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理论

自然法理论

自然法的理论重心、认识路径、基本规范和有效性等方面探讨西方自然法传统在当代的转向A理论重心转向

,1西方近代以前的自然法理论只能成为自然义务的理论

原因呢

世俗至善论的神话

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自然法理论只关注个人行为,而不涉及制度规范,而是指,在古代人治的政治理想中,制度的正义最终依赖于政治权威的个人行为的正义,没有最高统治者的个人行为伦理,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制度伦理会丧失道义基础。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善”、“美德”、“正义”作为自然法的要求,他们提倡个人修行和道德自觉的世俗理想主义的个人伦理观，

神圣至善论

但中世纪的基督教通过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批判而结束了世俗至善论的神话。可是,基督教并没有放弃至善论,只是改变了策略,给它披上神学的嫁衣“由世俗至善论走向神圣至善论,由此岸至善论走向彼岸至善论”,〔2〕相应地,基督教自然法理论强调的是通过此岸的赎罪和忏悔而实现彼岸的个人完善的宗教伦理。

但是，无论是世俗至善还是宗教至善,对人的行为施加的都是道德义务。

2随着近代西方的法治与宪政制度确立

西方近代的自然法理论第一次实现了从自然义务到自然权利的转变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繁荣

首先提一下我们耳熟能详的自然法学家们如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等等他们通过“自然状态”展示了人的自然本性:充满激情和欲望、利益和需要。而“人类的欲望和其他激情并没有罪”,〔3〕相反,对人的自然欲望和利益需要的满足构成了自然法的基本内容,这样近代自然法理论就成为论证自然权利的理论。

从他们论证的权利目的又是什么呢？

比如霍布斯论证了生命权,〔4〕洛克论证了财产权,〔5〕孟德斯鸠论证了政治自由,〔6〕卢梭论证了平等权。〔7〕这些自然权利的有效保障主要不在于单纯的个人道德实践,而在于政治制度的设计。

我认为如果说近代前自然义务理论主要是一种强调个人道德修行的伦理学,那么,近代自然权利理论则是一种强调宪政制度的政治哲学。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普芬道夫提出了开明专制的要求,洛克论证了契约政治与有限政府,孟德

斯鸠捍卫法治、权力分立与制约,卢梭推崇民主与政治参与。正是这些自然法学家使近代的政治哲学兴盛繁荣。

由此看出近代的自然法主要是一种政治命题和政治宣言,而不是一项“法律规定”和法律术语,

进一步论证了上面所说的上升到政治伦理

3 20世纪的新自然法理论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更是一种法律哲学

当代的自然法则主要是在法律制定、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研究中所运用的概念。

这里要提到5个法学家惹尼施塔姆勒拉德布鲁赫富勒德沃金

法国民法学家惹尼抨击注释法学派拘泥于成文法的僵化解释方式,而提倡通过法官的判例和法学家的自由研究以发现成文法之外潜在的正义原则;〔10〕施塔姆勒提出了法律理念,并以此判断法律的正义性;拉德布鲁赫研究了实在法的有效性,鉴于纳粹政权的暴行,他认为,“当实在法规则违反正义的程度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就]必须服从正义”;〔11〕富勒的自然法理论“关注的是法律的形式,即法律的内在道德问题”;〔12〕德沃金通过研究司法审判和法律解释而提出了个人权利的法律原则;菲尼斯则提出了形式法治观。

政治哲学上升到法律哲学的原因

其一,自然法理论承担的使命发生了变化。西方近代自然法观念激起的是一场建构宪政制度的政治革命,而当代新自然法理论需要的是在既有政治结构内进行法律调整。其二,学术背景发生了变化。19世纪以前,法学还没有从哲学和政治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到了19世纪,西方近代自然法理论提出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原则逐渐变成了立法和司法实践,实证主义通过对国家制定法的技术分析和法律适用的具体研究建构了法学的自足体系,从而使法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当代新自然法理论作为实证主义法学的对立面,更多的是从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的层面探讨正义的原则,从而使当代新自然法理论更具有法律哲学的学科特征

二自然法的认识路径:从科学主义思维转向价值合理性判断

“自然法”这种表达形式本身反映了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中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

