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判监督与司法权威审

论审判监督与司法权威

内容摘要：

审判监督与司法权威本应是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手段与目的关系，加强审判监督是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实行一定的审判监督。一个国家只有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审判监督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缺乏一种正确的理论支持，加之操作的失误，往往会发生矛盾，不仅使审判监督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权威。

一、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弊端。

1、三大诉讼法均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必须“发现确有错误”，那么，确有错误的内涵是什么？

2、确有错误仅是一种法定事由，即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4种情形、民事诉法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5种情形，还是也包括酌定事由？对于再审事由，法官是否有自由裁量权？

3、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补救程序，刑事诉讼的再审是否可替代减刑的效果？

4、过多或不慎重的审判监督是否有损于司法权威，直至影响国家的法制权威？

二、审判监督的特征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的申诉、申请再审之诉均规定

在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之中，一方面说明当事人的申诉和申请再审也是一种监督，但不同于其他几种主体的监督权；另一方面也可说明再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

的基本内涵是相同的。

审判监督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1、事后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及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再审的客体只能是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属监督对象，包括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监督也只能是事后监督。这是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所决定的。

2、法定性。一是指提起再审的事由是法定的，不存在酌定的事由。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

得提起再审，这是法院的裁判具有终属性和既判力所决定的。任何机关和个人，包括法院的法官，均不能另立标准，在是否应提起再审的问题上不存在法官的

自由裁量，而必须依据法定事由。

3、权力性。审判监督是法律赋予某些特定主体的一种权力。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因为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其目的是通过监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以维护司法权威。“没有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没有国家的法制权威，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法律权威”。司法的权威性是现代化司法制度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4、补救性。审判监督程序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而是一种特别程序、补救程序。其目的:一是通过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补救，

使一些不应失去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弥补和偿还。二是通过纠正生效判决、裁定

的错误，使司法机关不应失去的公正和权威得以补正，以唤起全社会对法律的

尊重，不致使“一般民众对司法正义产生怀疑，对不公正的栽判结果失望而寻求非正常途径来解决，从而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5、时效性。时效性是程序公正的直接体现。任何诉讼程序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审判监督程序既然是一种诉讼的特别程序，无疑应符合诉讼的一般规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己作出了时间限制，“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2年内提出”，改变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申诉无期限的规定，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均未对其他主体提起再审的期限作出规定，不能不说是个缺憾。诉讼永无止境地进行，不仅造成资源极大浪费，影响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稳定，而且有悖于司法权存在的目的。

三、审判监督的误区

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程序中有着重要地位，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些误区，导致当事人申诉权的滥用、监督权的扩大，在一定程序上审判监督己影响了司法权威和法制权威。

1、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苛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

我国三大诉讼法均确立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基本原则，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在诉讼中的运用，其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诉讼中认定的事实只能是一种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然而，以往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诉讼观念是“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

是一种客观的、全部的、绝对的事实，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事实，它超脱于人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不管人们的主观意识是否认识它，能否客观准确地描述、再现它，它都是存在的，并对司法实践工作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起着证明作用”。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历来把诉讼中查明事实的义务落在法官身上，并由法官负全责，一旦查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稍有不一致，便指责法官失职、渎职，并提起再审。当事人似乎成了案件的局外人，成了法院裁判的评判者，这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因为：①诉讼中所要查明的事实，是当事人争议所基于的客观事实，而整个査明过程，已先后经过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主观对客观的主观因素，而不可能是客观事实的再现。②法院裁判所认定的事实是诉讼中经查证属实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这种事实与认识论范畴的实事求是中的“实事”不能等同。在诉讼中，“法官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凭借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认识事情的真相，而不可能在任何案件中完全剧恢复事实的真相。”“在一定意义上说，诉讼裁判所描绘出的冲突事实”，即法官按照自己的学识、良知、品质、理论所形成的内心确信。③客观事物总是在运动和变化着的，时间也是不可逆转的，案件的客观事实不可能再现或重重。而法官所面对的案件总是过去已发生的冲突和纠纷，是一个不可再现的事实。这种事实只能是证据确认的事实，并不能排除今后不再出现新证据的可能。况且现行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往还存在着客观性与合法性之间的矛盾。有的事实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一定联系，但不是经过法定程序提供、收集和调查得来的，依法也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实践中因证据的法律性而排斥客观事实例子并非鲜见。④诉讼程序具有时效性，“司法本身是一种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工作，它必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而允许当事人无期限限制地收集和提交证据给法院，并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法院进行审理”。诉讼制度本身就是多种价值目标互相斗争又互相妥胁的结果。所以，在诉讼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只能是坚持正当程序下的法律真实，而这种法律真实又是在坚持诉讼效率、实现诉

讼价值的前提下确认的，法官应力求它最接近客观事实，但要求法官所办的案件都达到客观真实，完全是一种观念上的推理，不符合审判实践，用以指导实践是有害的。在诉讼中，实事求是应以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程序的正义性为前提。

2、有错必究缺乏客观标准，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终极性。

有错必究是我国历来坚持的一项方针，从哲学角度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诉讼中尤其是审判监督程序中如何运用，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首先，审判监督程序所指的“确有错误”的内涵是什么（该条文本身存在逻辑矛盾，一是没有审理如何认定“确有错误”；二是未经庭审如何“查证属实”）？通常认为，“确有错误”是指认定事实有错误和适用法律有错误，而这是所指的认定事实是基于原有证据所认定的法律事实，还是随着当事人不断举证而变化的事实？笔者认为，凭当事人裁判后提供的新证据，不能推定原裁判认定事实有错误，也就是说，当事人（包括公诉人）举证不能的后果不能由法院来承担，而应由其自己负责。

