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7月5日
真话的“敢说”与“乐听”（人民论坛）
吴良伦
《人民日报》（2013年07月05日04 版）据载，宋真宗有一天与大臣一起钓鱼，好长时间无鱼上钩，真宗觉得好生扫兴，这时有个叫丁谓的大臣，在一旁看得清楚明白，便上前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原来是真龙天子把鱼吓跑了。真宗听后，龙颜大悦，不快之情顿消。这个惯于说假话的丁谓后来挤掉寇准升为宰相。
现实中，真话一般不那么好听，多少带点儿刺，很容易引起领导心理上的不快，轻则脸呈不悦，拂袖而去；重则雷霆震怒，拍案而起，甚至给穿“小鞋”。如是，投机取巧者干脆改说无关痛痒的大话、套话、假话了。想说真话，首先就遭遇一个“敢不敢”的问题。
1961年，刘少奇带队到湖南农村调研，叮嘱调查组成员“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群众开始都很紧张，不敢说话，少奇同志用真诚打动了群众，群众终于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
这则往事，说明了一个道理：敢于说真话重要，而乐于听真话更重要，听真话乃是说真话的基础。如果说敢于说真话是一种胆量的话，那么允许别人讲真话、乐于听真话就是一种度量雅量。有什么样的耳朵，就会听到什么样的话。对于领导干部，要想群众讲真话，首先自己要能听真话。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乐于听真话，鼓励道实情，就能多一些发现的眼睛、思考的头脑，帮助决策者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改进工作、推动发展，这正是听真话的最大价值。
《吕氏春秋·壅塞》中记载：宋王得到消息，齐国要派兵进攻宋国，便立即派人去侦察齐军入侵到了什么地方。先后有三个侦察使者因说了真话而掉了脑袋，第四个使者见状就对宋王胡诌了一通，说：“连齐军的影子也看不见，百姓十分安定。”宋王听了非常高兴，赏赐了他很多金银。结果没有几天，齐军便攻进城来，宋王也成了丧家之犬。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对于手中握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来说，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就会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如果一味喜欢奉迎恭维的虚话、大话、假话，只会使自己变得昏庸无知，导致决策失误，事业失败。如果领导干部听见的要么是谎言，要么是鸦雀无声，无形中就把自己与民意隔绝开来，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国古代有个叫裴矩的人，他在隋朝为官时是一个以阿谀奉承著称的佞官，但归顺唐朝后，却成了一个刚正不阿的诤臣，深得李世民器重。对判若两人的裴矩，元朝名相拜住这样解释：“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这个故事值得今天各级领导干部深思。
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名家笔谈）
饶宗颐
《人民日报》（2013年07月05日05 版）21世纪是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中华文明再次展露了兴盛的端倪。我们既要放开心胸，也要反求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不断靠近古人所言“天人争挽留”的理想境界
2001年，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上预期，21世纪是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而今，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我对此更加充满信心。
现在都在说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说，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尽管在近代以后中国饱经沧桑，但历史辗转至今，中华文明再次展露了兴盛的端倪。
推动文化的复兴，我辈的使命是什么？我以为，21世纪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选择地重拾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时代，当此之时，应当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但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看待，未免可惜，也将经学的现实意义降到了最低。现在许多简帛记录纷纷出土，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而今正如苏轼所说“大千在掌握”。我们应该如何善加运用，重新制订新时代的“经学”，并以之为一把钥匙，开启和光大传统文化的宝藏？
长期研究中，我深深感到，经书凝结着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说，这应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立足点。
“经”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为它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生活与自然相调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臻于和谐的境界。经的内容，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而是实际受用有长远教育意义的人智学。
“经”对现代社会依然很有积极作用。汉人比《五经》为五常，《汉书·艺文志》更把《乐》列在前茅，乐以致和，所谓“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
促进文明的总原则。在科技发达、社会巨变的时代，如何不使人沦为物质的俘虏，如何走出价值观的迷阵，求索古人的智慧，应能收获不少有益启示。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发轫于对古典的重新发掘与认识，通过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为人类智识带来极大的启迪，从而刷新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我国近半世纪以来地下出土文物的总和，比较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考古所得的成绩，可相匹敌。令人感觉到有另外一个地下的中国——一个在文化上鲜活而又厚重的古国。对此，我们不是要全单照收，而应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上世纪60年代，我的好友法国人戴密微先生多次说，他很后悔花去太多精力于佛学，他发觉中国文学资产的丰富，世界上罕有可与伦比。现在是科技引领的时代，但人文科学更是重任在肩。老友季羡林先生，生前倡导他的天人合一观。以我的浅陋，很想为季老的学说增加一小小脚注。我认为“天人合一”不妨说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损人的原则出发，并以此为归宿。当今时代，“人”的学问比“物”的学问更关键，也更费思量。
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复兴，没有“自觉”、“自尊”、“自信”这三个基点立不住，没有“求是”、“求真”、“求正”这三大历程上不去。我们既要放开心胸，也要反求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不断靠近古人所言“天人争挽留”的理想境界。
充分认识党内法规制定规范化的意义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人民日报》（2013年07月05日07 版）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党有党规。近年来，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陆续制定和出台了不少规章制度，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规章制度不符合党章精神和其他党内法规要求的情况，甚至存在一些规章制度互相冲突和矛盾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以下简称《备案规定》）的颁布和施行，在我们党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有了章法和规范依据，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党内法规意识。在现代社会，规则意识不可或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要有强烈的规则意识。在这方面，《制定条例》和《备案规定》颁布和施行的意义在于：一是明确了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这两部党内法规的颁布和施行，必将促使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进一步增强党章意识、熟悉党章内容，因为这是保证党组织工作不出差错的前提和基础。两部党内法规的颁布和施行，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有利于巩固党章作为最根本的党内法规的地位。二是明确了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什么是党内法规？是不是党的各级组织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党的建设的规章制度都叫党内法规？党内法规的效力如何？这些是一些基层党组织经常遇到而又不十分清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制定条例》给出了明确答案。不是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及其部门都可以制定党内法规，只有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权制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备案规定》的颁布和施行，将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和组织生活中形成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就是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必须看其是否符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要求。