西方自然法传统坚守的信念是,在实在法和现实政治法律关系之上存在着用以评判、指导和规范实在法和现实政治法律关系的某种普适性的、绝对有效的正义和道德原则,这些正义和道德原则不受个人情感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而被称为“自然”之法

传统的自然法学家力图通过自然科学的逻辑必然性来说明道德必然性,通过科学和技术理性的自明性和确定性来说明自然法和正义准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有效性。所以,西方传统自然法理论的实质在于,“始终宣称,存在客观的道德原则,它依赖于万物的性质,通过理性可以发现”。

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兴起并繁荣的实证主义和价值相对论、价值多元论对西方传统自然法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构成了直接威胁。于是,当代西方新自然法学家改变了认识路径,由自然法的科学主义论证转向价值合理性判断。这种合理性判断采取了两种方式:

格老秀斯与近代自然法理论

在国内出版的各种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教科书和研究论文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论述：“格老秀斯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历史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与这一美誉极不相称的事实是，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人思想和观点的总结与综合，他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自然法、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国际法等也不是由他首创，也就是说，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并没有多少原创性的思想。对此疑问，相关教科书和研究论文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很显然，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只是笼统地接受了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定论，却忽视了或误解了这一结论的由来。那么，格老秀斯到底是凭什么赢得了“近代自然法创始人”这一美誉？恩特艾维斯在《自然法的历史调查》一书中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答案：“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的方法” [1]。萨拜因也指出：近代自然法理论的“无比重要性并不在于格劳秀斯所赋予的内容，因为在这方面他不过是步古代法学家古老的后尘。……其重要性在于治学的方法”[2]482。本文的写作目的就在于揭示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中所包含的一些新方法。 一 自然法理论是一个在西方有着悠久传统的政治思想，自然法理论最先是由希腊的斯多噶学派提出的，罗马时期，自然法成为推动罗马法朝向平等化和人道化方向改革的进步因素，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的一些神学家将传统的自然法思想引入基督教神学之中，形成了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作为一名新教律师，格老秀斯从事自然法研究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性事件。 16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船长在马六加海峡俘获了一艘葡萄牙大帆船，并将其装载的全部货物运到阿姆斯特丹出售，获得超过300万荷兰盾的收入。于是，300万荷兰盾归属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海洋控制权和海外贸易权问题在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此委托年仅21岁的格老秀斯为他们起草 124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丁以升 一般认为，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它从现实世界之外，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它所推崇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它不假外求，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持，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 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老子》主张以道统法，强调“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可以说，《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因此，不能把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 一 中国自殷亡之际，神权法思想就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抛弃了陈旧的“天命”、“天罚” 思想，转而强调“德”，把对法的审视由天上转向人间，从此，法文化关注的重心就由外在的天转向现实的人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方式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他们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始终是从社会现实和道德人伦着手的，带有明显的功用型、务实型特点。唯有道家能独树一帜，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虚无飘渺的“自然”中来探索治国的方略。 《老子》虚构出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自然”。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一反传统的以天为万物之源的观念，把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又把道产生的根源归之于自然，从而赋予自然之道以最高法则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老子》指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道”就是“无”。因此，在存自然之道的理想社会中，理想的法就是“无为”，现实社会讲究仁义，注重利法，这些都是“失道”的表现，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先仁而后礼。”现实的礼法是对“无为”的理想法的破坏。这样，《老子》就设定出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理想法与现实法的二元对立，走上了法的形而上学之路。 《老子》提出这种自然主义法律观，旨在借理想社会抨击现实社会，借理想法否定现实礼法，以曲折地表达道家所代表的隐士阶层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共识。然而，《老子》为什么没有遵循西周以来注重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从现实中寻找否定礼法的依据，而是假“自然”之名行反对礼法之实？这与道家文化独特的生存空间有关。道家文化产生于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新兴的南方诸侯，它年轻而富有朝气，文化上较少传统压力。楚国文化还具有其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和黄帝学术思想的遗风。且楚国地理环境独特，有滚滚长江和滔滔汉水，又有无数深山峻岭，处处充满着自然的诱惑。这铸就了道家思想洒脱、飘逸、崇尚自然的特点。 二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摘要：自然法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而实在法，是与自然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律，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作者;吴琼法学80902 学号090001240 关键词：自然法实在法恶法统属关系 一、自然法的演变历史 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1]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最早使用“自然法”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葛派信奉决定论的宇宙观，宇宙的一切受自然律的严格决定。其按照泛神论的方式解释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并不只是作为盲目力量的自然律，而且具有某种理性的品质，它是神的理性的体现，是神出于善良而理性地制定的。所以，自然法作为神的法律也就获得了正义性。 中世纪自然法在神学面貌下出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自然法具有一席之地，托马斯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认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而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法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 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中叶遭到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和责难。法律实证主义认为，自然法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于是出现了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法学两大法学派的对峙。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相比较自然法思想衰落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才开始复兴，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二、自然法兴起的原因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叙述“自然法”观念的生成和其内在性质时，这样

