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箭：再论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院士问题——回应尹玉吉先生的商榷

张箭：再论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院士问题——回应尹玉吉先生的商榷时间:2008年4月5日作者：张箭（四川大学教授）来源:学术批评网

关键词:

我的《现阶段大陆社会科学界不宜设院士》一文先是在《学术批评网》发布（2006年8月），接着由该网站推荐给《社会科学论坛》正式发表（[1]2006年第11期学术评论卷PP.71-79），后来又被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分册全文复印（2007年第2期）。这样，总算在鼓吹设立社科院士（制度）、以此争名夺利的一片聒噪声中，有了一点让社科界清醒、令文科学者冷静的声音。借此机会，谨向《学术批评网》网站及其版主、《社会科学论坛》编辑部、《社会科学总论》编辑组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良好的祝愿。不过“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由于种种原因都可能对某种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如同社会科学学科本身的一个特点是见仁见智的，对于是否在当今中国大陆设立社科院士（或学部委员）的问题也是见仁见智的。尹玉吉先生发表了《设立我国的社科学部委员制是科学之举——与张箭教授<现阶段大陆社会科学界不宜设院士>商榷》一文（[2]《河南师范大学学版》（哲社版）2007年第5期，PP. 79-80），批评我的观点。《礼记》云：“来而不往非礼也”；孔子曰“余非好辩矣，余不得已哉”。是故，我只好就尹先生对我（的文章）的批评进行反批评。而摆事实讲道理的反批评也合乎尹先生也推崇的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2]P.80左栏下）的方针。

一、批评之批评

我先按尹文行文顺序进行反批评。我一贯认为，当今世界知识界最重要的奖励为诺贝尔奖，但其中的与社会科学—文科有关的三项奖（文学奖、和平奖、经济学奖）不具备权威性，其份量比自然科学技术的三项奖（物理奖、化学奖、生理学/医学奖）轻得多。并在那篇文章中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果只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很适用于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尹文把我的这一观点斥之为“无知的表现”；并例举前社会主义苏联和波兰的列昂惕（捷）夫、列康托罗为（维）奇、哈萨尼分别于1973、1975、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以作品《日瓦戈医生》、肖洛霍夫以《静静的顿河》、索尔仁尼琴以《癌病房》分别于1958、1965、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的泰戈尔、墨西哥的帕斯、南非的英语作家×××（尹文掉了姓名，应为约翰?库彻）、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智利的帕聂鲁达也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以证明我的无知，他的博识；我的观点错误，他的见解正确。并诘问“这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吗”（[2]P80左栏中）？我的回答是，1989年以后的波兰，1991年以后的苏联（独联体及波罗的海三国）是资本主义公开复辟的国家，说1994年时它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硬伤”。它们的公民于1973、1975年的获奖也是西方对苏东分化、和平演变、怀柔的一种表现。

至于说到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被西方人把持的用于反共、反马列、反苏、反华的工具。诺贝尔文学奖曾授给并无传世之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毫无地位的反共老手、冷战挑起者、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奖给参与动乱、流亡海外、坚持自由化、并与“台独”分子打得火热的高行健（此公2000年以作品《一个人的圣经》、《灵山》获奖）。高氏在国内文坛充其量是个三流作家。而当代文学巨匠茅盾、巴金并未获奖；一流作品《创业史》、《李自成》、《平凡的世界》也未获奖。尹文提到的那些苏联作家，大多是持不同政见者；其获奖作品一般都是灰色的、伤感的、暴露阴暗面的，而非我们所倡导的主旋律作品。苏联的无产阶级大文豪高尔基也未曾获奖。况且上述有的获奖者也认识到授奖者有所用心，而拒绝领奖，如尹文所举例的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3]参王平等：《诺贝尔奖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37）。可见尹先生贴金也没贴对地方。

我们再看看诺贝尔非科技奖中的和平奖。和平奖曾授给马歇尔。此公曾来华帮助蒋介石搞假和谈真内战，后来又提出遏制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臭名昭著的马歇尔计划；和平奖曾授给戈尔巴乔夫。此人把党、国家、红军搞垮，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平奖还曾授给达赖。达氏是“藏独”头子，曾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分裂国家，复辟封建农奴制；最近（2008年3月）又煽动打砸抢烧骚乱，是个依附于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中华民族叛逆。……所以，诺贝尔非科技奖并不权威、公允、有多大分量。而且，只要这个世界

