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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本翘

渠本翘(1862~1919),原名本桥,字楚南,祁县城内人. 氏先祖于明洪武初年由上党迁居祁县,世以经商为业。到其父辈一代,渠家已经成为全省闻名的富商巨贾,是山西票号业中著名资本家,山西最早的实业家。本翘自幼天资聪明,勤学不怠,不到20岁就博得“神童”美誉,精通经史。光绪十一年(1885年)考中头名秀才。次年于太原岁试,又获第一,为当时山西学政赏识。接见时,将其原名“本桥”改为本翘,并字以楚南,一时传为佳话。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26岁中了解元,全省乡试第一名。光绪十八年(1892年)全国会试,中进士,敕任内阁中书,时年31岁,实现了科举时代“琼林赐宴”、“春风得志”的愿望。光绪二十六年(190O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本翘为了御侮救亡,投身国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始以外部司员派往日本横滨领事。1904年,充山西大学监督。在废科举、兴学堂时,与乡绅商定,并捐资两万余两白银,把原“昭余书院”创办为祁县中学堂,并附设蒙养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资五千两白银,接办了山西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改名为“双蝠火柴公司”(地址太原市三桥街),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清政府将山西阳泉、潞城等地的煤矿开采权出卖给英商福公司时,晋省在阳泉成立了“山西保晋矿务总公司”,全省各界公推本翘为公司总经理。他出面筹措白银 150万两,赎回矿权,并建立了山西省的煤矿开采业,以团结的群体力量,挫败了帝国主义者掠夺山西煤矿的阴谋,显承了山西工商业者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爱国反帝精神。1909年,清政府以虚衔对本翘进行笼组,先任“三品京堂候补”。后又授其“典礼院直学上”之衔。辛亥革命时,本翘被任命为南北议和随员,时隔不久,和议告成,清帝退位,他的政治生涯也告一段落。晚年,本翘致力于收藏与著述,一面广收珍版古书与名家字画,一面征集文献,整理刊印发行。1915年,他印发了刘奋熙诗集,并撰写了序言与生平事略,置诸卷首。次年,应榆次常赞春之请,助资石印了戴廷式著的《半可集》。1919年,在赴友人酒宴中突然与世长辞。他本人的著述未见刊印,手稿已部散失,但可从戴廷式的《半可集》与刘奋熙的《爱微堂遗著》中见到若干篇幅。

纵观渠本翘的一生,他是个集官、商、绅于一体的特殊人物,是一位积极的爱国者和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首先,他是读书入仕之人,考取了进士,清政府任命他为中国驻日本横滨副领事,曾经当过山西大学堂的学监即校长,曾经担任过山西商会的会长,因此他的眼界、思维远远超过了老一代的晋商。渠本翘经商和祖先做生意有很大不同,不管是票号、当铺、茶庄,他们一直经营传统商业,而渠本翘由于兴办民族工商业,借助西方的工业文明给晋商的事业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其次渠本翘经商掺杂了很多政治动机,或多或少有一些实业救国慨然大气在其中。对于朝廷的腐败,渠本翘也不是不知道,他当时想到政局的盘根错节“每以隐忧致疾也”,意思是说他也隐约感到这个朝廷似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作为一个儒家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加上多年的官场经历,都使他不能做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不是看不透,而是看透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以身相殉。近代国学大师林琴南,在《祁县渠公墓表》中盛赞他:“少有检格,于文史多有所涉。既遭国变,无聊不平,一寓之于酒,

