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90年来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作者：高晓东
提要：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 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 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 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 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 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亚待加强。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可谓成绩斐然。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专著简介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1]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体现,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宽大的胸襟、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忧患意识、炽盛的禅悦之风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们既治学、修身、独善其身,也忧国忧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内在特质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2]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参政、文学、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主体特征和社会角色, 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重点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当世而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对由此特征产生的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政治命运及由此造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辩论, 综合考察了党争与学术、文学在相互渗透、交互影响中的正面促进或负面效应。作为续篇,《南宋文人与党争》[3]揭示出南宋党争乃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著者对南宋近一百五十多年间延续不断的党争历程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向提升到党争层面上来深人剖析,对南宋党争的动力和文化性格作了深人的论述。并着力于对党争这一文学生态的描述,充分关注了南宋文人的主体性格以及政治、文学命运的走向, 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南宋党争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南宋士大夫群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 宋代文人心态史》[4]认为北宋文人在继承与革新的文学历程中,留下了辉煌的成果,也留下了偏颇的足迹。南宋文人更迫切地感受到外族侵略的威胁及耻辱,因此在对文学的思考中,会带上更为浓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色彩。方如金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5]对南宋浙东学派主要领袖人物陈亮以及整个浙东学派进行了整体研究。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6]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学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诊释。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7]一方面深刻分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现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祖宗之法”寄托了士大夫的某些理想情结,士大夫成为其推衍主体,因而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规则,又成为士阶层的政治信念。此书着重把握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力图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透视宋代政治制度的时代特性和发展脉络。
关于宋代士大夫家族研究,近年来颇受关注。如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8]对三苏子孙行实、文献及部分年谱进行了扎实的考证研究。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9]对以三苏为中心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社会史考察,通过对眉山苏氏家族教育、经济、婚姻、祭祀等日常生活的深人细致的剖析,并对照宋代其他士大夫家族,探讨了宋代士大夫家族与专制王权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10]在传统史学基本方法基础上,借鉴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重点对北宋名门望族三槐王氏中的优秀人才进行了个案分析。蔡东洲《宋代闻州陈氏研究》[11]对自北宋初年陈省华随孟爬归宋到南宋湖南宣抚使陈充去世的间州陈氏家族一个多世纪的兴盛衰败历史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
另外有关宋代士大夫的年谱及事迹著作编年近年来也颇有出版, 为士大夫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如孔凡礼《苏轼年谱》[12]、《苏辙年谱》[13],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14], 欧小牧《陆游年谱》(补正本)[15] ,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16],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17],陈植愕著、周秀蓉整理《石介事迹著作编年》[18]等。四川大学古籍所吴洪泽等主编的《宋人年谱丛刊》(全十二册)[19]为我们汇集了两宋30年间宋编的宋人年谱。在此基础上,学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宋代士大夫传记,此不赘述。
二、论文综述
(一)政治方面
宋代士大夫参政意识增强,在政治生活中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对士大夫在宋代政治制度构建以及政治生活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学者们做出了褒贬两种不同的评价。
大部分学者肯定了士大夫们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20]指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基本政治架构,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J恃,形成“共治”架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法治色彩,在古代社会是一种进步。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21]指出宋代士大夫通过对皇帝进行激烈的抨击与劝谏,对皇帝命令的抵制,利用神权与史官之权来限制皇权,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等手段来限制皇权的膨胀,体现了一种时代的进步。付海妮《宋代士大夫对后妃预政的抵制作用》[22]则认为在宋代后妃临朝听政并没有危及宋王朝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士大夫们的抵制作用。张学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23]指出随着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宋学的形成，造就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而且北宋士大夫们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独特而又积极的文化和精神风貌。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24]、《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25]二文深人探究了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确立的原因及过程,进而揭示这种政治制度的确立具有进步意义,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王安石变法是宋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关于变法原因学界多有探讨。李华瑞《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26]新颖地论述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是推动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凸现出士大夫们救弊图强的爱国情怀。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27]则认为宋朝统治者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等措施迅速提升了宋代士大夫的地位,这也更有利于士大夫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干为国效力。