其次，谁来评判“确有错误”？根据现行诉讼法的规定，评判的主体可分三类: 一是法院S身即最高法院、上级法院、本院院长；二是法律监督机关，即最高检察院、上级检察院；三是当事人。三种主体缺乏客观统一的评判标准。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素质和观念，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代表不同的利益和观点来评判生效的裁判，往往争议较大，甚至引起再审反复进行，使当事人的权益总处于不稳定状态，对法院裁判的权威性构成极大的破坏。

再次，用什么标准来认定“确有错误”？法院的裁判宣告后，难免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评头论足，且标准不一。有的是以其个人得失来评判，有的是以社会效果来评判，有的是以法律效果来评判，加之政策的多变、地方和部门利益的冲突，对“确有错误”往往各说不一。究其原因，社会各界对法院的期望值很高，有的甚至陷入一个案件只有一个唯一正确裁判的理念，不惜牺牲裁判的稳定性，而刻意去追求一个唯一正确的裁判。有的一起案件反复再审，出现了多个判决，哪有司法权威可言？笔者认为，在诉讼中的公正具有相对性、时效性，我们不能奢想绝对的公正，因为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在人的价值评判标准与法律的价值取向之间始终存在着实质的而又无法消除的差异。”所以在审查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上，应注重于程序公正，注重于法官个人的违法行为、违纪行为及道德品行等情况，而不能纠缠实体上的差异。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疑罪从无的理论打破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原有禁锢，这在民事诉讼中也是可以借鉴的。

3、对法官队伍现状估不足，片面强调监督的作用。

审判监督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并未设置，而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也是控制较严格的。这也许与他们的政治体制、法院的地位和法官的素质有关。而在我国之所以特别强调审判监督程序，主要受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影响，更主要的理由是认为现任的法官素质较低，尤其是当前党内外腐败现象严重，似乎强化审判监督更是顺理成章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理由是：

①现任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有待进一步提高，但从整体看还是基本能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的。全国法院每年要办结550万件以上的案件，且数量年年在递增, 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应该承认，以前法官的素质不受重视，在业务知识能力上没有很高的耍求，但1985年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各级法院都较重视法官

的培养和教育，法官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大量“科班”出身的法官已唱主角。

②腐败现象不是司法机关独有，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凡有权力存在就有可能滋生腐败，可以说腐败与权力同存。但是中国共产党员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大的，腐败己像过待老鼠人人喊打。应该肯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官总体是好的，尽管有业务素质的高低、思维方式的差异，但他们在司法活动中总竭力做一个尊重事实根据、并无偏私之见处理案件的中立者。现实中出现了几个败类在所难免，并不能以此而否定全部。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少数法官办错了几件案件，就对整个审判工作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刻意设置过多的监督。特别在民事诉讼中，将大的属于私法范畴的问题用公权进行干预更无必要。在实践中不少监督也已被异化，甚至成了某些人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的借口，而这些干预又往往最容易诱发或夹杂着腐败。因为监督也是一种权力，它同样会受到权力和腐败之间一般规律的制约，监督权力的执掌者也可能利用公权力来谋取私利，实践中这种例子并不鲜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审判案件的法官的独立地位，比过滥的监督更重要、责任更明确。

四、审判监督程序的重构

1、指导思想的校正。审判监督程序的理论基础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有错必纠的

方针，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去开展这一工作。监督的目的是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而不是损害司法权威。所以并非是监督越多越好，改判越多越好，而应该是可抗可不抗的不抗，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以维护法院裁判的稳定性，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对于法院内部来说，也不是通过削弱下级法院的审判权威来提高上级法院的审判权威，而是通过维护各级法院的审判权威来保障司法权威。各级法院是一个整体，缺损哪一部分都将影响着司法权威。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上级法院应该监督的不监督，该纠正的不纠正，只是监督、纠正应该是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的公信度，并帮助下级法院提高审判水平，绝不能顾此失彼。

2、监督观念的改变。目前社会上一方面对法院、法官的期望值过高，希望法官

办的每一件案件都百分之百的准确，最好都能达到“组织满意、人民满意、当事人满意”。这种愿望应该说是好的，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成效之的；而另一方面又把法院、法官说得很“黑”，似乎每个法官都“吃了原告吃被告”

的“食客”。两种思想的反差也常常困扰着监督工作。“社会首先应当对法官

有一个足够的信任，只要法官的行为正当，就应当推定栽判结果的正当；如果事实证明结果不当，不正当的结果只能根据当事人申请并依据法定程序纠正。至于一些徇私枉法的败类，应毫不客气地将他们绳之以法或清理出法官队伍，以维护司法权威。

3、现行法律的修改。

①关于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郭有法律监督权，这是宪法所确定的。根据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之规定，分析宪法本意，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监督和制约的重点应是刑事诉讼，而在民事诉讼中应实行当事人主义。这是符合国际司法潮流的，私权自治的基本规则是各国普通认同的。所以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

督不宜强化，只限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才能行使监督权。在民事诉讼

监

督中，应着重对法官审判案件过程的监督，即注重程序公正问题，纠正以往偏重于结果的审查。因为结果不仅包含当事人的处分权，还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此检察机关是不应监督的。

②关于法院内部的监督。根据现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内部监督可谓多头、多层次监督。笔者认为，根据诉讼规律，在民事诉讼中应取消法院内部直接启动再审程序。理由：一是民事诉讼的争议焦点是民事实体权利，应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完全有处分权，当事人未要求再审，法院不应主动干预，否则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违背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三是从实践中看，由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案件大多也缘于当事人的申诉，很少是由法院自身发现而提起的，所以说法律这种规定没有存在之必要，完全可用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来解决。

