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

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

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大多把现代早期以来的西方设想为单向整合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但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实际明显不符合这样的逻辑，而进入近现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之下，也仍旧如此，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认识方法：从实际出发，使用“paradoxical society”（“悖论社会”）概念来突出它们违背西方理论信念的实际。探讨的重点仍旧是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需要说明的是，英文“paradox”和中文“悖论现象”一词的含义不完全一致：前者指的不仅是个别违背理论预期的现象，更指一双双相互矛盾、有此无彼的现象的同时存在。因此，只要我们敢于正视这个悖论现象，便会立刻对预期它们不会同时并存的理论信念及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提出质疑。本文对“悖论”的使用将以此义为准。此外，本文还用“现代传统”（新传统）这一概念来突出已经具有一个半世纪历史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实践对这个现实所做的回应及其所包含的“实践逻辑”，并进而探讨现代传统中的理念传统。我认为，正是悖论社会的现实以及现代传统中的实践和理念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理论和发展道路的方向。

（一）悖论社会

十几年前，我在《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一文中突出了中国明清以来的诸多paradoxes（悖论现象），认为我们如果从实际而不是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信念出发，便会看到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悖论现象。而由此出发，便会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不仅是描述性的质疑，也是对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的质疑：比如，对商品化必然会导致经济全面发展的信念的质疑。同时，更会突出怎样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的问题。我的“内卷型商品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等概念乃是这样的一个初步尝试1.

在帝国主义入侵和西方的强烈冲击之下，上述许多明清以来的悖论现象只有进一步的深化和显著化。帝国主义确实促进了中国的进一步市场化，但是，中国经济在那样的刺激之下，只出现了极其有限的发展，也有因破坏而引起的贫困化，但主要的趋势仍是广大农村经济的继续内卷。同时，帝国主义虽然触发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发展，但是没有同时促进农村发展。这样，形成了另一对相关的悖论现

象：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发展2.

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所考虑到的主要是西方社会本身，把它理念化为一个整合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变化的历程，把那些变化等同于理性化、资本化、民主化、（理性）官僚制度化、法治化等等一系列的直线性的现代“化”的过程。当然，西方的社会实际绝对不那么简单，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悖论性，但它们绝对不会像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在西方的侵略之下形成的外来的影响以及本土的文明的长期并存。这种并存本身便是一对主要的悖论现象。

人们试图用西方的现代化概念和话语来理解、描述中国近现代的变迁。但是，这些“启蒙现代主义”所构造的概念，用于中国，除非硬套，最终只能突出一系列的悖论实际。在西方，（从西方理论看来是）悖论是相对非常的现象，但在第三世界它是常在的、普遍的。我因此要在这里突出“悖论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如果说西方近现代社会的逻辑是斯密和韦伯的资本主义化和理性化，那么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逻辑则是多重的悖论和矛盾。无庸说，形式主义经济理论是不会承认第三世界中的悖论实际的。它会坚持理性经济人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之下，必定会推动广泛的、城乡互动的经济发展，造成西方式的整合。但是，我们知道，这正是帝国主义在19世纪当时所用的理论借口。（虽然如此，今天有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来硬套中国。这是一个复杂的、令人费解的现象，但我们可以由此看到西方主流理论的学术霸权影响。）有人也许会认为“悖论现象”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概念：惟有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概念出发，才会显得是悖论的。我这里要再次说明，提出悖论，绝对不等于是用形式主义理论来认识中国。因为，唯有从实际出发，才能看到悖论，而从悖论实际出发，必定会质疑今天压倒世界的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并突出建构另一种理论的必要。我这里用“悖论”，正是为了要凸现西方理论逻辑在中国的不相适应，从而提出面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命题。只有从这样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建立不同的新理论体系，既能与西方理论对话而又能独立于它的理论体系。其实，韦伯本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实际并不符合他的理想模型（ideal-type），并试图同时使用自己的两种模型来理解中国实际。我们如果沿着他那条思路去认识中国，便会设想前现代和现代社会并存和相互作用、世袭主义统治和现代理性官僚制度并存、非理性卡地法制和现代理性形式主义法制并存、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并存、前市场身份经济和市场契约经济并存、等等悖论现象。这样，其突出的问题便会变成不是单向的整合，而是两种系统并存的悖论实际，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接、矛盾和互动，而不是单向的“化”。

（二）二元对立的语境

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了相应的民族主义和感情，并因此把人们推向相反方向的思路。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西方既是（帝国主义）敌人也是（科学、民主）模范，而中国则既是爱国的感情依托也是憎恶的落后对象。在那样的感情张力下，提倡现代化似乎是在支持帝国主义，而指向传统似乎是在反帝。因此，很容易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迫使人们否认中西并存的基本实际，要么简单地完全接受西方理论而否认中国悖论实际，要么完全否定西方而因此无视悖论实际双方中的一方。

这样的二元对立倾向仍可见于今天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法学界，主张全盘西化的移植论和与其唱反调的本土资源论者针锋相对。前者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心向以法治国、迈向民主政治改革、追求现代理性治理的人，而后者则认为前者过分崇洋、轻视本国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点。

在经济学界，自由主义派和其反对者同样对立。前者认为唯有全盘资本主义化以及产权私有化，才有可能促进像西方那样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延续或扩大国家所有只会带来进一步的（腐败的）官僚化。而左派则指出国家官僚控制下的私有化所引起的一系列弊端以及经济“转型”中的诸多违背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公正问题。

在历史学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最近并在其张力之下形成了一个古怪潮流：把清代中国说得十分美好，说它是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高峰”，与18世纪英国并驾齐驱，甚至领先世界。从经验证据来说，这是完全违背实际的观点（我已经对有关经验证据作了详细讨论，这里不再多论）3.它之所以能够仍旧具有一定的影响，其部分原因是出于民族感情：等同传统中国与西方，使人们感到骄傲。这是它民族感情的一面。同时，它又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理解中国，这是它西化的一面。把两者合并，就可以用市场经济来连贯灿烂的18世纪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凭此打造出一个由市场经济推动的非常强大的中国的前景。这个论调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既拥抱民族感情又拥抱西方化，即在感情上做到既反西方又拥抱西方，既反中国传统又拥抱中国传统。

在中西传统长期并存的悖论实际下，这样的感情性拉锯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近现代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脱离实际。面对历史实际，我们更需要探讨的是两者的并存和互动。最为关键的是首先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语境，从两者共存的现实出发寻找出路。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困扰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但是已经显出不少超越这种对立的动向，也是我们应该认可和参与的动向。（三）形式主义的误导

