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是插图
难忘的是插图
画家对文学的阐释有时可以超过研究者和评论家。这本只有8万字的“小书”却有200多幅插图，而这些插图都是从作者所读过的“难忘的书”中一幅幅遴选出来的。这些插图“精美绝伦，其中许多可以制成大张，镶之镜框，装饰房间，并不弱于世界名作”。
看汪家明先生的《难忘的书与插图》的过程也是一个感慨的过程，余生也晚，错过了那个好书（尤其是带插图的好书）纷出的时代，如今早已是“今人难见旧时书（图）了”。亦如作者所说，画家在画这些插图时，心中所充溢的灵动之气跃然纸上。有这样的插图在目，文学好像更加摇曳多姿，阅读生活也更加饱满愉悦了。
阿尔弗雷德·纽顿在《书海猎趣》中有过一个观点：没有一个藏书家可以没有自己的藏书票，而一张藏书票一旦插在一本书里就永远留在那里了。一个优秀的藏书家的藏书票成了某种保证，它给书增加了几分趣味和价值。与此同理，看过这本《难忘的书与插图》，我认为，没有一本好书可以没有自己的插图的，而插图一旦印在一本书里就永远留在那里，它们为一本书成为优秀提高了保证，也给书增加了几分趣味。
插图为书籍增添趣味和价值的例子，在《难忘的书与插图》一书中多有提到。《堂·吉诃德》之所以能走向形象化、直观化、大众化，古斯塔夫·多雷的插图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是众多文学史家的共识了。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现代主义插图大师洛克威尔·肯特的，收到《历险者肯特》一文中。1927年蓝登书屋独立出版了第一本书，伏尔泰的《老实人》，肯特为这本书绘了76幅钢笔插图，并且装帧了扉页、封底以及每一章的题头。这样一本图文并茂、印装豪华大气定价极高的书却赢得了极大的成功和畅销，蓝登书屋老板塞尔夫把这些都归为肯特插图的功劳。于是有了他们后面的继续合作。之后，蓝登书屋出版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的《白鲸》，塞尔夫请肯特为其画了300多幅插图，书也因为厚了许多，足有三大卷，出版商把他装在漂亮的铝盒子里，售价比《老实人》贵了七倍。就是如此天价的书，依旧非常畅销，塞尔夫高兴过头，初版书的封面上直接只印着：“白鲸，洛克威尔·肯特绘制”，而无作家的名字，成了美国出版史上流传甚久的笑谈。虽是笑谈，却也充分说明了插图在一本书中所占的地位。
《白鲸》如此奇贵的定价，我想购买之人大多都是奔着那300多幅插图而去的吧，或许这正应了董桥文章中说的，书痴先是只买要读的书，继而搜买想读的书，再则立志读遍存书，最后捧回家的全是些装帧美丽的书。《白鲸》应该就是这样一本装帧美丽的书。
而《难忘的插图与书》也是这样一本装帧美丽的书。这本只有八万字的“小书”，却有200多幅插图，而这些插图都是从作者所读过的“难忘的书”中一幅幅遴选出来的。而很多书之所以难忘，完全是“因了其中的一两幅插图”。看了书中的众多插图，才体会到了作者所说的，画家对小说的阐释，超过了研究者和评论家。
作者所写到的那些“难忘的书”，其中部分，读者如我也曾读过，但却没有前辈读者那么幸运，在读文之余可以再三摩挲其中的插图，体会其中的阅读的愉悦，更何况这些插图“精美绝伦，其中许多可以制成大张，镶之镜框，装饰房间，并不弱于世界名作。”
所以于我，读《难忘的插图与书》也是一个弥补遗憾的过程。诸如，看在作者的《古典时期的爱情》一文时，我翻出了书架上那本海涅的《诗歌集》，这本同样为钱春绮翻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的海涅诗集，当然没有了汪家明先生拥有的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版《诗歌集》中的插图。但看着作者笔下对这些插图的描述，一幅幅插图已经在心中形成，一场阅读盛宴的序幕也在渐次开启。
梭罗的《瓦尔登湖》是我最爱读的一本书，我现在看的是书架上那本徐迟中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当然是没有插图的，但当看到本书的《湖畔的梭罗》一文时，意外地看到了9幅插图，这些插图与文字相得益彰，成了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作者汪家明在文中提到的版本，赶紧从网上订购了一本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瓦尔登湖》，因为这个版本里收了27选插图，都是精细的木刻。如此，这本《难忘的书与插图》也成了日常看书、买书的一个指南，这是阅读之初所没想到的。
曾经错过那些精美插图，在这本书得以窥见十之二三，在如此的出版环境中已经算是难得，所谓遗憾也可以了却了。而那些插图的难忘，早已深入人心。
难忘的插图
