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4)
三、消费
这里也需要一些相当冗长的推算，但基本要点是相同的：
? 黄忽视了方行论消费的文章中使用的方法，从而弄错了它的含义。
? 黄对于英格兰食品消费的经验性观点是错误的；一旦它们得到纠正，我们就
看到即使在大众消费最重要的领域，江南也完全可以与英格兰相比。
? 黄完全忽视了我对除粮食和纺织品之外的消费品种类的观点。
? 黄从根本上曲解了我对江南棉布产量、输出和消费的叙述，暗示我试图隐藏
江南输出它生产的大部分棉布这一事实，而我事实上是突出了它。
? 即使我们对原棉和棉布的输出提出一个比我书中提出的更宽松的数额，留在
江南供消费的棉布仍然与英国的水平大致相当。
? 黄依靠徐新吾的棉布消费估计来说明清代全盛期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刚刚可以
维生的水平上，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徐的数字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
础上。实际上，徐并没有提供清代棉布消费水平的真实证据。
? 尽管黄反驳了我对1750年全中国棉布消费的估计，但与徐的估计相比，这些估计更符合其他有较坚实基础的研究（那些研究是黄本人也称赞并依重的）和
其他相当明确证实的事实。
黄和我一致同意，对消费这个重大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太少，而方行1996年的文章迈出了有用的一步。然而，黄忽视了这个研究的局限性（黄
2002a,166―7），方本人则对这些局限性直言无讳。首先，方观察的是极贫苦
的穷人。他的17和18世纪的数据主要来自《沈氏农书》和《补农书》中对无
地劳动者的消费状况的讨论：他们属于社会最穷的成员（91―92）。他没有做
独立的收入估计，并且基本上让自己限于为一些消费项目确定现金价值，这些
农书列举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的雇工或是需要从地主那里得到、或是能够用他们
的工资购买的这些项目的最低数量。此外，尽管方假定他的典型的劳动者是一
个五口之家的家长，他却没有考虑这个劳动者的妻子提供的任何收入，除了她
为家庭成员织的布（实际上，绝大部分情况下，一个无地的劳动者养活不起一
个五口之家）。所以，方的工作是为研究受雇佣者的消费提供了一个最低标准，不是一个平均水平――他也没有自称它代表了平均水平。我利用他的研究指出，在用于食品的收入比重方面，这个最低标准与在同样阶层的欧洲人（包括英国人）中发现的消费模式极为相似。黄的言论完全不能影响这一观点，主要的欧
洲中心论者们的新研究加强了它[1] 。当然有可能，江南人口中的极贫阶层比
英格兰人口中的极贫阶层占的百分比更大，但那有不同的意义，它也并不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可能有帮助――像我的书那样的一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说明
我们在哪个领域最需要新的研究――但黄在假定所有农民或多或少同样贫穷的
基础上提出的全部主张，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结果。
一般说来，黄根本没有涉及我对消费的看法，除了纺织品外（我们立刻就要谈
到它）。特别是他忽略了我提出的关于口粮的证据，这实际上在18世纪欧亚大陆的两端都是最重要的消费项目，也是江南平均消费水平明显高于英格兰的项
目[2] 。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中，我也作了一个比较蛋白质摄入量的尝
试――无疑用的资料极不充分，特别是中国方面――发现对绝大部分人口来说，这方面大概也没有大的差别。黄的未加注解的相反的观点――在英国人的典型
膳食中，“粮食（面包）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黄
2002a, 153）――会让《剑桥英国社会史》食品一章的作者奥迪（D.J. Oddy）大吃一惊。他的1787―1793年劳动者的数据显示，每人每周的摄入量是9磅面包和0.5磅马铃薯，辅以0.3磅肉，0.1磅脂肪（包括植物油），和0.5品脱
牛奶。按热量计算，肉类占这份膳食的5%，奶占1.5%，全部脂肪占3.1%，面
包和马铃薯占到了90%以上。[3] 甚至奥迪收集的1863年的数据也只有0.9磅肉， 0.3磅脂肪和1.4品脱牛奶，对14.8 磅面包和马铃薯。（用1787―1793
年的数据计算，每人每天摄入49克纯蛋白质，实际上低于江南劳动者可能的摄入量）[4] 。无疑，在英国有其他一些男人和女人吃得更好，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而农村劳动者，如我们已经见到的，仍然在人口中占最大比重。
实际上，黄声称18世纪英国人的膳食中肉类、面包和奶制品占同等分量也会使J.C. 德鲁蒙德和威尔布里厄姆（Drummond and Anne Wilbraham）吃惊，黄引
用他们的著作作为支持其观点的公认权威：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说这种话。就在
黄引用的那些页上(1939, 245―250)，他们说，18世纪初，当时的年景相当好，南方农村大多数劳动者每周吃一两次肉；到18世纪后期，他们“如果一周吃一次肉就很幸运了” (1939, 245)，很少有牛奶(246)。北方人在奶制品方面情况好一些，但肉甚至更少。德鲁蒙德和威尔布里厄姆提供的一个北方劳动家庭的
预算样本包括全家每年购买12磅肉；南方的样本包括26磅（全部是咸肉，因
而可能脂肪多于蛋白质）(1939，247)。所以这部著作像奥迪的一样，肯定了我的观点，即，江南普通人的饮食累积起来完全可以与他们的英国同类人匹敌；
黄为什么会引用它们证明相反的观点真是不可思议。
除了食物――与黄所说的相反（黄2002a, 164―5）――我用了相当大的篇幅
论述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在西欧农村的流行，既提到了大众消费增长的存在也提
到了它的限制，并说明有某些迹象（尽管这方面都是野史类的记载）显示中国
各地农村消费中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但既然黄希望把争论集中于纺织品――这
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并且有相对完好记载的日用品――让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黄认为我对纺织品消费的讨论“极具误导性” (2002a, 166)，主要是因为我采用的产量数字是英国和江南的。他说，这会“再次忽视基本常识”：江南输出
了它生产的大部分棉布。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也是这样说的，我提到英国1800
年输出的布匹约占其产量的三分之一，江南棉布产量中输出的比例完全可能更高。[5] 这使我的估计大致与李伯重的估计一致，他估计江南产量中有40%输出，尽管黄更喜欢一个看起来产生于同义反复的较高的数字。[6] 问题在于，
在我们提出更好的资料之前，我们都是在猜测这个比例。所以与其假称我们有
合适的有独立基础的消费数字，最好的作法还是比较产量数字，同时指出江南
产量中应该扣除的供输出的比例是未知的，但看来可能与英国处于同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