行为。大部分的钱是入国库的，经手人拿到的，只是一部分的钱。而且，社会不管怎么乱，但总有一个领域，是绝对没有潜规则的，那就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就是整个社会最后的稳定机制。 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却有点麻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制度化一直进步不大，新中国成立60余年，改革也30余年了，但党、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依然界限不清，没有明确的制度权限划分。政府预算制度至今没有建立，各级政府预算外收支还是一笔糊涂账。政府各部门关系没有理顺，条块分割依旧。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监督机构，但监督效率却十分低下。尽管依法治国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但整个党政机构如何用法律来管理社会，还是不甚了了。但是，既不属于正式制度，也不属于法令的禁令，却层出不穷。禁令限制越来越严，从条文上看，没有给任何潜规则留有余地，即使因此而违反宪法，也在所不惜。一个公款吃喝，有关的禁令能编厚厚的一大本书，可是到今天，任何一个机关，招待费都是支出的大头，吃喝根本没有限制。实际上，几乎在任何一个禁令高挂的地方，禁令都是失效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潜规则。潜规则跟禁令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讽刺性的反差。而且，据我所知，潜规

腐败的历史根源

腐败的历史根源 社会转型期滋生腐败。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权经营”、“官倒”、“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拢腐蚀少数领导干部。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管理机制不全“孵化”腐败。目前我国的各项管理机制的改革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分权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资源。分权使政府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加独立。由于从来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分权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越来越形同虚设，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然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新旧体制转轨交替并存，客观上也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腐败官员能够利用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大财，成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权力绝对化导致腐败。过去我们在权力的设置上强调命令贯彻和服从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证双方能够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虑较少，制约权力滥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导致目前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严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绝对化。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的廉洁，但由于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一直以来不少单位的纪检、检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监督行之有效，而对本单位“一把手”却不敢监督，加上少数“一把手”的自律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一些上级组织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下级同志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尽管这些监督头绪繁多，但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大，导致监督失效。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怎能不会使绝对化的权力导致腐败? 一、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发达的状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存在腐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腐败。因此，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人们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腐败”。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的智力不断进化，逐渐产生了私有观念，开始区分“你的”、“我的”、“他的”。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决定了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加上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逐渐形成和存在，腐败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具有了现实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社会，极大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区分“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观念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腐败也就不复存在。 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观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道区

中国腐败犯罪的制度原因分析

中国腐败犯罪的制度原因分析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化”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标准不是立法，不是法律在纸面上的健全程度，而是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的情况，是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春节前我在博客发表了“中国反腐经验作为俄罗斯榜样”（即“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一文后，有网友批评我“没说到点上”。此言也不谬，因为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主要就是“面”。我猜想，网友所说的“点”，大概是制度问题。昨天，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了记者汤姆.米歇尔（Tom Mitchell）专访我的文章，“中国的法律学人和运动推手何家弘”，其中也谈到了制度性腐败的问题。我应邀参加英国人为纪念《大宪章》颁布八百年而举办的“全球法律峰会”（Global Law Summit）之前，心中思考最多的问题还是法律制度。下面，我就简要谈谈中国腐败泛滥的制度原因——当然是学者的个人之见。 为什么在当下中国会有那么多官员走上腐败的道路？有人说，权力腐蚀，人性贪婪。但是，为什么在有些国家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就不那么贪婪？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政府官员也没有那么贪婪？为 什么在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官员也没有那么贪婪？同样是人，同样是炎黄子孙，在彼时彼处不贪婪，在此时此处却贪婪，那就一定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一、制度设计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严重的社会腐败往往因为社会管理制度中存在漏洞或缺陷。毋庸讳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是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专家，虽然有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前车之鉴和“苏联老大哥”的间接经验，但是缺少现代国家制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因而未能摆脱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不良影响，制度设计中存在一些先天性缺陷，而这些缺陷后来就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一）人治为本 在中国，人治的传统渊远流长，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一直以“人治”为治国之本。从大处说，老百姓希望国家能有“好皇帝”，于是就有清明盛世。从小处说，人们盼望单位能有“好领导”，于是就有幸福生活。抽象地讲，人治的主张似乎没错。社会是人的社会，由“好人”来治理社会顺理成章。历史的经验也能证明，好皇帝率领一群好官确实可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国泰民安。然而，现实问题是好皇帝和好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他们也是人，也得遵守生老病死的规律，在超过一定年龄之后就会出现各种人体机能的衰退，甚至老年痴呆。如果将国家安危和人民福祉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风险太大。然而，我国的制度设计过于依赖个人，而且往往把制度执行者预设为好人，缺少对权力滥用的防范措施，一旦执行权落入坏人或不好不坏的人之手，制度就会陷入恶性运转，官员腐败也会泛滥。 （二）民主虚化 在当今世界，“民主”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语词。于是，真懂民主的人与不真懂民主的人，真爱民主的人与不真爱民主的人都会高喊“民主”的口号。然而，在不同人的口中，“民主”的含义可能并不尽同。例如，西方人讲的“民主”是

