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影响分析
摘要
儒家文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由秦到汉的转折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深入发展阶段，隋唐的最终形成时期。在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思想核心，这种思想与依法治国有着密切的渊源，所以对现代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辩证地看待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儒家思想能更好地为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服务。
关键字：儒家文化，发展，影响，现代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在该时期，西周所构建的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和宗法社会全面遭到破坏，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身处“礼崩乐坏”之世的孔子，对当世出兴的“法治”思潮深怀忧虑。总结历史的经验，孔子颇具远见地提出了自己对法的看法，其大致有四方面的内容：第一，礼不可弃，法律不可独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第二，“孝”是做人之本。，人情重于法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第三，用法的最终目的在于“无讼”。第四，统治者的表率作用比法律的规范更加重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孔子的主张在当时被发家视为迂阔之论，而在后世却又被奉为万世不易的真理。孔子论及发的言语并不多，这本身即表明孔子对法的审慎。但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代中国，《论语》中几乎每一句关涉到发的论述，都被国人奉为经典而留传千古。孔子对法的精辟论述，体现了传统法的精神，奠定了中国传统观念的基础。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孟子适应时代的变化，提出“仁政”的学说。生活在战国末期的
荀子将法家的“法治”纳入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形成了一套“隆法”又“重法”的治国理论。
第一节、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
一、由秦到汉的转折
德礼之治优于政刑之治，以理服人的“王道”优于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的这一见解被当时身处社会激变时的人们视为空谈。孔子生前郁郁不得志，其身后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也屡遭挫折。秦统一六国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家思想和政策。但是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前213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史称“焚书坑儒”，使儒
学遭受到灭顶之灾。秦始皇为政，置天下于法网之中：毁先王之法，灭礼仪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以诸事“皆有法式”而自得。曾对法家法治抱有无限期望的人们在饱受秦法之苦后，对新生的秦政权深感失望，强大的秦王朝，仅存在16年后，便在人们的怨恨中夭折了。经过秦王朝的实践，人们对于于法又有了新的认识。汉代，百姓谈“法”色变，政治家、思想家在实施中做了充分总结。南宋洪迈在其著作《容斋随笔》中对汉人的总结做了辑录，现摘录如下：张耳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头会箕敛，重以苟法，使父子不相卿。”
陆贾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赢氏。”
张释之曰：“秦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贾谊曰：“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忘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雠。”
晁错曰：“法令烦憯，刑罚暴酷，亲疏皆危，内外咸怨，绝祀亡世。”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太史公司马迁一语道破了秦兴秦亡的关键皆在于一个“法”字，他说：“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在对法的反思中，孔子关于德礼政刑关系的论述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孔子创立的儒学也被统治者奉为圣贤之说。顺应历史的机缘，汉代儒生为儒学至尊地位奠定了基础。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儒家法律思想法律化深入的阶段。东汉末年，中央权力衰落，地方豪强并起，一些士族出身的地方领袖实际控制了政权。这些地方领袖大都经受过儒家礼教的熏陶，为了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他们重用儒生，让其参与立法。儒家学者借立法之机“引礼入律”，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法律中去。曹魏政权的《新律》制定了“八议”制度，反映了儒家等级特权思想；西晋《泰始律》创设了“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将礼制中的丧服制度引入法律；南陈《陈律》，正式确立了官当制度，体现了礼制的等差精神；北齐《北齐律》厘定了“重罪十条”，旨在从重打击违反礼义伦理的犯罪。正是这些反映儒家礼学的原则制度的出现和实际应用加快了儒家思想法律化的进程。
三、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终完成阶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法律化已经很发达，但只是部分的法律化，各个朝代也只是按照儒家思想确立了部分法律原则。而到了隋唐时期，政治上统一了全国，经济上达到了全盛时期，文化也相当发达。这时，封建统治者全面总结历史上封建统治的经验教训，把《曹魏律》《泰始律》《北魏律》《北齐律》等法典中所确立的法律原则加以吸
收，制定了一部别称作为“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在这部法典中，伦理纲常是法律最高的评判标准，法律以维护伦理纲常为使命。凡违背伦理纲常的即为法律所不容，就要受到刑罚制裁；凡符合伦理纲常的即为法律所认可、褒扬。唐朝以后的历朝法律均以唐律为蓝本，并对唐律的伦理化精神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改造，使得法律伦理化较唐律更为深入，伦理法越来越被推崇和强化。
第二节儒家思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影响
一、确立了刑的辅助地位，将孔子的论述概括为“德主刑辅”，并以此来指导立法，司法的实践。
1.德治的地位
