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执政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唐太宗执政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面对隋末唐初百废待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复杂的严峻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心存忧患，治不忘乱，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分析探讨其执政思想并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新时期巩固我党执政地位、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太宗；执政思想；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君主和政治家，为维护和巩固李氏王朝的统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其中闪耀着不少执政思想的光辉。近年来学术界对唐太宗的研究比较多，从某个具体方面探讨唐太宗政治思想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但从整体上研究唐太宗执政思想的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从以民为本、选贤任能、重农护农、礼法兼治、民族和谐等几方面对唐太宗执政思想做些分析探讨。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观念

民心向背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唐太宗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只有获得百姓的拥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太宗从以下几个方面实践了自己的民本思想：

其一，务清静以安百姓。隋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并不是因为当时国家不富强，而是因为“征求不已”使百姓不堪重负导致天下大乱。唐太宗深知安静百姓才能治国理民的道理，他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乎?”唐太宗为了安静百姓，“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并为此采取了“节力役”、“息边争”、“薄赋税”等一系列措施，迅速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安定。其二，兴产业以富民生。唐太宗非常了解富民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富民的目的，他大力提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实行均田制，使耕者有田；通过兴修水利，改善了发展农业生产环境；通过劝课农桑，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此外，贞观年间，唐太宗还修正完善了武德年间制定的租庸调法。唐太宗在位期间，由于他的严格督责，官吏基本上能够照章办事，使租庸调制得到了普遍实施，成为唐代租庸调制实施最好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官吏对老百姓的恣意盘剥和聚敛。其三，去奢糜以纤民力。为了节省开支，唐太宗大力精简机构，整顿吏治。唐太宗原本打算遍封宗室为王，经过一些大臣

论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doc

论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 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

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知识讲解

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 意义

孔子教育思想中的道德教育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一、立志有恒 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现在物质生活为满足，还应有将来精神上的更高要求，这就是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他在教育学生如何对待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立足于现在而面向将来，确定志向，树立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作为个人努力方向。 认为“立志”是重要的起点，但要坚持和实现其志向，并不是容易的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少年有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才立，可见立志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关键。确立志向后，又经过长期不懈地学习、修养，使之思想、感情和行为，达到道德的高度自觉与"不逾矩"的境界，表明了道德教育的终身性、长期性和阶段性。孔子教育学生“志于仁”。“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他要求学生以“仁”指导日常的道德行为，坚持道德信仰而不动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要求君子在吃一顿饭的瞬间也不要离开仁德，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不要离开仁德，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也不要离开仁德。他要求学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对仁德和理想要笃信，要好学，要坚守，并用生命去捍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要求君子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要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他认为志向和理想甚至比个人生命都还重要。 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追求更高精神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在物质享受方面，则不宜要求太高太多，物质享受方面要求多了，相反地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 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志向方能坚守。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志向的确立与坚守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重视持之以恒与百折不挠的意志锻炼。这也可以说是立志过程的最后与最高的阶段。 今天,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是在学生中越来越多的出现盲目攀比爱慕虚荣的现象，许多学生已经把立志忘掉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更需要成长在改革开放富

唐太宗的诗歌创作

唐太宗的诗歌创作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胡绍玲 摘要：唐代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繁荣局面，是一个诗歌艺术天才成批涌现的时代。本文分析唐代帝王唐太宗的诗歌创作及其对唐诗的影响，发掘其促进唐诗繁荣中所起的作用，以期拓展唐诗繁荣原因之视域，尽现帝王对一代文学之影响。就初唐前期诗坛而言，唐太宗对扭转齐梁文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其突出文学理论思想的前提下,他不反对文学应有完美的艺术形式。唐太宗的各项政策有力地促进唐诗向前发展；唐太宗个人的诗歌也颇具时代特色，可圈可点，主要分为抒写怀抱，写景咏物等四类。唐太宗为迎接盛唐诗风的转变起着先导作用；对初盛唐的诗坛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初唐诗坛有传世作品的作家约三百多人，如果选一代表诗人的话，应首推唐太宗李世民。这样说是符合初唐诗坛的实际的。其一,唐太宗挟帝王之威,扭转着齐梁文风,为开创唐诗的新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以后盛唐诗的繁荣，做了充分的铺垫。其二,唐太宗重视文学之士,君臣文咏,推动着唐诗的发展；其三,唐太宗以博大的政治胸怀积极从事文学活动,表明他是初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如《全唐诗》收录其诗约九十多首。所以《全唐诗》编者在评价唐太宗文学地位时说:“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①其评价是公允的。 唐太宗的诗歌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抒写怀抱之作。高祖李渊建唐,倚重于唐太宗李世民。在血与火的磨砺之中,唐太宗言志抒情,其诗作传达着高迈的情怀。试看其《还陕述怀》：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 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 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 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 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 诗以高亢激昂的情调,抒发着唐太宗高远的政治追求。“慨然”二字领起全诗,一方面将人们带入隋末群雄纷争的过去,另一方面又以包吞宇宙的气势睥睨着一切。抒写怀抱在唐太宗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他的《经破薛举战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类诗作以气势取胜。

