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寻根文学_与_文化寻根_新论

“寻根文学”与“文化寻根”新论

□李运抟

从文化角度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显然是文化意识最为

觉醒、文化色彩最为浓郁的一个文学时代。而回顾新时期文学显示

的文化景观,“寻根文学”则又是其间一个最具文化意味的文学现

象。所谓“寻根文学”,事实上就是“寻文化之根”的文学。

然而关于“寻根文学”的认识与评价,今天看来却有不少需要

重新认识的地方。我认为,应当将它放在迄今为止的新时期整体文

化背景和新时期文学的文化运作中来理解与评价。也就是应在一

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历史背景中来重新审察这一重要的文学

景观。

一、“寻根文学”及其时间跨度

重新认识“寻根文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研究对象

的确认。这种确认包括两层相互关联的意思:一是所谓“寻根文

学”究竟指什么样的文学。这是对创作共性特征的确认。二是它旗

号下的作品构成情况。这是对创作范围的总体划归。

解答什么是“寻根文学”,自然要从称谓的产生说起。按通常说

法,“寻根文学”旗帜的公开亮相,是以韩少功发表在1985年4月

号《作家》上的《文学的“根”》为标志。在这篇后来被公认为是“寻根

文学”的宣言以及另篇文章《关于文学“寻根”的对话》①中,韩少功

主要表达了三个互为联系的观点:一是“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

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二是文学的“寻

根”,只是“寻找我们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三是面对有“深

厚精神”的“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

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简言之就是,理当植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

中国文学也应该使这种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和新的光彩。如果

说“寻根文学”正是由于韩的宣言而获得称号,那么围绕它的有关

文化观念的解释中,韩少功的说法则只是一家之言。不过由此已可

大体确认“寻根文学”的所指。联系“寻根文学”常指的80年代中期前后那批文化色彩比较浓厚、文化意味比较强烈的小说来看,所谓“寻根文学”,无非是指重在开掘、表现和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至于如何开掘、表现和反观,什么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是否能“重铸和镀亮”,就并无一定之规。说起来“寻根文学”也是一种较笼统的界定。因为这些大体可以称为“文化小说”的作品,对“文化之根”的理解与表现也是五花八门。

那么,究竟哪些作品可以归为“寻根文学”呢?

众所周知,韩少功文章是一石激浪,引发了80年代中后期那场关于“寻根文学”的争论。也就是在这场不亦乐乎的争论中,人们才发现其前与其时的好多小说其实都在“寻根”,也都是能叫做“寻根文学”的。于是,汪曾祺的乡土文化小说如《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故乡人》、《故里三陈》等,便首当其冲被视为“寻根文学”的先声。汪老的这些带回忆性质的作品,也确实是与中国的“文化之根”紧紧缠绕一起。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贾平凹的“商州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莫言的“红高粱小说”,当然也跑不了。至于像钟阿城、郑万隆、郑义、王安忆、古华、叶蔚林、何立伟等的指向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色彩较浓的作品,也便一古脑儿被划归其间了。韩少功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和短篇小说《蓝盖子》、《归去来》等,当然是直接体现“寻根文学”理论宣言的实践之作。按照前面所说“寻根文学”在文化方面的大体要求,上述作品归入“寻根文学”之内是完全可以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唇枪舌剑的争论过后,就再无人关注这类创作现实了。哪怕后来出现了再地道再突出的“寻根文学”作品,人们虽也会注意也会评价,却是再也不从或极少从“寻根文学”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了。

这说明了什么?我以为这其实是批评界追求所谓“轰动效应”的一大证明。当然也是一大毛病。对一种有相关特征或相似性的创作现象和创作走向,理论不仅需要及时发现和及时研究,而且还需要跟踪其发展。由此来看“寻根文学”,它决不是只存在于它成为热门话题的那几年,而是一直在发展着。这就是说,以往对“寻根文学”存在的时间跨度的划分,即认为它只是80年代中期前后数年的一种创作现象,显然不符创作实际情况。

毫无疑问,“寻根文学”创作的时间跨度要重新认识。就已有情况看,重在反观民族传统文化而企盼文化新生的“寻根文学”,在引发轰动效应之后一直

未有停歇而在继续。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像苏童不同凡响的中篇《妻妾成群》及其长篇《米》和《我的帝王生涯》,如杨争光三个出色中篇《赌徒》、《黑风景》和《棺材铺》,我以为便是很不错的“寻根文学”作品。如果说“寻根文学”的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决不应当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归与沉迷,而应是入乎其间又出乎其外的观照、选择与扬弃,那么苏童和杨争光的上述文化色彩非常浓郁的作品,与“文化之根”的关系就是入乎其内以后又能出乎其外,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至于陈忠实意欲展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白鹿原》,回族作家张承志追根溯源回族文化历史并对其教派“哲合忍耶”文化精神予以歌颂的《心灵史》,张炜充满人文理想主义也是思考文化的《融入野地》和《九月寓言》,王小波以古今三个时代为不同文化背景而又穿越时空叠映古今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不管它们的作者出于何种文化观念和怀抱着何等文化情怀,单从作品厚重显现的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寻、叩问与解剖来看,它们也完全可以说是“寻根文学”。

其实,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也可以划归“寻根文学”。关于这本“词典小说”的创作意图,作者曾说:由于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日渐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了那个时代,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难。”②因此这本探索之作,不仅显示了作者从语言进入文化并以语言形式保存具有象征性的“马桥文化”的意图,而且当年作者在那篇“寻根文学”宣言中所表达的“文化寻根”的意识,于《马桥词典》也非常明显。作者以“词典”形式描述和解释“马桥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以现代意识对既是地域的也是民族传统的“马桥文化”进行了一次寻根溯源的追寻和解剖。

“寻根文学”在新时期所以没有成为文学的匆匆过客,和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状态有密切关系。当十年文化浩劫以其粗暴和专横大大教训了中国人一番之后,当人们发现许多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或多或少其实都和本土传统文化有关时,当打开国门使多种异国文化传播进来而形成文化碰撞并带来文化困

惑时,面对这样一个文化时代,文学怎么会很快放弃对本土“文化之根”的思索呢?

二、“文化寻根”思潮的缘起

众所周知,所谓“寻根文学”关键是“文化寻根”。但两者却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寻根文学”固然引发了关于文化寻根思潮的大讨论,但文化寻根思潮却是早在这个讨论之前就已经波起浪涌了。因此,由“寻根文学”而论“文化寻根”思潮的缘起,我们必须澄清这样两个以往多有含糊的问题:一是文化寻根思潮的出现远早于“寻根文学”的讨论。二是文化寻根思潮的缘起,不是哪个人的率先行为或个人动作,而是特定环境中群体性的也是共时性的思想现象。

前面说过,“寻根文学”旗号正式亮相的直接起因是韩少功发表了《文学的“根”》。但新时期文学文化寻根思潮的开始波动起伏,则显然早于韩的宣言。季红真曾指出:“文化寻根思潮,涉及整个文坛,发端于韩少功发表于《作家》1985年4月号上的《文学的‘根’》。而最早的潮汛则要追溯到汪曾祺发表于《新疆文学》1983年2月号上的理论宣言:《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③发表后反响不太大的汪曾祺的这篇理论宣言是否是“最早的潮汛”姑且不论,但可以确认文学界的文化寻根决非自1985年韩少功发表宣言始。事实上,在新时期最初几年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创作中,除了对“文革”和17年时期荒唐政治运动及极左思潮的批判外,已经有一些作家多少开始了对“文化之根”的思索。尤其是“反思文学”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思索更为明显也更见深入。如古华发表和出版于1981年的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和长篇小说《芙蓉镇》,就实在是非常地道的“寻根文学”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源的追溯与反思,是后来不少“寻根文学”作品难以比肩的。可以这样说:韩少功文章的一石激浪并由此掀起“文化寻根”大讨论,是水到渠成,即:文化寻根的思潮早已波动,韩文的发表只是起了一个催化和明确的作用。这是必须确认的首要一点。