儒家法文化注重德治,它体现出鲜明的重德传统,在“礼”、“义”、“仁”、“德”观念及“尚德不尚刑”的原则下经历了内容的不断演变,“德主刑辅”作为儒家法文化的核心始终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继承和沿用。“德主刑辅”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以礼仪教化为主,以刑事惩罚为辅。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道德乃立国之本,把德治上升到关系国家强弱、治乱、兴亡的高度,对道德的社会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孔子总是强调道德教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是他首倡的“德主刑辅”说; 孟子从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出发,强调道德教化,主张先德而后刑,并针对当时各国的封建统治者滥用刑罚的现实,提出“省刑罚”的主张; 董仲舒从阴阳学说出发,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先德而后刑,明德慎罚; 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以儒家的法律观为立法依据而制定、颁行的《永徽律疏》(元朝以后改称《唐律疏议》)将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制度化、条文化、法典化,彻底改变了法律思想和法律条文各行其是的状态,将儒家思想与法典有机地融为一体。《唐律疏议》是一部集伦理法律化之大成的儒家化法典,是我国封建法制发展史上影响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法典,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法系的最终形成。此后的历代封建王朝皆把儒家思想和唐律奉为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效法典范,虽在律法的制定上历经若干修改和补充,但对“德主刑辅”的基本指导原则、思想观念却始终沿袭不废。
2.对现代的指导意义
先进法文化既重视法,又重视德,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种思想应该说与儒家法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所以“德主刑辅”思想中也有可借鉴的现代意义。注重德治是儒文化的一贯主张,这种鲜明的重德传统,又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在儒家看来,国家的强弱兴亡,统治政权能否长治久安无不与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治国的正道是德治。所以我们
应该继续注重德的作用,当然这种德是社会主义的德,内容与儒文化宣扬的德的内容相差很远,虽然其中也有许多值得学习与继承。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更大了,依法治国已成了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法治和德治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两者并举,共同治国。法治离不开德治的支持和配合,因为德治是法治的基础和必要的补充,它能为法治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也能够在法律不便于或不需要介入调整的情况下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德治也需要法治加以保障,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人们提高道德意识的过程,是对道德的引导和强化过程,当道德教化不起作用时,就需要法律了。总体而言,由于两者在价值取向和调整领域中各有优劣长短,所以,两者需要相互取长补短,紧密配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有效地引导、规范和评价人们的行为。
二、汉儒促成儒家学说的现实化
将儒家学说具有现实化，儒学由“圣人之学”变为统治者的学说，使儒家的法学体系更加具有实用性。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被春秋至秦代的统治者所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分的强调教化，理想色彩太浓。有人曾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答道：“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在先秦物价看来，政治就是如此简单。“君正则天下正。”只要君主心存仁义，天下之人就会弃恶从善。然而，先秦儒家所向往的政治，在具体实践中有格外的复杂。与先秦儒学略有不同，相对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说，汉代儒生更加注重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因而在肯定教化的同时，汉儒并不讳言刑杀的作用，所谓“阳不得阴之助，中不能独成岁。”对传统的礼，汉儒则明智的取其“微言大义”，将礼作为刑的原则和指导。因此，在汉代，不进儒家的思想得到了弘扬，而且在发家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秦制亦得到了继承。“汉承秦制”标志着汉代政治家的现实和成熟。经过汉儒改造的中国传统法律，将礼与法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自汉以来，礼法融合便成为中国传统法发展的主旋律，“德主刑辅”成为中国传统法的主要特色。在礼法融合思想的指导下，古代法典想向着儒家化、伦理化、道德化发展。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西汉后期兴起的以经注律、魏晋南北朝时的引经入律等等，为形成“一准乎礼”的《唐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我们从《唐律》的注释“疏议”中可以体会到，《唐律》的每一条条款都能够找到礼的依据。礼与律真正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唐律》集历法典之大成，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下为历代统治者立法的圭臬，一直影响到清代，而其所奉行的原则对今天的立法、执法以及人们的法律观也有深远的影响。
三、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特权法的理论基础
儒家“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因而确立了亲亲、尊尊、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制度。自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后，统治者便接受了儒家这种特权主张，并将其纳入法律当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维护封建皇权
儒家的“君为臣纲”成为不可动摇的信条，封建皇权成为不可侵犯的象征。凡臣下奏文有触犯皇帝的名号的，即便是故去的皇帝名号，也被定为“大不敬”罪，给予严厉惩罚。至隋唐时期，“大不敬”罪被进一步扩充，并上升为“十恶”之一，列在刑律之首，加以重点打击。在封建晚期的明清之际，封建制中国进一步强化君主主义，以对待皇帝的态度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以思想、言论、文字作为处罚的依据，大兴文字狱。
2.维护贵族官僚特权
儒家主张“正名”，即正等级之名。根据不同的等级名分，施用不同的礼。代表中国封建立法成就的《唐律疏议》在其首篇《名例律》中明确规定了议、请、减、赎、官当等一系列周密的制度以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此外，在其他篇中，《唐律疏议》还规定了许多保护贵族官僚人身安全和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款。如殴打官员的，处刑重于殴打常人，且官品越高，处刑越重；应议、请、减者犯罪，不得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定罪等等。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维护贵族官僚高于常人的优越地位。
3．维护父权、夫权
按照“亲亲、尊尊”，“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礼治主张，中国传统法律将维护封建家族主义与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一起来，力图通过维护家族中的父权和夫权来维护国家的君权，通过建立和维持稳定的家族秩序来实现封建国家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首先，中国传统法律严格维护父权，全面确认家长的权威。法律要求子孙服从和善事祖父母、父母，严惩不孝的犯罪行为；确保父系家长在家庭中的财产权以及父母对子女的主婚权。其次，严格维护夫权，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在结婚方面，中国传统法律允许丈夫纳妾。在离婚方面，“七出”给男子休妻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且对于夫妻相犯的处罚也规定的极不平等，原则是夫犯妻从轻，妻犯夫从重。