唐太宗用人及纳谏的故事

唐太宗用人及纳谏的故事 谁有本事就用谁 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 “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 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可一听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就不服气地大声说：“当初，我首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杀。可您怎么把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后面了？他们有什么功劳？不过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写写划划嘛！” 唐太宗笑了，说：“叔父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我可不能以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 大臣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大舅子（皇后长孙氏的哥哥），有才干又有大功，唐太宗就任命他作了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对唐太宗说：“我作了皇后，已经够出风头的了，你就别让我哥哥当那么大的官，免得……” “不。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唐太宗坚持让长孙无忌当了宰相。 唐太宗这几件事办得好。他用人，就用有才干品德好的，不管那人跟自己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虚心纳谏 古代人把皇帝能听进不同意见，按正确的意见办事，叫做“纳谏”（纳是接受的意思，谏是规劝的意思）。唐太宗是我国古代帝王中最能纳谏的一个。 有个叫元律师的官员犯了法，唐太宗一气之下，决定处死他。大臣孙伏伽不同意，反对说：“元律师固然有罪，可按照法律不能定为死罪。您的处罚太重了，应当改一改。” 唐太宗想了一下，说：“你说得对，要不，我就错杀了人啊！”他立刻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还下令把一座花园赏给孙伏伽。可又有一个大臣不同意了，说：“那座花园值一百万钱，这种赏赐太重了吧？”

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及启示

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及启示 Company number：【WTUT-WT88Y-W8BBGB-BWYTT-19998】

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及启示 [内容摘要]：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克已内省、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对现代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代的教育改革中，有不少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基础的。目前国际上针对特殊教育所提出的全纳教育、个别化教育等教育理念，都可以在孔子的思想中找到影子。可见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之大。 [关键字]：孔子教育思想现代教育影响及启示 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政治家，还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曾经被评为世界最着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学生，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形成的博大精深，独具风采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宝贵遗产 ,虽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冲刷和淘洗仍然拥有其勃勃的生命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发展所有的本质和精髓，都可以在孔子这里寻找到根源。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教育实践（特别是素质教育）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对现代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现在就让我们了解孔子一些主要的教育思想，顺便谈谈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及启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很多，这里主要讲的是现代教育中比较提倡的，得到实践，并产生重要影响的。)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站在教育者的角度： 1、有教无类:即让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促进社会发展

