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论苏轼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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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此心安处是吾乡
——论苏轼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
马银华
（山东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关键词］苏轼；随缘自适；人生哲学
［摘要］苏轼一生处于新党与旧党的矛盾夹缝中左支右绌、屡遭贬谪，但多年的流放生涯并没有摧垮他，反而加深了他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和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吸收融合，从而形成了一套不以谪为忠、不计个人利弊得失的处世态度，为中国文人构建了一种可仕可隐、无适而不可的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３５３（２００４）０５—０１２３０３
在人们心目中苏轼是以一位乐观主义者的形象出现的，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忧患来临时，一笑置之”。他身上有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的乐观洒脱的个性特质，“乌台诗案”发生时，朝廷派人到湖州任上逮捕他，一家人痛苦流涕，忧惧恐慌，惟苏轼坦然面对，还讲了个笑语安慰妻子。罪贬黄州时，“债负山积，想年载问遂有饥寒之忧”，他的朋友都为他的处境担忧，而他却似不在意：“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与章子厚书》）…面对苦难，苏轼善于以一种“安时处顺”、安土忘怀的态度来安慰自己。后贬到岭南惠州，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到：“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与程正辅》）尽管越贬越远，越贬越穷，但已参悟“达观”妙理的他早已忘怀得失，把自己当作了一个“元不出仕”的当地人看待。后来当权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把他流配到更僻远的海南孤岛，他也并没有一蹶不振、自我消沉，反而吟诵出“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常作岭南人（《食荔枝》）、“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河》）【２Ｊ这样昂扬豪迈没有一点衰颓气的诗句。这种随缘自适、以他乡为吾乡的处世态度使苏轼无论贬到哪里，都能与哪里的乡人融为一体．并且吃得好、睡得香、生活得快乐。
《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可谓苏轼一生处世态度的形象抒写：“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心中安然，就会青春永驻、笑口常开，就会无往而不乐、无处不吾乡。正因为他每到一地，便人乡随俗，随遇而安，安土忘怀，忘掉一己的功名利禄、利弊得失，保持心境的安然淡然，所以他能随时随地发现生活中的情趣，成为一个乐观的人。
苏轼是一个悟性很高、具有灵心慧根的人，一生处于新党与旧党夹缝中屡遭贬谪、九死一生的仕宦经历，加深了他对人生命运的思考。早在宋仁宗嘉佑六年（１０６１），２６岁的苏轼出任风翔府（陕西）签判时，就有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的人生感慨．“飞鸿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２０
［作者简介］马银华（１９６５一），女，山东工会管理干部学院艺术系副教授，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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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暑论堑２００４５
爪”这一意象就形象地表达了对人生行踪飘忽不定的感受，富于哲理。神宗熙宁七年，年届不惑的苏轼在离开任职三年的杭州知密州时，这种仕途坎坷、人生多艰的感慨与以前相比又深一层，并发出“我欲乘风归去”的出尘之想，但“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水调歌头?中秋》），既想离开这令人烦恼的尘世，又担忧那远离人间的“琼楼玉宇”过于寒凉清冷：既憧憬那一份“归去”的自由，又摆脱不了淑世报君的情怀，这种出世与人世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他，成为他一生化解不开的仕宦情结。年青时苏轼曾怀着“致君尧舜”的大志来京城宦举，本以为凭着“笔头千字，胸中万卷”，人生仕途会青云直上、一帆风顺，功名事业会“倚马可待”，可谁料世路多艰，岁月蹉跎，不惑之年依然困惑，不禁流露出“乘风归去”的退隐之情，对仕途产生厌倦之感。
如果说苏轼此时流露的还仅仅是对仕途多艰的淡淡感叹，那么“乌台诗案”罪贬黄州则使诗人对自己的仕宦之路开始了全面而深层次的反思，由人生价值的外部扩展逐渐转化为对内心自足的寻觅。为了抚平１３０多天系狱事件对他人格尊严的屈辱，安慰自己那颗“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的“惊魂”，也为了更好地省察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到黄州后，苏轼就常常去城外的安国寺参禅默坐、精研佛理：“间三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惝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黄州安国寺记》）在这种虚静的佛禅之境中，把握自然涌动的生命之光，将自然与社会人生对接，把变故和灾难视作人生自然之物。