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_李克建
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李克建
[摘要]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复杂的过程。从我国民族分布
格局的历史演变历程来看,“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既是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分布状态的历
史延续,也是2000多年来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历史结果,更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互动和民族融合的自
然产物。从宏观上把握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分布格局;民族迁徙;人口流动;民族融合;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9—0026—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民委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建国后民族历史记忆建构中的几个问题”(项目编号:07X N06)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克建(1973-),女,土家族,西南民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四川成都 610041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离不开具体的生存空间,都必须立足于特定的地域,并随着其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西部是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及其相邻的帕米尔高原,西北部和北部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草原,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是山高谷深的滇西岭谷地带,覆盖着难以通行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雨林,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样,山区面积宽广,地势差异明显,气候多样,自然环境各具特色,因而不仅有适合各民族先民生存和居住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容纳各民族迁徙和回旋的广袤空间。数千年来,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内,少数民族从周边地区向中原大规模内迁,汉民族从中原腹心地带向周边地区大量辐射的人口流动从未停止过。正是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得以形成。本文试图从宏观上梳理我国民族分布的历史演变过程,以求客观认识我国今天的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客观认识我国历史上民族互动的真实面貌。
一、先秦时期中国的民族分布情形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古文明最早、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迄今为止,在中华大地上发现的原始人类的遗迹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在今陕西、北京、湖北、安徽、山西、辽宁、广东等地发现了很多古人类化石和遗址。大量考古学成果证明,处于黄河流域中部地带的河南、陕西、河北、山西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都是华夏民族集团及其文化最初形成的阶段,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则分别属于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的原始文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按地区及文化遗物来推测,新石器时代的人,就是后来构成中华民族各族的祖先。”[1]这些文化遗址的分布,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活动的范围,也是我们探寻中国早期民族分布格局的源头。
我国古文献中有很多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故事及华夏与蛮夷戎狄民族集团情况的记载,据此可以推知中国早期的民族分布情形。《史记·五帝本纪》言及帝尧统治时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2]虞舜统治期间,重划天下为九州,又把各地区按距离都城远近划分为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史载“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2]夏、商、周三代,不仅是华夏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蛮夷戎狄民族集团分化、形成和演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关于华夏和蛮夷戎狄的记载就更多了。据《禹贡》记载,夏朝时华夏民族集团周边各族的情况是:冀州东北部有“岛(鸟)夷”;青州滨海之地有“嵎(堣)夷”、“莱夷”;徐州淮水边有“淮夷”;扬州海岛上有“岛夷”;梁州有“和夷”;雍州西南部有“三苗”以及西部有“昆仑、析枝、渠搜”等。商代有“九夷”、“十蛮”,甲骨文还记载了居于华夏周边的许多“方”、夷及其他族群。著名的
如西北方的土方、鬼方、羌方、犬戎、熏育(荤粥),北边的猃狁、燕,东北的肃慎、孤竹,东南方的蓝夷、夷方、虎方、班方和盂方,西南地区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西边的周、氐、昆夷等。周朝境内的民族构成情况更加复杂。经过夏、商二代,华夏民族集团有了长足发展,周初“周礼”的形成,标志着华夏族最终形成了[3],而蛮夷戎狄民族集团内各民族尚在形成过程中。当时居于华夏族四周的民族种类繁多,文献多有记载,如《周礼·职方氏》中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尔雅·释地》中亦称周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
到西周时期,各民族在长期分族定居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区域性文化,人们在日益频繁的相互交往中也逐渐具有了民族差别意识。对此,《礼记·王制》作了精彩的描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4]可见,“五方之民”在居住地域、生产方式、语言、生活习俗、文化等方面都各有特点,华夏族和蛮夷戎狄在一定的区域内都以聚居为主。关于西周时期的民族分布情形,《国语·郑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断:
当成周(在今河南洛阳市)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皱、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5]
后来,宋朝学者洪迈参照古文献对先秦时期民族情况的记载,对西周的疆域和民族分布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发,他精辟地指出: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锋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菜、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6]
先秦时期,中华大地长期处于小国林立的“万邦”时代,“万邦”不仅成为民族分布和演变的最重要的空间特征[7],而且更加凸显了我国古代各民族“聚族而居”的分布特点。因此,洪氏所论也成为我们判定西周及春秋初年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大融合的高潮。蛮夷戎狄在中原诸国相互兼并的争霸战争中纷纷向中原地区汇聚,与华夏族渐成杂居状态。春秋初年,西边的戎和北边的狄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出现了“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四周夷狄趁全国动乱之机纷纷入侵中原,以致“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这就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互动的客观反映。进入中原地区的蛮、夷、戎、狄大部分融入华夏族,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先生言及华夏族的形成时说“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8]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华夏族向蛮夷戎狄地区的流动也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从孔子“欲居九夷”的想法,到春秋时代“用夏变夷”思想,再到荀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之说,都表明华夏族与周边民族保持着频繁的族际交往。华夷之间的这种双向交流和族际互动有利于杂居格局的形成。
正如有学者所说“按地区分族而居是古代社会的共同现象,中国古代亦不例外。”[9]从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情形来看,中国早期的民族分布格局确实呈现出显著的“聚族而居”的特点。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初步成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和大融合高潮以后,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初步成型。
秦汉时期胡、汉民族的双向迁徙和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情形。这一时期向中原地区迁徙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氐、羌等族。规模较大者如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南匈奴率5000余落内附东汉,主要在今甘肃东部、山西与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族渐成杂居状态。东汉末年,鲜卑分裂后一部分鲜卑进入云中、雁门、北地、代郡、上谷及太原等郡边塞与汉族杂居相处。西羌诸族经过向东向南迁徙后主要集中在今甘肃、青海、四川等地与汉族杂居。另外,中原汉族也随中原王朝开疆拓土而向边疆地区四处移民。如秦筑长城徙民北上实边;开“五尺道”打通了中原地区与云贵高原之间的通道;开发江南,一次戍岭南者就达50万人;汉代开河西四郡,置西域都护,设西南七郡等等,都为汉族人口迁入这些地区创造了条件。
汉魏以后,随着我国北境和西境的少数民族
不断内迁,掀起了我国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的高潮,尤其是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五胡”纷纷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晋初年,曾经是汉族聚居的关陇地区变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0]的局面,到西晋末年,关中及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数倍于汉民族的人口[11]。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被迫强迁的人口数量多,规模大,民族成分复杂。如匈奴刘汉将关中士女8万余口驱掠回平阳;前赵刘曜徙上郡氐、羌20余万口以实长安;后赵石虎徙氐、羌15万落于司、冀两州(在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12],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关东;苻坚曾将关中氐人1万余户迁到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枹罕、豫州洛阳、雍州蒲板等地[13];苻坚灭前燕,徙燕主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4万余户于长安,灭后燕,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10万户于关中”;西燕慕容顗退出长安时,“帅鲜卑男女40余万口去长安而东”[14];至于北魏孝文帝率鲜卑贵族、官僚、军队及民众100万余口从平城迁往洛阳,就更加轰轰烈烈了。随着氐、羌、匈奴、鲜卑等族不断深入中原腹心地带,中原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胡汉杂居局面。
