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一、详细内容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

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二、意义

第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

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第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地理、居民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作出的，其最终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至关重要。

归结起来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深入研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我们党90年不寻常的奋斗历程，从而全面地把握现在、正确地开创未来。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推

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联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历史事实表明，红军长征前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30万人。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坏掉，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长征，从内因来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导致的严重恶果。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些话思想深刻、耐人寻味。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错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形成了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四个基本”来之不易，其中蕴涵着包括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在内的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

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未来的征途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四个基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的、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创造精神。这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党的蓬勃活力和团结统一遵义会议前相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党内流行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危害很大。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根本制度保障。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这些话言简意赅，深刻指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这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具体制度，使民主集中制真正制度化、规范化，从而构筑起防止个人专断或极端民主化的堤坝，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这应当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

的根本着力点。当前，应当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在党内生活中，应当大力倡导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进一步营造敢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的氛围和环境，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崇高理想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具有先进性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动力源泉。遵义会议前虽然党和红军的处境极度危险，但因为从上到下都保持着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所以党和红军能够临危不惧、遇难不馁，理智地总结教训，积极地寻找正确道路。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无情的自然环境，面对绝地断粮等生死考验，红军指战员能够坦然面对、威武不屈，说到底还是因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在激励着他们。肖华同志创作的《长征组歌》这样写道：“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段歌词，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对于红军取得长征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开创性事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矛盾和风险。特别要看到，当前我国处在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旺盛发展活力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也是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困难和风险不少的“矛盾凸显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

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于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会形成这样那样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对党员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尤其需要在全党大力弘扬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伟大精神，以此激励广大党员以高度的自觉，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忠实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

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人民的一切。长征中，红军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残酷的战争环境、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党内斗争等多重考验，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最重要的就在于党中央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牢固确立和贯彻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我们说遵义会议意义重大，大就大在这次会议在危难的关头挽救了红军，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精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走过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走过了和平环境中建设、改革的不平凡时期，始终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始终是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胡锦涛同志站在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是对新形势下军队地位作用、职能任务、发展目标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

与时俱进，要求军队一如既往地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更好地确保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这是确保军队打得赢、不变质，更好地履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党的决策正确、有效地实施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历来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在历史进步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同时也十分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人物的作用。列宁指出：“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又要最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历史上党中央的领导状况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比较和对我们党90多年实践的分析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正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样的领

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如果没有这样的坚强领导集体，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全党全国人民，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理论上有新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实践上有新创造，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和衷心拥护。今天我们回顾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何毅亭

三、精神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对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党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党内外都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明确认定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伟大功绩。但对这次回忆到底留给我们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或者更具体地说，如何表述遵义会议精神？党史界、学术界讨论热烈，见仁见智。如今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都有了明确的表述，唯独遵义会议精神表述尚无定论，各界都希望尽早有一个统一的概括。综合今年国内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依据“忠于史实、激励当代、启迪未来“的原则，当前应当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和务求必胜等二十字精神。

首先应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精神。遵义会议堪称实事求是的历史

典范，无论是对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亦或是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和对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重新起用，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探索武装反抗国民党发动派的革命道路时，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早放弃攻打大城市，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把战略退却变成战略进攻，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但是“左”倾领导人坚持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拒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创造。虽然他们后来也不得不从大城市转移到农村根据地，但仍然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中央根据地，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遭致革命的重大损失。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它是付出了重大代价换来的。湘江之战后，到底是不顾严重敌情继续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还是实事求是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实事求是，就能绝处逢身，化险为夷；反之，就可能大难临头，全军覆没。

今天，我们要继续弘扬遵义会议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牢记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努力使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自觉把思想从不合事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说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比如，在对国情、省情、市情和县情的认识上，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认定，首先承认“三个并存”的现实，即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很远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与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科学技术与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的状况同时存在。然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扎扎实实推进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和小康建设进程。

第二，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的精神。毛泽东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从偶然性来看，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通讯联系；从必然性来看，经过14年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红军高级将领和党的高级干部已经从实践中懂得，要夺