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交锋，诺贝尔非科技奖的特性就改变不了。与此相应，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有阶级性、民族性、政治性的特点也改变不了。社科成果的科学性是相对的，这一特性也改变不了。而自然科学的科研成果一般不带阶级性、民族性、政治性。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4]《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P444）。所以完全没有必要为一批社会科学大家冠上与两院院士类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或学部委员）”那么一种“最高学术称号”；当然我赞成给其中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冠以最高政治称号，诸如“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导师”、“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第某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等等。

尹文第一条声言，胡乔木、邓力群等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家，他们的学识是一般科学家所不能比拟的（[2]P80左栏中）。我承认胡乔木、邓力群同志是有深厚学识的理论大家，我也对他们怀着敬意。但他们同时也是革命家政治家，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胡为政治局委员，二人皆为书记处书记）。如果没有这个职务身份，不是政治家，他们恐怕也成不了理论大家。说“他们的学识是一般科学家所不能比拟的”，有些无聊和横蛮。既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大家，比学识就应该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科学大家比，怎么去与一

般科学家相比呢？比之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火箭导弹之父钱学森、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得主们（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王永志、刘东生、叶笃正、李振声、吴孟超、闵恩泽、吴征镒）等等，我认为科学大家们的学识更深厚，我更敬佩他们。

我在《不宜》一文中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社科成果的评审鉴定标准难以掌握，很多都是见仁见智的”；“社科成果的轻重、级别、平优难以把握”。尹文第二条、第三条两三次指责我这是犯了“不可知论”的简单错误（[2]P80左栏下）。不可知论（agnosticism）是一种否认人类能够认识或能够彻底认识世界的哲学学说。而我的《不宜》恰恰体现了一种可知论（theory of knowability）的哲学精神。正是通过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从感性到理性，又从理性回到感性，再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样反复的认识路径和实践过程，我才总结出社会科学的一些特性，得出社科成果很多都是见仁见智的，其轻重等难以把握的科学结论。所以，给我扣上不可知论者帽子是张冠李戴。我们再回到具体问题上。要驳倒我的社科成果见仁见智、难以把握的立论，就得先驳倒我支撑这个立论的论据、例证，或驳倒我的论证过程，或立论与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可尹文对此不置一词，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例如，由黎澍同志引发的关于否定或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大讨论，尹先生并未评判谁对谁错，甚至没有评判哪一方的正确成分多一些，哪一方的错误成分少一些。又如，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一

篇论文自然是取得了一项来之不易的成果；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上面发表文章则是常事（[1]《不宜》，PP.72-73）。请同志们想想，这些是不是事实；这些例子和《不宜》举出的许多例子还不足以证明社科成果很多都是见仁见智的，其轻重等难以把握的论点吗。也请大家想想，连社科成果的单项小奖都不易评好，又怎么给那些荣获社科成果单项奖的大户们评上一个终身大奖——社会科学院士或学部委员。

尹文第三条对我反问，是否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地厅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国家级干部也不少，前国家领导人和现国家领导人更多的是搞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有不少高级领导人是院士，却丝毫没有降低院士制度的意义”（[2] P80左栏下右栏上）。我自然知道这些情况而且可能比尹先生搞得更清楚。但我认为，第一，尹文的举例不对。比如所谓“前和现国家领导人更多的是搞自然科学的”便差矣。只能说前和现国家领导人更多的是搞自然科学出身的。他们读大学本科时（个别的还读了研究生）和毕业后的一小段时间里，他们是学和搞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人员。但还远远不是科学家、发明家。在他们一步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后，特别是在走上地厅级及以上的领导岗位从政后，他们渐渐脱离了专业技术工作、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成为了一个党政领导干部，最后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及以上）。到这时，他们就连工程技术人员也不是了，对自己原来的学科专业也疏远了，甚至陌生了，而成了政治家、外交家、国务

活动家等。第二，这里涉及到什么样的人才是科学家发明家，对此两家如何定义的问题。窃以为科学家发明家者，乃以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为主要本职工作，并卓有成效很有成就，达到较高水平较深造诣之人也。前和现国家领导人中搞自然科学出身的在没有成长为科学家发明家之前便走上高级领导岗位改行了，所以他们自然不会也不可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须知只有少数最优秀最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才可能当选两院院士。自然科学技术的学科性质特点保证了现行的两院院士制度大体科学、合理、公平、可行。第三，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虽也有不少高级领导人是院士，但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学科专业科研方面做出了重大成就，取得了突出成果，当选为院士后，才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不排除有个别例外）。例如我校（四川大学）的前副校长刘应明、现副校长魏于全（皆为中科院院士）。他们都是在当选为院士后才被提为副校长的（需说明一下。2000年原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三校合并后，川大被定为副部省级单位。现任校长是候补中央委员）。当选院士之前，他们连正处副处级的中层干部都不是。而不似在社会科学领域，其步骤顺序一般正好相反。君不见已经选出来的准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其中大多是或曾是正副院级正副所级领导干部（相当于正副部省级正副地厅司级干部。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正地厅司级及其以上干部便属高级领导干部）。如果把目前在个别单位局部系统试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提升为院士制，推广到全国，那不知道将有多少高级干部充斥其中。不信我们拭目以

