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斗争哲学

题辞


富勒将军说，19世纪，西方出了“三卡尔”，一个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一个是卡尔·马克思，一个是查尔斯·达尔文（英国的“查尔斯”就是德国的“卡尔”）。他们都是斗争哲学的先知。

中国也出过两个精通斗争哲学的人，一个是孙武子，一个是毛泽东。

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谋略管着技术，技术管着武器。

武器是器不是道，道是谋略。

人消灭武器，还是武器消灭人?难道只有消灭人类，才能最终消灭武器?

没有人，武器只是废铜烂铁。

兵不厌诈的意思是挑战规则。

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目 录





自 序



写在前面的话





上篇 理论篇





第一组：权谋组（战争三部曲：庙算 野战 攻城）



计篇第一 运筹庙堂之上（贵谋）



作战第二 决胜千里之外（贵速）



谋攻第三 强攻不如智取（贵全）





第二组：形势组（兵力的配方：形 势 虚实）



形第四 众寡之用一（备战）



势第五 众寡之用二（应敌）



虚实第六 众寡之用三（制胜）





下篇 实战篇





第三组：战斗组（从走到打：将得吏 吏得士 士得地）



军争第七 看谁跑得快（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行军第九 四种行军地形（宿营和警戒）



地形第十 六种作战地形（六地和六败）



九地第十一 九种客主之地（地理和心理）



九变第八 兵家最忌死心眼（九变、五利和五危）





第四组：技术组（两种“高科技”：火攻与用间）



火攻第十二 火器时代的序幕（五火之用）



用间第十三 不用间，不胜（五间之用）

自 序

《孙子》很短，只有约6000字，但叙述简练，道理深刻，常读常新，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

我读《孙子》，不止一遍，而是很多遍。

最初接触《孙子》，到底在什么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上初中那阵儿。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郭化若将军写的《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这书还在手上。他是把《孙子》十三篇打乱了读，重新编排，让我觉得很刺激。

高中时，我又从我的同学张进京家找到两本很有用的书，一本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排印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一本是杨炳安先生的《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他爸爸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主任，家里有不少书。

当时，为了读《孙子》，我还从空军学院借了不少书，主要是军事教材一类。我有个亲戚在空军学院。

这是开始读。

插队，19

68 1970年，我在内蒙古又一次读《孙子》，手头书太少，思胜于学。我是把精力放在义理和结构上，就像小时候玩玩具，拆了装，装了拆，近乎游戏。

1971 1975年，我回了老家。1974年，偶然在北京买到一本1974年2期的《文物》杂志，上面有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出土的简报。这一发现，对我是个不小的刺激，心里充满神秘感和探索的冲动，很想知道西汉古本和今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975年，我陪父亲看书，才在首都图书馆看到文物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线装大字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和陆达节的《孙子考》（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北大图书馆，我也跑过，主要是查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从类书辑古书引文。

1976年，我写过篇文章，是对线装大字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孙子兵法》上编整理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由刘仰峤同志（刘青峰教授之父）转给夏鼐先生。

1977年1月下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把我的文章寄给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5月1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给我写了感谢信（写于4月8日），并送我一本普及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这是竹简本的第二个整理本。我就是凭这篇文章，才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77 1983年，我在考古所工作，不但可以利用考古所的藏书，还有两个借书证，可以利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从此眼界大开。1979、1981和1983年，我有三篇文章，是考证简本《孙子》，两篇发表于《文史》，一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俞伟超、李学勤和裘锡圭先生帮我改过文章，让我铭感终生。

精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是竹简本的第三个整理本。我手头的这本，卷前有题字，是1986年11月10日，我的岳父、岳母，已故的傅懋先生和徐琳先生，特意买了送我。这个本子，是我调到北京大学之后出的，最重要。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我到北大后，一直讲《孙子兵法》。我写《孙子兵法》的书，主要都是成书于我到北大的二十多年里。

