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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与人的本质

论人性与人的本质

浙江工商大学黄宏伟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是关于人的学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克服了以往哲学在人性、人的本质问题上的种种片面认识,揭示了现实的人的社会本质。

一、人类对自身本质的探索

人类对自身本质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古代区分人性与物性的直观认识阶段。从古代神话、原始宗教直到古希腊罗马哲学及中世纪的基督教,都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人们只局限于从人的直接存在即“人性”上,把人性同物性直观地区分出来。有的观点偏重于人的体质特征,柏拉图就把人定义为“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有的观点偏重于人的意识特征。如,基督教把人看作“信仰的生物”。

第二,近代寻找人的“本性”和“本质”的认识阶段。近代思想家不再满足于用直接存在、具体人性来规定人,而开始寻找决定人的普遍性质和深层结构,把它看作具体人性、直接存在的决定者。以英国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强调人性,就是自然的、个体的、由生理欲求支配的,认为人性是从具体的个别的人性中归纳出来的共性。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则认为人性是现象形态,它由深层的即人的理性、伦理本质决定的,强调人的本质具有超自然的、应有的性质,认为人本质上应该是精神的、族类的、按伦理规范行动的。后一种观点的代表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伦理人”理论,特别是康德提出的人超越现象世界,个人必须按照人类普遍的伦理规范去行动的“绝对命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则代表了努力综合二者的倾向。但是由于他们不懂得只有实践才是这种统一的现实基础,因而不可能真正克服上述两种观点的“二律背反”。

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了近代哲学对人的片面认识,进一步突出了人的本质的内在矛盾。人本主义思潮强调人的创造性、个性和能动性,把人看作是盲目的生命冲动或潜能的自我实现,否定了受理性、伦理必然性的制约,认为人只是一种孤零零的存在和纯粹的可能性。结构主义人类学和符号文化学则强调人的被创造性、社会性和受动性,认为人是“符号世界”或“文化世界”的产物,甚至不过是社会结构之网上的一个“位置”。近现代西方哲学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地位矛盾性的反映,不可能真正克服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社会性和个性、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唱的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同一“主题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第三,用实践和社会关系科学规定人的本质的认识阶段。这是人类的真正的自我认识,它始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观与人性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社会性和个性、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社会历史实践之中。马克思在理论上解决了前人根本无法解决的人的本质的内在矛盾,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而在实践上真正扬弃人的本质的内在矛盾,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人类解放运动。

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不能正确理解人的本质,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抽象地考察人,不懂得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实践为基础,才科学地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

(一)人性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

1.人性与物性的区别。人性概念首先是相对于物性概念而成立的,人性有别于物性。物性有两种情形:一是纯粹自然界的物质――非人类客体的物质――所具有的物性,这种物性即自然性,包括其机械特性、物理特性、化学特性、生物特性等自然性状;二是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物性――社会场中的物性,亦即是指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客体――它们已经成了人类文化成果的一部分――的物性,此物性具有了两重性,除了自然属性(第一层面),还有社会历史的某些属性(第二层面)。这第二层面的属性,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所赋予的,其实这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所以,这类物性是人性的显影与确证,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

比物性更高级的是人性。人性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人身上的物性、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精神属性。人性,不仅因其具有精神属性而有别于物性,就是在前两种属性上,其表现也不同于物性。我们反对用抽象的、机械的方式和方法去理解和对待人性中的前两种、尤其是第一种属性。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在几十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所赋予人的种种属性,决非物性可以相比的。人身上的确具有多种物性(比如机械特性、物理特性、化学特性、生物特性),然而,不能因此就将人与物作简单对比,这种方式最终将会将人贬低为某种物质、贬低为动物。为什么不能将人性与物性简单相比呢?其基本理由有三:第一,物性中的高级形态,只不过是人性中的较低级形态或最低形态;第二,人性中的较低级形态受到高级形态的统摄和整合,从而,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第三,在根本上,人性永远是在社会实践的大洪流、大熔炉中不断洗礼和锤炼,从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而物性中的第一层面是固定的,不具有可塑性,第二层面则不过是人性的一种投射。

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人性与人的本性,人性中最高级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是人类的本性,而人的生物属性,应该是人性中最低层次的普通人性。人的本性在日常的某些用法中,往往是指对人来说最早的那些特性,最有影响的就是孟子所说的“食色,性也”。这是特别需要辨析一下的。当一个人被全面社会化之前,自从他一出生,他就具有某些人性,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这时,这个人的人性主要还是生物属性,只有他在社会生活与实践中的不断努力、不断被社会化,在他身上较高层次的人性内容才会形成并不断提升。所以,人的本性在时间上,常常要滞后于人性,正如文明的人类,事实上是在原始人类之后才逐渐地发展而来的一样。这也就是人性不同于物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因此,孟子的“食色,性也”中的“性”,在我们看来,还仅仅讲到了人的自然属性,还不能当作人的本性和人的本质去理解。