孔子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孔子仁学思想以道德个人主义为支点，倡导一种以生命契合为主要特征的人际伦理，追求一种以社会和谐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秩序;孔子的仁人君子教育在政治领域引发了一场由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制度革命;在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制度创新和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从孔子仁学思想中汲取智慧，仍然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不二选择。 《论语》言“仁”者五十有八章，“仁”字凡百有六见。据考证，孔子之前，已经有人偶尔使用过“人二”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但只是孔子才赋予“仁”以全新的文化内涵。《论语》文本中“仁”的含义大致可以分成为以下几层: (l)“仁”首先是一种足以使人诚服的人格魅力。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这种“仁为己任”，对自己所选定的人生目标坚定不移，倾 其毕生而追求之的精神;这种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无求“生以害仁”，只求“杀身成仁”的豪迈气概，不是着实让人心醉神迷吗?因此，“仁”便是一种足以让人为之诚服的崇高，所以《论语》是一种将合换心的征服，因而是一种人格美的展示，是一种爱的艺术的实践。 孔子认为:统治的哲学虽然可以说是征服的哲学，但是好的统治者绝不应该用武力去强迫人民接受他的统治，而应该以爱为武器，用自己的人格之美去征服民心，让人民心悦诚服地追随自己。因此我们说，孔子之“仁”首先是一种人格的力量，一种高尚品德对他人和社会的感化和征服作用。 (2)“仁”倡导一种道德个人主义。孔子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雍也》)。这里孔子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确立为基本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介乎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之间，强调一种在移情式理解基础之上的人际互爱。孔子又强调“为仁由己”，指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是一种由道德自律达于心灵自由的义务伦理。在孔子那里，个人不是向外寻求相对他人(物)的自由，而是向内寻求相对于自己的自主，即人格的独立和道德的自主。人只有实现在道德上的自主，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理由，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孔子的道德主张称为“道德个人主义”。由孔子仁学所开出的道德自律，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自律是存在着根本差异的，因为西方的道德自律是一种上帝绝对命令的内化，而仁学的道德自律完全由自己的本心开出，所以仁学对人们道德觉悟的要求似乎更高。(3)“仁”是孔子匡时济世之良方。孔子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同时还是那种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勇于靠自己的亲身奋斗去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实践家。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他需要培养一批不但能够理解并拥护他的政治主张，而且愿终生为之奋斗的“志士仁人”。为此，他“有教无类”，以教为业，以“六艺”授人，且整理国故，“删正六经”，开了中国教育与学术民间化的先河。孔子所要培养的，是那些能够按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去改造社会，匡扶正义，营造社会仁爱精神的济世之才。孔子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仁人君子”，即他要把他的弟子们培养成那种具有“仁者爱人”、“泛爱众”的人格情操，同时又具有为实现“天下归仁”而奋斗的“志士”，这些被称之为“君子”的志士们“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4)“仁”是一种人生修为之方法。孔子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微子》);仁人君子者“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里仁》)。要求君子须以诚信待人，以恭敬律己。同时还必须摆脱物欲的束缚，故“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里仁》);于是“饭疏食饮水，曲胧

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教育思想中的道德教育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一、立志有恒 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现在物质生活为满足，还应有将来精神上的更高要求，这就是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他在教育学生如何对待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立足于现在而面向将来，确定志向,树立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作为个人努力方向。 认为“立志”是重要的起点,但要坚持和实现其志向,并不是容易的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少年有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才立，可见立志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关键。确立志向后，又经过长期不懈地学习、修养，使之思想、感情和行为，达到道德的高度自觉与"不逾矩＂的境界,表明了道德教育的终身性、长期性和阶段性。孔子教育学生“志于仁”。“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他要求学生以“仁”指导日常的道德行为,坚持道德信仰而不动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要求君子在吃一顿饭的瞬间也不要离开仁德，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不要离开仁德,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也不要离开仁德。他要求学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对仁德和理想要笃信，要好学,要坚守，并用生命去捍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要求君子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要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他认为志向和理想甚至比个人生命都还重要。 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追求更高精神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在物质享受方面,则不宜要求太高太多，物质享受方面要求多了，相反地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 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志向方能坚守。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志向的确立与坚守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重视持之以恒与百折不挠的意志锻炼。这也可以说是立志过程的最后与最高的阶段。 今天,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是在学生中越来越多的出现盲目攀比爱慕虚荣的现象，许多学生已经把立志忘掉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更需要成长在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学生们学习,必须要学生立志、坚守,百折不挠的进行意志锻炼,关注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学生应象松柏一样经得起严寒,“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学生应当把自己的意志锻炼得坚贞不移,“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总之,志向的确立和坚守,决定于个人信仰和主观努力，是精神性的、内在的,不是依靠外力强制可以改变的。我们今天不能以孔子的志向为志向，但是他这种强调立志的思想，他主张道德教育要解决确立志向的经验，却值得我们吸取。 二、克已内省 在人与人交往的关系中，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和如何对待别人的问题，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孔子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主张重在严格要求自己，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道德规范，他把这称之为“克已”。 孔子所说的“道”,指的是道使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具有某种客观的性质和内容；孔子所说的“德”，指的是内心的情感和信念，属于主观方面的东西。孔子在处理客观的“道”与主观的“德”的关系时,重视积极开展主观的思想分析活动，强调自觉地进行思想监督，便遵循客观的“道”成为内在的自觉要求，而不受外来强加的限制,他把这种主观的思想活动，称之为内省。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复礼的基本条件,不能克制自己,也就不能使自己的言论行为符合客观的“道”;只有克制自己,才能使自己的言行回复到“礼”的道德规范上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所谓“求诸已”，也就是遇事反躬自问，严格要求自己,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礼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对别人薄责，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增加矛盾，且会缓和和消除矛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制自己包括同情之心待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想得到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自己不要痛苦和麻烦,也不要把这种痛苦和麻烦加到别人身上。“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即对自身的缺点错误要勇于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宽容谅解；能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与别人的关系也就容易相处。 孔子主张把克己、求诸已的原则,贯彻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思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不患人之已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所有这些,都着重在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当自己没有能够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时,要多检查自己的道德精神和学问水平，而不要责怪别人；如果自己的道德精神、学问能力的条件不够,就应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己,创造必须的条件，进而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 内省是靠自觉性来监督的,不自觉就难于真正进行内在的自我反省。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别人好的道德品质，虚心学习，向他看齐;见别人不好的品德表现，就要联系自己，反省检查,引以为戒。“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是说要开展主观的思想分析，见