围绕文化寻根思潮的缘起,一段时间曾有热衷于个人行为的讨论和争辩。我以为完全不必争论谁谁谁是带头人。围绕个人的争论之所以没有必要也无意思,是因为这种重大思潮不可能是个别人的行为。它根本上就是特定时代和特定文化环境必然会催化的一种群体的思考和努力。只是说,个人的思考有先有后,“文化寻根”的意识有强有弱,文化观念也

不尽一致而已。但整个来看,思潮缘起还是一种带有同步性和群体性的思想现象。

事实上,在“文化寻根”的讨论正式拉开序幕以前,或者说在韩文发表以前,创作上早已提供了引发讨论的厚实基础和水到渠成的环境。也就是说文化寻根思潮早已如涓涓流水流淌波动在相关创作实践中了。具体表现就是:有意开掘和表达地域文化,由现实生活追溯或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主要是小说),已经大量出现并引起关注。如贾平凹的系列“商州小说”以及笔记体小说《商州初录》,对秦汉文化、黄土文化进行追溯和反思,并“着眼于考察和研究这里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从民族学和风俗方面着手”④;如李杭育较早开始创作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以“最后一个”的文化悲歌和“最早一个”的文化反思,在新时期文坛也早已引人注目了;邓友梅浓墨重彩写老北京市井文化生活的《那五》、《烟壶》、《寻找“画儿韩”》等“京味小说”,也是较早出现且影响颇大的典型“地域文化小说”。至于郑万隆力求“开掘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⑤的《异乡异闻》系列,阿城异军突起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被认为是“寻根文学”代表作的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展示“高密乡土文化”和张扬原始生命力精神的“红高粱家族”,冯骥才描绘晚清天津卫市井风俗的“津味小说”《神鞭》,湖北两位青年女作家方方和池莉的《风景》、《不谈爱情》等“汉味小说”,以及古华、莫应丰、叶蔚林等具有浓郁湘西风土色彩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出于何种文化观念和文化目的,也都是或早于或无关于韩少功的“寻根宣言”。可以说:韩的“寻根宣言”所以能造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轰动效应,是“文化寻根”小说到了应该总结的时候。与此同时也就证明:就“文化寻根”意识而言,它毫无疑问并非始于韩少功宣言。既有创作,相应的文化意识显然已“意在笔先”。比如李杭育浓墨重彩持续不懈地刻画充满文化痛苦和文化惶惑的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又努力描写背负沉重文化负担的“最早一个”,怎么可能没有明确的“文化寻根”意识?又如古华在《爬满青藤的木屋》的创作谈中,就曾明确告诉读者:“对于王木通这种人物,我早就似曾相识了。他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社会存在。他没有文化,却被视为政治可靠;他愚昧,却被视为老实;他心胸狭隘,却被视为纯朴忠诚。就连他的蛮横自信,都被视为勇敢坚定……他视科学、文化如水火,视现代文明、民主政治如仇敌。”古华认为,“问题不在于王木通本身有多大的罪过,而在于他所承袭下来的那种古老的生活方

式,在于容许这种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思想方式赖以存活的社会环境。”⑥显而易见,古华已经明确意识到本土传统文化的巨大习惯力量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的重大影响。能这样摆脱单纯从时代政治看“文革”悲剧,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探讨原因,并再由文化来反观现实政治,这种思考在当时来说确实不俗。

还有一个文体问题值得注意。我们谈论“寻根文学”时,所及作品通常只限于小说。所谓“寻根文学”其实就是“寻根小说”。所以这样,当然和当时小说创作的有意为之以及“寻根文学”讨论基本上也是在小说界进行有密切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注意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其他文学文体的创作也在进行相似的文化寻根。比如80年代中期前后的报告文学创作,文化寻根的性质就非常突出。当时许多被称为“全景图”或“立体性报告”的报告文学作品,无论取材如何,总是自觉有意地切入到文化层面来审察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成为尤加思考的文化焦点。诸如《神圣忧思录》、《洪荒启示录》、《阴阳大裂变》、《土地与土皇帝》、《西部在移民》、《中国的“小皇帝”》、《京华沉思录》、《步鑫生现象的反思》、《兵败汉城》以及近年的《马家军调查》和《千年沉重》等等,这方面都特别突出。它们可以称为报告文学中的“文化文本”。指出文体问题,倒非无限扩大“寻根文学”。但必须注意到这一事实。

由上述可以看出:“文化寻根”思潮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文化寻根”的主要意识来看,这个过程虽然始终不是明确化的集体作战,但却具有不约而同汇合成潮的特点,是一种应运而生的群体性文化思考现象。可以这样总结:早于“寻根文学”大讨论之前的文化寻根思潮,其缘起是一种共时性的群体所为。这一导引创作和蕴涵于创作中的文化思潮,显然又是特定时代环境所催化的应运而生的必然创作现象。其实就当时的整个人文学界和人文意识来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反思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非只有文学界在“寻根”。

三、如何看待“文化之根”?

“寻根文学”显示的文化寻根思潮现象,在不同作家的创作和具体作品中的表现是比较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概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不同作家对“文化寻根”的出发点不同。虽然前面说到“寻根文学”是共时性的群体行为,但为何要进行文化寻根,各个作家的想法与目的则见智见仁。有的是出于热爱和习惯传统文化而怀念歌颂之,有的是深感传统文化的腐朽而批判之,有的是既有颂扬又有批判,有的则只是想客观描述而已。有人曾这样评价汪曾祺和何立伟的“文化小说”的文化态度:“汪曾祺一直恪守自己的寂寞,他的不为时势而诱的创作,使小说和有观赏和收藏价值的文物达到了某种接近。即使是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愫也仍然不能摆脱陶潜遗风。与之有脉络相承的何立伟的小说更显得玲珑,浸满士大夫气,甚至对情境的体验进入一种把玩状态,由生命的需要跳入浪费生命的痴迷之中流连忘返。这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遛马、泡茶馆、听戏迷的趣味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类行为是我们这个民族独具的并且久传不变的。”⑦对于汪曾祺、何立伟文化韵味浓厚的“文化寻根”小说来说,这只是一种读法和感觉,不必完全同意。比如何立伟文化小说的代表作《白色鸟》和《小城无故事》,虽然确实“玲珑”,但透露的却主要是对人世丑恶的批判,见不出忘记根本的“把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我们确实能感受到在“文化寻根”的创作出发点上,不同作家是有所不同的。

其次,作家的文化程度、文化素养、文化经历和文化感受的不同,使他们对“文化之根”的感受与理解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有时甚至大相径庭。由此,即使文化观念接近或相似的作家,表现出来的文化态度也有明显不同。比如韩少功和李杭育,这两个“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对传统的认识有明显相似处,都具有很强烈的现代意识并都意在批判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危害性。但他们的作品表现却有明显差异:韩少功更注重对“根”的纵深解剖,对传统文学弊端的批判也激烈得多,不惜采取荒诞手法进行极度嘲讽和批判。《爸爸爸》、《女女女》、《蓝盖子》、《归去来》等即是充分证明。李杭育则注重在新旧事物的交替中说明传统文化的弊端,但文化态度要温和得多。在揭示旧文化于新时代的落伍和落后时,或多或少甚至带有对旧文化的温馨的怀念。这从作家对“最后一个”的描写,几乎个个都带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怀与色彩,多少就能看出。

