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战区工厂内迁及其作用
抗战时期战区工厂内迁及其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为了支持抗战，防止东部地区的工矿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国民政府组织了沿江沿海国营和部分民营企业迁往我国西南等地。工厂内迁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为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创造了条件，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布局。虽然这种变化是受制于战争而被迫完成的，但它却使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短短的几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几十年甚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程，并为以后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主动或被动所采取的有关政策而形成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经济的模式，对我们现在西部大开发仍有借鉴意义。
一、战区工厂内迁的原因；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不但十分落后，而且布局极不合理。在历史上，由于东部地区交通便利，开发较早等诸多因素。所以我国的工业一开始便大部分建在了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成了我国工业的荟萃之地。据1932年统计，上海已登记的工厂为1235家，占全国的已登记工厂的31.39%；资本额1亿4846万4000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3%；工人有11万2030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1.76%。[1]工业如此集中，一旦遭遇战争是非常危险的。1932年“一二八”沪战后，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工厂应该内移，而国民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许多有识之士再次呼吁沿海工业应该迁到内地，政府应给战区工厂想想办法，南京政府未能立即采纳。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发展，工厂内迁的呼声更高。上海沦陷前夕，国民政府才开始着手实施工业撤退，转移工业经济的重心，在中国内地重建国防工业基础，以支持抗战。1937年9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开始全面负责战区工厂的内迁工作。沿海和临战地区的民营工厂和国营工厂，特别是兵工厂陆续内迁。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战争会旷日持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出面调停以便就地妥协，并且低估了日军的军事能力。认为武汉离前线较远，比较安全，因此最初在选定工厂内迁目的地时，明确规定迁移目的为武昌。这样，当时由上海开始的沿海和临战地区的民营工厂和国营工厂、兵工厂大多是迁往武汉。此时，武汉不但成为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日军溯长江而上，矛头直指武汉。日本最高决策当局在发动武汉战役时认为：武汉的陷落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唯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铁路的军事、经济价值，将引起现国民政府全面崩溃和放弃继续抗战的决心。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已经不是设立厂矿和复工的安全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最初的决定，提出要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西南、西北作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
并明确指令工矿调整委员会迁移战时工业时，要以四川、贵州、湖南省西部为主，将各厂继续内迁，以保证后方生产的安全。这就为在前阶段迁移中已经集中在武汉等地的内迁工厂提出了继续迁移的任务，并指定了迁移的最终目的地。1938年6月29日，敌军已逼近马当防线，内迁武汉的工厂开始向西南、西北地区拆迁。同时，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当地的工厂，规定各类工厂不论大小，凡对后方军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内迁，来不及拆迁者一律炸毁。武汉的工业远比上海落后，但内迁的范围却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武汉的工业几乎全部被拆运或炸毁。到9月底武汉失守前，除上海迁到武汉的148家民营工厂迁出外，武汉的民营工厂迁出168家。据统计，到1940年底初告结束时，内迁的民营厂矿共计639家，其中经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448家，闽浙两省自行内迁的191家，拆迁机器材料总重量12万吨。同时，还有一批内迁的国营工矿和兵工厂，例如兵工署先后内迁的兵工厂有14家，资源委员会内迁的厂矿有18家[2] 。
国民政府作为这次工厂内迁的组织者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战前毫无准备，战争初期犹豫被动，迁厂决策时间太晚，迁厂资金紧缺，工厂内迁的目的地及其布局没有认真的研究和规划，加上日军的空袭、炮击、致使沿海和临战地区绝大多数工厂都未能迁出，有的遭到破坏，有的落入敌手。上海有大小工厂5418家，其中符合当时工厂法规定标准的1235家，被己核准迁移的工厂224家，而实际迁出的工厂只有148家[3]。近代工业比较发达的无锡、常州、济南、青岛等地，内迁刚刚开始就沦陷了，抢迁出的工厂、设备很少。即使已被拆迁出的工厂，在内迁途中机器材
料也损失惨重，据调查大约有40多万吨的机器被抛弃在长江下游一带。[4]
