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黄爱平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
黄爱平
清代学术以汉学复兴为最大特征,故而人们往往用“清代汉学”一语赅而括之。但实际上,汉学的对立面宋学,亦即理学,在有清一代,却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表现在理学一直高踞庙堂,形式上占据着学术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而且还表现在两派的对立和斗争一直没有消歇。嘉庆、道光年间,学术界先后出现了两部各自为本学派总结、张目,并且排斥、攻击对方的著作:《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二者的出现,既为清代中叶以来的汉宋之争作了一个总结,同时也为其后学术的发展变化显示出某种征兆。故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这两部著作的思想内容,以及清代中叶汉宋之争的状况作一番探讨,以期对了解清代中叶的学术概况及其发展趋势有所裨益。
一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是清代汉宋之争的代表作。前者成于汉学如日中天的嘉庆年间,既是汉学营垒及其学术成就的集中展示,也是汉学家对本学派学人、学术的全面总结。后者则成于道光初年,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几乎囊括了宋学家攻击乃至中伤汉学的全部言论。由于相互之间的严重对立,二者也因此而成为清代学术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作品。
《汉学师承记》系汉学家江藩所撰。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他曾受学于余萧客、江声,是惠栋的再传弟子,其学术也深受惠栋的影响,“博闻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群
经,折衷两汉”。①惠栋曾作《周易述》,未成书而病逝,尚缺自《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
卦》、《杂卦》二传。江藩为之拾遗补阙,撰《周易述补》一书,体例一本惠氏,甚而王弼以下皆
黜之,“方之惠书,有过之无不及也”。②时值汉学昌明,学术界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
江藩置身其中,也极力排斥宋学,深固壁垒。为了羽翼其师,张大其军,江藩选择清初至乾嘉时期的汉学家,人各立传,详述其学行始末,揭橥其思想主张,列举其学术成就,撰《汉学师承记》八卷,附《经师经义目录》一卷。这部由汉学家自己撰写的学术史著作,既集中反映了江藩及其一般汉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主张,也对清代汉学作了一个总结。
清代汉学是在同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般汉学家在推崇汉学,尊奉汉代经说的同时,对理学都持否定态度,特别是乾嘉时期,“汉学昌明,遍于环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③江藩也是如此。他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
足也。”④他推崇汉代经师经说直接孔子先圣之绪,各有师承,如“言《易》,淄川田生;言《书》,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公培,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礼》,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⑤均“诵先王之书,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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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风焉。”特别是东汉硕学大师郑玄,“生炎汉之季,守孔子之学,训义优洽,博综群经,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⑥因此,要寻求圣人微言大义,就必须从汉人的经说诂训入手。江藩认为,“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⑦即如宋儒以义理之学见长,同样也离不开汉儒经说。这是因为“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⑧基于这样的认识,江藩对宋儒弃先儒古义为土梗的作法十分不满,斥之为“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⑨
在推崇汉学,排斥宋学的同时,江藩从汉学家的视角出发,比较客观地梳理了本学派的渊源流变。清代汉学自顾炎武开山,阎若璩、胡渭奠基,惠栋开创,戴震集其大成以来,至乾嘉时期,已臻于极盛,学者无不靡然向风。但是,尚未有人对此进行总结,只有汪中曾说:“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定九、胡月出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10,拟作《国朝六儒颂》,述其本末,后因病去世而未成。江藩起而继之,有感于“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1因而于治学之余,“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12在这部书中,江藩通过对汉学家学行学术的记述和表彰,比较完整地勾勒了清代汉学发生发展的概貌。如惠栋三世传经,精研《易》学,首标汉帜,江藩对其推崇备至,盛称“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13既于书中源源本本地记述了其思想主张、学术传承及其治学成就,还特别表彰其《周易述》一书,“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14在《经师经义目录》中又复加揄扬,谓“《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15阮元称: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16但是,江藩在总结清代汉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深的门户之见。他为汉学家立传,凡被认为其学术不纯者,均遭排斥。如黄宗羲、顾炎武,都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他们为扭转明末空疏学风,开启清代学术路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后世学者多推崇其学,认为“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17汪中作《国朝六儒颂》,首推顾炎武。阮元撰《国史儒林传稿》,也以顾炎武、黄宗羲居首。但江藩却深固壁垒,指责其学不纯,认为“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蔽,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18竟然把黄宗羲、顾炎武摒弃于外。后在友人的规劝之下,才复“辑二君事实,为书一卷,附于册后”。19后人对此评论说,阮元撰《国史儒林传稿》,“第一次顾亭林居首,第二次黄梨洲居首”,而江潘的《汉学师承记》“以两先生编于卷末,以不纯宗汉学也。亦可见其体例之严”。20其实,所谓“体例之严”,恰恰表现出江藩的门户之见。并且,这种门户之见也反映在他所诠次的《经师经义目录》中。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清代学者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河图》、《洛书》等图、书的辨伪;对汉人《易》说的钩沉;对《易经》的新疏解。其中,清初学者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书辨惑》等著述,均力辨图、书之非,为恢复《易经》本来面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后,胡渭在此基础上进而深入研究,撰《易图明辨》一书,最终使图、书之伪成为定论。显然,总结清代《易》学,特别是有关图、书的矫诬辨伪,黄宗羲、黄宗炎的著述是不能不提的。但江藩却认为二者均非专门汉学,他说:“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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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21因此,他在为本朝汉学家诠次著述目录时,竟将二书摒而弃之,声称“凡此诸书,不登兹录”。其子江钧在撮述江藩著录旨意时,也说:“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以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仿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俾治实学者得所取资,寻其宗旨,庶不致混莠于苗,以石夫为玉也。”故而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2可见,江藩扬汉抑宋,壁垒森严。也正因为如此,同时稍后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致书江藩,专就“汉学”之称提出十条质疑,认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又谓“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而“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23并据此而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其后,祁隽藻嘱何秋涛撰《续记》,何秋涛也说:“是编当依阮元《畴人传》之例,改为《学人传》,若特立一汉学之名,宋学家群起而攻之矣。”24可见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甫出,当时的学术界已有不同意见。由此而引发宋学家的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宋学家对汉学的攻击中,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最为引人注目。方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曾从姚鼐问学,史载其“研极义理,于经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说,罔不穷究,而最契朱子之言”。25他见乾嘉以来,“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贯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26“而程朱之门,独寂然不闻出一应兵”,因“恐此道遂倾矣,盖尝惧之,故为反复究论”,27“思有以弥缝其失”,撰成《汉学商兑》三卷。
