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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学派的学术成就与理路拓展定稿(2)

傅衣凌学派的学术成就与理路拓展定稿(2)
傅衣凌学派的学术成就与理路拓展定稿(2)

傅衣凌学派的学术成就与理路拓展

林爱玲

引言

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他毕生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探索研究工作,力图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拓展史料搜讨视角,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作为一代史学大家,他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在学界逐渐形成为“傅衣凌学派”。其弟子追随先师的学术风范和学术路径,继往开来,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做出重要的拓展。前后几代学者的努力,诸多成就都已成为学界众口称誉的学术丰碑,令中外学界引颈而望,翘首于中国的东南。

傅衣凌先生逝世后,对其遗留下来的宝贵学术财富,史学界历来十分重视。1998年,北京商学院科研处和厦门大学联合举办“纪念傅衣凌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2001年,傅衣凌教授90诞辰的纪念活动;2008年,厦门大学还举办了《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等,对傅衣凌的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和回顾。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缅怀了傅衣凌先生,不少学者专门撰文对傅衣凌的学说进行总结和评述,如吴承明、杨国桢、陈支平、王日根等。①傅衣凌教授所有论著也得到比较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集大成者当为《傅衣凌著作集》的编撰出版等。

但是,上述工作都只是对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傅衣凌学派”,学界已有名家努力倡导,但至今还缺乏对该学派详细的学术介绍和深入研究。本文尝试以傅衣凌的学术经历、研究理路和傅衣凌学派重要成员的学术成就为经,以傅衣凌及其学派各重要成员的研究领域为纬,系统全面地勾勒出傅衣凌学派的形成、发展及走向。欠缺不足之处,敬请师长们批评教正。

一、傅衣凌学派之形成

傅衣凌先生(1911-1988),原名家麟,笔名休休生,福建福州人,是我国当代著名的①傅衣凌:《傅衣凌自传》,《文献》1982年第2期。杨国桢:《不断探索前进的艰辛历程——读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

文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杨国桢:《<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序、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杨国桢、陈支平:《傅衣凌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刘永成:《傅衣凌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上的成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吴承明:《要从社会整体性发展来考察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在“纪念傅衣凌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日根:《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及启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4期;杨国桢:《傅衣凌先生的明史情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杨国桢:《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收入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高寿仙:《发展而又迟滞,早熟而又未熟——傅衣凌先生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述评》,今据氏著《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239-252页;陈支平:《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陈支平:《<傅衣凌著作集>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陈支平:《探寻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路——记<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等等。

明清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奠基者之一。他致力于历史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论著等身,影响深远。他的论著,启发和影响了“二战”以后我国和日本、美国许多明清社会史方面的学者。他开风气之先,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发凡起例,反响不绝。在他的学术影响之下,以闽粤地区的一批学者为骨干力量,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跨学科整合为学术特色的研究群体。学术界径称“傅衣凌学派”——“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①学派成员继承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国际性科际整合风潮之中,在中国经济史学派出现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下,他们转换思维,丰富和拓展学术领域,对傅先生所遗留的学术财富做出多方拓展,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傅衣凌学术成长背景及其学派的形成

1920年代末,由中共党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并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进一步引发对中国社会史的探讨。在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1938年创办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中国社会经济史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与西方的经济社会史相比,二者使用的经济、社会两词易位,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的叙事模式。

在这种学术环境和历史契机下,食货派作为1930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而崛起,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史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化。1920-1930年代,陶希圣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1934年12月1日,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陶希

①此乃林甘泉的话,参阅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学典在总结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概括说:“傅衣凌在《食货》、《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和‘史学研究会’之后,对社会经济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最终完成了这一领域的‘范式’构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学统清晰、特色鲜明的学派。这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是:在研究方法上,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善于透过片断的史料显示历史的归趋,又能从历史的趋向中看出具体史料的意义’;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证史,尤重田野调查,以今证古;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等等。从上述特征上看,笔者同意下面这一判断:‘傅衣凌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换句话说,傅氏的研究已深预国际史坛的主潮之流。”参阅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86-187页。唯王学典认为“傅衣凌一生的学术研究基本是围绕着‘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迟滞’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而这一问题正是由社会史论战所引发”稍有不妥,应该是傅衣凌先生在1960年代之后,更多在“资本主义萌芽”议题之下围绕“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迟滞”开展其研究,而非其一生均如此。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也重申: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

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以“中国社会经济史专攻刊物”作为其学术定位,为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学会会员提供学术交流的园地。《食货》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当下中国史坛最富有生机的这个学派(指中国社会经济史派)部分渊源于当年的《食货》杂志”。①

《食货》的出版,引起学术界各方面的重视,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首先,《食货》杂志遗留下了“重视材料”但同时“绝不忽视理论与方法”的学统。《食货》杂志断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时代业已来临。②刊发在《食货》上的大量论作,实践了该杂志的办刊宗旨。在以《食货》杂志为中心的“食货学会”和与《食货》杂志关系密切的学者日后也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中坚人物。其中,梁方仲对“一条鞭法”的探讨、汤象龙对鸦片战争经济背景的勘察、吴晗对明史的系列研究、张荫麟的通史撰写、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的叙述等,都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总之,上述诸位学人开辟了一条兼重材料与理论的史学研究之路。这些都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新中国后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过,在1949年以后30年间,沿袭这一治史道路的史家屈指可数。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傅衣凌,其次是梁方仲和全汉昇。③比较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不难发现一些共同点,即他们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他们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

①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陶希圣:《食货学会本年六项工作草约》,《食货》第1卷第6期(1935年2月)。

③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民国时期,以“一条鞭法”研究闻名中外史坛的梁氏,1950年代出版了经济史名著《明代粮长制度》,这一经过20多年努力写成的专著,既有细密的考证,又有宏观的概括。《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被认为“是一部内容丰富具体化了的计量经济学,又是一部大型的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工程的巨著”。该书的导论是对中国相关经济史现象的出色的理论分析,显示了深厚的思辨色彩。梁氏反对“就事论事”,主张“小题大做”:要在“一滴水中见太阳”;既认为正确的概括一定要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又认为细密的专题研究不能代替综合的概括。参阅陈春声、刘志伟《天留迂腐遗方大,路失因循复倘艰——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梁方仲文集·代序》,中华书局2008年版。我们认为,在这一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另一位是全汉昇(1912~2001),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及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亚书院校长、新亚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应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日本东洋文库之邀,担任访问学者和研究员。其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史论丛》(包括论文33篇)、《中国经济史研究》(包括论文21篇)、《汉冶萍公司史略》。其他专著还有《唐宋帝国与运河》、《明末清初反对西洋文化的言论》、《韩国战争与远东经济》、《中国行会制度史》等,以及若干与外国汉学家合写的著作。参阅梁庚尧《历史未停滞:从中国社会史分期论争看全汉昇的唐宋经济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37期,2006年6月;陈慈玉《全球化的省思——全汉昇与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39期,2007年6月,第77-106页。李伯重则以陶希圣、陈登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第一代学人代表,何炳棣、吴承明、傅衣凌为第二代代表。参阅李伯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李伯重还认为:“新社会史学派的奠基人是傅衣凌”;“傅衣凌是社会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提倡的是把对地区社会细部的研究和社会经济的总体研究结合起来”。参见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 年第1 期,第18页。王学典则视傅衣凌为1949 年以后30 年间“会通派”之中屈指可数的会通自觉史家影响最大的一位, 其次是梁方仲。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85页。

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虽然他们研究路径不同,但大体上是殊途同归。傅衣凌先生提到:“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①足以可见其研究存在相通之处。

林有能先生说:19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②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形成学界盛传的所谓“傅衣凌学派”。

2、傅衣凌之学术历程及傅衣凌学派之形成

傅先生自1930年考入厦门历史系起,就与中国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1933年,他在《现代史学》发表《秦汉的家族》等文章,开始步入史坛。1935年,傅衣凌到日本,进法政大学研究院,师从松本润一郎学习社会学。他早年所受到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双重学术训练,对其后来创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注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关系至深。③

青年时期的傅衣凌,在步入史坛不久就受到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的熏陶。这场论战所提出的“问题”,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历程。正像傅先生后来所说:“这些论战对我这个刚踏进历史科学之门的人很有启发作用,我开始接触到新兴的社会科学,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④而作为《食货》的重要作者之一,他坚持运用《食货》所大力倡导的“地志学的方法”:“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⑤,从而开辟出一条“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的治史之路。

1944年,傅先生出版了根据1930年代末在永安黄历乡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写成的《福

①《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34页

②林有能:《学术传承与规范》,《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

③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国际性学科整合趋势下,傅衣凌先生高瞻远瞩的学术识见,是与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研究理路是很近似的,其超越时空性的学科整合研究之实践,确实是开风气之先,诚为一代名史、一代名师。有关学科整合之国际化趋势,请参见黄宽重、刁培俊《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历史教学》2006年第4-5期。郑学檬先生近日教导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响傅先生的学术思想,据他为我们讲课中提到的有外国人马扎亚儿(匈亚利)、河上肇(日本)及陶希圣、鞠清远等人。陶希圣、鞠清远资料百度网站可查到。傅主张‘社会经济史’,就是他们先提出,所以北京吴承明、孙毓棠等都不吭气,在北京,托派是挂号了的。”