正是中西共存以及悖论的实际要求我们采取不同于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西方

主流形式主义认识方法来认识中国。若从“启蒙现代主义”的人是理性人的理论前提出发，预期现代社会必定会整合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政体和法律逻辑，那么我们就必定会否认中国的悖论实际，因此陷入西方现代和中国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争论。现代形式主义理论之所以把人们推向这样的选择不仅出于现代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也出于它所提倡的认识方法。因为，形式化理论，在它理性人的前提之上，更要求在话语上规范化，以及逻辑上整合化（也就是“形式化”），把其前提贯彻于全套理论。形式主义理论其实不仅是一套实质性理论，它也是一套建构理论的方法、一套如何把知识系统化而提高到理论层面的方法。因此，它对我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它的实质性内容，也在于它所要求的认识方法，是被现代人广泛看作是“科学”的方法。

人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这个前提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就凭我们日常的接触和观察，我们都会知道许多人的行为是出于感情用事的，理性常常只不过是借口。也就是说，斯密的经典经济学和韦伯的经典社会学的理论前提都是很片面的。但是，它们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并且压倒其他的理论。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们甚至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实际。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有科学主义在起作用。现代科学要求人们把知识形式化，也就是说构造一系列只是“专家”们所能了解的专用话语和概念。这样，便只有专家，也就是已经接受其理论前提的人们，才对其拥有发言权。普通人们不可问津，更无庸说质疑。正是在这样的科学主义的构造和制度之下，使形式主义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能够长期卫护自己的主流地位。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对中国语境的影响可以见于中国语境对“形式化”的理解：根据严格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定义，“形式化”概括的是“科学方法”，是现代科学认识所必须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种对“形式化”的严格用法，便会看到在广泛的知识界的话语实践之中，自然而然地对“形式主义”形成了一种贬义性的使用，认为它过分依赖形式，忽视实际。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这是一般非专家知识分子的无知，他们不了解深奥的科学认识方法，但我认为这正体现了人们在话语实践之中的智慧，他们不接受科学主义的误导。可是，人们虽然反对“形式主义”却多迷信“科学方法”，没有意识到科学主义所体现的正是形式主义。

今天，我们需要摆脱形式主义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的束缚，而从人们的实践出发去认识中国。与理论建构不同，人们在实践之中，一般会自然而然地面对现实。它不会像理论那样要求自洽、整合于逻辑，而因此作出非此即彼的一元选择。它会从二元或多元的实际出发，允许矛盾和非逻辑的存在，或者要求协调、综合两组不同的建构，并在此之上作出行为的抉择。我们也可以说，相对理论而言，实践是比较均衡的，它不会像理论那样一再大幅度地摇摆和一面倒。中

国的近、现代充满这样的实践以及其所包含的逻辑。

（四）实践的现代传统

二元对立的语境所造成的误区之一是无视现代传统。对立的是西方的现代和中国的前现代，非此即彼。我们看到，形式主义经济理论所主宰的经济史，用亚当·斯密理论连贯18世纪中国和改革后的中国，基本无视其间将近两个世纪的时期。而本土论者则指向未经西方入侵和影响的中国传统，因此同样忽视中国近、现代历史。此外，本土论者所借助的后现代主义是从全盘否定西方现代主义出发的，因此只关注（受西方影响之前的）“传统”，同样无视近、现代史，包括中国革命在内 4.这样，完全抹杀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中西并存下所形成的新“传统”。我这里称之为“现代传统”。而正因为在理论领域长期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具有协调双方性质的现代传统主要凸现于实践，而不是建构。因此，我们今天要走出这个理论上的和话语上的二元困境，必须着眼于实践及其现代传统。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突出中国革命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所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要求从对农村的实践的认识出发，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农村去检验。这是和儒家认识传统相背的认识方法，也是和西方现代要求形式化的（把理性人作为前提的）所谓科学方法相背的认识方法。虽然在整个革命历程中多次由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违背了这种认识理念和精神，但它不失为现代（革命）传统中既是革命性的，也是现代性的一个“传统”。

除了革命运动本身的胜利之外，这个认识传统的威力也可见于其他特定领域。譬如在卫生领域，正如有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十分可取地避免了囫囵吞下现代科学主义的错误，而国民党的抉择就是如此。国民党统治意识几乎完全接受西方的现代医学知识及其理论和价值观，认为传统医学是不科学、不可取的，因此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用国家政权（通过赋予执照的控制权）试图建立新的基于西方现代医学的卫生体系。虽然有个别乡村改良主义人士提出重新培训现有乡村产婆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农村实际情况下，现存产婆多是由农村有生育经验的妇女“兼任”的，她们大多没有可能脱离家庭参与新式的（要求在城市居住几个月的）训练。而接受过新式训练的“助产士”则不会进入农村服务于贫穷的农村人民。国民党的卫生制度结果只见效于大城市，并没有对农村当时的卫生制度起实质性的改革作用。农村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也因此徘徊于原来的25％左右。但中国共产党则从农村实际出发，在认可旧式产婆的经验认识之上，采取最简单廉价的办法给予她们一些基本的现代卫生知识（譬如洗手、剪指甲、烧水消毒等等），凭此在短短十年之中把婴儿死亡率降低到7％，因而在大跃进之前便在这方面几乎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这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实践经历，也是包含着反对简单的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的经验5.

在法律领域，如果我们只着眼于理论构造，中国的近现代法制似乎一无可取。革命运动时期，因为中国共产党把清代的传统视作落后的封建传统，同时又把国民党模仿西方（主要是德国）的法制视作是资产阶级法律，因此只面向苏联，模仿其制度。但是，随后而来的是中、苏的分道扬镳，以及再后来苏联的解体。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司法经历中剩下来的可取的部分似乎只是从农村得出的一些调解方法，而在今天的全球化贸易和信息时代，这些从农村来的传统又似乎是完全不可依赖的过时的、落后的制度。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使全盘西化成为今天中国法学界的强势话语。

要寻找现代的传统，我们必须着眼于实践。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历史环境之下，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法律制度。它的特点是法庭普遍积极地进行调解（一反以断案为主的清代的传统）6，用法庭调解的手段来尽量减少党和农村人民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新婚姻法所引起的矛盾。在推行婚姻自由的大原则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要革除旧式的重婚、婢女、童养媳、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弊端，而另一方面，又极力试图减少农民对新婚姻法的反抗。它所采取的手段是对一个个有争端的婚姻案件进行调解，凭此协调两者之间的张力，并由此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法庭调解以及干预夫妇感情的制度7.