研究《孙子》，我跟《孙子》打交道，前前后后，已有三四十年。现在回头一看，以前的工作都是铺垫。

我有两本书，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一本是《〈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一本是《兵以诈立 我读〈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这两本书，前一本是旧作的汇编，主要侧重于文本考证，比较枯燥；后一本是我在北大中文系的讲义，主要侧重于知识背景的介绍和全

书文句的疏通，可读性高，但细节太多。

这些都是铺垫。

没有这些铺垫，就没有现在这本书。

很多词句考证和相关知识，大家可以查这两本书，这里用不着再讲。

没有先前的“厚”，就没有现在的“薄”。

在这本书里，我想尽量避免重复，尽量突出重点，讲义理，讲思想，由博返约，回到当初关心的问题。

讲义理，就是把十三篇分成四组和上下篇，对全书的结构和思想，重新梳理一遍，提纲挈领，用最简单最清楚的语言勾勒其轮廓。分析篇与篇的关系、章与章（即段落和段落）的关系、句与句的关系，我的讨论，首先重视的是《孙子》的内证。词语互见的查证，当然少不了。

讲思想，就是把兵法当作一种行动哲学、斗争哲学来讲，说明兵法是一种处于高度对抗状态下，急需灵活反应，判断胜于认知，行动胜于言语的思维方式。行动者的所有认知，都是“知之”加“不知”，千疮百孔，充满怀疑、猜测、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朝好了讲是“艺术”，朝坏了讲是“赌博”，特别不像“科学”。

我一直认为，这更接近人类思维的真相，也更能反映人类认识的全体。

至于军事本身，我也想进一步讲一下《孙子》“贵谋尚诈”的特点，让大家知道，“兵以诈立”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中国战略文化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读这本书，大家不难发现，我对很多问题做了新的讨论，如：

（1）什么是“兵”?《孙子》中的“兵”字应该怎么翻译（《计》）。

（2）再论“筭”字和“算”字是什么关系（《计》）。

（3）对比“诈坑降卒”，讲“卒善而养之”的难能可贵（《作战》）。

（4）论中国的城市制度（形制、规模、数量）是定型于战国时期，后来发展不大，很多晚期城市还不如早期城市大（《谋攻》）。

（5）对“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再讨论（《形》）。

（6）辨“仞”、“寻”之异，指出“仞”是高度单位，“寻”是长度单位（《形》）。

（7）论林彪战术与“势”的关系。以前只讨论过“一点两面”，这次补充了“三三制”和“四快一慢”（《势》）。

（8）论地图的重要性：林彪、粟裕都是地图迷（《地形》）。

（9）对“诸、刿之勇”说的补充：《吴子》和《尉缭子》都推崇“死贼”（《九地》）。

（10）对“霸王之兵”说的补充：大国威慑也是“诈”（《九地》）。

（11）强调“用间”是“诈中之诈”，用间对道德是重大挑战（《用间》）。

（12）论朱逢甲《间书》体例之不善（《用间》）。

（13）辨“反间”的两种不同含义（《用间》）。

我还记得，《兵以诈立》出版后，中华书局让我和读者见面，在三联书店，我做过一次演讲。讲完，有位军事院校的读者提了一个问题，非常好。

他说，海湾战争后，我国正面临一场军事技术的大革命。现在，对我们来说，什么最重要?武器、技术还是谋略。换句话说，就是“兵以诈立”，还是“兵以器立”，还是“兵以技立”?