2.人性概念的划界。思想史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关于人性的假说,我们有理由将它们分别判断为经验独断论、唯理论、先验论。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错综复杂的人生现象?如何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理解和把握人性和人的本质?首先,应该看到人生现象的内与外的关系,并对内在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综观众多的人性界说,我们可以从哲学的视域将众多的人性界说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情况,人性概念在其深度上有表层次的与深层次的之分。表层或比较表面化的人性概念,仅仅反映人类的一般属性,而深层次的人性概念则试图反映人类的本质属性。前者往往比较表面化,后者则容易片面化。

第二类情况,在人性概念的广度上,可以看到广义的人性概念和狭义的人性概念。有的学者所讲的人性概念,属于广义的人性概念,而有的学者所主张的其实是一种狭义的人性概念。事实上,两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认为,人性概念理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关键是要把这两个概念划界清楚:广义的人性概念,是指人类的全部属性的总和,包括人类人的各种真善美和假丑恶。狭义的

人性概念,则是指人类的本质属性或人性的主要内容,即人的真善美方面,尤其是指其中最本质的内容。这一狭义的人性概念,着眼于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格理想,这种人性概念能够在最根本的意义和最终极的意义上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有时,人性其实是指人的本质属性,此时的人性,可以看作是“人的本质属性”的简称。

由广义的人性,我们学会了宽容,凡事都应设身处地去想想,尽可能地理解他人的错误甚至罪过的客观原因――从微观的具体环境到宏观的整个社会的社会存在状况,只要社会存在及其社会体制、社会文化场态没有发生质变,任何人处于同类环境,都十分容易将人性恶的一面表现出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社会存在变化了,社会文化系统进化了,则将更多地表现人类的善良。这也就是人性与社会环境的同一性关系。

由狭义的人性,我们知道人类和个人都需要不断提升,做一个人,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成人之道”就是一门颇为复杂的学问和漫长的修行过程。有的人,是人又不是人,即他可能更多地被假丑恶包围着,真善美在他身上仅有一点萌芽,此时,正面的社会化,将社会道德、法律、责任感和正义感等等内化为自身的素养,也就十分重要了。

这也就是说,狭义人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广义人性问题。反之,广义人性上的进展,必将表现为狭义人性上的成果。

3.人性是形成的。从哲学人学说,人性主要是人类及个人在后天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和生成的。为着更好地批评唯心主义及其它各种将人性说成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论说,我们应该准确表述人性的生成与发展过程。

人性的主要部分(社会性和精神性)是后天形成的。整个人类及其个人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一定的社会条件中求生存和求发展,在这些愈来愈错综复杂、愈来愈高级有序的社会场态。社会场,包括市场、官场、情场等等,所谓“场”,不是指空间场地,而是指其中的各个部分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互动,社会场具有其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整合能力,不断复制大量的与其文化保持同一性的个体。人类的特性不断地形成、不断地进步,人类不断地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性的内容,所以,人性的后二个层面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渐形成的。这种形成的过程和性质,无论对个体还是对整体,都是成立的。

我们并不是抽象地讲“人性是形成的”,而是要说“人性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是社会实践及其整合的结果,特别是劳动实践的结果。人性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实践过程中客体的主体化、主体的客体化的统一同步的,对个人而言,也可以说是与人的社会化、社会的人化的统一是同步的。

(二)劳动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们从事着生产劳动并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社会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第一,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人类产生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劳动,而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同上,第67页)“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通过自身的存在来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就人类起源来说,以制造工具为特征、积极地作用于自然界、具有创造性的人类劳动,是“人猿相揖别”的根本标志。就现实的人类社会来说,生产劳动又构成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动物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第二,劳动是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集中表现。人类不同于动物的重要之点,在于自觉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包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都是在劳动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自觉能动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但这种本质力量不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无论从整个人类或单个人来看,自觉能动性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们认识、改造外部世界能力发展的历史,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完善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文明发展史。人类本质力量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完善,其根源就在于人类的生产劳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第三,劳动是形成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基础。劳动作为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构成了人的社会本质的基础,还因为,正是在劳动基础上形成了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大多忽视人的社会性,其根源就在于他们总是脱离实践、特别是脱离生产劳动实践来谈论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从劳动实践来考察人,就看到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是因为,劳动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是社会的动物;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变化着,由此又决定了人们社会关系的变化,决定了人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用劳动解释人类的本质,并由此深入到劳动内部,根据劳动的条件,剖析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的具体劳动方式,揭示了这一方式同人的本质的关系,从而能通过劳动实践这一环节,进一步深入到用人的社会关系来揭示人的本质。