待，勿谓言之不预也。

我在《不宜》中提出了多数社科成果有时效性，而多数科技成果无时效性的观点，并举若干例子证之。尹文第四条说时效性不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本质区别。但却没讲更没讲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他又说“不能用时效性的强弱看待科学的价值”（[2] P80右栏上）。但我仍认为有无时效性，时效性强或弱是看待科学的价值的重要尺度之一。尹文还嘲讽我，不懂得“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原理”。可我仍认为自然科学技术的真理更加接近于绝对真理，因而具有更绝对的价值；社会科学的真理更加接近于相对真理，因而具有更相对的价值。

社科成果的评审鉴定、“社科院士”的遴选除了有学科特点这个最大的困扰外，还有在时间上和操作上不方便、在技术上不太可行这个障碍。尹文第五条认为遴选社科院士在技术上可行，因1947年（应为194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的院士就有文科院士，1955年评选出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但我认为这两部分文科院士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前者是在全面内战激烈进行时期产生的，后者是在强调以阶段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在今天的和平建设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时代，遴选“社科院士”必定不便操作；或者说要作到相对公平合理必然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尹文第五条还提出，西方和东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已经实行了

院士制度（包括社会科学）。所以找技术原因来阻止实行社科院士制度不能原谅（[2] P80右栏中）。对此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落实在方方面面、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种制度和机构上。外国有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欧，我们不一定就得有，比如文科院士；外国没有的，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苏东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一定就不能有，比如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等。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在公平竞争方面，在两院院士的水平方面、在学风方面、在院士遴选方面、在申报项目方面、在违规失范方面，尹文第六第七条也披露了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界内的“黑幕”，并质问我知不知道（[2]P80右栏下）。我当然知道一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在《不宜》中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界的违规失范情况比科技界严重得多，而且为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无法根本好转更无法杜绝”（[1]《不宜》P74）。这里就有一个科技社科两界违规失范孰轻微孰严重的问题，乃至有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的问题。尹文说我的观点（“严重得多”，“无法好转杜绝”）在科技界内的违规失范事实面前已不攻自破。可我觉得我的观点并没有自破，而且“他立”（他帮助我确立巩固）。因为尹先生自己也承认科技界的“黑幕”只是“极少数”，只给科技院士的光环投下一些“阴影”（[2]P80右栏下）而已。

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社科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载体是论文、专

著、书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钱便有社科专著、论文集和低级别刊物上的论文。而科技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载体则不同，而主要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譬如最近大获成功的嫦娥奔月工程。我们的航天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已把自研人造卫星送上绕月轨道，让它正常运行，传输回有用的信息、图像。所以即使他们不动用很小部分科研经费自费出版几千篇论文、几百本专著、几十本工具书，那也仍有重大意义和价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五部委为此隆重表彰的22个有功单位和200位有功科技工作者，就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什么专著、论文、工具书。因为他们的论文、专著、工具书已写在太空、月球和地球上，已写在了火箭、卫星、电波、图像、讯号这些具体的物质和运动中。反之亦反，如果“嫦娥奔月”没有成功，即便他们写出了出版了再多的论文专著辞典，那意义价值也很有限甚至没有什么意义价值。因此，科技界评价科技工作者并不主要看他（她）的论文专著，而主要看他（她）的发现发明创造。尹文第八条对此提出，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的成果），其形式也是以这些形式为主出现的，工程科学的成果也大量的以“论文、专著、书籍”的形式而存在（[2]P81左栏上）。可我上面举的“嫦娥奔月”工程的例子，已雄辩地证明了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大量地以具体实物而存在；此外，还大量地以发明专利涉外专利的形式出现，以国家级、部委级、省级科技成果奖的形式出现，以国家级、部委级、省级重大科技项目的负责人、主研人员的形式而存在，以同行专家成果鉴定意见书的形式而存在。科技研究成果虽然有时也以论文专著的