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理论渗透到中国传统法律中，使得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了维护封建特权的特点。
四、儒家思想促成了中国传统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结构体系“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是中国古代法典一贯的编纂方法。
中国传统法律，从开创时代的《法经》到盛世经典《唐律疏议》再到封建社会末期的《大清律例》，在编纂体例上均具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特点。这种特点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政治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造成的，但也与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儒家的“义利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儒家向来主张重义轻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儒家的这种义利观为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说就在实践中起着调整婚姻家庭等民事法律关系的作用。日常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及身份关系均以德礼为其规范准则，礼对婚姻、继承、亲属等广泛的民事关系起着直接的调整作用。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社会便丧失了制定民法典的可能和必要，而这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法律采用“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结构体系。
五、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华法系的贡献是无可非议的，但因其某些方面的缺陷也给中国传统法律产生了很多的消极影响。
1.儒家思想导致了中国古代轻法律，贱诉讼，轻权利的观念。儒家向来倡导“和为贵”，主张“息讼”“无讼”。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贱讼的主张经封建统治者的强化，止争息讼便成了中国民众的传统心理。正是这种盲目的止争息讼和宗法制度的束缚，中国封建社会民众的权利观念受到严重摧残。
2．儒家思想是中国民法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典。而且儒家鼓吹的“讳言财利”“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推动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制约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重新受到重视。思想界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主流，同时存在许多封建落后的内容。我们应辩证地看待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儒家思想能更好地为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论语》山西古籍出版社
2.《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
3.《儒家法思想通论》俞荣根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二版
4.《礼与法》马小红著北京大学出版2004年8月版
5.《中国法律史纲》张国华饶鑫贤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 1、“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1)xx和早期儒学： 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主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从“无为”到“有为”： 汉初，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但是，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以儒家思想革新企业文化
以儒家思想革新企业文化 在企业文化中提出“徳为先，和为贵，人为本”的理念是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管理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和转变。它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实践于中国企业，这正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丰富管理理念和文化精髓。 一、徳为先 儒家认为：在心为徳，施之为行，即一个人道徳品质的最高标准在于做到“配徳”。孔子所主张的“徳”的基本内容是仁义。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 “徳”的含义较其原意更加丰富，因为这已经成为企业道徳的一部分。 作为企业的道徳主要有三个重要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企业经营方针的正确性。企业方针的正（八部营销策划公司）确性不仅是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考内在道徳的外化，更是企业对外形象的重要展示平台，儒家常说“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伊力特作为新疆建设兵团一家重要的国有企业，可谓是兵团的经济主力，企业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兵团经济发展指标的变化，树立什么样的经营方针，生产什么样质量的产品，不仅关系到兵团经济发展，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和生命安全。为此，伊力特将为满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放在了突出位置，坚守自己的纯粮酿造本色不动摇，深得广大顾客的喜爱。 第二个标志，就是一个良好的企业道徳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徳水平，从而会达到矫正社会不良风气的功效。企业看似不大，人员流动也并不大，但是伊力特的声誉却如雷贯耳，原因何在?正是由于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从而认识了真正的品徳所在，即坚守承诺，保证质量;
质量是命脉，质量是最好的品牌。 第三个标志则重在一个“信”字，信，即诚实、讲信用，与人交往言行一致，守信不移，童叟无欺。儒家讲“言而有信，信之有理，信而能行”。在儒家看来，信（八部营销策划公司）乃是立民、立兵、立国之根本。企业讲信誉，重在产品质量，货真价实，不缺斤短两，讲效益重合同才能树起信誉的大旗，才能得到更多经销商、消费者的认同，也才能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和为贵 “和”是指和谐、团结一致。在儒家看来和是温良恭俭让的体现，是指不同事物的协调统一、和谐。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和谐管理状态。 从管理的角度讲，和就是协调。“和”在管理中的作用，根据企业实际, 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它在管理中的低层次作用，是化解人际间的紧张与冲突，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它在管理中的高层次作用，是指企业成员间通过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徳，协力合作。 “和”是企业管理的最佳境界。一个企业的“和”，首先应该是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和睦关系，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和无寡”。 “和为贵”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來讲也算是“双赢”的上策。在经济全球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企业孤立经营的传统格局正在被打破，企业的竞争正进入利益共亨的合作竞争时代。 企业从单纯的竞争到协作型竞争，从追求独家利润到互惠互利，从独赢模式到“双赢模式”乃至“多赢模式”。 三、人为本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
