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新媒体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哪些新机遇和新挑战？陈冬生《中国党建新课题》20090624整理
网络新媒体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哪些新机遇和新挑战？
我们要从执政兴国的战略高度，适应网络时代的政治生活，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加强对网络新媒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因为党的建设迎来了网络时代，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是视之为洪水猛兽，还是神兵利器?这不只是思维问题，更是考验中国党的执政能力与智慧的新课题。
一方面，网络新媒体给党的建设带来新机遇。网络新媒体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网络成为各种政治思潮，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无硝烟的战争”的新阵地，给党的生活带来了新机遇。
（1）网络新媒体为党的生活提供了内聚民情的超级大平台
抗震救灾使我们初步感受到了互联网强大力量。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互联网反应迅速，第一时间发布震情，传递权威声音，及时澄清谣言，满足了大众的知情权。其后，各大网络媒体迅速推出相关新闻专题，综合运用图文、音视频、FLASH、博客、论坛等多种形式，以最快的速度、最贴近的视角记录灾情进展，为网民提供了全景式、立体化的报道。灾难中，网络从来没有这样把网民的心紧紧聚在一起，也从来设有这样把网民的爱心表达得如此淋漓酣畅。众多网络企业，不仅带头向灾区捐款捐物，向广大网民发起捐赠倡议，而且还结合各自实际推出了极富特色的措施为抗震救灾尽力。爱心行动迅速在互联网上蔓延，给灾区人民送去了支持和温暖。互联网上，那个个源于真情的祈愿帖子、一双双凝聚真爱的热情双手，笔笔数额不等的赈灾善款，一件件救灾应急的捐赠物品，一篇篇饱含深情流行网络的诗文，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爱心在两亿多网民之间发生着同频共振。
重大事件发生时，网络大显身手，发挥其特殊作用，成为传播信息、凝聚力量、集中民智、化解危机等重要平台。这次赈灾中。网民坚定地与党和政府站在一起，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把互联网功能发挥得波澜壮阔、淋漓尽致，显示出无比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评论：中国互联网再次证明其主流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给予两亿网民的影响力。
（2）网络新媒体为执政党提供了外御敌侮的世界性大阵地
拉萨“3·14事件”的网络反应就使我们初步感受到了世界性的网络“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2008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在网站上刊登一幅图片，显示的是中国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但图片说明却写道：“在拉萨有很多军队。”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也在报道中使用了“军事镇压”、“武力管制”、“藏人被杀数百人”等歪曲事实真相的文字。西方不实报道的转帖在中国国内及海外华人网站中迅速流传，引起很多中国人的气愤，“做人不能太CNN”一语在网络广泛流传。许多网民纷纷加入反对西方媒体制假活动中。一场世界性的网络“人民战争”开始了。
加拿大华人网民“黄金少”制作了一个名为“西藏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中国一部分”的视频，发布在Y outuDe网上，在三天之内点击量接近120万次，各种语言的评论72000多条。有网友还专门创办了网站，收集、整理并发布西方主流媒体作恶的证据。比如CNN刊登的一幅照片。画面是军车在街上行驶，旁边有一辆汽车在焚烧，前方则有人在奔跑。中国网民很快上传原照片，CNN是刻意删去了右侧向行进中的军车投掷石头的人群的画面，掐头去尾给人以军车肆虐拉萨街头的政府暴力印象。网络上，对西方媒体的谴责随处可见，网友们通过博客、视频、BBS、签名等，纷纷加入谴责的行列。他们
的意见，通过网络汇聚成河，最终形成了巨大的声浪，并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正视。
我们以往对网络媒体一贯采取比较保守态度，尤其对于西方舆论对我们的种种指责，往往采取习惯的封锁政策。“3·14事件”中，在各种网络公共平台上，中国网民与西方媒体展开的一场“人民战争”，使得国际舆论以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中国。谁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就能最大限度地压缩猜测和谣言的传播空间。
（3）网络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电子民主、电子党务和电子政务的网络政治新舞台网络把人类带入“电子民主”的新时代，加速人类的民主化进程。网络舆论有助于改善政策议程的设置，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输入了必要的信息，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政策草案提供建议，成为决策主体较为重视的政策力量。网络新的技术不可能被一小撮政界人士或掌权人物主宰和控制，使他们能够左右和操纵群众的情绪。“电子政府”开辟了当代民主的新渠道，强化第二次“互联网革命”。网络技术在信息时代的选举中有着巨大优势，如成本低，投票率增加等。网络选举还能提高选民对选举的兴趣。“电子政府”或政府上网工程将有助于构建廉洁高效亲民的现代政府。如常州市长与同民的网上辩论就引起了轰动。公权力与私权利处在了一个平等交锋的平台，最突出的意义就在于公权力放下了高贵与特权的架子，扮演了一次普通“人”的角色，回归到权利平等的位置。常州市长“其主动坦诚的态度与网民互动，打出了一张智慧的“网络政治牌”，诠释了现代政府决策者如何运用网络这种现代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手段，适应尊重民意和倾听民声的新形势要求。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里的权力之争不但表现为技术精英和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还表现为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之间的权力之争，进而挑战到党建的方方面面。
