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论文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内容提要: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他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做了比较和预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士，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博通四部、著作等身”，一生自觉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掠夺。百余年来，自强图存成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经不起甲午战争的一场考验，维新变法更是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但内忧和外患依然严峻。
经不是学者书斋平静从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探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了，它以《新青年》为旗帜，如滚滚江水，声势浩大，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运动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凌辱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新青年》上那些富有批判性的热血文章，像疾风闪电一般，它伴随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把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推向峰巅浪尖。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在大洋彼岸造就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幽灵”开始弥漫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立新伦理、新道德，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与此相对的则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恰恰是拯救现代人心灵空虚的一剂良药。钱穆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飘突进”之时，钱穆正在江南做小学教师。虽然蛰居乡村，但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倾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忧虑。1928年他在《国学概论》里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失其本心”。1931年钱穆由顾领刚推荐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提出对本国的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归咎于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尖锐的抨击。此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他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研究从此开始。1987年，他以93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版了他文化研究的最后一部宏着《晚学盲言》。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学术大师相比?钱穆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从一名乡村的教师走上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依靠自学成就了学术上的大业。乡村的陶冶与历练?铸造了他坚韧的人生与扎实的学术?成为名播华夏、饮誉海外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他从教七十五载?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出版专着巨作七十余部?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为通儒之学。其文化研究著作包括《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文化学大义》(1952年)、《民族与文化》(1960年)、《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中国文化丛谈》(1969年)、《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晚学盲言》(1987年)。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之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未来。文化是什么?钱穆给了自己的诊释。钱穆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中西文化的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通过比较文明与文化来界定二者之不同。他指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952年?他出版了其文化思想研究的代表作—《文化学大义》?在书中?钱穆为文做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即人生。他指出:“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
得目之为文化。”他认为人类文化不同的根源不在于别的?归根结底是因其自然环境的不同?特别是气候、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导致物产之异?而最终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生出兴趣、观念、信仰乃至行为及心理等种种差异?如此以来?文化精神必然相异。据此?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三种类型?但就其内容和特征而言?这三种文化实际就是两种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农耕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东西文化之不同在于:宇宙观: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西方文化:天人对立?物我对立。
民族性格:中国文化:安、足、静、定;西方文化:富、强、动、进。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和合的、内倾的;西方文化:分别的、外倾的。学术研究:中国文化:重融通?一切学问皆会通合一;西方文化:重区分?学术贵分门别类。作为一位史学家?钱穆从宇宙观、人生观、思维行为方式以及学术等各方面对中西文化做了比较?由此得出“中西双方的人生观念、文化精神和历史大流?有些处是完全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的结论。钱穆不仅为文化做出自己的解释?而且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进行了各自的区分?而这一切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h1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他的史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他的着作和史学观念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关注。有人曾说在近代的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史学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一位。①史学界关于讨论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文章、着作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将重点放在对其民族文化史观的内容和内涵的阐述上,鲜有详细论述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价值意义的文章。而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在分析论述其史观内容的同时,较为详备地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意义。 一、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 要理解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首先要弄清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②也就是说,钱穆先生将历史看成一种过往的人生和经验,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材料称之为历史材料。后人可以通过历史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以往的历史,但历史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录下整个以往的历史。这就像我们写日记,即便是天天写,仍然只能记录下一些对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能事无巨细都记下来。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以往人生和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这些经验和人生的创造者。同时,每个人写日记都有其不同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用比较朴实的语言;有的人则喜欢用比较华丽的辞藻;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有的人却善于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那么依照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是一种人生和经验,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国家历史的主体是谁?