儒家管理思想对当代企业的影响
儒家管理思想对当代企业的影响 摘要：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来，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精神是与新教伦理和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本质密切相连的。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工业化的奇迹只有在西方才能实现。然而，二战以后，先是日本随后是亚洲四小龙，再接着是东南亚和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均以高速的经济增长令人刮目相看。何以出现经济奇迹，它的成功经验背后深层文化底蕴是什么？儒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特别是它饱含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传统的人文伦理精神在当代管理实践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也得到了西方管理学界和众多中外知名企业的认可。国学大师汤一介对此有着其独到而非常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当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首先要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意大利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宋明时代佛教的兴起皆是如此，因此我们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同样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东方管理思想，儒家，企业，人本思想
目录 一、中国古代的“人本管理”的儒家思想 (1) 二、儒家思想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意义 (2) （一）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 (2) 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 2、儒家管理思想弥补了科学管理以来的缺陷 (2) （二）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消极 (3) 1、儒家坚持中庸思想，强调变通，不利于企业规范的打造。 (3) 2、儒家思想强调人要出人头地，具有强烈的人上人观念。 (3) 3、儒家思想强调形式主义，不利于把制度落实到实处。 (3) 三、儒家思想对当代企业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 (3) （一）儒家思想流派众多 (3) （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不断变化 (4) 四、儒家管理思想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5) （一）儒家“重视人伦和谐”的思想可以创造企业良好氛围 (5) （二）儒家“育人为本”的思想可以提高企业人才素质 (6) （三）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可以引导企业文化倾向 (6) 五、结语 (7) 参考文献 (8) 致谢 (9)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以期加深了解儒家思想的特点、变化、价值和它的现代指导意义，抓住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点滴经验和参考。 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面对文化多元、中西融合碰撞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键词] 思想、作用、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和文化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 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男子钟情美好女子的情怀，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远征战士那份战火中思乡的苦楚与归家时的近乡情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心爱之人可望不可即那份无望的相思，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中那份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眷恋......《诗经》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虽后经证实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只是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孔子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诗经》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而意义深刻的。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1，王官采诗说；2，公卿献诗说；3，孔子删诗说。《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又称《诗三百》。它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时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跨越了大约500年。人们把《诗经》的内容编排和表现手法称为：风雅颂，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国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
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风的意义就是声调。《雅》是“王畿”之乐，“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为宴饮所作，小雅多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贵族的作品，但其实周代贵族也是参与劳作的，所以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这是其音乐的特点。风，雅，颂各具其特点，其中以国风最能体现丰富的文化积淀。 礼乐文化作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礼乐仪式中一种以话语形式存在的构成因素，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