（1）网络舆论挑战党的传统决策机制
我国的网民群体存在着年轻化、高学历等结构特征，其行为存在着自发性、批判性、情绪性和虚拟性等特点，一些情绪性的宣泄只要不触及法律法规，就可以免受责任的约束，导致网络舆论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潜在的隐患，极端情况下则可演化为所谓的“网络舆论暴力”。网络舆论对党的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
——网络的虚拟性和开放性模糊了相关公众的边界。在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当事人、直接利益相关方和非直接利益相关方相互混淆，虽然增大了问题表达环节的信息流量，却容易导致难以界定问题的边界，从而使决策过程处于争论或停滞状态。尤其当一些网民借助某些引人关注的焦点问题而表达与问题无关的利益诉求之时，由于正常的决策程序难以容纳和消化差异甚大的诉求意愿，使得公共问题的解决更加迟缓，也更加困难。另外，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问题上，阿民以及网络舆论难以客观反映真实的民情民意。由于同民在职业、年龄和学历等方面都与居民总体有很大差异，加之收八差距和各地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不同等因素，信息鸿沟效应一直在影响着网民的结构。广大农民、偏远和落后地区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都很少有机会接触网络。更难以在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发出声音。
——情绪性利益诉求对公共决策造成负面影响。网络的虚拟性和开放性为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便利，但也滋生了情绪性的宜泄。情绪性舆论不仅潜藏着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而且直接制约了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面对比较强烈的情绪性舆论，公共决策机构会发现，无论采取什么行动和举措，都难以在目标上与相关公众达成一致，因而只能偏离正常的解决程序，或者压制公共问题，或者顺从情绪型的舆论。但是。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不是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之道。
——网络舆论所产生的“时空压缩”挤压了公共决策的正常程序。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强化了
现代化过程的“时空压缩”效应，改变了人们体验时间与空间的方式，也影响了公共决策的传统流程。尤其在经历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网络舆论所产生的“时空压缩”，一方面使不同的价值观可以充分接触、交流、碰撞，有利于某一种价值观借鉴吸收其他的社会价值观，但另一方面，这种价值观的多元并存也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动机复杂多样而对行为过程和结果难以预测。对于公共决策而言．龙卷风式的网络舆论挤压了正常决策所需要的时空资源，导致许多普通公共问题仅仅由于成为了网络舆论的“焦点”而演变成特殊的危机问凰，使决策主体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去应对某一公共问题，只好启动紧急状态的应急预案。但是，这种情况不仅导致应急管理资源的错配，也不符合推进公众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的治理方向。
（2）网络反腐挑战传统的反腐格局
从2008年年初的湖南“网络反腐第一案”到年底的“出国考案门”事件，网络反腐貌似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繁荣时代，曝光、报道、调查处理，形成了网络反腐的常态。所谓“人肉搜索”所体现的网络监督的威力，正在得到空前发挥。诸如“周老虎”、“史上最牛的书记”、“最牛的处级别墅群”、“最牛的嫁女婚宴”。在网络的强大监督和舆论压力下，这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偷梁换柱、遮遮掩掩厦更丑恶的东西越来越难以生存。让政府部门的工作更好地置于阳光之下，更彻底地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才能消除暗箱操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和公正。
网上举报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网上举报，是一条最经济、最便捷、最互动和最保密的举报方式。匿名的举报者也能和办案机关进行网上互动交流，这是传统的信访方式无法比拟的。江苏省查办的郑大水案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网络公开和透明的特性，开辟了一个反腐新战场——民间网络反腐。与官方网络举报不事张扬相异，民间网络反腐带给人一种锣鼓喧天的感觉。近年来一些腐败分子正是先在网络上被炒得沸沸扬扬之后，再被反腐机构锁定，最后落马。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公开举报，有媒体评论，这是公民不甘于被动地参与反腐，不甘于自己举报后被动地等着更高权力去反腐，而是想寻求一种制度平台掌握反腐的主动权，以民意压力促使官方作为。
网络政务为反腐开辟新天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上政务也逐渐兴起并完善，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甚至官员选拔都搬到了网络之上，弱化了传统政务手工操作，信息传递慢，办事效率低，政府人员从政行为不规范，因信息垄断而滋生权力“寻租”行为。信息网络技术的引进，克服了中间层因既得利益而篡改、曲解上级政策和隐瞒基层情况的梗阻现象，促进了反腐倡廉工作，实现了反腐败从管人到管事、从事后查处到实时监控、从内在自我控制到外部技术控制的转变，创新出了具有技术诱致能力的技术防控腐败的制度环境和文化。
