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胜义迭出的训诂学力作
一部功力扎实、胜义迭出的训诂学力作
——读《〈小尔雅〉今注》
闫艳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010022
杨琳教授于2002年出版了他申请的山东省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的课题成果《〈小尔雅〉今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以下简称《今注》）。这部23.3万字的著作，凝聚着作者三年的心血，也蕴含着他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是一部兼有文献、资料与工具价值的学术著作。
清胡承珙在《小尔雅义证》自序中称：“《小尔雅》者，《尔雅》之羽翼，六艺之绪余也。”的确，《小尔雅》是仿《尔雅》而作的训释语词的专著，全书仅1930字，收词628个，从篇幅而言，只是《尔雅》的七分之一，而且其成书于《尔雅》之后，因此长期以来，它的价值未被充分认识，但《小尔雅》中收录了一些《尔雅》所漏缺的语词，对于《尔雅》有很大的补充作用，它的古训对于古词的研究也很大的裨益作用，因此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据文献记载，自《小尔雅》问世至清代，只有东晋的李轨与北宋的宋咸为其作过注，但李注早已在唐宋之际亡佚，宋注是现存最早的注释。有清一代，学者们将《小尔雅》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共产生了十二种注本，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以目前训诂学的发展水平来衡量，清儒对于《小尔雅》的研究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如对词义的来源一般不作说明，在释词时常常盲目地沿用古训，不考虑其在句中的具体含义，甚至牵强附会，造成了一些词长期处于失训误训的状态。
近百年来，《小尔雅》研究更是处于低谷状态，非但没有一部专门的新注本和点校本，而且数量极少的论文对《小尔雅》许多问题的探讨也缺乏深度和广度。杨琳教授有感于此书的价值，搜剔爬梳、校勘整理，潜心三年著成《今注》，对《小尔雅》进行了全面的匡补训释，其研究成果不但填补了二十世纪以来《小尔雅》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将《小尔雅》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该书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价值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仅从三个方面作一评述：
一、校勘整理、辨清史实
《小尔雅》之名，最早见于《汉书》颜师古注本，《艺文志·孝经家》载“《小尔雅》一篇”，颜注本流行很广，因此《小尔雅》之名为世人所接受。但是在《汉书》别本中，此书又作《小雅》，因此有人认定此书本名应为《小雅》，此外还有人将其称为《尔雅》、《广雅》，杨琳教授在书中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辨得出：“究其原委，称《小雅》者，简称也；称《尔雅》、《广雅》者，或出字形讹误，或出引者误记。”
我们现在所见的《小尔雅》收在《孔丛子》的第十一篇，《孔丛子》一书题为秦汉之际的孔子八世孙孔鲋撰，但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因而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小尔雅》与《孔丛子》同为伪书，虽也有学者不同意此说法，但对于《小尔雅》采入《孔丛子》一书的具体时间，各家说法也一直存在争议，如钱大昕认为是在伪造《孔丛子》之时即已采入，（《三史拾遗》卷三）朱骏声认为：“《孔丛》一书，不著前志，殆魏晋人依托，而摭取《小尔雅》入之”（《小尔雅约注序》），当代学者赵伯义在《〈小尔雅〉成书年代述评》中断言是汉魏之际王肃采入的（《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其采入时间是唐代以后（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145页，商务印书馆，1986）。
杨琳教授通过对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稽考分析后认为，“因《孔丛子》之伪而认定《小尔雅》亦伪是缺乏说服力的”，《小尔雅》非伪书，孔鲋与《小尔雅》没有关系，“根据现有资料，只能得出《小尔雅》作者佚名的结论。”（前言第5页）今本《小尔雅》与古本《小尔雅》一脉相承，《小尔雅》采入《孔丛子》的具体时间，“当在南北朝末期至隋代这一段时间。”
（前言，第1页）由于“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单行本《小尔雅》亡于战乱。”（前言第10页）但《孔丛子》本与古传之单行本长期并存，二本差异不大，于是北宋人始称《小尔雅》为孔鲋撰，从此《小尔雅》只能附《孔丛子》流传于世。