③关于当事人的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方式，但现行三大诉讼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规定太笼统，且未赋予一定的法律效力。建议作如下修改：一是把申诉上升为再审之诉。当事人只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法院即应受理，并进行审查。对此可采用法律审，如发现原裁判具有法定事由需改判的，必须重新公开开庭审理，原一审的适用一审程序，原二审的适用二审程序。二是对民事诉讼当事人在申诉期间提出的新证据应作出限制。有人认为根据举证责任和举证时效的理论，终审后发现新证据的不能申请再审，这一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但在尚未规定举证时效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作一定限制，即当事人在一、二审期间对应当知道或己掌握的证据未举证或有意不举证的，被为对权利的放弃，法院不予认定。当事人在一、二审期间未能发现和获取的证据，可视为新证据，允许其申请再审。三是当事人申请再审只能一次，对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不能申请再审，否则当事人长期纠缠，既影响社会稳定，又有损司法权威。四是无纠正可能或无纠正必要的裁判不能申请再审。

④关于再审案件的审理。现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对再审案件受理的法院未作出限制，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均可受理对其所作判决、裁定不服的再审案件，上级法院也可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随意性较大，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往往在程序上就较难保证公正。况且原审法院的法官容易带着老框框，甚至带着偏见审理再审案件，难以保证公正审理，难使当事人心悦诚服。所以建议再审案件一律由终审裁判的上级法院审理，并且不能指令下级法院审理。这样不仅使当事人容易消除疑虑，对再审法院产生信赖心理，有利于再审裁判的息诉和执行，而且也有利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司法权威。

综上，笔者认为，审判监督程序目前存在是必要的，但其弊端不少。随着司法制度的改革，人们诉讼观念的改变，法官素质的增强，法律、法院、法官的公信度提高，审判监督程序应予修改。这样更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更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维护法制权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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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华军：《现代民事诉讼结构与检察监督》，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8 月29日第3版。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弊大于利四辩总结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弊大于利 总结陈词： 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网络舆论对于司法的影响是趋于这个态势的，那么就是利大，反之则是弊大。而现有的网络舆论，能否让我们往这个目标更进一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对方辩友说了什么。 他们说：网络舆论，有利于程序公正。理想情况下是可以这样，而当下的网络环境无法实现这个美好愿景。因为网络话语权依然没有能力还原事件的原始过程，更多的是揣测和过度解读，夏俊峰事件，民众对城管的厌恶和夏俊峰妻子雇佣网络推手的炒作，舆论一度信假为真，所有这些舆论的共性在于，营造所谓“事件透明化”的过程中并没能让人们获得理性的思考，何有程序公正可言 他们还说：网络舆论，有利于实体公正。实体公正的具体实现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的，但我们信手拈来看一下实际，张金柱案，“不杀不足以泄恨”的舆论迫使一件普通的交通案最后过度宣判，成为立即死刑，舆论很高兴；邓玉娇案，使得虽构成过度防卫却因舆论同情弱者，最后妥协地无罪释放，舆论认为这是胜利，而事实，这些看似顺应了民意的审判，却无不在严重损害实体公正和司法独立！ 在辩论过程中，总感觉对方将监督的重点纠缠在行政而非司法上，不知这是否在辩题的理解上存有瑕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网络舆论弊的方面。 首先，现有网络舆论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其不能代表完全意义上的民意，这种从源头上并不科学的构成，究竟能否推动整个司法环境的公正，还是一个具大的问号。 其次，网络舆论大多是基于道德探讨，而非法律剖析。在药嘉鑫、许霆等案件中就可看出端倪。司法审判前，舆论对案件人员的背景进行人肉或造谣，在官二富二等强者前，舆论表示要严打，在弱者前，则呼吁法外开恩，这种过分偏好锄强扶弱的基调往往与理性的司法审判结果产生对抗。

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 立的关系 [内容提要]舆论监督是权利，不是权力，但它和司法独立一样都是受宪法 保护的。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司法不能封闭，新闻自由不能滥用。论 文以国内外的司法和新闻实践说明，为平衡司法的封闭性与新闻自由的滥用， 二者应该各自明确自己的行为方式。论文最后探讨了新闻媒介报道和监督司法 的五个耍点。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社会公正 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的主张和要求。但近几年来，传媒在执行舆论监督的重任时，与司法机关有过一些小的碰撞，引发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在舆论监督与 司法独立的关系上，理论上应该怎样看，实践中又应该怎样做，都是非常值得 研究的问题。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者的宪法根据及宗旨的一致性 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是指通过传媒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对国家机关和 国家工作人员施政活动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对各类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 腐败分子的披露和批评。[1]。对作为国家机关之一的司法部门进行报道和评论， 自然也是舆论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 舆论监督不是一种权力（power)，而是一种权利（right)。这从舆论监督的 权利的来源，可以获得说明。舆论监督的权利来肖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批评建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 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知情权（宪法对知情权没有直接规定，但“一切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 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条文间接含有此 内容）。可见，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不享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 但它在反映和代表舆论时，享有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 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的效能。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功效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功效■　朱秋卫 由于媒体监督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媒体监督为我国的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在此,本文试对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交点 11媒体监督与司法目标一致,均以寻求“公正”为价值目标 在现有制度下,媒体监督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司法最终目标在于平衡利益,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因而,, “公开才有正义 方式,,同时限制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另外,媒体监督也起到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作用。 司法公正亦是司法独立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作为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司法部门只有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不受任何外界非法因素干扰才能真正做到“事断于法”,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正义。坚持司法独立原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司法腐败,避免以权代法、人治高于法治的现象,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21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媒体监督 传媒对司法的报道和评说并不意味着司法独立性的丧失,传媒完全有可能具有肯定和强化司法行为、过程和结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新闻媒体监督也有着延续和强化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促成道德与法律的链接,为司法建立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①特别在现阶段,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内部监督机制也不完善,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近期公开披露的法官贪赃枉法的案例并不少见,甚至有高级法院的院长、最高法院副院长因此而落马。而经过媒体介入,促进司法公正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可见,健康正当的媒体监督是维护司法独立的一种实用手段,而不是阻碍司法独立实现的障碍。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11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在特点上存在区别 媒体监督的实质是新闻媒介对司法的介入,是新闻媒介通过对案件的公开报道产生广泛的社会舆论,从而对法院审判造成影响,以避免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情况出现。因此,新闻报道的特点必然影响到媒体监督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开性。舆论媒介是面向公众的文化形式,一般是以公开报道的方式反映社会问题,从而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第二,广泛性。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会涉及司法的各个领域,从而起到监督的作用。另外,新闻舆论面对的对象是社会公众,随着网络、手机等电子传媒的进一步发展,其对象范围将更加广泛。第三,及时性。媒体监督以新闻 ,必然与迅捷、高效、及时等特点有了天然 ,逐利性。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获 ,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往往会从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最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案件和角度进行报道,这就使媒体监督具有了利益关涉性的特征。 司法独立作为司法的重要原则,设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司法公正,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这就决定了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具有了司法的典型特征。从广义上来讲,两者在本质、功能、意义等方面一致性:第一,终局性。司法活动尤其是法院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目的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具有终局性的意义。第二,公正性。公正是司法的灵魂与价值所在。解决纠纷,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的价值目标———公正,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三,独立性。司法独立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了。第四,程序性。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实现是靠严格的程序来保证的,没有固定的严格的程序设计,司法公正便无法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也就随之缺失了。 21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相互冲突关系 传媒与司法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共生体,在运动中此消彼长。②司法独立的特点决定了司法独立原则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司法独立要求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当然也包括不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而媒体体现的往往是自身或大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上的公正。这一差异导致一定的冲突。③另外,媒体监督的本质决定了其对司法独立又有着天然的侵犯性。媒体监督在市场经济下,属于经营体,具有逐利本性,使得它更倾向于对司法活动的眼球效应进行发掘,使之更容易成为舆论热点,更能满足人朱秋卫: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功效　来稿摘登　 现代传播2010年第9期(总第170期)161