这个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想，所有读者，心里都会有这个问题。

为此，我想把“兵以诈立”重新解释一下，什么是“兵”，什么是“诈”，为什么“兵”要以“诈”为本。

战争总是充满诡诈。

人类社会总是充满战争或类似战争的活动，诡诈并不限于战争。

这对人类的道德是个挑战。

它不能不让人考虑，道德与诡诈到底是什么关系。

历史上，赤裸、直白，坦言诡诈者，其实最老实。韩非是老实人，马基雅维利也是老实人。真正的滑头，都是满嘴仁义道德。

军人最老实。《孙子》说“兵以诈立”，就是“兵以诈立”，绝不说靠“忠信”吃饭。

相反，大讲“忠信”者，往往都很滑头。

比如奸商都说，买卖讲究的就是“诚信”二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制假贩假、设局洗钱，让你怨无头债无主者，正是此辈。

还有政客，利益至上，他们心里说，人无恒敌，人无恒友，没有主义，只有交易，政治无诚信可言，但场面上，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说，开口全是天地良心。

过去，我们都以为，商业欺诈只存在于小商小贩、低层次，买卖大了，就是杀人越货的黑帮，也得金盆洗手。其实不然。眼前的事情，从三鹿奶粉到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一课（也可以说是“上了一当”）。“无商不奸”，打击一大片，话不能这么讲，但“商”和“奸”还是有不解之缘。

过去，我们都以为，尔虞我诈的宫廷阴谋，全是专制暴君所为。现在怎么样?即使是“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统，照样撒弥天大谎。

读读《用间》篇吧，间谍不好听，但谁都离不开。古人离不开，今人也离不开。哪个大国，不是把间谍当宝贝?

《孙子》是兵书，本来是军人的读物，供军人活学活用，用来打仗的。承平时期，不打仗，《孙子》有什么用?日本人，真奇怪，他们在战场上输了，但尚武精神犹存，居然想出用《孙子》做买卖，研究营销，研究管理。

现在，风从日本来，坊间所出解读《孙子》之书夥矣，读者的兴奋点主要是买卖。这是真正的卖点。

我给老板讲过课，他们关心什么?我知道，主要是如何用《孙子》管理员工，如何用《孙子》指导商战。中国传统的阴谋诡计，如《三十六计》，很受欢迎。

他们

是把《孙子》当《三十六计》读。

用《孙子》做买卖，首先有几个问题要搞清：

第一，商场是不是战场?（他们肯定说“是”，因为有竞争对手）

第二，你跟谁打?（他们肯定说是跟竞争对手打）

第三，你们打完了，谁倒霉?（可能是竞争对手，但最倒霉的恐怕还是老百姓，就像战场上一样）

总之一句话，兵家讲“兵以诈立”，你敢不敢说“商以诈立”?

“商以诈立”，老百姓还怎么活?

所以，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古书就是古书，军事就是军事，思想就是思想，我不教你做买卖。

“兵以诈立”，可以。

“商以诈立”，不行。

《孙子》不是生意经。凡谋商机于兵法者，不必读此书。

2009年6月1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5月15日，应刘源同志邀请，我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做演讲，题目是《说“兵以诈立”》，演讲内容就是摘自本书。


兵法是研究人的大道理(1)


《孙子》是兵书，但不是一般的兵书，而是兵书中的经典，不但在中国是经典，在世界上也是经典。有人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普适原理，没有文化特点，也许过了一点，但这书讲的道理比较通用，文化心理的隔阂比较小，这是事实。中国古书，世界公认，争议少，谁都说好，这本书是代表。

兵法是研究人的大道理

《汉书·艺文志》把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类属于人文学术，大体相当现在的“文史哲”；后三类属于科学技术，大体相当现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当然还有相关的技术，当然还有现代人称为“迷信”的非科学成分。

中国传统：人文，经为首；科技，兵为首。

中国古代，兵学很发达，说别的可能脸红，这事一点儿不吹牛。历史上，中国的兵学最发达，搁到全世界去讲，也一点儿不吹牛。1

参看：赵汀阳《坏世界研究 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作者说，“我原来研究形而上学，考察了许多呆主意，后来研究伦理学，考察了许多傻主意，再后来研究政治哲学，又考察了许多坏主意”（5页）。他是把政治哲学定位于“坏世界研究”。他说，“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做伦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1页）。该书即以《哀公问》的这段话作为题词。