④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收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⑤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8页。

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以民间契约文书为主干资料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这本书,可说是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该书虽然因为战争环境而在国内流传不广,“但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史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特别是他在该书中所倡导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选题设计,现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学术取向和治史模式。

傅先生在《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一书的正文之前所写的一篇题记中,指出了他治史的四点思维和方法,基本上较精确概括了傅先生所提倡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学术理念。陈支平教授在已有总结的基础上,将这四点内容概括为:

充分挖掘并利用以前较少人关注的民间文献,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证史,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用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②

这种从局部到一般,又从一般回到局部的研究理路与方法,可以说是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精髓所在。傅先生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总称为社会经济史,用以区别一般的中国经济史或国民经济史、经济制度史,其理由和特色即在于此。

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探索,更进一步引发了傅衣凌先生的深层思索,他又把研究议题从农村扩大到商业等社会经济问题之上。1946年前后,他写成《明代徽商考》一文③。之后他又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陕西商人、苏州洞庭商人、福建海商以及明清时期的手工业等领域。1949年以后,傅先生把他在以前对于农村问题和商人问题研究的成果充实提升,分别以《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的书名予以出版。他对我国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研究,尤其是对徽州、洞庭、陕西、福建海商等地区性商业集团的细致研究,对揭示我国封建经济发展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

傅先生在1947年写成的《清代中叶川陕湖边区的生产形态》(后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文,在我国首次提出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

①杨国桢:《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序言》,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②陈支平等:《追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治史路径》,《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

③傅衣凌:《明代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1947年第2期。

题。傅先生对于清代川、陕、楚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研究证明,“明清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分工,已经出现某些变化”,是“停滞论”和所谓“中国的近代化是由外力促成的”等等错误理论的有力驳斥,并对后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也成为解放后我国最早从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研究上,他是一个学派的代表。①1950年代初,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明代江南地区,也是先从农村经济开始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代江南地区地主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论文。所著《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等论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嗣后,他又结合《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撰写出一系列文章,辑成《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书。

1980年代以后,傅衣凌先生着手对自己半个世纪来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历程及其构想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1982年,经他自己选编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他又对于自己以往的许多学术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提升;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②,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这两个观点“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③“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变迁论’,提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深佩其说”。④

“乡族”理论是傅衣凌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论的特征之一。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系统分为“公”和“私”两个部分。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却是乡族的势力。

①陈支平先生总结傅衣凌先生的主要论点说:中国的地主制,是食土而不临民的。地主阶级的经济权与政治权既有抱合又有分离;而且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扩大,往往又和整乡、整族的移徙结合在一起,这就在皇室所有、贵族所有和私人地主所有之旁形成了一个个以家族同产制或乡族共有制面目出现的封建经济组织。土地所有制的这种特点,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形成了“公”和“私”的两个体系。“公”的体系是指封建政权,从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乡,和官僚制度结合在一起,表现得非常错综复杂。而“私”的体系,则“集中了族权、神权、夫权等诸种力量,并巧妙地利用原始公社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来进行统治”。这些特点造就了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十分牢固,既有落后性,又有灵活性。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长期处于“早熟又不成熟”、“死的拖住活的”的状态。傅衣凌先生曾形象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比喻为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参阅《傅衣凌著作集·前言》,中华书局,2007年。

②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收入包伟民选编《历史学基本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在该书《导言》之中,包伟民先生这样说:“在这样差不多可称之为先知先觉杰出代表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能够不断地思考,勇敢否定自我,批判陈说,坚持不懈地追随学术发展的步伐,实为促进近代中国史学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者,同样应该赢得我们最大限度的尊重。本书所选傅衣凌(1911—1988)《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是为一例。”林枫曾于《光明日报》2007年1月7日上发表《运用中西比较方法的史学力作——简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对其进行专题评述。

③吴承明:《要从社会整体性发展来考察中国社会近代化——在“纪念傅衣凌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今按:有关中国近世之说,来源于欧美学术的影响,更直接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所提出的“唐宋社会变革论”有着极深的牵连。有关于此,请参阅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今按:吴承明先生所云梁启超“近世”者,或在其他语境下,另有所指。

④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乡族保留了亚细亚公社的残余,但在中国历史的友展中已多次改变其组织形态,既可以是血缘的,也可以是地缘性的,是一种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所有实体性和非实体的组织都可被视为乡族组织,每一社会成员都在乡族网络的控制之中,并且只有在这一网络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公”和“私”两大系统互相冲突及互相利用的互动过程。①这就是著名的“乡族”理论。②这一论断影响深远,具有极大的学术牵引力。在傅先生“乡族”理论的启发下,众多学者开始着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陈支平、郑振满、王日根等人沿着乃师这一学术路径,对此进行深刻的思索和探讨,深化和细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家族研究、民间秩序上做出了出色的拓展和延伸。本文下面将作具体介绍。“乡族”理论在海外也颇具影响。早就在1962年,日本学者森正夫在日本拜读了傅先生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颇受启发。其中,傅先生对“乡族”问题的论述,让其印象尤为深刻,引发了森正夫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研究。1983年9月,森正夫在厦门大学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进行一个月的合作研究,以《明清时代地主土地所有及农民有关土地诸权利的特点》为题,在各自阅读对方所写的有关论著及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围绕“地主土地所有的特点”、“农民有关土地的诸权利”、“土地所有和地方社会”三个主题,举行了6次研究会,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其中,森正夫发表的重要讲话多是围绕“乡族”展开。③

傅衣凌教授博学多才,学术兴趣十分广泛。在他的文稿中,有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述,有奴隶制的分析,封建社会史是他着力所在,从秦汉到明清,多有论述。他对上层建筑,诸如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历史人物、思想、民俗等等,亦有涉猎。只是这些成就多被掩盖在其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上的盛名之下罢了。

傅先生五十年来努力开拓、大力提倡,为本学派的发展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充分发挥了其学派带头人的作用:1960年,他在厦门大学建立全国大学历史系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1980年代初,他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重点学科。1982年,他又倡办全国第一家专业杂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对推动全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起

①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②关于傅衣凌对“乡族”具体论述,可参阅其《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后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这篇论文完整地表述了傅先生二十多年来对于“乡族”的基本观点。

③森正夫在第五次研究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乡族”的若干问题》的讲话,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此次研讨的文章,如《围绕“乡族”问题——在厦门大学共同研究会上的讨论报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关于“乡族”——重温一九八三年厦门大学共同研究会的报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等。关于此次学术活动实况,可参阅郑振满等《森正夫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论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利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了重要作用。1979年至1983年,曾先后三度到美国、日本、加拿大许多大学讲学,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同时,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弘扬的重要原因。

傅衣凌先生晚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等此前学术研究的反思,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思考;而傅先生更富有理论远见地总结了其整体的学术体系,“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推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拓展和创新。①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学界承认在中国已出现一个“傅衣凌学派”。林甘泉先生曾评价道:“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②在他的启示和影响下,一代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创造了一批新的学术硕果。尽管我们无法一一确指该学派的所有成员及其与傅衣凌学术路向的关系,但杨国桢、李伯重、陈支平、陈春声、郑振满、王日根等傅衣凌先生的弟子及大部分再传弟子,他们的学术理路明显发源于傅衣凌,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这些学者所在的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镇。

傅先生的学术研究不仅对国内的史学产生深刻影响,在海外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三木聪教授曾于1980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立雪于傅衣凌先生门下。三木聪的研究深受傅先生的启示和影响。学成归国后,他继承了傅先生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利用中国传统判牍等资料,对清代的抗租与法、裁判关系进行研究,这在日本尚属首例,在日本汉学界掀起一阵风潮。森正夫也曾在1980年代前来傅衣凌先生门下问学、交流,并在东瀛传布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理路和研究成果。③作为傅衣凌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的李伯重,是中国大陆最早在海外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历史学者之一。他长期在欧美各国留学与讲学,并被纳入“加州学派”中。④在其与欧美历史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得到了发扬和传播。经过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傅衣凌的研究已深预国际史坛的主潮之流,有人甚至认为:“他在日、美汉学界已被尊为一代大师”⑤;“在海外,治中国明清经济史

①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②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③参阅前揭森正夫和郑振满文。

④参阅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瞿商《加州学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 ——“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杜恂诚、李晋《“加州学派”与18世纪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史林》2009年第5期,等。

⑤杨国桢:《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序言·序言》,第2页。

的学者往往把他的著作当作案头必备之书”。①

二、傅衣凌学派之拓展

傅先生穷尽毕生精力,躬创了傅衣凌学派,给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他的启示和影响下,注意社会调查和利用民间文献蔚然成风,地区性社会经济研究勃然兴起。傅先生逝世后,杨国桢、李伯重、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王日根(按:此以年庚为序)等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踵随先师的遗迹,光大他的学术。另外,蒋兆成、唐文基、叶显恩、徐晓望、林仁川等学者也在各自的领域孜孜探求,上下求索。近20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实现思维转变和研究的多样化,做出了多方面的拓展,取得了以下突出的成就:

1、杨国桢之明清土地契约、林则徐研究与海洋史学的开拓

杨国桢教授(1940- )是傅先生早期的学生,也是傅衣凌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杨国桢踵随乃师的学术路径,多年致力于区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创获良多:其早期的土地契约研究,别开生面;对区域历史人物如林则徐、陈嘉庚的研究也颇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近十年来,杨国桢带领着他的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开拓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为本学派的学术理路和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拓展。

