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制品安全事故_信任品_的信任危机

乳制品安全事故：“信任品”的信任危机

王

威，尚

杰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摘要：近年频发的乳制品安全事故已经引发消费者对乳制品质量安全的信任危机。文章从乳制品具有

“信任品”特征的角度，分析了信任危机背后的市场失灵和监管失效因素，进而探讨了商业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信任重建的角度，提出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完善质量标准体系，改善产品信息不对称性和推进奶源组织模式的改革是改善我国乳制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可行对策。

关键词：信任品；市场失灵；信任中图分类号：

F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9）04-0048-04

收稿日期：2009-03-08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博士后基金（502-415038）作者简介：王威（1975-），女，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后，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尚杰，女，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09年4月（第4期，总第144期）

Apr.,2009

（No.4,General No.144)

【管理学与企业发展】

根据商品的质量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经济学理

论将商品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由于在乳制品的交易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检测仪器的帮助，消费者食用以后也很难辨别乳制品的质量，因此乳制品属于“信任品”，即消费者的选择只能基于对产品和品牌的信任。然而，从2004年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2005年雀巢的“碘超标”，2006年光明山盟的“过期奶”直到2008年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连年爆发的乳制品质量事故已经引发了消费者全面的信任危机。品牌值得信任吗？监管机构值得信任吗？为什么经过原料奶收购的检测，乳制品出厂前的质量检验，卫生商检部门的检查，问题乳制品却还是被印上质检合格印证流向了消费者手中？关乎消费者生命安全的信任应该寄予何处？本文主要通过对典型安全事故的剖析，从“信任品”特征的角度，研究乳制品安全事故背后的市场失灵和监管失效因素，进而探讨重建消费者信任的途径，从而提出提高乳制

品安全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安全事故频发引发信任危机

提供安全、卫生的乳制品是消费者对乳制品生产

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是乳制品生产企业的一贯承诺。然而，从2004年以来，恶性的乳制品安全事故却几乎连年爆发。2004年安徽阜阳的劣质婴儿奶粉事件中一共有45家乳制品生产企业涉嫌生产大量营养素含量全面低下的劣质婴儿奶粉①，导致阜阳市发生了189例婴儿患轻中度营养不良、12例婴儿死亡的恶性事件。随后2005年5月黑龙江双城雀巢婴儿奶粉，被检出碘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要求②。2005年6月郑州山盟光明被爆回收加工过期牛奶③，使乳制品的质量问题蔓延到液态奶产品领域。而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④则意味着乳制品安全事故已经全面升级。首先，质量事故从婴儿奶粉产品向液态奶领域蔓延。质量事故

①国家规定的奶粉的一项硬指标是蛋白质含量不低于18%，而阜阳奶粉一般只有2%、3%，最低的只有0.37%，被人们称之为空壳

奶粉。这种奶粉造成的结果是使婴幼儿严重营养不良，有的婴幼儿因此而死亡。②2005年5月25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了该省市场儿童食品质量抽检报告，其中雀巢有限公司生产的“雀巢”牌金牌成长3+奶粉碘含量超标。

③郑州电视台报道郑州市秦岭路北段的郑州山盟光明乳业有限公司将过期、变质的袋装牛奶重新回收加工进行了报道。随后光明发表声明称：堆放的百利包产品是郑州光明生产的、尚未销出的库存产品。因为郑州山盟正在进行土建，仓库没有完全建好，就将可常温存放的百利包产品堆放在外面。在存放过程中如果发生渗包现象就会造成一些污染。④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导致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三聚氰胺是用来制造板材的化工原料，由于三聚氰胺分子中含有大量氮元素，用普通的全氮测定法测饲料和食品中的蛋白质数值时，根本不会区分这种伪蛋白氮，所以将其添加在食品中，可以提高检测时食品中蛋白质检测数值。

最先体现在婴儿奶粉系列，一方面因为近几年大幅攀升的婴幼儿奶粉价格，高利润使“违规利润”远远大于“违规成本”，于是出现营养素低下的劣质奶粉和工业原料的不法添加；另一方面婴幼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食物摄入以奶粉为主，很容易发现症状，而成人每天摄入的食品多种多样，即使出现身体不适也很难归因。事实上，“三鹿奶粉”事件后，对液态奶中三聚氰胺的专项检查结果也说明了问题并不只是存在于婴幼儿配方奶粉，很多品牌的液态奶产品也被检出含有三聚氰胺。第二，质量事故已经从个别企业上升到全行业。2004年的阜阳奶粉事件的45家不合格奶粉生产企业中的多数还是小规模、不知名企业，而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涉及11省市22家乳制品生产企业，企业名单中却充斥着国内的乳业巨头，从市场份额的角度，此次的安全事故可谓波及到整个行业。

乳制品的质量安全事故使消费者信心严重受挫，2008年11月笔者对哈尔滨市的182位消费者进行的乳制品安全方面的随机调查，其中69.2%的被访者表示曾经消费过问题乳制品（包括变质、涨袋、牛奶中有杂质等），61.5%的被访者对乳制品安全现状表示不满意。更为严重的是消费者的信任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乳制品市场一度陷入低迷，生产企业产品大量积压，奶牛主产区普遍出现倒奶现象，广大奶农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民族品牌信誉严重受损，一些国家（地区）禁止进口我国生产乳制品。

二、乳制品安全事故的成因：市场失灵与监管失效

乳制品及作为其中间产品的原料奶都具有经济学中的“信任品”特征，即无法通过肉眼或者口感分辨乳制品的质量。衡量质量高低的指标，例如乳脂率、蛋白含量、体细胞数等都需要采用精密的仪器进行检测。消费者对乳制品质量的判断止于商品的外包装和口感上，甚至在消费之后也很难获得乳制品质量的准确信息。不仅如此，如果不借助检测设备和仪器，专业人士也很难对乳制品及原料奶的质量做出准确的判断。“信任品”的交易中存在着信息严重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购买者和销售者对他们所交易的商品质量拥有不对等的信息，通常是销售者对自己的商品拥有一些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即非双方共知的信息）。乳制品和原料奶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消除则需要支付技术、设备等高昂的成本。在我国乳制品产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企业和消费者都不愿意负担额外成本，因此乳制品的生产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信任链”在维系，即企业的原料奶交易是基于长期博弈形成中形成对原料奶生产者的信任，而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是基于对企业品牌和监管机构的信任。然而，随着我国乳制品产业竞争的不断深化，这条信任链条中的奶农、奶站、企业和监管部门等主体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逐渐显现，交易中的市场失灵和相关部门的监管失效导致信任链的断裂（见图1）。