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1．“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从“无为”到“有为”：汉初，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但是，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术都应罢黜。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称为“三纲五常”。它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驰的局势十分有利，汉武帝接受他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3）儒学成为正统：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宋明理学 （1）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不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2）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利弊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利弊影响 文/郜良 儒家学派由孔子所创。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间受到外来佛教文化的冲击，在近代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五四运动”中受到“打倒孔家店”的否定，“文革”中受到“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儒家思想文化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代表，作为传统的力量，顽强地积淀在当代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之中，以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风尚、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渗透到我们的骨髓和血液，发挥着积极或消极作用。起积极作用的为精华，起消极作用的为糟粕。我们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必须用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先进文化引领时代潮流，在大胆吸收西方符合现代化规律的先进文化的同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扬弃”。因此，必须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现实利弊影响有清醒的认识。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
儒家思想演变和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演变和发展历程 （一）儒家思想形成——先秦 春秋：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在政治上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孔子晚年整理和编订的《诗经》《尚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五经”。 战国：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代表。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但也强调小农阶级利益。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 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特点：此时期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的治国原则；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新兴地主阶级冷遇。 （二）儒学惨遭摧残——秦朝 秦朝虽已一统天下，但当时私学兴盛，百家争鸣，许多儒生、游士评议国政，造谣惑众，极不利于当时的国家一统、中央集权，秦始皇为了压制原来战国分裂割据时遗留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影响，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焚烧百家书籍，坑杀儒学之士，进一步确立法家学说的官学地位，实现学术思想的统一，以巩固秦政权。 特点：因为儒学不能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统治者用政治权力强制干预和控制思想，儒学遭受毁灭性摧残。 （三）儒学独尊地位——汉代 西汉：董仲舒成功地改造儒学，以儒学为基础，广采诸子百家之长，建立起新儒学，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宣扬“大一统”、“三纲五常”。这时的儒家思想“内法外儒”，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武帝欣然接受董仲舒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等政策，禁止其他各家思想传播，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特点：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相互结合，互相渗透。儒家思想宗教化、经学化、政治制度化。 （四）儒学新的发展——宋明理学 两宋：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新儒学的正统。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 明朝：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说明理学由客观唯心向主观唯心演变，也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特点：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是儒学第二期发展的象征。它使儒家思想理论化和哲学化，使儒学服务统治的政治作用和修养身心层面的社会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学的发展也使儒学日益走向极端。 （五）儒学发展变异——明清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朝代的激烈更替，随着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批新思想家崛起，他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在这方面，明代后期的李贽，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儒学发展历程完整版
儒学发展历程 HEN system office room 【HEN16H-HENS2AHENS8Q8-HENH1688】
在中国灿烂的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是极其重要的一条支流，就像长江注入大海那样，在几千年来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活力，并沉淀出了深厚的内涵文化。从汉代被立为正统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 一、儒学起源 儒起源于古代民间的主持葬礼的葬师。《周礼·天官》云：“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在西周初年，儒已存在，他们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并以此教民。以此得知，早期的儒是一种职业或身份。《仪礼》、《周礼》就是“儒”为周代贵族立身处事而制定的生活手册。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正在走向瓦解崩溃，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强大起来的诸侯们互相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着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代表着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益，主张克己复礼，希望恢复社会各阶级复杂的礼仪秩序。他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的含义很广泛，几乎触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尔后孟子荀子又将仁和儒家思想进一步增加新的内涵发扬光大。 二、受到打击 秦朝的时候，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统治阶段了，温文尔雅的儒家思想没有得到秦始皇的青睐，非但如此，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江山，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儒学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儒学发展因此走入低潮。 三、成为正统 所幸的是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儒学的经典书籍得以流传下来。西汉初年修生养息，到了汉武帝时已经强盛起来了，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于是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
