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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言意之辩

魏晋时期言意之辩
魏晋时期言意之辩

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

魏晋时期,一方面是经学统治式微,旧秩序旧礼教崩溃;另一方面则是政治黑暗。仕途险恶,士人们朝不保夕、寝食难安,常怀“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的危机感。为避不测之祸,他们聚会析理,品评任务。谈论才性,辨析形神,观赏山水,洞察宇宙人生,无不以谈玄赏远为高标。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在客观上使得魏晋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富于形而上玄想的时代之一。其中言意之辨等一直是士人们具说纷纭,也最能表现各自哲学观点的重要论题。

事实上,言意之辨并非肇始于魏晋,它有两个历史源头。

其一,是出自先秦道家典籍。《老子》四十九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粗精焉。”有形的粗精可以言论意致,无形的“道”则不能言传,言传者是不知“道”者。《庄子·天道》:“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语言智能描摹物象,物象的本质及其变迁难以言传。《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语言知识传达思想的工具和手段,若要领会意就不得滞留于言。概言之,就传达者而言,语言是有限的,不能完全传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就接受者而言,语言只不过是梯子,登上梯子之后便需将其搬掉。

其二是出自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言。“《系辞》认为语言虽不能尽意,但圣人可以通过立象来尽意,而解释卦爻象的挂爻辞也可以尽圣人之意。《易传》在言意之间提出“象”作为中介,一方面言可以通过象来达意,另一方面意又可以通过象来言论。

言、象、意在整个语言层面看、言可以指语言,意可以指意思,象可以指图象语,魏晋时期言意之辨有三派不同的理论.

首先是言不尽意派:代表人物是荀粲。言不尽意论是当时魏晋言意之辨中最流行的一派,亦是魏晋以前,传统道家对语言与思想关系的看法。这派观点认为言与象都属语言层面的东西,都会受语言规则的限制,对于人内心复杂的思想是不能完全表达.认为“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非物之象所举也”.尤其是圣人之意,是象外之意,更是不能通过通俗的语言和物象表达出来。

其次是言尽意派:代表人物为欧阳建。欧阳建的论证可分二部分:首先他认为无论用基么语言去描述客观世界,都不会影响客观世界的存在;其次他认为语言是不可废弃的,因其可以将我们面对外物时引起的不同情志,有一不同表示.。王弼提出认识对象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精神性本体——“无”。欧阳建认为,客观形色是第一性的,而主观名称是第二性的。客观事物发生了变化,主观的名称与言语也必然随着变化。在肯定“物理”决定“名言”的基础上,肯定了“名言”有反映“物理”的作用。概念在认识中的功能是“辨物”、“畅志”。作为认识工具的“名言”,和认识对象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那么“言”与“意”是一致的。所以语言是完全能够表达人们的思想的。他的结论是“言无不尽”。

再者就是得意忘言派,代表人物为王弼。王弼的言意之辨实包含著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形的现象世界,即“共相的言象意”是可以用“言”和“象”来尽“意”;一是无形的本体,即所谓“殊相的言象意”.是不可用“言”和“象”尽意,只能用“微言”来启发,用意会进行内心体验. 王弼认为在无形的本体界中,借助具体事物或是形象语言的描述,或借助某些有确定含义的概念是无法把握世界的本质.道和宇宙全是不能用名言和概念来把握的,要真正把

握无限的本体就必须用超理智的直觉,即超出概念和逻辑的分析.所谓“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就是用思辨的方法,从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采取步步分析的方法接近本体,由于本体

不能完全用理智来把握,所以“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是用超理智的直觉来把握无限的本体.既然得意在于忘象忘言,所以要能够得到本体的“无”就必须不停留在“有”这些现象上,而必须超越於“有”之外,不停留在言语表达上,而必须超越於“言”之外。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 ,王敏) 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 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 谈到魏晋风度 ,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 ,大规模战乱不已 ,先是董卓之乱 ,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 ,魏晋易代 ,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 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 ,辗转四方 ,寻求栖身之所 ,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 ,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 ,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 ,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 ,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 ,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 , 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 ,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 ,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 ,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 ,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 ,越来越僵化的礼教 ,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 ,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 ,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 ,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 ,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 ,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 :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 ,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 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 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 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 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 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 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