国家历史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钱穆先生通过思索和分析,在他的着作中给出了答案:国家历史的主体就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里,详细阐述了历史,民族的关系:“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③又写到“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④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一部国家史就是一部民族史。同时,因为民族生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因此中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各个民都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 历史,民族,文化是钱穆先生的史观的重要因素,在钱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产生的。”⑤三者联系起来,则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同,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不存在孰优孰劣。这也正是证明先生最终想要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他的生长环境寻找起因。 二、钱穆民族文化史观形成的原因 毫无疑问,“民族”和“文化”两词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为什么这两个词对于他而言会有如此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需要从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高考作文 钱穆素材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钱穆的地位与贡献都自不待言。对此，学界已有公论，无需再三引述。即便在学界之外，凭借《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与《论语新解》等著作的风行，他大概也是声名最为显著地现代学人之一。然而，倘若要用一个语词来总结钱穆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生流亡”。通过钱穆气定神足的著作，或许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但钱穆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与展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与北京大学的同人仓皇南下；1945年，抗战胜利，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他由于与主流学界不合，未在受邀北归之列，从此辗转南方各校；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钱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出走香港；1967年，已经“功成身退”的他又在香港难民潮的风暴中，仓促赴台；1990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因被指责“非法占用市产”而迁居，成为了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在同年逝世。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便是如此：作为一位致力主动回应时代，并且提供超越性的思想文化方案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时常陷入被动，甚至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中踟蹰、彷徨、煎熬与挣扎。由于具有人格与学力的支撑，他当然是“一位自视很高的人”；但他在自信的同时，又比任何“谬托”与“强作”者更为清楚自己的本分与限制，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发言时都能恪守分寸与界限。是故，单纯关注其收获的鲜花与掌声，只能相当表面甚至一厢情愿地认识钱穆的人生与著作；只有明白其挣扎、坚持与超越背后的那份彷徨、困惑与落寞，才能更为准确与通透地理解他是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可能性中为并世与后人提供了无限的历史想象力。像钱穆这般深具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人物，从未有过简单的乐观与悲情。所以，看待钱穆也同样应
钱穆：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钱穆：天人合一論--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
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
浅析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中图分类号：单位代号：10280 密级：学号：10720258 课程论文 SHANGHAI UNIVERSITY MASTER’S COURSE DISSERTATION 题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目 作者王传凯 课程名称《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任课教师李福长 完成日期2010-11-5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 王传凯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摘要：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早年的考据巨作《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奠定了钱穆的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傅斯年引为座上宾，视为新考据派的“同志”。抗战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的发表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向，开始对新考据派的治学方法进行批评，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观。本文试就钱穆先生治史方式转变的背景进行阐述以分析民族文化史学观的内在含义。 关键词：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一 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史学派别是“新考据学派”也即是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改派是在胡适“科学整理国故”口号下创建的。改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理论，对中国古史进行怀疑而且“只破不立”被称为“古史辨派”，而傅斯年原本也主张疑古甚至还早于顾颉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文章，称该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具有疑古之精神，甚至提出了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的极端主张”。1但是后来由于不满古史辩派只破不立的治史态度，由疑古转为重建，通过考订史料特别是发掘地下史料进行解决古史问题，被称为史料学派。钱穆先生虽然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但是钱穆先生明显是倾向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因为钱穆先生在晚年自述中说：“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激过偏，按之旧籍，知其不然”。2可以看出钱穆对古史是持认可态度的，另一钱穆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否认了晚清今文学家认为刘歆伪造六经的说法，这对疑古派疑古过甚是一个冲击，因为这部著作毕竟证明了古史并不都是不足信的。 钱穆先生虽然倾向于“史料学派”重建古史的态度，但是他一生不愿意加入任何派别，他一生也是在从事着破除门户之见的工作。“钱穆先生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中力攻今文经学之非，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经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实际上钱穆并没有要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的今古门户之见。因为在钱穆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3钱穆在晚年拒绝署名由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发表的标志着海外新儒学形成的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钱穆先生一生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钱穆先生却拒绝签署了，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如钱穆先生所说“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做中国文化宣言书，要穆联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张君，穆向不喜此等做法，恐在学术界引起无 成稿日期：2010-11-5 作者简介：王传凯，男，上海大学历史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号：10720263 1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0~51. 