想其酒酣耳热,西望崇陵,血泪填满胸臆矣。”平生1909年(宣统元年)10月,(山西大学堂)" 解容辂监督辞职,学部委渠本翘为监督。" (《山西大学百年记事》)(注:关于渠本翘担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的时间,《中国近代名人大辞典·渠本翘》记载为1907年;《山西大学百年记事》为1909年(宣统元年)10月;《三晋揽胜·渠家大院》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大学堂尚于外人合办,当之者每苦棘手。君处之年余,中外无间言”(《渠本翘墓志铭》)可见渠本翘虽任职时间不长,但做出了积极努力。光绪31年(1905年),在废科举、兴学堂时,与乡绅商定,并捐资两万余两白银,把原“昭余书院”创办为祁县中学堂,并附设蒙养学堂。将所集款项,存放于殷实商号,以求生息,供学校逐年开支。为了培养人才,于祁县中学开办之初,亲自制定规章制度,且不惜重金延请优秀师资,为学生设立奖学金,培育后进。光绪33年祁县人孟步云在太原创办私立光华女校时,渠本翘也曾捐资赞助。控股“双福火柴公司”光绪二十八年(1902) 渠本翘与乔殿森等人合资,以白银五千两接办了濒临倒闭的官办太原火柴厂(“晋升火柴局”),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是山西省最早的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生意日渐红火。渠氏控股的“双福火柴公司”,就是今日平遥火柴厂的前身。采矿企业“保晋矿务公司”在渠本翘手中诞生

山西素以丰富的煤铁资源著称于世,帝国主义早就觊觎已久。清朝末年,刘鄂(《老残游记》的作者)勾结官府,把盂县、阳泉、平定等地的采矿权卖给了英国的福公司。消息传出,在三晋大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山西大学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包围了巡抚衙门。海外的晋籍留学生李培仁感到救国无望,在日本跳海自杀。李培仁之死,引起了国内强烈震动。1906年重阳节,他的遗体被保矿人士运回国内,在太原海子边举行公祭。之后,太原进行了数万人的大游行,保矿运动达到了高潮。英国福公司摄于到山西民众的力量,只好低头让步。不过,狡猾的英商又提出来山西必须赔付275万两白银。病入膏肓的政府只能拿出来150万两,尚有125万两的缺口。关键时刻,,渠本翘率先发出筹款的倡议,得到了许多富户的响应,大家共同出资,最终从英商手中赎回了矿权,山西人成立了自己的“保晋矿务公司”,渠本翘任第一任总经理,从此山西人开始自己开发矿产资源,造福三晋百姓。历时数年之久的保矿运动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场运动中作为的领导者之一的渠本翘维护了民族大义,成为三晋风云人物。由此,山西近代最大的采矿企业“保晋矿务公司”在渠本翘手中诞生。隐居1909年,清政府以虚衔对本翘进行笼络,先任“三品京堂候补”。后又授其“典礼院直学上”之衔。辛亥武昌起义,山西响应,清政府欲借其声望挽回清政权在山西的失败,又任命其为山西宣慰使,渠辞而未就。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后,他一直隐居天津,不再出世。袁世凯“洪宪”称帝时,也曾极力网致许以高官厚爵,本翘一直坚持不受。此后,致力于收藏和著述,一面广购珍版古籍与名家字画,一面征集文献,整理刊行。曾请林琴南作《麓台招隐图》,1915年印行了刘奋熙著《爱薇堂遗集》。1916年又应常赞春之请,与他人合资

石印出版戴廷式之《半可集备存》;还拟刊刻李扬清《梦华轩诗稿》并拟仿《墨林今话》的体例集印所藏字画,加以点评。还曾计划编纂祁县地方新志(未果)。

童年生活及开办的实业渠本翘(1862~1919),原名本桥,字楚南,祁县城内人。本翘自幼天资聪明,勤学不怠,不到20岁就博得“神童”美誉,精通经史。光绪十一年(1885年)考中头名秀才。次年于太原岁试,又获第一,为当时山西学政赏识。接见时,将其原名“本桥”改为本翘,并字以楚南,一时传为佳话。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26岁中了解元,全省乡试第一名。光绪十八年(1892年)全国会试,中进士,敕任内阁中书,时年31岁,实现了科举时代“琼林赐宴”、“春风得志”的愿望。光绪二十六年(190O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本翘为了御侮救亡,投身国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始以外部司员派往日本横滨领事。1904年,充山西大学监督。在废科举、兴学堂时,与乡绅商定,并捐资两万余两白银,把原“昭余书院”创办为祁县中学堂,并附设蒙养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资五千两白银,接办了山西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地址太原市三桥街),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清政府将山西阳泉、潞城等地的煤矿开采权出卖给英商福公司时,晋省在阳泉成立了“山西保晋矿务总公司”,全省各界公推本翘为公司总经理。他出面筹措白银 150万两,赎回矿权,并建立了山西省的煤矿开采业,以团结的群体力量,挫败了帝国主义者掠夺山西煤矿的阴谋,显承了山西工商业者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爱国反帝精神。 1909年,清政府以虚衔对本翘进行笼组,先任“三品京堂候补”。后又授其“典礼院直学上”之衔。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渠源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据说,渠本翘考取举人归乡省亲,渠源桢竞跪在门外迎接,弄得很难堪。渠本翘中进士后,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横滨领事。父子两人矛盾的缓和是在山西保矿运动。1898年,清政府从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消息传开,山西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奔走呼号,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就投入保矿运动。在晋商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桢主持渠家大票号协力相助。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还帮助公司发行、募集股票。渠本翘在保晋公司担任了一年多总经理,就再次入京为官。渠渠本翘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