形式而存在，但它们不占其主流，不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和载体。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如基础数学、理论物理、天文学、古生物、自然地理、量子化学等的科研成果虽然主要是以论文专著形式出现的，但人们评判它们的主要尺度仍主要看它们是否荣获省级、部委级、国家级乃至国际级自然科学成果奖（如数学的菲尔茨奖）等。再说，这类学科在整个自然科学技术体系中所占比重很小，其从业者大概不到科技工作者队伍的1%。而靠论文、专著、辞典等书籍、铅字获学位、评职称、增列导师的文科学者恐怕在99%以上。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孰次要、孰主要，从量变到局部质变的问题。

我在论述现阶段大陆社科界不宜设院士的理由时谈到，社科成果与新闻报道理论宣传分不开；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各课题可以由许多单位许多人反复做，只要出书便算成果（[1]《不宜》P76），并举大量例子证之。尹文第九条说我不懂得科学成果需要推广、宣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无一例外。并发问：难道袁隆平院士的“超级杂交稻”技术不需要推广、宣传吗（[2]P81左栏上）。我们在此就以此例讨论一下。宣传“超级杂交稻”技术那不是科研，宣传得再好也不是科技成果，不会对科技人员评职称等发挥多大作用（对新闻宣传政治工作者则有作用）。推广则不同了。超级杂交稻是在实验室（育种房）里育种成功的，是在试验田中试种成功的，要在全国各地推广（开），因各地的土壤、日照、降水、气温、刮风（防倒伏）、肥力、容易发生的病虫害有不同，栽几季也不同，需要使它适应当地的条件。因而推广的过

程也有一些小的、新的科研课题可作，有一些新的小的技术困难要克服，并取得一些新的小成果。再说超级杂交水稻本身也有一个复壮的难题，还有一个要不断提高单产的难题，需要不断推进研究。但反观社会科学，的确只要出书就算成果，就可以在评职称等时发挥作用，比如我提过的《马可?波罗游记》已有六种中译本，《哥伦布航海日记》已有四种译本；我最近发现奥地利人茨威格的《麦哲伦传》也已有四种译本（冠以略为不同的书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重复出版势必长盛不衰。现在量化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管理和评价。笔者觉得那是有利有弊，起码比凭领导的好恶、印象和关系亲疏去评价学者和成果强。在量化管理的环境下，谁能说那些重复出版物不是社科成果。

伊文批评我不知道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5]《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序言P8）。可不晓得他知不知道马克思紧接着又讲，用抽象力来分析经济形式“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5]同上P8）。可知，马克思这里并没有对比用抽象力来分析经济形式和在显微镜下做生理解剖孰难孰易的意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谈到：“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5]《资本论》）第一卷，序言P8）。我理解，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在自

然科学技术各学科中最为看重物理学，因为它不像生物学和医学等那样要受意识的影响和伦理的制约，也不像天文学、自然学地理学等那样与人们的生活隔得较远。我个人也认为，物理学家最合乎科学家的本义，最能代表科学家群体。在当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物理学奖排序最前，也最为各国科技界所重视。近代以来泰斗级的科学家也多为物理学家，如伽里略、牛顿、爱因斯坦、玻尔等。当然，人们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体会理解对马克思的这段话做出诠释。但不管怎样，马克思本意决非如尹先生理解的那样，说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不那么艰苦、困难。尹文第九条便公开宣称：“须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比进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更加艰苦，这点张箭也不清楚，……（张）不知道马克思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2]P81左栏中）。并引马克思的话来佐证他自己的论调：“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资本论》第一卷，序言P26）。尹氏此言太过。第一，从字面上讲，马克思说的是“科学”，不知怎么就被尹先生改换成了“社会科学”；第二，从内涵上讲，我理解马克思这里说的“科学”指一种工作态度和职业精神，它涵盖自然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各个学科领域，它适合在这些领域从事研究、创新和创作的全体工作者。而且马克思在紧接这句话的前一句已讲明：“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提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5]《资本论》第一卷，序言P26）。第三，马克思似乎更强调自然科学。恩格斯提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的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6]《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574）。这里所说的“科学”便是指自然科学技术。