志怪小说的发展与传承

志怪小说的发展与传承 历史学院07级编辑出版(2)班 270203202 赵儒

志怪小说的发展与传承 【摘要】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本文对志怪小说的发展及其繁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同时也对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关键字】志怪小说、唐传奇、聊斋志异、红楼梦 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 主要记载神鬼怪异之事。以志怪、志人小说为主体的古代笔记小说可谓源远流长,前者可以追溯到“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后者可以溯源至先秦诸子散文及寓言故事中描写人物风致的片断。此外,上古神话、历代传说、诸子设譬取喻的寓言故事, 先秦两汉书中记人记事的精彩片断, 乃至宣讲佛道教义的宗教故事, 无不都是志怪小说的源头。 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盛行,并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 除了有先秦两汉志怪小说的深厚基础外, 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代,政治黑暗,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动荡混乱,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朝廷荒淫无度,战伐连年,徭役捐税名目繁多。广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血腥屠杀。由于秦汉以来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宣传, 导致鬼神迷信、神仙方术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有广泛的影响,人们为了摆脱精神上的束缚,一方面把神仙和志怪当作超脱黑暗现实的灵虚幻境, 一种虚妄的精神寄托, 另一方面也把神仙和鬼怪故事当作表达进步思想的工具。通过志怪的形式, 浪漫的手法, 表现了对暴政的反抗、贪官的抨击、爱情的追求、幸福的向往等。 佛教的传播、佛经的翻译, 也使人们深受影响。佛经中有一些短小的故事, 是印度人民创作的寓言、童话和小说。由于它们内容生动、形式新颖,不仅影响了我国民间故事的发展, 也影响着文人们有意无意地利用这些素材进行小说创作。佛教对志怪小说的影响, 表现在内容上劝导人们奉法, 宣扬佛的威灵鼓吹善恶相报, 轮回转世渲染地狱阴司的恐怖、天界的美好。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涌现了“梦幻”式、“离魂式”以及“死后生”式等形式, 也是对佛经故事形式的借鉴和发展。 由于时局动荡,社会纷乱,士人命运多劫舛,独崇的儒学思想的地位随着大一统政权的

魏晋玄学的 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形成 【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哲学思潮相比,魏晋玄学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风格及其当时玄学思想家群体放任、超达、自由、解放的个性,是其前其后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一种思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玄学,作为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残酷而又无奈的社会现实,几百年的思想发展,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以及当时的学风都是促进玄学产生的条件,本文力图从这几个方面解读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玄学;形成原因;影响; 1.什么是玄学 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2.玄学的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2.1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包融的结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到了汉代,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魏乱世,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统治者自然选择了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汉魏晋时期的饮食文化

