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与民族化2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与民族化
——以回族为例
[摘要]伊斯兰教从唐代传入中国，以后一直没有间断，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步为我国回族、维吾尔、哈萨克等数十个少数民族中大多数人所信仰。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 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蕃坊”、儒化和回族化三个阶段（回族角度看）。在与中国主流文化的碰撞中, 不断吸收汉文化的因素, 实现自身的再造, 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回族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民族化
凡是世界性宗教，他们在传播过程中，都会有一个地方化与民族化的过程。伊斯兰教兴起后, 伴随阿拉伯半岛的统一, 帝国统治区域的扩大, 伊斯兰教迅速向外传播,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 也逐渐实现了在所传入地区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所谓伊斯兰教的地方化和民族化, 并不是说, 伊斯兰教要完全放弃它的神圣经典—《古兰经》、放弃它的基本信仰和基本宗教功课, 也不是要完全放弃它的教法禁戒和伦理规范。而是在伊斯兰教所许可的范围和限度内, 为适应新传播地域民众的精神生活、甚至是物质生活的需要, 做出某些可能的调节或调整, 进而与当地民族的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相和谐、相融合。历史上, 无论在中亚还是北非, 抑或其他伊斯兰教传入之处, 这种地方化和民族化几乎都是以被传入地区的伊斯兰化为最终归宿的。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个过程中不但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 回回民族, 并且实现了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它还得以独立于传统主流文化之外，保留其独有的民族文化特色。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鲜明特性就体现在这里，一方面它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 并没有对中国文化产生如同其在世界其他地区那样的影响, 实现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化；另一方面, 它也并没有被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所吸附和溶解, 而是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独立性。这与伊斯兰教在其他地区的传播相比，是一个及其独特的文化现象。
伊斯兰教向外传播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一个外来宗教如何适应新传播地区人们的信仰需要、以及已经受过自身民族文化传统
熏陶的人们如何接受外来宗教信仰的问题。为实现该过程, 客观上要求它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以适应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早年来华的阿拉伯穆斯林, 他们在华婚配、养儿育女、繁衍后代。他们只有随乡入乡,才可能在中国长期居留。也只有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习俗, 才可能与当地的民众共同生活和彼此交往。至于那些来华的波斯籍穆斯林或中亚籍穆斯林, 他们宗奉的伊斯兰教或者已经波斯化或半波斯化、或者已经中亚化或半中亚化了。同阿拉伯穆斯林一样, 他们来中国后, 也要随乡人乡, 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把自己的信仰保留下来。而在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也会以自身的文化传统来理解、来解释它。这些穆斯林把以前的生活习俗带入了新信仰, 并对它进行相应的改造,使之适应自身的需要。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适应、传播与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蕃坊”阶段、儒化( 汉化) 阶段和回族化阶段。
一、“蕃坊”时期的伊斯兰教
宗教的存在并非因其教义而存在, 而是因其拥有若干信徒而存在。信徒是宗教的化身, 是宗教的载体, 所以信徒所到之处, 宗教也必然随之而至。中国回族最早的先民是唐宋时期进入中国并客居下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蕃客”、“胡商”和“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他们进入中国的同时也带入了他们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作为客居中国的外国侨民, 由于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的不同, “蕃客”、“胡商”多麇集而居, 自然伊斯兰教成为他们客居中国过程中生活的精神支柱。因此, 在中国, 伊斯兰教的传播首先是从信仰伊斯兰教的“蕃客”、“胡商”中开始的, 并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因为与通商、通使有关, 因而他们的居住之地比较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或唐宋之都城。虽然也有穆斯林与汉人杂居, 但更多的是同族聚居在一起。在广州、扬州、泉州和长安等地都有穆斯林聚居。由于穆斯林聚居地的形成和人口的增多, 管理问题必然突出起来, 于是出现了“蕃坊”这一组织。“蕃坊”既是穆斯林聚居区的称谓, 同时又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组织机构。在蕃坊中一般都建有清真寺。例如, 唐代在广州蕃坊中建有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及“光塔寺”, 镇江有始建于唐的仁安坊礼拜寺, 杭州有凤凰寺, 相传太原清真寺和大同清真寺也建于唐代; 宋代泉州所建的清真寺现存的就有三座, 扬州仙鹤寺、宁波清真寺以及北京
牛街清真寺等，均为宋代所建。清真寺是坊内伊斯兰信徒和过往穆斯林商贾聚礼和进行其它宗教活动的场所, 按照阿拉伯传统, 寺内设掌教一人, 专司宗教事务。蕃坊或蕃长与清真寺和掌教的关系, 虽无史料说明, 但从蕃坊和蕃长的职能来看, 清真寺当属蕃长的管辖范围。蕃长虽不专管宗教事务, 但要依照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 这必然要求蕃长与掌教要保持认知上的一致性和良好的协调关系。蕃长每星期必须有几天专与穆斯林共同祈愿, 朗读圣训, 由此可以推论, 清真寺也应是蕃长解决民事、处理诸多公务的重要场所。