图1乳制品安全事故的成因

（一）市场失灵

市场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创造的最引人瞩目的制度之一，然而人们却越来越多地发现，当存在外部性、垄断或信息不完全等情况时，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将出现失灵。阿克罗夫的柠檬市场所描述的就是质量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即高质量和低质量的产品混同在市场中，甚至形成低质量产品驱逐高质量产品，低质量产品充斥市场的结果，造成资源配置的错位。在原料奶和乳制品交易中的市场失灵是引发乳制品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

乳制品生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乳制品生产企业的行动集合是提供｛高质量，低质量｝的产品，消费者的行动集合为｛购买，抵制｝。正是乳制品的“信任品”特征造成质量信号失效，具体表现在高质量和低质量产品混同存在于乳制品市场上，使得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难以得到高的回报，而那些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得以生存。消费者频频以市场价格购买到经营者生产的低质量乳制品的情况，说明乳制品市场已经“柠檬化”了。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乳制品生产企业的质量战略也发生扭曲。为了应对价格竞争，突破奶源的瓶颈，许多乳制品加工企业为了占领更多市场，享受到规模效益带来的成本降低，竞相参与奶源的争夺，面对明知可能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仍忽略对原料奶质量的检测。

奶源在进入企业生产线前污染严重，这是导致乳制品出现质量问题的直接原因。由于我国现有奶源组织模式中，散养仍然是主要方式，2008年10月统计的1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奶牛比重尚不足20%。奶源质量与奶源组织方式直接相关，分散且小规模的奶农不但饲养方式落后，标准化水平低，而且客观上也使消除质量信息不对称所需要的检测成本变得更加高昂。因此，在缺乏质量监控的散奶交易中，契约约束变得非常脆弱，掌握质量信息的原料奶生产者更加倾向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于是在奶牛饲养和原料奶销售的过程中，出现部分农户为提高产奶量，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重金属添加剂等，导致奶源的抗生素和钾、

汞等重金属超标；在奶站环节，出现不法经营者在原料奶中加入三聚氰胺以提高蛋白含量等质量安全事故。“三鹿奶粉”事件中奶源组织方式以散奶为主的乳制品生产企业都受到很大冲击，而以牧场和小区为奶源主要模式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出现问题则相对较少正印证了这一点。

（二）监管失效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仅靠企业来保证乳制品安全，显然是不现实的。然而，政府可以保障乳制品安全吗？事实上如果维系消费者信任的政府监管是有效的，乳制品安全事故也不会发生。我国乳制品安全监管中的主要问题是监管制度不健全和相关标准落后。

首先，我国的乳制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贯穿草场到消费者手中的全程乳制品安全监管，而且监管职能分属质检、卫生、防疫、工商等多个部门，这种条块分割的监管格局必然存在很多漏洞。“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奶站环节原料奶质量的监管缺失所致，而之后质检部门对每一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派驻监管员，向社会奶站派驻监督员，向养殖场派驻监督员的“人盯牛、人盯人，人盯车”的应急监管方式，更是反映出乳制品安全监管方法和手段的匮乏。

其次，我国乳制品质量标准落后。现行的中国乳业标准共有129项，包括奶牛饲养标准、乳制品厂标准、乳制品标准和奶业机械标准。乳制品标准79项，包括乳制品通用标准、乳制品卫生标准和乳制品分析方法标准三类（见表1）。

表1我国现行乳制品标准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奶业信息网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乳制品标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乳制品标准结构不合理。乳制品卫生的标准过少，很难达到保证乳制品食用安全。在分析方法标准中，强制性标准少，推荐性标准多。国家标准薄弱，强制性标准少，放松了对食品生产和经营者的要求，必然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第二，缺乏全面的乳制品质量控制。近几年我国制订的乳制品品质标准、污染物限量标准、分析和检测标准不断增加，但保障乳制品安全、卫生和良好品质的生产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相对比较少，对乳制品的运输条件重视不足，缺乏对整个乳制品质量全方位立体控制。第三，乳制品质量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不够。标准制定时较少考虑国际标准，安全标准不高。目前，我国的质量监测体系尚未开展起来，尤其是原料奶的标准还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生鲜牛奶收购标准GB6914-86，牛奶中的微生物指标，国家一级奶应小于等于50万个/毫升、二级奶100万个/毫升、四级奶则达到400万个/毫升。而国外的生鲜牛奶收购标准较高，例如美国、加拿大甚至规定，如生鲜牛奶中微生物超过5万个/毫升，原料奶出售这就要接受严厉的处罚。这就是说，在中国认定的一级奶，在很多国家却被判定为不能作为液态奶的原料。乳制品的质量安全和技术要求总是随着经济、技术和环境的发展而不断赋予新的内容，这就要求标准也要不断更新和发展，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第四，乳制品质量标准陈旧，检测体系不健全，存在不少空白点。例如，“三聚氰胺”含量在没有出现事故以前，不在检测项目之列，而在国外已经普遍开展的体细胞数检测，在我国的质量标准体系中仍是空白。

三、信任重建：商业信任与制度信任

如果说消费者对品牌和企业的信任是一种商业信任，那么对政府监管的信任则可以被称为制度信任。商业信任源于对市场的信任，消费者相信“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由于乳制品具有”信任品”特征，市场失灵使商业信任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信任，还需要建立一系列相互配合的制度安排，从而形成制度信任。法制是维持制度信任的一个重要条件。促成信任的制度恰恰是不信任条件下的恰当防范（Levi，2000，中文版2003）[1]。对于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显然有助于制止安全事故的发生。徐晓军（2004）认为，比较而言，制度信任在市场体制下更为有效[2]。制度信任或者说契约信任是指行动者对于某些规范、制度共同认可的一种间接的媒介信任关系，在这种信任关系中，所有的行动者都对该规范、制度认同，由于大家都信任这些规范与制度，从而使行动者之间产生信任关系，其实质是这些大家共同认可的规范、制度承担了对行动各方采取合作行动监督及对不执行合作行动实施惩罚的功能。然而，制度也不是完备的（许成钢、皮斯托，2003）[3]，政府的监管同样存在失效的问题。商业信任与制度信任同时失效，这就必然引发消费者对乳制品安全的信任危机。

如何重建消费者信任？对于具有”信任品”特征的乳制品而言，制度信任是商业信任的保障，虽然政府的推动可能是信任的来源，但是信任的长期维系，却仍然取决于长期的重复博弈。正如安全的乳制品是企业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政府监管出来的，商业信任才是消费者信任的根本，是制度信任的基础。因此，摆脱信任危机，重建消费者对乳制品安全的信任，短期内需要政府的推动，通过完善监管体系和标准建立制度信任，而从长期来看，则需要改善乳制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性，推进奶源模式的改革，恢复消费者对品牌和企业的商业信任。

[1]MAR GAR ET LEVI.恰当防范促成好邻居关系：对信任、

信任缺乏和不信任的交易成本分析方法[A].科斯，诺斯,刘刚.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C].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徐晓军.社会距离与农民间的合作行为[J].浙江社会科学，

2004,（1）.