出于卫道的目的,方东树对汉学家“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28深致不满,指责此乃“边见邪见”,最为“悖道害教”,斥其“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29认为汉学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30断言其“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31不仅如此,在方东树看来,汉学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32
站在宋学的立场,方东树对汉学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的汉学宗旨尤为反感,攻击不遗余力。他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无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也。”3据此,方东树认为:“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34何况一些汉学家一味泥古、复古,“言不问是非,不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35因此,方东树极力强调:“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蓦过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统,故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由训诂以接夫唐、虞、周、孔正传,此最异端邪说,然亦最浅陋,又多矛盾也。”36针对汉学家群趋于典章制度考证的治学风气,方东树反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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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邪!”37此等学问,方东树认为,“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无损大体,无关闳旨。”38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39方东树还进而总结汉学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40可以说,宋学家对汉学的攻击,至方东树达到了顶点。
平心而论,方东树对汉学的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诸如批评典章制度的考证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适从;针砭汉学一味考据,无关国计民生;认为训诂小学不能完全赅括经书义理和儒学内容,等等,都切中汉学弊病。但由于方东树归根结底是出自“卫道”的目的以及宋学家的门户之见,因而其书颇多强词夺理,谩骂中伤之处,这就使得仅有的一点是处,也淹没在门户之争的污水中去了。
二
在中国儒学史上,汉学、宋学都是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治学途径与方法,借用宋代陆九渊的话来概括,就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汉学注重“我注六经”,即比较严格地从经书的文字、音韵、训诂出发,来寻求经书义理,因而这一学派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其蔽则易陷入烦琐破碎,脱离实际。宋学“摆落训诂,直寻义理”,强调“六经注我”,重在发挥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体系,因而往往强解经义以就己说,甚至不惜篡改经书以就己意,极易流入空疏措大,穿凿附会。可见两派各有其长处,也各具其弊端,而归根结底,两派都是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学术。因此,清代汉学与宋学的对立和冲突,最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趋向于调和。
清代中叶,汉学发展到极盛阶段,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也由尊崇理学转变而为汉宋兼容并包,一时间,汉学如烈火烹油,不仅学者趋之若骛,纷纷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的研究,就连朝廷开设的四库全书馆,也成了“汉学家大本营”,以戴震为首的众多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而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也在总结评判中国传统学术的同时,鲜明地表现出反对空疏,注重征实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征。在它看来,两千年来的学术变迁,“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面对宗旨迥别,学风各异的两大学术流派,尽管《总目》竭力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认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强调“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41但实际上,由于当时学风的影响,《总目》在叙述评论之中,仍隐喻轩轾之意,对宋明理学空疏措大,好发议论,乃至舍传以求经的种种流弊,多次予以严厉指责。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总目》认为:“盈虚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见,圣人即数以观之,而因立象以著之”。“至于互体变爻,错综贯串,《易》之数无不尽,《易》之理无不通,《易》之象无不该矣。左氏所载即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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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
占法,其条理可复案也。故象也者,理之当然也,进退存亡所由决也;数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圣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而“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于是由画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总目》批评说:“圣人垂训,实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谈其所以用,而但谈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经,非千万世遵为法戒之书,而一二人密传玄妙之书矣。经者常也,曾是而可为常道乎?”42在批评理学空疏学风的同时,《总目》十分推崇汉学的征实,把“考证精核”奉为正宗。它说:“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因而,《总目》对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的清代汉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滋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扌离文,动作奇字,则生今返古,是曰乱常。至于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43并称赞以惠栋为首的汉学家“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抵,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4可以说,《总目》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普遍倾向。其影响所及,就连朝中缙绅,也无不附庸风雅。后人记载说:“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45。宋学已然溃不成军,难以与汉学争锋抗衡了。
但是,就在汉学极盛的情势下,仍有一些宋学家不甘寂寞,意欲坚守宋学壁垒,与汉学相抗衡。他们抓住汉学烦琐破碎,不切实际的弊病大作文章,攻击汉学与程朱立异,识小遗大。程晋芳说:“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烦琐章句,至老死不休。”46姚鼐也指责汉学家“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与”!47