由于胡族大量内迁,中原战乱不已,晋末永嘉之乱后又掀起了中原地区汉族大迁徙和大流动的高潮。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汉族主要往三个方向流徙:东北、西北和南方。流向东北的主要是冀、豫、青、并等州人,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流向西北的中州人士落脚于凉州张轨的领域,他们对五凉政权的建立,对河西凉州地区胡族的影响也非常大。流向南方的汉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主要侨寄于孙吴的故壤[15]。史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16]当时大部分北方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在江南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大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经济,竭力吸收北来流民和当地土著为佃客和部曲,这使得北方士家大族在江南保持着相对集中的聚居状态。其他南迁汉人则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今江苏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东晋政权在汉族人口较为集中的长江南北,梁、益通路,陆续成立侨州郡,较好地安置了这部分北来汉人,使其成为开发江南的主力军。从南迁汉人的迁徙趋势来看,表现为北方的东部人民主要迁移到南方的东部,北方的西部人民主要迁移到南方的西部。北方汉族人口的大量南迁,对我国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格局影响颇大。
我国南方地区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各民族容易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相对独立的聚落区,因而南方少数民族聚族而居的特征较为明显。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加之汉族人口不断进入南方少数民族聚落区,南方少数民族如山越、俚、僚、蛮等族也不断出居平地,与汉族成犬牙交错居住的态势。如东吴征服散居于今苏南,皖南,浙、赣两省山区的山越后,将越人从深山险阻之间迁出至平地与汉族杂居并逐渐融合,总数约有10余万人。北魏孝文帝用兵襄樊、进军三关时,有8万余落蛮族跟随“大阳蛮”王桓天生北附北魏。此后,蛮族人民不断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以及沔水南北,长期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到隋唐之际基本上和汉族融合[17]。魏晋南北朝时期,僚族主要分布在梁、益二州;到北朝中期,他们或与蜀地汉人杂居,成为编户齐民;或流入深山,聚落自居。蜀地的僚人绝大多数先后融入当地汉族居民中,隋唐以后,仅在川黔交界的部分山区还有少数僚人居留的记载。这一时期,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大部分俚人也和汉人杂居,同为国家编户。西南地区则出现了著籍于南中郡县的汉族大户,如《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有“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的记载。可见汉族移民对西南边陲地区的影响是很大的。
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800余年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先秦时期各民族聚族而居的状态逐渐被打破,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和分布重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公元2年到138年间,由于胡族大量内迁,原先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人口增长了2倍有余,黄河以北的西北地区人口却大大减少,从接近43万减少到略多于14万,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足3万①。由于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加之江南人口的自身滋长以及山险之地长期游离于朝廷户口控制之外的大量少数民族人口通过种种途径转为编户齐民,长江以南的人口从公元280年到464年期间增长超过5倍,南北方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相互接近[18]。民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流动使得各个地区的民族构成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初步成型。
三、隋唐至元朝时期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在变动中不断整固
隋唐至元朝期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元代作为我国历
史上第一个完成统一大业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和发展。总体来讲,唐末安史之乱以前,我国北方地区主要是东北、北部和西北部的民族迁居塞内。其中东北地区的高丽人从南北朝晚期起就进入中原,到隋炀帝远征高丽时,有一部分高丽人内迁,至唐灭高丽国后内迁的高丽人数量就很可观了。《新唐书·高丽传》载:“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除高丽人外,东北地区还有契丹人、奚人、靺鞨人进入中原;北方草原地区主要是铁勒、突厥内迁,其中以突厥内迁者为众;西北地区则以回纥内迁为主。内迁胡族在中原地区主要与汉族杂居相处并逐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唐末安史之乱是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一个转折点,主要表现为中原汉人再度大批南迁,史书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9]这一时期,南迁汉族主要自华北平原和关中一带迁至淮南、江南、湖北、湖南、四川、福建等地,最远的进入岭南一带。这次“长达一个半世纪遍及南方各地区的北人南迁,规模十分可观,其分布地域远比永嘉后的南迁为广。”[20]这次汉族人口大迁移直接导致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率由6:4倒转为4:6,长江流域从此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人口分布重心[21](P.8-9)。隋唐时期,岭南和西南夷地区一直都是蛮、僚、俚等族的聚落区,这一时期,进入四川、贵州、云南和两广等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人口较魏晋时期更多,分布地域也更广。如南诏兴盛时期,是继汉、晋之后云南及其周围地区大量吸纳内地汉族人口的高潮时期,数十万内地汉人先后落籍洱海、滇池等地,对云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进一步打破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聚居格局,我国南方地区各民族杂居的态势日渐明显。
五代十国及至两宋时期,随着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和西北地区的党项族纷纷建国并大举进入中原腹心地带,中原地区继魏晋之后再度出现各民族普遍的大杂居现象,民族分布格局再次发生较大改变。如契丹人随着辽国势力向南发展及对幽云十六州的长期统治而不断内迁,南宋时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到元代中叶被元政府视同于汉人,可见其与汉族长期杂居后已基本与汉族融合。再如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展,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与契丹、汉族混杂居住。同时,金又把俘获的大批汉人迁往东北,造成东北地区的民族杂居。至海陵末年,女真人口已经扩展到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地。到1207年,长城以南的女真人口约占金代女真人的47%[22](P.197)。内迁女真人与汉族错杂而居,民族特征逐渐消失,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也完全融入汉族。此外,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后,北方地区大批衣冠士族再次渡河而南,迁至淮河流域、两浙路、两湖、闽赣、四川、两广等地,进一步改变了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格局。
元朝是我国第一个实现了全国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疆域辽阔,民族成分众多,各民族族际交往非常频繁,非常有利于境内各民族大杂居格局的形成。元初时中国北方就出现了“诸民相杂”的局面,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回回、女真、契丹、河西、蛮子、高丽等“诸色人户”杂居于黄河以南、潼关以东至蕲县一带。当时各民族杂居的范围很广,从大城市到边疆地区,杂居态势都非常明显。作为统治中心的大都首先成为各民族汇聚的地方,元世祖时,大都已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居,“呈犬牙相制之状”;回回人户在大都有近3000户;来自新疆的畏兀儿等族也为数不少。其他城市各民族杂居的情况也较普遍,据《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除土著居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以及北方汉人等“侨寓”人户,这些民族久居江南,基本上“与华人无异”。此外,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族遍布全国则是情理中事,元政府“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另外在云南、湖广等边徼地区也有“蒙古军”、“畏兀儿军”、“回回军”、“探马赤军”等镇戍军队,为了镇守云南,估计约有10万以上的蒙古族人南迁定居在云南。元朝时汉族也以各种形式向四周迁移。如因战争需要奔赴边疆之地,成吉思汗南下攻金时,一次就将河北10余万户强迁至漠北土拉河上。元世祖非常重视边疆屯田,他不仅将大量汉军、新附军发往边区实行军事屯田,而且还注重民屯,“发湖湘富民万家屯田广西,以图交趾”。[22](P.201-203)在南方如湖广、云南及四川行省中,元朝则根据当地民族的聚居情况开始实行土司制度。这些举措都使元代边疆地区增加了很多汉人,这非常有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总之,从隋唐至元代,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在变化中不断加以整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和趋势更加凸显了。
四、明清时期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定型
从先秦至明清,历经几千年的复杂演变,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已经完全形成。同以前各个时代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情况相比,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最大特征表现为汉族人