杨国桢在早期研究中沿袭了傅衣凌学派的学术传统,在收集土地契约,探索土地租佃制度方面用力颇深。利用国内外收藏的明清土地契约,杨国桢于1988年出版《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他深入地研究了明清南方特别是福建复杂的土地租佃关系,对明清土地制度和契约关系的发展、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等历史过程有清晰的论证,并运用傅衣凌先生“乡族”理论,对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所有、乡族所有、私人所有”的三重结构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该书还对明清时代的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地权分化的历史运动,贵族地主经济、庶民地主经济和山区经济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在法学、比较史学的观照下,以民间文书证史,揭示出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的丰富内涵。围绕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的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进行区域性的专题考察。两方面互为补充,彼此参照连贯,深入阐述了明清时代乃至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为研究中国契约学、明清社会经济史拓展了新途径。

①叶显恩:《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跋》,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7页

在充分继承先师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杨国桢提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具有多重性结构的“封建土地所有论”,社会区域经济是社会环境、社会行为和价值体系组合的有机体的概念,以及林则徐、陈嘉庚研究和对契约文书体系、契约文化、契约学进行一系列的论述。这些研究都是着力于区域史范畴,对傅衣凌先生的学术遗产作了自身的发展和诠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事实上,其有关林则徐的研究,更引人瞩目。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2001年,联合国提出来“海洋世纪”一说后,如何科学地总结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以便为下世纪人类开发利用海洋服务,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杨国桢教授致力于此已逾十载。自1980年代末期起,杨国桢不满足于沿着传统做法开展研究,把眼光转到海洋史的角度,跨越传统史学的界限,开始了建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历程。他曾在报刊上积极呼吁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并就该学科的范畴、框架提出了总体构想,并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作为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方向,广纳来贤,撰写系列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学科建设的实践。杨国桢建设海洋史学的倡议及学术实践,为傅衣凌学派在新世纪做出了重要的拓展。

经过不懈的研究,杨国桢提出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总体框架,其研究内容涵盖了现有的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海疆史、海外交通史、航海史、海港史、海外贸易史、海外移民史、海洋渔业史、海洋科技史、海关史、海防史等专门史的全部和一部分,并与中外关系史、海域海事史、华侨华人史等专门史相交叉。①它从各种相关专史中整合而成,但并非简单的拼凑,而是自成体系,融会贯通,既要站在中国经济史的立场,又要有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视野和学术关怀,力求使之全面化、系统化、世界化。②

深入研究的同时,重视专门人才的培养,以求填补国内海洋史研究人才的匮乏。在人才培养和部分成果的基础上,又推出了“海洋与中国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1999年)。首批“海洋与中国丛书”计有: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陈东有《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张晓宁《天子南库》、蓝达居《喧闹的海市》、吕淑梅《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等。他在该丛书《总序》中写道:“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深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海洋社会人文资料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

①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②杨国桢:《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

新审视中国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值。”①其主编的第二批海洋史研究丛书命名为“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包括有杨国桢《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崔来廷《海国孤生: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张彩霞《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王荣国《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李金明《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于运全《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会经济》、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刘正刚《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林德荣《西洋航路移民:明清闽粤移民荷属东印度与海峡殖民地的研究》,由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2006年间先后推出,在学界再次赢得了如潮好评。在上述既有的研究领域,抑或在更多的议题之下,杨国桢先生虽已年过七旬,但仍会有更多开拓性的研究,值得期待。

2、李伯重之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与“加州学派”之交流

李伯重(1949- ),著名经济史家、云南大学李埏教授的长子,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作为傅衣凌先生的学生之一,其突出的学术成果是,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和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做出了出色研究。

最近二十余年来,除了唐代江南农业的研究外,李伯重几乎一直致力于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从区域社会经济史这个角度说,他深得傅衣凌学术理路之真谛。与傅先生一样,李伯重关注明清江南的社会经济研究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继承和借鉴了先师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进行反思,研究明清江南生产力和城乡工业化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明清江南的细部研究。不仅如此,他既汲取傅派区域社会研究之所长,又兼具吴(吴承明)派专精经济史之优点,还深刻介入国际史学主流之中。李伯重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史研究论作可能代表了当下社会经济史领域最富有活力的部分。②其中,《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和《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两书,已激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③李伯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江南农业生产力研究;二是明清江南

①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海洋与中国丛书》之《总序》,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②其主要成果有:《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即《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Houndmills,Macmillan Press,1998年;《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2年;《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等。

③参见斯波义信《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序》;吴承明《生产力经济史和区域研究——序〈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马敏《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城乡工业研究。在“明清江南”这个特定的时空内,他的落脚点始终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上,尤其在生产力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李在生产力经济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方法论,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拓了一条道路”。①

而与欧美史学的前沿探索同步互动,与国际同行及时对话,将西方学界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概念和成果引进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则是李伯重最重要的特色,也是其对傅衣凌学派重要的拓展。其与加州学派的学术交流最引人注意。

李伯重多次强调两种类型的近代经济增长方式,即是参照了1991年费维凯(Albert Feurwerker)在美国亚洲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对中国近代早期经济史研究所做的相关论述,②后来经过王国斌(R. Bin Wong)、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③等学者的发挥后,所谓“斯密型增长”即与“近代早期中国”融为一体了。王国斌的研究证明经济发展的道路并非是朝着欧洲的唯一方向发展的。英国通过城市工厂工业化发展起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江南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发展乡村工厂工业化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这里,人类历史发展体现了多元化的道路。作为加州学派的中国大陆代表人物李伯重,其观点与王国斌完全相同。李伯重提出“江南道路说”,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这个英国模式不适于中国明清,中国有自己的“江南道路”,即“江南早期工业化道路”,它“大约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终于清道光末年”④。“最主要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⑤。

美国学者黄宗智通过对江南自身经济发展一个较长时间段内的研究梳理,提出了其著名的“过密性增长”或称“内卷化”理论,⑥认为明清江南农业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即只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实质仍旧是“停滞论”。对此,李伯重在《“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⑦一文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认为明清江南农业发展不仅有技术上的进步,亦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此我们可称之为新时代下的“发

①吴承明:《生产力经济史和区域研究——序〈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

②Albert Feu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 ol5,No4,1991。

③美国学者王国斌(R.Bin Wang)著有《转变的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之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1997。江苏人民出版社有李伯重等中译本,1998年)等。法国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有《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

④前揭《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24页。

⑤《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讨》,第31页。

⑥黄宗智(Philip Huang):《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中华书局,1990年。

⑦李伯重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一书出版后不久,曾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对黄的“内卷化”理论评价较高。然而几年后,他经过研究和思考,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又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一文,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该文由李选取其有关论著而成,第一部分节选自李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The Macmillan Press,1998),第二部分节选自李《“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该文作为《“过密型增长”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附录,以帮助读者全面了解“过密型增长”理论的优点与缺点。上述均收录于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展论”。

李伯重已经深深介入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潮流之中,甚至在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特殊优势引领这种潮流。他对近代化起源的“英国模式”、“江南道路”和“江南早期工业化”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过密化”等理论的思考与驳议,应该说是深入的,甚至是带有颠覆性的。他的见解在海内外所引起的学术影响当前仍在持续之中。

李伯重另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其对“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探讨。这是对经济史方法论的重大推进。

“宋代经济革命说”这一国际中国史坛上最流行的成说之一。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中外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中和从不同的方面,都得出了“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尔后发展减缓,最后限于停滞”的结论。这个结论已成为现今学坛上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主流观点,而此观点的主要基石之一,就是宋代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进步,即“宋代经济革命”。①李伯重彻底否定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从“经济革命”的定义来看,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那么一定是宋代经济成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增长”转变为“发展”。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首先应表现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但从经济成长方式看,宋代江南虽有若干重要进步,但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因此,“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像”而已。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方法论,主要表现为“选精法”和“集粹法”。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在建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时,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选精法”将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因而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成分:倘若它所选出的那一两个例证经不住推敲,那么由此推导出来的整个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所谓“集粹法”,就是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和一个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据,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从表面看,“集粹法”克服了“选精法”看问题过分简单化的弊端。但是对这种方法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尽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力图选取具有较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例

①参见宫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铁》,刊于《东方学》第13辑(1957年),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年版,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参阅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0-31页。A 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8年版,第25、40页,其第二版的中译本《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伍晓鹰、马德斌译,王小鲁校。

证作为分析的基础,但事实上他们却往往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点主要表现在亩产量的研究上;其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在例证的使用上,还常常忽视所选例证的时空局限性。这在技术进步问题上尤其明显。“集粹法”与“选精法”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大异,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二者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者比较简单,而后者则使用史料较多而已。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从史料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来推导出结论。因此取证是否得当,对结论的正确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取证是否得当,又决定于所选取的例证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普遍情况。这两种方法的主要错误都在于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因此,李伯重认为,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是今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当务之急。①

3、陈支平之福建区域社会经济史、台湾史及其文献研究

陈支平教授(1952- ),1979年师从傅衣凌先生攻读中国经济史专业,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受傅先生的影响颇深。作为傅衣凌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陈支平先生继承了前辈学人的治学传统和研究方法,以史料为依据,注重民间文献和社会调查,不仅校正了一些传统结论,而且开发了许多未知领域。他长期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和闽台区域史的研究。尤其在台湾史、台湾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上做了重要的工作。