嘉庆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汉学日益暴露出其本身的弊端,一些汉学营垒中人也不乏有清醒认识者。段玉裁自谓平生“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48焦循目睹乾嘉时期考据学家“诘鞫狭隘”的种种弊端,十分不满,因而大声疾呼,强调“通核”,反对“据守”,甚至主张摒弃“考据”之名,直称“经学”,以融会众说,兼收并蓄。而历官乾、嘉、道三朝,被称为汉学护法大师的阮元,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49因而他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即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汉学内部如此,而宋学家受考据学风的影响,也早已开始倡导义理与考据的结合。姚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50翁方纲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考订,认为“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51同时又十分强调“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以避免“嗜博”、“嗜琐”、“嗜异”、“矜己”之弊。52就连撰著《汉学商兑》的方东树,也主张“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53甚而在他极力攻击汉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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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不期然采用了考据的方法,旁征博引,以证己说。并且不得不肯定“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54可见,嘉道时期,无论是汉学家,抑或宋学家,都已经觉察到各自的弊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试图为本学派补偏救弊。因此,清代中叶以后,汉学、宋学实际上已呈现出合流的趋势。然而,此时的清朝统治,已然走过了它的全盛期,国内各种社会危机日益暴露,国外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频频叩关,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长期专注于古代经籍中的汉学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不能解答社会现实的问题,而理学也早已陈腐不堪,同样不可能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因此,尽管二者试图相互调合,共同补偏救弊,但仍然无法避免双双走向衰落的命运。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一个崭新的学派应运而生,这就是清代的今文经学,中国传统儒学也由此而步入近代阶段。
附注:
①16阮元《汉学师承记序》。②《清史列传》卷69。③⑦⑧13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④⑤⑥⑨112《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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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经师经义目录》。1
9《汉学师承记》卷0《汉学师承记》卷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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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师承记》卷1。1
4《汉学师承记》卷2。1
8。20伍崇曜《汉学师承记跋》。23《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与江子屏笺》。24《清史列传》卷69。25《清史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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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学商兑重序》。33
3《汉学商
83
03
4《汉学商兑》卷下。3
卷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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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学商兑序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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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库全书总目》卷6,《易》类
1《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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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卷中之下。3
0《汉学商兑》卷下。4
5姚莹《东溟文3《四库全书总目》卷33,《九经古义》提要。4《四库全书总目》卷6,《周易述》提要。4
案语。4
7姚鼐《惜抱轩文集》卷7,《赚钱献之
6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1,《正学论》。4
外集》卷1,《复黄又园书》。4
0姚鼐《惜抱
9阮元《研经室一集》卷2,《拟国史儒林传序》。5
序》。4
8段玉裁《经韵楼集》,《朱子小学恭跋》。4
2《复初斋文
1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7,《与程鱼门并钱戴二君议论旧草》。5
轩文集》卷7,《复秦小岘书》。5
集》卷7,《考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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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立天 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等。
李春青 1955年生,北京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艺术情感论》、《乌托邦与诗》等。
高丙中 1962年生,湖北京山人。社会学博士、副教授。1991—93年于北大社会学人类学所作博士后,毕业后留该所。著有《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等。
褚孝泉 1954年生。留学法国,获博士学位,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著有《语言哲学》、《法汉实用文牍》(合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姜国柱 1938年生,辽宁盖州人。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汉学》编委。著有《张载的哲学思想》、《李觏思想研究》、《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兵学与哲学》、《中国认识论史》等。
钱 逊 1933年生,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著有《论语浅解》、《先秦儒学》等。
陈克守 1950年生,山东滕州人。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出版《幽默与逻辑》等专著三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赵 园 1945年生于兰州,河南尉氏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北京:城与人》、《地之子》等。
黄爱平 1955年生,广西恭城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著有《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阮元年谱》(点校)等,发表论文六十多篇。
区志坚 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
刘 潞 1947年生,湖南华容人。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编著有《古稀天子乾隆》、《清代宫词选注》等数种,发表清史论文数十篇。
李炳海 1946年生。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著有《道家与道家文学》、《周代文学思想概观》、《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张国庆 1957年生,辽宁北票人。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辑刊》杂志总编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副秘书长。著有《中国国家机构史》等,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杜道明 1954年生,山东郓城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合著《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析》,发表《论道家的审美理想》等论文二十余篇。
秦效成 1923年生,安徽临泉人。徽州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安徽省师范专科学校古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方岳诗词简注》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张 法 1955年生,四川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有《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等。
李庆本 1965年生,山东莱州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发表《二十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等论文二十多篇,有文艺随笔等二十余万字。
邓魁英 1929年生,河北乐亭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古代诗文论丛》、《古代小说戏曲论丛》、《杜甫选集》等。
刘守安 山东东明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齐鲁学刊》主编。
刘蓓蓓 1942年生,北京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发表《我们欢迎这样的〈班主任〉》、《惶惑:面对1985年的中篇创作》等。
赵伟民 1964年生,山东青州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曾发表《八十年代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等论文。
蔡函甫 1964年生,江苏盐城人。华北电力大学讲师,发表论文多篇。
蔡清富 1935年生,河北魏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有《现代文学纵横谈》、《冯雪峰文艺思想论稿》及《毛泽东诗词大观》等多部。
杨国章 1940年生,辽宁昌图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著有《原始文化与语言》、《中国文化简说》与《人文传统》。
梁启昌 美国圣约瑟州立大学教授,有著作多种。