(二)社会关系是现实的人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人的本质不存在于孤立的个人之中,而存在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人的本质由社会关系总和决定”这一论断,首先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即指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他处于社会关系之网的一定位置上,同他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些联系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特定地位。现实的个人是什么样的,既同他的劳动实践相一致,又同他与别人的现实关系相一致,人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形成并体现的。为此,要求我们从个人同他人的现实关系中去揭示人的本质。

第二,社会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而人的本质也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同他人发生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其中既有经济的、物质的关系,也有政治的、思想的关系。物质的、经济的关系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和血缘关系;政治、思想的关系包括民族、国家、法权、伦理、宗教等关系。这些关系都从某一方面规定着人的本质,因而不能简单地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哪一种社会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之间不仅有同代人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有这一代人同上一代之间的联系,因为每一代人的生活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总要继承前人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这样一来,不同时代的人之间也发生了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现实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这种复杂情况要求我们在研究现实的人时,必须具体分析人的诸多社会关系,防止抽象笼统或者狭隘片面地谈论人的本质。

第三,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因而是决定人的本质的最基本的关系。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并不是杂乱无章、并列无序的,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其中物质的经济的关系处于决定的支配的地位。因而人的本质主要地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从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来看,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一个由物质经济关系中逐渐派生出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从现实社会的横向结构来看,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物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并由物质关系所决定的。因此,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政治地位、思想感情、道德准则总是和他在社会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相一致的。虽然多种社会关系都从不同方面规定着人的本质,但起首要、决定作用的是人们的经济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人的复杂社会关系作具体分析时,必须首先抓住物质的、经济的关系。

第四,社会关系的阶级性决定人的本质的阶级性。人们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在阶级社会里,人具有阶级性。在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经济关系出现了对立,人们

分成不同的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形成物质利益的对立,并由此决定不同集团的人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对立。这种对立虽然不是每时、每事都会表现出来,但在涉及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必定要鲜明地表现出来。阶级性是人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的特殊表现,这要求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待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

三、人的本质是人性的积淀和统摄

从社会关系与社会性方面深入理解和把握人的本质,有必要在人的本质与人性的关系上,对人的本质作进一步具体化的理解与把握。在此意义上,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具有表现,而人的本质则是人性的积淀和统摄。

讲到人的本质,此时,我们可以将人与物的区别作进一步的概述。在物,其本质与其存在同一,在人,则是其存在先于其本质;物之根源在于自然力量和自然规律,人之根本在于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在于社会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过程。因此,不仅人性不同于物性,而且,人的本质在根本上也不同于物的本质。

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着研究方式方法的不同。既然人的本质在根本上不同于物的本质,那么,研讨人的本质的方法论也应该与研究物的方法论有区别了。这就需要不同于研究物理的哲学方式来讨论人之本质。然而,正是这一点,在常识范围内是不可能不被疏忽的。人们往往沿用某些习惯了的方式方法,在我国,人们往往习惯于近代意义上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及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机械方法。这样,一旦研讨人的本质,自然也就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从人类某种抽象的共性出发。与此不同,我们所主张和所运用的哲学人学方法,在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所讨论的不再是单个人的抽象的共性,而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条件下的类本质。

我们看到,众多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学者们居然先后得出了同一类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种种论说,或者说“两足无羽动物”,或者说“性本善”,或者说“性欲”,或者说“自私”等等,不过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中去探究人的本质,导致关于人的错误结论,似乎有其情有可原的缘由,这不过是将研究物的本质的方式方法绝对化后,进一步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时所导致的问题:一般说来,人们研讨物的本质时,往往是从同类中选出一个,又从这单个中去寻找某种共性(即抽象物),这种抽象方法的运用,在面对物质对象时,似乎获得过不少的成功,人们却未曾反思过此等方法所隐含着的可能会导致的错误。何谓事物的共性?广义的共性包括两种共性:一是同类事物共同的本质,还有就是同类事物共同的现象。如果以前者作为事物的本质,这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尚不会暴露出此等方法的局限性,问题是人们以后者作为事物的本质,也就大谬不然了。尤其是面对人类社会历史事件,从单个对象所固有的抽象物中去探究其本质,简直是南辕北辙了。我们主张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来讨论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而不是马克思当年就十分反对的“抽象的”方法。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事与人的本质都只能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去探究,只有这样,其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才能真正被揭示出来,才能被正确理解和把握。