在引用文献资料的时候，杨琳教授对每一条资料都要进行比较鉴别，以判定其真伪，书中频繁地订正了许多史籍中的错误，如《广名》：“讳死谓之大行。”“大行”讳死之例最早见于《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宋翔凤训纂、胡承珙义证均据此认为“大行”之称始于秦代，但杨琳教授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史记》既出自汉人笔下，语言应为汉世之语，否则，《史记》中记载的尧舜之言，难道也可以视为上古尧舜时的语言？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勾稽整理，《今注》提出，“大行”本远行之义，死则去而不返，因此以行走讳称死亡乃古今通例，早在《左传》、《诗经》中均出现了此类用例，远远早于《史记》的记载。此则训释，不但纠正了前人疏注中的失误，也将“大行”释为讳死之义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今注》以《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孔丛子》中所收《小尔雅》为底本，因为此本“在现存的《小尔雅》版本中时代比较早，讹误改动的情况相对少一些。”（前言第33页）并用说郛本、汉魏本、宋咸注本及清人注本等版本对丛刊本进行了校勘整理，在校勘方面发明颇多，如《小尔雅》最后三篇的篇名，丛刊本与汉魏本均作《度》、《量》、《衡》，而其他版本则作《广度》《广量》《广衡》。杨林教授通过校注认为，“《度》《量》《衡》三篇为《尔雅》所无，乃《小尔雅》新增，故不称‘广’，今有广字者应为后人所加。”再如《小尔雅》辗转流传，时间久远，讹误难免不少，《今注》逐一辨正，使词义焕然冰释，如《广诂》：“闻、徹、接、通，达也。”“肆、子、烬，馀也。”“闻”为“开”之讹，“子”为“孑”之讹。《广言》：“祖、巽，送也。”“巽”为“异”之讹。《广服》：“棊局谓之奕。”“奕”为“弈”之讹。《今注》中此类校勘用例不胜枚举。
此外，历代注《小尔雅》均无索引，检索不便。《今注》在编纂的过程中，将《小尔雅》的每组训释称为一个训释组，训释组中的每个被训释词称为词条。为方便检索，《今注》为所以训释组和词条都编了序号，并在全书最后将《小尔雅》每个词条注明序号，编成索引，皆以四角号码排列。在《今注》的正文中，对每一词条在校勘中发现的讹误字之后均加括号指明正字，如“阅、搜、履、庀（比），具（算）也”，“庀”“具”为丛刊本误字，“（比）”“（算）”为注者认为应写之正字。其脱漏之字，更是直接补入正文，订误及补入之字在相关条目下均有辨析说明。可以断言，《今注》的问世，对于今后的学者查检利用《小尔雅》提供了一个善本，有助于它能够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二、求本溯源、匡补纠谬
在词义训释方面，《今注》与其他注本最明显的区别是不象前人那样，对某词释义时只引出古有此训了事，《今注》非常重视对词义由来的考索，对每一个疑难词义均逐本求源，或指明其通假，或推演其发展轨迹，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一浮出水面。如《广诂》：“蠲、祓、禋、屑，洁也。”“蠲”本义指百足虫，与“洁净”义无关，朱骏声认为“蠲”为“佳”之假借，《今注》认为，“佳无洁义，蠲亦无善义，此说难立。蠲当为涓之假借。”进而指出，“蠲”、“涓”上古音皆见母元部，读音相同，涓本义为“小流”，“清扫常先洒于地，以防扬尘，故连言‘洒扫’”，洒扫旨在清洁，故涓引申为清洁之义。清扫又可引申为除去义，此义一般写作“捐”，“蠲”亦有除去义，因而“蠲”为“涓”（捐）之假借。
又如《广诂》：“闻、徹、接、通，达也。”《说文》：“徹，通也。”《今注》认为，徹非本义，“甲骨文从手从鬲之字应为撤之初文”，“徹字从彳，与行走有关，本义应为印迹。”“印迹义与通达无关，故通达义之徹应为撤之假借。撤为撤除，撤除则无障蔽，无障蔽即为通达，故引申为通达义。”
通过对《小尔雅》的深入训释整理，《今注》对一些大型辞书的编纂纠谬提供了产生更早、更为丰富的语义材料。此类用例，《今注》前言中列举很多，如《汉语大字典》在“该”
的“具备”义下引《广韵·咍韵》“该，备也”为证，“肆”的“延缓”义下引《玉篇》“肆，缓也”为证，“列”的“陈列”义下引《广雅·释诂三》“列，陈也”为证，“略”的“巡行、巡视”义下引《广雅·释诂一》“略，行也”为证，正如杨琳教授所说：“事实上与此完全相同的解释在《小尔雅》中都有，引据《小尔雅》就可以使我们的溯源工作做得更好。”（前言31页）
又如《广诂》释“邃，深也。”今《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均将深远义的“邃”与“遂”视为通假关系，杨琳教授认为此说未确，遂、邃应为古今字。邃的初文作遂，遂的本义为逃亡，引申为过往，由过往义又引申为过去、久远，深邃义即由久远义引申而来。
再如《广器》释“墉，城地也”，汉魏本在“墉”条后都作空白，说郛本、宋咸注作“垌，地也”，清人注本都作“垌，地也”。实际上，墉无“城地”义，垌亦无地训。杨琳教授疑其原文当作“墉城也垌地也”，丛刊本脱落“也垌”二字，说郛本及宋咸注脱落“墉城也”。墉有城义，垌有地义。但今《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均引《方言》例，失引此例。如果用此整理过的本子为语料库，则此训可与方言相互佐证。
三、辨析词义、综合印证
《〈小尔雅〉今注》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在于该书具有文献学和词义学方面的卓越价值，足供汉语史研究者利用，还在于著者在研究方法上对于前辈大师的继承与自己的刻意创新。
在史学领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最早采取了二重证据法，将现代考古学的方法用于考据学，即将出土的资料与考证结合在一起，以文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参证，他在《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因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种以古文字、古器物、新出土文物与经史之学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提出后，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杨琳教授在《今注》的研究中，吸取了“二重证据法”的优势，对于一些有文化意义的名物词训释，不只局限于语言训诂的本体领域，还广泛地将文物、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下面试举数例进行说明。