这套制度其实是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现代传统”的很好的例子。它既不同于西方、苏联的法律制度，也不同于清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它是现代革命政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制度，有它自己的逻辑。它在推行新婚姻制度中，最后形成了自己从实践中得出来的逻辑：以夫妇感情的基础及其好坏作为法庭应否调解合好或允许离婚的标准。当然，在运作之中有许多过分强制性地干扰夫妻关系的例子，但是，总的来讲，这套制度已经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实践考验，仍旧广泛运用于今天的中国。它明显既是革命性的、也是现代性的。当然，它只是法律的一部分，不足于应付今天一切的法治需要，但它肯定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现代传统。另外，在农村的治理之中，中国革命运动相应上述的认识论而在其初期形成了具有民主的可能倾向的“群众路线”。在其理想的运作之中，革命干部深入农村，向民众学习，在确切的认识基础和向他们认同的的立场和观点之上，把初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论概念，形成行动“路线”，再回到农村去检验，行之有效的才是正确结合实践和理论的认识。同样地，在理想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过程之中，法官们会依赖“群众”的“雪亮”的眼睛来调查研究，进行调解，处理纠纷，体现从实践和民众意愿出发的认识方法。当然，这套方法，曾经多次受到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误导。同时，因为它缺乏对人民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也缺乏明确分开的司法和行政权力，很容易变成完全由党组织控制的实

际运作，或者变成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政治。但是，在适当的制度性保障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走向民众参与的治理和法律制度。在经济领域，现代中国同样地在实践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的悖论道路。按照西方的模式，工业化是应该伴同城市化的，而在五十年代的中国，也确实遵循了那样的西方模式。但中国农村人口是如此的庞大，既使是以1952至1979年年增长率11％的工业发展，也只是吸收了极少比例的农村人口。而农业，虽然在同时期呈现了相当可观的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但仅仅略高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人民收入长时期徘徊于同一水平 8.这样的情况形成了乡村工业化的特殊需要和过程。在改革开始之后的短短十年之中，以超过20％的年增长率突飞猛进，吸收了将近一亿的劳动力。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世界历史上比较独特的现象。

上面这些都是可以称作是中国面对西中并存的悖论实际的挑战在实践之中所形成的可取的现代传统的例子。在今天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语境之中，这些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既是现代的也是经过一定历史考验的“现代传统”。

应该说明，这里谈的“现代传统”范畴绝不排除前现代传统，而是一个包含中国前现代传统与西方现代相互作用的概念。我之所以突出“现代传统”中的实践传统，只不过是想说：本土化学者们所指向的那些前现代传统，如果在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半世纪的实践中没有起过作用，那么便很可能只是他们出于感情或意识形态的构造，而不一定是真的符合历史实际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思路绝对不排除在现代的实践传统之中去发掘、继承或发扬那些既有悠久历史又可以和现代实际相结合的旧传统意识、习惯、文化、思维。

（五）双刃性的实践逻辑

当然，现代的实践传统及其逻辑，不会是完全正面的，它也充满了负面的例子。我之所以突出从实践出发的认识，并不包含对实践的价值判断。

譬如，农村工业化，虽然规模庞大，最后并没有能够减少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在沿海和城郊地方，它确实起了反过密化的作用，转移出相当比例的农村劳动力，农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进入了“小康”水平）。但是，在广大的内地农村，农业收入仍然很低。

其后是全球资本的投入中国以及相应的城市高速经济发展，因此又吸收了一亿的农民工。这里先不考虑“民工”所包含的种种社会问题，而只从农村人多地少问题的角度来衡量这一变化。它事实上又仍然没有能够减少农村的非常密集的人口。时至今天，农村人口仍然基本徘徊于改革初期的八亿的绝对量，人多地少的局面仍旧没有明显的改善。既使是1980年代的适度规模设想（例如江南的每劳动力20亩地），仍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农村劳动收入的提高主要得自非农

收入，而食生产收入，既使是在沿海一带，仍旧大多徘徊于老的水平。城市发展但农村落后的悖论现象仍旧是中国的基本现实。

这个经历所突出的逻辑是中国人多地少的极其巨大的事实，不是农村工业化和全球资本与全球市场便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今天的农村问题是如此的庞大、复杂，我们必须在乡村工业化和全球化这两条已经是十分宽阔的道路之上，另外寻找更多的出路。近年来的“西部大开发”是具有一定潜力的一条道路。另外，在改革过程中相对被忽视的一家一户的小面积种植业，以及与它直接关联的副业，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一个可能出路是转向高收益的、劳动密集的多种或专业化经营，但必须要有投入上和销售上的扶助，不可仅仅寄希望于城市化以及其可能（像西方经历那样）带来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人们今日相当普遍地认为西方式的高度城市化必然也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但是事实上农村人口，起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之内，不大可能大规模减少，因此我们需要从悖论实际出发，在小面积的、劳动

密集的农副业生产中去寻找出路9.

另外是社会问题。在多种经济系统并存的情况之下，社会贫富悬殊的分化不仅仅是经典理论所考虑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化，更是不同技术水平（和收入）的经济系统的差别。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以及后工业的信息产业之间的差别十分悬殊，因而形成一系列比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所见的更恶劣的社会问题。而人多地少和低收入农业是一系列其他问题的基本经济起因。广大农村的贫穷廉价劳动力使工业不顾国家劳工法来剥削农民工成为可能。而下岗职工问题则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存在于两种经济制度的交接点上的庞大的问题正是悖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的社会危机实在不允许仅仅用转型的过渡、或市场化中的资源配置合理化过程等形式主义理论模式来淡化。

（六）理念的现代传统

正因为如此，光是“实践逻辑”及其“现代传统”是不足以指导中国未来的学术和发展方向的。所谓“实践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回顾性的分析方法，不是前瞻性的方法，而我们需要的是两者并用。无论是学科或理论的建构，还是全社会的走向，都不能不加区别地依赖现代实践的所有的传统，而需要有一定的理念来作为实践的现代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取舍标准。现代西方的经典理论家都明显地在理论之上兼具有一定的理念――譬如，斯密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每个人的最大利益以及韦伯的一切现代制度的理性化。

其实，在理念方面，中国在现代的历程中也已经作出了不少选择，也可以说

已经形成了一个理念的现代传统。首先是民主：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中国政府，无论什么党派，甚至包括军阀政权，起码表面上都尊重宪政、民主，在形式上都用宪法来规定国家主权在于人民，并且保证人民“出版及集会结社自由”10.（中国共产党并进一步建立了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五四时期的知识界更广泛地以“德先生”为主要理念。由此可以看到民主理念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既使是完全违背民主理念的政权，也觉得他们必须用虚设的民主名义来治理中国。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民主理念早已不仅是一个西方现代的传统，因为它在中国本身的政治话语中也已具有将近一个世纪的传统。今天我们应该承认，民主是中国人们愿意从西方现代传统里采取的制度（虽然它的具体状态和形成道路肯定会带有中国特色）。中国前现代传统虽有“民本”的理念，但它没有得到制度化，而历代所实行的是君主集权。