论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论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传媒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而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传媒在法制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由此，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司法权是与立法、行政并立的权力，而传媒监督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类型已慢慢成熟起来，在西方甚至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它已成为社会公众实现抗拒公权力的重要手段。司法与传媒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它们虽相互独立，但都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职责，那就是共同为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公民在这种秩序下能够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依赖于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人类追求——社会正义，这正是司法与传媒的利益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与传媒是统一的。①然而，传媒与司法之间由于职业特性和工作特点差异等原因，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它们可以说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 传媒与司法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近年来，“许霆案”、“七十码”、“邓玉娇案”等影响性诉讼更是将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媒体对法院的公开公正有许多质疑。一些媒体认为法院审判行为不规范，司法公开没有做到全面到位，妨碍了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有些法院则对媒体不置可否，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媒体的监督和司法公开；有的法院对记者旁听庭审设置一些障碍，经常以法庭席位已满为由阻止记者进入法庭，导致越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案件越难旁听；有的法院甚至提前发放旁听证，安排机关干部或学生占满旁听席；有的法院对媒体记者采取歧视性待遇，只让普通公民进入法庭旁听，有的记者用身份证进入法庭后，也会因法官认识而被“请出”法庭；有的法院有选择地让平日经常沟通联络的媒体旁听和采访，而对不熟识或爱挑刺的记者“敬而远之”；有的法院在媒体申请索要有关审判资料时，往往以需要向领导请示或者涉审判秘密为由拒绝要求等等。②法院则认为媒体监督过多注重对个案的监督，而对司法活动的关注不够广泛，用案件细节描述吸引公众眼球；而对法院的全面工作、办案程序，以及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问题，涉及很少；而在案件正式判决前媒体所做的带有一定倾向的、强烈感情色彩的报道或评论，不仅影响了法院的司法独立，而且由于媒体对社会大众的舆论影响，也不利于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矛盾的原因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建议权，只是对公民知情权的肯定。在现代这种科技发达的时代，公民的知情权很大程度上要靠媒体的报导来实现，也正是这样，媒体的力量很容易成为民众的导向，也正是由于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这几项权利，成为了媒体和司法矛盾的根源。 1、传媒和司法在性质和职业立场上的差别：司法机关是以"不告不理"为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公正的居中裁判。同时司法活动具有“权力”的属性，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对社会纠纷进行评判，解决社会矛盾；司法活动具有庄严、严谨、权威的特点，法庭审判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媒体监督是由媒体这个媒介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是民意行为，媒体的评论准则是为公众所认可的道德标准，它们总是站在特定的立场，主动寻找、搜集、采访新闻事件，依据自身特定的价值尺度来对事件做出评判；在媒体报道中，它们的文字往往带有倾向性和引导性，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吸引公众的眼球以及经济效益。 2、传媒和司法所关注的范围不同：司法机关需要兼顾各种社会关系，从整体上进行全面审查。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法官的立场是中立的，要客观全面地对案件进行评判，同时，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同等适用法律，基于正当的程序和人权的保障的要求，法院更加关注诉讼中的被控方的权利保障，以平抑控方的强大，实现控辩平衡和司法公正。而媒体关注的往往 ①方胜新：《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平衡》，载于《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3期 ②蒋惠岭、龙飞：《展望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新纪元》，人民法院报2010年第5版