在我的“书梦”中，是无法把书与插图分开的。且不说《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这些巨著，也不说《海底两万里》、《福尔摩斯探案集》之类离奇的作品，即便是一些不太被人看重的小说，如《初升的太阳》、《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铁木尔和他的队伍》等，也都因了其中的一二幅插图，使我总不能忘。尤其是《初升的太阳》，书中的插图，实际上是小说主人公十五岁即去世的少年画家柯理亚自己的作品，他为妹妹卡嘉画的铅笔肖像，为卫国战争胜利而画的《礼炮》，为屠格涅夫小说《歌手》画的插图以及预兆了自己命运的彩画《前奏曲》初看这些图画到现在已经35年了，但想起它们，我仍感受到当时读书的心情，那充满憧憬和梦幻的年代！
最让我珍重的，还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抒情诗集》的插图。两本书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查良铮的译本。不同的画家画的五六种达吉亚娜的形象，都收在书中。
有一段时间，我喜爱插图达到狂热的程度：把自己仅有的几本藏书《魔沼》、《巴黎圣母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幼年·少年·青年》、《怎么办》的插图裁下来，贴到硬纸板上，作为独立的艺术品收藏。《幼年·少年·青年》的插图存有三幅，一幅是在女仆的房间里，正在恋爱的年轻人坐在烛前，忧郁地弓着腰，他身边是天真无邪、正在缝纫的少女，“她有明亮的蓝眼睛，浅黄色的大发辫，和高胸脯……”窗外漆黑一片，墙上钟表在走
动；另外两幅画的是野外，尤其那幅年轻人与公爵夫人及其妹妹在树木簇拥中的水池小桥上的插画特别令我喜爱，它表现了一种遥远年代、遥远地方的生机勃勃而又平静慵懒的生活场景。在这幅画的背面，我用钢笔写着，“托尔斯泰：《幼年·少年·青年》，1972”。2001年春的一天，我在学者李书磊、杜玲玲夫妇家里聊天，聊到早年读过的书，李书磊取出他于1993年购于旧书店的、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植先生翻译的《幼年·少年·青年》，版本与我当年所读的仿佛。除了二十二幅单页铅笔素描插图外，书中每一章的章题下还有一幅小小的线描题图。《幼年》二十八章、《少年》二十七章、《青年》四十五章，加起来正好是一百幅题图！其绘画之生动，设计时摆放的位置之恰当，实在值得我们的出版家、装帧家们学习。为此，我特意从李书磊先生那儿借来该书，选一二题图及版式刊登如右，以为欣赏。
2000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精装《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共十七卷，其第一卷即《童年·少年·青年》，谢素台译（书名译法不一）。书中收有三幅插图，高植译本中亦有此三幅插图，构图、构思、人物均相同，但又有区别，作画者为克列缅季耶娃。不知两书的插图出自同一人之手，还是克列缅季耶娃模仿前人所作？旧版本中二十二幅插图，新版本仅收三幅，聊为点缀而已。一百幅题图则被统统弃之。我真不理解，堂皇的十七卷精装本，为何不能在插图上下点工夫。
忽然想到鲁迅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为苏联小说《铁流》寻插图的事。他是在杂志上得知苏联画家毕斯凯来夫为《铁流》刻插图一事的，当即写信给正在苏联的曹靖华先生。曹靖华先生不负所托，费了许多周折找到画家，终于把木刻插图寄来，同时嘱鲁迅先生寄一些中国宣纸给苏联画家。没想到宣纸寄到后，苏联画家大为高兴，陆续寄来多种木刻作品，作为回赠。《铁流》图寄到时，书已印完，鲁迅先生决定将这些图单独印制出版，后因战事，制好的版被战火烧毁，直到两年后，才在《文学》杂志上刊出，了却了鲁迅先生一桩心事。类似的故事，还有鲁迅先生印行《死魂灵百图》。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遇，翻译家孟十还在上海旧书店购得俄国一八九三年版的《死魂灵百图》（阿庚作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大约是一位流亡中国的俄罗斯人为生计而变卖的。在中国，恐怕仅此一本。不久，曹靖华先生又从彼得堡购得与阿庚同时代画家梭可罗夫的《死魂灵》插图十二幅。鲁迅称这是“意外的运气”，把二者合在一起出版，并在《小引》中把这些插图的来龙去脉说明。鲁迅先生还说：果戈理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不过那时的风尚，却究竟
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现在虽小异大同，而闺秀们的高髻圆裙，则已经少见；那时的时髦的车子，并非流线形的摩托卡，却是三匹马拉的篷车……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象清楚的。