口向边远地区的迁徙活动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很大,范围很广,全国范围内的“大杂居、小聚居”态势已经非常明显。明代时,大量汉族移民以各种形式进入云贵地区。明朝洪武年间的明将傅友德征云南胜利后,明政府先后10次从全国各省抽调汉族士兵30余万进驻云南,使云南汉族人口大增,超过了当地民族的人口数量,汉族第一次成为云南当地的主体民族[23](P.758)。到明末清初,云南的汉族人口又有增长,农民起义及吴三桂的部属,大概也不下数十万人[24]。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云贵地区,使得云南、贵州的人口发展速度非常快。明朝时进入东北地区的汉族人口也很多,除了戍守东北奴儿干都司以外,被女真贵族掠掳为奴的汉族人口也不少,还有那些因贫困而逃离家园前往东北谋生的汉族人口也是移民的主力军。为了抵挡蒙古各部对西北边境的掠夺,明政府在青海广设郡县,先后从苏、湘、蜀、冀、晋、陕、甘等地向青海大规模移民,使得迁入西北地区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很可观[23](P.759)。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则保持着大杂居情形下的“小聚居”状态。据史载,明代岭南地区“夷凡十数种,杂处郡县山野间”;“广西瑶、僮居多”且“诸夷惟僮最众”,“生齿最繁”;西南地区主要生活着傣、彝、白、苗等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明代时全国有几十个民族,虽然族称仍然繁多,也不完全统一,但作为民族共同体都已定型,每个民族的聚居区也趋于稳定,并与我国今日的民族基本一致了[25]。
清代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变化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情况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满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广泛地和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另一方面是汉族人口以更大的规模向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进行大扩散,以致新疆、甘肃、四川、青海、云南、贵州、台湾等省区都迁入了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这对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影响也颇大。纵观清朝时期大规模的汉族人口迁移现象,不难发现,人口压力是汉族大量移民的主要因素。清以前,人地矛盾不算突出,但局部地区或个别历史时期人满为患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到清朝中叶以后,人口迅猛增长,人地矛盾非常尖锐。据统计,清初人口约为0.8亿,至1840年已达4.13亿,200年间整整增长了近5倍。其增幅之高,绝对增量之大,增长趋势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人口史上都是罕见的[21](P.11)。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可耕地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清代的流民问题非常严重,这成为清代汉族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内动力。另外,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也为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清康熙废弃长城之举可谓为汉族移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众所周知,自战国到清初,长城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之间的屏障,而且也是一道严格的“夷夏之防”的界限。清康熙帝继承先祖遗志,提倡“大一统”思想,决策废弃长城,拆除了2000多年来横亘于胡汉民族之间的隔离墙,为我国北方地区各民族的自由往来打通了一条重要通道,也为汉民族向塞外迁徙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后,清代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浪潮此起彼伏,进一步改变了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
长白山区是满族的“龙兴之地”,尽管清廷宣布对辽东实行“闭关”封禁政策,但关内流民“闯关东”的势头却无法阻挡,东北地区汉族人口大增,当地的民族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1712年,仅山东流民进入辽沈地区的就有10余万人。从顺治末年到康熙中期约20年间,辽东人口增加了5倍多。就是在乾隆朝严厉封禁的半个世纪里,涌向关东的流民人口也是有增无减,其中以山东、直隶人最多,河南、山西、江西、安徽、闽浙一带的汉人也不少[26]。到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取消移民东北的禁令后,向东北移民形成高潮。汉族人口向西南地区的移民以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和汉族大举进入苗疆为显例。“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从清初一直持续到道光朝终止,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谓前所未有,对我国西南和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影响非常大。清代时汉族移民还大量进入苗疆②,如在云南地区,乾隆年间“即有外来流民,皆系佃种夷人田地”,且“昭东各属,外省流民佃种夷田者甚众”③。自嘉庆年间开始,湖广、四川、贵州等地汉族流民,“每日或数十,或百余人,结群前往该地处,租夷人山地,耕种为业。”[27]清朝从雍正年间率先在贵州进行改土归流,一直持续到19世纪,汉族移民也随之大量进入云、贵、川、湖广、内蒙、甘肃等地。此外,冀、晋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北方草原;晋、陕垦荒者则前往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陇东农民多进入银川平原;陕甘人进入新疆等等。由此可见,清代汉族移民的规模之大,去向之多,都是前朝无法比拟的。迨至清朝,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态势同我国当代的民族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了。
结语
综上所述,从先秦到清代,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动态的历史演变过程,总体而言,其形成和演变具有以下规律和特征:
(一)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经历了从“聚族而
居”到“大杂居、小聚居”的演变过程。从先秦迄清,中华民族历经2000多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历经无数次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和大融合,最终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样的分布格局并非像有的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汉族把少数民族“从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的中心地带,驱逐到土地荒芜,高山旷野或湿瘴蚊虐的地区”,“从通商要道之地,排挤到山岭峡谷之中”[28]的结果,而是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分布状态的历史延续,是2000多年来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历史结果,更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互动和民族融合的自然产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客观地、正确地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真貌。
(二)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分布格局形成、发展和演变最重要的因素,民族分布格局主要随人口迁移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充满了无数的变量,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人口、自然、地理等因素都会引起民族分布格局发生变化,但民族迁徙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因此有学者称“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迁徙,不仅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多民族格局形成、发展以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29]而且我国古代的人口迁移还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当社会比较安定时,人口迁徙规模就小,也比较平稳,当社会因天灾人祸出现动乱时,其规模就会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几乎同动乱的大小完全成正比。”[21](P.355)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历程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三)民族分布格局是透视民族关系的“活地图”。从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角度来看,民族居住格局是研究民族关系十分重要的场景和变量,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状况便可通过民族分布格局窥见一斑。在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少数民族内迁和汉民族向外辐射如同民族分布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致使各民族之间频繁接触、密切往来、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
注释:
①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是否准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该数据至少表明由于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导致西北地区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
②此处苗疆系广义概念,泛指西南三省、两湖、两广等省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的西南、南方地区。参见杜文忠著《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中对苗疆范围的界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参见《张允随奏稿》,乾隆七年二月十七日。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42.
[2](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版,2006年印刷.
[3]陈玉屏.再论华夏民族的形成[J].中华文化论坛,2000(1).
[4]潜苗金译注.礼记译注·王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5]李维琦点校.国语·郑语[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6.