研究人类社会，现代科学叫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主要有两大学问，一门是政治学，一门是经济学。经济学，发达比较晚，不如政治学。

《礼记·哀

公问》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1



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

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西方传统，研究人，主要有两门学问，一门是伦理学，一门是政治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原来是搅在一块儿，老是分不清。古人都讲“以德治国”，我国这么讲，外国也这么讲。大家都盼望“好人政治”，相信“好人”搞出来的政治一定是“好政治”。

柏拉图作《理想国》，喜欢讲正义。他老把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混为一谈，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

这类想法，和我国差不多。比如孔孟一派的思想家就这样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没有小，焉有大。个人和家庭是社会细胞，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

这是小道理管大道理。

亚里士多德作《政治学》，才把伦理和政治分开来。他知道，希腊公民是生活于城邦之中的“城里人”，离开城邦，什么也不是，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人是政治动物。2

2

原话有两种翻译，一种是“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一种是“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7 页。案：“政治”（politics）一词是源于“城邦”（polis）。希腊公民是生活于城邦之中，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动物”其实是“城邦动物”。

马基雅维利作《君主国》，第一次把政治当作一个“坏世界”来讲。他把政治从伦理剥离出来，才有了独立的政治学。他很像中国的法家，讲政治就是讲政治，不跟道德掺乎，非常诚实，非常坦白，非常严肃，因而也非常冷酷。

马克思也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们都强调大道理管小道理。

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政治学，也没有社会科学。

中国的政治学，告别道德后的政治学，叫“刑名法术之学”。这门学问，毫无疑问，是由法家奠定。但法家成于秦也败于秦，在中国的道德世界始终抬不起头。只有它的兄弟学科一脉单传，留于后世。这就是中国的古典兵法。

中国的政治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兵法”。1

1

赵汀阳说，“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策略，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 兵法 ；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的正当理由和原理，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 法理 ”（《坏世界研究 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2页）。战国晚期，天下流行的是“商管之法”、“孙吴之书”（《韩非子·五蠹》），治国和用兵分不开。特别是讲“大战略”，两者分不

开。2

现代军事学，头一条就是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兵法，早就这么讲。

《孙子》开篇讲“五事七计”，“五事七计”的头一条就是“道”。“道”是政治。

我国2

中国古代的法家，往往也是兵家。有趣的是，马基雅维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写了《君主论》，还写了《兵法》。古代，“道”是终极性的原理，管着一切小道理的大道理。

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有各的大道理。数术讲天地，方技讲身体，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真正讲人，主要集中在兵书。

兵书是讲“人道”。

《鹖冠子·近迭》有一段话，和《礼记·哀公问》形成对照：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

鹖冠子曰：“先人。”

庞子曰：“人道何先?”

鹖冠子曰：“先兵。”

作者生活于杀人盈野的战国晚期，当时的战争太残酷。其惨烈程度，空前绝后，只有上一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相比。这对人的世界观是很大的刺激。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很难理解历史。

战争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兵法是解读历史的金钥匙。

中国人是把兵法当作研究人的大道理。1

1

自古以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严密的组织手段，最聪明的思想方法，都是首先用于战争。



兵法是一种斗争哲学(1)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上下翻页 全屏阅读

兵法研究的是人。

有人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冲突，小则妇姑勃谿，大则你死我活。

人比动物更能“窝里斗”。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产物。它是借西方哲学概念重新诠释中国的子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两部开山之作。他们都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

兵书，按传统分类法，是附属于子学。中国的技术书都归子学。过去，儒经占据统治地位，子学低于经学，技术又低于子学，《孙子》没有地位。除了军人，除了喜欢议论军事的文人，没有多少人关注《孙子》，更不用说其他兵书。子学也好，兵学也好，都是赖西学而复兴。

胡适、冯友兰，他们讲先秦哲学，是以儒、墨、道为主，虽涉名法，旁及阴阳，但于兵书、数术、方技，全都不着一字。冯友兰讲他的“取材标准”，特别提到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讥讽该书太高抬《孙子》，竟把兵书列入哲学史的范围。

兵书是技术书，最讲实用，这样的书，难道也有“思想”，也有“哲学”吗?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他们会问。

我说，当然有 不但有，而且很有。战争，人命关天，千变万化，奥妙无穷，不动脑筋，不长心眼

，那不是找死?