随着蕃坊内蕃客的日益增多, 甚至成家立业,子孙繁衍, 蕃客子弟也日益增多, 因此对蕃客子弟进行教育就成为蕃坊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于是在蕃坊中出现了”蕃学”。按照阿拉伯的教育方式,蕃学当设在清真寺内, 教学生朗读《古兰经》, 学习书法、语法、历史、算学和诗词等。对成人的教育则通过讲授“圣训”，以使之学习为人接物之道。同时在每周伊斯兰“聚礼”即“主麻日”的宣教中, 进行品德和历史教育, 其目的是使客居中国的穆斯林始终保持着对故土的认知和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宗教是为信仰而存在的, 信仰的主体是信徒,因而, 一定时期内信徒生存的状况必然决定着宗教存在的状态。考察唐宋时期回族先民( 蕃客、胡商)客居中国的状况( 蕃坊) , 对早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得出如下的认识:
第一、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是作为一种"侨民文化"而存在的, 是客居中国的穆斯林侨民的信仰,它的存在范围仅限于蕃坊( 穆斯林聚居区) 之中。此时的伊斯兰教没有也不可能纳入中国文化的体系, 更不可能与儒、佛、道三大文化主流相提并论。
第二、如前所述, 唐宋时期的蕃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组织, 蕃坊中实行的实际是一种阿拉伯式的社会制度。因而, 伊斯兰教既是蕃民们信奉的宗教, 同时又是蕃坊组织运作和蕃民生活的精神准则。伊斯兰教以及蕃民的生活, 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不过是一种异国的风情和生活习俗, 人们对伊斯兰教并无清晰的认识。
第三、作为侨民文化, 伊斯兰教在蕃坊中的存在和传播直接承继和保存了本土( 阿拉伯地区) 的形态: 布教者和信教者均直接来自阿拉伯地区；蕃坊内通行的是阿拉伯和波斯的语言文字；实行的是阿拉伯式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
和市井生活。因而, 可以说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更多地保存着阿拉伯的样式。
第四、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的蕃坊文化圈内存在的, 其
功能是服务蕃民宗教生活和市井生活的直接需要。伊斯兰教传播的重心是由掌教、阿訇向穆斯林群众传授伊斯兰教基本知识, 传诵《古兰经》, 教授他们生活用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以及过宗教生活, 而不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学说化做
深入思考。因而, 伊斯兰教对中国社会及其主流文化并未产生冲击和影响。这个时期的穆斯林也是相对独立于中国社会的。唐宋时在中国的回教人, 差不多可以说都是外国人。这些外来的侨民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形成了元代的“回回人” , 他们分地聚居, 形成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社区；他们格守伊斯兰教, 听从来自阿拉伯的传教士的传教, 他们从事以经商为主的经济活动, 遵守伊斯兰教
的生活方式。
二“汉化”时期的伊斯兰教
蒙元时期, 一批批中亚、西亚回回人的东来, 使中国回回人口大增。其分布也越出了唐宋时期居城市一隅的蕃坊状况, 遍及中国各地的城镇和乡村。在元代, 朝廷实施“籍户”政策, 东来的回回人以及世居中国的蕃客、胡商及其后代均获得了"回回户"的身份,结束了"侨民"的历史, 正式成为中国的公民。由于元朝与阿拉伯国家关系长期保持稳定, 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 中亚、西亚的伊斯兰教职业人员不断进入中国传经讲教, 加之元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宽
容态度, 使得伊斯兰教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兴旺。与伊斯兰教的繁荣同步, 回回人“娶汉女而居”( 也包括其他民族) 繁衍子嗣, 不少随回回人一起落籍屯戍的蒙古人、中亚非穆斯林的突厥各族人等不断皈依伊斯兰教, 加入进回回人的群体,使之不断得到充实和巩固, 经元代至明代, 回回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成为中国较年轻的少数民族共同体。伊斯兰教的繁荣对于回回民族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 伊斯兰教的繁荣并没有因为回回民族的形成而呈现直线发展的
状况。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必然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变化的制约,中国伊斯兰教的繁荣经历元代和明代早期, 进入明代中期后, 则步入了“低谷”。进入明代以来, 皇帝对回族等民族穆斯林采取了歧视与压制政策, 清代时这种歧视压迫更甚, 统治者把伊斯兰教视为邪教，自然要
排斥打击它。其次从文化方面着, 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它决定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而伊斯兰教的信仰观念和价值观念( 如前定论、后世说等) 与儒家学说相对立, 因而伊斯兰教也遭到中国文人及普通群众的怀疑与非难。除此之外，由于“大分散、小集中”, 每个穆斯林在成长过程中, 既受到来自教坊内部伊斯兰传统文化的薰陶, 同时长期处于汉民族汪洋大海的文化氛围中, 伊斯兰信仰自然趋向于“淡化”。伊斯兰教主张奉养父母于生前, 死后“薄葬”, 素为封建士大夫所鄙视。据史料所载, 回回达官贵人因丧葬"变俗"而放弃伊斯兰教信仰者,不乏其人。官至明朝廷"侍郎"的萨奇( 诗人萨都剌之孙) , 母死, 倘按回回丧葬方式, 不足以显示他的权势和豪奢, 改从“朱文公之俗”( 儒化) , 以名贵棺椁及其他物陪葬; 回族诗人丁鹤年也以棺木改葬其母, 设酒肉祭奠, 终身守墓, 博得“丁孝子”美名；这些情况,反映中国伊斯兰教面临信仰的危机。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讲, 由于“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特点, 事实上回回人是处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汉文化对每一个回回个体的渗透势所必然。随着回回语言、服饰、姓氏的日趋汉化, 同时也带来了宗教意识的逐渐淡化；此外,更为深刻和直接的原因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密切相关( 从回族的角度分析) : 无论是“蕃坊”( 唐宋) 时期, 还是元明时期, 伊斯兰教的传播不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性行为, 而是一种个体性行为。