汉魏晋时期的饮食文化 饮食时风 汉末战乱粮食困乏,不少军阀因无粮而被迫罢战,或以桑椹、枣、甚至人肉为生。曹操尚节俭,加上用崔琰、毛玠选拔清廉正直之士,社会风气曾变。卞皇后也效法,其左右史称“菜食粟饭,无鱼肉”。 但曹操死后侈奢之风渐长,西晋时更有石崇与王恺斗富,何曾父子日食一两万钱。这大概是让人知晓其通饮食,因为这是衡量家世高低的标准之一,曹丕曾下诏:“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 《太平御览》卷689引《魏书》 何曾著的《食疏》为时人效法,虞悰就凭此指出豫章王萧嶷宴席中的不足,是因为缺少用黄颔蛇制作的肉羹。《南齐书.虞悰传》 节日也有特定的饮食:元旦饮椒酒和柏酒、桃汤、吃五辛盘(五种辛辣味的凉菜);寒食节不动烟火(曹操改革,变一个月改为三天)吃醴酪(糖杏仁麦粥)及其他预先做好的食物;端午节吃角黍(粽子);重阳要佩茱萸、食蓬饵(米粉糕)、饮菊花酒 道教徒认为人体里有三尸,常居人脾,是欲望的根源。三尸是靠五谷的谷气生存的,所以要“辟谷”(不食五谷)。故只能食菌类、蜂蜜、枣类等;匪佛笮融曾“多设酒饭,布席于路”,当时佛教徒应还没禁酒;吃的是三净肉(自己不杀、不叫他人杀、没亲眼看见杀)。 玄学兴起,服食养生就是其体现的思想之一。何晏食五石散之因,就是要达到他所讲的“亦觉神明开朗”(服散后容光焕发的外表,体现出的内在精神活力)。稽康的《养生论》指出:“终朝未食则嚣然思餐,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涤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忧虑则达旦不嗅。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燥于中而形于外,犹昏君于上,国乱于下也。”即肉体的需要只是精神的附属。但后期发展至服药的极端,皇甫谧因服寒食散过度,弄至多次想自杀。鲁迅把当时文人服食的风气称作“魏晋风度”。 餐厨具 殷商时贵族已大量使用玉制品与象牙杯,更有漆器出土,但平民则还停留粗陶和竹、木食器当中。直至晋代以前受阿拉伯高脚桌椅进食的影响,人们还是处于“席地而坐”的案。随着陶瓷业的发展,日用陶瓷慢慢普及至逐步取代竹木餐具和粗陶制品。髹漆业的崛起,餐具又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根据朱然墓的出土漆器,可以显示出南方已能制作盘、耳杯、槅、盒、木匕、壶等餐具,其中尤以宫闱宴乐图最能形象化地分映出当时的宴乐情况;文学作品有曹丕的《芙蓉池作》及曹植的《公宴》等作参考。西晋时更有琉璃用具。 现在发掘出的汉代冶铁遗址中,炼铁炉所用的燃料中就有原谋与煤饼,也就是说有可能当时人们已用石炭来烧饭。 战国以前用的多是地灶和单眼的陶灶,汉代时多火眼陶灶就被使用,一炉多用省时省能。1983年在广州象岗的南越第二任国王赵昧墓中出土了两个呈凹字形的青铜烤炉,烧烤配件非常齐全:悬挂大件烤物的铁链,烤串肉的铁钎和烤乳猪或三鸟的铁叉(三齿、二齿叉各一),同时出土的有乳猪、鸡等的残骨,烤乳猪的发源地应是岭南。 烹调方法 《太平御览.饮食部》诸卷收录了不少古人的烹调方法、案例,解释则见于其引录的《说文解字》。现节录几个重点: 羹就是把肉与菜全都煮在一起,近似浓肉汤的古老手法。一些难煮的食物也应用于此,陆机《毛诗草木疏》曰:“梅,杏类也。其子赤而酢,不可生啖。煮而曝干为苏,可着羹臛中。”也有一个成语是发生在东汉灵帝时:刘宽没有怪责弄脏其朝服的婢女,“羹污朝衣”,就是形容为人宽厚恕人的性格。 烩就是把肉细切,主要是应用在鱼身上,即鱼生。华陀替陈登治病时,陈登吐出胃中之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 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

浅谈魏晋玄学

班级:中文系语教本132班 姓名:黄全星 学号: 130110102019 论文题目:《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黄全星 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新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也开始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本文将就于玄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浅谈式研究,以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这一哲学范畴中收获文学的启迪。 关键词:玄学思辨文学影响 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 魏晋玄学,起源于魏正年间。从东汉末年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及社会矛盾问题开始日益显露,汉代儒家经学的衰落,也预示了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诞生。在法、道、墨等思想并起的过程中,经过学人不断地清谈讨论,得出了玄学最适合解释解决时局与理想问题的结论。玄学是在乱世中产生,它具有老庄思想中无为的思想特征,同时又对老庄思想进行了全新地诠释。玄学在当时满足了魏晋时期学者、文人对于形而上学追问的渴望。所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 二、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及主要代表人物 (一)正始时期 1何晏,重要著作:《道德沦》,核心思想:宇宙本体是超言绝相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着;名教的衰败是由于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圣人无情而有性。 2.王弼,重要著作:《老子注》,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核心思想:万物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言意之辨";自然名教,自然为文化理想,名教为此理想的载体。 (二)竹林时期 1.嵇康,重要著作:《声无哀乐论》,核心思想:声无哀乐论,他认为声音和情感具有主客观的区别;明胆论,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 2.阮籍,重要著作:《通易论》,核心思想:阮籍反对虚伪的名