论唐太宗的人才观

论唐太宗的人才观 唐太宗李世民( 599-649) , 中华帝国千古一帝, 唐代第二位君主, 唐高祖李渊之次子。世民出生于武功( 今陕西武功西北) , 儿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 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 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 615) , 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 今山西代县) , 年仅16 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 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 617) , 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 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 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 天下大乱, 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 积极招兵买马, 准备举兵反隋, 夺取天下。武德九年( 626) 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王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 发动“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 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 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 李世民登上帝位, 是为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登基之后, 励精图治, 使唐朝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 政局稳定的升平景象。这种景象的出现, 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而唐太宗卓越的人才观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归结起来，大概有广开才路、用人之长、用人不疑、虚怀若谷这几点是唐太宗的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一、广开才路 当下很流行的一句话“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唐太宗就深深的懂得这个道理，并身体力行的付诸于实际行动。唐初，各种人才盛极一时，贞观一朝人才辈出，并不是说人才是真的多，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关键在于统治者善于发掘和使用人才，使得天下人才为天下所用，帮助天子以创天朝上国。“不

以卑而不用, 不以辱而不尊”, 是唐太宗用人范围的思想基础。他所招揽的人才，不计派别、阶级、亲疏，重用的人才中，既有来自名门世家的李靖，又有曾聚众为盗的薛仁贵；既有从一开始就跟随他打江山的房玄龄，又有从敌人手下吸纳的张玄素；既有出身贫寒的马周、秦叔宝、程咬金，也有曾当过死敌太子建成心腹的魏征、韦庭；还有曾阿谀奉承隋炀帝的裴矩，只要是有用之才，他都乐于启用，结果是这些谋臣学士猛将都在“贞观之治”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谋略。、 二、用人之长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即使是人中才俊也都会有他自己的缺点，如果有这些人才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统治者就要“扬长避短，各取所长”，在实际用人中, 唐太宗充分体现出了“各取所长”这一原则。在朝廷掌权的大臣中, 各有其特点与长处, 却又都不是全才。唐太宗从不责备, 而是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情况, 因人制宜, 分别委以与其长处相适应的职务, 使他们的才智都能得到比较充分 的发挥。用人难，难在善认。唐太宗在这一点却做得恰到好处。例如，唐太宗把房玄龄和杜如晦搭配起来使用。李世民发现，房玄龄能提出许多有见地的谋略，但他不善于选择，很难决定施行哪一条。而杜如晦虽不善于谋划，但精于决断。于是他每次都让两人到自己的居所讨论裁定，房玄龄说：“如果没有杜如晦，我什么也筹划不了。”二人密切合作，同心辅佐太宗，形成了著名的“房谋杜断”的人才结构。 三、用人不疑 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为了让人才能够敢于发挥自己