士大夫政治是把双刃剑，宋代士大夫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自不容抹杀,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他们又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腐败性和落后性。冯小琴《试析北宋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28]从两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根源出发,认为社会政治环境和体制压制了士人才能的发展,而士人沉缅于物欲享受、自我才华的过渡消磨也是他们缺乏“治世”才能的重要原因。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29]首先点破“不杀士大夫”是一条伪家法,认为这种做法败坏了宋代的政风,产生了极其消极的社会影响。陈志刚《宋廷士大夫与绍兴八年和议》[30]则指出绍兴八年和议时,宋廷士大夫们主张和议人数众多,最终导致宋金和议势所难免,这体现了南宋士大夫阶层的集体软弱性。
（二）士风方面
士风是一个时代士大夫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不同的社会环境,士风常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相应地,士风的变化也常常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郭学信《“以儒立国“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31]指出北宋推行“以儒立国”的治国方略极大地唤起了士大夫们志在经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32]、郭学信《略论北宋后期士风的变化》[33]两篇文章通过对北宋晚期社会环境以及士大夫阶层特点的分析,重点论述了这一时期士风已开始诸多转变,表现出腐化败坏的一面。宋馥香《略论北宋士风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34]则细致概述了当时士风三个主要特征即强烈的使命感、读书人仕的人生理想、兼具文章、经术的文化风格,并精辟论述了士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章志平的《宋代士人的参政议政风气》[35]、喻学忠的《晚宋士大夫隐逸之风述论》[36]、《晚宋士大夫奔竞之风述论》[37]、《晚宋士大夫贪墨之风述论》[38]、《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述论》[39]则是就宋代士风的单面表现作了详尽的考察,重点概述了宋代士人的参政议政之风、晚宋士人的隐逸、奔竞、贪墨、奢靡之风的具体表现,并对其形成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探讨。
（三）文学艺术方面
宋代文学艺术高度发达,而士大夫们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文学造诣,他们是参政主体,更是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宋代士大夫与文学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则研究宋代士大夫,不能抛开这一重要层面,从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中亦可反映出士大夫们的某些精神寄托。
词是宋代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心绪文学、音乐文学、娱乐文学,词能够细腻地表达人们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董希平《论宋儒人格塑造背景下词人的重新定位》[40]指出宋代文人很好地做到了传统的诗人之志与词人风流的和谐相处,从而使得词人身份以新的姿态成为士大夫完美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张玉璞《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格与复杂心态》[41]认为在宋代道学的伦理约束和世俗享乐意识的相互作用下,士大夫词人的人格开始出现分裂,其心态也在“天理”与“人欲”的冲突中渐趋复杂。彭洁莹《从歌妓词看宋代文士的审美情趣》[42]、张惠民《宋代士大夫歌妓词的文化意蕴》[43]通过对歌妓词这一特殊文学形式的分析和对士大夫与歌妓实际交往状况的再现,揭示歌词所表现的深层文化意蕴和世俗审美情趣,体现了当时人性的复苏和解放。杨海《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44]重点剖析了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孙维城《“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45]通过对姜夔其人其词的研究,认为这些表达了士大夫们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从而体现出士大夫们构建理想文化人格的愿望。罗弘基《宋代士大夫社会的文学应酬与稼轩词风》[46]从当时社会背景的实际出发,对稼轩词的风格和内容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社交风气和稼轩词风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
宋代的世俗文化、市民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宋人的审美文化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冯勤《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47]对北宋市民文化兴起的基础、主体、主要代表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北宋市民文化的繁荣对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罗鸽摘《从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的产生看士大夫与市民艺术的不同》[48]对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概述,进而总结出市民文化和士大夫文化各自的审美特征。霍然《宋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49]指出在宋代美学勃兴时期,作为社会审美主体的士大夫,在寻找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美学风格,从而展现出风采迥异的文人士大夫审美情结。
其他方面,郭长虹《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50]指出宋代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最终完成,也深深地影响了文人画的产生及其美学特征的形成,赋予了文人画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涵。尹占华《宋代文人的士大夫化对宋诗的影响》[51]指出宋代知识
分子出现官僚化,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些也影响了宋代诗学的风格,突出表现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在气象上没有大的突破。吴玲玲《禅宗对唐宋文人士大夫艺术境界的影响》[52]详细论述了禅宗对当时文人士大夫生活哲学和艺术境界的影响,表现出禅宗在士大夫文人心灵深处的极致发挥。
(四)社会思想文化方面
宋代士大夫士人与官僚合二为一的二重角色构成决定了宋代士大夫的活动重心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舞台,他们丰富曲折的社会实践,深邃的思想和理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龙登高《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53]对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管理体系、家产管理、家庭财务的支出与分配、家庭与市场的联系进行具体分析, 并指出这种经济优势为士大夫赢得了政治优势和社会地位。郭学信《时代迁易与宋代士大夫的观念转变》[54]认为进人宋代以后,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士大夫们的人生价值观、参政观、经济观以及忧患观都有了明显的转变。这也正是迅速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全新整体面貌的特色体现。马强《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55]指出这一时期西南地区地方官员尤其是流贬士大夫在破除当地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当地的移风易俗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处江湖之远”而自觉践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无类”的思想情怀。方如金《论宋代士大夫贞淫观对妇女改嫁的影响及原因)[56]指出宋代士大夫反对妇女空守节义,有着较为宽泛的贞淫观,对妇女的再嫁是允许的,这也在实际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徐红《两宋时期士大夫商业思想探析》[57]认为两宋时期士大夫提出了有别于前代的商业思想,包括提高商人地位、保护商业发展、稳定市场秩序等等,这都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经济的高度繁荣。杨华星《试论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保富思想》[58]详尽论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保富思想,他们为富人辩护,反对抑兼并,要求保护富人的利益。并认为这种思想促进了宋代的财政收人和经济发展,也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郭学信《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59]认为宋代士大夫改变了传统“农本商末”观念的束缚,对商品经济和商贾阶层有了全新的认识,并重点论述了这种本末观转变的具体表现和社会原因,反映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对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影响,亦体现了士大夫对社会发展的一种自觉融合。张玉璞《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60]具体分析了宋代士大夫多以“居士”名其别号的特殊文化现象,进而点透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士大夫们圆通仕隐观的深层内在涵义。郭学信《略论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学复兴中的贡献》[61]指出北宋士大夫在儒学复兴运动中张扬了儒家价值系统中“积极有为”的“道”,把儒家学说义理化、人文化,重建儒家知识系统的“学”,为儒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增添了活力。熊良智《屈原身世命运的关注与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关怀》[62]则认为宋代士大夫对屈原事迹疑问的提出,引起疑经变古思潮的回应,激发了生死选择的人生情怀,体现了他们在残酷现实剧变中人生价值的设计与思考。在《论宋代士大夫对道德理性精神的弘扬》[63]一文中,郭学信又指出,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通过对理欲、义利等方面的论述以及行为上的自觉践履,进一步高扬和深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马斗成、马纳《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64]重点论述了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宋代士大夫的社会控制思想,并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凸显出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五）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