[6](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周世中国地(卷5)[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35.
[7]参见安介生.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J].复旦学报,2003(3).
[8]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A]//饮冰室合集(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田昌五.中国奴隶制的特点与发展阶段问题[A]//先秦史论文集[C]:30.1982.
[10](唐)房玄龄等.晋书·江统传(卷56)[M].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1]路遇,腾泽之.中国人口通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12](唐)房玄龄等.晋书·石勒载记(卷105)[M].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3](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卷104) [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4](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卷106)[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5]参见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0.
[16]参见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A]//(唐)李百药.北齐书·颜之推传(卷45)[M].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2003年印刷.
[17]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8]参见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9](唐)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A]//李太白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0]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258.
[21]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2]云中天编著.中国历史上的大融合[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
[23]参见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24]张增琪.中国西南民族考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267.
[25]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85.
[26]参见江立华,孙洪涛著.中国流民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157-158.
[27]伊佩扎.条陈滇省事宜四条疏[A]//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1册)[Z].
[28][苏]卡赞宁.中国经济地理[M].焦敏之译,上海光明书局,1935:98.
[29]杨建新.民族迁徙是解读我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
[A]//杨建新,崔明德主编.中国民族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19.
收稿日期:2007-07-20 责任编辑 尹邦志
中国古代文学史Ⅰ期末复习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卷） 绪论 1.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九个因素： 创作主体、思想内容、艺术表现、接收对象、文学体裁、文学语言、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传媒。 2.“三古”、“七段”： （1）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2）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3）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3.上古文学的内容及文体： 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字艺术就已经产生。由此可以推测：上古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得非常紧密。其中有同自然作斗争的神话，有和生产密切结合的诗歌，也有表示愿望趋吉避凶的咒语式的祷祝辞。 4.上古文学的特点：集体性、口头性、综合性。 5.中国诗歌（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的特点： （1）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言志抒情诗。这些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发展方向。 （2）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 （3）在楚地、民俗及民间曲调基础上，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借鉴了《诗经》的艺术精神和手法，创作出奇伟瑰丽的诗篇，与《诗经》一起，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6.先秦诗歌的概况： 在北方文化中产生了《诗经》，在南方楚文化中孕育了《楚辞》，多见于神话，富有浪漫气息。 《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朴素的艺术手法显示出巨大的艺术魅力，并以“经学”的地位和传播方式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 《楚辞》是文人的个体创作，并出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作家群，揭开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新篇章。《楚辞》的浪漫精神、自由的形式、华美的词彩以及艺术表现技巧，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源头之一。 第一章——先秦文学 1.中国古代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2.《山海经》的文学常识： 在所有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具有神话学价值。《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应是由巫师、方士根据各地的自然神灵传说及祭祀状况汇编而成。《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内容及其驳杂。《山
发展观的历史演变
发展观的历史演变内部编号：（YUUT-TBBY-MMUT-URRUY-UOOY-DBUYI-0128）
发展观的历史演变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实践出现新的变化，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发展观也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得到了提升和扩充，不断形成新的发展观。 一、发展理论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振兴经济的要求，发达国家战后恢复的努力，把全世界带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发展潮流之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也吸引了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事发展问题的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战略学、发展伦理学等相继问世。这些不同的学科，虽然其研究方向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焦点却是一致的，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问题上。由此，发展理论应运而生。 发展经济学在发展理论中是影响力最大的学科之一，对于早期发展观的形成和一些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所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和障碍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制度、战略和政策，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加快发展。 二、发展观的演进 （一）经济增长论
20世纪50年代前后，是发展理论形成和繁荣的时期，也是早期发展观形成的时期。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许多欠发达国家来说，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因此，在当时的一段时间里，发展的概念就是指经济增长，发展的实践就是追求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在这种发展观的主导下，经济增长就成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追求的主要目标。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便由此形成。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反而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见，增长并不等于发展。现代的理论认为，发展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是：发展是经济、政治、社会三者相互联系的进步过程。增长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它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发展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的扩大，也包括分配结构的改善、社会的变迁、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以及自由选择范围的扩大和公平机会的增加。增长强调财富“量”的增加，而发展强调经济、政治、社会的“质”的提高。增长注重“有多少”，发展既要回答“有多少”，还要回答“有多好”。发展与增长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与统一。没有“质”的提高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没有“量”的增加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对发展来说，增长是最基本的，没有经济的增长，就谈不上发展，但是过分强调增长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反过来会阻碍发展。 （二）强调社会变革的发展
古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变迁-(自动保存的)
古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变迁-(自动保存的)