为了更好地讨论人性与人的本质问题,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理论模型,以便对人类的质态作出初步的静态分析。人性和人的本质,对每一个社会中的人,就仿佛物质系统之中的一个原子,就好像宇宙或银河系中的太阳系,人是处于社会的巨大系统之中,然而,人也是一种不断成长和不断形成的系统,人的内在品质愈来愈成为一个复杂系统。我们可以将人的内在系统从静态意义上分析,在人的内在质态系统中,人的普通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比如,德性方面的良心以及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智能方面的记忆、联想、判断、推理、理性的统摄或整合能力等;审美方面的情感之体验、心意之愉悦、神志之震憾等。人的这些质点在整个质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而言,程度不同地比较次要,她们都是以人的本质为轴心来展开和发展的。

在人的质态系统中,人的本质既辐射又统摄着全体普通质,是整个质态中最重要的核心。这样,人的普通质与本质的关系也就是:在数量上,是多与一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次要与主要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不仅要重视人的本质,也要重视人的普通质,要注意不宜将质与本质混淆在一起。

当然,事物的质态总是处于动态过程中的,质与本质的联系总体上是动态的。并不是一定要机械地说人的本质不偏不倚地永远居于人之全部质的中央,永远与外层之质有着很大的一种空间距离。我们强调动态,就是要弥补静态分析带来的局限性,其实,当某人处于社会交往过程中时,某一个质点与他人的质点相互作用,此时,个人也就全身心投入其中了,因此,这个人的本质也就与某一质点同在,本质直接支持着质点,质点映现着本质。整体意义上的人类在与客体的实践过程中,所表现的人性和人的本质,也是这样,人类的本质并非是深藏不露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的所作所为,不仅表现着人性,而且,也体现着人类的本质。

在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人的主体性与非主体性这些矛盾中,人的社会属性、群体性、主体间性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在人的社会本质中,哲学人学特别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人作为社会主体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动者、承担者,是人的社会本质的集中体现。她由多方面要素构成:生理要素、心理要素、智能要素、人特有的社会利益要素、人特有的符号要素。基于上述特殊的主体结构,社会主体就产生了主体能力,即认识能力、价值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创造能力等。在上述主体结构和主体能力的基础上,社会主体表现出特有属性,即“主体性”。主体性主要包括自主性、自为性、主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其中目的性和创造性是社会主体的主体性中最核心的内容。主体对自身结构、功能和属性的反思,形成自我意识,亦即“主体意识”。在实践活动中,人的主体意识表现为自主自为意识、自觉自由意识、创造超越意识等。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实践主体性及其法律主体性、道德主体性、认知主体性、审美主体性等等。

人的社会主体性的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历史客体的存在和发展,亦即,人的主体性的社会历史性。人作为社会主体所具有的独特的结构、功能、属性和意识,并不是由人自身规定的,而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在与社会历史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因此,人的本质及其人的主体性,归根到底,是社会实践整合的结果,实践活动是人成为主体的根本。亦即:实践使对象成为客体,实践使人成为主体,实践是使主体性不断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实践的矛盾运动才是人性系统中的动力所在。将主体性作为人性系统的动力因素是片面的,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悖的。

四、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具体表现

人性与人的本质是一对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它们都是“人的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10页)都标志着人和物的区别。但人性是人作为人区别于物的直接规定性,它与人的存在直接一致,可以被感官直接感知;而人的本质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是内在的、深层的,只能通过思维加以把握。人的本质寓于人的直接存在和各种具体人性之中,而人的直接存在和各种具体人性又都是人的本质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的本质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我们完整地把握人的存在,坚持人性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具体性、历史性,克服各种片面的、抽象的人性论观点,提供了可靠的前提。

首先,人的本质决定了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人性是社会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不能以孤立的个体存在,而只能以群体的形式存在。离开社会的个体如狼孩、熊孩、豹孩等等实际上不再是人,只是人形的动物。但是,人类社会这种群体又不同于蚂蚁、蜜蜂“社会”那样的群体,蚂蚁、蜜蜂是通过个体的特化来保证群体的有机整体性的,其每个个体只是群体的一个器官,因此,“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5页)其