宋代士大夫作为当时社会主流社会阶层, 其自身主体特征自然有着独特的体现。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65]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郭学信《试论宋儒人文性格的时代特征》[66]对宋儒人文性格的特质做出了详细概述,并结合时代背景对宋儒人文性格的生
成因素进行了分析。其《试论宋代士大夫的人世精神》[67]一文则指出宋朝士大夫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人世精神,具体表现为忠于国家社樱的爱国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关心民生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士大夫对国家民族利益和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郭学信《略论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68]和《略论“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擅变》[69]还分别对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的表现、“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擅变以及其精神风貌的具体表现作了详细评述。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70]指出宋代帝王治国方针和士大夫成分的改变使士大夫的境遇有了很大变化,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其精神面貌的表现,重义轻利、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精神面貌在维持宋朝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吕变庭《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71]具体剖析了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人格、文化人格和社会人格,认为士大夫们深化忧乐思想,强化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意识,并由此形成了人格的突出特征。张海鸥《狂者进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72]从读书、为政、治学三方面探讨了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并指出这是一种富于淑世的精神,一种智慧心态,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唐丽娟《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73]通过对唐宋文学的分析对比,显现了唐宋士大夫由开放型心理向封闭型心理的变化,进而折射出宋代文学风格变化的原因。余贵林《别号与心态—宋代士大夫心态研究之二》[74]总结宋代士大夫取号的缘由,从中反映出士大夫对政治、社会的一种失望和不满。认为这种心态的发生给封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周元龙《论苏轼迁滴期间的精神胜利法—兼探封建士大夫的文化心态》[75]对苏轼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及原因做出了一一评述, 从中揭示出隐藏在苏轼自我世界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的道德品格初探》[76]对宋代士大夫们佛学道德品格的表现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显现佛教对宋代士大夫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直至影响后世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六）个案研究
宋代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可谓是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彪炳史册者大有人在。作为时代的先锋,他们的个体生存状态引起学者的关注。
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77]指出北宋士大夫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综罗百代, 融合三教,创立新儒学,这是对时代挑战强有力的回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体现。黄建华《苏轼与士大夫趣味》[78]以北宋全才苏轼的审美趣味为例,对以苏轼确立起来的士大夫趣味的表现作了简要分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趣味风格。王艳平《文天祥的“死结”—兼论“大厦将倾”之际士大夫传统意识的危机》[79]重点表述了文天祥在国家危亡之际表现的忠胆义肝,进而映射出宋元之际士大夫们传统意识的挣扎与仿徨。张践《<西铭>—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80]认为张载的《西铭》为中国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其中包含了“天人一体”、“民胞物与”、“乐而无忧”、“存顺没宁”的人生哲学,对于当代人们构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马斗成《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81]对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致的研究,从中映射出宋代社会士大夫深层心理结构、诸种社会生活习俗以及传统文化对古代士大夫生活的影响。
总体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宋代士大夫研究之深入、细微从所列举的文献可见一斑,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丰、质量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前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宋代士大夫研究的再生空间已逐渐打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宋代士大夫的可持续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如现有论著多侧重于宋代士大夫研究的某个方面,对于宋代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作为当时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对社会的转型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有独到的认识,当今学术界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宋代士大夫的活动层面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因此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应该是多角度、跨学科的,加强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学、
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将有力推进宋代士大夫研究的进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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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总结
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总结 以下是关于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总结，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总结 2013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商都县紧紧围绕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按照****市建设"五区"战略部署，立足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明确了构筑"一条通道"、夯实"两个基础"、发展"三个特色产业"、打造"三大基地"的发展思路，即立足商道文化，积极构筑北接二连、通达蒙古，东联**、面向京津**的商贸物流、文化旅游通道；夯实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基础；突出发展农畜产品加工、自生釉陶瓷和高新医疗科技特色产业；打造全市最大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全区首个自生釉陶瓷产学研基地和华北地区首个高新医疗科技产业基地，积极构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新格局，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亮点。2013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8.9亿元，同比增长13.3%；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2.65亿元，同比增长2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23亿元，同比增长7.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8.1亿元，同比增长26.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09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700元，分 ·