二、抗战期间工厂的内迁；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配合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军事行动，日本于是组成了上海派遣军，由海路向上海方面移动，准备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日本深知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参谋本部给++的上奏中就表示，为使中国失去经济中心，在适当的时机、果断地实行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以威胁中国国民及军队的生存，并切断对外经济活动。日本认为，只要攻占上海，那可在短期内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投降。在此危急的情况下， 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指定作为总动员业务中心的“资源动员”由资源委员会召集有关部门共同筹办。7月28日，资源委员会遵令召集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开会，决定分为财务、矿冶、燃料、机械化学、棉业、建筑材料、牲畜毛革、专门人才8个组进行讨论，其中机械化学组建议迁移机器及化学工厂，以供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并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专门委员林继庸到上海与厂家协商迁移的有关事项。根据协商的结果，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提出《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请求将机械、钢铁、炼气、橡胶、制罐及民营化学工业等6类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内迁，并请求政府补助迁移费56万元，拨给建厂的房地500多亩，代商银行低息贷款329万元，奖励金每年25万元，10年为期。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以林继庸为主
任委员，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庞松舟、实业部第一科长兼代理工业司司长欧阳仑、军政部军务司整备科科长王衸为委员，组织迁移工作。8月12日，由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中华铁工厂王佑才、华生电器厂叶友才、康元制罐厂项康元、中新工厂吕时新、大隆机器厂严裕堂、万昌机器厂赵孝林、中国制钉厂钱祥标组成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在监委会领导下具体进行工厂内迁的资金协商、组织活动、联络协调等事项。至此，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开始实施。
1937年8月13日，抵达上海附近海面的日本联合舰队开始向上海发起进攻。此后，上海要求迁移的工厂日益增多，原提案早请批准的56 万元迁移补助费实在是少的可怜。9月18日，资源委员会再次向行政院提交《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经费办法》，请求再迁天原、天利等化工厂和三北、公茂等造船厂、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印刷厂。9月23日，行政院第330次会议决议，增拨迁移补助费52.6万元，增加低息贷款195万元。但国民政府担心如果所有的请求都办理了，不但财政负担太重，而且各厂竞争迁移而没有安插的办法，将来肯定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于是随即停止了拨款。据工矿调整处1939年的统计，在上海民营工厂的迁移过程中，国民政府实际补助的迁移费仅54.58万元，仅占其允诺补助迁移费的一半左右。11月12日，中国军队退出上海。11月底，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以及它们设在上海、镇江、汉口的办事处撤消。从8月12日上海工厂联
合迁移委员会成立，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为止，共迁出民营工厂148家，工人2100多名，机件物资12400吨，从上海动用木船299艘，还有不少轮船[5]，沿苏州河和长江逆水航运。整个内迁工厂的队伍浩浩荡荡，历尽千辛万苦，展现了爱国的厂家和员工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和伟大场面。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此喻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三、战区工厂内迁的作用及影响；
1940年6月，轰轰烈烈的工厂内迁基本结束。大规模的工厂内迁，尤其是兵工厂的内迁，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提供了大量必备的武器弹药……
工厂内迁最直接的目的之一，即“为应国防上之急需”，“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6] 因而，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将内迁的重点放在兵工厂。这一时期先后内迁的兵工厂有：金陵兵工厂，军用光学器材厂、济南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广东防毒面具厂、巩县兵工厂、中央修械厂、炮兵技术研究处、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央南京飞机制造厂等。到1940年6月，先后内迁的兵工厂达18家之多，从而建立起了大后方军事工业的主体。这些重新在西部崛起的中国兵器工业，尽管存在原材料匮乏，动力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但其生产能力从整体上仍超过了战前的兵器生产水平，并根据实战需要还研制、生产了战防炮、枪榴弹、掷榴弹等新型武器。据统计，部队作战消耗较大的机关枪、迫击炮弹；手榴弹分别比战前增长677%，867%、165%；能充分满足国民党军队需要的有重机枪、迫击炮、枪掷弹筒、枪掷榴弹和手榴弹；不能满足的有榴