刘 阳 1956年生,江苏泰州人。南京大学副教授。译有《论爱情》、《孤客漫步遐想录》,著有《唐诗与景教》、《唐代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及《从〈论爱情〉看司汤达及其创作》。
李明滨 1933年生。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曾荣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著有《中国文学在俄苏》、《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及《中俄文化交流志》等。主编《苏联当代文学概观》,有译著多种。
徐宗才 1939年生,辽宁海城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著有《古代文学简史》等。
唐宋诗之别
唐宋诗之别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具有永恒的魅力。然宋诗之于唐诗，就一般学术史上的看法，似乎前者远不及后者。1.唐、宋在时间上相近，但就开国的气象来说，唐远胜于宋。唐朝国力强盛，物质充裕，声威远播，唐太宗甚至被称为“天可汗”。而宋朝则承五代败乱之局面，国力孱弱，且一直受到辽、金、西夏的武力骚扰与侵略，国势日见衰落。正是唐、宋两朝不同的国力根基，促成了唐、宋两朝知识分子不同的生命类型和精神气质。唐朝的知识分子在其强大的国力和充裕的物质条件之下，尽情地挥洒自然生命的才气，表现自然生命的华彩。而宋朝的知识分子在其孱弱的国力和宽和的世风条件下[2]，尽情地发掘理性生命的灵光，表现人格生命的高致。关于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唐朝人的生命精神，若用牟宗三的话说，即是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即其精神是服从自然生命的强度原则，让自然生命充沛而不滞[3]。虽然唐朝人是服从自然生命的强度原则，但“若能尽气则不自觉中亦有近道者存焉。其尽气中的…自然的强度?亦含有精神的，而非为纯物质的也”[4]。故唐朝人总的来说，亦表现出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这在知识分子中尤为如此。“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这种健康向上的精神是停留在主观状态中，始终不能客观化出来而成为规范者。则这种尽气之精神在气尽时即提挈不住，堕落而为纯物化之气，于是便产生了以李林甫、李德裕为代表的一大批毒民病国之臣。更有甚者，迨及唐朝灭亡，竟没有一个洁身自守之臣。3，把宋代的心性之学，道德人格的全体大用给表诠了出来。可以说，唐代近三百年，乃依其自然生命之霸力；宋代三百余年，乃赖其理性生命之坚韧。正因为如此，迨及宋王朝祚竭数尽时，其情形与唐王朝时大不相同。《宋史·忠义一》中说：“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此可见，宋代诗人因受宋儒心性之学的影响，较之于唐代诗人，多能向内在修养用功，以“治心修性为宗本”，在生活上更为严肃，更为理性。虽然他们在学问上没有像宋儒那样做“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工夫做得如此深切，但他们由生活之严整持正自然要会归到修养工夫之上。故陆放翁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剑南诗稿》卷四十二）。可以说，宋代诗人的“学”与“养”都接上了心性之学的内蕴，不只是唐代诗人的广见博闻。从唐代诗人和宋代诗人不同的“学”与“养”中，我们来看他们各自的诗或诗论。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盖非一日之积也”七字，道出了宋代的社会风气和士人的修养之功。5因唐代诗人的“学”与“养”皆是外在的，致使他们的诗作多停留在对现象世界的描述和情感世界的抒发上，这两种表现方式从创作方法上说都属于模仿，只不过前者是对事实或事件的模仿，后者是对感情或情绪的模仿[6]。就前者而言，杜甫的“三吏”、“三别”及白居易的“讽喻诗”即是其典型代表。本来，歌咏生民艰难，社会悲苦，乃伟大同情心之表现，但他们不能由此进一步收束凝聚，“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考诸圣人哲士，推明章典文物，以见天德天理之流行，为世间立千年之人极。而其歌咏不离于一代，取材不离于一身，使其篇什终不免于史实，意境总不能开阔流长。6 唐代诗人不从涵养方面开掘诗之表现深度，徒从广见博闻中求诗之表现广度，使得他们的诗完全是现象的、平面的，虽然亦有阔大之气象，然完全是由自然生命的气与力所促成，此气与力可承载一时之事迹，却不可承载人间之气运。
浅析宋诗的_理_与_趣_(1)
W e n X u e Y a n J i u ☆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0-04-11作者简介： 计晗（1983-），女，安徽安庆人，助教，硕士，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学评论研究。浅析宋诗的“理”与“趣” 计 晗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北京100025） 摘要： 宋诗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思理，在立意上创新，在内容上偏重于哲理思辨。宋诗之“理”引人思索，给人智慧。 同时，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文章分别从“理”和“趣”两个方面来分析宋诗的特点，研究宋诗的审美倾向。 关键词： 宋诗；理；趣；审美倾向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3-0151-02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较之唐诗，宋诗更注重理趣，表现了诗人从对自然、社会的外在兴象转向内在人生理念世界的开掘。在繁荣兴盛的宋代文化氛围中，宋诗在唐人遗风中变革自立，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宋诗之“理” 谈到宋诗，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它和唐诗作一番比较，然后便对二者的优劣进行一番争议。这种争议，自南宋以后，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成为中国诗歌美学批评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正如近人齐治平在《唐宋诗之争概述》中所说:“而唐宋诗之争以起，自南宋以迄近代，历时八百年之久，实为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学诗谈艺者不容不注意及此也。” 宋人张戒在其《岁寒堂诗话》中对苏轼“以议论作诗”和黄庭坚的“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深为不满，这是宋人批宋诗的滥觞。 宋人对宋诗批评最严厉且最有代表性者当推严羽。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云:“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到了近现代，对唐诗与宋诗的评论就显得比较客观，最具代表性的有如缪钺《论宋诗》:“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 由此可见，宋诗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思理。诗的思理，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阐释抽象的自然与人之间的哲理。诗 的思理，是诗的哲理和诗的感情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体。是诗人通过敏锐的观察、深切的审美经验的体会，从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中，从人类社会所包容的生活内容中去提炼和概括，并通过形象表达出来的一种真理性的认识。诗歌所具有的这一特殊的思想性，其作用在于:引人思索，给人智慧，启迪人们去对自然、人生、宇宙世界作出更深入、更准确的研究和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在宋代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哲理，有别于一般的抽象、空乏的理，它是一种理趣。它是通过理的表现过程，让人产生一种艺术的审美感受。苏轼的《饮湖上初晴雨后》便是通过观察事物悟出事物妙理的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蒙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写初晴及雨后两种状态下的西湖:初晴之下，水光潋滟；细雨之中，山色空蒙。不论哪种情况下，西湖都是美的，为表现这个事理，诗人顿生妙想，把美女西施作为喻象，得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哲理诗句。这既是对西湖的看法和评价，更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哲理。 二、宋诗之“趣” 北宋时期，实行抑武修文的统治政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既是这一政策的集中体现，又是对文武之臣的劝乐宣言，这使得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享乐之风盛行，在诗歌创作上“怡性情、娱僚宾”的诗歌作品大量涌现，表现为娱情适性的文坛创作的社会风气，并使文学表现乐的主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因此宋初诗坛表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明快、怡然的清新情调，宋诗鲜明地表现了“治世之音安以乐”的时代特征和创作风尚，与这种怡情适性的普遍社会风气相适应，宋代诗人更趋向于对艺术美的追求，即对诗歌创作“趣味”、“兴趣”的崇尚和追求。如严羽《沧浪诗话》指出，“诗有别材，诗有别趣”，体现了对诗作“趣”的追 151
陈澧“经学思想”研究综述