浅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浅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在现代法制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媒体监督由于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可能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而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有位学者曾将媒体与司法比喻为一种微妙的“夫妻关系”——作为关系的双方，司法和媒体有时配合十分默契，但有时候也会发生很严重的矛盾，以至于相互攻击、指责，就如同夫妻间的争吵，往往互相不给对方留余地。而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想让这种不愉快维持下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微妙关系正在于此。如何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避免其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历经着“在冲突中不断演进，在演进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循序过程，冲突、平衡与互动是三个重要的契合点。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概述 从概念上来分析，媒体舆论监督是一项社会的基本权利，被誉为“第四种权力”。[1]它在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外，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一种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公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协调社会机能，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促进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作用。而司法则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概念内容。其中司法公正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2]这说的是司法审判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3]的关系，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从保障公正的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然而，在中国，社会传媒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只能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而存在。正是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健全和二者之间缺乏合理的结合机制，相互间自然存在着许多阻隔契合的矛盾与弊端，进而形成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现状。 就积极作用而言，媒体监督起码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公正司法起到良性助推作用：其一，将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置于社会公众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务必以法律公正为司法审裁的唯一准绳，而不敢掉以轻心，无视专业要求与专业素养，无视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要求。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方式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方式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包括决定再审、提审、指令再审以及抗诉四种方式。文章对四种方式的含义、特征、要求进行了论述，并着重围绕着提审、指令再审和抗诉中有争论的几个问题，如在什么情况下提审或指令再审、谁有权决定提审或指令再审、指令再审的下级法院如何界定？以及对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法院是否必须受理和审理、可否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等等，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审判监督；决定再审；提审；指令再审；抗诉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是指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对生效裁判提出重新审判时采用的形式。采用一定的方式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是审判监督中的重要一环。没有一定的方式提起或者采用非法定的方式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便无法启动，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便不能纳入诉讼程序中加以纠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的规定，笔者认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包括决定再审、提审、指令再审以及抗诉。 一、决定再审 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这是决定再审方式的法律依据。根据这一规定，决定再审方式的法律特征是：首先，这种方式只能发生在各级人民法院发现本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时作出的再审决定。从基层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各个级别的人民法院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都有权利也有义务提起审判监督程序，通过再审加以纠正。但不同的法院提起的方式不尽相同。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采用的是提审或指令再审的方式，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则只能采用由院长提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的方式。在实践中，尽管上级人民法院在作出提审或指令再审决定时通常均由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是，这种决定再审本身不是提起的方式，提起的方式是决定采用提审还是采用指令再审，这与各级法院纠正自己错误裁判的决定再审方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次，这种决定再审是由院长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并由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院长对于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时，不能直接决定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而应当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案件是否

辩论舆论对司法利大于弊

辩论舆论对司法利大于 弊 公司内部编号：（GOOD-TMMT-MMUT-UUPTY-UUYY-DTTI-

舆论对司法利大于弊 2分30秒 陈词： 谢谢主席，大家好。 刚才听了对方的精彩陈词，有几点让我不敢苟同。。。 我们今天说舆论对司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标准主要是舆论对司法是起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让我们用事实说话。 2003年3月孙志刚事件发生后，4月，题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文章在《南方周末》登出，引发全国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热议。5月，北京大学八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废除了一部法律，孙志刚事件——生命谱写中国法制进程，围观彰显舆论监督力量。 2003年，李桂芳因行窃被抓获，由于办案人员的“不作为”，李桂芳的女儿李思怡独自饿死在家中。四川媒体记者采访了此事后在报社压力下未能发出稿件，遂在网络发出文章，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在网络上自发的组织纪念思怡。在舆论的压力下，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涉案的民警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 2006年唐慧案中，唐慧为被迫卖淫的女儿多次上访，却被当地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处以劳动教养。唐慧被判劳教后，普通民众、意见领袖、官方媒体都纷纷为唐慧发声。巨大舆论关注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2008年4月，案件由当地检察院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几名犯人分获死刑、无期徒刑等罪名。

2007年12月一审，许霆因恶意取款被判处无期徒刑以来，舆论普遍认为许霆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呼吁重刑的不合理性。截止12月24日网易网友的投票结果显示，93%的网友认为许霆不该获重刑。重审判决改判5年有期徒刑，这正是舆论对司法公正的推动 2009年“躲猫猫”事件的产生加之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推动了我国将严禁刑讯逼供列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法院的权力是人民交与的，所以人民理所当然地对司法行为有监督权。舆论的存在为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了极佳的外界助力，也监督着司法人员严格公正廉洁高效处理各种纠纷。一些在舆论的压力下最终得到公正判决的案例，例如“许霆案”、“邓玉娇案”等不仅表达了公众追求公平正义的愿望，同时也对司法公正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真正的司法从不缺乏接纳舆论的勇气，公正的审判决不能依靠雅雀无声来维系，利是全面必要，弊是个别可控，因此我方坚持认为舆论对司法利大于弊。 反驳 1、（舆论易受操纵，缺乏独立性，影响司法独立）世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我们并不否认舆论也存在着弊端，但是对方辩友可不要因噎废食，以偏概全。舆论对司法公正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难道你们看不到吗？ 2，即使舆论存在一些片面弊端，这些弊端也未必能影响司法。我们的司法具有它自身的程序性，这个严密的程序对司法的独立性构成了一个保护网。不知对方辩友所说舆论对司法独立性的影响从何得出,还请给出具体的数据和案例。

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审判关系

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审判 姓名张雨 学号08022060 院系（部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新闻学 指导教师熊焰 完成日期2010年 11月 05日

一．两者涵义 1.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是针对对社会上某些组织或个人的违法、违纪、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及行为，通过报道进行曝光和揭露，抨击时弊、抑恶扬善，以达到对其进行制约的目的。舆论监督是现代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腐败行为具有隐蔽性，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肮脏交易，所以，担心腐败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一直是腐败分子的心病。 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社会矛盾相对比较复杂的特定环境之中，当事人寻找媒体介入几乎成了一种潮流。这一方面体现了目前我国司法功能、行政功能一定程度上的松驰无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闻舆论监督在解决问题中的独特功能。从理论上说媒体只是一个传播工具，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我国许多媒体具有半官方性质，有时可以通过舆论使松驰的司法功能得以恢复，并最终解决当事人的各种问题。 “新闻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手段，对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引起人们的关注，形成社会普遍性的看法，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上述不良、不法行为得以及时纠正，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平及正义。因此，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最根本体现，是公民参与和监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宣传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重要手段。 2.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又名“媒介审判”，原初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一些国家通过法律或者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来禁止和防范这类行为。积极作用是媒介发挥其监督作用,第四权利的作用,与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一起促进社会的民主法制进步。用不好则会导致媒介超越了本职,越俎代庖,扰乱司法程序,混淆社会舆论，干预正常的审判。