古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变迁 一、秦朝的民族政策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秦大一统后，国家疆域空前辽阔，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和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融合问题显得十分棘手。秦朝首创皇帝制度，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独揽一切大权，建立了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组织体系，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个最高官职。设置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分管国家各项事务1。“皇帝”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把全国分成36个郡，由中央直接管辖，一个郡下又分若干县。始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秦朝颁布统一全国的秦律；统一度量衡、货币和车轨；统一文字；修建了从帝都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开通联系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修筑长城以及进行大规模的移民等等。这些措施对封建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巩固国家统一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朝面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后各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大都有借鉴和延续秦朝的制度，具体有以下2： 1、在民族聚居地设“道” 秦在征服边疆各少数民族，完成统一大业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并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具体情况进行了特殊的设置。在郡下设“道”是秦始皇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设置，道是县的特殊形态。道的设置，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发端，为后代皇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设置开创了先河。 2、武力征服少数民族 秦始皇统治中原后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武力征服的政策，最突出的就是“北击匈奴”和“南平百越”。秦始皇的武力征服统治，虽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战争，对被征服者带来了灾难的痛苦，它也加深和激化了秦皇朝内部矛盾，是秦皇朝短命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3、制定管理少数民族的法律 秦始皇在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过程中，制定了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民族法，涉及少数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面相当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专门治理少数民族的成文法。 4、少量征收、贡献方物 面对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秦始皇在赋税方面对他们有优惠
儿童观的历史演进
儿童观的历史演进 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或者说，是人们在哲学层面上对儿童的认识。儿童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中的一部分。儿童观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观念问题。从儿童观那里，我们可以透视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对作为个体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基本看法。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的儿童观。随着历史的演进，儿童的内容也相应地演进着。因此，作为观念而存在的儿童观又辩证地是一种历史存在。 西方儿童观的历史演进 一、古代的儿童观：儿童就是小大人 在古代，人们尚未发现儿童和成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因而也没有明确的儿童观。对于原始氏族来说，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原始人急切的希望儿童加入成人行列，因此他们没有把儿童作为儿童看待，而仅仅当作氏族部落的未来成员，当作缩小的成人。儿童概念很长时间被淹没在黑暗中。即使在被后人认定为相当文明的古希腊，世人对于儿童的社会存在仍然视而不见。所以他们的儿童观就是儿童就是小大人。 二、中世纪的儿童观：儿童儿童生而有罪 到了中世纪（5—15）世纪，即欧洲封建社会的年代。在这段时期教会变成了维护封建制度的强大精神支柱，僧侣阶级也获得了最高贵的地位。这种政治经济状况必然决定着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教会认为人生而有罪，自然而然便认为儿童也是具有原罪的。但即使在中世纪这种认为儿童天生有罪、要用鞭笞来教训等观念盛行的背景中，仍然有些学者倡导爱儿童，给儿童自由。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儿童观：从新人类观推导出的新儿童观 文艺复兴运动的爆发使得新的人生观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基督教会所谓的“原罪说”儿童观，并为近代儿童观的诞生铺平了道路。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的余光照进了儿童观领域，才使得通体散发着人文精神的全新儿童观来临。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伊拉斯谟认为要研究孩子的自然能力和才智，不要想象他们的兴趣与成人的一样，不要指望他们有像小大人一样的举止。他明确指出，对待儿童，“首先是爱。然后渐渐随之以某种自然和温柔的尊严，而不是畏惧，前者比后者更有价值，用恐怖的手段来使儿童弃恶，乃是一种奴性的作法。”因此，自由的教育是符合儿童的。用教育手段把本来是自由的儿童奴隶化，是极其荒谬的。 同时，在这一时期夸美纽斯提出了着名的“种子论”,他认为在人的身上自然地播有知识，道德和虔诚的种子，通过教育便可以把他们发展出来。他还相信一切儿童都可以造就成人。 从中我们发现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儿童观是从新人类观中理想的人的形象推导出来的。尽管这一时期承认了儿童的兴趣与自由，但是人们并未意识到儿童本身便是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的存在，也未否定儿童对于父母的绝对服从关系。因此把儿童作为父母的所有物的儿童观依然占统治地位。 四、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的儿童观 到17世纪，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儿童生来就是没有原罪的纯真无
高考历史大一轮复习 专题十二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与古代科技文化专题教案(含解析)人民版
专题综合提升 专题一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 历程地位原因 春秋战国儒学创立和发展时期儒家思想受到 统治者的冷落 “仁政”“德治”等主张虽然有利于缓和社会 矛盾，但在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年代，其主 张不适应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需要 秦朝儒学处于受压制时期“焚书坑 儒”，儒家思 想受到压制 秦统一后，儒生依旧遵守旧的主张，非议郡县 制，站在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能 为统治者服务 汉代儒学改造时期儒学处于独尊 的地位 在继承先秦儒学“仁”“仁政”等思想的基础 上，增加了“大一统”“天人感应”等新内容， 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适应了当时加强中央 集权的需要 宋明儒学处于转型和成熟时期儒家思想正统 地位依然如故 经朱熹、王守仁等人汲取佛、道的精华，儒学 完成了更为理论化和思辨化的过程，体现了唯 心主义的内容，逐渐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儒家 思想发生了转型，理学产生并发展到心学，儒 家思想走向了极端，更加适应统治者的需要
专题二古代中国科技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
深化理解古代中国的文学、书画、戏曲艺术成就所反映的时代特色 (1)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变革的时代，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孔子整理编订《诗经》作为德行教化文本，屈原创作《离骚》抒发爱国情怀。 (2)秦汉时期，大一统局面形成，汉赋以华丽的辞藻描绘出气势恢弘的时代。 (3)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建安文学一扫华丽文风，陶渊明的田园诗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山水画开始形成；书法逐渐进入自觉阶段。 (4)唐朝的繁盛与科举制度的最终形成，促成了唐诗的繁荣；绘画同时吸取印度、波斯等外来美术风格，风格多样；楷书、草书书法艺术成就辉煌。 (5)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形成，使传奇小说、词、戏剧、风俗画等世俗文学艺术得到发展；元代统治的黑暗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元曲成为主要艺术形式，戏曲走向成熟。 (6)明清时期，封建社会衰落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阶层扩大，使得反封建的小说、戏曲走向繁盛；抒发个人心意的文人画盛行。 专题三中国传统科技与西方近代科技特点的差异 (1)中国的传统科技重经验，西方近代科技重实验。中国传统科技严格上讲是经验科学、描述科学。西方近代科技把系统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形成以实验事实为根据的系统的科学理论。 (2)中国传统科技重综合，西方近代科技重分析。中国传统科技善于直接从现象中进行整体理论综合，然而缺少揭示现象背后本质的机制；西方近代科技善于分析，从而给近代科学理论提供了有效方法和明确方向。 (3)中国传统科技重实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重理论。中国传统科技大多是生产经验的总结，实用性强，但缺乏理论概括和分析。西方近代科技大都重视对事物规律和本质的探索，主要采取观察和实验方法。 (4)中国传统科技主要服务于农业，西方近代科技主要服务于工业。 专题四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较 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欧洲启蒙运动 政治条件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强化，封建统治仍 十分稳固，还未形成资产阶级力量 进入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封建统治 风雨飘摇，资产阶级力量空前壮大 经济条件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受到封建 制度束缚 欧洲重商主义和殖民掠夺政策加速了资 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 思想条件明清之际理学和心学成为官方哲学， 八股取士和大兴文字狱使中国封建 传统文化仍占统治地位 欧洲的文艺复兴使资产阶级文化迅速传 播，为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性质本质上仍属于封建思想的范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中国诗歌历史悠久。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从《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诗歌的最初形式——上古时期的口头歌谣 《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 一、现实主义源头——《诗经》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 《诗经》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其中的“国风”是现实主义的精华。 《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铺陈叙述）、比（比喻）、兴（起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语言双声叠韵。 《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后世把《诗经》奉为