《文献检索》科目考查卷 专业：汉语言文学（网络采编) 班级：中文任课教师： 姓名：学号：成绩： 陈澧“经学思想”研究综述 摘要：陈澧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学者。其经学思想破汉、宋门户之见，集晚清学术之大成。他的新学术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极具进步性，对晚清学术界具有极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相关研究者对陈澧经学思想的形成阶段和思想特点两方面进行相关文献综述。 关键词：形成阶段；思想特点；评价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兰浦，别号东塾，出生于广州木排头。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著述达120余种，是清代著名学者，人称东塾先生。《清史稿》有传。工诗词，人评其词“文而又儒，粹然大师”，其诗“能于纸上跃起”，岭南诗若以学者论，自“白沙之后，当以东塾为最”。 陈澧治学善于博采众长，主张汉宋调和，力平汉宋之争。作为汉宋兼取的经学家，他的经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一、陈澧经学观的形成阶段 李绪柏在《陈澧与汉宋调和》中将陈澧的学术生涯以中年为界分为了两个阶段，分别是前期训诂考究和后期的主张汉宋调和。 而谢寒枫在《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一文中则将陈澧的经学观的形具体成分作三个阶段：尊崇汉学阶段、经学观转变阶段和兼采汉宋、通经致用、回归孔孟阶段。 他将1826年至1844年分作陈澧治学的第一阶段。陈澧在这时运用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尊奉汉学，致力于训诂和考据学，此外还撰写了一批专著。如“《切韵考》、《说文声统》等音韵学专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三统术详说》、《弧三角平视法》等天文、舆地、历算类考据专著等”。
1844年到1850年被分作陈澧治学的第二阶段，是“其经学观的酝酿时期”。姜曼在《陈澧<东塾读书记研究>》提到“经世致用的思想总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确，当时处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背景下，国内内忧外患，现实社会危机日益严峻，使陈澧迅速融入到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中，逐渐摆脱训诂考据学的局限。 1850年起，被分作陈澧治学的第三阶段。陈澧对朱子学极为推崇。钟玉发在《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中提及“陈澧为学主要尊汉，但是他于道光二十四年35岁读到《朱子文集》时，对朱熹表示极为尊敬。”后来深入研究朱子学，其经学观念更是深受影响。在其著作《东塾读书记》一书中，更是有《朱子学》独立一卷。谢寒枫在《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写道：“陈澧研读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对朱子理学有了真切体悟，以此为契机，汲取了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确立了兼采汉宋、通经致用和回归孔孟的经学观。” 二、陈澧经学观的特点 （一）主张汉宋调和，以义理为本 李绪柏在《陈澧与汉宋调和》中提及“陈澧对于汉宋门户之争，一向持反对和超然的态度，主张兼包并蓄”“强调经学以义理为归宿，也即寻求微言大义”。 张文博在《陈澧郑学研究述评》又提及“陈澧对学术之弊、门户之见的态度：汉学、宋学皆有考据、虽侧重点不同，但均不可偏废。只有汉、宋学并行不悖才能带来学术之兴”。 钟玉发在《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写道:“陈澧认为，读书应以义理为归宿，以求有用。” 姜曼在《陈澧<东塾读书记>研究》提到“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陈澧将两者并重，充分体现了他不分门户，希望调和汉宋的思想”。 谢寒枫在《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提到“先前陈澧屡言之，而拱手谈理学也有益于世，则是他的新见解，可见陈澧已把义理提到与考据同等重要的位置”。 姜淑红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写道：“陈澧生活时代则是便是汉学趋于下坡之时，他勇于转变考证学风而求义理。” 学者们在对陈澧经学思想进行研究时，均有提及陈澧“汉宋调和”的思想。其中，“汉”指汉学的训诂考据，“宋”指理学，义理。在当时，汉学末流弊病丛生，时人读书只讲求训诂考据，而忽视义理。中年后的陈澧关注汉宋调和，讲求
今古文之争 (最后定稿)
以《春秋》为例浅谈今古文之争 经学是我国历史上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然而这里的“经”是专指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汉朝建立后，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扩建王府，坏孔子宅，从鲁壁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毁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以解释《春秋》为例，今文经有两本，分别为《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古文经也有两本，分别为《左传》、《毛传》。现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重要著作为例, 探讨二者的差异。 首先是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章的差异。《左传》、《毛传》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用六国古文字所书写而成。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在汉代及其以后整理成书，用汉隶抄写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在此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 1.今文经学重在阐述经书的“微言大义”，学风活泼，但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如:元年春王正月。(《春秋. 隐公元年》) 上引《公羊传》、《穀梁传》对《春秋》的解释,主要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如：“大一统”、“子以母贵, 母以子贵”等等, 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因而今文经学的《公羊传》、《穀梁传》就受到了皇帝的重视。特别是《公羊传》被认为地位最高的一经。这些今文经由此任意附会经义，不合本旨，可见一斑。古文经学注重对经书的训释,注重典章考据，学风朴实。如: ( 1)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隐公元年》)《左传》解释为: 惠公之妃孟子卒, 继室以声子, 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 而惠公薨, 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元年春, 王周正月, 不书即位, 摄也。可以看出《左传》的解释，不穿凿, 不任意阐发，对经文解释得准确又精炼。 2.今文经学解释经文的视角是政治的, 《春秋》中：郑伯克段于焉。《公羊传》重点阐发“克”字中隐存的微妙大义，《榖梁传》则重点谴责郑庄公处心积虑陷害兄弟违背亲亲之道的行为。宣扬“阴阳五行”之学, 杂以“灾异谶讳”之说。无论是《公羊传》的灾异, 还是《穀梁传》的“天人感应”之说, 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臆想假说, 是极其荒诞的。今文经学的空疏荒诞邹智极端，发展出谶纬神学，神秘主义极一时之盛。古文经学的研究视角是历史的，同样对于“郑伯克段于焉”这件事，而《左传》讲述的重点是这个事件的本身。另外它还注意到
必修1汉唐宋元明清
【引言导入】汉唐宋元，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本课将记忆理解一些重要历史概念。难度较大。 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 （1）汉朝：中（内）外朝制度：武帝重用身边人参与决策，削弱相权。（2）★★★隋唐的宰相制度：_______制度 1.运作程序：中书负责_____、门下负责____、尚书负责_____。_____下设六部。 2.意义：_______相权，相互牵制，皇权_______；重大创新，历朝沿袭。 (3) 宋朝的宰相：增设_______（行政权）枢密使（军权）和_______（财权），_______相权。 （4）元朝的宰相：_______是最高行政机关。（5）明朝：废宰相（见第4课）【深度探究】君主专制发展趋势：相权逐渐_______，君主专制_______。 二、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 （1）汉初：___________制，威胁中央集权；武帝颁布______，中央集权加强。 (2) ★★★元朝：_______制度 1.内容：地方设_______，省下设四级行政单位，边远民族地区设_______；行省长官_______任命，拥有经济、军事大权但受中央_______。 2.意义：加强_______、巩固_______；重大创新，中国_______的开端。 【深度探究】中央集权发展趋势：中央权力_______；地方权力_______ （或中央对地方的_______越来越严密）。 【思维训练】（1）分别指出两幅地图所反应的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名称。在它们之前，古代统治者还实行过哪些地方行政制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唐、元时期的“省”有何区别？中书省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选官制度（用人制度）的变化 制度 朝 代 标准影响 _______ 汉朝_______ 保证了汉武盛世人才需求，但到东汉后期出现名不副实的现象。 _______ 魏晋 南北朝 _______ 使世家大族操控中央到地方大权。 _______ 隋唐 宋元 明清 _______ （政治）有利于打破________；扩大 ________；提高________；加强_______。（体 现东方特色政治文明，影响西方。） （文化）有利于人才选拔、文化发展。 （特点）体现公平公正原则。 【选择题精练】 1.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汉 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 制”。这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A．汉代宰相位高权重 B．唐代宰相权力下降 C．宰相数量逐渐增加 D．皇权不断加强 2.（元）世祖皇帝建元中统以来…… 夫外之郡县，其朝廷远者，则镇之 以行中书省。郡县又远于省，若 有边徼之事者，则置宣慰司以达 之。”对此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A.行省是元朝管辖边疆唯一机构 B.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有效 管理 C.行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关，拥 有军政大权 D.行省辖区广阔，发展了前代的 政治制度 3..下图所示为《唐书》所载830 名进士的出身分布比例，由此可 见，唐代科举制 A．为选拔士族子弟而设立 B．仍然是九品中正制翻版 C．兼顾多个阶层但不完善 D．缩小了人才选拔的范围