总而言之,“寻根文学”对于“文化寻根”的出发点、审美意趣和表现,是因人而异各有所求,产生的艺术效果和思想影响也各各不同。我们在具体阅读中能够印象深刻地感受到这类差异;有的作品意在深入解剖文化本质而切入了文化深层结构,有的则只是触及到文化的皮毛而缺乏思想的深刻;有的“以

形传神”而吃透了文化现象,有的则只是止于形式层面的表现而不见文化的神韵;还有的则只不过是附庸文化的风雅而已。

“文化寻根”的动机和表现固然有些复杂,但与此同时它们又有共性。这就是:“寻根文学”所蕴涵所表现的文化寻根思潮,无论怎样复杂,无论包含了何种情感,说到底总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思考。如果说它是特定时代环境和特殊文化背景中所产生的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的追寻和反思,那么作为一种有特定审美指向的思想活动,其所有的思想与思考便都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之根”。也就是如何评价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

回顾迄今为止的整个“寻根文学”,如何看待“文化之根”,我以为主要有三种文化态度。这三种各有代表性的文化态度就是:文化批判派、文化改良派、文化保守派。分析它们之前,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说明和强调:

一是这里旨在归纳文化观念和文化认知的所谓“派”,不是给“寻根文学”作家进行定性和划分,即并非说某某作家属于某某派。“派”,虽然无疑和具体作家的文化态度有关系,但决不能由此“对号入座”。因为落实到具体作家,他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认识往往比较复杂,有时还表现出矛盾与游移的文化态度。比如某个作家,其“寻根文学”作品所显示的对“文化之根”的评价态度,有时是激烈批判,有时又带有改良情怀,有时或多或少还有保守意识。另外,作家的文化认识也与时推移而有发展变化。比如汪曾祺,新时期伊始他开始写“回忆性”地域文化小说时,其显示的文化态度是比较偏向和认同民族传统文化的。至少看不出多少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90年代初有篇文章则显示了明显变化。于中汪老说:“我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又以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合;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二十一世纪的文学也许是更加现实主义的,也更加现代主义的;更多地继承民族文化,也更深更广地接受西方影响的。”⑧这样宽容的文化态度和极为看重西方文化,就汪曾祺小说所显示的文化意识来看,我以为就含有发展变化的新的观念因素。

二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关系问题。三种文化态度,无疑与较具体的文化内容有一定联系。比如说“精华”应该继承发扬,“糟粕”则需批

判抛弃,这就有文化的评估、取舍和扬弃的问题,当然也就能够表现出某种文化态度。但文化态度与此又有重大区别。我所说的文化的批判、改良和保守三种态度,是对整个民族传统文化根本结构和主体思想本质的把握与评价。比如几千年来长期统治中华民族并且深深融入了“劳动人民文化”之中的封建主义文化,比如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各自的伦理道德学说,它们当然也都有某些可取处。否则我们经常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辉灿烂”,就不知指什么了。但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所愤怒批判的,封建主义文化的根本意识是“吃人的文化”,与专制统治、愚民政策、小农经济和野蛮伪善的封建伦理道德等密不可分。时至科学与民主得以倡导的时代,封建主义文化保守僵化、腐朽落后的本质更见突出。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们拥戴“君主立宪”的文化态度是典型的“文化改良派”,那么文化立场非常鲜明的鲁迅,其对“文化之根”的文化态度则可谓不折不扣的“文化批判派”。鲁迅小说,绝大多数其实都带有文化寻根的性质,而文化态度则基本是持批判立场。这样说意思就明白了。即这里所说的文化态度,主要指作家经由作品而显示的对“文化之根”的文化本质或者说主导思想的总体评估。下面,我们来略为评介这三种文化态度。

1.文化批判派

这种态度其实已不言自喻。鲁迅当年的小说及其文化立场就是一个典范。以新时期自始迄今的“寻根文学”来看,诸如中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腊月　正月》(贾平凹)、《爸爸爸》、《女女女》(韩少功)、《妻妾成群》(苏童)、《黑风景》、《棺材铺》、《赌徒》(杨争光)、《风景》(方方)、《离婚》(南台)、《瑶沟人的梦》(阎连科)、《向上的台阶》(周大新)、《县城意识》(刘玉堂)、《五号油田在山里》(李唯)、《白棉花》(莫言)、《灰色迷惘》(季宇)、《道场》(张玉良)、《夜郎西》(王跃文)等,长篇小说如古华的《芙蓉镇》、苏童的《米》、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我以为都是以彻底或比较彻底的批判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这些具有文化寻根性质的作品,批判的可能是传统文化某些方面或某个问题的丑陋和弊病而非全面清理,但所有这些批判都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批判所指,都是传统文化的本质构成和关键所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味。二是批判的立场坚定,没有含糊其词处,显示的就是冷峻的“审丑”。三是现代意识突出,即都是主要以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来观照和剖析传统文化本质上的陈腐和落

后的劣根性。

2.文化改良派

所谓文化改良派,是指对“文化之根”采取了折衷态度。此种文化态度,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构成虽也有不满,对其落后、陈旧和丑陋处也有忧虑或痛恨,但还是认为传统文化有许多美好的地方。比如重义轻利的君子之道,古朴的民风民俗,亲近自然乡野的舒畅,原始生命力的热烈雄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情趣,清灵淡泊的士大夫情调,虽嘈杂琐碎、狡黠油滑但又温情脉脉色彩丰富的市民生活和市井情趣,如此等等皆是值得留恋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诸如汪曾祺、邓友梅、何立伟、钟阿城、郑万隆、李杭育这些“寻根作家”的地域文化小说和知青小说,所表现的文化态度与文化情怀便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文化改良派”色彩。

于中,钟阿城的创作是最有代表性的。《棋王》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人可能认为,崇尚道家、向往自然、亲爱乡野的《棋王》应是完全回归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作品。事实上并非如此。阿城小说固然具有浓郁的“文化回归”色彩,但作者对传统文化是有明显不满的。如《棋王》中,固然赞叹了“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的顺其自然的人生观,但这只是一个方面。须知,“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的感慨,可不是一句轻飘的调侃,而是显示《棋王》文化态度非常重要的神来之笔。只是惜乎常被人忽视。这就是说,《棋王》虽然有回归传统文化、向往自然人生的情怀,但绝非满足于此。其实,《棋王》对现实生存的尴尬、沉重和某种丑陋的揭示,也折射出了他对传统封建文化的不满。因为这些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相当程度上便与因袭传统文化有关。

3.文化保守派

文化寻根思潮中的文化保守思想,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寻根态度。这种主要表现为回归传统文化、抗拒现代文明和不思变革的意识,虽不能说就是赞同封建主义文化的卫道士,但它确实是习惯传统亲合旧物。在“寻根文学”中,这种保守主义的文化寻根意识,主要体现在对小农经济、乡村文明和乡土文化的极力赞扬中。

我在前面已强调过,对于“寻根文学”的圈划应当扩大视野,即应该将新时期具有文化寻根性质的作品都揽括其中,不能拘泥于“寻根文学”大讨论前后的少数作品。由此来看,明显具有文化寻根性质的刘绍棠和浩然的乡土小说便也应划归其间。而考察