[3]许成钢,皮斯托.执法之外的机制：中俄金融市场的治理比较[M].中信出版社，2003.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责任编校：黄晓伟］

［责任校对：阳玉平；李顺九］

四、改善乳制品安全状况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质量管理制度

质量管理制度是乳制品安全质量的首要保障。健

全的质量管理制度应该贯穿乳制品生产的全过程。

首先，从源头上加强饲料和兽药的质量安全监管，农业部门要监督饲料和兽药生产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从源头上防止使用违禁药物和非法添加物。第二，建立生鲜乳质量监管制度。农业部门要加强

对生鲜乳生产、

收购等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对不合格生鲜乳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第三，在企业生产环节，建立严格的乳制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制度。通过

在全行业推行

《乳制品企业良好生产规范(GB12693)》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保证乳制品在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第四，完善乳制品检验制度。质检部门要加强乳制品质量安全监管，监督乳制品生产企业对原料进厂和产品出厂实施批批检验。第五，建立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从饲料供应到乳制品生产、收购、加工、销售等各环节均应建立台账制度，如

实记录产品来源、

数量、质量、批次、日期等相关信息，加强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质量监管，以便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时能够及时处理。

（二）完善质量标准体系

鉴于我国乳制品安全现有标准滞后、陈旧、不统一的局面，在完善乳制品质量标准体系时，应该主要参考国际食品法典（CAC ）和国际乳业联合会（IDF ）等

国际组织的标准。全面提高我国乳制品在污染物、

微生物、药物残留和食品添加剂四大类安全指标的监管范围和标准。同时，参照国际惯例对于鲜奶等重要产品，应该建立一套覆盖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标准体系，为全面质量监管提供可靠的依据。例如，美国的“A 级巴氏灭菌奶法令”(Grade “A ”Pasteurized Milk Ordinance)，简称PM O 。该法规包括：对A 级奶及奶制品的生产、运输、加工、处理、取样、检查、贴标签及销售；对奶场、奶厂、收购站、中转站、奶罐车清洗设备、奶罐车、散装奶搬运工和检验员的检查；对牛奶生产

商、散装奶搬运工和检验员、奶罐车、牛奶运输公司、奶厂、收购站、中转站、奶罐车清洗设备、搬运工、销售商的许可证颁发和撤销及相应的处罚条例。

（三）改善产品信息不对称性

乳制品交易中产品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市场失灵的出现。虽然乳制品的”信任品”特征决定了这种不

对称性无法消除，但是可以通过一定非市场手段改善

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第一，及时公布相关质量信息。质检部门应该及时公布乳制品的检测信息，包括合格和不合格乳制品品牌、批次等，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新闻媒体应该加强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舆论监督。第二，完善乳制品标识制度。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是乳制品质量信号失效，高质量与低质量产品在市场上混同。完善乳制品标识制度，严格执行复原乳标“复原乳”、巴氏杀菌乳标“鲜”、高温灭菌乳标“纯”的液态奶标识制度，不但可以维护消费者的选择权，还可以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乳制品区别开来，向消费者传递产品质量的正确信息，同时适当引入惩罚机制，对违反标识规定的企业进行公示并收取罚金，以增加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从而激励企业转向正常的质量竞争，从而改善产业的竞争秩序。第三，普及乳制品知识。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印发知识手册等多种形式，广为宣传乳制品相关知识，加强消费者对乳制品知识的了解。

（四）推进奶源组织模式的改革

奶源组织模式与奶源质量息息相关，通常而言，规模牧场的奶源质量最好，养殖小区次之，散奶的品

质最难保障。信任其实是个博弈问题，

是博弈的参与人遵守还是违反规则的问题。博弈理论中的“智猪模型”（张维迎，1996）告诉我们，只有“大猪”才有动力去遵守规则[4]。因此，提高乳制品的质量安全与乳制品产业的产业化过程是一致的，改善乳制品质量安全就需要推进奶源组织模式的革命，发展规模化养殖和产业

化经营。事实上，

国内的乳制品生产企业早已经意识到奶源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在“三鹿奶粉”事件后，各

乳制品生产企业纷纷开始奶源建设的投资。例如，

光明乳业就率先推行了奶源组织模式的改革。2008年9月中旬光明开始取消所有非自建的奶站，把其奶源中5％的散奶全部砍掉①，实现在全国拒收散奶。由于目前我国奶源总量中的一半以上都是散奶，因此奶源组织模式的改革将会是一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对于光明乳业而言，拒收散奶只是5%的奶源问题，而对于众多的乳制品生产企业来说散奶是绝大部分甚至所有的奶源，而且散奶的生产还连接着众多奶农的切身利

益。

因此，中国的奶源革命应该采取渐变的方式，通过奶牛合作社、奶牛养殖小区、私人牧场等方式向更加

集约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

乳制品安全事故客观上促进了乳品产业发展模式的演进，对我国乳品产业的长期发展是有益的。

①“三鹿奶粉”事件之前，光明的全国奶源结构由规模牧场、承包租赁的养殖小区牧场和散奶组成，其中自营规模牧场210个、合作规模牧场近500个，占据奶源结构的绝大部分，散奶只占5％左右。

社科院中国社会陷信任危机

社科院报告称64%调查对象认为社会不公平 “社会心态”新观察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社会心态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同时又因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2013年1月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这是该所继2011年后第二次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 蓝皮书对2012年中国社会的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社会情绪、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分析了目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俊秀副研究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王俊秀看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态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又因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半数人对生活现状满意 作为一种发展观，幸福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门课题，幸福的测度也广受关注。幸福测量最常见的是生活满意度测量。 这次蓝皮书生活满意度采用的是“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数据。该调查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电话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51100份。 蓝皮书指出，两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2012年的调查中，44.7%的调查对象对生活状况倾向于满意，满意均值为3.41分(总分5分)，低于2011年47%的满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西部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最高，东部其次，中部最低；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居民。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全静分析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涵盖家庭、休闲和生活现状与未来信心等三个方面。第一，家庭方面，无赡养老人负担、收入高、有自有住房的调查对象生活满意度较高。第二，休闲方面，休闲活动较多和休息时间