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分析了它们在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提出了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要重新认识，指出儒家文化人本主义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社会整合的功能必将对当代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人本主义内圣外王天人合一 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
儒家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的文化启蒙当西方被基督教神学黑暗的中世纪统治接近窒息的时候，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在反思在思考，是为启蒙时期，恰在这时，来华的传教士带回了中国文化，当然包括儒家思想。 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着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 伏尔泰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其它启蒙运动人物如霍尔把赫、狄德罗、爱尔维修，以及更早的莱布尼兹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指出：“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法国和英国的实情是，中国，在儒学的推动之下，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现在儒学又成为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特权的武器。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间接的儒家思想影响－科举制度：自古以来，欧洲的官爵都是世袭的，除非有战功受到国王的封赏，一般人想进入权力阶层是不可能的。当科举制度被引进的时候，在教育领域和人才选拔录用模式上可以说革命性的颠覆了以前落后的模式，这种凭借学问和才干、"学而优则仕"的制度与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一拍即合，它们终于找到了实现其启蒙思想的手段，英国由此造就了排出世袭制的具有英国特色的科举制度——文官制度，一举成为日不落；后来美国拿去搞有美国特色的科举制度－－公务员制度，成为又一个超级大国......
关于对儒家文化的论述
关于对儒家文化的论述 摘要:本文对儒家文化的发扬传承,以及儒家文化对后人的影响做探讨。并且探讨了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关键字:独尊儒术;源远流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今天，当我们提起儒家，提起孔孟，不免产生一种陌生遥远的距离感。其实，儒家思想文化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烙印在我们祖先身上，并作为一种经典的思想文化流传至今，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1、儒家学说的创立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周朝的封建统治开始没落，皇族子弟的
教师，以及有些皇室成员本人，都散落在民间，以教授经书为生，有的因谙习礼仪而成为人家婚丧嫁娶、祭祀或其他礼仪的襄礼（司仪）。这些人被称为“儒”。并且“儒”也是当时对学者的尊称。所以儒家也是从根底上也就代表了古代的皇室。 2、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思想产生的春秋时代，关于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思考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的大的辩论。有相关资料表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其主要思想精髓并不是孔子及其学派独自创立的，儒家所秉承的儒家思想，其根本来源来自对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这可以称作儒家文化的第一次传承。 儒家思想的第二次传承、发展与创新，我认为很大意义上面是对于皇权理论的适应与自我修正。实际上，虽然在前期，儒家有过一次针对于皇权的产生的修正过程，但是在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诉求，在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国的事实下而未能应验之后。事实上已经宣告了政体对于儒家思想的不信任。由此，法家思想取而代之成为事实上秦朝的政权统治思想。而当汉武帝之后，道家思想又成为了主流。汉代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更是顺应了汉王朝对于仁政的认可。这就是儒家思想文化在历史上的第二次发展与创新。正是由于这些创新，使儒家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以及正式的采纳，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儒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演变和发展的历程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 演变和发展的历程 一、基础知识整合 （一）儒家思想形成——先秦 春秋：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在政治上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孔子晚年整理和编订的《诗经》《尚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五经”。 战国：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代表。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但也强调小农阶级利益。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 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特点：此时期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的治国原则；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新兴地主阶级冷遇。 （二）儒学惨遭摧残——秦朝 秦朝虽已一统天下，但当时私学兴盛，百家争鸣，许多儒生、游士评议国政，造谣惑众，极不利于当时的国家一统、中央集权，秦始皇为了压制原来战国分裂割据时遗留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影响，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焚烧百家书籍，坑杀儒学之士，进一步确立法家学说的官学地位，实现学术思想的统一，以巩固秦政权。 特点：因为儒学不能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统治者用政治权力强制干预和控制思想，儒学遭受毁灭性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