所以苏轼“归诚佛僧”，精研佛理，不在于宗教信仰，也不追求什么“出生死”“超三乘”，进入什么“西方极乐之国”，而主要是求得思想上对人生社会豁然洞达的了悟和一种不索于外物的宁静淡然的心境，以期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空且静”的掸悦境界。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静穆的观照和生命的飞跃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旧１现代学者刘乃昌先生对苏轼的佛性慧根也曾有很好的分析：“苏轼对佛老思想，取其空静，而避免了懒；学其通达，而不流于游戏人生；倾慕其真朴，而未走向脱俗复古；汲取其辩证思维因素，而摒弃了它的唯无是非观。”１４Ｊ美学家李泽厚先生也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５ｏ这些都说明了苏轼的一颗“禅心”不用归田退隐，便可自我词和、随缘自适。而“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规棋》）“吾心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和蒋夔寄茶》）“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诗》）等诗句可谓是诗心旷达、禅味通神了。
苏轼一生与佛僧交游甚广，佛教“四大皆空”“人生如幻”的思想对他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服侍他二十三年之久的爱妾朝云在惠州去逝后，苏轼曾在其墓前建了一座碑亭，取名１２４“六如亭”，正取佛家“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语。他诗文中这种“人生如梦”的感慨更是比比皆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西江月》）既然人生如梦、万事成空，那么人世问还有什么事情不能看穿，还有什么烦恼不能解脱呢！这也是苏轼在面对人生苦难忧患时没有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而能显得较为通达的一个因素。正是由于苏轼“吃尽”了人生诸般苦难，悟透了自然人生之理，对人生有了一个透彻洞达的认识了悟，所以他能在风雨中依然潇洒的“吟啸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
佛禅这种人生如幻、随缘自适、不为外物所累的观点正好与老庄哲学中任自然、超脱一切、祸福相依的思想相吻合。苏轼在吃斋念佛、焚香默坐的学佛过程中对从小便接触的老庄哲学又有了新的体会，佛禅的空静、虚幻之说使苏轼向自然虚无主义的老庄哲学大踏步前进，从而使道家学说在苏轼思想意识中又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和强固。“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日：‘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庄子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如生死寿天、是非得失、物我有无都应等同看待，“齐万物、等生死”，是自然运行的结果，这就是“天命”．因此主张顺应天命、安时处顺，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人生，“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大宗师》）庄子所描绘那位无意功名、无为而为的“至人”形象使苏轼从悲剧人生中掌握了生命的另一种快乐．进而获得了与自然同化、自由适性的人生境界。当然，苏轼渴求庄子逍遥游的境界，信奉自然齐物之说，但他并不像庄子一样置身于社会之外否定人生，做一个严肃冷面的俯视者，而是从庄子学说中滋养了一种对自然人生更深沉、更理性、更通达的看法。他曾说：读《战国策》，学利害；读贾谊、晁错，学论事；读《庄子》，学论理性；又熟读《论语》、《孟子》、《礼记》，要志趣止当。这说明苏轼人生志趣的根本在儒家的政治学说，但其精神思维活动的源头则来源于庄子，从庄子学说那里学会了和同万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建立了人生退守和超越自由的精神根基。
老庄这种祸福相随、穷达相伴、顺其自然无为而为的观点，使苏轼在认识和思考自然人生时，不像一般文人那样执着于一点、一面，而是常常是多面多元多角度地观察，从而对事物有一个洞达、透彻的了悟，对进退得失、功名利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把握。他认为“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二者发生矛盾就必然会使人感到“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因为人常常自内观物，“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为外物表面现象所挟持遮盖不能看清事物本来面目。而只要变换一种角度，从“游于物外”（站在事物之
此心安处是吾乡
外俯视）的超然态度来看问题，那么“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瑰丽者也。铺糟（酒糟）啜醴（薄酒），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不必是奇异瑰丽的东西才能使人快乐，即便是食酒糟，饮薄酒也可以醉。只要你轻轻转过身来换一个角度重新看问题，那么原先令人烦恼的人生岂不就顿然变得无往而不乐？明乎此理，那就不单单是生性乐观的问题了，而是一种类似于对生活获得了思想超越的乐观，一种识透“天命”、洞晓人生事理后的智者的达观，所以苏轼乐观不是盲目的肤浅的乐观，它是苏轼饱经忧患、尝尽识透人生诸种愁滋味之后的顿悟，是“通过从多种角度观察人生的各个侧面的宏观哲学，扬弃了悲哀”￣６ｊ的思想者的超脱旷达。
四