文化保守派,这两位作家的乡土小说及其创作观念则可视为突出代表。新时期以来,刘绍棠创作了《蒲柳人家》、《二度梅》、《鹧鸪天》、《蛾眉》等一系列乡土小说。这些虽有苦难但主要是为了赞美中国农民传统美德和纯朴乡土文化的作品,几乎见不到丝毫现代意识的观照。所以如此,除了作者认为农民“具有劳动人民的淳朴美德,保持着我们伟大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还因为作者所说的:“农村是我的生身立命之地,农民是养育我的父母和救命恩人;写农村,写农民,正是我的感恩图报。”⑨且不说出于个人“感恩图报”的创作未免情绪化而难有理性认识,仅这般几乎是全盘肯定、全面赞美农民及乡村文化的态度,本身就大有问题。因为中国农民实际上是最需要文化启蒙的落后群体,中国农村是最易于保存封建主义文化也最多封建意识的愚昧堡垒。刘绍棠的回归传统、赞美乡土,显而易见带有浓重的文化保守思想。浩然的农村小说创作亦然。评论家雷达在由《苍生》返观浩然的整个农村小说创作时曾这样说道:“我认为,在今天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还是处于深层的、作为浩然创作心理基础的东西。它是什么呢?简言之,这是农民本位文化的严重制约和影响。所谓农民本位文化,就是以农民为本位,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它实质上是一种以传统的小生产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为基本材料的,虽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却仍未改换其基本结构的带有封建印痕的文化意识。”βκ这确实是一针见血的评判。众所周知,浩然对于人们批评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一直是不太服气的,作过多次辩解。尽管如此,浩然还是感到再走老路肯定行不通。于是立下了“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βλ的新“座右铭”,而且确立了四个“重新”即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和重新认识自己βμ。但就在以这些“新的认识”来写《苍生》时,浩然却还是“对许多事物不理解而感到是非难辨,好坏难分,由此陷入困惑”,而几乎“不由自主地退却了”βν。浩然能这样“重新开始”当然应该肯定。但“重新”得所以这般艰难,我以为就还是雷达所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农民本位文化”在作祟。

就文化保守思想来说,其他作家作品也有显示。只是都没有上述两位作家那么突出而且那么一直在坚持。比如路遥的《人生》,比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插队的故事》,对落后的农村文明与乡土文化也都给予了极度赞美。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阶级群体的农民当然有美德,宁静的农村生活和古朴

的乡土文化当然有令人留恋的地方。但问题在于:当你是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品质和根本功能进行追寻与评定时,需要的就不应是情绪化的评判或印象式的感慨,也不能是仅仅出于个人的“感恩图报”,更不该是所谓“感谢苦难”的回忆。评估文化,应该立足于历史的真实进程而进行客观估价,应该立足人类总体文化的进展与比较而有科学的把握。由此而论,小农经济及其文化当然是落伍的经济与文化。以工业化、都市化、商品化、科技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固然也会带来种种“现代文明病”,固然也并非美好无比,但相对于简单落后的农业文明显然是巨大的进步。况且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封建时代而不前行。文化寻根和文化评判如果忘掉这些,那就难免本末倒置。

四、文化寻根的起点

上面谈了“寻根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三种寻根态度,我想无论何种认识,有个关键问题不能回避: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寻根,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起点上开始进行的。十年文化浩劫以后,中国最需要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精神是科学与民主,而绝不是回归小农经济文化更非封建主义文化。最需要也即意味着最缺乏,换言之我们最基本的文化启蒙即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于全民族还远未完成。如果完成了,“文革”那种全民的悲剧和闹剧就很难出现。这也就是说,我们文化寻根的起点很不牢靠也很初级。在这种文化起点中,文化寻根若非鼎新革故,反而要到传统的小农经济文化中去寻求法宝,未免有些荒唐。

实际上,思考本土传统文化的文化寻根完全说不上什么新鲜。远的不说,就以20世纪以来的情况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一直就是中国近现代

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一大话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思想任务。而思想武器,恰恰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不必说哲学界、思想界,即以文学界对传统文化思考的情况看,今天的“寻根文学”作家,有谁能比当年的鲁迅还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之根”都早已作了深沉的思索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惜乎因种种原因而中断或被忽视了。事实上,今日文化寻根思潮的思想与思考,总体上未必能及昔日的水平和质量。

认识到这些非常重要。唯有将新时期的文化寻根思潮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衡量和比较,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面对“文化之根”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也才能发现:哪些做得有价值,哪些做得无意义,哪些做得令人难堪。

注释:

①《关于文学“寻根”的对话》,1986年4月26日《文艺报》。

②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③季红真:《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

④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　正月〉后记》,《十月》1984年第6期。

⑤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

⑥古华:《木屋,古老的木屋……》,《小说选刊》1981年第9期。

⑦宗仁发:《谈“民族文化派小说”》,《民族文化派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⑧《〈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漓江出版社1993年印本。

⑨刘绍棠:《乡土与创作》,《人民文学》1981年第9期。

βκ雷达:《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返观浩然的创作道路》,《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βλβμβν浩然:《〈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责任编辑　树凯

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

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 文章编号:0257—5876(2005)06—0007—08 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 吴俊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就"寻根文学"发生的宏观历史条件,特定的文化观念,创作与理论的悖论 现象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等,对其理论和价值立场的暧昧性进行探讨,立论大多循着"寻根文学"(理 论)相反的方向展开.因此,本文的旨趣既体现为个人的思考倾向,也体现为批评和质疑的倾向. 关键词"寻根文学"文化现代主义 l——— 对于"寻根文学"现象的历史 考察,研究者一般以1985年为时间 点,由此往前可以追溯到80年代 初,往后则基本上不会逾越80年代末.这意 味着"寻根文学"是在"新时期"文学范畴或 时间段中发生和流变的."新时期"构成了 "寻根文学"的基本时空环境. "新时期"上承"文革"结束而来,它的命 名首先且主要是缘于中国当代政治的转折及 其需要.新时期伊始,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 乎都围绕着政治的轴心发生和展开.在文学 领域,其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 革文学",也莫不如此.但是,进入80年代 未久,社会思潮的发展开始渐渐出现了类似 "拐点"的迹象,政治轴心的时代尚未结束,

种以文化为主要视点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却已悄然呈现.到了80年代中期,以文化为思想旨归的"文化轴心"时代俨然形成."文化热"成为当时的思想时尚."寻根文学"也随 之达到高潮. 为什么"文化热","寻根文学"会在80 年代中前期取代政治的激情而成为思想和文学的兴奋点?究竟如何理解"寻根文学"的 发生和兴起?对此,当然可就"文化热"和 "寻根文学"的整个流变过程寻绎出某些基 本的认识.但我觉得,仅以文化和文学的自 身逻辑作为历史判断的依据恐怕很难圆满回答这种明显具有社会思潮性质的问题.或许应该将其置于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进程及其结构关系中去才能获得比较妥帖的答案. "寻根文学"(乃至"文化热")的理论和 思考方式无疑主要是在"历史一文化"的层 面上展开的,这与"五四"新文化的思想特点极其相似.换种说法也就是,这两者都未刻 意寻求其政治作为.那么,这是一种理论的 自觉还是策略?或者,这主要是一种社会历 史逻辑的必然(演绎)结果?我想不妨简单 地说,不管是"五四"新文化还是"寻根文学","文化热",都是在既定的且被社会所充 分认可的政治框架中展开的,即其从一开始(天生)就没有预设明确或强烈的政治诉求, 而只是希望在政治的范畴以外(超越政治) 一