何平：《官场腐败及其社会后果》

官场腐败及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在中西社会中的差异 --从《甲申三百年祭》和《潜规则》谈起 何平，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文摘要：从吴思所描述的明清官场腐败的潜规则和郭沫若揭示的腐败与明朝亡国的联系可以看出官吏腐败及占有过多的国民生产总值总是使政府失去合法性，并被人 民所抛弃。论文对比朱元璋反腐倡廉的种种举措和效果，以及英法在政治腐败引 起的大革命以后的制度建设讨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腐败的制度性原因。论文认为 只有从政府体制和权力架构上去进行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官吏贪污腐败和 社会大动荡。 关键词：潜规则政治腐败比较史学 Corruption, Social Conflict and its Aftermath in China and the West ____A Discussion of the “Memorial of the 300 Anniversary of the Down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Underground Rule” Proceeding from the underground rule of the Ming bureaucracy described by Wu Si and the issue posed by Guo Morou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of corruption to the down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essay argues argues that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the graft of the GDP disproportionately always resulted in the loss of the legis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and being overthrown by the people. Comparing anti-corruption and thrifty policy carried out by the M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 and its effect with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great revolutions in England and France, the essay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official corrup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It concludes that only through reshaping of the government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can really have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curbing of corruption and on the maintaining of social stability. 1944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1]祭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 占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尽，明朝倾覆；奠李自成大顺政权建立42天后被入关的清军逐出 北京，兵败身亡。郭文讨论的主题是明朝的倾覆和李自成丢失政权的原因。郭认为明朝的灭 亡是由于政治腐败，官吏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明末遍及北方数省的连年的旱灾和蝗灾加剧 了社会矛盾。李自成迅速败亡是由于夺得政权后未能坚持争取民心为上的政策，义军入京后 军纪松懈，乱施刑罚，强取豪夺，领导集团内部有识之士不被重用，反被诛杀。李自成也未 能迅速采取措施巩固统治，反使拥重兵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叛降清军合力进攻北京。 郭文意在以史为鉴，告诫国民党政府应铲除腐败，实施政治改革。文章也从另一侧面提 醒当时的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吸取历史教训。这篇文章从此成为以史为鉴，警告世人腐败会亡 国的名篇，在近年来的反腐倡廉，提倡政治改革的讨论中，引用颇多。笔者近来拜读民间另 一本以史为鉴反腐倡廉的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作者吴思原为《中国农 民日报》记者，1983年，追踪报道河南开封地区农资部门利用双轨制牟利事件，萌发探究 中国社会腐败传统延续的原因和形式的兴趣。《潜规则》列举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吏滥用 职权，贪赃枉法，谋取私利，形成官场中所谓?潜规则?，严重败坏了行政程序的?合理性?