此外是社会公正。我们看到，既使是清代政权，面对农村贫困的社会危机，也在法律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照顾贫困人民的措施，包括尊重回赎出典的土地的权利、允许民间田面权的存在、克制高利贷等等11.进入现代，无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 还是国民党立法者用来综合（他们认为是）基于家族的中国传统法律和基于个人的西方现代法律的社会公正理念12，都关心到贫苦人民，要求国家照顾社会弱者。而中国共产党则更彻底地选择了以劳动人民为先的社会主义理念。我们可以说社会公平理念明显是得到人们广泛支持的，而且在现代的历史中十分明显地体现于城乡劳动人民给予共产党革命运动的拥护。它在中国也是一个具有相当长时期的传统。在这方面，中国应该能够做得比西方更公平，尤其比美国那样没有任何社会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公平。再则是融合中西的法律制度。从清末开始，历经军阀、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政权，都以建立新式的法制为要务。初期的改革曾经想全盘移植西方法律，但其后的立法都以融合中外法律为目标，试图从西方（包括前苏联）和本土作出选择和结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法律。无论今天法学界的意识形态化争论如何，中国当前实用的法律其实是同时来自三大传统的：清代法律（包括清末的改革）、（模仿德国的）国民党法律以及解放区的法律。其理念是要结合中西、建立既符合现代又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制度。这也是中国近现代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理念。融合中西法律的理念，无庸说体现了更广义的融合中西文明的理念。在比较“软”的法律领域，在长时期的实践过程之中，已经形成了有一定基础的中西结合。至于在更“软”的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本土传统的延续和继承是更无庸说的了。至于相对较硬的领域，上面已经提到现代卫生制度中的中西并用，把融合中西理念体现在一门比较最西方式的现代科学领域。

法律和卫生实践中的中西结合更体现了中国革命遗留下来的认识方法：从准

确认识实践出发，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在法律领域，虽然曾经受到把法律当作阶级斗争武器的误导，以及今日二元对立论争的拉锯，在实践之中已经自然而然地应用了这种认识方法。在卫生制度以及中西医学并用之中，它更加显著。无庸说，中国近二十年改革中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这种从实践出发的逻辑的体现，所缺的是进一步的理论提炼。正是民主、社会公正、中西结合、从实践出发的认识等理念一起，而不仅是近年来更为流行的形式主义的（由市场和理性人所推进的）“资源配置合理化”，才能代表现代中国的理念传统。它们要求我们作出有意识的抉择，不像形式主义经济学那样完全信赖不具道德意志的市场运作。正是前面那些理念才堪称为足可衡量中国现代多种实践传统的标准。今天的中国，完全可以拧出其近现代实践中可取的传统及其逻辑，并明确其现代传统中的可取理念。同时，也可以根据中国自己近现代的理念来对过去和当前的负面实践作出总结和批判。这样，从准确地认识实践出发，再提升到中、高层理论概念，才有可能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和理论并为中国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

参考文献：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Geert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Weber，Max. 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3 vol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注释」

1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有删节），全文转载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20XX 年（重版；1992年第一版），以下简称《长江》。

2 亚当·斯密的理论预期是城乡交换以及伴之而来的良性互动与同步发展。

3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历史研究》20XX年第4期。

4 Clifford Geertz 的“地方性知识”构造把西方现代与地方传统作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因此完全把二者共处的近现代排除在其注意之外。见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井和一个问题》，《中国研究的范式问

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第119至122页。

5 Byungil Ahn，“Midwifery Reform，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未出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写作中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6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7 Philip C. C. Huang （黄宗智），“D ivorce Law Practices and the Origins， Myths， and Realities of Judicial ‘Mediation’ in China，” Modern China， v. 31， no. 4 （April 20XX）。（黄宗智：《离婚法实践与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中国乡村研究》第4辑，待刊）。

8 Dwight Perkins and Shahid Yusu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84.

9 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反思得助于与林刚和夏明方两位先生的讨论。

10 杨幼炯：《中华民国宪法史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亦见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引，第51至53页。

11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引，第5至第7章。

12 同上，第59至62页。

黄宗智

谈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融合

谈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融合 内容摘要: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核心竞争力,必须重视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要重点处理好三个关系,要体现民族特色、现代文明成果和个性特征。 关键词:现代企业文化民族特色现代文明个性特征 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文化的竞争。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核心竞争力,必须建设好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要重点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融合 我国现代企业文化,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我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指我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爱岗敬业,凝聚企业的向心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历史需要并将造就一批具有“国士”之风的现代企业家。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先生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说,“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培育我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从六方面建设我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我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 树立合作竞争的“双赢”竞争理念。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协作经济,即合作竞争,实现“双赢”。“双赢”模式是我国传统“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我国现代企业要继承和发展我国“和”文化,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树立“双赢”的竞争理念。 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素来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古老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宝贵箴言,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秉承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培育我国现代企业精神,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贯穿始终。 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特别强调群体意识和团体主义精神。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勤劳敬业精神、整体为上的集体主义道德,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发挥出企业的集体主义精神。

孝道文化心得体会3篇

孝道文化心得体会3篇 孝道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美德之一,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和修 身之本,也是中华文化之根。下面是为大家准备的孝道文化心得体会，希望大家喜欢! 孝道文化心得体会范文1：20XX年4月20日，我们二龙中心校 组织全体教师观看了山东省亲情教育系列活动办公室主任、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等栏目总导演、山东省天下父母文化传播中心秘书长吕明晰《凝神聚气共筑中国梦》的专题讲座。在3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吕明晰老师围绕为什么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如何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孝道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好行动等方面为我们全体教师上 了一堂生动的传统文化教育课。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孝道”一直被历朝历代 深深重视，甚至被奉为“国之根本”。孝，作为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千百年来规范着世世代代，贯彻于万户千家。其内涵就是善事父母、尊敬父母。应该说，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孝”是完全可以同社会道德融合的，值得广泛倡导，大力弘扬。我觉得，如果把“尊重老人，孝敬父母”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切入口和着力点，把中华民族“崇孝”的传统美德植入到学生的大脑中，融于学校的德育体系中，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而且能辐射到家庭和社会。试想，当父母在家里感受到子女的孝敬时，他们又怎能不去更加孝敬自己的父母。如此这般，间接提高了家庭的文明程度，又必将推动和促进社