论自然法的精神

进入21世纪，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也开始了新的历程，努力探讨和学习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对于我国法制现代化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而蕴涵于其中的自然法精神则是西方法精神的内在支柱，是西方法治精神的主体，探讨自然法精神将是研究西方法精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自然法精神，来剖析其中的精粹，解析其内在的观念，以对我国法治起到若干启示作用。 一、自然法的概念 （一）自然法——渊源于西方法的一个概念 就起源而论，中国古代并没有关于自然法的学说，这是一个无庸质疑的事实，而到了近代方才有了关于自然法中“自然权利”之说。法和文明是分不开的。西方法是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法。西方文明在母体阶段，并无“西方”之限定。也没有“西方”与“前西方”之分。西方法的起点应该是古希腊法。自然法的开端同西方法并行不悖，同样起始于古希腊。对于自然法意义上的界定，本文主要指古典自然法以及之前的自然法的研究，由于它对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巨大，便仅限于此。 （二）自然法的内涵 自然法(Law of Natural)，就一般意义来说，它是指在人为制定的法之外永久存在、普遍是适用的法，也即人类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 二、自然法的主体精神 法国的孟德斯鸠以其《论法的精神》一书文明于世。孟氏说：“我不是探讨各种法的本身，而是其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存在于法与不同事物可能有的各种关系之中，……。”靳内。达维德在追述二十世纪之前比较法的发展历史时，特别提到：“孟德斯鸠曾致力于通过比较，深入理解法律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鉴 自然法的精神源远流长，对于法精神的研究将经久不衰。 （一）古代自然法的精神 古代自然法包括了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和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这是按照自然法的发展历程来区分的。显然古希腊自然法和古罗马自然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具有对自然理性的永恒正义的追求，“正义”是当时自然法精神的最主要观念。 （1）古希腊自然法的精神 古希腊人源于自然法的最基本的信念就是正义。古希腊人的法律观念与分配问题有内在的联系。不管他们的分配观有多么的不同，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即让每个人各有其所。这种正义观就是希腊法的精神。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是正义的表现，也是强者的意志。正义论是柏拉图国家和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理想国》就是从正义问题开始的。柏拉图认为，法律应该是同正义相一致的东西。 （2）古罗马自然法的精神 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在古罗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重要的代表是西塞罗。正如美国学者萨拜因所说：“在政治思想史上西塞罗的真正重要性在

古典自然法思想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 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 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 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 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 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 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 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 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 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i[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 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 ii[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 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 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 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 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 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 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 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 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 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罗马法才得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步入良好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并逐渐臻于完善。 罗马法以其法理精深、体系完备著称于世，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是古代其他任何法律所不及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美国学者莫里斯也确切地评述到：“罗马人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并没有像他们那种伟大的法学之不朽的力量那样来得大。”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罗马法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分不开的。英国法史学者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本文试图从自然法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其对罗马法发展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自然法赋予罗马法以理论指导 罗马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及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苏格拉底（前469～399年）、柏拉图（前427～347年）以及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等人的著述中可略见其端倪。及至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又大 大发展了自然法思想，并使之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到罗马共和末年、帝制前期，自然法思想在罗马的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罗马的法学家更是深受其影响，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塞涅卡（公元前65～14年）、盖尤斯（公元117～180年）、保罗（公元121～180年）、乌尔比安（公元170～228年）及帕比尼安（公元146～212年）等著名罗马法学家不但是自然法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们把自然法思想加以通俗化、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具有影响深远的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自然法观念是指导罗马法的基本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自然法不是实在的或具体的法律，而是一种带有理想和规范色彩的正义论与价值观，其基本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关于自然法的理论，西塞罗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在《论法律》中指出，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当这种最高的理性在人类的理智中稳固地确定和充分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由于自然法不是实在法，它只是一定的理念和原则，对实在法起着统摄、指引作用。或者说，自然法只是实在法的指导思想或原则，即某种实在法的理论基础。而实在法若没有一定的理论的指导，则只能是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可以说，没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法律是没有归属感的；相反，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制定出的实在法能朝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在自然法未传入罗马以前，罗马法发展缓慢，具有狭隘性、保守性的市民法在罗马长期适用，未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而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以后，罗马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市民法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灵活善变的、适用于各民族的万民法便应运而生。罗马法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当然，自然法对罗马法起作用并非自动的，它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学家这个媒介的。而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罗马有“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的说法。而罗马法学家正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才对罗马法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法史学家梅因说：“在罗马法学专家的遗著中，有些论点简直不能理解，除非我们掌握了斯多葛派的哲理把它用作一把钥匙。” 的确，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后，务实的罗马法学家纷纷以自然法思想为先导，对法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把自然法思想中的理念贯彻到实在法的制订和实施上，从而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在应用自然