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题名]: 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责任者]: 王莹 [发表时间]: 2001-06-01 [原文出处]: 求是《内部文稿》2001年第6期 [秘密等级]: 公开 [字数]: 2689 [主题词]: 腐败/思想道德根源 [正文]: 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莹 近些年来，干部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能否有效清除腐败，已经成为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能否顺利进行，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反腐败斗争，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反对腐败，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腐败现象仍然在蔓延滋长，特别是近年来，腐败的势头发展很快，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越来越由隐蔽到公开，由个体向集体腐败方向发展，腐败分子的胆子越来越大，贪污受贿的金额也越来越大。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一些普通群众往往遇事就托门子、找路子，找个当官的给自己说话，形成了“私事公办”、公事反倒“私办”的社会不良风气。那么，如何解释这些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呢？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如体制不顺、管理不严、监督不力、法制不健全、惩治力度不够等等，在这些方面大家都有共识，笔者也同意这些看法。但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腐败产生的外因，“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腐败产生还有其重要的内因，也就在于一些干部的思想出了问题：动摇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深受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偏差，道德情操蜕化、堕落等等。 首先，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发生错位。作为领导干部，应当竭力维护和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腐败行为却往往都是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和追求个人私利为特征的。当然，并不是说追求个人利益的所有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而只是说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有范围、有界限的。腐败分子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则超出了正当个人利益的范围，是极端自私的追求，是以损害社会、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强调遵循物质利益原则，注意利益导向，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这也刺激了人们物质欲望的迅速膨胀，不少人推崇实惠、好处、功利，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捞钱发财，甚至有的人为了金钱不惜坑蒙拐骗，以身试法。一些干部同样也会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他们看到一些人先富起来了，心理上便产生了不平衡。他们便把手中的权力视为是获得利益、金钱的便捷途径，大肆进行钱权交易。 其次，权利义务观发生了蜕变。权利与义务是紧密相连的，行使一定的权利就要履行相应的义务。领导干部居于一定的工作岗位，便获得了运用该岗位权力的权利，这个权力是因这个岗位而具有的，并不是个人的权力。随着履行权力的权利而来的便是运用好这一权力的责任，履行好对人民负责的义务，当好人民的公仆。这是一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权利义务观。但是在一些领导干部那里，这种权利义务观蜕变为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肆无忌惮地侵吞、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他们把自己看作“民之父母”，以“官贵民贱”、“官大为尊”为行为准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把弄权、谋私看作自己的本事，甚至宣扬

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与廉政建设

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与廉政建设 内容摘要：俸禄是我国古代官员的物质报酬，俸禄制是官吏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合理的俸禄制度利于官员尽职尽责的工作，且对吏治有重大影响。中国古代的廉政建设与俸禄制度息息相关。俸禄制度的发展影响着廉政建设，俸禄制度是廉政建设有辅助的作用。 关键词：俸禄制度廉政建设 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始于战国时期,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官吏制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俸禄是我国古代官员的物质报酬，俸禄制是官吏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合理的俸禄利于促进官员尽职尽责的工作，且会对吏治产生重大影响。俸禄制度的发展影响着廉政建设，俸禄制度是廉政建设有辅助的作用。 一、中国历代俸禄制度 中国古代官吏的俸禄制度始于战国时期，俸禄之设是为勉励、督促官员尽忠职守，以充分实现国家机器的职能。 隋唐时，实行单一品级制度，即完全官品高低实行不同的待遇。官俸体系主要内容是，禄米、职田、役力以及公廨田。当然，皇室对宗亲还需要提供更加优厚的待遇为巩固统治服务。统治者采取了类似西周时期分封制的赐食封的方法 ，按功勋的大小来确定所食的户数。 唐朝给官员提供较优厚的俸禄薪酬待遇，使官员能够获得良好的生活保障，以拒贪腐的用心。官员的俸禄支出在唐朝财政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唐玄宗在天宝年间下诏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此语道出了唐朝给官员提供较优厚的俸禄薪酬待遇，使官员能够获得良好的生活保障，以拒贪腐的用心。 于此同时实行罚俸制度，罚俸是针对官员的一定违法、失职行为实施的，对官员有一定的约束和惩戒作用。 宋朝时，同样延续隋唐的俸禄制度，但相比，宋朝是实行厚禄制度的典型。宋朝官员俸禄大体分正俸、加俸、职田及公史钱等一些变相收入。宋朝的俸禄给国家财政极大的负担，造成冗费的局面。两宋时期，尽管朝廷以厚禄待官，对官吏贪污亦屡申禁令，但赃吏之多却屡禁不止，故论者常发高薪未必养廉之叹。然而，从总体看来，俸禄高低与贪官多少呈现出明显的反比：宋代宰执大臣享禄优厚，其贪赃枉法的行为相对州县一级的官员要少许多，这决非偶然。 到明代，官俸则显得微薄，明朝是实行薄俸制度的典型。一个七品知县官月俸银不到二两,养活一家如何不紧?百官俸薄,不可能不营私舞弊。明朝中期以后,贪污便成为政府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大官贪污以致富,小官舞弊以救贫,法纪荡然无存。 清代，宗亲王的俸禄远远超过文武百官之俸禄，满、汉官员的俸禄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雍正年间，除了正俸外，京官开始实行恩俸，在外官员有养廉银。清朝，养廉银占官俸极大的比例，这也是为了以俸养廉而达到维护国家统治的目的。 中国古代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大多实行以俸养廉的政策。增俸加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养廉防贪的目的。各朝代，在廉政建设方面多运用了高薪养廉的政策思想，运用俸禄的辅助作用达到廉政建设的目的。当然，也有些朝代给官员以微薄俸禄，则造成贪污严重。 二、古代廉政建设 贪污腐败是中国古代封建官僚体制的必然产物。一部中国官僚政治史,也就