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23 3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0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论文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内容提要: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他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做了比较和预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士，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博通四部、著作等身”，一生自觉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掠夺。百余年来，自强图存成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经不起甲午战争的一场考验，维新变法更是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但内忧和外患依然严峻。 经不是学者书斋平静从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探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了，它以《新青年》为旗帜，如滚滚江水，声势浩大，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运动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凌辱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新青年》上那些富有批判性的热血文章，像疾风闪电一般，它伴随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把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推向峰巅浪尖。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在大洋彼岸造就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幽灵”开始弥漫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立新伦理、新道德，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与此相对的则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恰恰是拯救现代人心灵空虚的一剂良药。钱穆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飘突进”之时，钱穆正在江南做小学教师。虽然蛰居乡村，但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倾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忧虑。1928年他在《国学概论》里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失其本心”。1931年钱穆由顾领刚推荐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提出对本国的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归咎于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尖锐的抨击。此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他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研究从此开始。1987年，他以93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版了他文化研究的最后一部宏着《晚学盲言》。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学术大师相比?钱穆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从一名乡村的教师走上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依靠自学成就了学术上的大业。乡村的陶冶与历练?铸造了他坚韧的人生与扎实的学术?成为名播华夏、饮誉海外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他从教七十五载?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出版专着巨作七十余部?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为通儒之学。其文化研究著作包括《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文化学大义》(1952年)、《民族与文化》(1960年)、《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中国文化丛谈》(1969年)、《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晚学盲言》(1987年)。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之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未来。文化是什么?钱穆给了自己的诊释。钱穆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中西文化的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通过比较文明与文化来界定二者之不同。他指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952年?他出版了其文化思想研究的代表作—《文化学大义》?在书中?钱穆为文做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即人生。他指出:“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
钱穆著作
钱穆著作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局1926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局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1950 《中国社会演变》，台北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再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5年5月出版。
钱穆与梁漱溟_文化三路向_说之比较
第36卷第2期2010年3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f Xuzhou Nor mal Uni .(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Vol .36,No .2 M ar .,2010 [收稿日期]2009211203 [作者简介]王晓黎,女,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 王晓黎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梁漱溟;钱穆;人生;文化 [摘 要] 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 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二人对于文化起源的不同理解,主要来源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但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一致的,即在传统的权威性逐渐失效和价值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冲击下,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二人都主张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中国文化也须改造。在对中国文化改造的方法上,梁漱溟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即“内圣开外王”,而钱穆则更关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新生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从这点上来说,二人的文化理想虽然是相同的,但通达理想之路是有分歧的。同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代表,钱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立场。梁钱二人的思想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所依靠的只是古人的只言片语及对社会现象和少量文章著作的感悟力,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却借鉴了不少西方当代人类文化学的理论,特别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中西文化之不同。这种转变还表现在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型”学者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活动家这一事实上。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便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之中。而钱穆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天人合一”观的提出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意蕴。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种戏剧性的倒转使我们很难再回想起他们早年的差别。 [中图分类号] G02/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425(2010)0320078205 梁漱溟和钱穆都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 表。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们一生都自觉地以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二人的心路历程、从事职业及研究领域虽不尽相同,但终极关怀却是一致的。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 一、文化的起源 钱穆认为,人生只是一个向往,对人生追求与向往的不同,形成了三种人生观,钱穆把它们称为:向外的人生观、向内的人生观、现世享福的人生观,分别对应着西洋的人生观、印度的人生观和中国的人生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 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提出了“文化三路向”理论。梁漱溟以意欲求满足的方式来论述文化。可见,在梁漱溟看来,意欲的性质及其满足程度的不同影响了生活的样法,即文化。从不同的意欲出发,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解决方法,即“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从时间上来看,钱穆转向文化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其文化理论的提出比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晚了20多年。总体来讲,钱穆“文化三路向”说的理论思路受到了梁漱溟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1] 。但钱穆