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背后的管理体制根源

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背后的管理体制根源 摘要: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使红十字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 严峻的挑战，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全方位的思考和努力，其中，管理体制的错位是当下红十字会信任危机频现的一个重要根源。虽然红十字会为之已做出诸多重要探索，但距离理顺体制、还原其社团本色、使其公开透明地运行之目标还任重道远。 关键词: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管理体制 红十字会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世界三大国际组织。但与联合国、奥委会的妇孺皆知相比，国人对红十字会的认知度相对较低。2011年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把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公众的质疑声浪中，红十字会遭遇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挫伤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使其募捐救助工作遭遇严重困境，据统计，“郭美美事件”后，6-8月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总额为84亿元，比3-5月的626亿元下降866%。[1] 看已经尘埃落定，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刚刚开始。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对于危机事件中红十字会的现实认知，更多的是出于感性和情绪，而较少有理性的思索和关怀。对于一个饱经历史沧桑，具有国际性特征而又身处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人道救助团体而言，剖析其信任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绝非易事，本文试图从管理体制的视角，对此略作管窥，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严重错位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大家庭中的一员，始建于日俄战争中的1904年，历史悠久，成绩卓著。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可见，红十字会本质上是一个社团组织，具有社会性、公益性和民间性，因此红十字会的管理理应体现出社会力量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运行。但现实中，这样一个具有久远传承和深厚历史积淀的社团长期存在着管理体制严重错位的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未得到完满解决。 新中国建立伊始，出于巩固政权和安定社会的需要，政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林林总总的慈善机构进行了全面整改，其中绝大多数都以“封建组织”、“反动组织”和“宗教性组织”的名义而取缔，红十字会是为数不多的得以继续延承的社会团体，但彼时的红十字会却在特殊的背景下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身份内涵，1950年改组后的红十字会成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隶属卫生部，成为其下辖的一个业务机构。[2]会基本上已经迷失了自我。当然，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这样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红十字会的社团本性和民间特征并没有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 得到逐步的彰显，虽然在主管部门和隶属关系上有所变更，但都是体制内的变化，红十字会基本没有改变政府职能部门的身份界定。

造假案牵出毕马威事务所遭遇信任危机

造假案牵出毕马威事务所遭遇信任危机 21世纪经济报道2003-02-18 14:55:31 锦州港造假案牵出毕马威内地收费最多事务所遭遇信任危机 本报记者莫菲顾万江上海、北京报道 2003年2月8日、9日，对于在辽西地区有“第一大港”美称的锦州港（600190. SH）与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来说，是十分尴尬的两天。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受理了四川三位股民及上海的徐倩女士依据财政部的行政处罚状告锦州港涉嫌财务造假、公布虚假信息的案件。 令人关注的是，北京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香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一同被告上 年 ” 了2001年，公司可能担心虚构巨额银行存款被查，通过虚增在建工程名义将银行存款窟窿补上，这样，到了2001年末，货币资金被填实了，而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虚增了34164万元。” 公司自纠 2003年1日，已受到财政部处罚的锦州港做出了一件使投资者耳目一新的举动。 公司成立了会计核算清理整改特别工作组，在前次会计整改的基础上又对1994年～2000年度的会计核算情况进行了彻底清查。根据自查结果，锦州港仍存在虚增资产与收入的情况。因此，公司重新调减了1998年至2000年度的虚增收入985.9万元，调减虚列账面货币资金3858.2万元，调减虚列在建工程814.7万元，调整1997年及以前年度应计入费用或损失而计入其他应收款的2348.79万元；调整以虚增货币资金冲减的其他应收款3687.04万元。

锦州港一位高层领导告诉记者，公司自查的举动表示公司对多年存在的虚假会计信息问题高度重视，积极地纠正错误，并向广大投资者及时公布，避免造成投资者再度的损失。另外，2003年1月锦州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150万吨，创历史最高记录，经营情况继续保持良好状态。 当记者问及关于投资者民事诉讼的事宜时，董秘高鸿敏表示：“公司愿意接受投资者的诉讼，将严格按照法院的判决来执行。” 投资者不能指望所有的上市公司不造假，严格按照《会计法》办事，但是作为外部审计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承担起审计职责，为投资者把好关。而锦州港的审计机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尴尬呢？ 毕马威谨慎回应 在 出，毕马威事件起因是2000年由财政部检查时发现的，而不是证监会。随后，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相信证监会相应的部门接下来应该也会有所检查。 对于毕马威因锦州港一事而成为被告，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秘书长丁平准先生认为，从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监管来说，在某 种程度上是好事，让大家对“五大”也有个清醒的认识。美国安达信公司出事，揭穿了“四大”的神话，而在中国这个新兴的市场 上，洁身自好更是困难。丁平准对此的态度是，出事了，“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 据记者了解，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方面，中注协主要是根据审计准则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督，检查其是否按照审计程序进行审计，相关取证、函证、盘点工作是否尽到了尽职勤勉的义务。如果某个事务所出现了问题，中注协会依照有关处罚吊销该事务所的准入资格。而财政部和证监会也会依照有关法规，做出行政处罚，严重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毕马威会

浅析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浅析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危机 ——读《现代性的后果》有感 摘要：现代社会增强了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使社会成员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活动永远局限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同时也使得原本可能毫无关系的若干人发生了联系，那么这些人之间产生信任的基础就与传统社会熟人之间的信任区别开来，也引发了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 本文以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为出发点，首先介绍了吉登斯有关信任的研究。其次，结合本书的内容将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归于两大类：主观方面——社会成员自身的本体性不安全；客观方面——抽象体系入口处的糟糕体验。最后，在建立个人信任、促进代理组织的完善和加强对代理组织的监督三方面尝试性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信任危机抽象体系入口处代理组织 一、信任危机的出现 虽然社会不断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是人与人之间却越来越疏远。我们去农贸市场买菜，担心菜农缺斤短两，因此在农贸市场专门设了公平秤；菜农在收我们钱的时候，尤其是面值较大的钞票总要左看右看就怕收到假币，因此有人专门设有验钞机。这一来一回间，充分表现了彼此间的不信任。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在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交往的成本。 信任危机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 信任危机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社会交往成本。在信任缺乏的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受害者：民众输金钱、输感情，政府的信誉、形象受损。建立完善的社会信任体系，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体系和价值观体系的建立。