回族的先民本身就是伊斯兰教教徒, 他们入居中国后, 伊斯兰教传播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他们及其子孙宗教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将伊斯兰教学化。这就决定了伊斯兰教的传播重心是宗教基本常识, 而对伊斯兰教教义、教理的研究、宣传的工作明显薄弱, 因此, 长期以来不仅在教外人的眼中,甚至在众多教内人的心中, 伊斯兰教仅仅只是一种"礼俗"。伊斯兰教在传播上的这一特点, 一方面维系了回回先民的共同信仰, 并对回回民族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经堂教育初步形成、经汉文译著发展成熟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 即伊斯兰教义学) ,表明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不仅仅表现为经堂教育和译著译经释经中采用汉语和汉文, 更重要的是经学大师们大胆地、积极地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 在译经、释经中以中国传统思想阐明伊斯兰教学理,以当时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的架构来创建伊斯兰教义学的体系, 使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大环境的整体文化氛围相适应,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获
得了理论的根基,从而也使伊斯兰教具有了明显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三、“回族化”时期的伊斯兰教
伴随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共性进程的推移,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中, 又由于不同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个体以及教派因素的直接参与, 使得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呈现出民族的多样性特点。换言之,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过程同时伴生着和体现为伊斯兰教的民族化过程。因此, 从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不同少数民族的角度分别考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必然存在着在“中国化”这一共同前提下的本民族化的问题, 例如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化、哈萨克族化、撒拉族化等等, 其中伊斯兰教的回族化最为突出。
从回族形成和发展的角度看,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包含着伊斯兰教的回族化和回族化的伊斯兰教两层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含义。伊斯兰教的回族化是指, 伊斯兰文化作为异国的一种宗教文化传入中国后, 在与中国主流文化( 汉文化) 的猛烈碰撞中, 不断吸收汉文化的因素，实现自身的再造, 使之获得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和条件, 成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组成部分；与此相联系, 伊斯兰教对于中国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回族化的伊斯兰教, 是指回族人思想上所理解和行为上所遵循的伊斯兰教, 是带有回族人印记的伊斯兰教。中国回族形成的途径与其他少数民族是完全不同的。回族不是从传统的原始氏族部落基础上逐步发展演化而形成的, 而是在唐、宋、元时期进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各国信仰伊斯兰教和各族人在中国落籍后, 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中较年青的一个少数民族。正如前面所谈到的, 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存在和传播远比回族的形成要早得多，在漫长的回族形成过程中, 伊斯兰教文化渗透到侨民群体的方方面面, 在这一侨民群体向中国回族转化的过程中, 必然造成伊斯兰教文化与包括哲学思想、政治理念、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回族文化及回族特性的合一, 从而形成了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现象。在回族人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等的形成过程中, 伊斯兰教文化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催化作用。伊斯兰教文化成为了回族文化的核心，当人们对回族文化进行考察和研究时, 很难找到没有受到伊斯兰文化渗透和影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 不论是族内人还是族外人都习惯于把回族和伊斯兰教等同起来, 族外人习惯于把伊斯兰
教称为“回教”, 把回族人( 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的人) 称为“回教徒”；族内人“族即教, 教即族”的观念更是根深固,在他们心目中, 作为回族人就必须信仰伊斯兰教, 不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戒律就不是回族人, 就要受到同胞的鄙视和排斥, 进而不承认其回族的族别, 丧失其在回族中的威信和地位。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与民族化，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复杂的的过程。由于回族在历史上特殊的形成原因以及其它因素，回族伊斯兰教的地方化与民族化，不能完全概括伊斯兰教在中国各个民族发展演变的整体面貌。本文从回族角度来探讨的伊斯兰教地方化与民族化，只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变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它仅仅只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要展现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丰富多样性，只有分别从信仰伊斯兰教的所有少数民族的角度, 开展深入的、全方位的研究，才有可能分析得透彻、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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