哲学是爱智之学，兵法最讲智慧，里面当然有哲学，而且是最聪明最机灵的哲学。我甚至可以说，中国式的思维，和兵法有很大关系，不懂兵法就不懂中国哲学。

1930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第一篇，他曾拒收《孙子兵法》。但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这么看，武装斗争出身的毛泽东不这么看。

毛泽东研究兵法，主要在1936 1938年，兵法和哲学是一块儿读。1936年，他写信给叶剑英，让他派人到白区买《孙子兵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中，他引用过《孙子·谋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937年，他读过苏联出版的哲学书。在《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身，1937年7 8月）中，他引用过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关于辩证法问题》，也引用过《孙子·谋攻》（同前）。1938年，他在延安组织过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读《战争论》，读恩格斯的军事著作，请何思敬从德文翻译，边译边讲。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他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郭化若将军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他写过《军事辩证法》（1999年），写过《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1939 1940年），写过《白话译解孙子兵法》（1944年）。他们都把《孙子》当作很有哲理的著作。1949年后，中国各大专院校的中哲史教材普遍讲《孙子》，讲《孙子》中的辩证法，应该说是延安的遗风。

1958年和1980年，冯友兰两次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收入了《孙子兵法》。今天大家都承认，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没有《孙子兵法》不行。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辩证法就是起源于《孙子兵法》。1

1

参看：李泽厚《孙老韩合说》，收入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77 105页；何炳棣《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收入所著《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1 35页。

《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兵法，都很有哲学味儿。这种哲学是什么哲学?其实就是生存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就是以斗争求生存的哲学。

人与人斗，很残酷，但无法回避。这是人类生存的大问题。

人的所有行为，不管哪一种，都是对生存环境的反应。

英国战史家富勒说，19世纪，有三个“卡尔”是讲这种哲学的先知，一个是普鲁士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一个是德国的卡尔·马克思，一个是英国的查尔斯·达尔文（英国的“查尔斯”，就是德国的“卡尔”）

，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这种哲学。2

2

参看：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卷三，6页。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最早。1911年的《大战学理》是最早的中译本（从日文版节译）。此书是欧洲的《孙子兵法》，很有哲学味道，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由于列宁和前苏联军事界的重视，由于毛泽东和延安军事界的重视，在我国影响很大。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比前者晚16年。中国最早的译本是1920年陈望道的译本。由于十月革命，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中国也影响很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比《战争论》和《共产党宣言》都晚，但中国人知道进化论，却比《战争论》和《共产党宣言》要早。《物种起源》在中国出版是在1920年，但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已经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亡国灭种”的“盛世危言”下，对中国人的震撼，简直如山呼海啸。其社会学的意义（救亡图存）要远远大于生物学的意义。

革命和战争有不解之缘，有目共睹。两者都是暴力，互为因果。现代的两次革命高潮就是和两次世界大战相伴随，不必多说。

今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值得纪念。他的《物种起源》，在美国常被人骂，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骂，甚至有人把他当马克思主义的源头骂，骂他，甚至超过了马克思。其实，《共产党宣言》比《物种起源》早11年。

古人讲战争，喜欢从含牙戴角、前爪后距，擅长使用毒药的动物说起。1

1

李零《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103 104页。战争确实很动物，兵法的很多想法都来源于打猎。

动物战争，一直是人类战争的参照。它们为了争夺食物，争夺水源，争夺领地，争夺交配权，打得不可开交。动物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类的丑陋。动物是人类的老师，但“弟子不必不如师”。在种内攻击这一点上，人类比动物更突出。