韩少功简介

韩少功简介： 韩少功（男）（1953－）笔名少功、艄公等。湖南长沙人。1969年初中毕业后，下放汩罗县的农村插队。1974年调县文化馆工作，开始发表作品。执笔含有大量史料的传记《任弼时》（与甘征文合作）。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月兰》在文坛崭露头角。1982年毕业后在湖南省总工会的杂志《主人翁》任编辑。1984年调作协湖南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到海南后1988年开始主编《海南纪实》杂志。1996年与同仁策划文人杂志《天涯》，任杂志社社长，发行后广受好评。 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等，文艺理论《面对神秘空阔的世界》。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因其标新立意的形式尝试引起各方争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寻根文学”倡导者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规范”和“不规范”之分，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中更多需要肯定和弘扬的是“不规范”的、存在于野史、传说、边地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就如阿城在“三王”系列中所描述的；而对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被体制化了的“规范”文化，则持拒斥、否定、批判的态度。相对于“三王”系列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痴迷，《爸爸爸》、《女女女》则以强烈的“寻根”意识，探寻文化规范对自由生命的制约，拷问“规范”状态下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由起源向末日退化的形态，从中发掘出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批判。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以一种象征、寓言的方式，通过描写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作品以白痴丙崽为主人公，通过对他的刻画，勾勒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丙崽是一个“未老先衰”却又总也“长不大”的小老头，，外形奇怪猥琐，只会反复说两个词：“爸爸爸”和“x妈妈”。但这样一个缺少理性、语言不清、思维混乱的人物却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视为阴阳二卦，尊“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于是，缺少正常思维的丙崽正显示了村人们愚昧而缺少理性的病态精神症状。在鸡头寨与鸡尾寨发生争战之后，大多数男人都死了，而丙崽却依然顽固地活了下来。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象征了顽固、丑恶、无理性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既包含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具有个体生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息息相通的神秘意味，同时它又暗含着传统文化中那种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亘久难变。 韩少功通过《爸爸爸》解剖了古老、封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惰性，明显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韩少功基本上属于一个写实的作家，但由于他对楚巫文化和《离骚》浪漫传统的推崇，在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同时，以寓言、象征等艺术手段，重新复活了楚文化中光怪陆离、神秘瑰奇的神话意味，使文本涂抹上浪漫神秘的色彩，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与思考。我们说过，“寻根小说”大都采取一种貌似传统写实的叙述方式，《爸爸爸》用的却是类似荒诞的“寓言体”，可能是个例外。

清明节与传统文化

清明节与传统文化 【篇一：论清明节的传统内涵与文化传承】 论清明节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传承意义 摘要:在阐述清明节与其习俗定义和清明祭祖由来背景的基础上,系统地揭示了清明节的传统文化内涵,清明是中华民族的重大节日，承载着丰富、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情感。深入挖掘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清明节传统文化传承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身份的符号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清明节”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它维系着民间家庭、房族及亲属的和睦相处，支撑着国家政治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清明节的传统文化内涵进行研究，并探讨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传承方略，是民族振兴、社会和谐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现实需要。 一、清明及其清明节的含义 清明节，既是气候变化标志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我国一个民间传统祭祀的文化节日。顾名思义，所谓清明，即明洁的意思。自古以来，以土葬为标识的墓地坟堆，经风吹雨打，坟堆不免土壤流失和植物凋残。值春暖花开，万物萌发，清新明洁之时，为祖坟墓地除草植树、清扫修整或在坟头加土的活动谓之“扫墓”。在坟头拜台前摆放祭品祀供，并点烛、焚香、烧纸谓之“上坟”。 二、清明祭祖文化的由来及历史背景 1.骊姬之乱引流亡。史料记载,骊姬备受晋献公的宠爱,想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于是周惠王二十一年间加害太子申生。骊姬害死申生,又施诡计诬陷重耳和夷吾。为免遭杀害,重耳逃亡到翟国,夷吾逃到梁国。献公的其他公子,在骊姬等人的谗言下相继被逐,于是立奚齐为太子。 2.重耳回晋做国君。周襄王十五年,晋惠公死,太子圉立,是为晋怀公。由于晋国人心思变,都盼望重耳回来,周襄王十六年,重耳借助秦穆公之力返回晋国。随即派人杀了晋怀公,登上了晋国国君的宝座,是为晋文公。 3.火逼介子作谏臣。重耳执政后，大封功臣，却忘了对他忠贞不移的介子推。待人提醒，重耳羞愧莫及，多次派人去请介子推，可介子推避而不见，待亲自登门去请时，方知介子推背着老母亲躲进了

寻根文学

论寻根文学的创作 摘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掀起一场寻根文学的热潮，挖掘中华民族文 明的潜藏底蕴，求索文化的根基，揭示传统的精华与糟粕，探寻并且重构中国文化的绚丽乐章。其中，韩少功就是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的寻根小说《爸爸爸》借助一个山寨的历史变迁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文明重生的过程。 关键词：寻根文学、寻根小说、传统文化、韩少功、 一、寻根文学 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寻根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在意识观看显示和历史，反思传统的文化，重铸民族的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的方法，丰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一）寻根‘小说作家对自己所寻的“根”究竟是什么，“文化”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对“根”或“文化”的态度也比较矛盾，概括的说有这样三类： 1是持肯定态度。代表作主要有阿城的《棋王》，《棋王》写了“吃”和“下棋”的故事，作品揭示了王平们这个民族凭借着极其简陋的“吃”和“下棋”，也就是物质与精神的最低层次需求度过了许多动乱的年代。作品中的那个十年动乱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动乱年代的一种，而“吃”和“下棋”贯穿其中，充分体现了民族的韧性。 2是持否定态度。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刘大庄》等。韩少功在《爸爸爸》中所寻找到的是民族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一个丑陋不堪的“老根”：丙崽。丙崽是一个白痴，但是却被全村人奉若神明，他的胡言乱语致使全村人在一场大战中伤亡惨重。作者在这里揭示了民族经常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荒诞而抽象的异已物，进而导致了整个民族行为陷入一种无理性的盲动行为。 3是持辩证态度。代表作有冯翼才的《神鞭》，[1]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老儿》、《沙杜遗风》、《土地与神》等“葛川江”系列小说。《神鞭》中的主人公“神鞭”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是我们民族之前有过的辉煌，但是在八国联军的枪炮面前，“神鞭”就不堪一击了。于是主人公义无反顾的抛弃的神鞭，投入了北伐军，练就了双枪神枪手。作者在这里表现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唯物辩证的历史态度以及一种历史乐观主义。 “80 年代的寻根文学思潮，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要求回归简朴、原初的生活状态的意向，表现了希望精神得到稳定的愿望。”但如果就此断定寻根作家拒斥变革、坚守传统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况且追求“现代化”一直是中国作家自“五四”以来最重要的现实追求，寻根文学作家不会在上下求索而终于曙光乍现的改革中望而却步，寻根更像是对传统的一次深情凝望和理性反思，含有文化重建的悲壮和勇气。其实作家的创作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情感指向和精神活动，并非对现实状况的忠实记录。真正有责任感的作家更不可能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和严峻的社会问题面前抽身而去，由寻根转向“复古”。主张寻根的大部分作家都是一些无法忘怀现实，关注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因而寻根文学的倡导正是对改革文学的一种有意识的调整。