别同比增长15%。 壮大支柱产业，经济建设加速发展 商都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实施"投资拉动，政策驱动，龙头带动"战略，积极培育壮大特色支柱产业，推动了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集中全力抓项目，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始终把招商引资、争取项目作为扩大投资、强化基础、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力以赴引项目，千方百计争资金。认真落实"三三制"工作方式，优化政务服务环境，创新招商机制，组建了6个招商分局，聘请了38名企业负责人为招商局副局长，发挥了以商招商的优势，加大了"点对点"招商力度。2013年，全县引进并开工建设项目42个，协议总投资106.5亿元；争取到国家、自治区各类项目241个，到位资金6.76亿元。一大批项目的顺利实施，为商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强化措施育产业，特色经济快速发展。特色就是品牌，特色就是竞争力。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培育建设了太美和希森马铃薯加工、恪青蔬菜加工、冷山糖业甜菜加工、奥淳酒业粮食加工、大北农生猪养殖、中谷奶牛鲜奶加工"七大龙头"，积极推行"企业+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把田间地头变成了企业的第一生产车间。2013年，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其中专用薯7万亩、脱毒种薯6万亩；蔬菜 ·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儒生与文吏研究 —以宋朝儒生与文吏的合流为例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文官执政是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古代的文官是士与官僚的结合。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士与官僚政治的合流也经历了反复的斗争。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士与官僚的合流，但是二者的真正结合是在宋朝时期形成的。宋朝出现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它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官僚组成也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儒生；文吏；宋朝；士大夫政治 前言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士大夫的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有深度的研究。目前就国内专著性的研究有：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多方面的探究，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关于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的有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对北宋士大夫的个案研究有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指出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精神。总的来说近年来内地对士大夫的研究是比较深入，成果显著。 1、儒生与文吏的演变进程 中国的士大夫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在汉武帝在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王朝都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在战国时期已经兴起并且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没有做官的学子称士，做了官的可以称作士大夫，即士大夫可以说是做官的读书人，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统治阶级。用英语来表示士大夫一般是：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litteriti-officialdom文人-官僚，都是用合成词汇来表示士大夫这 1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管理理论
１．资源学派与核心能力理论２．学习型组织理论３．有关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论４.最新趋势 １.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 ２.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
心能力。核心竞争力 （一）.基本概念：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二）.观点基本：（1）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资源、知识、技术等的积累、整合过程。（2）并不是企业所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都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只有当资源‘知识和能力同时符合珍贵、异质、不可模仿、难以替代的标准之时，它们才成为核心竞争力，并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２．学习型组织理论彼得·圣吉1990年的著作《第五项修炼》从组织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战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动态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组织学习就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有效方法。对于企业的成败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在已经到来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学习变得特别重要。作者也具体提出了成为学习型组织所必须具备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其中：系统思考贯穿于其他四项修炼的全过程，它整合其他四项修炼而成一体。对组织来讲，单独进行某项修炼并不难，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必须把这五项修炼结合在一起进行，才有可能建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宋代经济的发展
第9课宋代经济的发展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南方经济的 发展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如两宋时期，政府在外贸港口设 立的市舶司、交子在四川地区的出现等。 2.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思考和总结这一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提高学生理解分析 问题的能力。两宋时期，我国商业居于当时世界上的繁荣之列。北宋出 现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 家。以此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比较北宋都城东京和唐都长安在城市 布局和商业活动上的不同特点，得出宋代都城商业繁荣程度超过前代的 结论，培养学生运用对比方法观察历史事物的能力。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南方商业的繁荣 教学难点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教法学法】应用多媒体课件，运用启发式和问题目标教学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 【课时】1课时 【课型】新授课 【教具】《耕获图》、《宋代海船》、《清明上河图》、交子会子等相关多媒体、图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 二、导入新课 利用《北宋形势图》，对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有一个认识，让学生明确 从本课开始,中国古代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特点是民族融合的进 一步加强、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和经济重心的南移。 【教学过程】 一、复习 二、导入新课 利用《北宋形势图》，对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有—个认识，让学生明确 从本课开始，中国古代历史进入了—个新的时期，其特点是民族融合的进 一步加强、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和经济重心的南移。 三、讲授新课 (一)农业的发展 1 .自东汉后期开始，江南社会经济逐步得到发展。自宋代开始，经济 的发展进一步向湘江以西的西南方向拓展。 2.