钱穆的文化观
钱穆认为人类文化, 穷其根源, 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 尤其是气候、物产之相异。而影响其生活方式, 再由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生出种 种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智慧发展方向乃至心理、性格之种种不同。由此种种不同, 而引发出文化精神的截然相异。基于这一认识, 钱穆在《导论·弁言》中把人类文化划分为 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三种类型。这三种文化就其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言, 实际上又 可并归为农耕文化和游牧商业文化两大类型。在钱穆看来, 中国文化在文化类型上属于典型 的大陆农耕文化。他说中国文化植根于农村, 是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以农业为基础而发展 起来的。由于农耕民族与土地相连, 胶著而不动, 其生活方式是安守田土, 依时而行, 因此 在农业社会中生长的民族, “一向注重向内看”, 不求空间之扩张, “惟望时间之绵延”, 其文化以固守本土、安定守成、质朴厚重、沉着稳健、崇尚和平为特征。与“安足静定”、崇尚和 平的中国农耕文化相反, 西方文化则属于典型的“惟求富强”的商业文化。这种文化与发源 于草原高寒地带、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一样, 起源于“内不足”。由于“内不足”的经济状 态, 促使他们不断地向外寻求、征服, 以“吸收外面来营养自己”。因此, 商业文化比较注意 空间的拓展和武力的征服, 有强烈的战胜欲和克服欲, 其文化以流动进取、崇尚竞争、内部 团结、富有战斗性、侵略性和财富观念为其特征。 在钱穆看来,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不同, 中西文化的其它 不同特点都是在这一根本差异的基础上衍演和发展起来的。比如在宇宙观上, 由于中国文化 是在平原农耕地带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为了在土地上发展生产, 就必须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 关系。因此长期在农业文化土壤中生长的中国人常常把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的一体, 主张人与 自然相互融和贯通。由于中国文化主张天人交贯,“求循人以达天”, 于是又形成了顺乎自然、—81 —行乎自然的人生观。这集中表现为中国人希望自觉地遵从自然、顺应自然, 力求将人生投入 大自然中, 与天地万物生息相处, 协调共存。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所讲的自然, 是生命化、精 神化的自然, 人生是自然化、艺术化的人生, 自然建立在人生中, 人生又包蕴在自然中, 表 达自然即为表达人生, 因此中国文化演进的趋向和途辙必然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之艺术化”。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顺乎自然的有情人生观相反, 西方文化“注重向外看”, 比较偏重于先向外探寻自然, 因而他们看世界时, 常常是外于两体对立的状态,“其内心深处, 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 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 对人类则为敌 我对立, 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所以西方文化在宇宙观、人生 观上明显表现出了天人对立、役使天地的倾向。再如就中西学术而言, 西方学术重区分, 学
试析钱穆文化思想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 论文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内容提要: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他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做了比较和预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士，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博通四部、着作等身”，一生自觉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掠夺。百余年来，自强图存成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经不起甲午战争的一场考验，维新变法更是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了封建****，但内忧和外患依然严峻。 经不是学者书斋平静从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探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了，它以《新青年》为旗帜，如滚滚江水，声势浩大，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运动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凌辱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新青年》上那些富有批判性的热血文章，像疾风闪电一般，它伴随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把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推向峰巅浪尖。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在大洋彼岸造就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幽灵”开始弥漫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立新伦理、新道德，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与此相对的则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恰恰是拯救现代人心灵空虚的一剂良药。钱穆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飘突进”之时，钱穆正在江南做小学教师。虽然蛰居乡村，但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倾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忧虑。1928年他在《国学概论》里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失其本心”。1931年钱穆由顾领刚推荐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提出对本国的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归咎于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尖锐的抨击。此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他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研究从此开始。1987年，他以93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版了他文化研究的最后一部宏着《晚学盲言》。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学术大师相比?钱穆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从一名乡村的教师走上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依靠自学成就了学术上的大业。乡村的陶冶与历练?铸造了他坚韧的人生与扎实的学术?成为名播华夏、饮誉海外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他从教七十五载?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学识渊博?着作等身?出版专着巨作七十余部?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为通儒之学。其文化研究着作包括《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文化学大义》(1952年)、《民族与文化》(1960年)、《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中国文化丛谈》(1969年)、《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晚学盲言》(1987年)。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之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未来。文化是什么?钱穆给了自己的诊释。钱穆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中西文化的着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通过比较文明与文化来界定二者之不同。他指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