这确是简单而明了的道理。电影《战争与和平》的人物和道具，是直接取自十九世纪的插图的，尤其是彼埃尔的善良、聪明而又笨拙可爱的样子；十八世纪英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中收有四十幅线刻铜版插图，所绘当时的服饰与发式，伊丽莎白和达西
的形象、性格和风致，均为近年重新拍摄的电影所借鉴，达到酷似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画家对小说的阐释，超过了研究者和评论家。
插图之于文学作品的作用，当然不仅是阐释。常常是，插图内容的丰富性超出了文本，表达着画家独立的艺术精神，而图像的特点，是表达的不确定性，使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联想。这就是插图有时可视为单幅作品而独立存在的原因了。此时，插图起着扩张文本容量，调节阅读节奏以及装饰书籍的作用。
我想，一个画家，为自己所喜爱的小说作插图，是一件美妙、愉快的事情吧。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竟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刻了六百多幅插图，美国画家肯特为《白鲸》作了三百多幅插图。这些插图精美绝伦，其中许多可以制成大张，镶之镜框，装饰房间，不弱于世界名作。称得上精美绝伦的，还有萨佛其（Steele Savage）和哈舒伯格（Mac Harshberger）为《十日谈》所作的插图、格里布尔为《德伯家的苔丝》所作的插图。这几种插图的共同特点，是有浓郁的装饰风格，是超写实和高度概括的，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在这方面，中国画家丰子恺为杂志画的封面画和张光宇的《神笔马良》和《民间情歌》插图（如图），有异曲同工之妙。画家们在画这些插图时，心中所充溢的灵动之气，跃然纸上。有这样的插图在目，文学好像更加摇曳多姿，阅读生活也更加饱满愉悦了。
遗憾的是，以上提到的种种插图，都是许久以前的作品了。奇怪，据说“读图时代”已经到来，而文学插图事业却乏善可陈。似乎是，这一行已经过时了，只能留在像我这样老脑筋人的记忆里。
《难忘的书与插图》
作者：汪家明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容介绍:
插图之于文学作品的作用，当然不仅是阐释。常常是，插图内容的丰富性超出了文本，表达着画家独立的艺术精神，而图像的特点，是表达的不确定性，使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联想。这就是插图有时可视为单幅作品而独立存在的原因了。此时，插图起着扩张文本容量，调节阅读节奏以及装饰书籍的作用。
汪家明
青岛人。现任职人民美术出版社。笔名汪稼明、吴禾。大学毕业后做了两年中学语文教师；后从事编辑工作28年。写小说、传记、散文，结集5种。
曾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任职，策划出版了《老照片》、《图片中国百年史》、“三联经典文库”、“中学图书馆文库”、“细节阅读丛书”、“龙应台作品系列”等图书。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
《难忘的书与插图》:文学背后的故事
来源新华读书
核心提示：《难忘的书与插图》（汪家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著名书籍和插图为线索，展示了文学史上多部世界经典作品和书背后的生动故事。
《难忘的书与插图》（汪家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著名书籍和插图为线索，展示了文学史上多部世界经典作品和书背后的生动故事。
左图：麦绥莱勒曾为《约翰·克利斯朵夫》作木刻插图600多幅，该图为书的最后一幅插图，画的是“圣者克利斯朵夫”肩扛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耶稣）渡过激流，即将到达彼岸。出版家范用先生很喜欢这幅画，把复制品摆在书架上。
湖畔的梭罗自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刊印徐迟1949年的译本《瓦尔登湖》，30年来，梭罗在中国已经拥有不少读者了，甚至在一个不小的圈子里，形成了梭罗崇拜。我相信，梭罗若在世，也不会因这种状况而惊奇，因为他是寻找人生根本和终极目标的人，一辈子都在思索“我在哪里生活，我为什么生活”。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文字会流传万世，就像他倾心的荷马、埃斯库罗斯、老子一样。