部编版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单元测试题(附答案)
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单元测试题 一、选择题。 1．下列有关隋朝和元朝相同之处的表述，正确的是（） ①都完成了全国的统一②都城都位于今天的北京 ③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④都进行了制度的创新 A．①② B．②④ C．②③D．①④ 2.“朕选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节度使辖区），即使他们都贪浊，也不及武臣一人危害之大。”宋太祖这一政治理念实施后产生的影响是（） ①造成重武轻文的局面②使得军队战斗力增强 ③士人更加受到尊重④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C．③④ D．②③ 3.右面方框内的对话讨论的是（） A．宋夏议和B．宋辽议和C．宋金议和 D．辽金议和 4.北宋中期，“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其中，富者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论数起。”这表明，交子（） A．产生于商业纠纷中 B．是印刷技术进步的产物 C．是民间交易的凭证 D．只在少数富人之间流通 5.元朝统治者在划分行省时，打破以往依“山川形便”划分行政区域的原则，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一级政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A．防止分裂割据 B．实现国家统一C．强化思想控制 D．开发边疆地区 6.《中国通史》中记载：“提倡文人政治，严禁武人干政，其目的在痛纠唐末五代武人乱国的弊病。”该材料反映出宋朝的政治特点是（） A．藩镇割据B．宦官专权C．武将专权D．重文轻武 7.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下面是某同学用制表法梳理少数民族杰出人物时制作的表格，表格中由上到下应依次填 A C．阿骨打、孝文帝、忽必烈、铁木真 D．阿骨打、孝文帝、铁木真、忽必烈 8. 宋代城市商业繁荣，在“通晓不绝”的夜市和“终日居此，不觉抵暮”的瓦子（文娱场所）里，随处可见流连忘返的市民身影。这一生活景象最能表明（）A．商业活动不受时间限制 B．市已遍布城内各处 C．文娱场所多由官府经营 D．坊与市已没有区别 9. 南宋时,都城临安曾有谚语“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这主要说明临安 A．蔬菜类品种丰富 B.水利建设获得发展C．城市商业的繁荣 D.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10.南宋时，南方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开垦出许多梯田、圩田。梯田就是依山势而建，状如梯子；圩田就是把临近江河湖泊的水洼地用堤围起来，堤上有闸门，洪涝时闭闸防淹，干旱时开闸灌溉。南宋时南方梯田、圩田的开垦（） A．源自于人民的劳动实践 B．依赖于北方农民南迁 C．得益于经济重心的南移 D．取决于南方社会安定
汉学与宋学
汉学与宋学 中国经学发展的历史，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或派别。但是，既然经学是一种学术思想，那么，按照学术思想“风格”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应该是最合适的了。 清代人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他们把整个中国经学的历程看作汉学与宋学两家互相争胜负的过程，就是以学术思想“风格”的差异，来对中国经学史进行的分期和分派。因为汉学与宋学是传统中国学术中两种具有很大差异的经学研究方法。 一、汉学与宋学的差异 1、学术范围不同：汉学研究的是语言文字学、史料学，很少学者达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甚至很少学者有理论上的兴趣；宋学是道德学、伦理学，即“修、齐、治、平”之道，研讨心、性、理、气等概念，近似于今天所谓的哲学。二者之间互相争正统、争道统，声称是孔子的嫡传。 2、研究方法不同：汉学家多采用归纳法，认为史料本身可以真实的历史，所以他们反对孤证，重视搜集许多资料，强调根据大量资料才能得出结论；宋学家多采用演绎法，从一个思想推演出各种说法，甚至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他们更强调理解的重要性，因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其实往往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汉学家常常斥责宋学家“空疏”，宋学家常常斥责汉学家“琐碎”。 3、学术重点不同：汉学的重点是“五经”，后来
演化成“九经”、“十三经”等；宋学的重点是“四书”，“四书”的成立及其发展是宋学的最大特点。 从根本上说，所谓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实际上就是人类两种最主要的思想方式的区别。因而这种区别并不是汉代以降“经学”正式形成之后才产生，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的现象。先秦孔门内部，已经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风格。此事徐复观先生有言及之，可谓明了：由孟子以下的人物（今按，指荀子、陆贾等人），都是属于思想家型的。他们受了经学典籍的基本教育，但经学典籍只在他们思想中发生各种程度不同的作用，他们并非以传经为业的经学家型的人物。实则由《礼》之大、小戴《记》，《易》之十翼，《春秋》之三传，可以推知另有一批经学家，以某一经为中心，作了许多解释和创发的工作。他们的思想与思想家型的不同之点，在于他们是顺着他们所治的经以形成他们的思想，有广狭之不同。（《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二、汉学与宋学的主要派别 1、汉学。最粗略地看，汉学可以分为两期。一是从西汉到唐代，唐代经学基本是汉代经学的总结。其中，西汉是“今文经学”盛，东汉以后是“古文经学”盛。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他遍注群经，把今、古文经学对经书的不同解释融合到了一起，号称通学。但从此以后，所谓今、古文经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就再也弄不很清楚了。南北朝时，北方中国主要仍奉行郑玄的汉代经学传统，而南方中国则继承了魏晋玄学的影响，对经典的解释与汉代经学已多有区别，往往更尚义解。《北史·儒
清代文学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虞山诗派 指有钱谦益为核心的诗歌流派。时间在明末清初，因钱谦益主要生活在虞山，故命名为虞山诗派。其诗歌主张要写时事，反映社会，对诗歌的艺术特色无做过多要求，又因范围较广，故该派的凝聚力较弱，无鲜明统一的创作风格。 梅村体 指清初吴伟业的诗歌特色，因其号梅村，故称梅村体。梅村体的特色有，在内容上讲究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情况；二擅长七律、歌行，成就最高为七言歌行；在艺术上有创新，运用明代传奇之法进行诗歌创作，有曲折的情节，篇幅较长。在语言上有初唐四杰的缤纷词藻，李商隐的曲婉。元白叙事诗的铺陈。 神韵说 指清代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主张。其诗论承自《古画品录》、钟嵘“滋味”说，唐司空图“味外之旨”，严羽“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即讲究诗歌的创作要“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诗歌审美中标举盛唐的王维，王士禛的贡献在于首次明确的提出诗歌的意境理论，对于当时只讲究诗歌社会功用的诗坛有一定的纠正作用。 格调说 是指康乾年间由沈德潜提出的一种诗歌理论。其主要主张为诗歌创作要有“格调”，其诗歌理论承自明代前后七子，远承皎然《诗式》和严羽《沧浪诗话》，其强调重视诗歌的风格。沈德潜将“格调”具体表现为传统的“诗教”和“温柔敦厚”，风格为雍容典雅，这是清代王朝兴盛，文学作品需润色鸿业的体现。 肌理说 指清代中期由翁方纲提出的一种诗歌理论。其名称出自杜甫《丽人行》，是针对当时诗坛空言义理，讲究诗歌创作要有严密的针法和法度。具体表现为“义理”和“文理”，义理即讲究诗歌创作要有温柔敦厚的特点，文理指诗歌创作有要有结构等特点。 性灵说 出自袁枚，其诗论承自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讲究诗歌创作要有真情实感，要依循本心。这种理论主张是针对当时诗坛空言诗教而来。袁枚的诗论在当时别具一格，和其为人处世的独特性格也有关，较开明，招收女弟子，有《随缘女弟子诗选》 同光体 同光为光绪帝的年号，同光体指清末由陈三立，陈衍等人为核心的一种诗歌流派。其诗论明确主张“学宋”，是在明清两代学习“盛唐”诗的大氛围下，提出的一种新的学习方向。具有创新的意义。同光体的创作内容为多反映社会现实，内容多关注下层，特别
七年级历史下册第二单元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测评人教版
第二单元测评 (时间:60分钟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2分,共40分。下列各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意) 1.“烽火燃,五十年,陈桥驿站披旒冕。披旒冕,定江山,杯酒之间销兵权。”这段歌词所评述的古代帝王是( ) A.秦始皇 B.汉武帝 C.唐太宗 D.宋太祖 2.“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出现这种历史现象是由于宋代( ) A.统一文字 B.独尊儒术 C.创立科举 D.崇文抑武 3.“杨家将”的故事,以话本、戏剧等形式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它对北宋前期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加以演义,主要讲述了杨家四代人戍守北疆、精忠报国的动人事迹。下列哪一事件不会 ．．出现在“杨家将”的系列故事中( ) A.阿保机发起澶州之战 B.宋真宗亲征澶州城 C.宋辽议和结澶渊之盟 D.北宋北伐辽遭失败 4.下列能正确反映北宋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的示意图是( ) 5.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宋朝皇帝每年要向游牧民(辽、西夏)“送礼”……这是宋朝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使游牧民南下十分容易。“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对于这段文字的理解,正确的是( ) ①“送礼”指的是北宋统治者交纳的岁币②宋朝皇帝向两个游牧民族“送礼”的原因是战场上的失利③“送礼”给宋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所以是其致命弱点之一④“送礼”政策客观上有利于边境安定,互市贸易往来