会的稳定、和谐与进步。“百善孝为先，一切事情都应该从孝道做起。他认为“孝”是人格完整的基础，有“孝”的人也有责任心，有担当，知恩图报。“孝”是成功的保证，有“孝”的人讲义气、有爱心，会得到大家的合力相助，能够成就大的事业。 通过这次报告，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孝道”的真正含意，作为一名教师，我要把吕老师的这种观念传承给我的学生，让他们都成为孝敬长辈的人，这样才能做一个人格完整的人，才能让大家看到“凝视聚力，实现中国梦”的美好社会。 孝道文化心得体会范文2：今天我们学校举行了孝道讲座，东山书院，丽江学校以及我们华南中英学校的许多优秀少年都讲述了他们的事迹。其中一个大姐姐的演讲让我最是感动，同时也让我对“孝”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那是一位六年级的大姐姐，她的爸爸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工作非常辛苦，她的妈妈也经常在那里干活。每当大姐姐看到她的父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时，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于时，大姐姐决定开始到工地帮父母干活，减轻他们的负担。开始的时候，大姐姐的手上布满了茧子，因为这项上作实在太累了。但想到父母的劳累，她坚持了下来，还帮她爸爸争到了不少工资呢! 我在我们学校也被评选为十佳孝心少年。有一次我妈妈炒菜时不小心被烫伤了，我连忙放下手中的作业，问道：“妈妈，您的手没事吧?”妈妈说：“没事，只是一点小伤而已。”但我还是赶忙拿了一些烫伤药帮妈妈擦上。妈妈很高兴的说：“我们家的小家伙开始学会关

传统文化为何与现代社会发生冲突及其表现

专业好文档为您整理~~谢谢使用~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本站 传统文化为何与现代社会发生冲突及其表现 摘要：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现代的中国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是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就不时发生冲突。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精华经济 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断发展进步，这样才会长期存在下去，不被淘汰。在当代经济环境下，社会稳定，而且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周围的一切事物都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融入新的元素。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不断发生冲突，传统的思想及其文化也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时代脚步稳准，吸收现代思想，与时代同时更新进步，与其相适应。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一代代积淀下来的。但是传统文化有精髓也有糟粕，需要随着时间的向前发展，不断吸收精华，剔除糟粕。时代进步了，环境变了，人的思想也随着时代进步发展，虽然不一定完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会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环境决定的。周围的一起事物都变，如果还是固执的遵守老的观念与习惯，自然会和现代社会发生冲突。 以前清明节上坟，家人或者亲戚上坟都会烧纸，但是烧纸不仅污染空气环境，还浪费纸张资源。不利于环境的发展与资源的合理利用。出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的撞击，但是现代社会也有些地方需要遵守以前的生活习惯，现在大家买东西都经常用塑料袋，但是这却不符合现代环境的保护。以前，如果买菜，没有塑料袋，因此，大家都用菜篮子，非常环保。 现代社会虽然进步了，但是传统文化中有的是精华，这是应该保留，并大力宣传提倡的。有的是糟粕，需要剔除，引进符合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与思想。其实，任何事物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撞击是必然的，但是，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需要社会大众及其国家进行思想与文化上的更新。 专业好文档为您整理~~谢谢使用~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本站

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

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 肖波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民族给出的答案是“导民以孝，以孝侍亲”，以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面对今日中国“银发社会”浪潮到来之挑战，应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传统孝道以养老敬老为基本要求 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 ⒈“奉先思孝”、善事父母，民以敬老为德。 爱敬父母是孝最基本的内容。孝之爱敬，从何而来？《礼记·祭义》有云：“立爱自亲始”，这种“爱人”之情来源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亲情；是一种出自自然人性，发自子女内心的对父母的亲近、敬重。 “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这首先指“能养之孝”。孔子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养之孝”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是说如果对父母不是由衷地敬爱，那养父母和养牲畜就没有什么差别。在这里，孔子援“敬”入“孝”，拓宽和升华了孝的内容。那么，怎么才算敬养，怎么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经》中提出来了“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五备”的要义在于要将父母放在心上，以诚敬的心情做好“生、养、死、葬”中的每一件事。这一点实际上为后世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人文关怀”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⒉“导民以孝，以孝侍亲”，国以敬老为计。 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洪荒年代”有过集体养老。“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社会处于一种原始、初级的集体养老的阶段，扶养老人是全氏族成员的共同责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养老方式由集体养老逐步转变为家庭养老。这首先是因为，物质生活资料有了相对剩余，私有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这就为人们的“亲亲之私”及养老方式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由于婚姻家庭形式发生重要变化。人类社会逐渐步入

浅谈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浅谈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现代的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社会的灵魂，她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才能使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大发展，才会使社会全现代的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面的进步。是否拥有现代先进文化，是否代表现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体现着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素质，并决定其兴衰成败。先进的文化作用于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内驱力，主要显示为以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为主体的精神力量和经科技教育为主体的知识力量。就是要为新的时代建立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与行为方式，并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从而为新时代的到来提供源源不 断的强大动力。 1、现代先进文化是建设现代社会的内在需要未来的中国，将不仅是一个更加丰足的物质世界，也是一个更加繁荣的文化家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里，“小康”是仅次于“大同”的人类文明进程，表达了先民们美好的社会理想。如果说在物质贫困的时代，解决肌渴是人的第一需要的话，那么进入此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享受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是同等的重要，一个文化生活贫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健康、优质、丰富的文化产品，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他们在人格建设上全面发展的需 要。而人民群众充分地享受文化成果，广泛地参与文化活动，其正成为文化的实践主体和创造主体，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2、现代先进文化是建设现代社会的精神基石，先进的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乃是阳光，是空气，是朝代命脉和精神基石。现代先进的文化建设有其特是的内涵和形式：就是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引导人民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提倡学科学文化知识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消除愚昧，反对封建迷信，全面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3、先进的文化具有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进行有效整合的功能，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根。全面建设现代社会的中国，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任务来抓。把它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 文明建设的全过程。 传统文化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劳动群众的文化创造结晶，是群众文体的很需要组成部分，具有民族性、民间性等显著的特点。对于传统的文化建设，融地方特色，民族风格的现代群众文化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传统的文化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直接的反映是那些经历了千万年遗承的民间传统节日，中国戏曲和其他至今保留在民间的古老艺术内容和形式。这些曾

2016尔雅传统文化与现代经营管理章节测验答案

化与现代经营管理 传统文化概述（一） 1 中华文化的繁荣时期是在（）时期。 A、春秋战国时期 B、夏朝 C、两汉 D、唐朝 正确答案：A 2 夏商周以及秦朝时期所使用过的文字不包括（）。 A、甲骨文 B、篆字 C、草书 D、金石文字 正确答案：C 3 企业的实力包括企业有形资产和（）两种。 A、靠谱的老板 B、企业文化 C、优秀人才 D、过硬的人脉关系 正确答案：B 4 中华民族最早是从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正确答案：×5 企业无形资产往往决定企业未来。（）正确答案：√ 儒家学派（一） 1 《诗经》中属于宗庙祭祀舞曲歌辞的一类乐调是（）。 A、风 B、雅 C、颂 D、大雅 正确答案：C 2 下列选项中不是《离骚》一文特点的是（）。 A、明快清丽 B、想象丰富 C、情感炽烈 D、语言瑰丽 正确答案：A 3 《易经》中“易”的含义为（）。