两宋时期，水稻在南方种植面积迅速增长;从越南引人优良品种占 城稻;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的首位;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3.宋代经济作物，在南方有很大的发展:茶树普遍种植;北宋至南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即:1994-1997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高通胀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1998-2002年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扩大内需,降低高失业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2003年下半年至今政府采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减缓物价上涨压力,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避免大起大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中国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1994－199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 1988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于是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南方谈话”推动了新的改革热潮，也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政府的领导部门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被动，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改革长期落后的部门。同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各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划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气泡，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由此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通货膨胀开始攀升，并且在达到高位后长时间居高不下。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结果导致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3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保
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国 际形势看，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已经启动，但发展前景不明朗；美国自从经历“9．11”事件之后本国经济陷入低迷，至今尚未全 面恢复；日本经济则长期低速徘徊.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积极的措施，例如：正式加入WTO；推动APEC的发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加强同中亚国家的合作等；但整体外部形势依然严峻。这就需要我们从内部经济入手，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在国内经济中，由于存在众多的问题，无法一一列举，所以本文试图从通货膨胀、失业、GDP的增长几个方面来探讨影响中国经济的原因，并且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一、对三条曲线的复合与分析 （一）三条曲线在一个坐标系中的复合：图一（% （二）三条曲线各自特点的分析 A、GDP增长率曲线 1、曲线走势：最近中国十几年的GDP增长率变动呈现前快后慢的特点。在第一个阶段，1991——1996年，GDP增长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平均达到11.6%；而在第二个阶段，1997——2001年间，GDP增长保持平稳中速的增长趋势，平均达到 7.8%。前后两个阶段平均增长率差异较大，呈现出比较明显的 阶段性特点。 2、原因
1）、1991——199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 第一，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当时称之为“市 场疲软”之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 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一方面澄清 了许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另一方面，他以个人的远见，在宏观上 为中国创造了一种宽松、积极的氛围，加速了经济的增长。 2）、1997——2001年经济增速下降，主要是以下原因：首先，在经历了1991——199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一些经济指标过热，造成诸如通货膨胀水平过高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国家在宏观上需要执行一套稳健、收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其次，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直接破坏，但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整体外贸环境。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传统东南亚国家进口市场的缩小，外贸行业整体效益的下滑，对我们这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来说，对经济增速的下降造成了实际的 压力。第三，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要求，我国陆续开放了一批部门和行业，大力下调平均关税水平；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国内原本受到很大程度保护的许多产业顿时感受到巨大 的压力，使得这些传统上的经济增长点在实际推动经济增长时显 得力不从心。 B、通货膨胀水平曲线 1、曲线走势：1992——2001年中国通货膨胀水平呈现先 高后低、先正后负的情况，同样具有阶段性的特点。1992——1996年间，平均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保持在12.2%，而1997——2001年其平均水平仅为－0.6%。两个阶段相差13%，这种有趣的现象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2、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集团化、金融国际化和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 第一，跨国流动的巨额短期资本同实物经济越来越脱节，变化大大决于实物经济的变化，严重“虚拟化”，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因此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这种虚拟资本往往可以用较少的本金控制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千倍于己的资金，投向风险高、回报高、周期短的外汇、股票、期货以及衍生工具等市场。它们抓住某国经济结构中的弱点进行炒作和投机，且其流动不遵循实物经济的逻辑和规律，而主要受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左右。因此，表现为资本大规模的无序、不可预测的跨国流动；这种不受实物经济规律约束的虚拟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流动反过来对实物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更加活跃，高潮迭起。80年代以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在东道国新建项目来形成生产能力，进入目标市场。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跨国投资则主要以兼并和收购方式实现，并一次次掀起并购热潮。通过同行业并购，跨国公司强强联合，得以优势互补、增强实力，直接借助已有的资源和渠道迅速有效地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据
统计，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约占全球并购总额的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占20%。1997年以购并方式实现流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已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流量的58％，价值高达3420亿美元。欧元启动后，欧洲资本大市场的形成将迫使欧洲的企业、金融机构大规模合并重组，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资本追求利润和投资安全的双重属性，在跨国流动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外国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对投资地的安全和增值可能性进行评估和权衡的过程。从流向上看，约70％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30％流向发展中国家，且集中在少数社会政治稳定、政策完善宽松、经济发展较快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90、1995、l99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高达79．3％、70．6％和68％，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分别为20.6％、28.l％和30.2％，且主要集中在拉美、加勒比地区和南亚、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非洲的份额极小。 