公开论媒体监督审判

论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 【摘要】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具有天然的在契合，审判公开是媒体监督有效实现的前提，而媒体监督亦能反作用于审判公开，促进审判公开的深化。在司法实践中，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的异化现象——媒体审判往往制约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妨碍当事人利益的切实维护。分析媒体审判的成因进而提出妥善解决之道自当是重塑传媒与司法和谐关系的应然选择。 媒体监督，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不仅为我国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审判公开，这一体现现代政治的诉讼基本原则，亦反映了法治国家对于司法、公正、权威的深切诉求。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存在何种在契合，二者产生的异化现象如何予以厘清消除，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的涵 (一)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传媒载体对某一行为、事件以及现象等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或评论，以期使这些行为、事件以及现象接受公众的监察与督促。新闻媒体对于各种违纪行为，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的渎职侵权、贪污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披露或者抨击是媒体监督的主要容。由于大众传媒发展迅猛以及公众对媒体关注的日益提升，媒体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机构，更是重要的民意表达介质，媒体监督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实现途径并对舆论监督具有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媒体监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媒体监督是法治国家建设政治的在需求。政治意味着公民对政治的有效参与和对国家的有效管理，公民实现参与、管理的方式除通过行使选举权外，行使监督权亦为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但是，公民如若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监督的话无疑将面临诸多困境，媒体的出现和介入恰好为监督权的行使提供良好、便利的平台。因此，建设政治，实现公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管理，必须首先保证媒体能够自由地、不受无理约束地通过对政府决策、行政行为的客观报道与评论来表达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对违纪事件的深刻揭露与抨击来展示公民对相关责任人员要求追究和制裁的决心。媒体监督的实现程度，与国家的法治建设程度以及政治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2、媒体监督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重要方式。媒体监督的核心在于公民对任何人物、事件或者现象都有权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也是公民积极行使言论自由权的表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曾对言论自由做出这样概括：“有了言论及集会之自由，公众讨论即能发挥其平常之功能，提供大众一适当的保护以

媒体与司法关系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一、在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相互纠葛和冲突之中。我们应当从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冲突性分析出发，正确平衡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 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正在呈不断扩大趋势，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扮演着与国家机构相抗衡的角色。媒体与司法是一种监赞与被监替的关系，是公民知情权的诉求，是新闻自由的客观需要。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纠正法庭的程序问题，还能使人民参与到案件中，达到提高人民法律素质的效果。 首先，表现在基本价值追求的一致上。媒体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道德来判断是非公正, 为了追求道德上的正义；司法则通过依靠公众认可的法律来认定事实, 给社会以公道，为的是追求法律上的正义。两者异曲同工, 都以正义为最高目标,以审判公开，遏制腐败为重要任务，所以说二者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一致的。舆论监督因根植于公众的权利和利益之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成为诸多监督机制中十分重要的，作用独特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的作用表达民意，反映民情，彰显良知。 其次，权利与权力互相制约的要求一致性。权利与权力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概念。只有二者平衡制约的发展，社会的大齿轮才能顺畅运行。司法与媒体正是权力与权利对立又融合的社会实例。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特殊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物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所以，舆论监督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传媒监督司法的这一主导任务和功能与整个社会抑制、惩治腐败的理念和机制相吻合, 通过传媒监督获知司法的相关信息, 加强执政者对权力腐败和司法腐败行为的监控。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媒体对司法的干扰是法治国家需要解决的任务 传媒监督的道德化倾向, 往往使媒体更容易用情感判断, 从而忽视了司法过程中技术化、理性化、程序化的运作方式。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道德意识主宰着我们的行为规范，要做到真正的法治，道德与法治的博弈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媒体对司法具有天然的干扰性。新闻舆论由于其高度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导向功能，成为历代当权者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宣传工具。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利。司法权除法律以外无其他权源，因而司法权只服从法律。由于司法权是判断性权利，其思维活动最容易受外界干扰，特别是那些能够决定它利益得失的力量。因此，要确保实现司法这种思维判断活动的纯洁和公正，就应该排除非法律性力量的干涉，也就是要实现司法判断的公正和准确，法治国家必须通过独立的体制来保障相对较弱的司法权，使其不受干涉的影响。否则，没有独立地位的司法权从根本上就无法向社会民众提供"正义"。 其次，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扮演"媒体审判"破坏司法独立。在我国，媒体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下了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被媒体牵着走的窘境，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判的制度就很容易被打破，从而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

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以“呼格案”为例

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以“呼格案”为例 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介入在我国已悄然演变为一种社会现象，集中反映最广泛民意的新闻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司法审判的公开透明。在“呼格案”的发展历程中，新闻媒体持续的报道促使广大民众形成了自己的认知，网络上各种意见层出不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场，从而推动“呼格案”再审，重塑了司法公信力。 关于“呼格案”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毛纺厂的职工呼格吉勒图在值夜班时，听到女厕内有呼喊声，便急忙前往。当他赶到时，女子已遭强奸且身亡。61天后，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报案的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死刑。 2005年，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被抓获,其落网后交代的第一起强奸杀人案就是“4.9”女尸案。但赵志红在一审被判死刑后，始终未进行二审。直到2014年10月，内蒙自治区政法委在获得多个信源的消息证实后，决定自11月启动针对呼格吉勒图的法律重审程序。11月20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呼格案”进入再审程序。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并宣告无罪。12月16日，呼市检察院经对1996年“4·9”案进行审查，指控赵志红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并决定成立调查组，对“呼格案”负有责任的人员展开调查。12月30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案”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支付呼格吉勒图父母国家赔偿金共计2059621.4元。 “呼格案”形成的舆论监督格局 1、舆论领袖的意见引导 舆论领袖亦被称为意见领袖。这一概念由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其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二级传播”现象，承担“二级传播”使命的是舆论领袖,其模式是“大众传播→舆论领袖→一般受众”。[1] 舆论领袖是意见的生产者，舆论领袖将生成的意见传播给媒体，再由媒体传播给大众或大众中的人际传播说服者。公众舆论的大规模形成，需要舆论领袖的引导，将局部舆论演化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学术综述