中国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及其对策思考

中国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及其对策思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慈善组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影响其自身发展的问题。信任危机无疑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本文将结合近年来慈善组织的发展状况，分析其信任危机的成因，并以此提出化解危机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对策 慈善组织主要是指以从事慈善事业，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具有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增强社会自治能力，进行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等功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慈善组织在社会救济、扶贫开发、救灾抢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扶危济困，互帮互助精神的弘扬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不断出现的有关中国慈善组织的丑闻事件，如2001年的“中国妈妈” 胡曼莉盗用慈善组织名义谋取私利，“希望工程”善款被人侵吞，2002年山东一民办孤儿院院长董玉阁因诈骗罪锒铛入狱，以及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因“郭美美”引发的相关丑闻等，均使中国慈善组织的信任基石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 一、慈善组织信任危机的成因分析 （一）慈善组织工作宗旨的要求与其实际中组织行为的差距 慈善组织与私人企业的最大不同是，慈善组织是致力于慈善事业，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类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的诚信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把一部分重要的社会职能——启迪心智、扶危济困、升华灵魂、保护健康和安全托付给了这些组织。而这部分社会职能所包含的意义则深刻地体现在绝大部分慈善组织活动宗旨的内在要求上。因而，慈善组织能否践行组织宗旨，能否履行工作职责将关系着自身形象与信誉的能否维系，乃至组织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而近年来不少借慈善之名、公益之名而行私欲之实等偏离慈善组织使命的行为，无疑在不断地削弱甚至摧毁着慈善组织的信誉基石。 （二）信息不对称加剧社会的不信任 慈善组织的运作与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若是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就有可能在慈善组织与公众间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引发公众的误解与质疑。当谣言飞起，势必引发人们不断地猜测与怀疑，加剧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2011年6月，一个名叫郭美美的女孩打着“中国红十字会”的招牌在网上炫富，尽管事后经多方查证并非其所自称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但是，此次事件还是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持续关注与质疑，并导致了中国红十字会自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

大型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大型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根源 大型企业有助于企业的成本的降低，成本的优势是大型企业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成本的优势运用得好，就会转化为效益。一般来说，大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比小企业要好，但大型企业的管理难度比中小企业困难，大型企业在管理中往往会犯“大企业病”，而且往往会因“大企业病”而影响企业的效率。 什么是“大企业病”呢？“大企业病”一词，是日本立石电机株式会社的立石一真首先提出的。1979年，卸任总经理的他开始总结自己企业的经营现状时发现，表面上看，企业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各种经营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而且企业的销售值和利润也都呈上升趋势，但看一看企业内部的管理，就会发现的确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他察觉到自己的企业对许多行为反应迟钝，譬如，“减少库存”的指令难以立即兑现。譬如，对顾客“能否生产这样的商品”等要求，有时竟然要花费二、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再譬如，企业的产销衔接严重不到位，市场旺销产品短缺，生产不能及时补货，滞销产品仍在一个劲地生产，并源源不断地发往市场。站在医生的角度，立石一真认为公司患了一种奇怪的“疾病”。 立石一真会长把诸如此类的现象概括为“大企业病”。他给大企业病下的定义是：大企业病是无痛性慢性病。立石一真把大企业病归纳成三种“疾病”：“发展停滞”病、“效益低下”病和“效益增长原因不明”病。 1983年元旦，立石一真在出席由东京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持召开的企业家与新闻界例行联席会议时，首次使用“大企业病”这个词。 现在，“大企业病”成为一个泛指的概念，是指企业规模扩大、产业类型和管理层次增多后，可能产生的信息阻隔、信息传递速度衰减或内容失真、决

策得不到不折不扣贯彻、指令执行出现严重偏差、企业成本增加、制度繁琐以及组织机构官僚化等，使企业响应市场的能力降低，生存质量不断弱化，逐步走向低劣甚至衰败的一种慢性综合病症。 “大企业病”是当今世界各国大型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企业一旦患上“大企业病”，往往会失去创业的激情与冲动，丧失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显得步履艰难、老态龙钟。“大企业病”的病症往往表现为： 1．身躯肥胖。表现出：企业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层次多，冗员多；企业内部壁垒严重，部门间协同松散，信息传递较慢，或信息传递失真失效；企业制度繁琐，职责不明，扯皮增多，办事程序复杂，官僚习气十足。 2．心动无力。表现出：重大决策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或实施不力，达不到预期效果；领导者陷于具体的日常业务中，企业缺乏有效的中长期计划。 3．步履艰难。表现出：员工不计成本，不讲实效导致成本居高不下，效益下滑；企业生产与市场严重脱节，畅销的供不上，滞销的大积压，技术创新不足；不注重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对企业产生信任危机。 4．缺乏激情。表现出：企业从上到下看不到危机，沉浸在泡沫式的繁荣之中。以往创办、领导企业的“元老”、“长老”们，仍然在公司内部拥有巨大的势力，阻挡了持不同意见者的生存发展；不重视培养人才，企业各个层面出现后备人才“短缺”现象，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为什么中小企业不会患上“大企业病”，而大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会或多或少地有“大企业病”呢？我们知道，决定管理行为好坏的要素就是组织要素。从组织的构成要素来看，企业是组织的一种类型，在构成组织的四个要素中，组织环境和组织目的对于某个行业的企业大体是相同的。因为同行业的企业基本处于同一个环境中进行竞争，所追求的共同的目的都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不

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原因与对策

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原因与对策摘要：信任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在我国，由于缺乏有效性承诺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信赖的不确定性乃至不安全性的状况，使得当今中国人深深地感受到信任危机现象的客观存在。研究和回答这种信任危机现象存在的原因，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课题。 正文：信任是人类文明大厦的基石，具有多层面的社会功能，它对人类社会生活而言具有不可或缺性。信任是社会生活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没有最起码的信任，我们的生活将寸步难行。信任常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社会组织的粘合剂，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以及社会系统的动力。在当前，中国社会以特殊信任为主、普遍信任发育不足的信任结构，以及制度信任尚未确立、社会信任总体存量下降现状已经开始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转。因此，剖析信任危机现象的成因，找到行之有效的对策，对我们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政治课题小组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传统的道德性的社会信任，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法制性的社会信任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 首先，传统的人际信任主要存在于长期的、稳定的、利益没有完全分化的熟人关系之中。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