第四，随着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的加快，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功及其持续发展将更多地取决于能否便捷而有效地利用东道国的本地智力和社会综合资源（相对于自然国是否具有鼓励开发创新的商业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拥有具备创造和创新潜力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是否拥有相关的配套产业和企业群，是否具备丰富资源而言）来加强其适应市场的竞争能力。因此，东道的知识、智慧和信息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 比较分析及其引起的思考 摘要：频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总共发生了四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本文通过对这四次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从成因背景、影响程度、各国治理措施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共性和特性分析，从而为我国经济在日后如何应付金融危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金融危机；比较研究；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四次比较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从历史进程来看，金融危机频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普遍呼声，我国应当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分析探讨以前各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特点，以期发现其中的一些共通之处，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上面提到的四次危机都是近期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其产生、发展都有其自身深刻的背景原因。因此，本文分别从危机的背景和成因、危机的传递和影响以及解决危机采取的对策三个大的方面来分别对上述四次危机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比较，从中寻找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的防范等有所启示。 一、四次金融危机简介 第一次是1992年9月的欧洲货币危机,又称“9 月危机”。是年9月,在欧洲外汇市场出现了大量抛售英镑和里拉、抢购马克的风潮,一时间,英镑和里拉对马克的汇价急剧下挫,在官方干预无效的情况下,英镑和里拉先后退出欧洲货币机制,实行自由浮动。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也受到重创。在这场危机中,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瑞士等国的中央银行向外汇市场投人了近10 0亿美元的资金,损失约60亿美元。欧洲货币体系因此面临自建立13 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它迫使欧洲货币体系在短时间内两度调整汇率,这就给欧洲货币体系乃至经济与货币联盟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次是1994岁末199 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 94年12月19日墨西哥财政部长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次日,政府又宣布中央银行不再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特点
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各国生产、流通、分配等领域紧密联系，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革命推动的结果，它是与信息经济相适应的，其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成因涉及到国家经济体制、企业趋利动机与技术进步等三个因素。(1)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制障碍。(2)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3)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远距离控制的成本，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和跨国公司等领域的发展上，其表现主要有：第一，国际贸易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一环。第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带来了资本国际化。到了8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额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3/4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第三，金融国际化。国际金融活动规模空前，大大超过了全世界生产和商品交易。第四，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是当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它把世界经济全球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第五，全球贸易规则日趋统一和完善，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世界生产力迅速提高。(2)国际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强。(3)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商品结构、贸易地区均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全球化使商品、服务、资本、人才、资源等各种要素流动的技术性和政策性障碍大幅减少，加快了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4)国际金融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体化程度最高的领域，被看作世界经济运行的核心，促进了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5)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工业化的重心正由西半球移向东半球。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其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重迅速上升。 但是，经济全球化在加强各国相互依存，推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1)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2)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3)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进一步扩大。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主要的负面影响在于：加剧了各国间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收益大都
第9课《宋代经济的发展》教学设计
第9课《宋代经济的发展》教学设计 -CAL-FENGHAI-(2020YEAR-YICAI)_JINGBIAN
第9课宋代经济的发展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从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南方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进而明确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于完成于南宋之时。 2、通过思考和概括唐朝中晚期至宋朝南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的能力，通过思考和总结束这一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提高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 3、使学生认识到我国农业、手工业生产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居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传播中国古代文明，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 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兴旺；南方商业的繁荣。 教学难点： 南方经济的发展的原因是本课的难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三国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大都在北方，从东汉末年开始到西晋后期，大量的北方人迁到江南，江南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开垦了大片荒地，到五代和以后，江南地区有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学习第9课，宋代经济的发展。板书课题。 二、授课 师：讲古代的经济，主要是三大方面，即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节课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共同研究探讨从五代至两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情况。