郎咸平全集——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2006/12/10 ！ 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文/郎咸平 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北京市发生的毒大米等等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现象，庙堂常常只是一味着急，民间也只是简单地咒骂。但是我希望我所提供的批判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仅仅是呼吁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而北京市事件所引发的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引发我关注的事件缘由。最近从媒体上获悉北京出售毒大米的消息，让我惊愕不已。所惊者，世风日下，有人居然丧尽天良、不顾苍生百姓生命安全而牟取暴利；所愕者，此事件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处于首善之区的堂堂粮食主管部门——北京粮食局。根据此事件之专项调查组的调查，2003 年 4 月北京市非典疫情严重之际，主管北京市粮食局的副市长陆昊决定由粮食局购入 29.2万吨陈化粮作为粮食储备。今年春节后，该副市长再次决定将陈化粮销售给公众。陈化粮含有超量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因此发售陈化粮几与投毒无异。 向公众出售毒大米事件是一例典型的体制内腐败行为。有关官员不仅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为己敛财，已经到了罔顾广大无辜民众性命的地步。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事件被调查出来后，相关责任人不仅不考虑尽快向公众宣传，保证居民的身体健康，反而封锁消息、文过饰非。所谓的主管部门和主管市领导，先不说是否做到了廉洁奉公，不说是否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就连起码的“不要害人”这样的基本做人原则和良心都没有了！ 惊愕愤怒之余，我倒联想起前些日子我专门研究过的香港嘉利来股权纠被抢夺案，突然明白，北京市发生这样那样的荒唐事情，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以北京市内部腐败势力之强，气焰之盛，卖毒大米其实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起来毫无顾忌的恶性事件。 且看2000年，社会恶势力垂涎于香港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竟诬陷香港嘉利来未履行出资义务，由北京市外经贸委将香港嘉利来拥有的合作公司的股权“批送”给合谋团伙中的黑势力。香港嘉利来彻底失去了在合作公司中的股东地位和自己依法在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益。嘉利来愤然抗争，先后依法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即现在的商务部) 提起行政复议。最后，法律给了一个嘉利来公司一个公道，但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虽然北京地方政府表明上口口声声正在履行中央政府决定，但是具体的各个部门就是不归还嘉利来的股权，法律的判决至今还是一纸空文。嘉利来至今仍然什么也没有拿回。盖有国徽章的严肃行政决定，在北京竟然可以荒唐如斯地瞒骗！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其中是非曲直的案件，在海内外沸沸扬扬，影响如此之恶劣，但掌管商贸的官员，对此毫不理会，执迷不悟，行径无异于掩耳盗铃。现任主管商贸的副市长陆昊，乃毕业于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他在2003 年初当选为副市长的时候，年仅 35 岁，为建国以来最年轻副部级干部。媒体对此一片颂扬之声，将其看作是选拔年轻干部的好例子。从嘉利来事件处理之上，我一度对其毫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跨部门作恶的行为难以理解。但是经过这次毒大米事件的揭发，我猛然醒悟，原来这群蟊贼硕鼠，从来就是