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 思想与方法探原 内容提要：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其中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并以此对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作了全面评价。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关键词：钱穆、义理、考据、辞章 钱穆是着名的国学大师，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的内涵、相互关系和方法论意义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将这一认识贯穿
于其整个学术研究中。他说：“虽不敢自谓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於此三者皆已能有所涉猎。”[1] 钱穆有关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不仅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方法论，而且，也对清代学术史明确提出的这一重大学术命题作 了重要发展，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学术界虽然对钱穆学术思想有一定研究，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涵义 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一学术命题的重要发展，首先表现在他分别从两个不同层面对三者的内涵作了更加具体的和新的 阐述。概括他的观点，主要包括二个层面：首先，三者是不同的学问；其次，三者又是任何学术研究必须运用的三种不同、却又是有机联系的方法。不过，由于钱穆本人并未对此作明确而集中地分析和论述，因此，在分析他的有关论述时，应当根据他阐述时文
试析钱穆文化思想
命运如同手中的掌纹，无论多曲折，终掌握在自己手中。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 论文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内容提要: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他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做了比较和预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士，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博通四部、着作等身”，一生自觉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掠夺。百余年来，自强图存成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经不起甲午战争的一场考验，维新变法更是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了封建****，但内忧和外患依然严峻。 经不是学者书斋平静从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探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了，它以《新青年》为旗帜，如滚滚江水，声势浩大，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运动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凌辱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新青年》上那些富有批判性的热血文章，像疾风闪电一般，它伴随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把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推向峰巅浪尖。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在大洋彼岸造就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幽灵”开始弥漫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立新伦理、新道德，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与此相对的则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恰恰是拯救现代人心灵空虚的一剂良药。钱穆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飘突进”之时，钱穆正在江南做小学教师。虽然蛰居乡村，但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倾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忧虑。1928年他在《国学概论》里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失其本心”。1931年钱穆由顾领刚推荐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提出对本国的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归咎于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尖锐的抨击。此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他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研究从此开始。1987年，他以93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版了他文化研究的最后一部宏着《晚学盲言》。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学术大师相比?钱穆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从一名乡村的教师走上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依靠自学成就了学术上的大业。乡村的陶冶与历练?铸造了他坚韧的人生与扎实的学术?成为名播华夏、饮誉海外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他从教七十五载?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学识渊博?着作等身?出版专着巨作七十余部?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为通儒之学。其文化研究着作包括《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文化学大义》(1952年)、《民族与文化》(1960年)、《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中国文化丛谈》(1969年)、《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晚学盲言》(1987年)。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之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未来。文化是什么?钱穆给了自己的诊释。钱穆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中西文化的着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通过比较文明与文化来界定二者之不同。他指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 你今天的日积月累，终会变成别人的望尘莫及。11
浅析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
浅析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 中文提要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勤勉，不仅留下数部著作以飨后人，更因其专心治史，致力于挖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后人敬仰。尤当中国近百年来进入“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行阶段”，传统政治被嗤为残暴黑暗千夫所指时，钱穆著书立作提出中国传统非能以专制黑暗抹杀，不可不谓振聋发聩。不仅如此，他更提出骇俗之论，秦汉时代并非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之创始而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与民主精神发扬成熟之期，由此引起的争论至今未休。本文试图回到钱穆的著作本身，就钱穆对此问题的理解展开相应的论述。 外文提要 Qian Mu is a famous master of Guoxue, he left lots books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in his diligent life. And he also committed to carrying forwar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wins our resections and admiration. When the most of the people describe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as the brutal darkness in the last century, Qian Mu gave us an enlightening idea that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can’t be simplify for dark despotism. Not only that, He also mentioned a startle theory that the Qin and Han times is not the founding of authoritarian monarch regime in ancient China but the period for development of a mature view of democratic ideas. The controversy for Qian Mu’s idea has yet not to break until nowadays. This assignment attempts to return to Qian Mu’s book to start the discussion by virtue of the Qian Mu’s understanding on this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