弹炮等7种。[7] 由此可见，战时重新崛起的中国兵器工业虽不能完全满足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需要，但其对中国军队顽强、持久的抗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大规模的工厂内迁，对广大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从而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经济基础。
工厂内迁的另一目的是将沿海或逼近战线的新式设备迅速内移，充分利用已有的机械以供内地建设，在大后方迅速建设新的工业基础，以支撑战时中国经济。
首先，工厂内迁奠定了大后方工业的门类和发展的框架。迁入内地的400余家厂矿，包括矿业、兵器、机器、冶金、造船、电器、化工、建材、纺织、面粉、食品、文教用品等各个行业，门类比较齐全。
其次，内迁的钢铁、机械、电器等重大工业工厂为发展后方工业制造了相当数量的机器设备。机器工业向有“工业之母”的称谓，在内迁的工厂中，机器工业占了将尽一半，这为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装备。据经济部1939年统计，当时内迁复工的民营机器制造厂每月的生产量为：车床、钻床、刨床等100台；蒸汽机、煤气机、柴油机、发电机、水轮机等420台，轧花机、纺织机、抽水机、造纸机等1400部。[8]
第三，大批工厂的内迁给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大批的管理技术人员。如著名化工企业家范旭东、侯德榜率领永利、久大两厂的200多名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来到四川；著名企业家胡厥文、李烛尘、刘鸿生等入川办厂。据统计，到1940
年，仅由政府协助内迁的技工即达12664人。这些当时中国工业界的精英，无疑是大后方工业建设中最为宝贵的“资源”。
第四，大规模工厂内迁，为大后方带来了发展工业的资本，包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些资本对大后方工业、交通运输、农业等各方面的发展无疑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战时大规模的工厂内迁对中国西部经济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业布局向合理化迈进了一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人民贫困。自民国以来，诸多有识之士不断设想开发西部，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在抗日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沿海工厂大规模的内迁，西部经济依靠“战争之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中国工业格局。
首先，中国工业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37年，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共有工厂237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资本1520.4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4.04%；工人3.3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34%[9]。而且，在这些少得可怜的工厂中，大都是作坊式的工厂，只有极少数几家算得上是近代工厂。由此可见，战前中国西部工业几乎为零，而大规模工厂内迁及大后方工业基础的建设，使西部地区的工厂数量迅猛增加。据统计，到1940年，西部地区工厂合计达1354家，并形成了若干工业区域，计有：重庆区、川中区、广元区、川东区、桂林区、昆明区、贵阳区、沅辰区、西安区、秦宝区、宁雅区、甘青区等。与此同时，重庆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经济中心。据统计，1940年重庆的工厂总数
达429家，占西南地区工厂总数的50。7%，占整个大后方工厂总数的31。6%。[10]
其次，在西部工业超常规发展的基础上，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在交通运输方面，修建了下关至畹町的公路548公里，打通滇缅公路全线；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修通了中印公路，通过改善旧路和修建新路，形成了以贵阳、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公路网，并使之与西北公路连接起来；大力扩展和开辟长江、嘉陵江等航线，开展水陆联运[11]。
抗战期间大规模的工厂内迁，一方面从经济上支持了中国持久抗战，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为侵占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之后就可以迫使中国屈服的幻想，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必需品的保障起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这对于近代以至现代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和深远的。
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内迁，第一次深刻地改变了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的面貌，大后方的工业仅仅在5年之内，就已远远超过其过去30年近代工业发展的总和。又因重庆成为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大的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一个以重庆工业区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工业区开始形成，这就打破了旧格局，使中国的工业布局渐趋合理。这无疑是开发西部的一个极为珍贵的成果。值得借鉴的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及时注意发展战略的调整，虽不能强求东西一致，但绝不能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