中国最腐败的群体不是官员

中国最腐败的群体不是官员, 也不是国 企领导, 而是··· 时间：2015-12-01 23:18:28 来源：一评微信公共号作者：郭凡生点击：637 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经历了上山、下乡、当兵，1978年又考上人民大学的“精英”一代。1982年开始在从政做官，1987年转入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工作。因为种种原因我1990年不得不下海创业，由一个街边店成为了国内首批在海外上市的B2B网络企业。 我是一个真正白手起家的私营老板，从来没有寻租和靠官去挣过钱。因此我才敢讲下面的话，若是学者、官员写这样的文章早已被弟兄们的板儿砖拍烂了头。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谈民营企业的腐败是出于一种责任，也源于我对民企弟兄们深深的爱。我真的看到今天在大陆最腐败最堕落的群体，是我们这些民企的老板。 我知道拙作会得罪天下不少的老板，但我相信拙作也一定能够帮助那些正在迷茫中奋斗的企业家们。今天，民企腐败超过国企，甚至贪官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极度缺位，懒散无度 2008年开始连续八年，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办了五十多期股改班。每次我都会对一百多位老板提同样的问题：“拍着良心告诉我，今天你们谁还能打卡准时上下班的请举手”？每次举手的人都不超过三成，而且几年来每次举手的人越来越少。

我总结这些老板是一三五休息，二四六放假，逢年过节国外旅游，我相信国企的老板们和官员们也绝对不敢这样。我曾很多次压抑不住自己的伤感和愤怒，在股改班上对上百位老板们呐喊：“你们当年创业的精神还有多少留存？这样下去我们怎么还能活在世上？这样的老板企业不破产天理难容！”有些老板和我解释，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工作：”我的作息时间调整了，我来的晚我们也走的晚呐”。 我们把老板缺位定义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职务缺位，也就是不准时上下班，不好好履行自己的老板职务。 在职务缺位之后，因为不好好工作就会出现能力缺位，这是老板缺位的第二个阶段。特别是你的企业从小向大发展过程中，企业管理从小型化的老板看得见的直接管理为主向大型化发展过程中老板看不见的间接管理为主的过程中，你的缺位，肯定会使你落伍，你的能力已很难适应企业成长的要求了。 在职务缺位和能力缺位之后，就是第三阶段的心理缺位。 工作中你发生的偏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使你一到公司上班就心烦意乱、痛苦不堪，上班成为一种巨大的折磨。老板已经视做自己企业事情成为最大痛苦，已经生不如死了。写到这儿，所有的老板，不管你是否同意我上面的观点，都可以判断一下，你自己处在老板缺位的哪个阶段。 我每次都对股改班的老板们大声疾呼：归位吧，找回咱们创业时那种激情和勤劳，但基本上是呼之无用。我只能对天长叹：英雄老矣，廉

2015年文综历史部分全国Ⅱ卷(含答案与解析)