A.①③④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6.北宋和南宋之间的关系类似于( ) A.西晋和东晋的关系 B.隋和唐的关系 C.曹魏和北魏的关系 D.武周和北周的关系 7.岳飞的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中的“匈奴”指的是( ) A.匈奴统治者 B.女真统治者 C.契丹统治者 D.党项统治者 8.“国家的财政收入约80%来自淮河以南地区”;“丝、棉纺织业、造纸业中心及对外贸易港口多集中在南方”;“苏湖熟,天下足”。这些现象最早出现在我国哪个时期( ) A.两宋时期 B.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C.隋唐时期 D.秦汉时期 9.有学者指出,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经济地理格局中的一次巨大变迁。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于( ) A.南北朝时期 B.隋唐时期 C.两宋时期 D.明清时期 10.宋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科技发展的高峰期。下列表述与南宋时期南方商业繁荣的史实不相符 ．．．的是( ) A.京城的主要街道店铺林立 B.京城的主要街道买卖昼夜不绝 C.纸币与铜钱并行 D.广州的人口多达百万 11.自古以来,各族人民驰骋于中华大舞台。史书所述“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的民族是( ) A.蒙古族 B.突厥族 C.女真族 D.回纥族 12.下列图1、图2、图3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行政机构设置的主要情况。其中,图3反映的朝代是( ) A.秦朝 B.汉朝 C.唐朝 D.元朝 13.五代至元朝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很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下列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①辽②金③西夏④蒙古 A.①②③④ B.②①③④ C.①③②④ D.③②①④
汉至明清政治制度的演变
\汉至明清政治制度的演变 第2课时汉至明清政治制度的演变 【课标解读】 列举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了解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设置等史实，认识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单元综述】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它经历了产生、形成、确立、完备、强化、衰亡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秦汉至隋唐为阶段，历史进步性居主流；北宋至明清为第二阶段，其消极影响日趋突出。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具体措施都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共性和特殊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 夏商周时期我国政制治度的主要内容是宗法制，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在王位和爵位的继承上实行世袭制；在地方管理上实行分封制；在王族内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宗法制。 秦国统一了六国后建立了秦朝。秦朝创立了封建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制度，初期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以皇帝为中心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官位不世袭，实行俸禄制度，由皇帝任免；官职有明确分工，既互相配合，又相互牵制。 “汉承秦制”，由汉至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受到制约而削弱；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 明清时期，转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废丞相、设内阁和六部、增设军机处；中央机构的设立和职权完全服从专制王权的需要；废行省，设三司，直接隶属中央，中央对地方控制进一步加强；大兴文字狱，八股取士，思想文化专制不断加强。 【重点难点】 三省六部、行省制度宰相制度的废除、内阁的创立、军机处 如何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影响 【知识梳理】 第2课时汉至明清政治制度的演变 一、从汉到元政治工作制度的演变 中央集权的发展 两汉时期郡国并行制和“推恩令” 背景：汉初在地方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诸侯
简述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
简述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 1．北宋与辽的关系 ①战争：争夺的重点是幽云十六州。 概况：北宋在统一南方后先后两次对辽用兵，均失败，转入战略防御，确立了“守内虚外”的政策；北宋停止北伐后，辽统治者不断发兵南下，威胁北宋的安全 ②议和——澶渊之盟 背景：1004年，辽军逼近东京，宰相寇准力劝宋真宗亲征；在前线大挫辽军锐气，辽方提出议和，宋真宗接受；1005年初，双方订立和议。 内容：宋每年送给辽“岁币”；辽撤兵；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各守边界。 影响：宋辽双方对峙局面形成，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局面；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促进了民族融合。 2．北宋与西夏的关系 ①战争：元昊称帝后，与宋不断交兵，双方损失都很严重。 ②宋夏议和 元昊取消帝号，北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
宋称臣；宋每年送给西夏“岁币”；重开边境贸易。 影响：宋夏议和以后，双方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局面，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3．南宋和金的关系 (1)南宋的建立：1127年，赵构在应天府称皇帝，后来定都临安，史称南宋。 (2)宋金关系 ①战争 北方义军的抗金：代表是太行山的八字军。 岳飞抗金：采取“连结河朔”义军的正确方针，1140年，获郾城大捷，给金军以沉重打击 ②议和——宋金对峙的形成 议和：1141年，南宋与金订立和议，史称“绍兴和议”。 主要内容：南宋皇帝向金称臣；南宋与金以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划定边界；南宋每年向金输纳“岁币”。 评价：是南北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基本均衡的结果；加重了南方人民负担；减少了战争，给双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
正确认识辽、宋、夏、金时期民族政权及民族关系 (1)关于民族政权的认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祖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因此辽、宋、夏、金这些政权的历史地位是平等的，少数民族政权为我国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2)关于民族关系的问题 ①各民族间存在战争，这些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不能用侵略和反侵略进行定义。反抗民族压迫和掠夺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也是正义的，反之则是非正义的。 ②在宋、辽、夏、金的关系中占主导的是三次议和，这三次议和虽然是两宋统治者接受屈辱条件以求得苟安，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议和使双方减少了战争，获得了较长时间的相对安定局面，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各民族人民的友好交往。 ③这一时期，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制度被少数民族吸收，辽、夏、宋、金之间的商品贸易联系增强，少
2018学年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考研复试题
一、名词解释 1、直音 【答案】直音是指用同音字给汉字注音的方法，即直音法。直音法是古代汉语中较为常用的注音方法之一，如：郯，音谈。（《经典释文·左传僖公四年注》） 2、避讳 【答案】避讳是中国旧社会特有的现象，大约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至清代更趋完密，民国成立后废除。避讳是指人们不能直呼皇帝或尊长的名字，凡遇到和君主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面，需用改字、缺笔等办法来回避，其结果往往造成语文上的若干混乱。例如避君讳：汉高祖名邦，“邦”改成“国”。《论语·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汉石经残碑作“何必去父母之国”。避讳常见的方法是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别的字来代替要避讳的字。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不少把人名地名或事物名称改头换面的奇怪现象。避讳给古代文献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给今天的阅读造成诸多不便。 3、韵部 【答案】韵部是指押韵字的归类，包括韵腹和韵尾。是韵书的基础，无论何朝何代编纂韵书，都立有韵部，按韵归字。学家把古代韵文押韵的字分成类，每类称作一个韵部。例如，宋代吴棫把古韵分为9部，郑庠把古韵分为6部。后来也推广到先秦典籍中没有用来押韵的字上去，如段玉裁把古韵分为17部。清初古韵学兴盛，这个词也有人用来指《切韵》系统韵书的“韵”。如《广韵》有206韵，段玉裁说：“是书依陆氏法言二百六部之旧。”这里说的“部”就等于平常说的韵，“二百六部”就是206韵。和韵类相反，如果不区别声调也不区别介音，只要韵腹（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这就是韵部。韵部比韵母和韵的概念更大。如：《诗经·豳风·七月》一文中，“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4、四声