理论视野 青年记者·2009年12月中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学术综述 ● 刘喜梅 公共交流的平台，为促进环境生态好转，构建公共性，培育公共意识的作用独一无二。可见传媒在促进环境治理方面的巨大效能。 强调传媒公共性并非要抹杀它的利益诉求，泯灭其合理的逐利选择，而是要突出它的公共责任，以及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地位和权威。环境生态是今天最为突出的公共问题，如果不借助传媒这一公共平台，恐怕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环境的破坏会来得更猛烈，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所以作为公共信息平台反映公共问题是符合逻辑的，二者应该有效结合，以此提升公共性层次，培育公民更强有力的公共意识，从而促进环境生态有效改善，促进文明、民主的社会发展前进。 以上分析了环境问题作为公共问题的特点表现以及环保传播中传媒与环境公共性的重合，最后的问题则要归结为两种公共性统一之后的目的与走向—— 近 些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舆论监督在我国政 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媒体舆论与司法活动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二者的关系也成为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问题的缘起 在我国，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对司法的监督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过程。1954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做了纲领性的规定，新闻自由也蕴涵其中。但是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开端并没有持续发展下去。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探索，1984年5月，全国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共同成立了“新闻法研究室”，这标志着新闻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1988年，“新闻法研究室”起草了《新闻法》（草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未制定出新闻法。1998年4月，在全国法院整顿工作座谈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同年12月1日起，北京市各级法院对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 ，并要求旁听或采访的新闻记者遵守法庭规则，对公开审判案件的报道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文责自负。此后，全国各地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便日益频繁起来。因此，也可以说，“传媒对司法监督问题是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 中提出、并且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来认识和讨论的。”① 媒体监督司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首先，“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审判是公民和媒体新闻自由的直接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和评论，形式上是新闻媒体新闻自由权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实质上是广大公民新闻自由权的直接要求，是公民在司法领域行使知晓、言论、出版、批评、建议等权利的直接要求。”② 其次，“司法腐败已到了非根治不可的地步”。现阶段，司法腐败现象大量存在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必须强化对司法权的监督，以清除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传媒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在这方面被寄予厚望。由此，传媒监督 公共参与。由于公共问题的内涵、特征及其外延，决定了环境问题无一例外具有公共问题的突出症候。当前的公共问题有很多，环境生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它是最为典型的公共问题。其他公共事务诸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交通、人口、粮食、土地、能源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弱化问题。环境问题除了政府作为主导者之外，这种公共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需要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共同参与。有些问题要靠政府解决，但不是仅靠政府就可包办；对环境的治理，政府与市场都存在着“双重失灵”，因此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而民众的参与又离不开传媒的动员，这就需要政府、市场、民众三方为主体的参与，具体包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大众传媒、企业、社区、个人以及各类自治组织团体都需要参与环境治理。 【本文为2009年江苏省高校社科项 目《科学发展观与环保传播研究》部分成果，项目编号：09SJD9860005】 注释： ①赵成根：《行政决策概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自编教材，1999年版,第44页 ②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 ③张庆东：《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④陈桂棣：《淮河的警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⑤李小 ：《淮河流域水污染的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的探讨》，《中国科技论文》，2007年第4期 ⑥【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⑦关于厦门海沧化工项目危害的消息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在广大厦门市民之间进行传播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

简述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简述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有监督权的机关或组织，或者当事人认为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发动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的意义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可依法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有利于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准确有效地惩罚犯罪分子，充分体现和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以及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及时发现审判中存在的问题，改进审判工作方法和作风，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作用。 与其他诉讼程序相比，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机关和人员：本级人民法院院长、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审判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及符合再审申请条件的当事人。 第二，依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既包括第一审法院审理的已发生的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协议，也包括二审法院审理的已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协议。

第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案件的裁判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第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法院，可能是再审案件的原审人民法院，也可能是再审案件的上诉审法院；同时，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有权进行审理，并依法重新作出裁判。 第五，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时限的规定与其他程序不同，除当事人申请再审须在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外，无论是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还是人民检察院基于审判监督权提起抗诉，都不存在时间性的限制，只要符合法定的再审条件，任何时间都可提起再审。 第六，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书具有强制性和稳定性，任何人都无权改变，当事人必须依法执行该生效的裁决。只有当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或者当事人依法申请再审引起再审程 序的发生，才能对该判决、裁定或调解再次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第七，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的案件不交纳诉讼费。因为再审案件大部分是错案，造成错案的原因是法院审判人员的主观疏忽或徇私舞弊，对错案再审向当事人收取诉讼费是有失公允的。