尹文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三句话引申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比进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更艰苦”这一论说，是对马克思的曲解和不敬。不仅马克思没说过那样的话，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们（马恩列斯毛邓）也从未表述过那样的意思。所以，这一论说只是尹先生的“发明创造”，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轻视和不敬，是对自然科学技术的懵然。我们可以质问，你尹先生又没从事过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在那方面毫无成果，你怎么就知道从事社科研究比从事科技研究更加艰苦。对这个问题有些发言权的只能是那些既从事过科技研究又从事过社科研究并两方面都有成就的人，如中世纪晚期的达?芬奇、近代的牛顿（牛顿老年从事币制整顿、金融学和宗教神学研究）、当代的李约瑟等极少数人。可他们也从未说过那样的话。可见，从事科技研究和社科研究谁更艰苦、困难的问题，科技研究和社科研究谁更难出成果的问题，不是哪个人能随便置喙、信口开河的。

我在《不宜》中提到：“社科（或曰文科）不太专业，有点文化的人都可以研究，也可以搞点成果出来”（[1]《不宜》P76）。并在《不

宜》中列举出六大例证予以证明，其中第一例为：科技工作者到中年、老年转过来搞文科并有成果者大有人在，反之则没有；又如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牛顿老年转去搞币制整顿、金融学和宗教神学研究；李约瑟中年时放弃生化研究转去搞中国科技史研究，等等。这话不知怎么搔到了痒处，惹得尹先生勃然。尹文第九条怒斥我的这一观点“明显是对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专家的轻视和污蔑”（[2]P81左栏中）。我以为尹先生这是在挑拨社科学者间关系，制造矛盾。第一，“可以搞点成果”出来的人，远不是社科专家。是社科专家必须是研究成果累累。第二，我自己也从事社会科学，也是个学者（历史学），我怎么会轻视和污蔑我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和我的专业所属的学科类（社科类或文科类）。第三，《不宜》一文的第三部分用了一大段论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在其中举例指出，1978-1979年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后也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极其重要的结论即哲学研究成果，从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奠定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1]《不宜》P78），等等。并提出“重视社会科学的方式”，随便举其中的第七条即为：许多社科学术期刊只有内部准印证号，尚无全国统一刊号。对其中办得较好的应批给统一刊号（[1]同上P78）。这些哪里是轻视社科，只能是重视。第四，我的这一观点符不符合实际是不是事实，尹文既没有正面证真或证伪，也没有批驳我举出的六大例证（也无法批驳），还没有质疑我的那一结论与例证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论证过程。却把我的看法定性为轻视和污蔑，这成何逻辑。第五，我们再结合新的现象和例子分析

论证一下。我向来认为，自然科学技术（或曰理工科）比较专业，现代以来没受过长期系统专业教育训练的人就不能研究，更不能搞出什么成果来（个别自学成才者例外）。理工科的专业性比较强，一般不能跨一级学科改行，或同时在两个几个一级学科内从事研究，并有收获。例如同为理学博士，搞数学的并不能去研究生物学，搞生物学的并不能去研究天文学，搞天文学的并不能去研究化学，等等。又如，同为工学博士，搞机械的不能去研究电子，搞电子的不能去研究水利，搞水利的不能去研究建筑，搞建筑的不能去研究化工，搞化工的不能去研究航空航天，搞航空航天的不能去研究船舶，搞船舶的不能去研究车辆，搞车辆的不能去研究轻纺，搞轻纺的不能去研究食品，等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直截了当地道明：“每个自然科学家在他自己的专业之外也不过是一个半通，不客气地说是一个门外汉”（[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464）。

而社会科学（或文科）则不一样，就拿尹先生来说吧。他在与我商榷的那篇文章的前面自我介绍道，他主要从事社会科学学、传播学和经济学研究（[2]P79中）。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订的学科专业门类，经济学是文科中的一个一级学科，从业者授予经济学学位；传播学属于新闻传播学这个二级学科，从业者授予文学学位。社会科学学不知归属哪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我想大概可以归入哲学中的科学技术哲学这个二级学科，那样就授予哲学学位；或者归入管理学中图书馆学这个二级学科，那样就授予管理学学位（因为在中国图书资

料分类法中，有社会科学总论（C）这一类目。据此我推测尹氏研究社会科学学的有关专著论文入馆收藏时可归入社会科学总论这一类目）。这就意味着，尹先生可以在社会科学内的三个一级学科（经济学、文学、哲学或管理学）纵横驰骋，游刃有余，硕果累累（因为他自己也在那篇文章的前面炫耀，他近年来仅在其中一个社会科学学领域便成果迭出，并两次荣获省哲社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这样的话，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十分渊博，是天才奇才，那么他就用自己的实践和经历为我的论说做了注脚，证明了我的“社科（文科）不太专业”的观点正确、符合实际，乃不移之定谳，是一种科学的揭示。