学习的最高典范。 二、中国浪漫主义的先河——楚辞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楚地歌谣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浓厚楚地特色的新诗体——楚辞。 楚辞体的特点： 1、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2、“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3、楚辞的语句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富有变化，篇幅一般比较长 4、常用语气助词“兮”（句末：加强整体语气，句中：表停顿）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楚地影响最深远的爱国诗人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25篇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巅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文学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始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其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古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变迁 (自动保存的)
古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变迁 一、秦朝的民族政策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秦大一统后,国家疆域空前辽阔,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与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融合问题显得十分棘手。秦朝首创皇帝制度,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独揽一切大权,建立了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组织体系,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个最高官职。设置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分管国家各项事务1。“皇帝”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把全国分成36个郡,由中央直接管辖,一个郡下又分若干县。始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秦朝颁布统一全国的秦律;统一度量衡、货币与车轨;统一文字;修建了从帝都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开通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修筑长城以及进行大规模的移民等等。这些措施对封建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巩固国家统一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朝面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后各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大都有借鉴与延续秦朝
的制度,具体有以下2: 1、在民族聚居地设“道” 秦在征服边疆各少数民族,完成统一大业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并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具体情况进行了特殊的设置。在郡下设“道”就是秦始皇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设置,道就是县的特殊形态。道的设置,就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发端,为后代皇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设置开创了先河。 2、武力征服少数民族 秦始皇统治中原后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就是武力征服的政策,最突出的就就是“北击匈奴”与“南平百越”。秦始皇的武力征服统治,虽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战争,对被征服者带来了灾难的痛苦,它也加深与激化了秦皇朝内部矛盾,就是秦皇朝短命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3、制定管理少数民族的法律 秦始皇在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过程中,制定了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民族法,涉及少数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面相当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专门治理少数民族的成文法。 4、少量征收、贡献方物 面对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秦始皇在赋税方面对她们有优惠政策,每年只需缴纳少量的赋税。面对偏远的民族地区,秦实际上
发展观及其历史演变探析
发展观及其历史演变探析 摘要：一定的发展观是与之相应的发展理论的核所在。二战以来，发展观经历了几个演变阶段：“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经济增长+反恩变革”的发展观、“合理+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社会综合发展”的发展观。从50多年来发展观演变的逻辑轨迹可以看出，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越来越拓展、深化，实现了从注重物到注重人的转变，人的发展已成为发展的中轴目标。 关键词：发展观；历史演变；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828X(2011)01－0007－02 一定的发展观是与之相应的发展理论的核所在，它作为对发展实践的一种理解与反映，以其时代精神、价值取向和实践理性，引导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潮流，影响着整个社会发展实践。20世纪中叶，发展问题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在西方，二战结束后，发展观经历了若干演变阶段。梳理发展观历史演变的逻辑轨迹，对于制定各种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观的基本意蕴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涵、意义和要求的最本质的认识和体悟，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也是指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把握，是制定各种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在发展问题中居于灵魂和核心的地位，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不仅包括要发展，而且还包括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一定的发展观是与之相应的发展理论的核所在，它作为对发展实践的一种理解与反映，以其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引导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潮流，影响着整个社会发展实践。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在不同的时期，源于各国所面临的外环境的差异性，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也就不同。 二、发展观历史演变的逻辑轨迹 20世纪中叶，发展问题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在西方，它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发展作为一种最为迫切的实践问题，不仅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而且也成为联合国国际事务的关注重点。二战结束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习习题
欢迎共阅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练习案 时间姓名 1、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是。 2、《》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是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三部分。其表现手法是、、。在句式上以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的现象比较普遍。 3、《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它以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的语言，表现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456、（《诗品》）。7、8910111213、14为，喜用双关谐音。 15、《》叙事与抒情想渗透，细腻与粗犷相融合，代表了的最高成就。 16、刘宋诗坛以刻画成为重要题材，和是这一时期的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其中前者的诗歌，偏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他创制了；后者是“”的代表作家，他的诗歌合律性高，有些作品已经和唐代的“近体”诗相似。 17、南朝后期的诗歌大多内容空虚，充满脂粉气，等人写作的“”，更是沦落到浮艳的境地。 18、“徐庾体”的体表作家是和。其中后者后期的诗歌以《》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地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 19、、是中国古典诗歌大花园中最为灿烂的两朵奇葩。