陈支平早期致力于清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福建家族文化的研究,族谱、族系的研究及东南中国的研究。在这些学术领域,他均卓有建树。

傅先生在讨论中国经济史时,比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结合,主张从具体的基层社会情境考察国家经济制度的推行情况。顺着这一思路,陈支平研究清代赋役制度,比较侧重探讨赋役制度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注意分析制度表达与在社会具体实施之间存在的距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讨论制度本身。他在研究中除了利用实录等档案文献外,还充分利用了方志、族谱等地方文献,借以更好地认识清政府各项财政制度在地方上的推行情况。正因为如此,他的博士论文《清初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②该书正式出版后,国内外许多学术杂志发表了评论,《明清史研究》称这本书“可谓是新人、新著、新说”。③他在这一领域的另一力作《民间文书与明

①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该文发表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斯波义信、梁庚尧、伊懋可先生等曾先后给李伯重写信,表达他们的观点。参阅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中商讨性论文,如梁庚尧《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2001年6月;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2002 年第5期,等。

②陈支平:《清初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③钞晓鸿《明清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依据了大量福建民间文书,探讨了包括户籍、易知由单、自封投柜制和民间负担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中国家族制度文化史是他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近500年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陈支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包括福建家族制度的发展、祠堂与族谱、族产与义田、等丰富多彩的内容。《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9年再版)一书则深入分析了福建族谱修纂的历程、种类与格式、修纂与管理、族谱家法、序跋题词的装饰炫耀、祖先的寻觅与塑造、渊源的追溯与合流、异姓的联系与合谱、神明的崇拜与创造、客家族谱等问题。这些很有分量的著作,引起了海内外历史学、民族学及文化人类学者的广泛关注。

陈支平这方面的专著较为全面系统剖析区域家族社会与文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区域家族社会文化研究方面的薄弱状态。此外,他出版了《客家源流新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福建宗教史》(福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著作,他主编的《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还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对中国东南社会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支平教授在继承傅衣凌先生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秉承本学派的学术传统,坚持“自下而上”的学派史观,重视收集和利用民间文献,丰富对族谱和谱系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本学派的研究。其对台湾史和台湾文献的利用研究,更是对本学派的极具意义的拓展,值得更多重视。

近年来,国内台湾研究热潮涌动,但是,相当多的台湾研究只注重热点追踪,而不重视学术基础的建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料建设方面一直停滞不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内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学者,基本上依赖上个世纪台湾地方当局与台湾银行合作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这是很不利于台湾问题研究进展的:因为这套《丛刊》虽然规模宏大,影响广泛,但它本身对台湾文献的收录是非常不完备和片面的。它只能尽量地收集台湾岛内的文献,无法搜集到大陆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的资料,更遑论散落于民间的大量资料了。陈支平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在从事闽台区域文化史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相当多这方面的资料,深感有必要进行系统的资料整理。”①因此,从1990年代初开始,陈支平联络厦门、福州等地的学者,着手整理、编辑这套《台湾文献汇刊》。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广泛收集大陆图书馆、档案馆及民间保存的台湾历史文献资料600余部,约1亿字,从中整理出珍稀文献,编辑而成《台湾文献汇刊》(共100册,九州出版社和厦门出版社,2006年)。凡是《台湾文献丛刊》①陈支平等:《读史为文廿余载》,《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

已经收入的文献,除了少量有明显差异的原稿本、传钞本之外,其他文献《台湾文献汇刊》均不再收录。从学术层面上说,《台湾文献汇刊》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海内外台湾历史文化研究在文献资料建设上长期存在的缺陷。收入的文献资料,绝大多数是分藏于祖国大陆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散落于民间的孤本、珍本、抄本,也有一部分是近年在台湾、日本等地新发现的珍贵文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这些文献资料,为揭示台湾历史发展变迁,揭示两岸不可分割的文化渊源关系,提供了最原始、最有力的证据。《台湾文献丛刊》和《台湾文献汇刊》相互补充,这两套文献堪称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文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资料。《台湾文献汇刊》影响是空前的,它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史料,证明台湾与祖国大陆密不可分的历史文化联系。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时,将《台湾文献汇刊》礼物送给哈佛大学。最近,陈支平教授又主持搜集和整理了《福建民间文书》 (影印本全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闽台族谱汇刊》(全5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两套书自热也是造福学林,嘉惠后学之集大成的史料集。

陈支平在台湾史研究方面的另一部力作是《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岳麓书社,2004年)。该书是作者利用1988年和2000年两次到台湾从事社会调查期间在台北芦洲所搜集到的有关台湾问题的民间文书写成的。书中所引文书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大多未曾为人引述,特色显著。而私藏于台北芦洲的契约文书,大部分是现代著名爱国抗日将领李友邦将军的先祖及其家族的宝贵资料。现存福建地区的民间文书,更多的是反映了福建与台湾迁移史中的两地关系;此书结合两部分文书资料,一方面放在福建与台湾两地的民间关系上;另一方面,通过对台北芦洲李氏家族发展变迁史的个案剖析,进一步探讨台湾族人心系家国的深邃情怀。从这个角度探讨台湾社会经济史,对于推动台湾区域史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

《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是陈支平的最新力作。该书以民间文书为研究资料,以明清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族商为研究对象,剖析了他们的资产构成、经营管理、财产分割状况,兼及他们的乡土观念、思想信仰、社会参与等,多角度展现了族商的基本特征。

陈支平先生的所有上述研究,或在傅衣凌先生学术理路下做更精深的研究,或在原有基础上开拓新的议题、拓展新的研究空间,均凸显出其继承发扬傅衣凌学派的良好传统。

4、郑振满之福建家族研究与地方“私领域”文献及宗教碑铭的整理和利用

郑振满(1955- ),198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连读于傅衣凌先生门下,198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指导教师为傅衣凌、杨国桢)。作为傅衣凌先生的高足,他

以明清经济史研究起家,专攻闽台地方史。他受傅衣凌先生“乡族”理论的影响,十分重视福建家族等问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家族史研究,注重地方“私”领域的研究和宗教碑铭的整理和利用。

受傅先生“乡族论”和区域史学术传统的影响,郑振满早期关注明清闽台乡族经济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品质的论作。如《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明清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明以后闽北乡族土地的所有权形态》、《清代台湾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等系列论文,探讨了闽北和台湾的乡族共有经济。他还发表了《明清福建沿海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一文,指出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形式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种类型,而且有一个从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程,乡族内部的农田水利制度形成族规和乡约。《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进一步指出,明中叶以后由于福建地方政府职能的萎缩及明中叶后的社会危机,逐渐把各种地方公务移交乡族集团,促成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倾向。他又在《清代闽南乡族械斗探源》中指出,乡族械斗的盛行,反映了社会控制权由官方向民间的转移。乡族械斗的根本原因是乡族内部的矛盾。郑振满通过具体的研究,深化了“乡族”论。此外,郑振满的《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一文还提出,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不外是家族组织的代名词。这些文章的发表,除了是对傅先生一直关注的乡族问题的重要发展外,对于家族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一书,是郑振满的个人文集,收录了上述其探讨闽台传统社会的16篇论文。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乡族组织与共有经济、家庭结构与宗族组织、民间信仰与仪式传统、地方行政与社会转型四个专题。这些论文的共同主题,在于通过考察明清时代的乡族组织与地方政治,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对傅先生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进一步思考。

郑振满的家族研究是从傅衣凌先生一直关注的乡族问题中阐发、拓展而来的。在攻读硕士期间,他乡族经济的形态、结构、发展过程、社会功能等问题研究之后,感觉必须对乡族本身要有更多的认识,而乡族的涵盖面太大了,就必须先做乡族的基础和更基本的单位——家族,因此,攻读博士之后,他在继承和吸收傅先生有关乡族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始了对家族组织的研究。①而导致其这一转向,也与傅先生的研究方法有关。郑振满说:“傅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强调用‘自下而上’的眼光研究历史,因此对民间文献、地方文献包括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等的收集、整理和运用特别重视。……在傅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福建各地长时期地进行了民间文献和地方历史文献的普查、收集工作,获得了一批很有价①郑振满、黄向春:《社会、文化与国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

值的资料。而在这些资料中,绝大部分都跟家族有关,因此,我对家族的研究可以说是由资料本身促成的,是资料所反映的经验事实本身给了我研究的灵感。”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是郑振满的博士论文,也是国内研究福建家族组织的一部力作。该书前半部分是家庭-宗族发展周期的分析和家族结构的模型建构,有较多的人类学的意味;后半部分则是透过家族所看到的明清社会变迁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和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泛家族主义”倾向,属历史学的论述。现在“三化”已成为一个圈内人耳熟能详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史学论断,并引起了长时期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很微妙的讨论。