个体不可能“全面发展”。而人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能够用工具和行为的特化来维持社会的整体性,避免了个人本身的特化;并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逐步克服社会分工带来的片面发展,最终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这里,关键是要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社会性”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个人对群体的依赖性和个人在群体中的独立性的统一,强调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固然是肯定了人的群体性,同时也肯定了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所以马克思在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一名言时,作了一个根本性的修正,他强调,人之所以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因此,近代经验主义和现代人本主义片面夸大个人的独立性,将其歪曲成个体的孤立性,是错误的;近代理性主义和现代结构主义片面夸大个人对群体的依赖性也是错误的。前者无疑否定了人的社会性,后者实际上也否定了人的社会性,因为它们实际上把人类社会变成类似蚂蚁、蜜蜂“社会”那样的生物群体。

其次,人的本质决定了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本身是在历史上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人性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只有具体历史的人性,而没有一成不变的抽象人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性及人们关于人性的意识,“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甚至“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7页;第4卷,第174页)

从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来看,马克思主义把人性具体分为自然属性(人类从自然界继承下来的“第一本性”)和社会属性(由历史所创造出来的“第二本性”)两类。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的自然属性,因为这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前提和基础。人的自然需要,是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最初动力;人的自然器官,也是人类最初的主要生产手段;人的群体性是从猿到人过渡的强大动力之一;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是人的个性形成的自然前提。人的意识也是以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为前提的。但是,单纯的自然属性毕竟只是人和动物相联系的方面,只有社会性才把人和动物区别开。进一步说,人身上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化了的、被社会生活改造了的自然属性。从现象上看,人和动物一样,也要吃喝,也要繁殖后代,但是,由于人类满足这此需要的手段、方式和途径与动物不同,就使得这种生物性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根本不同于动物的本能。例如,由于人们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同,决定了他们对消费资料的分配和享用也不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这一现象说明一部分人的享受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之上,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由一定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人的社会性。同样,人的意识现象和思维能力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也离不开人们的社会关系,归根结底必须由实践和社会关系来说明。因此,不仅古代那种仅仅从人的体质特征或精神属性上来定义人是片面的,而且近代经验主义把人性归结为人的固有的、不变的自然本性,理性主义用人的应用的理性、伦理本质来规定人也是错误的。它们都否定了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否定了人性的变化发展。换一个形象化的说法,“本性论”让人始终停留在“起跑线”上,“本质论”为人先验地划定了“终点线”;而马克思主义则强调人的奔跑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本身不断地将原有的“终点”变为新的“起点”,从而强调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历史性。

最后,人的本质决定了人是一种活动的存在,人性是受动性与能动性、客观制约性与自我创造性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强调,人与动物不同,不是消极地“处在某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社会关系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因此,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并不意味着人只是社会历史的消极的被动的产物,恰恰相反,肯定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正是肯定了人的客观的能动性和现实的自我创造性。

这里的辩证法在于: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既有历史条件出发去进行活动的;但是,人们的活动又总是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历史条件。因而,人既是由社会历史决定的,又是通过实践活动自己创造的;人的已有本质决定着人的现实存在,人的现实存在又不断改变着已有的本质。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但这种选择又不是无条件、无前提的,它要受到社会的制约,受到自己的实践活动的制约,任何人都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过实践活动创造自己的本质,没有抽象的绝对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创造。

人性作为受动性和能动性、客观制约性和自我创造性的统一,同样体现在人的意识特性上。人是一种活动的存在,而活动从来都是“手”“脑”并用,“身”“心”交融的。如果说“手”“脑”并用构成了人的对象意识和理性认识的现实基础,那么“身”“心”交融则构成了人的主体意识和非理性意识的深刻根源。因而,人的意识既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又是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统一。人不仅通过感觉器官感知世界,而且通过思维把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人不仅反映世界,而且体验、感受、评价世界;人不仅用这两种方式把握外部世界,而且同时用其把握自身。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以实践为基础的论断,科学地说明了人性是受动性与能动性、客观制约性与自我创造性的统一,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在人的存在问题上的错误实质。实践本身是一种“改造”活动,实践既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客观世界,也不是主体随心所欲地凭空“创造”;客观世界既是人们活动的外在限制,也是人类实践的内在条件。现代人本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把人的存在看成是纯粹的能动性,把人性看成是纯粹的可能性,只是在表面上高扬了人的个性和能动性。因为它们不仅排除了人的活动的外在条件,也抽掉了人的能动性的内在基础,主体的自我创造性变成了“无中生有”,其结果恰恰否定了自身。马克思主义坚持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总和来揭示人的本质,使我们能够克服各种抽象的片面的人性论,完整地理解人的社会的、历史的、活动的存在。正是通过这种存在,人才上升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体,并与客观世界发生一种不同于一般物质或生物之间关系的新的关系——价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