20、初唐四杰是指、、、。他们在继承了南朝诗歌形式美的基础上，以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为题材和主题，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和，风格由纤柔卑弱变为。 21、诗是唐诗这座高峰的顶点，而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是“诗仙”—— 和“”——杜甫。李白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 22、杜甫用诗歌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他把和、 紧密联系在一起，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是变乱时代的伟大的“”。他是中国诗歌史上、的诗人。 23、盛唐诗坛还有两大诗歌群体，一是以、、、 为代表的诗人，他们的诗多采用和的形式，色泽清淡，意境深幽；一是以、、、为代表的诗人，他们的诗以题材为主，大多采用和的形式，景象开阔，气势宏大，情调悲壮，声韵激越。 24 25 26 ，。 27 不已。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 37、女词人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客观景物融会在一起，含蓄委婉，意境深远，达到了的艺术境界。 38、南宋词人中以的成就最高，他的词是以，善于，将政治、军事、山水、田园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大胆自如地表现在词作中。尤其是书写 的篇章，千古以来一直激励着后人。 39、南宋词人精研乐理，能自度曲，词风，在南宋词坛的影响很深远。 40、元代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也叫“”，是元散曲中的一种，即单支的曲子。在内容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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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演变 看历史资料的时候，面对着五花八门的民族名称，什么柔然啦，鲜卑啦，扶余啦……，我脑袋中就一个字：乱！——这都哪儿冒出来的？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工科生纯粹的半拉子历史爱好者，本着“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把对我们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几个民族的历史简述一下就OK ，至于有想深入研究的同志，详情请自己百度。在春秋之前，北方的夷狄对我们华夏民族影响不大，而百越啦，东夷啦，他们都是被我们影响的。而春秋到秦汉其势力范围变化不大，所以我们从秦朝开始。民族的形成跟相同的生活方式有关，而相同的生活方式则来自相同的自然环境。在最早有历史记录的时候，东北地区主要有三个民族，即东胡，濊貊，和肃慎。图中的夫余是濊貊后来的历史称呼。肃慎分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靠狩猎和渔猎为生。在松嫩平原上有肥沃的土地，濊貊人即扶余人则以农耕为主。、管路敷设技术通过管线敷设技术，不仅可以解决吊顶层配置不规范问题，而且可保障各类管路习题到位。在管路敷设过程中，要加强看护关于管路高中资料试卷连接管口处理高中资料试卷弯扁度固定盒位置保护层防腐跨接地线弯曲半径标高等，要求技术交底。管线敷设技术中包含线槽、管架等多项方式，为解决高中语文电气课件中管壁薄、接口不严等问题，合理利用管线敷设技术。线缆敷设原则：在分线盒处，当不同电压回路交叉时，应采用金属隔板进行隔开处理；同一线槽内，强电回路须同时切断习题电源，线缆敷设完毕，要进行检查和检测处理。、电气课件中调试对全部高中资料试卷电气设备，在安装过程中以及安装结束后进行高中资料试卷调整试验；通电检查所有设备高中资料试卷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根据生产工艺高中资料试卷要求，对电气设备进行空载与带负荷下高中资料试卷调控试验；对设备进行调整使其在正常工况下与过度工作下都可以正常工作；对于继电保护进行整核对定值，审核与校对图纸，编写复杂设备与装置高中资料试卷调试方案，编写重要设备高中资料试卷试验方案以及系统启动方案；对整套启动过程中高中资料试卷电气设备进行调试工作并且进行过关运行高中资料试卷技术指导。对于调试过程中高中资料试卷技术问题，作为调试人员，需要在事前掌握图纸资料、设备制造厂家出具高中资料试卷试验报告与相关技术资料，并且了解现场设备高中资料试卷布置情况与有关高中资料试卷电气系统接线等情况，然后根据规范与规程规定，制定设备调试高中资料试卷方案。 、电气设备调试高中资料试卷技术电力保护装置调试技术，电力保护高中资料试卷配置技术是指机组在进行继电保护高中资料试卷总体配置时，需要在最大限度内来确保机组高中资料试卷安全，并且尽可能地缩小故障高中资料试卷破坏范围，或者对某些异常高中资料试卷工况进行自动处理，尤其要避免错误高中资料试卷保护装置动作，并且拒绝动作，来避免不必要高中资料试卷突然停机。因此，电力高中资料试卷保护装置调试技术，要求电力保护装置做到准确灵活。对于差动保护装置高中资料试卷调试技术是指发电机一变压器组在发生内部故障时，需要进行外部电源高中资料试卷切除从而采用高中资料试卷主要保护装置。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
正确处理四大关系: 如何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在原始发展时期,人类崇拜依附于自然,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对自然进行初步开发;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控制、支配自然,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尤其就是到了近代,人类开始直观地认识到人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不就是依赖自然的给予,而就是依赖自己对自然的改造。为了有效地“改造自然”,人们不惜把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瞧得轻而易举,并加以夸大与绝对化。随着对自然控制与支配能力的急剧增强,以及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人类开始一味地对自然强取豪夺,从而激 化了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了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也不得不面对人口剧增、能源短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实。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保障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积极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自觉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力求正确认识与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与自然界与谐相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既改造自然,又不破坏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目标,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 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逐步提高生活质量,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创立一个完全新式的人类文明,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文明社会。 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的新理念,对我们推进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与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要达到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并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顾、生产力发展与自然与谐“双赢”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与生态环境双重保障,就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而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特别关注下面几个方面。 确立一大战略。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既着眼当前,又考虑未来,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树立一个观念。即在全社会树立起新的生态观。反思人类干预自然的限度及其合理性基础,扎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们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愿望; 运用法律、经济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环境问题,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与监督环保工作;对环境资源成本与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进行核算,用绿色ＧＤＰ真正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形成三种思想。一就是天人一体的思想。认识到人类生存资料的有限性与地球的唯一性,
古典诗歌的发展演变
古典诗歌的发展演变 朝代诗体流派代表诗人及作品 先秦《诗经》现实主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楚辞》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离骚》 两汉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汉赋司马相如《凤求凰》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张衡的《四愁思》《四愁诗》是东汉诗人、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张衡的诗作，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七言诗之一。 四愁诗东汉·张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 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魏晋南北朝文人诗曹操《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进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建安风骨三曹：曹操曹植《七步诗》曹丕 建安七子 田园诗陶渊明《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hè）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一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一） 汉字的形体，即字体，指汉字的书写体态。汉字从产生到现在，虽没有跳出表意文字的圈子，但文字的形体一直按从鳘到简的规律发展演变。主要出现了八种字体：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再到现在的印刷字体。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旱的成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汉字材料。这种文字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１８８９年）在县城西北五里路小屯村以北洹水以南发现的。 １、产生 这个地方曾是殷商王朝都城的遗址，是从盘庚迁到殷地（即小屯）。一直到纣王灭亡的年间的都城。所以，我们知道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文字，距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殷商社会，科学文化很不发达，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不能解释，认为是鬼神操纵，掌握着自然的变化，而死去的祖宗的灵魂得以预知未来的事情，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因此，殷王朝统治者十分迷信，非常崇拜神，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如祭祀，征战，畋猎，天气，安危疾病，男女生育等，都要事先占卜，问神以知吉凶，再决定行止。占卜的方法，先将龟甲或兽骨剖开，然后在背面凿出椭圆形的小槽或钻成小孔，再用火烧烤。甲骨片受热后自然在正面裂出各种条纹。史官便按照条纹的不同形状来判断吉凶祸