加强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为维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是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顶层设计的总体要求，体现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基本思路。那么，如果党内法规出
现内容不协调、程序不严密、不配套不完备、无效无用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制定条例》和《备案规定》的颁布和施行提供了解决之道。一是通过审议机构对党内法规草案进行审核，包括审核该草案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相抵触、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是否就涉及的重大政策措施与相关部门和单位协商等，对党内法规内容的协调性进行把关。二是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包括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指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文件，实行备案制度，并且要求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三是为了保证党内法规制定能够统筹进行，提出科学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这有利于党内法规建设的布局谋划和前瞻研究，明确党内法规制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保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规范了党内法规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体现了依法执政理念和法治精神。一是在制定党内法规原则中强调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二是把党内法规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作为审核党内法规的必审内容，之后还要通过党内法规备案制度再次进行审查。三是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时，也要就其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进行审查。这些规定体现了对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在内）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特权的宪法原则的尊重和遵守。
提高了党内法规制定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体现了党内法规制定“开门立法”的发展趋势。一是《制定条例》明确规定，起草党内法规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掌握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经验，充分了解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必要时，调查研究可以吸收相关专家学者参加或者委托专门机构开展。二是党内法规草案形成后，应当广泛征求意见，必要时在全党范围内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应当注意听取党代表大会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党内法规草案应当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三是
规定党内法规批准后一般应当公开公布。这些规定的精神实质是把党内法规制定的过程看成是科学分析和充分论证的过程，是汇聚党智和征询民意的重要途径，从而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和贯彻执行力度。
和谐劳动关系助圆中国梦
赖德胜
《人民日报》（2013年07月05日07 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并阐述了中国梦的意义、内涵和实现途径。今年4月28日，他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进一步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我们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这深刻地揭示了创造性劳动与中国梦的内在联系，为中国梦的实现指明了方向。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依靠创造性劳动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的有机结合，而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幸福。只有每个人都为实现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梦想不断变为现实的源泉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劳动潜能的释放，是每一个人都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但劳动能创造多少价值，
又取决于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素质和决定劳动力配置、使用、激励等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素质高的劳动力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创造更多的价值，马克思所说的复杂劳动是自乘或多倍的简单劳动，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同样素质的劳动力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所创造的价值差别很大。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财富能够像泉水一样不断涌流，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配置、流动、激励等制度安排发生了巨大的正向变化，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逐渐发挥基础性作用，按劳计酬、按贡献计酬的原则在收入分配实践中得到比较好的体现。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列为年度人物，是因为中国工人踏踏实实的劳动推动着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并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国梦，但我国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收入差距较大、环境污染严重等。因此，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直接关系中国梦的实现。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使创造性劳动有更大的施展舞台、使人的潜能有更大的释放空间。因为，过去的增长更多是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未来要转到创新驱动的增长。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既有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有赖于人力资本的释放和创造性劳动比重的提高。
