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自古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清政府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周边领国均为蛮夷之地。自中国大门被打开，随之而来的民族危机，使妄自尊大的思想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国人的民族意识被激起。在传统民族主义开始向近代民族主义迈进的时候，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在近代中国掀起一轮巨浪，特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进化论的思想促进了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变，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士大夫阶层开始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吸收先进的思想。这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龚自珍借“三公羊世说”提出“事物的发展都是经过初、中、终三个发展阶段。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1](p16)龚自珍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当中，“自古及今，发无不改，势无不积，实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
[1](p25)他的历史进步论包含着进化的思想。而魏源在龚自珍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更进一步的观点，他认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历史的发展在不断的革故鼎新，螺旋上升。虽然他们都没有明确指出进化论，但是从他们的思想中可以看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子。因此，他们掀开了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序幕。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外国的侵略也在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不断瓦解着中国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纷纷站出来，宣传进化论思想。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并且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观点融合起来，宣扬种族竞争，天演哲学等。维新派大肆宣传进化论的思想，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理论，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解放了他们的思想。中国的进化论思想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台阶。
二、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冲突
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晚清统治摇摇欲坠，人们仍沉浸在传统民族主义情结当中:以“华夷之辩”的民族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是人们看待一切国际关系的唯一准则。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传统的民族主义信念被迫开始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标榜的世界主义的冲击。
以夷夏之辨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是晚清以前聚合民族力量的主要动力。它的基本思想是“内诸夏而外夷狄”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
然而，洋务派和维新运动体现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有志之士开始怀疑传统的闭关锁国是否真的可以保护国家，他们渐渐意识到“师夷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此，近代中国便形成“外夷狄”和“师夷狄”的冲突。而这鲜明的表现为传统民族主义排斥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入，但到戊戌前后这种“师夷狄”的救亡思路似乎已经无力回天。笔者认为，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冲突在于是否以夷夏之辨为核心，而进化论使得“夷夏之辨”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焦点，它指出人类都是动物逐渐进化而来，有共同的起源。它给予人们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如此，夷夏的本源之辩便被攻破。在进化论的引导下，体现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各种变法自强运动如雨后春笋萌发。严复以进化论的“变”、“争”来启蒙近代民族主义，挣脱传统民族主义束缚。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所倡导的是人们奋发图强、进行民族救亡抗争。社会进化论的自强竞争观得到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支持。如陈独秀:与进化论相关的名词屡屡见于陈独秀笔下。《新青年》的创办也离不开进化论的传播。按照进化论的思路，陈独秀等大量引进西方学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2](p57)，进行思想启蒙。
三、严复反对封闭的传统民族主义。
以夷夏之辩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采取闭关锁国的方法来抵御外来民族的