苏轼正是在接受庄子相对主义和人生虚无主义思想基础上，更进一步把庄子的理想人格与原始儒家的理想人格从精神上结合起来，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以外部客观条件具备与否的可仕可隐、无适而不可的自然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就是以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和道德主体的建构和完善为前提，然后根据外部条件具备与否合理调整自己仕与隐、为与不为的处世方式，是一种不以谪为患、不计个人利弊得失的旷达人格显现，是“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圆融结合。“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不再仅仅取决于外部，而且自我也有主动选择权：“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灵壁张氏园亭记》）
这种人生哲学使苏轼无论遇上多么残酷的处境，总能即时即地随遇而安、随缘自适，去寻找并进而确立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快乐源泉，从而触处生春、无往而不乐。从贬居之地的山水风情中，从真情流露、自然成篇的诗文创作中，他找到了安身立命、适己任性的快乐源泉。“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ＪＩ『草木虫鱼之美，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书》）“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书临皋亭》）在一种寓意于物而不受制于物的精神状态下，领受大干世界的无穷之美，达到主体的完全自适和充分肯定。“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闻者便是主人。”（《临皋亭闲题》）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越是心境悠闲、自由放松的“闲人”，越能享受大自然造化之美妙，只有摆脱了尘世俗物的纠缠和思想上的一切杂念困扰，拥有了时间上空闲和精神上清闲，清风和明月才能成为自己欣赏品味的对象，才会得到审美的愉悦和快乐。
谪居生活虽说是朝廷对诗人的放逐，也可说是对诗人身心的放归，从繁杂尘务中解脱出来，可以有大量时间来抒写自己所思所感，这对他来说未尝不是幸事，大宋朝廷是少了一位尽职尽责的官吏，但中国文学史上却多了一位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家。“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春渚纪闻》）盯’文艺创作使无可忍受的贬谪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使他体认到个人生命活力的乐趣和主体自由的享受。“日赕茶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圃，文章为鼓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一首》）。７Ｊ华屋玉食可以不存于心中，但诗文创作却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特别是从和陶诗中找到了“与他心有戚戚然”的知己之感，他的朋友黄庭坚曾说：“东坡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跋子瞻和陶》）｜７Ｊ他将自己所作《和陶诗》当成自己最珍视的精神财富：“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陶，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苏轼对陶渊明这种想出仕便出仕、欲归隐便归隐的真淳朴实的自然人生充满了向往。当然苏轼效仿陶渊明，又超越了陶渊明，他吸收了陶渊明的任情自然与物同游的生命理想，但冲破了渊明消隐于山林的生命局限。他多方面吸取、融合了传统思想文化合理有益的因素，特别是佛禅对人生通达的认识，使自我在现实日常悲剧状态中也始终能拥有一种精神的自慰自适，从而达到了对传统文化人格的超越，成为一位更加纯粹、更加睿智的诗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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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孔凡礼苏轼诗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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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李泽厚美的历程［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６］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四川大学中文系苏轼研究资料汇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责任编辑：主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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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论苏轼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
作者：马银华
作者单位：山东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名：
东岳论丛
英文刊名：DONG YUE TRIBUNE
年，卷(期)：2004，25(5)
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7条)
1.孔凡礼苏轼文集 1999
2.孔凡礼苏轼诗集 1987
3.宗白华艺境 1987
4.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 1982
5.李泽厚美的历程 1984
6.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 2001
7.四川大学中文系苏轼研究资料汇编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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