网络技术带来了新的反腐手段。网络技术识别系统可以对公职人员财产进行监督。可以探索对科级以上公务员实行身份特征制度，即身份证、房产证、股权证集中统一登记，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对此进行宏观管理，把捕捉到的一切反常信息报送给各级司法部门。通过技术性手段的综合性运用，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收入不申报、巨额现金非正常流通、巨额财产多处分流等受到严厉制约。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反腐步入网络信息轨道时，如果相关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得当，也会给反腐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可以说。网络反腐制度是否健全、网络技术是否更新，网络管理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网络反腐的成败。因此我们在借助这一新兴工具和手段时，也要把网络反腐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不断完善网络反腐治理制度。工具的完善只是表面现象，舆论监督、举报后调查也是程序性操作，
反腐治理机制的健全才是根本。可网络反腐如果单靠网友网上发帖举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写入宪法，反腐主体就如何进行网络反腐、如何规划网络反腐、如何处理反腐信息及案例等做出明确规定，那时网络反腐时代才算真正来临。同时，民间网络反腐尚缺乏法律支撑，也未被官方认可。民间反腐亟待制度化与法律化的出口，网络反腐不是“人肉搜索”，需要群体热度，更要保持法律上的理性与严密的程序逻辑，使反腐机制在民间资源配合下，实现与现有反腐机制良性互动，使现有反腐机制在民间资源配合下，更有效地清除腐败。
（3）网络新媒体挑战党员价值观念和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基础
网络是一种互动式的弱控制媒体，其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开放的传播渠道、复合式的传播形态，突破了党的掌控范围，对党员教育管理提出新挑战。
网络的迅速发展和全面渗透，使人们摆脱了地理限制，聚集在一个共同的非物理化的空间，出现了以信息文化改变人类生活和工作方式屣价值观念的新型网络虚拟社会。在这个虚拟社会中，不同民族、国籍、信仰与文化背景的人都自由穿梭于其中。以自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传达信息，交流情感，讨论问题，参与政治等等。这种虚拟社会状况及其传播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员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传统的党员教育管理提出新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党员理想信念在网络中受到冲击。网络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政治文化环境，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信息充斥网络，网络的无边界性已经使传统抵御信念风险的“门槛”出现缺口，BBC、VOA、欧洲自由之声等传统媒体已经通过网络登堂入室，各色极端组织、宗教团体等对人的价值、国家存在等不同宣传造成网络社会中政治价值的多元化，拜金主义、物质利己主义等膨胀需求使意志薄弱的党员大都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丧失基本的价值判断力。我们经常能看到有的党员撇开主流宣传网站，搜索网上激进的别样看法，而放弃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党员集体主义意识与“人机交往”的矛盾。网络交往是一种以网络为媒介、为符号的交往，它很大程度上是匿名的，相互交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切都比现实世界自由，虚无缥缈感很强。这种自由更为年轻人所向往，于是“宅男”、“宅女”越来越多。受此影响，党员中的年轻人也越来越习惯于“人机交往”，而不喜欢面对面的组织生活。由于网络的自主性、个人性和虚拟性，长期沉迷其中的人就变成了计算机的一个零部件，从而忽视了自己作为党组织一员的身份。有的党员会用抽象间接的符号系统来替代情感丰富的现实人生，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逐渐被人对网络的依赖关系所取代，这些人回到现实后集体主义意识就必然会淡化。
党员道德判断受到网络生活影响。网络使人摆脱了现实社会中的思想制约和社会规则，身处缺乏约束机制的虚拟氛围中，人往往意识不到键盘上的简单操作可能造成的现实危害，人的道德感被虚拟化或虚无化，加之网络中又缺乏必要而健全的规范机制，人性中的弱点就会被放大，不良的行为就有了比现实生活中更宽松的环境。当前一些网络“人肉搜索”被无节制滥用，网上宣泄、谩骂乃至诽谤的“漫天飞舞”，都使得网络中道德的问题处于既不受传统规则制约，又无新的规则可依的真空状态，这样长期的网络生活，必然会影响党员的道德价值判断。
党员法纪观念遭遇新的考验。网络虚拟社会就其电子物理空间而言，它是一个有序的社会：但对于软环境而言，它也是一个无序的社会。网络组成了一个虚拟社会。却没有为其同步立法，现实社会中对人类行为起规范、监督、控制作用的机制，对网民的约束力明显减弱。对于有的党员来说，由于他们人生价值观本身就不太成熟，因此容易受到网络中某些消极、负面东西的影响和浸染。加之网络社会是一个缺少法纪严格规范且难以实现规范制约的社会，网络是一个没有中心权威的世界，所有人都拥有网络
的一部分，没有谁是最终的主导者，更没有人对网络具有占有关系，在网络中营造出一个法纪难以约束的天地，这样必然会对某些党员的法纪观念带来负面影响。
在传统的传媒形式下，党拥有一套成功引导舆论和掌控媒体的方法，有一套利用传媒对党员进行教育的方式方法。然而，网络同以往媒体传播功能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传播是一种互动式的“弱控制”媒体，其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开放的传播渠道、复合式的传播形态，“把关人”的角色弱化了，它大大突破了党的掌控范围，如何掌控网络、利用网络对党员进行教育应成为当前党建领域的基础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