动物，上天、入地、下海，无所不能。它们，浑身上下，全是高科技，雷达、声呐、远红外、GPS、电磁波、生化武器和各种伪装术，应有尽有。即使讲武器，论技术，动物也是人类灵感的源泉。我看电视，经常看跟动物有关的节目，就是从动物学军事。

人类非常好斗，既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斗争，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斗争。这是个冷酷的事实。研究这个冷酷事实的哲学叫斗争哲学。

虽然，“斗争”二字，现在已经不时髦，但斗争依然存在。


兵

书四门，贵谋尚诈(1)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上下翻页 全屏阅读

西汉晚期，刘向、刘歆把天下的兵书分成四门：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汉书·艺文志》）。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

（一）权谋

班固的定义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权”是权变，“谋”是谋略。“权谋”是战略，是研究战争全局的大计。古代兵书，《司马法》、《六韬》和《孙子兵法》，是权谋的代表作。战争全局，是“用兵”和“治国”的关系。比如《六韬》，既讲治国，又讲用兵，就是属于“大战略”研究。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是《老子》的话（出第57章）。治国是靠“正”，御臣下也好，管老百姓也好，要守规矩，讲道德。但用兵不一样，它是对付敌人，想方设法，跟敌人拧着来。它靠的是反规则，这叫“奇”。比如《司马法·仁本》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忠）人（信）”就是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讲“兵以诈立”，就是讲“以奇用兵”。

“先计而后战”，是《孙子》的特点。它以《计》篇为头一篇，先庙算，次野战，次攻城。计必先定于庙堂，然后才兵出于境，这就是“先计而后战”。

“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是说它有综合性，下面三类，它都讲，就像医书中的医经，不光有理论性，还有综合性。《孙子》，不但《汉志》著录的82篇本可能是四门都讲，今本十三篇也是如此。

（二）形势

班固的定义是“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形势”，是战术对策，好像医书中的经方，对症下药。它强调的是快速反应，灵活机动。兵书讲形势，对话体，最方便。但《孙子》不这么讲。它是把“形”、“势”二字当一对矛盾，先作理论分析（《形》、《势》、《虚实》），再作过程描述（《军争》以下五篇），从“合军聚众”到“交和而舍”，从走到打，一环一环扣着讲。

“雷动风举”，就是“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后发而先至”，就是“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就是“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这些话，都出自《孙子·军争》。

（三）阴阳

班固的定义是“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阴阳”，是数术

之学（古代讲天文地理的学问）和阴阳五行说（数术之学的理论）在军事上的应用，主要和天地有关。俗话说，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指这类学问。这类学问，早期文献多已失传，读者要想了解，只能看出土材料。这里简单说几句。

“顺时而发”，是讲选择时日（术家叫“选择”），用兵要合于时令。古代的选择书经常讲用兵，兵书也经常讲选择。出土发现，子弹库帛书、睡虎地《日书》，很多数术书，都有这类内容。

“推刑德”，“刑德”是一种选择术，它和用兵关系很密切。马王堆帛书《刑德》就是这种书。孔家坡汉简《日书》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随斗击”，古代占卜，有一种工具叫式盘，当中是北斗，周围是二十八宿，北斗犹如表盘的指针，二十八宿犹如表盘的刻度。古人相信，斗柄指谁谁败，相反的方向才是吉。孔家坡汉简《日书》有《击》和《斗击》，就是讲这种数术，张家山汉简《盖庐》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因五胜”，是讲五行相胜的数术。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就是讲这类数术，孔家坡汉简《日书》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类学问，充满迷信，但在古代，却是“高科技”。古代的军事气象学、军事地理学，就是集中在这一类。



《孙子》也讲兵阴阳，主要集中在后半部。一是《军争》到《九地》，《孙子》处处讲地形，涉及阴阳、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