梭罗这样的人，是人类的异端，唯其异端，才展示出奇才，就像凡高，其极端的行事他人难能仿效，但却会被后人奉为至尊。
在美国，梭罗(1817-1862)算是古典的作家，是美国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和他同时代的大作家有霍桑、朗费罗、梅尔维尔、惠特曼，还有一位跨越文学界、思想界的爱默生。梭罗、霍桑和爱默生都是马萨诸塞州人。梭罗生于康科德；霍桑生于塞勒姆；爱默生生于波士顿，1836年迁居康科德。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地域的接近对作家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至关重要。在哈佛学院读书期间，梭罗就得以亲近爱默生，经常参加爱默生家的文人聚会，受其超验主义观点的影响，反对权威，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崇尚直觉，认为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爱默生也喜欢这个年轻人，曾致信哈佛公司总裁推荐梭罗，使梭罗获得奖学金。1837年毕业后，梭罗和哥哥约翰一起在康科德学院教书，其间恋爱、失恋；和约翰乘坐自
造的船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航行两周；为《日晷》杂志写文章；开始写日记……因约翰身体不佳，1841年学院关闭，从此，梭罗再也没有做过固定的工作。随后两年，他住到爱默生家，一边读爱默生丰富的藏书，一边帮忙做些杂活、照料花园。
1842年元旦，约翰不小心被剃刀割破了手，得了破伤风，10天后死于梭罗怀中。整个春天，梭罗郁郁寡欢。夏天，他结识了霍桑。霍桑赞赏他在《日晷》上发表的《马萨诸塞的自然历史》。他以7美元的价格把自造的船卖给霍桑，还教给霍桑怎样划船。在霍桑眼里，他是个“带着大部分原始天性的年轻人……举止尽管彬彬有礼，总带有点粗俗的乡村野气”。冬天，他和霍桑、爱默生一起滑冰。他渐渐从阴影里走了出来。
1845年春，他决心进行向往已久的生活实验———在征得爱默生同意后，他在离村镇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属于爱默生的林地上，着手自建木屋，并于7月4日搬进新居，独自在此居住26个月之久，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自己垦荒种植，自己伐木劈柴烧壁炉，自己做饭，用自己生产的豆子换取必须的日用品，还给人帮工。他追求“一周里只有一天工作，而有六天自由支配”的生活。这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他用来会友交谈，用来参加文人聚会，更以绝大多数时间用来观察自然、沉思冥想、读书写作。他在隐居期间的收获有：完成第一部著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第二部著作《瓦尔登湖》的大部分，还有内容丰富的日记，以及为杂志写的文章、为演讲写的讲稿等，总计超过百万字。
在湖畔小屋居住期间，他因多年拒付不合理的人头税而被捕，虽然第二天就由姑姑代缴被释放，但对他刺激极深，几年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政府的抵抗》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编入论文集时，改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主义等，其精神实质都源于这篇文章。这倒是梭罗生前难以想到的。
离开湖畔小屋后，除了偶尔做一点勘测工作，他基本过着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旅行、读书、记笔记、写作是其主要内容。他喜欢数学，有测量的特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测量有兴趣的物件的大小与距离，如树的大小、池塘与河流的深度和宽度、山的高度等。
从1855年起，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双腿发软，虽经积极治疗，一直没有痊愈，于1862年因肺结核发作去世，年仅45岁。弥留期间仍然在嘟囔“麋鹿”、“印地安人”……
对他的作为和个性，朋友们有许多记录。他一生放弃了太多东西：没有学做任何职业；没有结过婚；独自一人居住；不去教堂；不参加选举；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肉，不喝酒，也从来没吸过烟。在生活中他用不着抵抗什么诱惑———他对于精美的东西没有嗜好，精致的房屋、衣服、食物，他都不关心。在餐席上有人问他爱吃哪一样菜，他回答：“离我最近