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腐败的政府对新兴资产者的百般压榨。如保晋矿务公司是在向英福公司争回山西平定等地煤矿采矿权基础上诞生的,而山西商人渠本翘向山西各票号借银275万两替山西当局垫付给英福公司作为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为抵押,但山西当局却毁约竟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本翘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银,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腐败的政府在资金上釜底抽薪,致保晋公司始终不能有所作为。渠本翘的马车停在了这扇大门前,车上下来的渠本翘被他面前的景象惊的目瞪口呆,自己的父亲渠源祯率全家跪在大门口,以接待官员的礼仪等候他这位新科举人。渠源祯的这一举动即使在现在也大违常理,在讲究长幼尊卑的传统社会更显得离经叛道。渠源祯以长跪幼的作法不仅将儿子堵在了家门外,而且打破了奉行千年的宗族礼法,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渠家父子间在此之前又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呢?渠源祯是乔家的女婿,他由于多内宠夫妻感情不和,渠本翘和母亲从小是在外祖父家长大,他的外祖父曾经做过地方官,晚年退职以后回乡教授子弟,清末祁县的三个举人都出在他的名下,其中就包括渠本翘,渠源祯早年曾有段从政的经历,但由于宦海失意,回到家乡心理很不痛快,但是他的儿子中了举人以后回乡探亲的时候渠源祯竟然跪在门外迎接自己的儿子归来,这种礼仪等于迎接像官员回乡的仪式一样,这种举动让我们简直不可思议,在他的儿子看来这是父亲有意将他拒之门外

光绪初年,渠源祯曾通过纳捐做了刑部员外郎,就任之后,他向当时中国最好的两位律法专家学习,不仅对中国律例,而且对西方的法律都多有心得,但由于当时官场腐败、暮气沉沉,渠源祯的学识报负得不到施展,而且由于他不是科举出身,一再得不到应有的提拔,而一些庸碌无能的同僚却因为科举的资历获得了晋级,感于这种现状他愤然请长假回乡。渠源祯做官并不是为了钱,因为在他步入官场之前就已经是个富翁,也似乎不是为了名,尚在少年时家里就曾为他捐了奉政大夫的虚职,从他研习各国律法的经历可以推测他似乎是想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学习一些经世济民的本事,做一番事业,但这种想法在贪污成风、暮气沉沉的清朝官场中是不可能有所施展的。回乡之后,他对官场一直抱一种极不信任、绝不合作的态度,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曾一再拉他再次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受,催急了他就转荐他人代替,不仅不做管,对官员的骄横他更是深恶痛绝,表现的也比别人更加激励. 渠源祯对于官场的情绪自然会影响他对儿子未来的设计,此时在他看来,科举不仅不能培养出真正有本事的人才,而且为了科举而读书也只会把儿子塑造成一个迂腐的人。渠源祯在儿子回家祭祖时做出的给儿子下跪的非常之态,也许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极端做法能使儿子有所警醒、有所感悟。1892年,渠本翘中进士,当他再次回乡省亲时渠源祯倒是没有再为难儿子,但他也没有因为自己家中出了晋商家族中第一位进士而表现出多大的欢喜,他只是淡淡地对儿子说“科名本身外之物,智者当务其远大,慎勿以一第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