二、决策与民意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逐步转向拨乱反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都十分重视和强调自然科学技术的重要性。1980年，中国科学院恢复了学部委员制度（相当于院士制度）并增选学部委员（当时由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讲：“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P.274。邓小平同志时任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主席，由赵紫阳同志任党中央总书记）；1994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同时成立中国工程院，遴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由江泽民同志任党中央总书记

和中央军委主席）。

2002年，胡锦涛同志接任党中央总书记；2004年，胡锦涛同志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但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都没有拍板建立社会科学的院士制度或全国性的文科学部委员制度。其原因何在，我想可能是因为历代中央领导核心都逐渐放弃了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搞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路线，转而大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另外，他们也许也考虑到我在《不宜》中总结出的不宜设社科院士的15条理由，甚至比我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到更深入。所以，不设社科院士的决策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同志也重视社会科学，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做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发布了若干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他们并没有说要设立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院士或学部委员，建立文科院士制度。我认为，这是对社会科学的爱护和尊重，是对社会科学界人士的理解和体察。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人大”和“政协”）上，设立社会科学院士的呼声是不绝于耳，但这种呼声并不像尹文所说代表了全国社会科学界的心声（[2] P81右栏中），而只代表了全国社会科学界中一部分人的心声。至于这部分人占了全国社科界的多数、少数、还是半数，在没有进行广泛的民意测验、问卷调查和抽样调查之前，谁也不能轻言他的意见代表了全国社科界或全国社科界的大多数人。而且那种呼声很弱，不仅没有获通过，甚至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这是否也体现了一种心声、民意、多数—少数呢。

尹文最后说：“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是科学的、及时的、深得人心的，各方面的落实也是实事求是的，这都得到了全国社科界的大力拥护”（[2]P81右栏下）。但试问，你所说的“党中央的指示”是要设全国性的社会科学院士或学部委员制度还是不设呢？我的观察和理解，从“文革”结束至今，历届党中央，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指示是不设全国性的社会科学院士或学部委员制度。因此我认为，党中央关于“不设”的指示是科学的，深得人心的，得到了全国社会科学界多数人的拥护。因此，我的关于“现阶段大陆社会科学界不宜设院士”的观点是成立的，是顺乎“历史潮流”的（尹文第81页右栏下说我“逆历史潮流”）；尹的应该“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士（或学部委员）制度”的观点才是不能成立的，才不合历史潮流。

三、思考与结语

尹文在批评我的观点时也提到了现行科技类院士（制度）的一些缺点。我本来想展开讨论一下两院院士制度的改革问题，但鉴于本文已不短了，怕耗费更多的篇幅，耽搁读者和编辑的时间；又鉴于顾海兵等一些学者对科技类院士制度已有一些研究，香港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又组织过专题讨论。是故在此我只简单说几句，提出一些思路和话题供同志们思考。一、目前两院院士一般不退休，可否改为也应退休。只不过退休年龄可定得晚一些。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也退休。二、目前两院院士两年一增，每次各不超过60

人（即新增量每次不超过120人）。是否也应该有一个总量控制、限额。三、目前两院院士为终身制。是否可改为任期制换届制，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那样。四、目前工程院院士中的工程管理学部，其院士名额是否应该适当压缩；并规定副部省及以上干部若当选工程管理学部院士便应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若继续担任其领导职务，则应辞去工程管理学部院士这一职衔和学术称号，二者只择其一。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一下现阶段大陆社科界不宜设院士的十五条理由并补充一条新理由：1、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有阶级性、民族性和政治性；2、社科成果的评审鉴定标准难以掌握；3、社科成果的轻重、级别、平优难以把握；4、多数社科成果有时效性；5、社会科学与政治和行政密不可分；6、社科成果的评审鉴定在时间和操作上不方便；7、有些社科成果不是在公平竞争中取得的；8、社科界的违规失范情况比科技界严重得多；9、社科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载体是论文、专著、书籍；10、一些极重大的社科项目往往由高级干部主持；11、社科成果与新闻报道理论宣传文学创作分不开；

12、社科不太专业；13、社科界的各课题可以由许多人反复做；14、社科界评院士难以搁平和保持平稳；15、社科期刊的某些编辑互相交换论稿发表的现象较普遍。16、有少数社科成果（文章）因与政治联系太紧密，不能或不宜以作者的名义发表，存在知识产权、或版权、或署名权等不清晰的问题。例如，《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