大众舆论对司法审判弊大于利二辩稿

驳论 谢谢主席，问候到场各位。 今天我们双方都能达成共识 ．．．．就是大众舆论的利弊都存在，今天辩题是就两者进行比较，还请您方不要只谈利好而不谈弊端，且您方好处逻辑模糊，也从未提出弊端的解决方法，论证单一片面。 基于对方以偏概全的论证前提，我们再看对方的两个论点： 一.谈司法审判掌握案情具有局限性：大众舆论为 司法审判提供多元化材料，弥补证据不足。 首先， 众热议昆山案中刘海龙系天安社成员药家鑫案军二代富二代身份不最后都被证伪？中间并不能避免媒体出于利益考量的炒作，而存疑的前提如何利于司法审判 其次，对方显然是对司法审判程序不了解，根据行政，民事，刑事诉讼主体不同，证据由原被告出具，对方大众弥补证据观点根本不存在 再者，大众根据所谓的多元化材料产生的舆论审判一旦与司法审判结果略有偏差，就会对法院产生压力，其对司法审判影响的危害不言而喻，邓玉娇案披露开始舆论就已认定其无罪，舆论提前审判这样不道德也不公正 二.谈大众舆论促进法律体系完善：大众舆论完善相关法规，维护司法公正，推动法律建设 首先，大众舆论完善相关法规想当然论证，您方显然对法律出台过程不够了解。法治体系完善的过程复杂性对当前司法审判何来利处 其次，张学英案，梁丽案已然应因舆论对司法审判造成了不良影响，众多事实下司法公正如何维护。 再者，您方所提到案例的只关乎司法的实体正义，全然不顾司法程序正义，这样情况下的大众舆论如何论证您方维护司法公正的利处，其弊端还是规避不了。 综上谢谢 对辩 ●司法审判依据宪法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要 保持独立性您方是否承认？ ●而对于药家鑫案，于欢案等热点事件，大 众舆论法官无论接受与否，权衡利弊时已 然对其施加社会预判压力您方承认吗？ ●以司法审判和舆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 进行搜索其中明显表明两者属于冲突关 系的文献52.8，大众的法律专业知识有 限，不能给量刑细节予以准确判断，例如 死缓无期死刑的区别您方认为大众舆论 是否明清晰? 既然无法明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缺乏司法程 序正义的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不是弊端显 著吗？ ●今天双方所谈到的热点案件是经由新闻 媒体传播影响力扩大您方承认吗？ ●那在我国尚未有《新闻法》出台前提下， 媒体素质未有统一标准对不对？ ●您方在新闻媒体案件报道可靠性存疑的 前提下，再推出大众舆论得出客观评价可 行吗？彭宇案中公众对其确实撞老人不 知，一味称其无罪客观吗？ 今天大众舆论无法得到案件全面信息，所以得 出结论司法审判的弊端无法避免

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辨析

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辨析 ————以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为例 摘要 舆论监督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审判独立是法治国家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在一个民主的法治社会里 两者都有它各自的功能和价值 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形势下 如何理性定位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 并找到二者的最佳平衡点使舆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自由而不过度 司法审判对舆论监督的排斥合理而不过分 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论述二者既有兼容统一性 又有冲突对立性 并简析了二者产生冲突的原因 最后提出构建我国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平衡协调机制 以实现二者相互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关键词 舆论监督审判独立兼容统一冲突对立平衡 引言 轰动一时 喧嚣了近半年的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 经北京市海淀法院于2013年9月26日公开宣判 李某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其余4人分别获刑三年至十二年不等。11月27日 二审法院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宣布终审判决结果 维持李某某等原审审判结果不变。这个案件虽属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 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然 多数民众关注的焦点还是这起案件的真相 关注该案的审判能否排除身份差异和权贵干扰 能否严格依照法律程

序审理 判决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在媒体令案情越来越公开透明的该案中 言论的交锋与舆情的对峙 使司法审判机关承受了很大压力。宣判结束后 海淀法院就此问题向社会作了公开回应 该案审理严格按照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进行 没有“舆论审判”的因素 真正做到了依法独立办案 体现了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 该案从头至尾舆论监督在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保障下提前介入 营造出了强烈的舆论氛围。可以说 案件的审理在很大程度上寄托着民众对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期待。舆论的强势介入促进了司法审判活动的公开和透明 同时也彰显出审判独立在当今社会中的重大价值。本文欲以此案为例就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试做浅论。 舆论监督是广大社会公众及新闻工作者通过多元化的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偏差行为进行批评、建议和制约的一种监督 是公民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的延伸权利。我国从宪法层面确立了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地位。审判独立指司法审判机关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案件进行独立公正审判 而不受任何干扰。审判独立在法治国家中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 既是宪法原则 又是审判原则。 舆论监督和审判独立均有其合法性根据 它们的最终价值追求和根

浅议司法公开及媒体监督

浅议司法公开及媒体监督 没有公开就无所谓正义。尽管正义的概念就像博登海默所说的“具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并具有不相同的面貌”[1],但正义总是被人们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并成为法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以及人们评价是非的基本标准。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2]。这里,贝卡利亚不仅强调公开审判的重要性,而且把舆论监督与审判公开相提并论,使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审判公开是舆论监督的前提和条件,而审判公开的目的之一便是借助舆论来促进审判公正,制约监督司法权的正当行使。 一、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概述 (一)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是指审判活动向社会公开,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允许新闻媒介的采访报道[3]。有学者认为,审判公开在方式上有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之分。直接公开是指允许公民旁听法庭审理和宣告判决,间接公开是指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国的司法公开仅仅涉及到直接公开的部分,但是,媒体报道是实现审判公开的重要手段,甚至其实际功用要大于公民旁听。对此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曾论述道:“由于现代大众传播工具之发达,使公开原则更能发挥监督国家刑事司法之功能,因为经由新闻记者在法庭之现场采访,以及就审理与审判内容所作之新闻报道,更使公开原则从早期之直接公开,转化为间接公开,除法庭现场直接公开外,尚有大众传播工具所提供之间接公开,而扩大公开原则所及之范围。故与事实相符,且于适当时机发表之新闻报道,自当符合公开之本旨,而为刑诉法所允许。”[4]可见,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在现代社会中的区分也逐渐模糊起来,使得明确的界限也显得没有必要。 (二)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