板书一、农业的发展 学生：1、从唐朝中期，到五代、宋朝，南方战乱少，许多中原人南迁，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 2、中原地区的森林长期被砍伐，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这一时期南方自然条件优越于北方。 3、统治者的扶植、重视。宋真宗推广从越南引进的优良品种──占城稻。 小结：从同学们的回答中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原因：（幻灯片展示）1、为躲避战祸，北民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2、自然条件优越。3、政府重视、扶持。 教师：下面来看一下，南方农业发展的表现。 下面请同学们总结一下农业发展的概况。 学生：A从越南引进的新品种──占城稻、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成为重要的粮仓。明间流传“太湖熟，天下足”的言语。主要产地在南方。 B棉花种植，有两广、福建扩展稻了长江流域。 C茶树栽培也很广，江南的丘陵地区，新开辟了许多茶园。 板书二、手工业的兴盛 过渡：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 1、纺织业方面：A、蜀地丝织品“号为冠天下” B、江浙的丝绸产量高，朝廷用的丝绸，有很多来自江浙。 C、南宋时，棉纺织业发展稻了东南沿海。 2、陶瓷业：江南地区成为我国制瓷业重心。浙江哥窑烧制冰裂纹瓷器，给人别致的美感。北宋兴起的景德镇后来发展成为瓷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1、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兼并重组成为重要主题，新的管理 思想和技术大量涌现和应用，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比重下降（围绕团队 和流程重组，以提高成本有效性、企业灵活性及反应速度）。查尔斯.汉迪的 生产率和利润公式：用原来一半的人，支付两倍的薪酬，创造三倍的价值。 2、技术变革与服务经济势不可挡。计算机从提高效率工具变成群众沟通、组织 学习、知识分享工具，网络及通讯商业应用导致一部分工作消失和产生、工 作方式变化，服务业效率提高支付高薪酬、相应提高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经济3、对个人及组织整体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企业必须提高自己的核心能力，表现为能与企业区别、员工现有的知识能力（外在）、态度、动机、价值观、 行为（内在）等。 背景 4、客户的预期和期望不断提高。在传统基础上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应调整组织设计、领导技能，建立与客户满意度联系的绩效制度。此外，客户 概念延伸到组织内部。 的 5、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周期越来越短。职能型组织的审批制不能适应市场，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增加灵活性和效率，向员工授权，要求员工获得更多能力。变化 6、对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供给和使用在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员工向智能型转变，对员工更大授权，员工学习新知识技能，承担更多风险，新员 工更关注发展、自主挑战。雇佣由终身承诺变为绩效契约。 1、组织设计与工作设计：职能型向市场导向组织结构转变，个体向团队转变。 2、沟通方式：垂直（决策方向单一）向平行（信息水平流动）。 管理 3、职业保障：靠贡献而不是靠忠诚。 实践 4、对待风险和错误：允许合理犯错误，要求承担风险。 的 5、创新活动：由专门部门到所有员工，要求持续创新。 变化 6、经营战略：企业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做得有效率，做自己能做得最好的事。 7、组织有效性的来源：从裁减人员、削减费用到提升质量和服务。 8、对变革的反应：由被动地使外部效应最小化到开拓外部市场抓住机会。 9、满足客户方式：注重客户潜在需求。
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Company number：【WTUT-WT88Y-W8BBGB-BWYTT-19998】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貌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及中国的经济。经济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迅猛的。经济的腾飞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市场经济日趋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中央为实现“保八”“维稳”等目的也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回归中国经济本质，其发展减缓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 从国际方面看，首屈一指的自然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对全世界经济产生 了重大影响，作为活跃在世界市场上的中国自然也没能逃出它的魔爪。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在短时间内波及全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国内经济也受到干扰，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社会民生问题层出不穷。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式严峻，加之中国经济自身存在弊端，其受影 响程度可见一斑。再者，美国等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对中国贸易的发展有着极强的制约作用。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发展极为迅速。占有的市场比率也在逐步上升，由此引得一些国家的焦虑和恐慌，更是被某些大国拿来当牵制中国发展的理由。 国内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际市场，能源资源消耗消耗大，环境损害成本低，经济结构不合理，科技强度不大，凡此种种皆对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我国现在经济仍以农业、制造业为主，尤其是加工制造业产品多用以出口。而其产品技术含量低，对外依赖大。众多“MADE IN CHINA”的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受到严峻挑战。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中国以能源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经济的发展趋势。加大科技投入，扩大内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电子信息行业已经刻不容缓。 第二，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这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有地理位置因素，有国家政策的影响，也有文化及教育水平的差异。沿海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国家给予的优厚的政策扶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国家近年来虽然出台了相关措施来支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整体看来，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仍旧很大，并且短时间内难以解决。除此之外，城乡差异就显
宋代士大夫厌战心理路径探析
宋太宗就针对朝廷藏书不足的问题说道：“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①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试图在经史典籍中寻觅治国经验的想法；端拱初，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进策 备御”。宰相李昉“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②于是儒家重视秩序、提倡仁政、关注民生以及怀柔四夷等等的认识，纵然不免有被狭隘利用的目的，却成为推动治国理 念转向的有力旗号。 淳化四年（９９３），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前代教训，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指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四次讨伐辽东，人不堪命，隋炀帝全军覆灭，唐太宗也无功而返。因此认为：“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宋太宗当即表示赞同意见：“炀帝昏暗，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又对以往 的伐辽战争表达了追悔之意③。这都说明放弃汉唐文武并重理念，调整树立崇文抑武理念的努力，已 逐渐开花结果，成为宋太宗君臣的共识。，宋太宗甚至还有意做出尚文的表率，“崇尚儒术，听政 之暇，以观书为乐”④ 宋真宗与宰相王旦谈及议和问题：“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 也。”王旦当即劝说道：“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为然⑤宋仁宗即位伊始，有官员建言：“国之外患在边圉，然御之之术，不过羁縻勿绝而已。内患则 不然，系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也。”⑥显然，历经宋太宗、真宗两朝确立的治国理念已获得统治 阶层的共识，内部稳定与建设是施政关注的要害，边防则不过属于次要问题，即使因此产生不利的 后果，也在所不惜。 北宋中后期，当政者基本维持以往的治国理念和处理内外关系的路线，并视其为祖宗之法⑦ 宋朝统治者除了太祖、太宗经历了五代的风云，还在国家政策某些方面还 在延续文武并重的路线，知道武力对国家统一完整的重要性。太宗之后的继承 者储君们大都养在深宫，没有经历倒戈铁马的岁月，起而代之的是儒家思想的 教育，为皇帝们创立的经筵制度就是培养皇帝的仁政、修身以及君德，这些都 是儒家思想的基本体现。儒家讲究仁政，提倡文治建设，教育储君们要效法三 代时期的王道，远离霸道。这些继承者们身体力行的行为对国家的方针政策起 到不小的作用，他们延续了祖宗家法，重视内部稳定的政治建设，边防则是次要，达到内修政事，自远人归，自致安静。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雍熙元年正月壬戌”，第５７１页 ②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９１３７页 ③ 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六五《吕蒙正传》，第９１４７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淳化四年十一月甲 寅”，第７５８－７５９页。 ④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九六“论曰”，第９８８１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癸卯”，第１６７２页 ⑥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七《邵亢传》，第１０３３６页 ⑦ 宋朝祖宗之法历经发展，其说法和做法又不尽相同，但无疑对宋代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 —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