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全国Ⅱ卷） 文综历史试题 24．古代儒家学者批评现实政治，往往称颂夏商周“三代”之美，甚至希望君主像尧、舜一样圣明。 这表明了儒者_____。（） A．不能适应现实政治B．反对进行社会变革 C．理想化的政治诉求D．以复古为政治目标 25．汉宣帝曾称：“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郡太守乎！”后来的帝王反复重申上述观念。这主要体现了_____。（） A．地方吏治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因素B．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 C．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为后代所沿用D．历代帝王将汉宣帝作为治国榜样 26．唐宋时期，江南经济迅猛发展，南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已移至江南。促成这一转变主要动力之一是_____。（） A．坊市制度瓦解B．土地集中加剧C．农业技术进步D．海外贸易拓展 27．明成祖朱棣认为，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这一举措客观上_____。（） A．推动了国家政治统一进程B．促进了跨区域贸易的繁荣 C．抑制了区域性商帮的形成D．改变了南北经济文化格局 28．奕?力倡洋务，又因在兄弟中排行第六，被称为“鬼子六”；洋务派官员丁日昌被称为“丁鬼奴”； 郭嵩焘在一片冷嘲热讽中出任第一任驻英公使。这反映了_____。（） A．洋务运动与传统的观念发生冲突B．崇洋媚外行为遭到社会鄙视 C．洋务派改器物不改制度受到批评D．西方列强侵略激起国人抵制 29．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古文经实系伪造。1891年该书刊印后风行国内，但很快遭到清政府禁毁。这主要是因为该书旨在_____。（） A．揭露历史真相B．引介西方理论C．倡导维新变法D．颠覆孔孟学说 30．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北平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流通于平、津、鲁、豫等地；同时还发行了大量不具备货币性质的“军用票”，流通于市场。日本侵略者上述行径的目的是_____。（） A．扰乱国统区金融秩序B．转嫁战争负担 C．封锁抗日根据地经济D．强化物资管制

浅谈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

浅谈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 摘要：随着国家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的反腐败也是非常关注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都制定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制度，加强力量揭露腐败。但仍有领导干部凭借权力和工作便利条件，不劳而获获得经济自肥或其它好处，侵害人民的利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分析腐败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除腐败分子理想信念动摇，廉政意识淡薄、权力观和价值观扭曲等主观因素外，有关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也是导致权力为民“缩水”的主因。痛定思痛，深刻的教训再次告诉我们，如果制度存在薄弱环节，有漏洞，容易让人钻空子；所以说，反腐败是关系国家发展、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 关键词：反腐倡廉反腐败侵害监管国家发展 正文： 一、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点 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一是以权谋私二是权财交易。总体来说，腐败行为就是腐败分子与腐败参与者之间为实现以权谋私、权财交易的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互动行为。腐败行为的主体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个人或组织，目的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侵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是受权力和自己意愿支配的行为，具有权力性和职务性，是一种违纪、违法、犯罪行为和不道德行为。 二、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腐败产生的原因分析 第一，从思想根源上，最根本原因是因为个别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逆变。一是共产主义信念发生动摇，二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三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第二，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一些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薄了，他们名义上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第三，权力过分集中，而且缺乏严格的监督是导致腐败的关键。权力大而且缺乏监督机制，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权力的滥用现象，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体制，实现权力的制衡才能办得到。第四，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新旧体制交替，社会变革迅速，对外经济交往频繁，在这个过度时期无论是从政策上、体制上、管理上等方面都存在不少漏洞，这样就给腐败分子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因此，治理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通过体制改革规范和控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二）、腐败产生的政治后果 1.腐败直接危及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我国走向现代化地一个重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动荡不定，内乱

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2007-02-10 16:47:10 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灭亡。”实践证明，我们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是能够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贪污、搞特权、买官卖官、搞权钱交易、搞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逐渐泛滥和愈来愈严重，我们也只有勇于正视、研究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

程中解决这些问题。 一、腐败产生的根源 腐败被人民视为破坏世界的癌症，也成为各国政府最大的敌人。所谓腐败，一般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反社会的、危及统治阶级正常秩序的行为，腐败将摧毁发展的一切努力，反腐败也是一个全世界性的难题。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体制下或体制转轨的阶段上，腐败作为公共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方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深刻地认识中国腐败的根源是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关键。 （一）思想根源 腐败分子不是在一天内就走向腐败的，在滑向腐败边缘的过程中，思想的嬗变尤为可怕。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在他的认罪书中说：“我的犯罪绝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缺乏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从近几年检察机关揭露出来的案件

看，腐败分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放松了思想教育、党性的学习，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原则。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一切向钱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价值观念，就成为一大批腐败分子走向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 （二）体制根源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监督的干部，容易导致犯罪。这已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加之历史的原因，造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权力高度集中在党政领导机关，甚至在某些个人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党政、政企分开，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虽然有了一定改变，但由于受旧的体制和模式的影响，党政部门的权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政策、法律滞后，一些干部手中依然掌握着资源配置、人事任免、宏观调控决策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