浅析自然法与法自然

浅析自然法与“法自然” 赵子尧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摘要】自然法思想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对其的深入认识与研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与西方所盛行的自然主义理念加以比较分析，以探求中国古代的“法自然”思想是否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存在某种内在一致性。本文将从自然法与“法自然”的基本思想谈起，在对二者加以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找出其本质性区别，以期达到某种程度的正本清源的目的。【关键字】自然法、“法自然”、老子 自然法观念源自于古希腊文明，其通常含义是指人类所共有的权利或正义体系，作为一般承认正当行为的原则，常常与国家正式颁布及所实施的成文法形成对比。西方的自然法思想造就了西方社会的法律品质与法治传统，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与之相应的，便是道家的“法自然”的思想。中国法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其中作为支撑整个体系的精神内核就是萌芽于道家的“法自然”的法哲学观。 一、西方的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即自然的法律或自然法则之意，发源于古希腊时期，作为

一种思想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引导着西方法律制度的构建。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即人类理性，以正义为基础，是引导人行善、禁止人为恶的基本原则。最初，法律被划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自然法是人的自然理性体现，而人定法必须合于自然法，并强调人的理性是法律的本质。 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真正对自然法问题展开系统论述的是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他指出，自然法是普遍的道德原则，其内容是正义，而自然是正义的基础。① 而中世纪的自然法是以神学面貌出现的，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他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特别强调真正的法律即自然法是神的意志、神的智慧；人定法不过是人们把自己所理解的神意书面化、规范化，服从神意即服从自然法是人的义务。 17世纪兴起的古典自然法学是对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决裂。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指示”，②这种理性是人的理性而非上帝的理性。当时称自然法为道德法，认为自然法只适用于有理性的人类而不适用于无理性的动物。尽管这一 ①西塞罗. 论共和国论法律. 王焕生,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217-218. ②格老秀斯. 战争与和平法. 何勤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格劳秀斯理论思想综述

师大学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摘要：格劳秀斯作为近代国际法的鼻祖，它认为国际法是支配国家以及国家相互交往的法律，主要包括实在法和自然成分。国际法具有自然法的成分，它是在人类共同意识基础上，由全部或者大多数国家通过协议的方式，或暗示或明示制成的法律，不仅对和平时期有效，在战争时期也有效。本文结合格劳秀斯国际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理以及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探究和阐述。 正文：