韩少功小说的文体革新

韩少功小说的文体革新 韩少功就是一个公认的在文体革新的探索方面较为自觉的作家。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大胆地突破了传统文体的限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其作品书写和思想内涵的展露提供了更多的表达空间，也为读者接受和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 标签：韩少功跨文体寻根“词典”形式 八十年代以来，作家大都试图摆脱传统写作的思路，在文体上大胆创新，不断改变叙述视角、语言表达、结构方式、审美方式等。在小说传统创作模式已经泛滥的时代，作家们也不再满足于书写人物或情节性故事性很强的作品，因此会对文体变革。韩少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不满足于纯粹小说的写作，而是试图借鉴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散文化创作倾向，把小说与散文相结合，进行“跨文体”写作。下面我将对韩少功不同时期的创作进行具体的分析，以探究他对于文体变革的试验。 “寻根”时期的文体革新 韩少功因为首倡“寻根”而在文坛引起很大的震动，随后创作《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初读《爸爸爸》时，出现了一些阅读障碍，主要是其巫楚文化背景及其方言的使用，而且作品主题的模糊性或多义性，让我很难具体把握其思想内涵。我认为其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其一，作者尝试了民间方言的书写形式，虽然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困难，但是方言的使用提高了小说的合理性，用当地的方言才能更完美地书写鸡头寨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其二，我认为丙崽并不是单纯的艺术形象，更是一个艺术意象。丙崽这样的人物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作者在思考民族文化的根时虚构出来的形象。他是一个畸形儿，是个怪胎，是传统封闭的民族文化孕育出来的产物。正是通过丙崽这一形象，我们看到了其他人身上的愚昧、善良、勇敢和悲壮。其三，创作主题的多元性。作品问世以来，很多的研究者都在现代性的启蒙话语中，把其主题认定为讽刺或挖掘民族劣根性，强调其批判性。这种评论是把丙崽和阿Q相联系，把作品当作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文学叙事，是与“反思文学”有一定承接的。也有部分评论者反对对《爸爸爸》做单一化的理解，如李庆西认为这个作品在美感风格上并不单一，它集合着调侃、讽刺与悲壮、凝重的诸种因素，他们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而刘岩在《华夏边缘叙事与新时期文化》就认为，作品的含混与反讽，体现了当年“寻根”者遭遇的文化困境，指向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可以说，《爸爸爸》这部作品，无论是方言的使用、人物形象的反传统性还是主题的多元化都构成了其文体的特质。 韩少功之后创作的《女女女》，在文体上依然延续《爸爸爸》的风格，运用方言口语，通过幺姑、老黑、珍姑等人物的塑造，表现了现代文明遭遇传统失落时面临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中人性的压抑。可以说寻根时期的韩少功由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转向具有现代派手法的创作，无疑增加了作品的魅力。

寻根民俗风社会实践报告

寻根民俗风社会实践报告 学院：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专业班级：水利水电三班 姓名：田晓雨 学号：20151108 一、实践目的

为响应我院对此次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改变学习方式，拓展学习资源，拓宽发展空间；激发学习兴趣，增进生存体验；形成服务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我于2017年1月29日至2017年2月15日期间在家乡各市区及乡村开展了体验民俗文化，感受节日氛围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新春佳节来临的契机，依靠自己所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此次寒假社会实践作业。 二、实践内容 潍坊，是历史悠久的手工业名城。古来曾以“二百红炉，三千铜匠，九千绣花女，十万织布机”的赫赫阵容，名扬四海。其丰富多彩的工艺美术品，至今盛行不衰，如红木嵌银漆器、木版年画、风筝、布玩具、桃核雕刻、仿古铜器、麻布绒绣、书画拓片、泥塑玩具、金银首饰、字画揭裱、抽纱刺绣、屏风、彩灯以及各种地毯、挂毯等三十多种工艺美术品，仍称压市之作。 风筝的故乡在中国，而潍坊的风筝，在中 国的风筝史上则自成一派。它以选材讲究，造 型精致，色彩鲜艳，式样美观而扬名中外。特 别是潍坊国际风筝会，牵动了全国和世界风筝爱好者的心。

潍坊的杨家埠木版年画也有她自己的独特风格，同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并称为中国三大民间画市。潍坊年画取材于农村生活，反映农民的 理想、希望、寄托着他们 丰收富裕、消灾祛祸、安 居乐业的意愿，散发着浓 郁的乡土气息。 嵌银漆器是潍坊独有的手工艺品，曾在一九一四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最优等奖。嵌银漆器由艺人们用特制小刀小剪小锤，按照设计的图样，在硬质的红木上雕出细沟，再顺着细沟嵌入细如发丝的金丝或银丝，然后涂以数遍大漆，推光而成。嵌银漆器色泽庄重清雅，线条洒脱简练，是绘画、镶嵌与雕刻的巧妙结合。 看了桃核雕刻《赤壁夜游》，无人不为艺人的精湛技艺而叹服。在一个不大的桃核上，雕了六个人物和酒桌、酒壶、蓬门、风旗、锚链等多种器物，连蓬门两边的一副对联，在放大镜下也清晰可见。真是神夺天工！ 潍坊不仅出产工艺品，还是古代文化荟萃的地方。十笏园，布局谨严，小巧玲珑，是北方少见的中国园林建筑。地处古青州（益都）的云门山、玲珑山和驼山，分别以石刻、石窟名闻遐迩。临朐的“山旺化石”，更是首屈一指的“大自然的万卷书”。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

寻根文学论文_韩少功

新时期文学作品 ——反思文学 班级：电子L133 姓名：卢林涛 学号：13L0751075

韩少功与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以“文化寻根”为主题，作家们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的文学形式。 这一流派代表人物有阿城，他的代表作有：“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郑义，代表作：《老井》；贾平凹，代表作：《商州系列》：王安忆，代表作：《小鲍庄》；李锐，代表作：《厚土系列》。而韩少功则是寻根文学的开创者。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寻根派”作家往往会选择一个地域作为文化层面的切入点，因此寻根文学往往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 韩少功作为“寻根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乡野文化寻根这一方面具有典型性，他的作品，如《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都是在一些远离现代文明的地域为背景的，这大概是因为他曾经是作为知青下乡插队经历影响而来的。而正由于他曾经居住过这样的封闭的乡土地方，所以他的乡土小说中对于那种乡土人文环境的描写就更有其代表性。下面将通过他的几部作品来分析他的寻根文学观念。 《归去来》中，主角黄治先初到某地有莫名的熟悉，他被当地人认作文革时在此插队的知青马眼镜，当以恐慌的心境逃出了乡村重返城市, 但却发现自己已深陷在被误认者的角色位置中难以自拔，好像自己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了。作为韩少功提出寻根文学理念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很明显这是体现他寻根理念的。其实这写的也是作者为代表的知青作家当时的那种迷茫困惑感。一方面