福，占卜后由占卜人在甲骨上刻下占卜的月日，贞人，占卜的容，结果（即兆头，所示吉凶），以及事后的应验的情况。作为档案保存。 这些记录就是甲骨文字，由于多是占卜的记录，就容说叫“卜辞，贞卜文字”又由于用尖锐的东西刻的，又叫“契文”，又由于是在殷商的故都废墟发现的，又叫“殷墟文字”。２、发现 卜辞的发现，完全是偶然的。１８９８年与此同时１８９９年之交，农民犁田时，时常发现刻有图文的甲骨，农民不知道这些甲骨的来历，但以为年代久远，可以治病，就收集起来卖给药商，称“龙骨”。据说，1899年，当时北大校长，金石专家王懿荣因生病吃药，首先发现甲骨上刻的是古代文字，才开始收集。 从发现起，经过80年的不断收集整理，挖掘，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了十六，七万片。从甲骨记录来看，当时的统治者几乎天天在占卜。根据上面提到的帝王和占卜人的名字，结合所刻的文字容。我们知道了这些甲骨刻载了从盘庚到纣王的12个帝王的273年间的大小事情。据统计，甲骨文单字总数在4500左右，但已认识的还不到1/3。不认识的大多是族名，人名，地名等专用的字。大量的甲骨片的发现，是研究汉字发展与古代汉字文化的珍贵史料。 3、特点 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
古代中国文化区域划分及中国概念的演变
古代中国文化区域划分及中国概念的演变 按非洲起源说：大约在20万年前，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祖先不知什幺原因，开始从非洲向全世界迁徙;大约在2-3万年前，他们到达了中国现在的区域。中国幅员辽阔，山河纵横，各地自然条件差异极大，于是他们在这里逐渐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古代中国文化体系。图1：现代人类扩散路线图 图2：古代文化区域图 一、古代中国的6大文化区域(一)东北渔猎文化区大兴安岭以东、燕山以北的现代中国东北地区，古时河流众多、森林茂密，那里人们发展出了以捕鱼与狩猎为主的渔猎经济文化。(二)蒙古游牧文化区大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天山以南，由于山脉阻隔，降雨量锐减，形成了带有沙漠性质的蒙古草原，那里的牧人习惯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不定的沙漠式游牧生活。(三)西北丝路文化区从天山到西藏北部、青海一带，雪山高耸，高原矗立，平坦处为一片片草原和沙漠。沙漠中又有孤岛相似的绿洲，每一个绿洲往往就是一个小城市，里面的居民则过着丰足的农业生活。在汉唐时期，这里是中国通往中东的陆上通道，又称西域。而早在上古时期，这里就形成了以新疆为主的平原游牧民族和以青海、西藏为主的高山游牧民族。(四)西南高山文化区现在的云南、贵州、广西及藏南地区是我国的高山文化区，即地理上的横断山脉地区。这里高山林立，民族众多，往往一个山里住着好几个民族。山顶上住着一种人，山腰上又住着一种人，谷地里还住着一种人。这些居民往往根据地形不同，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山顶上的居民，用羊和青稞交换谷地出产的蕈类和小米，而山腰则往往作为马帮和盐客来往的要道。中原的居民，也通过这些狭窄谷道或河流，与他们进行经济往来，将中原的文化和讯息带到此地。(五)两河中原文化区古中国的农业地带主要集中在两河中原文化区，
浅谈中国古代诗体的演变
浅谈“中国古代诗体的发展演变” 摘要：诗体就是诗歌的形式，肇始于四言，定型于五言、七言，又从古体发展为近体，包括律师与绝句，再加上乐府、词、曲等，一向被视为传统体式。中国诗体经历了由无到有、由松散到严谨，再由严谨到松散的自由与法则对抗和解的演变历史。中国古代诗体的发展演变按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特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诗体的萌芽期，主要包括原始型二言体、三言体及四言体等。第二时期：诗体的发展期，主要指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体诗和楚辞为代表的骚体。第三时期：诗体的成熟期，主要指乐府诗、五七言古体诗、体。第四时期：诗体的繁荣期，主要指近体格律诗、词、曲。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诗体做一个大致的梳理，阐述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体 关键词：古代诗体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繁荣期 前言：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歌历史悠久，发端于上古，发育于夏商周三代，拓展于汉，蔓延于六朝，繁荣于唐、宋，衰落于元、明清。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在以后的发展中，诗与音乐、舞蹈逐渐分离，成为单纯的艺术形式。诗体就是诗歌的形式，肇始于四言，定型于五言、七言，又从古体发展为近体(律、绝)，再加上乐府、词、曲等，一向被视为传统体式。中国诗体经历了由无到有、由松散到严谨，再由严谨到松散的自由与法则对抗和解的演变历史。古代诗体的不断演变，反映了时代对诗歌形式的影响，也反映了历代诗人对理想的诗歌形式的追求。中国古代诗体的发展演变按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特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诗体的萌芽期，主要包括原始型二言体、三言体及四言体等。第二阶段：诗体的发展期，主要指以《诗经》为代表
的四言体诗和“楚辞”为代表的骚体。第三阶段成熟期：诗体的，主要指乐府诗、五七言古体诗、体。第四阶段：诗体的繁荣期，主要指近体格律诗、词、曲。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诗体做一个大致的梳理，阐述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体。 一、诗体的萌芽期（上古时期） 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是上古歌谣，它是原始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集体的口头创作。原始人在从事集体劳动时，为了协调劳动动作，减轻疲劳，提高工效，往往会不自觉地随着劳动动作的节奏，按照用力方式(轻、重、缓、急)的不同，发出富于变化的呼叫声，就成为劳动号子。《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上古歌谣产生于文字出现以前，具有口传性、集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诗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篇幅短小，语言简洁，节奏明快，风格淳朴。 从现今能够看到的文字资料来说，最早的诗歌作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先两汉典籍中所记载或引用的西周以前的古歌。像《康衡谣》、《击壤歌》、《卿云歌》、《南风歌》等，但都是不大可靠的。另一部分就是殷周之际的《易经》(《周易》)中所保存下来的卦艾辞歌谣，这是我国原始歌谣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是真正可靠的原始歌谣。这些歌谣非常简短，少则两三句，多者不过七八句，但多数韵律和谐，节拍分明，句式整齐，可以咏唱，具有相当浓厚的诗歌色彩，是由原始歌谣过渡到《诗经》的桥梁。有的读来颇有情趣，富有诗意，最突出的是《明夷·初九》、《中孚·九二》、《归妹·上六》等抒情小诗。《周易》中蕴涵着中国诗歌从二言到四言的发展史信息。二言诗是中国最早的诗体，以汉代哗作的《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为例：“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弹歌》通常被认为是汉诗最早的诗体—原始型二言诗。它呈现出汉诗的雏形，特别是显
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与中华民族的融合
秦、秦汉时期的民族移徙与迁都 中华民族是历史融合的产物，而民族融合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民族迁徙。民族迁徙打破了民族的地域界线，进而造成民族杂居的局面，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机缘。民族迁徙的过程，也是民族政权经营重心转移的过程，必然会引起都城的变迁。都城变迁适应了民族迁徙的要求，推动着民族融合的步伐，反映着民族关系的变化。有人把中华民族的融合比喻为滚动的雪球，她以华夏——汉民族为核心，以中原地区为始点［1］，以国都运动方向为路径，不断地滚动，越滚越大，最终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其中的黄帝、炎帝、蚩尤、颛顼等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华夏族的产生就始于这些部落间的战争、交往和融合。据《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黄帝原居轩辕之丘，后迁居涿鹿，他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战胜炎帝后，徙都于轩辕之丘、彭城、曲阜等地。后炎、黄两部融合，形成华夏族。东夷颛顼族西移与华夏族融合，建都于帝丘。在尧舜时代，尧都平阳，舜先后以蒲坂、平阳、潘、涿鹿为都，禹都安邑，后徙都阳城、阳翟。远古时期都城变迁反映了中原先民各部落在向外发展中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夏、商两代，都城变动不居。夏先后都有阳城、阳翟、斟寻、原、老丘、西河、洛内等地。商朝更是“不常厥邑”，立国前迁都八次，灭夏后又迁都五次。“商人屡迁，前八后五”，先后有蕃、商、砥石、西亳、傲、相、邢、殷、朝歌等地做过商朝的都城［2］。都城变迁是民族迁徙的确证，反映了部族征服的需要和民族融合的趋势。民族迁徙带来都城转移，都城的转移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因为只有这种强势部落的不断流动，才能把她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远播四方，才能吸纳、同化、融合众多的部落或方国，最终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同时，都城又是民族关系的纽带与民族融合的熔炉，它为各民族展现自己的活力提供了舞台，又迫使一切民族不得不接受现成的经济方式和文化成果。它把无序的民族碰撞整合为有序的民族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夏商两代的都城位置不超出中原地区，说明这里是华夏民族融合的腹地，华夏民族正是立足于此，以其强大的融合力和先进的经济文化，逐渐向四周发展的。杨东晨认为，周人起于泾水上游，兴盛于渭水流域，利用两河流域的肥沃土壤和丰富资源，逐渐向黄河下游发展势力，进而取商而代之。周先后以邰、、岐、程、丰、镐为都，至周平王时东迁洛邑，是为东周。周朝的70多个封国，遍布黄河、辽河、长江、珠江流域，这些封国的国都到后来也发展为相当规模的都城。如赵都邯郸、燕都蓟城、鲁都曲阜、越都会稽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争，各国都城迁往徙来，蓬勃发展。都城的多元扩散，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提供了众多支点。正如孙乃民所言，经过长期的战争兼并和文化经济交往，中原四周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华夏族融合，形成“五方之民共构天下”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汉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真正建立。秦并六国，在六国都城的基础上建造起气势恢宏的统一帝国的都城——咸阳；继秦而起的汉王朝先后以长安、洛阳为都，使统一国家的都城稳定在关中、关东的东西轴线上，这表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由华夏族融合周边民族而成的汉民族共同体在秦、汉时期基本形成。 少数民族移徙与迁都 一般说来，在统一时代，民族关系相对稳定，民族融合的成果得以巩固并稳步发展，都城定于一尊。虽然也有民族碰撞，但多是局部战争。一旦王朝分裂，民族关系就会急剧变动，民族迁徙异常活跃，都城蓬勃发展，多元并存，迁移频繁，民族融合进入高涨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时期。三国鼎立拉开了民族大融合的序幕，到了西晋末年，北狄、西戎后裔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入居中原，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