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世界近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古典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一、生平与著作 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年4月10日出生于荷兰的德尔夫特，1645年8月死于德国的罗斯托克。1599年，格劳秀斯带着博士学位和大金牌从法国载誉回国，在海牙担任大律师。以后又进入政界。1618年，格劳秀斯因卷入荷兰历史上一场罕见的政治与争端而被捕入狱。后在其妻玛丽亚的巧妙安排下侥幸脱身，逃抵巴黎，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宰相黎塞留的热情接待。并于1623年2月26日从法国国王那里取得了归化证书。从此之后，格劳秀斯便开始潜心著述。1634年，格劳秀斯因受到瑞典女王克里斯丁娜的赏识而被任命为瑞典驻巴黎大使，这一职位是当时“瑞典外交部门最高职务”。但由于瑞典的宰相特流忌其才能,使其到处受制。1645年他被召回,在斯德哥尔摩受到盛大欢迎,但却没有新的任命。他便决意退出瑞典,女王知道后特为其准备了一条船,并送到留培克。但他乘坐的船在波罗的海遇到风暴,在波美拉尼亚海岸触礁。上岸后,格劳秀斯精疲力蝎,乘坐一辆敞篷运货车希望到达卢卑克,但离开罗斯托克(Rostock)后不久,便卧病不起,1645年8月29日死于归国途中,时年62岁。 格劳秀斯的遗骸临时安葬之后,移葬于故乡德尔福特。格劳秀斯曾以简洁的语句,为他自己写下T墓志铭:

格劳秀斯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学说

格劳秀斯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学说 沈宗灵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历尽曲折的过程后终于在1982年12月10日通过了。这一公约的诞生表明了国际政治舞台上力量对比的一个显著变化，同时也标志了国际法的一个重大发展。虽然其中不少条款还有待继续完善，但公约肯定了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国际海底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这一公约的诞生使人们回想到早在1609年荷兰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海洋自由论》（一译海上自由、公海自由）。新公约与这本小册子当然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但二者之间却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反对任何国家推行海洋霸权主义；同时，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现在某些发达国家却居然利用“海洋自由”的原则来推行海洋霸权主义，力图垄断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海洋资源。 《海洋自由论》这一小册子的作者就是雨果·格劳秀斯（1583年～1645年）。他当时是荷兰的一个青年律师，在后世则被公认为17～18世纪西方古典自然法学的最初代表和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 今年是格劳秀斯诞辰400周年。本文试图对他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学说，特别是他的代 表作《战争与和平法》作一评介，作为对这位杰出法学家的纪念。 一、历史背景 格老秀斯，曾任律师、司法官和外交官，1618年因卷入荷兰政治、宗教冲突而被监禁，1621年脱狱成功，避居法国，长期从事写作。自1634年起任瑞典驻法使节，1645年从瑞典返回时病死于途中。 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法学、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学方面。在他的法学著作中，有一本是他在被监禁期间所写的关于荷兰古代法和罗马法的书，名为《荷兰法律导论》，其他三本都是关于国际法的著作。 第一本是1604年～1605年所写的《捕获法》，但该书直到1868年，即他死后223年，才正式发表。第二本是上面已提到的《海洋自由论》一书。第三本《战争与和平法》是他的主要著作，于1623年—1624年在法国写成，1625年出版。 《战争与和平法》一书的核心思想是：在国与国之间的一切关系中（包括战争在内），均应受法律的约束。全书除导论外，共3篇。导论着重阐述了以上基本思想以及自然法的

浅谈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意义

浅谈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自然法学犹如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熠熠生辉。早在古希腊荷马时代就出现了自然法观念，从此源远流长，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对西方法律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或革命时期，自然法精神更是成为变革或革命的旗帜与口号。“它不是任何政治舞台中无足轻重的搭配，也不是任何政府或统治者的财产，而是活生生的，有反抗精神的人；所有的政治舞台都是为了它而搭起，也是为了它而建立”。自然法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生生不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并不单纯就法律而谈法律，它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西方自然法学派一致认为自然法即为正义的化身，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事在人类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们内心的自然法。西方自然法思想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古代自然法学、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学、古典自然法学、现代自然法学。各个时期的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探求各有千秋。一、古代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探求古代自然主义的自然法，又称为朴素自然法。自然法观念孕育于早期的古希腊自然哲学之中。雅典自然法首先表现为城邦主义，确信“人天然是城邦的动物”，将城邦法律奉为神圣，这是古希腊普遍承认的自然主义的城邦观念。当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主张要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都承认法是自然的东西，人们必须服从它。在古代自然法学时期，西方的古代人尤其是希腊人，大多以朴素的直观的观点和方法考察法律现象。在这一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没有给