《韩少功：好小说要“始于情感,终于人物”》高考实用类文本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写成7～9题。 韩少功：好小说要“始于情感，终于人物” ——《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韩少功 舒晋瑜 韩少功被公认为思想型作家，因为他总能敏感地抓住社会动荡、变革的深层动因，并以文字的形式、极端艺术化的手法诉诸作品。与20世纪80年代贴着“先锋”标签的作家不同，韩少功算不得先锋派作家，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保持着先锋的姿态。 中华读书报：《孤独中有无尽繁华》和《夜深人静》，收入了一些旧作，但是阅读时，不论翻到哪一页都能迅速吸引我看下去。我觉得这才是好小说。您对小说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 韩少功：文无定法，很难有个好小说的行业标准。不过有些基础标准绕不过，比如标准之一，我归结为八个字：始于情感，终于人物。什么叫“始于情感”？就是对笔下的东西有感觉，有情感，有某种冲动，不是搬个理念或者技巧来哗众。什么叫“终于人物”？就是要落实于人物，把人物写得鲜活、结实、丰富，不能成为一些华丽的影子和流行的标签。没有这一条，玩结构、堆情节、秀文体，就都成了空中楼阁，画鬼容易画人难。 中华读书报：您是最重视文体探索的中国作家之一。是什么原因使您具有这样的探索精神？ 韩少功：西方文学是他山之石，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和学者几乎都在学外语，都在做翻译，因此30年代至80年代的翻译质量总体上最高，使中国文学创作受益匪浅。但后来的情况有些变化。一是出版社热衷于抢档期、拼市场，粗制滥造者多。二是外语教学的应试化和功利化。我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才子，词汇量不算小，语法点都精确，肯定能考出高分，但一旦离开课本，对很多寻常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常常是一脸茫然。有一次我说到自己的知青经历，说“农村就是我的大学”，一个学西班牙语的博士竟然拒绝翻译，似乎觉得这句话不通。这样的人来做文学翻译，岂不可怕？我这里的意思是说，语言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眼下很多外语人才的文化修养不够。当年梁实秋建议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来翻译一本外国文学，支了一招，但眼下实行起来太难。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创作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思考。无论是《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或是《日夜书》这种思考，在不同的年代是否也有一些变化？ 韩少功：当然会有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变化在产生逼压，也是自己知识和感受的变化在促成变焦。两种变化交错，差不多就是古人所说“文料”和“文意”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爸爸爸》加上语言哲学，才会有《马桥词典》。《马桥词典》加上中国的城镇化，才会有《山南水北》。正常的作家都在不断地做这种加法。写作就是吸收各种变化的过程，以便把感受积累做成一些“有意味的形式”，做出各种文字的形式感。 中华读书报：您曾两次与茅奖评选擦肩而过，对中国的文学评奖怎么看？会不会觉得遗憾？ 韩少功：我没把获奖的作品读全，但相信大多数是实至名归，受奖无愧的。即便有的写得不够好，但得到一些鼓励也不是坏事。在这个圈子里混，得有平常心。同行们都不容易，这是第一条。不用太多时间，哪怕只有一二十年，人们记忆中就没有奖不奖了，只会看作品好不好，这是第二条。我也得过奖。得奖时多想想第二条，没获奖时多想想第一条，这就比较好办。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韩老师自我评价在文坛中的地位，您会将哪个点确定为自己的坐标？在中国文坛中，您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何独特的价值？ 韩少功：文学生态需要多样性，大家各干各的事，不必要互相看齐。中国是一个世俗化传统很强的社会，文学从来不缺烟火气，拿电视遥控器摁上一圈，你会发现一个个频道都充满着高分贝的饮食男女和你争我斗，纸媒和网络上也差不多。这大概算不上什么错。但

关于小学生对传统节日的认识的调查报告

关于小学生对传统节日认识现状的调查 报告 中华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它以一种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形式，来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表达着对美好的理想、智慧与伦理道德的追求和向往，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并存、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形势下，我们用现代社会的理念和视角，揭示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发挥、拓展和强化其功能，对于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大意义。加强小学生对中华传统节日的认识更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对小学生的传统文化认识也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西风东渐，像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洋节日越来越受到的青睐，部分商家也推波助澜，小学生对洋节情有独钟，这是社会开放带来的，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呢？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还有几个人能一个不落的说出每个节日的名字？我们不禁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怎么了？善良智慧的中国人民怎么了？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怎么了？到底该怎样看待中西文化交流？中国人该不该钟情于西洋节日？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怪异文化？带着这些问题，我想就此问题做一个研究，以期引起人们的思考。 二、调查目的与实施 （一）调查目的 1、比较全面地了解当今小学生对中华现节日的认识现状。 2、根据现状的调查分析其原因。 3、提出相应的对策，对学生更好地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二）调查内容 1、小学生对传统节日日期知多少。 2、小学生对传统节日（西方节日）的态度。 3、小学生良好发展还有什么建议。 （三）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这是本调查采用的主要手段。调查表共有15道选择题，每题有2-7

由寻根文学探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由寻根文学探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以《棋王》为例文学与文化似乎一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谈论文学就离不开文化。但在文革结束以前，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与政治要求紧紧结合在一起，第一次文代会上确立的“文学新方向”成了当代文学的指定方向，第一次文代会也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的起点。1此后直到文 革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文学的首要目的成了为政治服务，文学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纲领的制约。文革结束后，“当代文学”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人们在反思文革带来的创伤的同时，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方向也进行了许多尝试，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继出现。80年代 中期，寻根文学的出现再一次将文学与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提到寻根文学，就绕不开阿城的《棋王》，《棋王》作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宣告了中国传统小说美学的回归。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似乎被割裂了，寻根文学旨在重塑两者间的羁绊。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2这也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宣言。 寻根文学起于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文化思想进入中国之际，彼时对于如何应对这些思想，知识分子主要分成了直接学习模仿和以本土文化吸收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两派。加之当时世界“寻根”潮流的巨大影响，中国作家们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这种思想逐渐占据了主流，寻根文学应运而生。寻根文学的特点在于从民族文化的深处寻找文学的根源，寻根文学的作品中也处处体现着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韵。细细品读一番《棋王》，它的语言风格、叙述手法以及小说内容都透露出民族文化的影子。 《棋王》的艺术风格平淡而有质感，文章节奏不紧不慢，有如作者娓娓道来。在正常的发展中有变化起伏，在变化起伏中，又依循了情理的发展，使得文章于自然平常中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从开头的“我”与王一生的交谈，到后来王一生与脚卵对弈，以及最后王一生大战九人，这几个重要场景的描绘简洁有力，多用短句，语言朴实自然。比如“一个精瘦的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p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01-01第1版 2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

全国高考小说1韩少功《事故之后》

事故之后 韩少功 有个村庄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啊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里，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贸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儿，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庭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儿……”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儿，但他们放点儿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埋几张单，麻将桌上少点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注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供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又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啊！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的这样过去了。（选自《微型小说月报》） (1)下列对这篇小说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最恰当的两项是（） A.小说开篇即点明事故，对肇事原因和死者情况不作赘述，而是集中笔力写供电公司和乡 村干部如何处理，这样既呼应了标题，也有利于刻画人物、突出主题。 B．“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句中的两个“事实”均指事故处理的实际结果，即供电公司承担事故责任。 C．村民们心中自有的那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是只关注动机不考虑后果，只关切生者不顾及死者，甚至无端仇视供电公司。 D．乡村干部与村民们心贴心，在处理触电事故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逼供电公司赔钱，使受害两家与肇事者一家免除灭顶之灾。 E．“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这句话力重千斤，既写出了村民对于事故处理的结局非常满意的情形，又暗含作者对自私而愚昧的乡民的无奈与痛心。 (2)“我”在小说中起什么作用？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请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小说结尾一再说“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有何用意？请结合作品主题和表达效果等谈谈这样写 的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统节日和文化寻根

传统节日和文化寻根 【春节】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此节乃一岁之首。古人又称元日、元旦、元正、新春、新正等，而今人称春节，是在采用公历纪元后。古代“春节”与“春季”为同义词。春节习俗一方面是庆贺过去的一年，一方面又祈祝新年快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多与农事有关。迎龙舞龙为取悦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镇慑糟蹋庄稼、残害人畜之怪兽的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接神、敬天等活动已逐渐淘汰，燃鞭炮、贴春联、挂年画、耍龙灯、舞狮子、拜年贺喜等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 春节的诗歌： 元日（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首诗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发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元宵节的诗词：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正月为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节日夜晚，天上明月高悬，地上彩灯万盏人们观灯、猜灯谜、吃元宵合家团聚、其乐融融。 《青玉案元夕》 （宋）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寻根文学