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跟陌生人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种交往常常是临时的、变化的，而且双方的利益关系可能是竞争性的。在熟人关系中，交往的动机和方式也不同于过去。因此，传统社会中那种强调个人义务，忽视个人权利的信任发展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人际关系。但是，对于在新型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建立人际信任，人们还缺乏准备，社会舆论也缺乏切实可行的引导，因此不少人难免误入歧途。一些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强了防人之心；一些人觉得既然“先人后己”老吃亏，就干脆“先己后人”，多了利己之心；还有一些人信奉起“厚黑学”来，滋生了害人之心。 其次，现代社会中靠榜样示范来建立道德性的社会信任的方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承认社会成员之间个体利益的分化，承认平等交换的正当性，因此，虽然市场经济不反对无私奉献的道德行为，但是，它更注重社会公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付出和收获的平衡。按照这种逻辑，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和奖赏，而不是做自我牺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行让一部分技能突出或经营有方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可惜的是，我国的道德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切实可行的新的道德规范。 第三，形成中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奉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因而每个人的市场经济行为便都不是与他人无关的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性行为。不言而喻，孤立的个

企业危机公关,要声明更要证明

企业危机公关，要声明更要证明 “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风口浪尖，在原本缺乏信任基础的情况下，“郭美美事件”犹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中国红十字会引入舆论漩涡。重压之下，各方纷纷发表声明释疑。中国红十字会一再声明，副会长郭长江与“郭美美”无关，该会与“郭美美”在微博身份上标称的一切无关，并且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与此同时，新浪表示“郭美美”微博认证有误；“郭美美”反复更改说法后亦自称愚昧杜撰身份，表示向红十字会道歉；而被网友认为发现与“郭美美”有隐约联系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深圳天略公司等也相继声明与“郭美美”无关。 与很多企业奉行“鸵鸟政策”相比，此次当事各方的主动发表声明的危机公关应对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声明并没有平息舆论反而引发更多指责，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 主持人的评论一针见血：红十字会不仅要声明，更要证明。而“郭美美事件”并非个例，从最近热议的“中国生乳标国标被指偏低”、“蓝月亮洗衣液被指含致癌物”、“京沪高铁被指速度造假”等公关危机事件来看，当事方往往都选择发布声明进行释疑，但是收效甚微。 公关危机说到底是信任危机，在缺乏信任基础时，任何一点怀疑都有可能被放大和演绎，最后演变成社会话题，同样，因为缺乏信任，当事各方缺少证据的声明释疑也很难奏效。反而会被公众理解为狡辩和自圆其说，招致公众反感更加激怒舆论。 值得肯定的是，此次铁道部在应对京沪高铁速度造假的指责时没有只靠一纸声明。铁道部于6月27日下午召开发布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等技术专家通过试运行数据等事实依据力证京沪高铁时速完全可达350公里，进一步强调京沪高铁安全可靠。同时，铁道部相关技术专家也积极亮相电视节目，主动回应京沪高铁安全质疑，进一步增强民众和社会舆论对京沪高铁安全的信心。 公共关系危机应对除了需要声明，更需要证明。面对公关危机，当事方首先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声明作出澄清、表明立场、稳定人心，在声明中也要避免自说自话，最好能拿出来自权威第三方的依据来证明事实。在声明发布之后，要迅速组织更充分的事实依据和第三方证言来回应公众质疑。当然，如果当事方确实存在不当行为，就应该诚实面对，承认错误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求公众谅解。 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微博、论坛、博客、社交网络等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公关危机已经常态化。面对危机，奉行“鸵鸟政策”，轻视舆论或者压制舆论只能使自己在危机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妄图通过一纸声明就能平息舆论也几无可能。 记得一位公关行业前辈曾经提到，公共关系说到底是人心工程，危机公关的根本还是通过事实证明自己，并赢得舆论和公众支持。组织如能在经营过程中，建立起良好的声誉，那么在抵抗危机和应对危机之时亦能得道多助，反之，公关危机很可能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互联网网络营销时代已经到来，很多中小微企业正由传统营销逐步转战互联网网络营销。我国的东南沿海城市，如杭州本地从事网络营销的中小微企业比例占到企业总数的近一半，从事网络营销的企业中利用网络赚到钱的企业占到一半比例。一些中小微型企业由于缺乏先天的网络营销气氛和网络营销成功案例的榜样效应，真正从事网络营销的企业所占比重不高，

关于对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思考

对当前中国信任危机的思考 公共事业管理10—8 贾路敏

关于对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思考 近期中国接连发生连串事件，揭示出社会信任危机之深重，民众对执政党、对政府、对干部官员极不信任，典型例子是动车追撞事件，政府说话不论真假，完全没人信，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那句：“反正我信了。”道出政府信用崩塌的现实， 令人惊叹的是社会信任危不只是民众不信政府和执政党，原来极其权威的专家、尚可信任的传媒、当受尊重的医生教师等，都因其劣行蠢举，失去可信感。 更为严重的是，还是社会信任危机，事实已经弥漫到人间，不用说那些公办的慈善机构，诸如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共青团属下的青基会等，一个个卷入丑闻。甚至在街上的普通老人，自己摔倒后，要指控救助他的人撞伤他，法官还判无耻老人得直。由之出现老人在街上病倒、摔倒没人敢扶的奇景。而卫生部跑出来制定《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更为笑谈。 社会危机应该这样看:百姓不信任谁呢，当然是说假话做假事的人，尤其是长期说假话、做假事的人。这种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是富商，是无良专家和艺人等。为什么他们要骗老百姓，因为只有骗了，他们才能维护、获得自己的利益。群众中流传“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中央只当没看见。”毛泽东说：人民网的眼睛是雪亮的。林肯说：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狼来久了，谁还信！百姓不信时，就是他们失去利益之日！！ 普通百姓之间，相互信任吗?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多少有一些人利益至上，确实使利益受损，但这不是主流。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吧，包含那些小商人，不讲诚信的，也没有几个人。因为，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毕竟要靠诚信生活，不诚信成本太高，他们玩不起！所以，诚信流于野！ 为了了解社会信任危机，必须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基础。 一、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一种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如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

