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背后的朝代兴替
思想史背后的朝代兴替
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一部思想政治史则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各类思想在时代的变迁中此起彼伏，交相辉映。在每一种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秘密——属于统治者的秘密。
从诸子百家到法家专制的思想进程中，诸侯并起的战国结束了，转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三教九流的隐匿，法家思想的横行，是秦朝的一大特征。在秦朝的历史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丞相李斯的思想。《韩非子.五蠹》中有言“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李斯继承这一思想提出了文化专制主张，进而发展为愚民政策，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在国家管理方面，他则向秦二世进献了“督责之术”，主张“深罚”和“独断”。这大大加强了尊君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战国时期诸侯并起局面的出现，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是君主权力的极端强化却使百姓的生活更加的困苦。外加严刑峻法，苛捐杂税，处于水火之中的百姓不得不起身反抗。国家可以奉行一种主导思想，可是当这种思想不能使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时，那么这种思想注定是要受到淘汰的。因为思想属于意识层面，在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任何的思想都是不能的到人民的信服的，饥饿往往会让手无寸铁的百姓具有更加强的反抗思想与战斗力。秦朝纵然强大，却也敌不过饥饿的百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在法家思想退出历史的主角舞台后，道家与儒家思想缓缓走来。在这思想变迁的背后，是秦朝的覆灭和汉代的出现。无为而治的思想使得汉初的民众得以休养生息，但是无为毕竟不是治国的长久之计。就像一个过于软弱的人在一个竞争激励的环境下总是会受到欺凌一样，一个过于松散的新兴国家也总会面临来自外敌的侵犯。就基于这一点而言，强势的法家思想也是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的。因而无论是之前的无为而治，还是后期的独尊儒术，其内部的思想都是法家思想。酷刑越演越烈，问斩只凭皇帝一句话，这其中都不乏法家的君主专制思想。尊君与集权是历代统治者所共同的思想，在中国的思想史上这种思想更是在不断强化。
当法家的思想被一种更为严密的思想体系—程朱理学所替代的时候，宋朝
便在历史的画卷画上了属于自己的一笔。“理”是宋代理学的核心范畴，二程讲天理重在论证君主统治的合理性，但是理学却没有像法家学说那样直接。二程将王治之道解释为君主推行仁政，理应顺应民心、厚民生，表面看来这是一元论的民主天理观，但实际上是把当时封建统治的政治秩序绝对化、永恒化，是在为北宋王朝的统治作辩护，将君主奉为国家的主宰者。其后朱熹把“存天理，灭人欲”视为最高道德规范，虽然约束的对象也包括君主，但是这种制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削弱君权，而是希望通过减少百姓的生活支出，降低百姓的生活需求，压制百姓的反抗意识进一步加强王朝统治。可见，程朱理学的政治思想适应了我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的需要，它更为有效的维护了君主专制统治。
但物极必反，统治思想亦是如此。过分的强调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必然会带来民不聊生，冗兵冗费的局面，从而使得这种思想难以延续和发展。在这个时候，一种相对宽松务实，不尚虚文的思想更容易得到百姓的认可。由此，蒙古人便在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之后，建立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元朝。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虽然元朝也行汉法，但是其统治者更注重通过“爱与公”来“得天下心”。元朝鼎盛时期，思想言论方面是相对比较自由的，这可从史书记载和文人的创作实际方面得到证明。如，《元史·选举志》记载：
武宗、仁宗累征萧渼，授集贤学士、国子司业，未赴，改集贤侍讲学士。又以太子右谕德征，始至京师，授集贤学士、国子祭酒，谕德如故。仁宗延祐七年十一月，诏曰：“比岁设立科举，以取人材，尚虑高尚之士，晦迹丘园，无从可致。各处其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迈、深明治道、不求闻达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报本道廉访司，覆奏察闻，以备录用。”又屡诏求言于下，使得进言于上，虽指斥时政，并无谴责，往往采择其言，任用其人，列诸庶位，以图治功。其他著书立言、裨益教化、启迪后人者，亦斟酌录用，著为常式云。
从这段文字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元朝武宗、仁宗除科举之外，访遍天下，广纳贤才。对于贤才，不在意其门第，只求能有利于国家，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
只是毕竟是推行汉法，程朱理学的影响依旧深刻。对于长期游牧为生的蒙古人而已，是很难把握借鉴的尺度的。所以，在元朝的后期，专制思想再一次占据
上峰，随之而来的则是明清—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顶峰，此时程朱理学已经作为官学在思想学术领域发挥着统治作用。
思想轮回，朝代兴替。略看中国思想政治史，不难看出思想政治史与朝代兴替之间的关系，哪怕是思想的细微变化也能反映在朝代兴衰之中。就像史书可以明智不是因为它记录着不同朝代的人物事迹，而是因为这些事迹背后隐藏着的思想智慧一样，朝代的变换，不是因为时势造出了不同的英雄，而是因为主流思想的演变与人民大众的生产与生活的契合程度发生了变化，即思想的变迁。所以，若想营造一个好的时代氛围，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要加强主流思想的引导，注重主流思想与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的结合。当下我国正在进行全面小康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党和国家更应该以史为鉴，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主流思想建设，以求实现“中国梦”，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专业：汉语国际教育，大三
姓名：Em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