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群体性事件和高犯罪率(中国扶贫)
分配不公、群体性事件和高犯罪率
2010年3月9日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经济合作部副主任杨金贵从2004到2009年的6年中，收入或贫富差距问题一直居于改革议事清单的核心位置，2010年3月3日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政协的重点工作是调研、关注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以及群众关心的就业、住房、社保问题，展开深入调研。由此可以看出如何平衡好各方经济利益，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
收入差距过大将影响社会稳定，不是危言耸听。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表现为人对人的统治，由此必然导致权利上的对立与冲突。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社会分配这一经济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社会隐忧。
权利与财富的苟合引起群众不满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7。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此外，人民银行统计发现，中国银行体系总计8940亿元存款中的80%，集中由20%存户持有。由此可见，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存在，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民革中央在向本届政协大会提交的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建议》的提案中指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最突出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不能不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权利和财富的世袭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常态现象，财富世袭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权利的世袭上。在一些地方，现在的情况是，许多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国有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份。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关系户”和“子弟兵”唾手拥有吃“皇粮”的职位，表明公权力通过封闭运行而已完成其“代际传承”或“隔代交接”，属一种典型的“潜世袭”现象。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权利和财富开始媾和，他们生出来的就是受贿和行贿产生的“特权阶层”，由权利导致的财富，导致了中国特色的“权利财富”，政治环境成为富豪衍生的最佳土壤，财富世袭制逐渐侵蚀权力系统，从而将导致变相的政治世袭制财富和
权利的交换和世袭。
由此引发的将是社会财富急剧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而另一边则是贫穷的人们依靠着上学、勤劳来改变命运的梦想残忍破灭。
随着一个个贪污腐败官员浮出水面，人民看到的一个个权利与财富的勾结，而这一现象引发的直接影响就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如今“仇富”心理已经扩大到到了“仇权”现象，原本是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已经被大众划到了对立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相信政府，随时扑捉政府的不良信息，并瞬间放大，以满足内心的不平衡感，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正如吴敬涟所言，权力寻租、部门垄断都是机会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不消除，很难通过竞争实现收入分配结果上的平等。
本次政协会议召开期间，许多政协委员都提案或发言，呼吁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加强社会舆论监督，这将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社会矛盾。
分配不公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本就一触即发，而一部分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会采取暴力的手段去对付底层民众对于“权利世袭、财富分配不公、权钱苟合”而引发的反抗。如此一来，民众的反抗情绪日益增强。西方社会学的暴力守衡原理也表明：执政者对社会施加的暴力，终究会反弹回来。若政府不体察民情，采取弹压行动，往往会将问题复杂化、矛盾尖锐化，往往会加剧官民之间的对立，群体性事件可能升级为暴力事件，造成对社会伤害与破坏。
2008年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在对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依法对勐马镇５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500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暴力冲突中，41名执勤民警被打伤、８辆执勤警车被砸坏。危急情况下，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15名胶农受伤，2人被击中不久后死亡。冲突事件起因于胶农与橡胶公司的利益纠纷。这只是众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但是反映出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分配不公显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因分配不公、利益调整失当引发群体性冲突，已经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基层政权的稳定。
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地方政府与民争利”被认为是引发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罪魁祸首”，据社科院学者称，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而2009年仍然保持多发态势。分析称，群体性事件多发源于民怨太深，民众的利益和权益受到了侵犯，比如在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方面，一些部门欠了民众很多债。
2010年两会，平衡各阶层利益，争取最大程度的分配公平，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中央政府的决心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但是要打破如今已经形成的分配体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社会资源分配不当而导致了犯罪率的高发
美国学者约翰·列维斯·齐林认为：“贫困是间接的由影响人民的生活状况，或由供给一种生活状况使人民受其淘汰或产生无能力的人因而增加了犯罪。”
由于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有的人甚至沦为了恶势力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率趋于增长，特别是近十年来犯罪率大幅度的增长，并且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其中很大程度上与大量存在的贫困人口有着关系。由于利益的分化，社会的分层，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些被边缘化的城市贫困群体，也就成为了犯罪的高发人群。其中下岗职工和进城的农民工两类犯罪主体占有很大的比例。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长期对中国团伙犯罪进行跟踪研究。“2001年，公安部针对在押的一万五千名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嫌疑人来自七省八市，结果发现，在流动人口所实施的犯罪中，集团犯罪占了56.6%。同时也发现，其中有38%的人是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比如不付薪水、过度劳作、侮辱、攻击、辱骂)，36.4%的人是非法活动的受害者(比如抢劫、殴打等等)，21.3%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家庭是非法活动的受害者。”
因贫困走上犯罪道路的贫困者仅是极少数，但经济上的贫困或相对贫困却是一些贫困个体犯罪的重要诱发因素。社会环境、生存状态及个体心理差异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下，贫困者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因而，关注贫困者的生活状态，改善社会制度环境，对于预防和减少犯罪，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重大的意义。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广大劳动群众平等参与社会分配权益的基本保障。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关系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今年的两会中一再强调社会分配改革的决心，可见，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将在2010年有一个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