如《广器》“侯”下，《今注》运用文字学的知识指出“矦”为“侯”的古字，描述了“矦”的造字意图，利用文献音韵材料对侯之得名的语源进行了追溯，训释得出，“侯”因“诸侯”而得名，为“后”的孳乳字。同时，《今注》考证了布侯和皮侯，指明皮侯是边侧饰有熊虎豹等动物皮子的侯，布侯是画有熊虎豹等动物图案的侯。为了更形象地解释侯的具体形制，杨琳教授在书中第207页影印了几种考古出土的文物图案，如“上海博物馆藏橢桮刻纹”、“1973年山东长岛王溝出土的残鉴刻纹”、“射侯图（故宫博物院藏战国铜壶花纹局部）”最杨琳教授在此条中总结说，“从考古资料看，东周青铜器所绘之侯，或为高度小于宽度之长方形，或为高度大于宽度之长方形。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之嵌错铜壶，其上亦有高度大于宽度之射侯图。皆与《三礼》及汉儒所言不符。”这条训释可谓是利用文物纠正文献的典型例证。
又如《广服》“达屦”下，《小尔雅》原文为：“达谓之金舄，舄而金絇也”，此句不通，各本作“谓之金舄而金絇也”，亦难解。杨琳教授认为，此句当作“谓之金舄，以金絇也”，进而从音韵学角度阐明原因，“‘而’为日母之部，‘以’为余母之部，古音相近，古常通用。”（《今注》第202页）为了解释“金舄”到底为何物，《今注》不但利用文献材料详细训释了与之有关的名物词“絇”、“璏”等，指出“舄指在普通鞋底上再加一层木底的鞋”，“金舄乃天子诸侯所穿之舄”。为了更加明确地说明舄的形制，《今注》在此条下附了两幅出土文物图像，分别为《南薰殿旧藏〈历代帝王像〉中的舄》和《河北满城县西汉墓出土的玉璏》，此条可以说是运用出土文物解决了语言训释中的难点。
再如《广名》释：“馈死者谓之赗。”《说文》中未收“赗”字。赗的本义应是送给死者
以覆盖尸体的布帛，今《汉语大字典》及《汉语大词典》释“赗”为“送给丧家助葬的车马等物。”从字面理解似乎赗是生者以车马用于丧葬之事。《今注》认为此说未妥。为了真正训清词义，杨琳教授在征引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在此条下引用了黄金贵先生《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中的考释结果：“被袭等覆盖死者之身，车马、珠玉玩好是死者的陪葬物。今所见商周许多墓葬都有车马坑。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殷墟西区等地发掘到多座商代车马坑，一般坑内埋一车二马……在陕西澧西张家坡一带已发掘和清理了十余座西周时期的车马坑，一般一坑埋一车二马。”（1129页）据此，杨琳教授说：“可知车马亦为陪葬物，今仍有为死者焚烧纸马者，当为古赗马遗风。”此条虽是间接引用了黄著的材料，但实际上也是根据出土的文物实证得出了准确的结论。
从以上数词的训释方法可以看出，在语言研究中实现多学科交叉，对于纯语言领域的训诂是有力的补充与完善，而运用考古文物证对训释文化词语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但可以印证文献，也可纠正古代训诂学家的失训与误诂，使文化语词得到更加精彩准确的阐释。
但《今注》的部足之处也很明显，如在训释名物时，更多的还是运用了从文献至文献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广鸟》、《广兽》两篇中对当今动物学研究成果利用不足，这多少影响了名物训诂力求阐释准确的效果。
总体看来，《〈小尔雅〉今注》的特点是训释精审，疏证详尽，逐本求源，言必有据，立论精到，便于查验，其整体水平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注本。不但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一部《小尔雅》善本，而且揭示了一些长期以来失训误诂词语的奥秘，对于现行辞书的修订与文献解读提供了最新的借鉴。能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还在于作者多年潜心学术而积累的坚实功力。杨琳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多年，他眼界开阔，广泛涉猎了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文化、民俗、历史等多个学科，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八十多篇，多次获得政府奖励，此前他已出版的专著有《语言与文化探幽》（1994年），《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1996年），《中国传统节日文化》（2000年），均获得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广泛重视，《今注》是他三年来苦心经营来的力作，其中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和深厚学养，对汉语史研究者而言应该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作者简介：
闫艳：陕西神木人，1970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博士，教授。现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训诂学及古代文化词义学。
通讯地址：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010022
E-mail:1765yanyan@https://www.wendangku.net/doc/a77670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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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03-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教育厅立项“《全唐诗》名物研究”（NJ3028）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