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

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 一、引论 西汉时期的军队,由中央军与地方军两部分组成。所谓中央军,在汉代谓之“南军”与“北军”(魏晋时期谓之中军),即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统辖和指挥的军队,其主要任务是宿卫京师,边境有事,则命将率之以御敌寇。所谓地方军,则是由地方各郡国主管、训练、征集和屯驻的军队。因为西汉郡、国并设,各郡、国都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故又称“郡国兵”。当州一级成为地方行政机构并掌握军队时,又可称之为“州郡兵”。因此,不论“郡国兵”还是“州郡兵”,都有地方军的性质。不过在西汉时期,由于“州”还没有成为一级地方机构,所以一般称为“郡国兵”;到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州”一级机构日益成为地方行政机构,“州郡兵”的名称才多了起来。 西汉时期这种被称为郡国兵的地方军,在来源、征集方式、服务期限、调遣办法等方面都同中央军相同。凡是全国范围内的成年男子都有当兵义务,每年由各郡国按年龄征集服兵役,并按照兵种的不同被称为“材官”(步兵)、“骑士”(骑兵)、“轻车”(车兵)及“楼船士”(水兵)。平时由各郡国都尉官主持征集与训练,谓之“都试之制”。当他们服役于各郡国时便是郡国的常备兵,有比较固定的数量及相应的编制系统,在郡国有“兼备盗贼”的任务,还有轮流宿卫京师和屯戍边境的义务,二者合计,一般人各二年,定期替代。当他们宿卫京师时,就成了中央军;当他们戍守边境时,就是边防军。一经调集到中央或边境,原来的各郡国都无权指挥,都得听命于统率的将领。因此,西汉时期的地方军——郡国兵,实际上是中央军的后备与补充,可以说是中央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不具备地方军的性质;不论中央军与地方郡国兵,都来源于普遍性的征兵,都是有固定性服役期限的非职业性兵士,这就是西汉时期的地方军——郡国兵的主要特征。

浅析魏晋风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浅析魏晋风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摘要]生活在魏晋时期的王羲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他为人清新淡雅,纵情山水,一改汉魏以来的厚重,开启了新一代的书风,这也使他达到了书法艺术的巅峰,成就了“书圣”的美称。而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与魏晋时期的特定背景是分不开的,所以文章要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士人的意识形态等社会大背景来分析,究竟有哪些影响促使了他书法艺术的发展。.[关键词]魏晋风度;王羲之;书圣魏晋是秦汉大一统之后的动乱年代,军阀纷争、王朝更迭,使得思想在这一时期异常活跃,兴起了提倡黄老、杂糅道释的玄学,出现一大批热衷于谈玄论道、游逸山林且无心仕宦的玄学家,他们大都出身高门大姓、享誉盛名。早期如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等,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洒脱的心态影响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他们也成为这一时期士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正因为玄学的盛行,那些或高居庙堂、或散居朝野的士大夫们,都向往自然、崇尚自然。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抒发了向往自由崇尚自然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形成了特有的魏晋风度,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政治影响魏晋政权更迭频繁,皇帝靠世家大族维持统治,政出名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门阀制度在此时达到鼎盛。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被少数民族占领。与北方的常年战乱相比,南方较为安定,为避战火,士人百姓纷纷随皇室南迁,建立了东晋。东晋政权仍然面临着残酷的斗争,外有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内部则时刻上演着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内忧外患不绝于朝。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但社会的动荡却没有阻碍书法艺术的发展。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文人名士或屈从于政治高压下的一官半职,或放纵山林隐逸遁世,他们积郁的能量正是书法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在当时,隐居遁世成为名士们的流行风尚,他们借此逃离残酷的政治斗争,摒弃功利欲念,远离凡世尘嚣,过着“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1](P2426)的生活。只有这种崇尚自然、无欲无求,宠辱不惊的心态,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最高境界。因此,这一时期书法名家辈出,艺术成就极为辉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而王羲之正处于山峰之巅。此外,东晋时门阀士族成为皇权的支柱,举贤不出士族的政策使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鼎盛,这让一些名士书法家如坐春风。他们不必为生计发愁,同时又有良好的文化氛围,这对个人才情的激发以及个性的解放是十分有利的,这也是东晋书法得到史无前例发展的重要因素。王羲之在代表最高艺术水平的《兰亭序》中洋溢出的淡薄高远,正是王家得势时,身为会稽内史的他与好友悠游山阴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学术思想,与时消息。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自然”与“名教”之辨从此作为玄学思潮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玄学发展的始终。 名教本于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论证 正始时期,何晏、王弼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晋书·王衍传》记载: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立论