正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强调自然法就是自然存在的一种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在这一时期，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阐释是最为完整的。他将正义分为普遍的正义与个别的正义，其中个别正义又分为分配的正义与交换的正义。所谓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相称，根据每个人的价值与功绩来分配财富、官职、荣誉等，它是以承认人天生的智力与体力的不平等性为前提的。所谓的交换的正义所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绝对平等，它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对任何人都一样看待，这类正义既适合于双方权利、义务的自愿的平等交换关系，也适用于法官对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他对正义的分类对后世的罗尔斯、菲尼斯关于正义的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学派对法的正义的探求中世纪经院主义自然法又被称为神学经院主义自然法。经院哲学是使古典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协调一致的理论学说。基督教会和国家，神权与王权实行二元统治是西欧中世纪最基本的特征。在中世纪时期，自然法学家将自然法的正义与神学挂钩，这个时代的法律披上了一层“神学”的面纱，上帝成为“永恒正义”的化身，所有的世俗法律都不得与最高的正义—上帝相冲突。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写道：“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没有真正正义的地方，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正义，人们之间的联系就不可能通过法律的纽带继续。”然而，此时的正义却蒙上了一层宗教的面纱，这里的正义是由“上帝”掌握的，是来自“天堂”的正义强加在世俗世界里的，而不是世俗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是神权教会维护

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自然法思想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9614973047.html, 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自然法思想 作者：明凯刘涵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09期 摘要：柏拉图《理想国》诞生于民主政治气息浓厚的古希腊，充满着对乌托邦民主国度 的美妙遐想。其中的正义论与“哲王”政治，体现了当时自然法学派思想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但是囿于历史以及个人思想的限制，其理论难免存在局限性，例如正义论中的阶层固化以及“哲王”政治中过于浓重的人治色彩等。 关键词：《理想国》；正义论；“哲王”政治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9-0301-02 在国人眼中，“柏拉图”一词意味着追求一种高尚纯粹的精神理想，不掺杂任何俗世之欲念，最脍炙人口的一句短语便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然而在希腊历史上，柏拉图的确曾经就“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向他的导师苏格拉底提问，两人的对话流芳百世，被后人奉为对此最具有哲理的解释。本文即将探索的《理想国》，也是一本以对话的方式创作的著作，不过其中蕴含的思想理念远超常人所了解到的人人之间的小爱，而是一种无边的大爱——对于美好王国的构思，充满着奇幻的乌托邦主义色彩。由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涉及几乎一切的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心理、逻辑、政治、伦理、修辞、法学、辩论等，笔者在此仅从法理学角度出发，浅析书本中涵盖的朴素自然法思想。 一、抚今追昔回溯古希腊自然法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扼欧、亚、非三洲要冲。他的地理范围大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相比于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体制，古希腊城邦政治较为宽松。以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雅典为例，历经梭伦、克里斯蒂尼、伯利克里等执政者的民主改革，雅典公民获得了一系列参政议政的权利。由此，城邦政治的权利主体由一人扩散到了全体公民，战争、媾和、缔结条约等必须经过公民大会讨论。由此可见，畅所欲言的城邦民主削弱了个人独裁的力量，为正义、理性、秩序为特色的自然法的产生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理想国》中的朴素自然法思想 （一）正义论 柏拉图对于探索正义内涵的方法，先从感性角度出发，通过设问与回答，分别驳斥三种错误的正义观。第一种情况，玻勒马霍斯强调“欠债还钱就是正义。”然而柏拉图却反驳到，若债务人在向债主归还一把刀时，适逢债权人精神失常，那便极有可能造成人身损害，因此他提出了“正义应该是给予每个人使得其份的报偿。”第二种情况，有人认为“正义一定是强者的利

自然法与法自然

自然法与法自然 “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自然法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律，而是一种昭示了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论。而法自然是自然法的延伸，在自然法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再将其发展成为法自然。它的本质是体现一种纯正、纯朴和辩证的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为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法学中，自然法的学说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这可以解释为发现，而不是如同权利法案一样的发明)，以及在解决冲突的自然过程中显现的规律(具体化为习惯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时会相互对立或弥补，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即这两者依赖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而不似人为设计的正义法则。在上述两种情形的任何一个方面，自然法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起源自法律系统的戒律。鉴于法律实证主义会说，一部无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许会回应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论之(即恶法非法)。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 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吸收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现实,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而成。理性自然法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权,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在当时社会,它是一种普遍的思潮。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世俗性、理性主义及自然状态下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人们习惯上称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为理性主义思想,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法思想家们又不是一味地倚重理性,其中也有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对理性的偏离和超越:孟德斯鸠在重复理性自然法话语的同时,将重心转向环境多元论和法律的社会学研究;卢梭则以情感和道德风尚取代理性主义,树立起情感的权威,从而抽掉了理性主义存在的内核。由于历史发展与具体社会现实多样性的矛盾,再加上自然法自身的缺陷,启蒙时代的自