对于“庶民化”和“自治化”的解释,郑振满认为:在正式制度上,宗法及礼仪的规制一直到清代都没什么改变,但在民间的实践中它却完全被突破了。这就是其所说的“庶民化”问题。他提出的“庶民化”着重以下二点:一是突破了大小宗的界限。二是打破了宗子法。与“士大夫化”的传统观点相比,“庶民化”更多地强调的是变的层面,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再解释、再组合;所谓自治化,其实指的是明代中叶开始形成的一个“授权”的过程,就是说政府把原来属自己管的一些事情交给乡族去管,王铭铭对这种自治化过程作过评论,他用了一个词叫“政体转型”,就是说是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转变为一种自治。其表现在政府将社会资源交给地方社会自己去管理,通过乡族自治这个渠道来实现政府的社会控制。①在弗里德曼之后,人们一般都把宗族作为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基本途径和重要窗口。因此,《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尽管是一部历史学的专著,但与它在史学界的影响一样,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界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他的家族、宗族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历史学者和人类学学者的共同关注。

1995—1996年间,郑振满到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历史系访问。当时在该系任教的魏达维博士建议,把《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翻译为英文出版,得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丁荷生教授的大力支持。宋怡明博士(Michael A. Szonyi)承担了该书的翻译工作,并撰写了长篇译者序,介绍家族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和该书的学术价值。2001年,该书英文版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颇得域外读者好评。②

郑振满的家族研究及“三化”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有很强的综合性,是对傅先生“乡族”理论的继承又是对其的出色发展。他的家族研究沿袭了傅衣凌学派的学术传统,重视民间文献搜集与利用,注重田野调查,同时,又从海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汲取养料又使

①上述均据郑振满、黄向春:《社会、文化与国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辑。

②Family Line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 and Qing Fujian, Hawai’i University Press,2001.

其理论化。如此,他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相当的解释力、渗透力、延展力。①郑振满紧随国际史学的趋势,其研究出现了向文化史的转向。1990 年代以后,郑振满比较多的精力投入民间信仰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这是他一直强调的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郑振满通过考察莆田江口平原等的神庙系统和祭典组织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指出神庙祭祀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制约,其发展变化与属于国家制度体系的里社制度的关系密切,祭祀圈不仅仅是台湾汉族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其与丁荷生(Kenneth Dean)合作编撰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之《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兴化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主要收集了明代以来福建各地的宗教碑铭。从区域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待碑铭,碑铭显示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使其成为研究地域史的重要资料。透过这些宗教碑铭,研究民间信仰与基层社会行政的关系。由此,郑振满的文化史转向不是对傅衣凌学派的背离,相反地,是在新形势下的重要拓展。

近期,郑振满与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合著的新书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Leiden; Boston: Brill,2010)上下两册业已出版。上册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Return of the Gods为专论,下册A Survey of Village Temples and Ritual Activities则为资料集。这是继《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后,郑振满与丁氏的又一次引人注目的合作,必将对学界带来新的启示。

5、陈春声力拓“历史人类学”

陈春声(1959- ),1989年在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傅衣凌和杨国桢。曾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近年来,他努力发展研究理论和方法,与刘志伟、科大卫、萧风霞等学者力拓历史人类学,在国际历史学界高擎起“华南学派”的大旗。

陈春声早期的研究深受傅衣凌的影响,又兼有梁方仲、汤明檖一脉的学术根基。他早期的学术成果主要是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一书,和在欧洲汉学研究著名杂志Toung Pao(《通报》)上发表的“Price Inflation and Its Social,Economic,and Climatic Context in Guangdong Privince,1770-1800”一文之中。《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是一部利用计量史学方法,结合丰赡的历史文献,所做的创新性研究。该书既有梁派计量史学之长,又兼具傅派文献运用的特色,可谓是一部经典之作,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1991年以后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主要有主编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

①郑振满与张侃合作之《乡土中国·培田》(三联书店,2005年)一书,以相对简明洗练的文笔,涵润有许多深刻的学术视野与理路。

版社,2003年)一书,和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近30篇以华南乡村社会组织和民间宗教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之中。近年在海外讲学的内容和合作研究计划,大多属于传统乡村社会研究范畴。这一阶段的工作有明显的“历史人类学”色彩,代表了傅衣凌学派的发展方向。

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的研究取向。2001年,以中山大学的历史系和人类学系为依托的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陈春声为该中心的主任。此后,以该中心为依托,逐渐形成了“华南研究”的研究群体,致力于历史人类学领域的学术钻研。其实,如所周知,早在此之前,陈春声、周大鸣、刘志伟等学者在萧凤霞(Siu Helen F.)、科大卫(David Faure)等国外学者引导下,在华南区域着手进行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尝试,已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一些有共同兴趣的海外学者和大陆学者进一步整合,形成比较固定的研究方法和有特色的计划。参与这一计划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为了找到共同关注的问题,整合研究计划,他们采用了田野工作坊的形式。他们以民间宗教为切入点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宗教学,关注诸如国家透过什么制度和形式进入乡民社会等问题,开创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新气象。在合作研究过程中,一批研究华南的学者逐渐形成一个有共同学术旨趣的学术群体。①建立在前期比较扎实的对本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掌握基础上,秉承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群体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重视王朝典章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话语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与实践。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陈春声成为傅衣凌学派学者积极探索历史人类学领域的典型代表。

作为傅衣凌学派的成员,陈春声历史人类学的学术转向是建立对傅衣凌学派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吸收的基础上的。在其研究过程中,除了人类学的方法外,他重视“自下而上”,注重田野调查和民间资料包括口头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其研究始终有着鲜明的学派特征。

在《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之“历史记忆”》》(与陈树良合作,《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分析潮州东凤村一个原本杂姓聚居的村落逐渐演变为单姓村落的历史过程,认为可以将农村故事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对农村故事的解析,实际上也可视为重新建构农村历史的过程。《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一文,陈春声通过对樟林这个村落历史的考察,表达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他认为,对乡村故事的解析,实际上也可视为重新建构①关于他们的合作研究历程,可参考蔡志祥《华南:一个地域、一个观念和一个联系》、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和萧凤霞

《廿载华南研究之旅》,均载于《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论文集》,华南研究会编辑委员会编,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

候选人的主要学术成就科技成果及创新点

一、候选人的主要学术成就、科技成果及创新点: (简要概括,侧重体现成果、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 申请人主要从事新型纳米多孔材料的制备及功能研究。曾参与1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子课题、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并参与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成功申请。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洪堡学者博士后资助。以第一作者身份在Angew. Chem. Int. Ed.,Adv. Mater.等国际一流化学和材料类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被引用99次。 其中,以仿生方法制备三维有序大孔方解石单晶的研究成果在Angew. Chem. Int. Ed.上作为“非常重要(VIP)” 文章和插图封面刊出。该成果在国际引起高度关注,陆续被Science、Chem. Rev.等权威学术杂志多次引用;国际著名专家在Angew. Chem. Int. Ed.以Highlight给予本工作专题评述,称该研究是生物矿化机理在材料合成领域的成功应用,为实现“自下而上”的多孔有序单晶的构筑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另外,申请人发展了一系列基于胶体晶体模板构筑新型图案化纳米结构的材料制备方法,并制备了半导体氧化锌一维纳米结构阵列、半导体硫化物、贵金属和碳酸钙的有序大孔薄膜等。发展了一种气液界面胶体晶体模板制备大面积半导体有序大孔薄膜的方法,申请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一项。 二、候选人领导或参与过的项目: (请注明本人在项目中的角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胶体晶体模板的新型纳米结构的溶液相合成”(20873002)(参与人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形貌与构造可控的无机微纳结构的低温溶液合成”(20673007)(参与人员)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子课题“准一维半导体纳米材料的结构调控与组装”(2007CB936201)(参与人员) 三、候选人代表性论文(著): (请注明影响因子) 1. C. Li and L. Qi. Colloidal crystal-assisted patterning of crystalline materials. Advanced Materials2010, 22, 1494-1497. (Frontispiece, IF=10.86) 2. C. Li and L. Qi. Bioinspired fabrication of 3D ordered macroporous single crystals of calcite from a transient amorphous phase.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2008, 47, 2388-2394. (IF=10.879,VIP paper, frontispiece, highlighted in Angew. Chem. Int. Ed.) 3. C. Li, G. Hong and L. Qi. Nanosphere lithography at the gas/liquid interface: a general approach towards free-standing high-quality nanonets. Chemistry of Materials2010, 22, 476-481. (IF=6.397) 4. C. Li, G. Hong, H. Yu and L. Qi. Facile fabrication of honeycomb-patterned thin films of amorphous calcium carbonate and mosaic calcite. Chemistry of Materials 2010, 22, 3206-3211. (IF=6.397) 5. C. Li, G. Hong, P. Wang, D. Yu and L. Qi. Wet chemical approaches to patterned arrays of well-aligned ZnO nanopillars assisted by monolayer colloidal crystals. Chemistry of Materials2009, 21, 891-897. (IF=5.368) 6.G. Hong, C. Li and L. Qi. Facile fabrication of two-dimensionally ordered macroporous silver thin fil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molecular sensing.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0, 20, 3774-3783. (IF=8.49) 7. C. Li, G. Hong, J. Cai and L. Qi. Ordered semiconductor nanoarrays: from self-arrangement to patterned evolution. Chapter in Encyclopedia of