入侵。严复则强调以民族竞争的大势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指出，在生物界里，开放的“四达之地”的物种有较强的竞争里，而与世隔绝的“孤悬岛国”的物种，则竞争力较弱，一旦“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类渐湮，新种迭盛。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3](p1333)因此，中华民族要走出民族危亡，首要之事，就是要打开门户，向西方学习，把中国至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中，而并非是固步自封。对”外来植物，深闭固拒，必非良法，要当强立不反，出与力争[4](p82)严复对传统民族主义的封闭性是持有反对的态度。唯有开放才，才能自立，才能进激发全民族人民力争向上，“中国近日之阽危，论者莫不知由于全国人民不能对外竞争之所致。” [5]总的来说，严复对于传统民族主义的封闭性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论断，它使迷茫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新的理论武器，同时也理清阻碍中国进步的障碍，引领人们向西方学习。
四、严复反对狭隘的“排外”“守旧”的传统民族主义
传统民族主义总是把维护祖宗之法和反对以夷变夏联系起来。而近代民族主义则强调民族就往之路是变革，即改良和革命。进化论的支持者康有为，邹容等纷纷站出来，指责这种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其中，严复更是反对这种“排外”“守旧”的传统民族主义。而对于中西文化，严复强调二者各有体用，两者的存在并不冲突。因为学习西学，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译《天演论》自序里，严复写道:“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
[6](p12)
严复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是这样描述传统民族主义的排外性
的:“宗法社会之民，未有不乐排外者，此不待教而能者也。中国自与外人交通以来，实以此为无二惟一之宗旨。”[7](p136)这指的就是一种狭隘的“排外”“守旧”的传统民族主义。具体地描述是:“颈欲排外有功，其事必资于知彼，而吾之操政柄者又不能也，故所为辄败。至庚子之役，使通国三十年以往之财力，捆载输之外洋，而国愈不救矣。至今物极者反，乃有媚外之象。然其外媚之愈深，其内排之益至，非真能取前事而忘之也。而自谓识时者，又争倡民族之主义。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虽然，处今之日，持是义以与五洲之人相见，亦视其民品为何如耳。使其民而优，虽置此义，岂至于灭?使其民而劣，则力持其义者，将如昔商宗之计学，以利国不足，而为粳有余。不佞闻救时明民之道，在视其所后者而鞭之。民族主义，果为吾民所后者耶?此诚吾党之所不及者
矣。”[7](136--137)在严复看来，排外是传统民族主义的“真面目”:“宗法社会之民，未有不乐排外者，此不待教而能者也……而自谓识时者，又争倡民族之主义。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7](p136)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会进化论则倡导各民族处于世界大民族当中，生死存亡在于其中的竞争。因此，排外保守无法使中国走向世界，也无法使中国在交流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民族主义的排外与守旧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进化论的出现，让严复看到了“保种”的希望，为他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
严复敲响了亡国灭种的警钟，提出保种的主张。“所谓争自存者……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8](p5)“群”在严复看来是一种集体形象，可以代表“中国”、“黄种”等。“群”是“种”的延伸，是“民”和“族”的结合。而生存竞争包括生物与客观自然环境的斗争，也包括种内竞争与种外竞争。
首先，“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9](p1347)严复主张种群之间的竞争依靠的是各个种族各自的实力，个体的“体合”形成各个群的总体实力以适应外部环境的生存压力。
其次，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形成高级竞争力的是开放的”四达之地” 的物种，而“孤悬岛国”的物种则相反，如有“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9](p1333)将这种观念放到近代中国时局中，可以看出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观让近代民族主义与“排外”“守旧”相背离。对此严复主张中国失去竞争力皆因无法与世界正常交流。在描述世界大民族的竞争时，严复表现出强烈的“灭种”危机意识:“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音，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9](p1337)
如果中国不自强，不正视自己与他族间的关系，只是盲目地排外，灭种在所难免。中国的富强，必须通过参与到世界大民族竞争中来并且学习外民族来实现。严复面对中西文化，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中西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9](p561)所以救亡图存的办法就是抓紧向西方学习，“欲通知外国事情、自不容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不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由此看来，严复他反对“排外”“守旧”，主张中西交流。
五、严复反对封建性的传统民族主义。
在夷夏之辨里，“攘夷”和“尊王”并提，因而传统民族主义是把忠于民族与忠于等同起来，构成封建色彩的民族主义的核心。近代民族主义提出的变革思想，在政治上是要革除封建君主专制。他们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理由之一，就在于它是造成中华民族衰弱的根源。因为清朝的君主是满族，所以近代民族主义提出了“排满”的口号。这一口号固然残留着夷夏之辨的大汉族主义，但其主义矛头是指向封建君主专制，不能够和带有忠君封建烙印的夷夏之辨同日而语。因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戊戌前后把救亡图存和倡言民权相连，要在辛亥革命前后则进一步把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列，宣称中国“要是没有经过民族主义，要站在这优劣竞争的世界上，是万万不能的。” [10]严复指出民族的落后，是要通过变革，变革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改变当前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开中国政治改革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