自然法的基本知识

自然法 简介 关于自然法的含义，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认识。但通常是指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断定能够发现永恒不变的标准，以作为评价成文法优劣的参照。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噶学派引进了一种新的看法，并设想了均等的自然法，认为理性乃人所共有，自然状态则为理性控制的和谐状态，但已为自私所破坏，故而应当恢复自然状态。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即源于此。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H·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T·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 19 世纪，自然法的思想普遍受到责难，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虚构，纯理论性作为法国革命的口号带来了许多过分的结果，认为自然法已经死亡，并判定其不可能死灰复燃。但在20 世纪，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以上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⑴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⑵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⑶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overlap thesis）”。 自然法的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其差异在于，在法律规范的确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本条目倾向分别阐释对自然法的不同理解，而避免简单地将那些理论拼凑糅合。“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 影响 自然法主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公正至上。自然法是整个科学的思想基础和各种具体法规的指导原则，它高于一切人定法和人为权利。这种人类自然平等的思想是对罗马法律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标志着罗马法学的高度成熟。 法律本质 法律是命令抑或正义？“自然法”明确摒弃“法律即是命令”的观念。法律何以不能是“主权者的命令”？如果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那么主权者便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其独立于法律之外。但是主权者并不能免除一切法律义务，否则便是不折不扣的强权与暴政，社会秩序无法建立。而且主权者的命令之外还有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可以称之为法律，譬如国际法。 法律是意志抑或理性？如果法律就是意志，无论这意志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人民的意志，当上帝不存在或者人民的意志失去理性，法律又将呈现出何种面貌呢？法律尽可能是意志的表现，但未必尽然只是意志的表现，理性同样不可忽视。 登氏认为，自然法原是有关法律的一种界说，它隐含了对法律观念的一种扩充，甚至可以扩充到“任何规范人

张博 ——浅谈新自然法学派

浅谈新自然法学派 ——张博 前言鉴于对西方新自然法学派的学习和了解，我模仿论文格式简要谈谈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再附上自然法学派的有关内容。 内容摘要自然法是指在是在发之外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律，它来源于“客观规律”、“理性”、或“人的本性”。而新自然法学派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自然法学思想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他的形式不断完善。新自然法学派产生于20世纪这个特殊的社会，主要代表人物于菲尼斯、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他们的价值论学说各有侧重，各有不同，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对资本主义国家人类权利平等和社会和谐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自然法价值准则正义平等道德 新自然法学派又称复兴自然法学派，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对该学派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在此笔者采用广义的界定即19世纪末以后出现的自然法（见古典自然法学派）或类似自然法的学说，从天主教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和非神学的、世俗的自然法学说。 自然法学思想长期处于衰落的状态，实证主义法学占有压倒优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新自然法学学说，如法国法学家J.夏蒙（1859~1922）等人提倡“复兴自然法”，要求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理性和正义的制度下相互结合，它主张阶级调合，自然法内容可变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否认正义之类价值准则的实证主义法学相形失色，强调实在法应从属正义之类价值准则的自然法学说则进一步兴起。此外，人们开始反思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开始思考政治、法律和经济的发展是否应该遵守一定的价值原则，自然法所一贯强调的人的理性、平等和正义等道德准则充满人文精神，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新自然法学家们有一个大体相同的学术前提和主张，他们都把研究重点放在隐藏在实在法背后的，更深一层次的，能够指导法的制定和实施的法的观念。 这个观念是法律所追求的实体性的道德目标，由一系列价值标准构成。在继承传统自然法观念中的正义和道德良知的基础上又强调法的规则或判例的研究离不开法律价值的介入，法律不仅仅是运用实在法的纯粹逻辑推理，管有逻辑推理会把一个人推死，所以还要有价值判断、理性思考。 在当代，新自然法以富勒、菲尼斯、罗尔斯、德沃金等人为代表。 一、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 （一）新自然法学派（或新托马斯主义法学）在广义上来说是19 世纪末以来信奉天主教义的新经院主义法学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非神学的自然法学说统称。马里旦是新托马斯主义即新经院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他沿袭了托马斯的思想，以宗教的教义和神学为基础，认为自然法和自然道德律是神的戒律，依靠理性与科学阐明基督教世界观的合理性。 马里旦还引用了现代资产阶级中的人权和主权等观念，强调抽象的人性和人格，把人权和自然法联系在一起，对自然法及其属性作了新的解释。马里旦人权思想来自于自然法，人权的实现依靠自然法的庇护。他还认为自然法是永恒法的