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
宋代经济发展概况及其原因
宋代经济发展概况及其原因 2011级财税学院 注册资产评估师2班 王轩
一、选题原因 宋代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作为一个饱受非议的朝代，政治腐败、军事羸弱，自然而然的被扣上“弱宋”之名。如果但从经济层面看待宋朝，那么宋朝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空空前繁荣的朝代，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因此，提出研究宋朝经济这一问题。 二、前人研究成果 1、宋朝经济概况（参见百度百科，词条“宋朝”经济科技）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 手工业 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宋瓷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着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
宋代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宋代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尤为特殊的一个朝代，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成为华夏文明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宋代不仅拥有丰富卓越的文化成果、叹为观止的思想成就，更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以及生机勃勃的都市文化。葛金芳认为，宋代整体社会经济引人瞩目的发展可被喻为中国历史上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首次启动①。 对于宋代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学术界成功颇多。有关论文、著作数量十分丰富。有关的论文如《略论宋代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②、《宋代经济的历史地位评价辩析与葛金芳教授商榷》③、《中国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浅析》④等，相关著作有漆侠的《宋代经济史》⑤，以及和邓广铭合编的《两宋政治经济问题》⑥等。另外，在古人留下的文章和著作中，亦能对宋代经济状况有个直观了解。例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⑦、洪迈的《夷坚志》⑧，除此之外，日本人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⑨等都可做参考。 宋代经济的发展，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范围广，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下面我将从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三个方面对宋代经济发展做简要介绍。 一、宋代的农业 在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耕地面积是经济实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宋代农业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和商品化程度提高。厉文君在《宋代的经济开发与社会转型考略》一文中将宋代农业与唐代做了一系列的比较，介绍到：“宋代国土小于唐代，但由于围田、 ①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5年第1期 ②王世英《略论宋代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4期 ③徐志新《宋代经济的历史地位评价辩析与葛金芳教授商榷》《现代财经》2005年第11期 ④易彪《中国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浅析》《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13期 ⑤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⑥漆侠、邓广铭《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四库全书本 ⑧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
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_郭学信
2007年3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M ar.2007 第44卷第2期Journal o f No rthw est No rmal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Vo l 144No 12 [收稿日期]2006-06-21 [作者简介]郭学信(1960))男,山东招远人,聊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 郭学信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 要]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宋代士大夫们,由于其生存的历史环境与宋前社会的不同,其文化心理自然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汲汲用世的外向追求,归于自我的内敛心态,从一定意 义上讲,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联。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K 244/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2-0059-06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宋代士大夫们,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与宋前社会的不同,其文化心理自然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既带有传统的成分,又具有新时代的特点。 本文拟就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及其成因略作探析。 一、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 我国古代士人的道德风尚,至唐末五代为之一变。时军阀混战,干戈纷扰。由于长期战乱,加之武夫权势的恶性膨胀,士子们朝不保夕。为了远祸避害,士子们卑躬屈膝于武人,苟且偷安,廉耻不分,儒家的伦理纲常出现失坠。司马光哀叹那是一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祸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0 [1] (卷265) 的时代。当时除了一些乱臣贼子以外,一般文人士大夫亦毫无忠义名节。对此,欧阳修这样哀叹道:/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然期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0 [2] (卷33)上承唐末五代建立起来的赵宋王 朝,思想领域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改变五代沦丧的士风,重振纲纪,光大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为此,北宋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0[ 3] (卷18)的文化政策,尊孔读 经,大力倡导儒学教育。为此,宋代诸帝尽力抬高孔子地位,扶持儒学。如宋太祖即位之初,/即诏有司增葺祠宗,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0[3] (卷3)。真宗即位后,还亲赴曲阜,到孔庙行礼,亲撰5文宣王赞6,称孔子为/人伦之表0,称儒学为/帝道之纲0。大中祥符二年又亲作5崇儒术论6云:/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此,,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并举,儒术化成0 [3] (卷79),施政纲领中贯穿了儒 家思想。宋初以后诸帝也大力倡导儒学,积极宣扬儒家伦理,一再强调儒家思想是赵宋王朝统治的主导思想,由此而形成了继中唐以来儒学复兴运动的又一次高潮。在儒学复兴和重振为唐末五代兵戎毁堕的伦理纲常的时代氛围中,儒学便成为宋代士林舍身报国、建功立业的思想指南和行为规范,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汉唐时代士大夫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已超越立功、立言而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王安石所说的/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0[ 3] (卷234),已成为宋代士大 夫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所以5宋史#艺文志6称:宋代士大夫多/以经术为先务0,/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0。 应该说,与宋前相比,宋代士大夫非常重视内 心道德的修养,他们注重道德涵养、人格境界的培养,把守身行道作为自身生命价值的根本体现,表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