主要学术成绩、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

主要学术成绩、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 个人事迹 施焕中,男,1964年出生。1982年中专毕业参加工作,1986年大学二年级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现任广西医科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呼研所)所长。施焕中通 过10余年的努力,在临床、科研、教学等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突出成绩。2002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004年入选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以及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2004年荣获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保罗?杨森药学研究奖;2004年被授予“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广西是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直到今天,施焕中及 其同事的研究论文中的观测指标都属于一般综合医院临床检验科所能提供的常规检测项目。施焕中 善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值得研究的课题,准确选择切入角度,并在一般的科研条件下从事高质量的 科学研究。 施焕中首次证实白介素-5可直接趋化嗜酸粒细胞浸润到哮喘患者的呼吸道,并进一步将其激活

释放毒性蛋白,促使气道反应性增高从而在哮喘的发病机制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相关的研究成果 先后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发表在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和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发表。截止2006年6月初,这两篇论文分别SCI杂志引用42次和80次。施焕中首次观察到嗜酸粒细胞能够从支气管腔内返回到粘膜组织,移行到局部引流淋巴结并定位于的T细胞区,将经过处理的抗原信息呈递给CD4 + T细胞,从而促使后者出现显著的增殖反应,最终激发Th2反应。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J Clin Invest等多种医学杂志上。相关文章至今被SCI杂志引用超过100次。 由于在嗜酸粒细胞呈递抗原的研究工作中有良好的学术积累,美国J Leukoc Biol邀请施焕中就此方面的研究进展撰写一篇综述。题为Eosinophils function as antigen-presenting cells的综述已经于2004年在该刊发表。近年来,施焕中作为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22篇,所发表的成果被SCI杂志引用320余次。 1 广西一名公务员因公干出差到美国洛杉矶,于2005年10月16日不幸突发脑出血,病情十分危急,经当地医生进行救治后仍未脱离危险。家属要求将患者运回国内继续治疗,医院将这一跨国 接运危重患者的任务交给施焕中。 在航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相当棘手:首先、患者自主呼吸必须全程使用人工呼吸机。呼吸机必 须额外使用氧气源,后者是飞行危险品。其次,本次使用的的民航飞机,不具备相应的医疗救治条 件。运送患者的生命固然重要,但其他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同样重要,绝对不能因为运送一名重病患

中国近十年取得的重大成就

科学技术创新要想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就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面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主战场,积极探索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高效利用的新道路,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主攻方向在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绿色产业、低碳技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中国近十年来的科技创新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一,抓住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和挑战,以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为契机,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技术,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符合低碳、绿色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化体系,走一条低污染、少消耗、高效益的工业化道路。 第二,大力开发稀有资源替代技术、多功能技术,推进洁净煤技术、复杂油气开发技术等转化应用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二次资源利用水平,支撑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着力开发和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使我国的能源结构向合理、安全、清洁的方向发展。 第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过程中环境问题的基本特征,深入研究和准确掌握区域(全球)性自然环境重大问题和科学规律,扎实推进污染治理和废物可再生利用科学技术,在治沙技术、污水处理技术、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等污染治理技术方面成效显着;积极推进生态治理科技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清洁生产技术、低碳技术、高效节能技术、小流域生态治理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工农业生产过程,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生态安全保障。 总之,近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技术创新才刚刚开始,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技术创新仍然任重而道远。

近五年主要学术成就简介范本

近五年主要学术成就简介范本 范本一 利用同步辐射能谱研究凝聚态物理,特别是在探索***的机理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首次发现***的直接证据,理清它与***的关系,解决了一个该领域的主要问题;发现了***及其作为超导序参量的重要性;指出***作用不可忽略;发展光电子能谱和软x射线散射新技术,建成国内首个***仪。在“科学”、“自然”、“物理评论快报”等杂志发表论文25篇,被引940多次。 范本二 在***任职期间,主持神经系统网络形成和应用实验室,首次提出***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出一系列可用于预防和治疗***和***的新药。近五年共发表11篇期刊论文,多数刊登在Nature Neuroscience、Neuron等国际一流期刊。曾在数十种主要国际会议上做大会专题发言。 范本三 开展时滞系统鲁棒控制研究,降低控制器设计的保守性和脆弱性,解决非线性时滞系统递推控制器设计的***难题。提出基于参数辨识的***和***反馈控制器设计原理,克服辨识过程中对状态微分信号的依赖,揭示系统***时滞、***时滞和增益的解析关系。提出自适应时变参数设计方法,突破了***控制算法在高动态流量下的性能瓶颈问题。SCI收录50篇,他人引用145次,

EI收录71篇,专著1部。 范本四 在复杂制造系统的智能控制等方面开展了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影响的独创性研究。在模糊PID控制研究基础上,提出全新的***设计方法,并将其成功应用于多个复杂制造过程和系统;首次将***引入电子封装过程,在***创建了全球首个面向电子封装的***研究实验室,并已开发出***系统;在香港主持了17项科研项目,参与了国内4项科研(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40多篇,其中SCI论文20多篇。现任***副主编。 范本五 在我国开辟了***动力学和***动力学两个研究方向,首创国际领先水平的非对称***技术,首次提出***方面3个理论关系式和***安全评判准则,创建了吸能***设计和***安全评估方法。以排名第一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进步一等奖3项、发明专利1项,EI、SCI收录12篇。带领学术团队自主研建国际领先的***试验系统,建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正负责“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Ⅱ) 建设。 范本六 首次通过量子化学过渡态理论计算得到了有***的氧化化学动力学参数,发现了***氧化的新的反应通道,提出了迄今最全面的含***复杂系统反应模型;合作开发了电站锅炉“***”,据

数学家秦元勋的传奇人生和主要学术成就(作者:张锁春)

数学家秦元勋的传奇人生和主要学术成就 张锁春 摘要数学家,教授。专长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善长科学与工程的计算,酷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23年2月13日生于贵州贵阳。获浙江大学理学学士(1943)、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1946)、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47)、玛丽埃塔学院荣誉科学博士(1988)。曾出任过中国核工业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副所长、黄河大学首任校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首任理事长、中国计算物理学会前两任理事长等职。研究领域涉及常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运动稳定性理论、近似解析解理论和人工智能;计算物理、计算数学和微分方程的数值解;应用数学、经济模型和相对论;以及科学普及等方面。先后出版过《几何学通论》、《运动稳定性的一般问题讲义》、《微分方程所定义的积分曲线》、《计算物理学》、《常微分方程所定义的积分曲面》、《时间、空间和运动着的物质》等著作20部。发表过学术研究论文:中文52篇和英文31篇。1987年因夫人突然逝世后去美国讲学,旅居美国,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至今。 秦元勋出生在贵州省贵阳市,其父秦学仁是从事小本经营的工商业者。他自幼天资聪明过人、加上刻苦勤奋,在当地冠有“神童”之美名。高中只读一年半,16岁就进了浙江大学数学系。1939至1943年大学期间,接受严格的科班训练。其优异的成绩得到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高度的赏识和评价。竺校长的日记中就有这样记载:(1)1943年7月2日记:“阅本届毕业生共311人,…,其中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有…数学系秦元勋87.2,贵阳人,…共七人而巳。”(2)7月11日记:“…秦为贵阳人,本届毕业生中平均成绩最高之一。其人体格亦佳,而性温厚,洵难得之人材了,…。”当时就享有“难得之人材”这样高的评价。 1943年秦元勋在浙大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经过“自费”留学考试,名列榜首。经竺校长的推荐,1945年进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他仅用五个学期就取得文学硕士(1946)和哲学博士(1947)学位。其速度实在惊人,在哈佛建校史上也是创纪录的。24岁就拿到哈佛博士学位,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博士之一,被人称“娃娃博士”。 1947年获哈佛的博士学位后,婉拒恩师留美工作的机会,于1948年踏上回归祖国的征途。回到贵阳后,于同年7月7日与冯敏女士结婚,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宿愿。婚后,夫妻俩就相依为命去香港参加革命工作,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他与曹日昌同志一道筹建香港九龙科学工作者协会,任港九科协业务部副部长(部长是曾昭伦)。1949年香港新华社邀请秦元勋作为港九的三名代表之一,去解放区参加筹备全国第一届科协大会的工作。于同年7月乘海船进入东北解放区再到达北平,除参加筹备和出席大会外,还应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讲授数学。期间出版《几何学通论》[1]一书,作为对新中国建立的献礼。 1949年10月1日,秦元勋夫妇亲自参加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南边马路的第一排观礼。随后,跟随楚图南所率的二野部队开进刚解放的大西南的重庆,过着供给制生活。到了重庆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调研室主任、科学普及处处长、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等职,并当选为全国科普协会的常务委员(1950-1958)。1953年调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处长。1954-1959年,因国家发展新学科的需要,应华罗庚所长之邀,耒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方程室副主任(主任是吴新谋),常微分方程组组长。同时兼任北京市数学会主席(1955-1964)、全国青委常委(1956-1979)。 1954年1月起,秦元勋在数学所担负起在我国开辟和发展常微分方程的任务。通过传、帮、带等多种培干形式,在全国迅速建立起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和运动稳定性理论的一支队伍。1960年之前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开发了“实定性理论”和“运动稳定性理论”两个分支。代表著作有《微分方程所定义的积分曲线》(上、下册)(1959)[3],华罗庚称他是“中国