西方自然法的发展与演变文献综述

西方自然法的发展与演变文献综述 西方自然法的发展与演变文献综述 一、自然法发展回眸 1.古希腊罗马时期 自然法学说最早渊源于希腊哲学，公元前6世纪,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了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区别，并就论证了自然法的存在。这一时期取得主要成就的是西塞罗，说“正义是自然法的原理，一切法律都源于这个原理”。由于古希腊的法律思想是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为中，因此，他们对自然法的主张也对自然法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主张有自然法与成文法两种,成文法必须适合自然法才是正义的.这些先哲们的学说，构成了自然法的雏形。 2.中世纪时期 由于教会的控制，自然法成为上帝法律的代名词。宗教法的编撰者格拉提安把自然法等同于上帝的启示。而阿奎那则把自然法批上了一件神学的外衣，认为自然法是永恒法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自然法发展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一切自然法的发展都是在宗教的意志下进行的。 3.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这是自然法发展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自然法思想家，可谓百家争鸣。荷兰的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正确的理性原则”，并提出了新的自然法基本涵义，认为“人性是自然法的源泉”。荷兰另一代表人物斯宾诺莎认为“万物依自然的一般法则而存在，并且为之所决定。”英国自然法学家霍布斯从人性论出发，主张性恶论，

洛克则相反，主张性善论。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理性就是人类社会建立前就存在着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自然法。另一思想家卢梭的思想与其他思想家有很大的不同，他把人的自然情感至于理性之上，并且认为只有在社会中人们才能享受到他所应该享受的自然权利。纵观自然法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与特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大体上都是强调法的普遍性与法的永恒性。他们都认为自然法是以理性为基础，只是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因此对自然法的理解与结构存在差异。 二、主要自然法思想家观点简述 1.西塞罗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立法的权威,并且具有普遍永恒的性质,自然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他的理论为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时期之间产生的万民法提供了基础.他以永恒的\普遍的自然法则为前提推导出了人类自然平等法律观.他的这个观点在法律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他的自然法理论和法律观为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了以自然法为基础的世界国家论. 2.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重视应用的效果,他在认证总结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典自然法观点的基础上,自然法是人类的社会理性的体现的观点.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并且认为自然法是永恒的,不变的,上帝也要受其支配.格老秀斯的学说奠定了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基础. 3.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的思想是建立在自然法理论和人性论的基础上,他利用自然法理论来攻击教会,反对封建迷信.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利用自然法来说明发的起源和目的.他认为万物因自然的一般法则而存在,并且为之所决定.一切事物按照自然法都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他称之为自然权利.

自然法发展

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脉络（古代时期至中世纪）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罗马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后期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腊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来自于智者学派对“自然”的分析。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活，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远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认为，人人皆为圆颅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与人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造成这样的后果。因此，现存的种族歧视、奴隶制及其法律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Alcidamas）断言的：“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

不曾强迫谁当奴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５４０年—公元前４７０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则”，要求人类制定的法律服从神的法则。还有些智者相对比较消极，认为人不应被法律引向歧途，只应顺应自己的本性冲动（自然）而行动，也就是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动。可见，智者的这些批判现存法律制度，要求服从超越于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则的思想，是后世自然法的宝贵渊源。 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确信存在着某些不变的标准支配着实在法，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作，可以发现这些标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变的法，高于内容变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 晚期希腊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认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国别或种族的人所具有的神圣理性是一样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们认为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在整个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也不是个别立法者所制定或编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条例和习俗应遵循的准则。斯多葛派学者大多倾向于疏离于现存政治，追求顺应自然，依理性和道德，过禁欲主义的生活。 通过斯多葛学派的后期人物与罗马法学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