A、卦象 B、和悦 C、容易 D、变化 正确答案：D 4 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法家思想。（） 正确答案：× 5 汉代将《春秋》列为五经之首。（） 正确答案：× 儒家学派（二） 1 下列科举的不同阶段中由礼部负责主考的阶段是（）。 A、院试 B、殿试 C、乡试 D、会试 正确答案：D 2 下列选项中做考试用的宫殿是（）。 A、太和殿 B、保和殿 C、中和殿 D、养心殿 正确答案：B 3 （）是儒家思想最终走向自己反面的强有力的实例。 A、后期推行的科举制度 B、坚持自己的天命观 C、尊重妇女 D、持“君权神授”观点 正确答案：A 4 孔子的天命观是对鬼神的绝对迷信。（） 正确答案：× 5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枕头抱着走”一句形象的道出了儒家思想的弊端。（）正确答案：√ 道家学派（一） 1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以（）的视角，观察社会与自然。 A、客观冷静 B、主观推断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谈谈你对孝道的理解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谈谈您对孝道的理解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就是一种“善事父母”的日常伦理意识、规范与实践,实际上它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整个中国文化的首要精神,其影响之大、涵盖之广,既深且远。孝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集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为一体的核心与首要观念。孝就是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与诸道德之首。对当代中国影响深远且发展至今又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就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就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孝不仅在中国文明中有其广泛的文化综合意义,它不仅就是一种亲子间的伦理价值观念与规范,而且包含着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教育的、民俗的、艺术的等诸多文化意蕴,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 孝的一般意义就是孝敬父母,其具体内容在儒家经典—《孝经》中有明确说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又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子如何事亲呢?“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诚然,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残害人性、盲从盲信、极不平等为特征的“愚忠”、“愚孝”,我们应该批判、剔除之;但就是,孝敬父母、尊敬长者的基本思想,则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调整、与谐家庭关系所积累起来的伦理规范,就是历代人们所认同的传统文化精神,在我们今天仍须继承与发扬。这就是因为,孝敬父母不但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可以促进家庭的与睦、团结,也能帮助社会与国家的稳定,使社会正气上升。 对于孝亲敬长的合理的孝,我们应大力弘扬;而对于残害人性、盲从盲信、极不平等为特征的“愚忠”、“愚孝”,我们则应批判、剔除之。 孝就是中华文化的中华伦理的鲜明特点。中国文化虽然就是由儒释道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但其中心则就是儒学,而仁学又为儒学之主要精神,但仁学之精神却就是完全由孝道出发的。所以孝道也可以说即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孝就是贯穿天、地、人、祖、父、己、子、孙之纵向链条,孝就是中国文化逻辑之网的纽带与核心。又由于在孝中已经全部包含了儒家亲亲、尊尊、长长的宗旨,因而成为儒家文化甚或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孝就是中国文化中出现最早的伦理观念与德目之一。在周代,孝就是尊祖敬宗的宗教与人文合一的意识,再发展,才产生了“善事父母”的人文伦理意识。从孝义的产生、发展本身来瞧,它就就是合天道与人道为一的观念,把天、祖、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孝本身的内涵瞧,也就是把自然亲情的天道与亲子伦理的人道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孝在中国文化中就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向链条。因此,孝意识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孝就是传统伦理的元德。“百事孝为先”。孝就是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与诸德之首。正如《孝经》所说:“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 孝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孝,不仅就是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而且也就是古代政治伦理精神基础。这不仅体现在思想家的著述与文化观念中,而且也贯彻实施在古代社会的政治中。孝之所以成为仁之根本,关键在于孝就是维护封建社会政治、社会稳定的伦理精神基础。 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它不仅就是传统伦理文化的基石,而且就是整个文化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石。简而言之,泛孝主义就是孝在传统社会的地位,但在当代社会,孝不可能再继续享有这样的地位了。它只适用于家族主义盛行的传统农业社会,而不适合于宏扬个性独立的现代工商社会。于就是,在范围上,孝道只能局限于家庭之内;在性质上,孝道只能局限于亲子之间。 在建设当代社会的孝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由传统孝道向现代新孝道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至为重要的。那么较之于传统孝道,现代新孝道有哪些特点呢？主要可以概括为:1、人格平等性。2、义务并行互利性。3、注重感情性。4、强调自律性。到了现代社会,它律性的孝道失去其原有的作用与功能,现代社会中,个人独立自主的倾向很强,她律的孝道训练不易为子女接受,也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比较明智的办法,只有代之以自律的孝道教育。在这种教育过程中,父母应该放弃以权威的方式训练子女盲目的服从与外表的恭敬,改以理喻的方式教导子女理解善待父母及其她人的重要与意义,从而学得设身处地的孝道原则。这样的孝道原则则属于个人自己的,不必靠外在的权威或规范来监督,即能自动自发的做出自己认为适当的孝行,所以,这种孝道就是自律性的而不就是她律性的。 总之,我们既要继续发扬我国孝亲尊老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要吸取重视代际亲子平等的合理因素,在新时代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

〔收稿日期〕2000-09-06 〔作者简介〕孙燕(1964-),女,辽宁锦州人,讲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 孙　燕 (锦州师范学院社科部,辽宁锦州121000) 〔关键词〕文化传统;现代社会制度;现代化 〔摘　要〕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的确立是传统与现代化不断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割断的“连续体”。只有正确处理好其他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经验与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才能确立起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社会制度的框架。 〔中图分类号〕G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6-0025-03 一、正确对待中西民族文化传统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丰厚的历史遗产既可能成为积极的因素,也可能成为消极的因素,一切取决于对待历史传统采取什么态度。美国于1776年建国,是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文明的基础上起步的,只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技术、社会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可以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的文明及“欧风美雨”的浸润。 一个世纪之久的“中西”之争,使许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看法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对精华而言:一是传统 文化中某种思想学说,在它产生时体现了 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对现代来说,则不一定是精华;二是既是当时时代的精华,也是现时代的精华;三是虽不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但经现代的抉择而成为精华。对糟粕而言:一是传统文化中某些东西,是当时时代的精华,在现代却是糟粕;二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糟粕,经改造、转化为现代的精华;三是既为当时时代精神的糟粕,也是现代的糟粕。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是否具有自我变革的精神和能力。而惟有正确认识、检讨、反省我们文化传统的个中因素,才能真正具备这种自我变革的精神与能力。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迫切和重要的工作是持续地 — 25—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