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主流的哲学思想。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哲学本身不创造生产力,但是主流哲学却是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础,统治者正是在自己认可的哲学指导下制定政策、统治国家。具体到每一个人,也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它不一定会像主流哲学那样被书面化、被宣扬,它往往存在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之中。 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积极入世,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逃名避世,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视隐逸为人生最高境界。但是,从时间的长短来看,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几乎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与统治者的阶级利益以及儒家自身的改良有关。然而,有一个时代却是例外,儒学衰微而道家崛起了,这就是同样动乱的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的战乱,让文人们感到儒学的无力,他们为自己所信仰的学说而困惑,人们需要一种更适合当下环境的思想来给人慰藉和力量。人们想到了同样产生于战乱之中的道学。在这样的时代,避世也许才能获取平静的内心,甚至才能保住生命。但儒道两家有太多思想是相抵牾的,那些上层士大夫,既想标榜自己为老庄的弟子,却又舍不得真正摒弃名利物质,实现庄子的“任逍遥”,这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却又恰好成为了玄学产生的必要因素。 我们往往有个误区,认为玄学就是老庄哲学。其实,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玄学,一般指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的思潮,它源于先秦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原始道家,是老庄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变异。魏晋玄学既标榜信奉老庄哲学,但也把孔子奉为圣人。何晏是早期重要的玄学家,他采取了一种调和折中的手段,认为老子的观点与孔子一致,所以都是圣人。王弼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从“有”“无”的观点入手,认为孔子不谈“无”是与老子的“无”相互补充,同样是高明的圣人。这些玄学家看到了孔子圣人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便采取了迂回篡饰的手法,把老庄学说中的精髓灌输到经学中去。 魏晋玄学我们称之为“新道家”,新道家并不是要完全推翻孔子,他们需要借助孔子来为老庄哲学的经典性正名。而且,统治者需要儒学中的“忠孝”和等级制度来维系政体的稳定。那么,玄学中必然保留了儒学的某些成分。这就决定了,玄学是一种以老庄哲学为根基并调和了某些儒学内容的新哲学,它是儒道融合的产物。 魏晋玄学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汉魏之际,学术巨变。随着经学危机的加深和黄老之学的复兴,儒、道异同成为重要的思想课题。玄学的思潮应运而生。 经学危机: 道家思想从西汉至魏晋经历了一个由盛经衰又至盛的过程。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提倡黄老之术长达45年,汉景帝时,儒、道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 到汉武帝时代,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以“名教之治”为理论核心,宣扬君权神授,强调道德教化。适合大一统专制皇权的胃口,被汉武帝立为官方哲学。之后在朝廷的扶植与思想界的参与下,逐渐渗透到两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统称之为汉代经学思潮。 自东汉中叶开始,经学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 一为繁琐: 为了实现政治需要,对“六经”进行“微言大义”的无限发挥。 《汉书·文艺志》:“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清儒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言:“一经说至百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毙正坐此。”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载“夫言立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二为神秘: 谶纬之学的介入,导致经学的恶性发展不可遏止。 “谶”是用诡秘的用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纬”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的经典所作的解释。 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神话儒学,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仅《春秋》一书,目前可见的相应汉代纬书种类即达15种。这些纬书大多荒诞不经,而汉儒却极力将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用谶纬注释六经。甚至出现了像《白虎通》这样的儒学神学融为一体的法典化著作。 《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 …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扣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经学的谶纬化,标志着经学思潮即将寿终正寝。 三为实践: 汉代经学在政治领域的活动是以“名教之治”形式出现的,并与当时的察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悲的是,道德教化一旦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则立刻变成了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后汉书·种嵩传》载田歆之言“今当举六孝廉,多的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清官尚且如此,剩下那些三观不正的可想而知。道德教化反而成了摧毁道德的工具,“名教之治”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黄老复兴: 在中国思想文化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汉魏之际,道家学说占有主导地位。 表面上看,两汉的学术思潮似乎走进了一个由黄老到经学再到黄老的圆形,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螺旋似的运动。 自东汉中叶随着经学危机的不断加深,形式发生逆转。 东汉安、顺之际出现了代表上层士人的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和代表下层士人及农民的早起道教,他们在寻找思想武器时,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集中在曾给汉初社会带来安定繁荣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也在发展中演化为政治形名学与神仙方术两个流派。 西汉初期与东汉末期形式不同,所以两个时期的黄老之学也各自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汉初需要修生养息,此时的黄老之学强调的是“清静无为”;东汉末年时弊是繁琐、虚伪和腐