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及功过

第33卷 第2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 l 33No 22010年04月 Jo ur nal of Y ang tze U niversity(So cial Sciences) A pr.2010 收稿日期:2010 01 16 作者简介:焦兴青(1963 ),女,甘肃民勤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 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及功过 焦兴青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治与管理系,西藏拉萨850003) 摘 要:唐太宗是杰出的政治家,其雄才大略与贞观之治密不可分。主要从贞观之治出现的历 史背景、生产力的发展、唐太宗功绩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唐太宗;贞观之治;纳谏;用人 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0)02-0349-02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重视历史上经验教训的借鉴,更注重治国方略、用人,他统治时期,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吏治清明、文化昌盛、对外开放等良好局面,史称 贞观之治!。 一、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具有重视人才理念。深知人才是统治的关键。 能安天下者,惟有得用人才!,隋朝被推翻,士族地主受到沉重打击;士族势力衰落,庶族地主势力上升,寒微地主受重用获得参与政事的机会,统治基础扩大;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大批有才干的人形成大唐智囊团,巩固地主阶级统治基础。 不拘一格,惟才是举,数次颁发诏书求取人才。他用人不避仇怨、门第、民族、兼收并用, 量才受职!;用人 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抛弃民族偏见,任用阿史那杜尔等少数民族将领。因此贞观人才济济,为唐朝强盛各显其能。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故能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1] 他胸怀宽广,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封德彝、裴矩、李勣、秦叔宝、尉迟敬德等备受赏识, 房谋杜断!成为佳话,在位23年提拔20多名宰相,庶族出身的超过1/3,重视科举制度,增设科举考试科目,鼓励读书人通过科 举考试做官。 善于纳谏,是少有的贤达开明的君王。他认为安定天下,君主切不可独断专行,否则决策错误,导 致王朝灭亡。君臣如同源与水: 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1] 认为君善于纳谏,臣敢于进谏,君臣达成默契,则国家兴盛,要达到这种默契,关键在于帝王能明察用人。 君正臣才敢直!,其开明是魏征成功进谏的重要因素。他接受魏征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思想,能听取臣下不同意见, 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李曰: 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他虚心纳谏,大臣才敢于进谏,魏征进谏达200余次。魏征逝后他曰: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且殂逝,遂亡一镜矣 他警惕阿谀奉承,总告诫大臣: 君主如若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其臣下一定会谄媚他。如若君主失去国家,臣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随朝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其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定要直言相告,且莫报喜不报忧。!这种居安思危意识使他有错能纠正,把决策失误减少到最低程度。 赏功罚罪。他规定 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他以赏罚严明为管理官吏的重要手段,重视考核监督。为使赏罚有据,他重视对地方官

唐太宗管理学

唐太宗管理真言: "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宽厚爱民"。今天中国很多企业家、管理者将唐太宗的管理之道运用到现代管理中。 一、选才 对人才的重视、尊重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他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直谏的气氛，天下之才皆为他所用，集中大众的智慧。他相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他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曾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 企业用人，关键在于看得准、用得对。这样，人才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否则即使人才就站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见。唐人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发现人才的"伯乐"。 二、用才 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典型的"逆才"，他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多次让唐太宗威仪扫地。他于贞观十三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十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唐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一贯将魏征作为难得的贤士善待之，重用之。唐太宗在怀念一代名臣魏征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正因有魏征之类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会有大唐基业的稳固和贞观盛世的出现。 在企业中只有相信下属，用人不疑，才能与下属建立起密切关系，

上下一心，做好事情。每一个下属，都渴望获得领导者的信任。如果领导者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下属就会受到激励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肯干，变革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 三、爱才 唐太宗选贤任能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问出身。在唐初上层管理集团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马周本为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魏征则是政敌李建成的谋臣。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流砥柱的人物，为唐朝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嘉诚由一个出身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企业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其用人之道。李嘉诚的企业取名"长江"，就是基于其不择细流，有容乃大。精于用人之道的李嘉诚，不仅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大胆起用不同才能的人，而且在企业发展的同一阶段注重任用经验丰富、极具专长的"客卿"。他的"智囊团"里既有朝气蓬勃、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又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客卿"。 四、用真情 唐太宗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从而认识到存百姓就是要让百姓生活安定，只有安定百姓，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才能富强，这是最重要的"为君之道"。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一生中教育成就最为显著。他在长期从事教育和教学的活动中，积累和总结了大量的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一下他的教育思想： 一、受教育者 （一）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其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思想。在教育的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本义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就说明了后一点。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的”的认识，孔子才作出了“有教无类”的决断。 “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培养目标（学而优则仕） 在培养目标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很显然，孔子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具有丰富的知识，具备外在的气质，内外统一，从而达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如何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呢？孔子认为可以这样去做：“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本人不但身体健壮，而且多才多艺，喜歌乐舞，自身也是一个十分注重全面发展的人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