的那碗。”他可以在铁路旁边睡觉，而不被吵醒———他认为本能很知道什么声音是值得注意的，什么声音是应当忽略的。
但在其他方面，他却心细如发。据说，他在池塘边找到一种花，仔细观察后，断定它已经开了5天。他胸前的口袋里有一本日记簿，上面记录了树林里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字；他知道某一个夜晚在河面上纷飞着地蝇，鱼儿抢着吞食，吃得太饱，有些鱼竟胀死了；朋友植树的时候，买了一袋橡树种子，他说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好的。因为挑拣很费时间，他想了一下说：“如果把它们都放在水里，好的会沉下去。”试验之后，果然如此；盖房子时候，他精确计算买砖、木、石灰、玻璃、钉子甚至粉笔所花费的每一分钱。
他有种倾向：要放大“这一刹那”。即便只是一个极小的物件，他也要从中看出自然界的定律。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在1849年自费出版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内容是记录他和约翰在两条河上的旅行，其中穿插着大段大段文史哲和宗教方面的议论，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了1000册，售出200多册，送掉75册，存下700多册在书店仓库放到1853年，全部退给了作者。他曾自嘲地说：“我家里大约藏书900册，其中有700多册是本人所著。”另一本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写作下面这些文字，或者说其中大部分文字时，我只身一人生活在树林里的一所房子里，距离周围的邻居都在一英里左右。房子是我自己一手建造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湖畔。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维持我的生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的匆匆过客了。
《瓦尔登湖》全书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书中，梭罗记录自己亲近自然、学习自然的过程，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希望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其中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描写，因此有人将此书看作一本关于自然的文献，而忽略了其中关于哲学的内容。其实这不仅是一部抒情散文作品，也是一部罕见的哲学著作。如今梭罗的许多语句已经成为格言：
大多数人在安静的绝望中生活，当他们进入坟墓时，他们的歌还没有唱出来；
多余的财富只能买来多余的东西；心灵永远是缺乏经验的；灵魂的必需品并不需要用金钱来购买；
爱就是试图去将梦中的世界变为现实；
活过每一个季节；呼吸空气，喝水，品尝水果，让自己感受它们对你的影响；
我们能够爱的人，我们也能恨他们。而其余的人，则对我们无关紧要；
如果我真的对云说话，你千万不要见怪；
……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后离开墓地时自言自语道：“美国还没有知道———至少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位国民。”他的预言很对。1985年《美国遗产》评选“10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瓦尔登湖》名列第一。如今梭罗早已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人认为，是梭罗最先启蒙了国人感恩大地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此书已有两百多个版本，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
在中国，诗人海子在1989年卧轨自杀时，身旁有4部著作，其中一部就是《瓦尔登湖》。
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瓦尔登湖》的新译本，并选收了27幅插图，都是精细的木刻，相当古典，也相当抒情，湖、树、人融为一体。据说瓦尔登湖至今保持了自然风貌，如果有机会去美国，亲眼看一下梭罗生活的地方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