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作为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中国共产党在它幼年时期得到过国际的许多帮助和正确指示；但毋庸讳言，共产国际及其派到中国来的同志，由于不了解中国情况也对中国革命有过不少错误指示，使我们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对如何看待共产国际指示作了科学的回答，并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要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从遵义会议开始，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自身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今天，我们要继续弘扬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首先，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我们尊重世界的多样化，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主张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主张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其次，在国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都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创造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尽管前进的道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但是，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的坚定信念，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地方各级党委在思想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则应根据省情市情特点，搞出自己的特色，走出独特的路子来！

第三，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坚定信念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正是

由于有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所以才能历经磨难而不垮，屡遭挫折而不散。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6万人经过湘江战役后锐减到不足3万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的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大家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正确路线得以确立，从而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毛泽东同志在娄山关上写下的豪迈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勇跨征程的鲜明写照。长征是人的力量的赞歌，它告诉我们：即使面对生存绝境，只要有崇高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什么艰难险阻都能战胜。一位老红军说过：当年我们靠什么克敌制胜？靠理想、靠信念，靠的是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高尚情操，一句话，靠的是精神的力量。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困难还不少。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变局，面对国内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但首先要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保持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和建设初期的那么一股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如今人们常常抱怨条件不好，困难太多。是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我们正在干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干过的伟大事业，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去一个个加以解决。但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同长征时期比一比，那时候有什么物质基础，有什么基本条件。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靠坚定的信念，已经创造了一个长征的奇迹；21世纪我们靠坚定的信念，一定能再创造一个新长征的奇迹。

第四，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精神。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幼年时期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没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身重大军事和组织问题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挥权，对思想上还未认识到错误的领导人，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改变了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做法。遵义会议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光辉典范，是体现党内民主团结的光耀典范。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惨败后，博古、李德受到红军指战员的强烈指责，

要求更换领导人的情绪明显滋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血的事实教育下，逐渐改变态度。所谓“担架上的阴谋”，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其他同志正常地交换意见，对党的事业负责的表现。不是“非组织活动”，不是“阴谋诡计”，而属于“个别酝酿”。遵义会议也是按照党的“会议决定”的原则，集体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事务。会议前后召开三四次，大家的意见发表得都比较充分。虽有尖锐的交锋但没有人身攻击，虽有严厉的批评但没有以势压人，就在作出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仍然允许一些同志保留意见。这是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表明我们党即使在幼年时期，对民主原则的奉行就是那么虔诚那么认真，无愧是一个按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这是一次真正团结的会议，这种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二是经过明辨是非后思想认识上的团结统一。

党的十六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我们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创建中国政治文明的今天，进一步弘扬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42年，毛泽东曾经把遵义会议的民主团结精神运用到延安整风中，并提炼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1957年，毛泽东又把这种民主团结方法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方法。可惜未能贯彻到底，以至后来发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局部的和全局性错误。从这反面证明：党内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现代政党生死攸关的自身建设课题。我们一定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第五，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务求必胜的精神。为什么要开遵义会议？为了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为什么要批判“左”的错误，为了端正党的路线，夺取革命的胜利。务求必胜就要敢于坚持真理，只有坚持真理才能保证党和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真理要能在党内占上风，既要求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能以务求必胜的精神出以公心，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又要求大家也能从务求必胜的要求出发，出以公心，勇敢地服从真理。列宁说过：“向真理低头不算丢人。”陈云说：“要真理，不要面子。”张闻天说：“真理在谁手里，

跟谁走。”他在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博古的严重错误，认为博古文过饰非的主报告基本上不是正确的。王稼祥也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也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不但主动承担责任，且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就是对遵义会议一度持保留意见的博古、凯丰等人，在长征后期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改变了看法，表示心悦诚服。党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就胜利；什么时候我们坚持错误，背离真理，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场正式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的。我们为什么会胜利？并不是因为党一贯正确，不烦多雾，而是因为我们党能坚持务求必胜的信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新生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战胜的真谛。正因为如此，列宁说：在无产阶级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通向死亡，一条通向胜利。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

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十六大确定的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制度保障。我们要有务求必胜的信念，切实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尤其要加强作风建设，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扎扎实实地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