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

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 摘要：小说《贞观长歌》中的贞观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独特魅力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浪漫与激情的时代。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的形象, 表现出李世民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他那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克己纳谏的治国方略，最终开创了贞观盛世，并且他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也影响至今。 关键词：《贞观长歌》；李世民；形象 由周志方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是一部中华民族励精图治的宏伟诗篇；是一副气象万千的壮丽画卷；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激越长歌；是一部中国人和平崛起的灿烂篇章。[1]它以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题材，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形象地再现了唐太宗——李世民经历“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主政后唐朝初期二十三年的历史，塑造出一代英主的光辉形象。 一、迥异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 小说《贞观长歌》的作者成功地借鉴并吸收了古代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经验，将历史史实与艺术性创造相统一。虽然取材于历史史实，但是它对“贞观之治”所做的并非是历史的如实诠释，而是主体化的艺术创作。虽然呈现出一些特别能打动人的浪漫主义特质，但我认为它实质上是一部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作品，或者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外壳包裹下的写实主义作品。 小说《贞观长歌》的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大群丰富多采、栩栩如生地历史人物形象，他们有北方草原上的可汗、领军的统帅与将领、普通的侍卫、商人，又有皇帝、后妃、藩王、朝臣以及刺史等大批的地方官吏等。而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作品中的主要中心人物。在作品中集中展现了初唐李世民及其大臣们克服困难、励精图治使国家由乱到治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处处表现了李世民不同于其他帝王的治国方略与性格特点，将一代雄主、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积极向上的一面充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李世民作为一个皇帝，他面临的主要对象，无非是对民、对下、对自

浅谈唐太宗的用人策略与现代基层用人体制

浅谈唐太宗的用人策略与现代基层用人体制 武定县发窝中学教师杨天会 【摘要】唐朝前期是盛产贤明君主的时代，特别唐太宗更是一位明君。他统治下的大唐帝国在经济、社会和用人策略等方面的佳话世界有目共睹；励精图治的治国策略也备受后人推崇，而在选才用人方面的独到见解对现今中国基层政权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太宗用人策略基层政权用人体制 一、研究的历史背景 唐朝（公元618年—907年）是由唐高祖李渊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它与汉朝同成为中华民族兴盛的两个时代，并以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开创了中国繁盛的新纪元。 隋朝末年，当隋炀帝四处攘乱之际，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率大军进军关中，并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国，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李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高祖李渊登基后立即着手消灭其它各部反隋势力，先后击败上邽（天水）的薛举，薛仁杲；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等反对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次子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与自己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继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

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在其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史称“贞观之治”。在他执政的23年中，他始终把“选贤任能”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在贤臣的大力辅佐下，加上他本人的政治才干，以致他统治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成就了“文景之治”以来的又一盛世“贞观之治”。唐朝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唐太宗巧妙精明的用人策略是分不开的。本文就唐太宗的用人策略以及对现今基层用人管理的借鉴作用作简要的论述。 二、唐太宗时期的用人策略 1.选用贤能人，所使用的人必须德才兼备 以战功作为选拔官员的衡量标准是唐朝初年选用能人的主要标准。换言之，在唐朝初年只要你在战争中立了大功，就可以授官晋爵。这是以秦朝“军官爵制”的武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唐太宗不一样，他选用贤能人的标准是必须德才兼备，尤为重视所用人的道德品质。唐太宗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是亲民之官，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他认为：“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在他选人用人的标准中，认为如果误用了缺德无行的“恶人”，越是有才干，危害越大。据史料记载，许敬宗是一个才优但德行不好的人，终身没有得到重用。由此可见，在选拔人才方面，唐太宗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素质，掌握了用人的关键。

论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来之”，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大悦而将归己。”《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口号已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断壁残垣下的尘埃。我们走进了大学的伊甸园，在这里似渴地汲取着不同的思想，分门别类的科技知识。我们以为孔子和茫茫历史长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只成为了教科书中的几颗字眼，或者是偶尔矗立在某处风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不是，孔子曰，学而不厌，孔子曰，温故知新，孔子曰，诲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倡出来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如何去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师长，为人谦虚谨慎、讲究诚信，胸怀博爱之心，对仁者特别亲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做到以上为人的基本要求时，再去学习知识。孔子首先强调：做人与读书，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无学文，但不可学文而无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础上，再去学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