探寻“寻根文学”的发展之路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一股“寻根文学”的热潮，寻根作家从民间、地域文化等传统文化中来寻“根”，力图在现代意识的水平上关照中国民族文化部入现代化所遭受的价值危机。并探讨了寻根文学对当代小说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寻“根”之路过于局限，使得这条道路越走越狭隘，最终寻“根”的热潮迅速归于冷淡。 关键词：寻根文学传统文化民间、地域文化复古局限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作家们在创作中多是以干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为目的的，甚至一些作家投身于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开始走向衰落了，一些所谓的“作家”只从理论入手，形成了一种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等空洞俗套的怪现象。在当时在时代背景下，当时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文学渐渐失却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导向地位，真正的纯文学被理论文学与政治文学所挤压，其文学内涵与人文素养方面的影响力已大为减少，许多作家开始思索中国文学的真正出路，许多年青作家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而不是盲目的跟随批判的大方向，开创了从细微处寻找文学出路的局面。 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寻根文学的文化意义

寻根文学的文化意义 从文化寻根看传统文化热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文学界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作家，他们利用自己曾下乡、接近农民日常生活的经验, 进一步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价值。时光如逝，寻找传统镜头转眼聚焦在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百家讲堂》将一场以研读论语为名的国学热遍及中国各个阶层。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有学者（董乃强，中国孔子协会理事）认为，当今的文化热，即当年的寻根热的延续。两者在产生背景、指导思想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 寻根文学发端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国社会从动乱走向稳定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人们思想开始跳出阶级的囚笼，旧的意识形态显然无法对现实发挥积极作用。面对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想也与其他经验和技术一起进入中国，是再次毫无保留的全盘接受还是批判性接纳？茫然中的人们需要令人信服的答案。于是，人们寻求答案的眼睛转向曾被自己亲手打垮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作为文坛上力量日益成熟的知青作家们需要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标志，改变文学受到政治控制的现状，“寻根热”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出现在中国文学界。知青作家们通过一篇篇富有黄土气息的文学作品，将这股思潮推向顶峰。 传统文化热兴起的背景，虽没有权威论断，但个人认为有三点：第一，这与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大大提高了国家地位，增强了综合国力有关系。作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标准之一的文化影响力，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凸现重要性。新时期“崛起”的含义不单是做个经济强国、军事大国而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文化领域里发起的新的“争夺战”。例如，我们的近邻韩国将端午节、屈原、汉字、孔子申请世界遗产；日本早在多年前通过漫画、动漫、电影向世界宣传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及本国价值观。中国在这方面也不能干于人后。第二是为了对抗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侵略”，导致当地文化的消亡。要对抗这样的“文化殖民”中国需要复兴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三，在过去我们抛弃的传统文化时，也抛弃了中国人的文化精髓，如信用的缺失正是我们对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的后果，弘扬文化精髓变成了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 由此可见，文学寻根与传统热都是在国家发展的转型期发端，都带着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解答，都肩负着改造现实的任务，在这几点上两种思潮一脉相承。 寻根文学作家们，并非是生活在传统民风民俗中的土著,相反,他们大多数是积极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族,可是当现代主义的方法直接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以后,他们不得不改用民族的包装来含蓄的表达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意识。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 在今日的传统文化热中，不难发现这些“寻根热”所倡导的意识的影子。越来越多的

韩少功

韩少功 （一）生平与创作： 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等，文艺理论《面对神秘空阔的世界》。 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4期） 创作实践《爸爸爸》《女女女》等。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后作家出版社出版）引起各方争论。 （二）《爸爸爸》 原载于《人民文学》1985年6期。 这是一个神秘怪诞的故事。 从一个古朽的生活死角，窥探残存于现代生活中的蛮荒野俗和原始性的精神蒙昧，力图“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韩少功《文学的根》 1、内容： 丙崽 “爸爸”和“X 妈妈”。 鸡头寨、鸡尾寨 2、丙崽 是一个极富象征涵义的符号化人物。 这是一个集愚昧、丑陋和无知于一身的白痴形象，他的身上涌动着可怕的精神委顿和历史惰性的顽强生命力，深深寄寓了作者对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的反思。 象征着那些原始落后而难以生存但又凭借传统力量的支撑得以侥幸生存的历史现象或人生现象。

3、艺术上： （1）生活具象的畸形怪异 （2）时空环境的模糊 （3）神话传说、图腾迷信、宗教巫术的描写 这些都给小说蒙上浓厚的神秘、荒诞的色彩。 神秘感作为一种美学范畴。 愚昧导致荒诞，荒诞演绎着愚昧。 （三）《马桥词典》 初刊于1996年2期《小说界》 米兰昆德拉帕维奇 词典形态小说 对民间世界的创造性的营造和对小说形式的实验性开拓。 1、从民间立场上建构起自己的理想主义，使小说获得了更大 的人文空间。 2、文体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文体——用词典的语言来写小说。 3、语言成了小说展示的对象，小说世界被包含在语言的展示中，也就是说，马桥活在马桥话里。 “醒”、“贵生” “贱” 老人家互相见了，总要问候一句：“你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你的身体还好不好。打听老人的情况也常用这个词，比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 在马桥的语言里，老年是残生，越长寿就是越贱。尽管这样，有些人还是希望活得长久一点，活得眼瞎了、耳聋了、牙光了、神没了、下不了床、认不出人了、活着总还是活着。------ 照这种说法，马桥最贱的是一个五保户，跛子，叫梓生爹，到底活过多少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活得儿子死了，孙子死了，曾孙子都夭折了，他

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弘扬传统文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988009034.html, 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弘扬传统文化 作者：宋内莉 来源：《学校教育研究》2016年第17期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灿烂辉煌的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一、对高中生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文化是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才能进步的，有的高中生连起码的文化常识都缺乏，更谈不上积极地去开展文化的传承工作。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热衷于外来文化，看外国动漫，吃外国快餐，过外国节日。中国的年轻一代正越来越远离我们的传统文化。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其行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弹性，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传统文化在当代青少年身上严重缺失，面临着传统文化的断裂。我们积极与国际接轨无可厚非，自然要尊重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但更应尊重本国文化。针对此现象，《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五年，我国将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传统文化课；中学语文课增加诗词等的比重；继续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典活动；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民族节日的作用。 国家正在下大力度宣传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并不单单指古代诗文，还包括各地民风民俗、方言、传统节日等。本文选取传统节日文化这一切入点，探索对高中生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融合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等各种洋节日在中国的市场日益扩大。 二、对高中生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途径 在对高中生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中，语文课堂与语文老师肩负着艰巨的任务。语文是民族之根。它无声地记载着本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记载着民族文化的地质层，母语教育必须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国家教育部中央科教所“十一五”重点科研课题《传统文化与传统教学》，正是通过语文课堂实现对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好途径。中国传统节日活动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千变万化，都有着明显的地域文化、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着特定的民俗文化内涵，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文化资源。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他们寄托着整个民族的憧憬，是千百年来一代代岁月长途中欢乐的盛会。 为了对学生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我挖掘教材的文化内涵，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兴趣，达到教育的目的。 具体措施如下： 1、研读必修二《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一课，初步对学生进行文化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