论魏晋风度及文章

论魏晋风度及文章 -----会计131班陆萍汉末魏晋时代在文学史上是个很重要的时代。那时历史上正处于黄巾和董卓大乱,而在这纷乱之后出现了每个党派的纠纷,此时便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曹操。曹操为人大胆果断,阴鸷奸狠,不计前嫌。虽然他的一句“宁使我负天下人,也不使天下人负我”让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多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可以从曹操打胜的那些战役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曹操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他在任用贤才方面比很多先人都做得好。在陈琳替袁绍写文章骂曹操的时候,陈琳骂的很难听。以至于在曹操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头疾都立刻好了。但在袁绍落败之时,陈琳被俘虏。即使众人都在主张将这个曾经辱骂曹操的人杀掉。曹操却不计前嫌,反而将他留在身边做个秘书。这个就可以看出曹操惜才如金。但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的善辩的口才和聪明的头脑。所以,对曹操的评价我们可以改观,最起码他可以是一个智者。 谈完汉末魏晋涌现出的人才,那么和他们联系的当然还有文学。那时候的文学也是如今很多学者很想去探讨和研究的。首先,我们还是说一说曹操。曹操虽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但他在文学上的建树也不容小觑。他写的《龟虽寿》使得多少壮士奋起。那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是凸显了他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也体现了他文章通脱得力,毫无顾忌。此外,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他的文章的一大特色是清俊,这也是汉末魏初的文章的

特点。从他的那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伟大的气魄和毫无顾忌的作派。然而魏晋之时,除了曹操,我们不得不提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他们三个也就是我们称的“三曹”。虽说他们都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但是他们的风格迥异。曹丕提倡“文以气为主”,认为于通脱之外,文章更应加上华丽。曹植虽然文章做的很好,那七步诗让多少赞不绝口。但也许是他政治道路上的不得意,所以他无奈的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所以,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俊,通脱,华丽,壮大。” 除去“三曹”之外,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目光投到“建安七子”身上。这七个人都很能做文章,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七子之中,陈琳我们已经讲过,所以暂且不谈。看一下这位——孔融。从鲁迅这篇文章中,我们知道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也因为他老和曹操捣乱,使得曹操最后以“不忠不孝”处死了他。他的文章也是“以气为主”。这就使得汉文慢慢的壮大起来。 把这些在汉末魏初文学上有造诣的人都分析了一遍,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这篇演讲是通过对汉末魏初文学人物的分析老讽刺当今一些文人学士只知道固守传统,却不知道在文学上我们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并且能够拥有自己的写作特色。从汉末魏晋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看出了许多文人志士在文学上的建树。所以我们从鲁迅的演讲中懂得——我们创作文学,需要的是对时代的领悟和创新。这也让我们新一