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

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 班级：12经贸英语2班学号：12090316 姓名：王婷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诚信已不仅是一种伦理范畴，而是在伦理范畴的基础上，又赋予了法制内涵，实现由道德自律向法律规制的转化，最终筑就诚实守信这一道德准则的法律化。中国当前社会诚信状况令人忧心。国若无信，国何以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如何实现传统诚信的现代化转化，重新确立起人们对现代诚信文化的信仰，进而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真正建立，始终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对当前社会诚信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其原因，提出前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对策建议。【关键词】诚信缺失现状原因对策 一：当前社会诚信的现状及其导致的问题 （一）：现状 为了解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至２月１４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５个大中城市展开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接近半数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对此数据持质疑态度的同时，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反思。诚信缺失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加大社会的运行成本，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严重者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从诚信主体来看，社会诚信主要包括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这三类主体在当前社会的诚信指数均不乐观。当前社会存在着各类诚信问题，政府有的单位制造虚假增长指数者，企业界有的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教育领域有的院校学术造假者，等等。有研究者对政府诚信缺失方面进行了归纳，主要体现为有的地方政府或有的部门政策多变、不守承诺、随意性大、暗箱操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报成绩等。企业诚信缺失主要方面表现在：有的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银企之间陷入信用危机；企业之间失信赖账，商业信用日趋萎缩；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会计人员做假账，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发布虚假财务信息，误导投资者和消费者；偷税、漏税、走私、骗汇、骗取出口退税屡禁不止。政府和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作为个体的人

信任危机案例

企业信任危机 从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掺加三聚氰胺事件，到近期出现的“瘦肉精”事件以及“染色馒头”事件，一次次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让消费者变成受害者，很多消费者正遭受着所谓品牌食品的“侵蚀”。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根本的民生。今年1月，《小康》杂志发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半数以上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近期频发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也在不断拷问着我们：食品安全事件的症结究竟何在？因食品质量引发的事故正给我们敲响警钟：中国的食品安全到底怎么了。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医患信任危机 今年9月15日，曾在同仁医院就医的书法家王宝洺，举刀砍向该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身中十余刀的徐文肌腱断裂，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经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据媒体报道，此次血案肇因于一起长达三年的医患纠纷，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其残疾，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索赔1700多万元。然而因为医患双方所提供病历的真实性问题，三年从未开庭。最后，王宝洺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同仁医院血案并非偶发孤例，就在一个多月前，东莞市长安医院也发生砍杀医生事件，导致一死一伤。 砍人者卢某年初因面部痉挛到长安医院就诊，医生刘某为其诊治，但病情未见好转。卢某于是辗转到广州、北京等地多家医院就诊，前后共花费3万多元(其中在长安医院花费为136元)，卢某觉得用了3万多元跑了多家医院诊治，病情均未见好转，对医生怀恨在心。

从三鹿奶粉等事件看企业的危机处理

从三鹿奶粉等事件看企业的危机处理 案例回放 2008年3月以来，三鹿集团先后接到消费者反映：婴幼儿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3月：南京出现全国首例肾结石婴儿病例。6月：国家质检总局网站接到问题奶粉投诉。9月11日：甘肃：59名婴儿患病，1人死亡。9B 11日上午10k40分，三鹿集团传媒部责人表示，无证据显示这些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9月11日晚，三鹿集团承认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8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曾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9月12日：三鹿集团辩称不法奶农掺入三聚氰胺。9)1 13日：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处置三鹿奶粉污染事件。有关部门将对三鹿婴幼儿奶粉生产和奶牛养殖、原料奶收购、乳品加工等各环节开展检查。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咀，各地纷纷出现因食用三鹿奶粉而患病的儿童，甚至出现死广的情况。这不仅使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和损失，也使三鹿集团纷纷出现危机，到了破产的境地。回望过去，三鹿集团在危机出现时并没有积极应对，采取消极回避、瞒报、隐瞒、欺骗消费者等手段处理，这种处理危机的模式使得三鹿集团在仅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从一家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在中国奶粉市场的占有率连续十五年位居第一、国内的奶粉巨头的大型奶制品企业，走向了衰亡。导致企业倒在这场危机中的原因很多，但企业缺乏相应的危机管理意识，面对危机采取种种错误策略是企业迅速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原因分析 一、危机管理意识淡薄，对生产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不能防微杜渐 这场导致二十九万余名婴幼儿出现泌尿系统异常，其中六人死亡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①，将三鹿集团推到了公众舆论的中心，作为抽检不合格率最高的三鹿集团在这场危机当中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场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实质上与长期以来企业内部的发展理念、管理模式有很大关系，内部管理的诟病早已显露端倪，但并未引起三鹿高管的足够重视。 1．奶源质量监控不力。三鹿将这些“奶源地”称为他们的“第一车间”，但

中国的信任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这一点似乎已成为马克斯·韦伯、雷丁和福山等众多西方学者不谋而合的论断。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认为，中国人的不诚实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雷丁在《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中国人只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对家人全然信任，对朋友和熟人则建立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感，这些体现了中国人浓厚的家族主义文化意识。福山在《信任》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华人社会里的家族主义文化十分明显：在家族的圈子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变得相当低，对外人的信任感太低。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他进而认为，一国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与该国经济规模大小存有必然联系。中国社会信任度的低下是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公司转型的必然障碍，并使其时常上演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而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对比分明的是，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存在较高的社会信任度，故而家族企业一般能较为顺利地建立起现代公司制度，并维持很大的规模。西方学者的上述看法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在信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但仍然有失偏颇。韦伯的观点之讹误在于，他仅根据以诚实为基础的信任之缺失就简单地认定中国社会中信任度的低下，却对中国以血缘和情感为基础的信任避而不谈。福山对不同类型信任与企业发展及规模的关系之分析颇为深刻，然而，他却与雷丁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只根据中国人对外人（严格地说，应该是陌生人）不信任这一点就把中国认定为信任度低下的社会。在我们看来，如果将传统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血缘、情感和习俗型信任丰富而制度型信任短缺的社会则可能更为准确与中肯。而从经验观察角度透视，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着实颇为严重。从这一点来看，韦伯、雷丁和福山等学者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论证依据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的上述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重新搜寻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度低下之原因就成为有待研究的论题。如果从现代性角度加以解析，似能对此做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诠释。 尽管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厘定众说纷纭，但勿庸置疑的是，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它意味着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以及知识体系层面的全方位转型。而现代性的“价值颠覆”特质与反传统的批判色彩必然加速了传统价值观念与意义系统崩塌的进程。在现代性的冲刷下，以血缘、情感、信仰、道德、习俗为基础的诸种信任日益丧失了自身得以存续的基础，由此引发了曾在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乃至当下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血缘型、情感型、信仰型、道德型和习俗型信任之日渐衰微。此时，似乎恰是上述诸种信任向信息型和制度型信任转变的良机。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社会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不健全甚而恶法充斥其中等现象并不鲜见，人们的守法观念亦颇为淡薄，这些均表明，以信息与制度为基础的信息型和制度型信任尚未真正形成。概而言之，在既往的多种类型信任逐渐弱化之时，后继的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信任体系却未生成，从而出现转型期的信任真空，这恰是中国社会出现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什么是社会信任