【答案】四声是中古汉语声调的四种分类。用以表示音节的高低变化，包括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现代普通话己经失去了入声，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浊上声归入去声。唐宋以来，汉语在四声的基础上区分声母清浊对应的阴调和阳调形成八声，也就是四声八调。 二、解释加点或划线词 5、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 【答案】息：子。 6、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 【答案】归：通“馈”，赠送。 7、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答案】殿：镇守。集：成。（集事，即成事） 8、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答案】亟：屡次。 9、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答案】作：兴起。 10、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王粟《七哀诗》） 【答案】完：保全。 三、简答题 11、什么是分化字?什么是母字?说出分化字和母字的表义分化情况。 【答案】（1）分化字和母字 原来记录数个义项或意义比较宽泛的字，到了后来，分化成两个或数个字，分别承担不同的义项或广义的不同方面，这些职能分化的字，称作分化字。原来职能未分的字称为母字或原字。分化时，多是增加或改换义符、声符，造出分化字。如北，背；辟，避。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来源：智识学术网 | 发布日期：2010-11-27 | 作者：王记录】【选择字号：大中小】 一、官方纲目体史籍的编纂与宋学 康熙、乾隆二帝对于宋学的代表——程朱理学非常推崇，着力提倡。他们之所以如此，按萧一山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朱子主张尊君大一统，便于统治者利用”[2](P52)。何兆武也认为他们“表彰理学，意在强化尊君大一统的思想”[3](P134)。清廷以朱熹配享孔庙，把一批身居显宦的理学家——诸如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等树立为“理学名臣”，就是看上理学在维护自身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与提倡理学相联系，清廷特别注意设立史馆，摹仿朱熹《通鉴纲目》编纂纲目体史籍。在中国史学史上，朱熹《通鉴纲目》一书具有特别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一部历史书，更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在这部书中，朱熹把天理、纲常、名分等理学观念转化为历史的论证，通过辨正闰、明顺逆、严篡弑之诛等笔法义例把理学思想融会到历史之中，把历史当作格物穷理的手段之一，阐扬纲常名分的合理。康、乾二帝提倡理学，依照朱熹《纲目》设馆修纂纲目体史籍，实际上就是看上这种史书体裁最适合表达统治者的思想，最适合从思想深处论证现行统治的合理。可以说，纲目体史籍的编纂，是清代官方史学与宋学发生联系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统治者褒贬议论、抑扬人物、评断史事，阐释微言大义，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史学观念和政治意志。他们的这种做法，在理学式微的清代，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康熙皇帝一生都非常注重经史的学习，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非常感兴趣，在倡导经筵日讲的同时，要求经筵讲官进讲该书，“经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通鉴》一书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作何撰拟讲章进讲，尔等奏议”[4](卷5)，结果议定进讲朱熹的《通鉴纲目》。在康熙看来，经史同等重要，“经史俱关治理，自宜进讲”[5](卷89)，于是把讲解经书与讲解《通鉴》结合起来。对于经史关系，康熙这样看待：“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详于经，治天下之事莫备于史。人主总揽万机，考证得失，则经以明道，史以征事，二者相为表里，而后郅隆可期。”[6](卷19)还说：“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乃为有用。”[4](卷12)由于康熙皇帝认识到经史之学在治理天下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故而加紧研习，亲手点定朱熹《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大全》诸书皆以朱书手自点定”[5](卷121)，并发表心得评论，此后《通鉴纲目》馆即据此编辑成《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和“续编”。康熙还谕令把朱熹《通鉴纲目》翻译成满文，颁赐给满洲大臣，并在序言中自称“于《纲目》一书，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爰于内廷设立书局，命翻译呈览，朕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务期晓畅无遗，归于至当而后止……朕念是编所记述，皆有关治天下国家之务，非等于寻常记载之书，法戒昭然，永为金鉴。凡我臣工，其各殚心观摩，以体朕黾勉法古之意”[5](卷150)。对于《纲目》在史学上的地位与特点，康熙这样认为：“史之有传，其体有二，纪事编辞，发凡起例，而褒贬之意寓于言外，俟观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传也，涑水之《资治通鉴》宗之。据事以断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夺之不可假，如折狱然，此公、谷之传也，崇安之《春秋传》宗之。二者缺其一，则史学不备。朱子作《通鉴纲目》，纲仿《春秋》，目仿丘明，罗十七代记载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褒贬之法，论者谓接统《春秋》，不虚也。”[7](P581)给《通鉴纲目》以很高的评价。康熙推崇宋学，在当时学术界反响很大，昭梿云：“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宿儒耆学，莫能窥测。所任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令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世所能及也。”[8](P6) 正因为注重学习经史，康熙朝设馆编纂了很多经书和史籍[③]，使官方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中《御批通鉴纲目》及前编、续编和《鉴古辑览》的编纂，则直接承袭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对于《御批通鉴纲目》编纂的意义，康熙帝说：“千百年来，微言大义，昭揭天壤，必以尼山笔削为断，所从来尚矣。……紫阳朱子特起而振举之，纲以提要，目以备详。岁时列于上而天统明，章程系于下而人纪立。增损精切，予夺谨严，庶几《春秋》大居正之宗旨欤……朕几务之暇，留神披阅，博稽详考，纤悉靡遗。取义必抉其精，征辞必搜其奥，析疑正陋，厘疑阐幽，务期法戒昭彰，质文融贯……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一胪如指掌，即子朱子祖述宣尼维持世教之苦衷，并可潜孚默契于数千载之下。是则朕敦崇古学、作烝新民之至意也。”[7](P580)《鉴古辑览》一书，由陈廷敬等人奉敕编纂，内容为“古昔圣贤、忠臣、孝子、义士、大儒、隐逸，凡經史所记载，卓然
谈汉唐宋明清的科举考试选拔制度
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读书工程（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 （读书报告） 学号：2014064113 专业：物联网 学生姓名：孟稼祥 任课教师：叶紫丁（周三班） 2015年3月
谈汉唐宋明清的科举考试选拔制度 从夏，商，周的华夏一直到现在21世纪的新中国，华夏民族从来都是走在世界的前列，深究其中蕴含的奥秘，会发现这都是因为中国出现了无数的杰出人才，涉及数学，地理，科学等等。然而这些却和中国的选拔人才制度有关，因为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开始，所以在隋之后的唐，宋，明，清选拔人才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而隋之前的汉则采用其他方法。现在我就来谈谈汉，唐，宋，明，清的人才选拔制度。汉的选拔制度 因为汉朝没有科举制度，所以汉的选拔人才不是通过科举制度。一种：当时有太学，太学里甲科出身的郎及其子侄后辈在皇帝身边当侍卫，然后在这里面挑选政府的需要的人，而乙等的吏回到其本乡政府充当吏职。还有就是被称为乡举里举的制度，即当时地方可以选举贤良到中央，一种是无定期的，如果当时发生重大的事，皇帝会召集或地方举荐人才到中央，譬如皇帝登基，有天灾等等，第二种为特殊选举，最后变为选举孝廉。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基本只有选举孝廉一种。 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多样化的，但最后只有一种选举孝廉了，这纵然是让政府里的人才思想品德得到提高，但他们并一定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这些从表面上看似乎让底层的人民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但一定程度上还是由地方官员推举，而且最后选举制度的过度单一让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和重视。这些也导致汉朝完全成为“读书人的政府”，我认为这样的政府是不完善的。 唐朝的考试制度 由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的不适合时代导致中央集才，唐朝进行了改进，有了“坏碟子列”，即人们自由报名，统一参加考试，进行选举。唐朝的针对前朝选拔制度而进行改进所出现的自由竞选，大大扩展了人们进入政府做官的途径，不同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做官。而且下层人民也可以进入政府，政府向人们开放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