中国孝道文化

中国孝道文化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重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中国孝道文化至今已经流传了几千年。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走向灭亡，封建制逐步确立的时期。随着宗法奴隶制的日趋瓦解，“礼崩乐坏”。而当时的孔子认为要稳定社会秩序，必先稳定家庭，如果不树立父母家长的权威，就无法达到家庭的稳定，进而也就无法稳定社会。所以，孔子提倡“孝”。 孔子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孔子认为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是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籍。《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质。 孔子认为应把行孝与守礼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孝道的精神本质是“敬”，那么如何表达出这种“敬”呢？这就是：行为要符合礼，而孔子则直接将此看作是孝，《论语·为政》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无论父母生前或死后，都应按照礼的规定来行孝。 孝、悌也是孝的基本要求，《论语》中多次以孝悌连用，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悌：敬兄，而敬兄长的实质，则是要求人们将家庭血亲中的等级推广到社会关系中去，所谓“出则弟”就是这个意思，它主要表现的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 孔子还提出“几谏”的原则。孔子认为，父母若有错，子女可以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这就是他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几谏”的原则兼顾到孝敬与社会群体利益这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敬养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 敬亲。中国传统孝道的精髓在于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敬”和“爱”，没有敬和爱，就淡不上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也就是说，对待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供养，关键在于要有对父

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特点比较

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特点比较前言： 当代中国人际关系是在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转型期人际关系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人际关系的变迁，对于把握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作为个人我们有必要对自身的人际关系重新进行判断和选择，以建立和发展适应转型社会需要的新型人际关系。 关键词： 社会转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特点以农业文明为基石的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中华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即以群体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心理风习重情谊。 与这一文化特征相适合的社会结构，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延伸拓展成社会人际关系网络。 这个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背景是以亲缘、地缘、业缘、趣缘、神缘、物缘为基础的。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它起到了协调内部和整合社会的功能。 进入现代社会后，现代人不十分重视以“六缘”为纽带而限制自己的交际圈，而是采取其它各种方法去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由此形成了当代人际关系的特点。 下面笔者对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进行比较，总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 现代社会相对传统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更加个性化、平民化。 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相当强调尊重他人的隐私，即便是在最亲密的关系之间亦是如此。 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都有保留个人秘密的权利。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强化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并且是具有选择性的价值观念，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在同事面前保留自己的尊严和隐私，保持自己生活、工作的计划性、条理性，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生活方式的愿望。 第二： 现代社会相对传统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更加表面化、淡漠化传统社会人们在生产上互济、生活上守望相助，对晚辈的社会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 作为惟一的政治、经济、生活共同体的农村，这些职能即使社会担负得更多也不能在农村完全丧失。 由于现代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人口的流动性大，异质性强，人们之间的接触带有短暂性、表面性和匿名性，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是见面礼仪型，彼此并不深交。 这就导致利益关系的间断性，人们之间一般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彼此的匿名也为人际交往卸下了后顾之忧。 但是高节奏的工作生活使他们缺乏交流和相互信任，人们的地域观念、邻里观念淡薄，居民相对于彼此来说都是“陌生人”，就算有交往大多不太持久，另外，间接交往的中介手段如电话、手机、网络等的介入，给人们的交际设立了无形的隔阂，弱化了人们感情的稳定性，这些都会使人们会产生陌生感，形成人际关系的表面化、淡漠化。 第三： 现代社会相对传统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在传统社会，由于人口流动性不强，人们具有同质性，另外收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人际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 而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相对复杂化、多样化，除了建立在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基础上，业缘和趣缘群体大大的增加。 所谓业缘群体是指社会成员基于劳动和职业的联系通过互动和交往而形成的群体，是同质相聚性的一种具体形式。

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

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 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文化具有非强制性的影响力，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承载着引导社会进步与提升文明程度的重要功能。 科学技术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及其实践。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 文化与科技作为人化自然取得的最具影响和成效的成果，人类文明的共有结晶，二者相伴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领域，成为影响社会发展演变重要而关键的力量。文化与科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包含着不同的内容，经历了同生共长、互相影响、休戚与共的漫长发展演变过程。（1）在古代，科技与文化具有初级人类文明的共同特点，还保留着朴素、直观、简单等特性，自身发展还不完善，还没有具体的分化与显著的界限。文字的发明与广泛使用，是古代科技对于文化发展最具有直接意义和最具决定性的明证。（2）在近代，科技的发展得益于思想的解放、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作为人类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不仅代表着古典文化的复兴，也意味着近代科技的兴起。自18 世纪以来，科技成为影响文化的重要因素，一系列的近代产业革命风暴不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产生着重要影响，彰显了科技在近代社会进程中的主导地位。（3）在现代，科技迅速超越文化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从最初马克思论证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到邓小平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后成为江泽民强调的“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充分说明科技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和支配力的根本力量。 科技与文化作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二者不仅紧密联系、相互依存，而且还彼此交融、相需互动。（1）科技成为推动现代文化建设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成果与工具，不仅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思维模式与技术手段，而且还充实了现代文化的内涵，不断创造着新的文化形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与进步，成为推动现代文化建设发展的第一动力。（2）文化使科技更具人性。文化是科技进步的引导因素，为科技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的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氛围，是科技进步创新的思想基础，成为主导科学家的价值取向、激发他们创新力、提高他们思维水平的关键力量。尽管任何一项科技在其开发过程本身只是一个科技问题，但在其开发的背景、目的和过程背后，又是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实际上，“高技术”更需要靠“高文化”来支撑。“高技术”人才必须通过“高文化”凝聚起来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科技与文化是相互联系与辩证统一的，不仅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而且要驾驭它们实现结合并在结合中发挥各自积极作用。文化与科技融合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传播载体，增强文化的现代传播力与表现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的