浅析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

浅析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 作者:陈睿梁侨龚驰 来源:《现代交际》2012年第04期 [摘要]从两汉经学发展出来的魏晋玄学,将宇宙生成论发展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企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与佛学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两种相继的思潮,本文旨在阐述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理清二者之间发展的主线,在深刻理解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说明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魏晋玄学佛学佛学玄学化玄学佛学化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072-01 前人对魏晋玄学的内容、魏晋时期佛学的发展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但是,魏晋玄学与佛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作出深入、全面探讨的学者并不多。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才能洞察其中原委。 一、魏晋玄学的思想渊源 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基础,从两汉经学中发展而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哲学思潮。 汤用彤先生指明了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这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探索,最终找到了“无”作为哲学观的理论基石,从而使得两汉时期的宇宙生成论发展成为玄学本体论。 因此,从思想渊源看,魏晋玄学是对两汉经学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二、魏晋佛学的发展 佛学自东汉时传入,在魏晋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翻译佛经、融入中国文化方面,到隋唐时期,佛教达到兴盛的顶峰。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初步引入佛学并融入中国文化的时期。该时期佛教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三国、西晋的初步流传阶段,到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盛行阶段,再到南北朝时期的趋于隆盛阶段,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为证。 三、时间上的先后性

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征

晋南北朝时代特征 一、教学目标 1、基础知识目标: (1)了解晋南北朝时间起讫以及研究晋南北朝历史的基本史料; (2)士族地主与门阀制度; (3)玄学、佛教的发展与兴盛; (4)汉分治。 2、能力培养目标: (1)指导学生阅读史料,要求他们不仅要通过文字阅读来了解史实,而且要利用历史地图、课本插图等来加深理解,并且要求他们以制作图表、年表等式反映本节的基本容,从而理清历史发展脉络,明白时代特征。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学会历史学科的基本阅读法。 (2)要求他们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法,引导他们利用所学知识,发挥个人在思维面的特长,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述观点的能力,掌握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科学分析与评价的法。 3、思想培养目标: (1)认识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是,只有条件成熟,统一的局面才可能出现并得以巩固。 (2)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我国境的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他们在发展中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进步。民族融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也为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条件。

(3)晋南北朝时期,尽管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但社会经济仍有发展。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物质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二、教学要点 (一)晋南北朝时间起讫为:公元189年董卓之乱开始到公元589年隋灭统一全国止。(二)研究晋南北朝历史的基本史料。 (三)晋南北朝时代特征。 1、开放的时代。 (1)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公开蔑视和反对儒家礼教; (2)玄学取代儒学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 (3)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 (4)广大妇女群体显得异常活跃和开放; (5)外来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对中国社会影响很深远。 2、社会经济的新变化。 (1)商品经济向自然经济逆转; (2)南北两地区经济出现逆向差异; (3)阶级结构呈现多层次的复杂变化。 3、文化结构的改革。

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为魏晋时代思想主流,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家皆为中国哲学史之重要脉络。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玄学概述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代表人物:王弼 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找寻世界统一性的原理。其主要范畴是讨论五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即本体论世界观的范畴。(二)动与静的关系问题,属于运动观的范畴。(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属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范围。(四)性与情的关系问题,属于人性论的问题。(五)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即玄理哲学与政治伦理的关系问题。 重要著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 《老子指略》认为若把某种一定的事物当作世界的始基,就不能说明世界的多样性,所以“有”不能成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故要以“无”为本。 核心思想: 1,本末有无:“贵无论” “贵无论”是探索现象界背后的真实本体,作为世界本性的“道”,是绝对的“无”,是“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的。王弼用“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结构的模式来解释“有”及“无”两者的关系。本体与现象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道”是超言绝象不可名状的,不是一般人所能认识的对象,只有“与道同体”的圣人才能把握。 2,动与静:“本静末动” 王弼认为“凡有起于虚,动直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 3,言意之辩:“得意忘象”和“得象忘言”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经》 1、《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2、《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3、《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4、《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5、《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6、《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 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 心。 7、《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 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8、《离骚》(节选)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 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 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 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 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 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 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为此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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