什么就是社会信任 危机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表明, 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 有人已经把此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全民不信任运动”。 很多事件从表面上瞧, 好像都就是个别事件, 而中国官方与媒体也总就是乐意把它们称之为“突发事件”,但实际上, 从这些年来所发生的那么多、 每每被定义为“突发恶性”的事件来瞧, 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背后都就是具有必然性的。 如果继续把这样的事件简单地视为就是“突发事件”, 只会就是自欺欺人。 把它们说成就是“突发事件”,也就就是说它们的发生就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这可能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政治说辞,官方可以推卸责任,也同时可以掩盖制度层面的一些严重缺陷。不过,这种认知或者误知非常有害。如果瞧不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最终只会导向不可收拾的局面。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这类事件的必然性。人们知道会发生这类事情,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可以发生在

她人身上,不知道的只就是,什么时刻会发生,以及事件会以什么形式发生,就是个体暴力、集体暴力还就是其她形式。缺乏安全感导致人人“自卫” 正就是对这种情形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在很 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自卫”社会。体现在各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人人自卫,谁也不信任谁,互相欺诈,社会的交 易成本在急速提高。集体层面,一个村子不信任另一个村子,一个组织不信任另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群体不信任另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地区的人不信任另一个区域的人。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依靠筑城墙来求得自我保护。国家层面,政府本来就是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但政府本身也在自卫。很多党政官员整天呆在坚固的“城墙”里面,与社会隔绝,但同时恐惧于社会暴力,因此只能依靠暴力机器(例如维稳)来控制社会局面,以免伤害到自己。 各个社会角色的“自卫”就是理性的,因为它就是人们针对“不安全”环境恐惧的产物。不过,这种理性只能导向最终的不理性,即越来越甚的不安全。 中国社会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就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与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高速经济成长、使数亿人摆脱贫穷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却彻底失败于提供基

现代性视域下我国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现代性视域下我国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近几年，信任危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早在25年前，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对现代性社会的信任问题做出了精辟分析。本文以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为引，将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加以归纳概括，认为信任危机的产生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原因，即时—空分离、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制度性存在的乏力以及个人存在的孤独，在简要分析各个原因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现实社会状况，加以剖析我国社会信任危机发生的根源所在。 标签：现代性；信任；信任危机 毫无疑问，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生活中一系列失信行为的出现，信任危机这个新词悄然而至并为现存社会不良现象盖棺定论。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让人们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产生信任危机，“南京彭宇案”的发生让我们反思道德信任危机，而社会中大量“李刚们”的出现则触及了我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些出现在不同维度的信任危机不禁让我们反思，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现象？就我认为，究其根本在于我国现代性社会进程中发生的“断裂”。 所谓断裂，作者吉登斯给出的解释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1]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制度正经历着现代性转型的阵痛，人们的社会文化也进行着现代性的变迁，而这些变化交织在一起，难免会使人们在思想上出现怀疑情绪，在行动中生发失信行为。 一、时—空分离 在前现代社会，“什么时候”一般总与“什么地方”相联系。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受“在场”的支配[1]16。而在现代性社会中，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社会生活更多地表现出“缺場”的情境。也就是说，前现代社会中的空间充满着实践，一个微小的空间就可以对人们的身体乃至情感和心理产生约束作用。而在现代，地点变得捉摸不定，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通讯、信息，特别是新媒体在现实环境中的无所不在。这种在时—空分离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的现象，我们称为脱域。当脱域一旦再嵌入机制，就会形成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种类型组成的社会抽象系统。这一抽象系统，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在场”这种传统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而且让作为信任基础的承诺本身也发生着变化，即从前现代性的当面承诺更多地变成了现代性社会中的非当面承诺。 当面承诺更多表达的是传统社会中有限的熟人交往关系。这种承诺不仅有“在场”作为保障，更有熟人社会中的传统、风俗、习惯为依托，因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种值得信任的承诺。而时—空分离所带来的非当面承诺，使得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信任危机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信任危机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信任危机 细细考量信任危机的形成，应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意识形态原因;第二个是法律机制原因;第三个是社会习俗原因;第四个是宗教信仰原因。 首先，意识形态原因。霍布斯有段名言：“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正方形的两直角之和’这一说法和任何人的统治权或具有统治权的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的话，这一说法即使不受到争议，也会由于有关的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的办法，而受到镇压。” 目前，全国每年发生几万起群聚事件，很多都是因为权力部门(政府、警方调查结果)缺乏公信力。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如果政府的调查结果有公信力，就不会酿成暴乱事件。正如阿伦特所说：“人们常常发现，长期洗脑造成的最确定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玩世不恭：对任何真理都绝对拒绝相信，不管这个真理有多么可靠的依据。”正因为我们的社会经历过一个人们不能了解基本事实的时期，人们对公权力就丧失了基本的信任，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其次，法律机制问题。社会对于人们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外部规范力量，对于造假欺骗行为惩罚不力，惩罚机制不完善，使得造假行为的成本比较低，由此导致毒牛奶、地沟油、盗版书泛滥

成灾。在法律机制健全的社会，人们的造假行为会带来倾家荡产的结果，诚信与造假两相比较，人们才会选择诚信。反之，在蝇头小利的利益驱动之下，人们也会去造假，从而彻底丧失了职业操守，也毁掉了社会的信任。 第三，文化习俗问题。由于中国盛行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的区别对待，对于欺骗外人、生人的行为就缺乏内在的规范力量。这个习俗就是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就像在水中投入一颗石子，水面上泛开一圈一圈的水纹;在中国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核心，血亲，姻亲，朋友，熟人，一圈一圈延伸开去，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信任只在熟人圈里，对陌生人世界是完全不信任的，并且由此也认为，对陌生人的欺骗行为并不违反行为规范。差序格局揭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价值观：只是在熟人圈子里才有信任，对于陌生人是完全没有信任的。 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还有一个著名理论：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中国是家庭本位的社会(家族本位的社会)，跟差序格局的意思差不多。个人本位的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家族本位社会是熟人社会。前者人的交往运作一定要靠法制，而后者就要靠关系，是人治。法制就要求信任，就会产生相应的制度来保障信任;人治就不会有信任，也没有制度能够有效地保障信任。 第四，宗教信仰问题。这也是中国人在信任问题上缺乏内在规范力量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是一个无神论(或泛神论)的社会。当中国人撒谎或造假时是没有内心痛苦的，因为他知道除了被抓到之外，不会有惩罚，不会下地狱，所以什么都可以做。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了上帝，岂不什么事都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