谈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融合_董升

１９１《商场现代化》２００９年２月（上旬刊）总第５６５期 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文化的竞争。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核心竞争力，必须建设好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要重点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融合 我国现代企业文化，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含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我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指我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爱岗敬业，凝聚企业的向心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历史需要并将造就一批具有“国士”之风的现代企业家。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先生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说，“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培育我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从六方面建设我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我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 树立合作竞争的“双赢”竞争理念。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协作经济，即合作竞争，实现“双赢”。“双赢”模式是我国传统“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我国现代企业要继承和发展我国“和”文化，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树立“双赢”的竞争理念。 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素来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古老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宝贵箴言，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秉承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培育我国现代企业精神，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贯穿始终。 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特别强调群体意识和团体主义精神。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勤劳敬业精神、整体为上的集体主义道德，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发挥出企业的集体主义精神。 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把发展现代企业同振兴中华民族联系起来。 二、历史性和现代性的统一 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一定要融入现代意识，要融入市场经济意识。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学习与借鉴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体现现代文明的成果。企业文化本身就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管理新潮，是一种新的管理科学理论。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企业文化成为培育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西方现代企业文化所包含的人本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和最重要的基本观念，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和保障。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对西方企业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并要将其“本土化”。同时，西方每个国家的企业文化也各有特色，如美国企业重视的是创新精神，日本企业强调的是团队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个人创新精神是知识经济的迫切需要，而团队精神是企业作为有效率的科层组织的内在要求。我们要综采众家之长，把个人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结合起来。建设企业文化，实质上是一个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的创造性过程。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方面，存在一些差别。比如，英美国家的企业比较强调“理性”管理，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 谈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融合 ［摘　要］　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核心竞争力，必须重视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要重点处理好三个关系，要体现民族特色、现代文明成果和个性特征。 ［关键词］　现代企业文化　民族特色　现代文明　个性特征董　 　于红霞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 ——学习传统文化有感2014年9月参加优秀青年培训班以来，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项目管理、组织行为学、卓越团队建设等多个课程，这些课程从多个方面阐述了管理特别是自我管理和团队管理的重要性和方法，经过深入的学习和自己反复琢磨，认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包含了现代的管理方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管理的“道”，而西方现代管理方法是管理的“术”，道是论述事务的本质，而术是对处理事务的技巧和方法的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管理偏重于“德”治，而西方现代管理方法偏重于“法”治，德治讲究的是强调管理的艺术性、人文性是软的一面，法治追求的是管理的科学性、计划性是硬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目标的管理注重的是定性的管理，目标是比较模糊的，强调在执行过程中对人的管理，西方现代管理办法对目标的管理注重的是量的管理，目标必须清晰和量化，强调在执行过程中对事的控制。 深入的体会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会在企业发展、团队建设、日常工作管理多个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管理学相结合，用中国传统文化管人，用西方现代管理文化管事，这样将会对企业和团队内部的各项工作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下面从“道和术”，“德和法”，“定性和定量”三个方面说明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相结合的学习心得。 一、道与术相结合，本质和技巧并重 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分成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老子代表的道

家思想，儒家思想对管理的“道”主要是中庸思想，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所阐述的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认为它会使天地之间所有的人们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万物生长，一片繁荣景象。道家思想是老子在《道德经》中阐述的“无为”，主张的是为人、处世乃至治国、兴邦、治世的基本原则，无为并不是要人们无所事事，而是主张人们的活动应该顺应自然之道。 从“中庸”到“无为”讲的都是，企业和团队的外部关系不应是“竞争”关系，而应是“竞赛”关系。因为“争”会导致自我混乱，使自己脱离市场根本，把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到企业和团队的非正常上升通道外。明智的企业应当在“不争”上下功夫，去了解存在于市场中新的、尚未被发现的利益需求点，设法去满足尚未被市场认识到的潜在需求。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传统文化中要求的是管理工作应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要使管理活动顺应自然之“道”。克服轻率和浮躁的弊病，以清静、持重的态度做事。 明确了企业和团队的目标和方向后，如何去做呢？所遵照的路径和工作方法有哪些呢？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再好的目标也都是只有得到良好的贯彻执行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在企业中心思想贯彻执行过程中就必须讲究策略和方法，就需要重“术”，就是对目标的执行进行技巧性监控、处理，加强反馈，加强考核，这是西方现代管理学中描述的项目管理、团队管理的强项，通过目标分解、计划设定、人事关

第传统社会与农业社会

第一章．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范式，研究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则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论起点。我们可以将“传统社会”简要地定义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体现农业文明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应地将“现代社会”定义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体现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阶段”。 第一节传统社会及其基本特征 传统社会的起点至少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后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并在封建社会达到了发展的顶端。 原始采集狩猎经济——自然经济——市场经济 一、传统社会的经济特征 自然经济形态是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形态形成于奴隶社会而完成于封建社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中，人们通过种植和驯养成功地干预和控制自然过程，使之成为财富的稳定的来源。 人类对自然力的控制还是相当有限的。用于农牧业的生产工具基本上都是以劳动者或活动者个体自身的自然力为动力的手工工具。因此，生产能力必然受到个体体力和智力的有限性的制约。 外部世界的各种自然力依然是作为自在的、异己的、不可驯服的力量左右着生产过程，使生产成果的数量和种类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偶然性。 这种个体经济同时又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工具的简单性、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以及农业劳动自然产生的闲暇等可以使个体家庭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因而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在经济上没有那种专业化的分工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依赖关系。 社会分工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未超出社会一般分工的水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分工是社会成员中贫富分化和阶级划分的结果，因而它不造成社会成员间的有机联系。 手工业是唯一在社会分工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他人生产的经济领域，但个体经济的自足性使农业生产对它的依赖只具有偶然的性质。 分工的发展也导致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剩余财富的不断积累也经常促进商业的繁荣。然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生产和生活的直接消费而不是追求价值增殖。因此这种商品经济只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形式而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二、传统社会的政治特征 私有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贫富分化，使社会成员分裂为经济利益相互矛盾、相互对抗的不同阶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没有能力调解和处理日益加深的阶级对抗和冲突，国家这种代表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专门的权力机关和暴力机构便应运而生。 国家这种共同体本质上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这种共同体中，维护共同生活所必需的公共权力事实上已演变为维护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政治权力。

传统孝道是不是包袱

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我方的观点为传统孝道是包袱。开宗明义，传统孝道即指在古代特定人际关系，社会制度下，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所需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品质。我方承认孝文化是美德，但传统孝道不能与孝文化等价而论。因为他除了包含孝文化以外，还糅合了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进行思想控制等方面的考量。此外，传统孝道是包袱，并不等于我方排斥孝道。我方只是认为，符合当代社会价值观，且继承了孝文化内涵的现代孝道才是时代所需要的。而我方判定传统孝道是财富还是包袱的标准为，传统孝道能否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并得到大众的认可。我方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传统孝道会造成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不平等，扼杀人的自由意志。无论是孔孟时代还是宋明理学框架下的孝道，都把“父命子从”放在重要的位置。孩子任何违背家长命令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体现。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需要对父母保持无条件地服从，（仅仅作为父母的附属体而存在）而他们对自由，对未知的探求得不到应有的保证。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孩子的个人意志被取代，自由追求被扼杀；给孩子，也给整个家庭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例如，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构建起来的婚姻，终究造成了贾宝玉林黛玉式的悲剧，《孔雀东南飞》中的一对佳人也只能以最无奈的方式来抵抗传统孝道的压迫。 其次，传统孝道会导致个人创造性缺失，抑制社会本应有的发展和变革。在传统孝道的理论体系下，“子承父业”被认为是孩子尽孝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某一职业世代沿袭的模式，扼杀了年轻人出去闯一闯的想法，也将整个家族固化在了某个阶级。因此，当传统孝道仍被当作一种文化主流，倘若年轻人仍认为，尽孝需要“子承父业”来体现，那么创新意识，求变观念从何而来？倘若年轻人仍然坚持传统孝道中诸如此类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那么试问人才交流，国家发展又从何谈起？ 最后，传统孝道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违背了现代法制社会精神，与大众价值观相悖。以《二十四孝图》为例，郭巨试图埋葬儿子来供养母亲的行为竟受到了如此的肯定，显然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