自1999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迅速，劳动力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但束缚人力资本潜能释放的条条框框仍然很多。近年来多有讨论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对我国创造性不足原因的追问。多数人认为原因在学校和教育，其实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劳动，在于劳动力的配置、流动、评价、激励等仍存在诸多问题，抑制了创造性劳动。因此，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像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创造性劳动须以和谐劳动关系为基础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劳动关系大多会经历从和谐到不和谐的过程。如果处理得好，劳动关系从不和谐复归和谐，就能比较顺利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否则，就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发展的瓶颈期，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讨论中国梦，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美国梦。其实，美国梦实现的道路并不平坦，其中就包括劳动关系的失衡与修复。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但也是劳资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工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死伤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经济大萧条时期，物价持续上涨，工人大量失业，劳资矛盾更加尖锐。对于美国如何走出经济大危机，现在流行的故事讲的主要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但实际上，罗斯福新政不仅仅包括出台了诸多经济政策，而且包括出台了诸多社会政策。有人将这些社会政策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工程振兴署的成立，使联邦失业救济成为半永久性的措施；二是全国劳工关系法案的颁布，为工会的集体议价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框架；三是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四是通过税收法案，恢复了再分配税体系。这些社会政策较好地解决了严重的劳资矛盾，为美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我国当前的劳动关系总体是和谐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目前已严重偏低。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是不断提高的。比如，美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从19世纪70年代的50%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的74%，加拿大从20世纪20年代的55%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的71%，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的45%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的66%。劳动收入占比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教育培训等的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如果其回报足够高，就会激发创造性劳动；否则，就不利于创造性劳动的激发。我国最近30多年来，人力资本不断增加，但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从1984年最高时的54%下降到2007年的41%。劳动收入占比的这种反向变化，意味着劳动没有得到充分的回报。实际上，
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的种种不和谐，一个基础性原因就是劳动收入占比不断降低。中国梦的实现有赖于创造性劳动的发挥，这要求理顺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给劳动以足够的激励，使人们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努力使我国的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近十几年，我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比如，加强法制建设，全面推行并巩固完善劳动合同制，推进三方协商机制，建立健全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等。这些措施保证了我国劳动关系的总体稳定，但还需进一步改进创新。
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需要加强战略谋划、实践创新和工作统筹。一是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层面设立劳动专门委员会，以更好地推动有关劳动问题的立法和执法。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工人队伍不断扩大，劳动问题大量出现。在全国人大设立劳动专门委员会，有利于在法律制度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三是更加重视发挥工会的作用。工会的产生和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没有工会就谈不上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在与资本的关系中，劳动者个体先天就处于劣势，如果没有工会这样的组织，劳动者的合理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从长期来看，资本的权益也会失去存在和扩大的基础。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工会的角色和职责，更好地发挥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一方面，继续推进“两个普遍”，进一步提高工会建会率，特别是对高素质劳动者和农民工占比较高的组织在建会方面给予更多关注；另一方面，努力使工会相对独立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使工会更好地反映职工诉求，代表职工与雇主进行谈判、协商。我国已建立了三方协商机制，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就涉及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还应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和媒体的作用，监督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中组部对学习贯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作出部署
《人民日报》（2013年07月05日11 版）本报北京7月4日电（记者盛若蔚）日前，中央组织部专题召开部务会，深入学习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中央组织部还发出通知，对全国组织系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
通知指出，刚刚结束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中央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会议。各级组织部门要把学习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广大组工干部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学习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全面、辩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通知强调，各级组织部门要在深入学习领会的基础上，认真梳理会议对组织工作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紧密结合实际研究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明确目标任务、明确阶段重点、明确责任分工，把会议精神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要围绕提升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养、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形成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发展活力等目标，特别注意贯彻从严要求、弘扬创新精神、体现务实作风，抓好重点任务的落实，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
通知强调，要按照建设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模范部门的要求，大力加强组织部门自身建设，坚持从严治部、从严律己、从严带队伍，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以一流标准、一流作风建设一流队伍、创造一流业绩。要带头开展好组织部门自身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照中央要求和干部群众期盼，查找差距、剖析根源、明确方向、切实整改，以贯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成效检验自身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