西南大学重要学术成果入选成果一览表

附件: 首届“西南大学重要学术成果”入选成果一览表 一、自然入选成果 序号单位成果名称获奖种类及级别负责人 1 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 入增长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 温涛 2 教育学部走向优质均衡的职业教 育统筹发展研究——基 于京津沪渝均衡测度的 调研分析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 朱德全 3 教育学部新课程下的教学方式转 变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 靳玉乐 4 数学与统计学院教育对重庆经济发展贡 献的研究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 宋乃庆 5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甘蓝型黄籽油菜遗传机 理与新品种选育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李加纳 6 柑桔研究所柑桔良种无病毒三级繁 育体系构建与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周常勇 7 家蚕基因组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蚕学与系统生物研究所 家蚕基因组的功能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夏庆友 8 生技技术中心高产优质转基因棉花取 得重大突破 中国高等学校 十大科技进展 裴炎

二、评审入选成果 序号单位成果名称负责人 1 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大学生诚信制度建设及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研究 黄蓉生 2 心理学部《当代中国青少年心理问题及教育对策》《Methods and Implementary Strategi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Psychological Suzhi》(英文版)《学 生心理素质培养模式及实施策略研究》(中文版) 张大均 3 心理学部探究人格奥秘、探究心理时间黄希庭 4 文学院民族国家文学研究李永东 5 文学院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研究系列成果何宗美 6 新闻传媒学院中国电影“观念-美学”研究论文系列虞吉 7 美术学院《而立之年》彭伟 8 历史文化学院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蓝勇 9 历史文化学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潘洵 10 数学与统计学院Hamilton系统与椭圆方程的可解性研究唐春雷 1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智慧自适应传动的科学研究、工程化和产业化薛荣生 12 化学化工学院重要肿瘤标志物蛋白电化学免疫生物传感器研究袁若 13 材料学部高功率密度细菌生物燃料电池基础理论发展与应 用 李长明 14 资源环境学院水田自然免耕的理论研究谢德体 15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国际标准IEC/TR 62795 FDT/DTM和EDDL设备集成 技术互操作规范 刘枫 16 生物技术学院超高产人工三倍体嘉陵20号选育推广余茂德 17 生物技术学院西南地区高抗氟性家蚕新品种选育研究与推广朱勇 18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杂交水稻新品种选育与应用何光华 19 动物科技学院大足黑山羊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张家骅

主要成就

主要成就 政治 主词条: 元祐更化 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 司马光立姿石刻像[3] 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

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4] 文化 学术成就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5]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 司马光彩像 ,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

2018年江苏特聘教授候选人主要学术成就一览表参考格式

2018年江苏特聘教授候选人主要学术成就一览表(参考格式)

此外,(1)发表的高水平论文还要列出“分区”情况,格式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__篇,被SCI收录__篇(其中一区__篇,二区__篇,三区__篇,IF分别为__、__、__。总的IF>__)、EI期刊收录__篇,主编出版教材和专著__部。非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出版教材和专著情况: (2)如有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获省部级及以上获奖,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入选人才工程项目,请分别单列一段表述。 承担项目表述格式:第一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__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__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__项,####项目____项。具体清单如下:1.项目名称、项目来源、项目经费、项目时间; 获奖表述格式格式:序号,时间,获奖名称,授奖单位,排名。如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励情况:201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排名4/10;2016年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江苏省人民政府,排名3/10;2013年获梁希林业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林学会、排名2/10;获得省级以上教学奖励情况:2015年获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江苏省教育厅,排名2/9;2016年获得国家精品课程“人造板工艺学”,教育部,排名4/10。 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表述格式: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____项(分别排名1/7、1/7、1/7、2/9、3/9) 入选人才工程项目表述格式:2013年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2015年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本人);2012年获得江苏省“万名科技专家兴农富民工程”优秀科技专家。

关于中国成就的演讲稿中国取得的成就演讲稿

【关于中国成就的演讲稿】中国取得的成就演讲稿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暗无天日的旧时代的结束,历史揭开了光明的一页。无数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工劳。新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呢?以下是X为大家整理的关于 新中国的成就演讲稿,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大家前来借鉴! 新中国的成就演讲稿篇1 XX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XX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看青藏高原脉动的祖国;看黄土高坡起伏的祖国;看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祖国; 看群峰腾跃,平原奔驰的祖国。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过壶口,闯关东,走三峡,奔大海。在河西走廊,华北平原,我看祖国的富饶与辽阔,看祖国千里马般日夜兼程的超越;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看祖国的崇高与巍峨,看祖国繁荣的霓虹灯日夜闪烁,灿若银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 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以一个 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曾经的民不聊生,曾经的满野战乱,曾经的东亚病夫,都已成了过去。如今这片热土早已

是天翻地覆、龙腾虎跃!正是这千千万万的赤子,才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祖国的希望;正是他们,才使得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响彻神州,那么气势磅礴,那么雄壮嘹亮。 弹指挥间、沧桑巨变。XX年前,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当今之中国,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使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华夏儿女们安居乐业。 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XX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XX 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面对让人措手不及大地震。中华儿女没有气馁,我们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踩在脚下。 20XX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卫星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的奔月梦现实了!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 20XX年,北京奥运会铸造辉煌!我们的体育健儿一举夺得51枚金牌,100枚奖牌。取得位具金牌榜第一的骄人成绩。 20XX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XX岁生日。XX年 的风雨无阻,XX年的沧桑巨变,我们的祖国必将继续书写不

候选人的主要学术成就科技成果及创新点

如内容较多,本栏目填不下时,可另纸接续(以下各栏目均如此)。

一、候选人的主要学术成就、科技成果及创新点: 本人主要研究方向是磁性材料与强关联电子系统中的电子结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对准一维材料Sr2RhO4的研究。这个工作解释了角分辨光电子谱与密度泛函理论的矛盾,揭示了自旋轨道耦合与电子关联的相互作用关系,为研究顺磁性材料的莫特绝缘转变指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该工作发表在权威杂志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 本人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紧束缚方法在磁性系统中的应用。主要研究铁缺陷问题和磁性半导体的掺杂问题,相关成果发表在美国物理杂志Physical Review B 上。 二、候选人领导或参与过的项目: 三、候选人代表性论文(著): Yaresko A., Guo-Qiang Liu, V.N. Antonov, O.K. Andersen Interplay between magnetic properties and Fermi surface nesting in iron pnictides Phys. Rev. B 79 (2009), 144421 (IF=3.772) Guo-Qiang Liu., V.N. Antonov, O. Jepsen, O.K. Andersen Coulomb-Enhanced Spin-orbit Splitting: The Missing Piece in the Sr2RhO4 Puzzle Phys. Rev. Lett. 101 (2008), 026408 (IF=7.621) Guoqiang Liu and Bang-Gui Liu " Tight-Binding study of magnetic properties of Mn-doped Ge" Phys. Rev. B 73, 045209 (2006). (IF=3.772) Guoqiang Liu, D. Nguyen-Manh, Bang-Gui Liu and D. G. Pettifor "Magnetic properties of point defects in iron within Tight-Binding Stoner model" Phys. Rev. B 71, 174115 (2005). (IF=3.772) 影响因子数据来自Wikipedia 2010年数据 四、候选人专利列表: (请注明授权国家、专利所有者以及本人的排名)

谈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三篇

谈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篇一 (一)新中国从落后农业国起步,达到比较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并逐步成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 从1949 年到1978 年,中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技术落后、畸形发展的工业状况,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走向合理的格局,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大增加,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较好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头29 年,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在60 年代先后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奠定了我国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978 年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处于世界第10 位,2008 年提升到第3 位。 (四)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五)围绕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所有制的改革给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带来无限活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打破单一公有制,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调动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巨大财富。 (六)为了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从1978 年起我国即实行逐步开放,在逐步开放中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开放的格局从沿海到内陆,从四个小地方到遍及直辖市、省会市,从极少数量的居民点到覆盖13 亿各族人民,对我国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七)为了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为了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党中央从对外开放总方针出发,从80 年代中期起为入世进行了长达15 年的谈判,终于在2001 年11 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入世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标志。国外有人评价,中国在入世后的5 年,走完了西方历经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道路。 (八)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加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胡适学术成就概述

胡适学术成就概述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胡适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动荡社会中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近百年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甚至教育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遭到批判,而今日在学术自由的空气里,胡适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人物之一。然而不论是毁是誉,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在文学、史学、哲学、道德、教育、文化等诸多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己任,做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开拓性工作。北京大学的欧阳哲生教授曾说:“胡适留下的文字多达2000多万字,他可能是上个世纪写作量最大的大师级人物了。”[i]胡适自己也常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他在其所涉足的领域的成就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在文学领域,他开创了一条“用白话文作新文学”的路子。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为中国的新文学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他的《尝试集》首次以白话文写诗。《终身大事》是新文学运动中第一部问世的独幕话剧。译著《短篇小说》(第一集)包括了都德、莫泊桑、契诃夫等举世公认的一流作家的作品,打破了以往用文言文翻译外文的惯例,采用白话文译介外国作品。胡适对古典文学的贡献一是他先后写了《〈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三国演义〉考证》、《〈醒世姻缘〉考》、《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等多种研究考证中国古典小说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红楼梦〉考证》首次提出《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体小说,标志着新红学的崛起,对后来周汝昌、俞平伯等红学家影响深远。二是他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较早系统地探索中国通俗文学。“他钩沉出近千年的白话,尤其唐、宋以来的白话小说……胡适写出《白话文学史》(卷上),就是告诉人们:白话文学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而不是这三四年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多年历史进化的产儿。”[ii]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胡适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提倡传记文学是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材料,并着眼于它的感化功能。”[iii]胡适一生所写的传记性论著多达40余篇,包括《丁文江的传记》、《章实斋年谱》、《齐白石年谱》、《四十自述》等。他还为20多种传记和年谱写了序言并且劝说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写他们的自传。 在史学领域,他以考据学为工具,用“疑古”的思想指导史学研究,推动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产生。胡适的这种怀疑的精神深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他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思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iv]他对禅学有浓厚的兴趣,撰写了《白居易时代的

近五年我国的教育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近五年我国的教育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六 个方面: 一是义务教育进入全面普及巩固的新阶段,基础教育水平全面提升。2007年,西部“两基”攻坚计划如期完成,普通高中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顺利发展。 二是职业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跃上迅速发展的新台阶。2007年中、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分别达到2000万人和861万人,分别是2002年的1.68倍和4.45倍。国家专项支持数以千计的实训基地、县级职教中心、示范性中职学校以及几十所高职学院的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三是进一步注重提高质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创新服务能力明显增强。2007年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700万人,比2002年增加1200万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和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点学科初步形成,高校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总体能力不断增强。 四是教师队伍建设迈开新的步伐,教师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逐年上升。国务院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免费师范生试点效果很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建设进展顺利,高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成效显著。

五是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中小学德育工作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中考和高考改革稳步推进,“亿万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广泛开展,重视学校美育和劳动观念教育。 六是财政对教育投入力度持续加大,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建立健全。2003年至2007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累计达到2.43万亿元,比前五年增长1.26倍。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覆盖了全国农村(含县镇)所有学生;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日益健全,资助标准大幅度提高。中央财政此项支出从2006年20.5亿元增加到2007年98亿元。教育公平程度有了很大提升。

近五年来我国英国文学研究述评

近五年来我国英国文学研究述评 李 纲 刘剑锋 英国文学研究以其雄厚的科研力量、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拟对近五年来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进行评述,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世纪之交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新特点、新趋势。 一、小说研究 小说研究历来都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在细读文本、深入挖掘材料的基础上,对经典作家和作品做出新的分析阐释,是近五年来我国英国小说研究的总体倾向。就研究对象而言,二十世纪小说最受研究者的青睐,十九世纪小说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对古典小说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劳伦斯是最受关注的二十世纪作家,近五年共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一百余篇。劳伦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对两性关系的思考等经典论题仍是人们探讨的重点。研究者们认为,“极端仇视破坏大自然的工业文明,反金钱,反机械,反异化”是劳伦斯“终身的主题”,“舍弃工业文明、金钱、异化,而选择自然的,审美的生活”是劳伦斯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健康和自然的性爱”、“建立一种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在作家看来有助于“摆脱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是“生命意识复归的重要途径”。①作为英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劳伦斯小说的现代艺术特征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相关论文有刘维荣的《浅析D?H?劳伦斯小说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张中载的《独特的劳伦斯,独特的〈虹〉》、熊沐清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及糅合劳伦斯叙事的二重性特征》②等。此外,女性主义批评也在劳伦斯研究中得以广泛运用,如高万隆的《劳伦斯的回应: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论劳伦斯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赵红英的《论劳伦斯的女性观》,葛伦鸿的《查太莱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等。③ 除劳伦斯外,研究福斯特、康拉德和毛姆的论文也较多,如杨汨,朱望的《论〈印度之行〉的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观》,李建波的《跨文化障碍的系统研究:福斯特国际小说的文化解读》,赖辉的《论黑暗之心的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和“陌生化”》,高继海的《从〈"水仙"号船上的黑水手〉及其〈序言〉看康拉德的艺术主张与实践》,刘绪华的《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短篇小说初探》,刘萍的《从〈刀锋〉论毛姆对现实主义的跨越》等④。 在十九世纪小说家中,哈代最受中国学者们青睐,近五年共发表研究论文八十余篇。哈代小说中的乡土气息和悲剧色彩是最受关注的话题,研究者认为哈代的乡土精神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精神,哈代的农村主题强化了小说的悲剧意义。我国研究哈代的专家聂珍钊教授继92年出版专著《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之后,近年来又发表论文,将哈代小说悲剧主题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描写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美好以及不断出现的矛盾冲突;第二个阶段描写这个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而毁灭的悲剧性过程,第三个阶段描写宗法制农村社会的毁灭和农民阶级的消亡而给破产的威赛克斯农民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并指出“哈代

产品设计及作品赏析课程感想

年级专业:11级物流管理专业 产品设计及作品赏析课程感想 一眨眼间,都大三了。产品设计及作品赏析这门课是大学的最后一门公选课。当时选这门课时还有点小小的犹豫,看课程名称,这是一门有关艺术类的课程,于我这种不懂得欣赏美的人又有何干。最终,还是好奇心促使我选定了这门课。 自从上这门课的第一节起,我就知道我的选择没有错。老师专业的态度着实让我感动。当看到老师从袋子里拿出一件件的创意家居产品时,感觉到老师是一个十分注重生活品质的人,懂得如何让生活增添乐趣,这让我对老师油然而生一种敬慕之情。生活是人生的一个大课题,我相信,学习完这门课程,我将收获的绝不仅仅限于产品设计这一小范围,在生活上,或许我的个人的品味也将大大提升。这成为支撑着我往下学习这门课程的动力。 这门课程是关于产品设计类的,从课程中,我知道了设计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设计的产品需符合人的需求,让人使用方便的产品,它的设计才能算较为成功。虽然学习这门课程半个学期了,但若要说已经习得了这门课的精髓或是有了产品设计的冲动或和灵感,这样的高度却是还没有达到。可能真正收获的只是产品设计这门课程的一点皮毛。概况来说,有以下几点: 1、了解到产品设计的基本知识,产品设计需遵循人机性、实用性、环保性、艺术性等原则。很多的产品都是遵循人机性而设计的。比如说开门的手柄的高度设计、凳子的高度与桌面的高度需适宜等; 2、知道了产品设计的一些方法,如联想法、替代法、逆向思维法、组合法、模仿法、移植法、扩加法以及缩减法等。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方法还是要数模仿法里的仿生法以及逆向思维法了。现当代人类世界中的许多产品都是根据生物界中的一些生物的习性或是外表所设计而来的。雷达的设计灵感就是来源于蝙蝠、锯齿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某些植物边沿的锯齿状、而飞机的设计灵感则来源于天空飞翔的小鸟;逆向思维法让我惊叹原来反向思维可以产生如此多的神奇,例如破洞的伞,按常规思维,伞本来的作用是遮阳和挡雨的,破洞不就会破坏其功能了吗?可如果伞面撑开是可折叠的呢?这样不但没破坏原有功能,更可以让风穿过,解决了因风大伞被吹走的问题。逆向思维的运用,对方案再加以完善,可能创意产品就要诞生了; 3、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了解到世界之美。在产品设计这门课上,我们欣赏了很多创意产品以及创意广告,其中的奇思妙想真是不得不令人为之赞叹。创意思维在产品设计中表

工业设计作品集应该这样准备

工业设计作品集应该这样准备 工业设计专业如今已成为众多艺术留学热门专业之一,该专业是以美学、经济学和工业学为基础对产品进行设计,在考虑产品功能的同时还要让其有足够 的美感和特色。工业设计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专业,该专业是技术、艺术与文 化转化为生产力的核心环节,并逐渐形成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工业设计创新模式。工业设计留学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艺术留学生的欢迎。该专业主要学习与工业设计 专业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并学习创意和设计的能力。工业设计的主体是产品设计,随着工业加工能力的深入和系统控制能力的提高,工业设计的理念已经从产品性 能研发、外观设计延伸到市场推广的全过程。想要成为优秀工业设计师的你,选 择一个知名艺术院校是你成就梦想的第一步。但是在这之前,你需要知道如何制 作工业设计专业的作品集。 关于作品集方面,在这里还是要重点强调一下,英美学校非常注重设计流 程的体现:想法的提出、筛选、草图、模型、用户研究、测试、推敲、渲染、定 稿等。一切能充分展现你的想法的东西都是他们所看中的。不要单纯放最后的结果,完整的步骤非常重要,因为谁都可以做出好看的效果图,而你要做的就是证 明这是你独一无二的设计。设计不是技术,要让别人看出你的与众不同。 学校对作品集的内容是没有特别要求的,但建议基础素描图不要大篇幅的 放在作品当中,这是相当不合适的,应该保证每页作品质量的平均,保留可以反 映你的美学和设计功底的平面设计、UI设计、摄影作品等等。另外,不要只show 渲染图,必要时要把物体放进使用环境中。注意构思的完整性,过程说明与构思 过程解析也是十分必要的。完成所有之后,就请注意作品集的排版与中间过渡,可具体参考杂志或请大牛来帮忙。总而言之,小伙伴们要在作品集中充分展现你 的创造力、想象力、创新力、对相关领域学习和研究的热忱,因为这些是学校明 确有说比较看重的点。 同时申请英美两个国家的话,当然是要按照英国的要求去准备。英国作品 集的数量上讲就比美国要求的更多,而且还需要提交1 - 2本sketch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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