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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方面浅谈李约瑟难题

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方面浅谈李约瑟难题
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方面浅谈李约瑟难题

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方面谈李约瑟难题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罗曼予)

[文章摘要]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就近代科技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李约瑟难题”,各国学者从科学史、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本文拟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出发谈谈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思维方式;李约瑟难题;差异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权威,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1]

李约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层的思考,他补充到:“为什么近代科学,即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在先进技术上的应用,只在伽利略时期的西方才接二连三地产生呢?这是一个许多人已经提出的,但很少有人能回答的最明显的问题。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实际需要方面,东亚文化要比西欧有效得多呢?”[2]

李约瑟对这个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与解答。他指出,社会结构是科学技术产生的土壤,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主体,经济结构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三者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科技发展的差异。后来,李约瑟又提出了“水利社会论”和“恒温器理论”来解释此难题。前者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未能发展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是个“水利社会”。他认为中国属于季风区,降雨有很强的季节性,灌溉、防洪、水利成了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将大量人力物力集中于水利工程建设,导致了中国高度的中央集权,进而导致了官僚制度和科举取士的产生。国家把大量精英都

网罗到仕途上来,使他们热衷于作八股文章和仕途,而中国的科学技术就这样逐渐走向衰落。“恒温器理论”指中国地大物博,人民自给自足,地理上相对封闭,文字和制度稳定,使中国像是一个能保持平衡的恒温器,有类似于人体自控的功能。这种恒温器在一定阶段内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又过于保守,最终阻碍了科技的进步,导致科技由盛转衰。另外,李约瑟还提出过“国民性论”,认为中国国民性比较落后,缺乏自主,喜欢盲从,易被人统治,这也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原因。李约瑟的答案虽然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但也不乏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对于这个问题,各国学者从各个层面作了思考。杨振宁认为,是中国思想土壤不良。他指出,技术领域的进展可能相对是最不重要的,而自然哲学的进展恐怕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缺乏这种思想土壤。如当时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就是反科学的,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爱因斯坦也曾对这个问题作过科学解释。他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如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3]近代科学离不开实验方法和对实验结果的逻辑分析与综合,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缺乏实验,研究工具的粗陋也不利于科学认识深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确实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复杂性的难题,由多个解构成其解答。中国科技由盛转衰是由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综合造成的后果,影响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教育体系、经济基础等。由于我能力有限,所以就拟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方面来谈其中一个解。

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科学传统,直接导致了特点各异的思维方式与方法,从而也就决定了科学发展的不同。西方近代科学革命是在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宗教神学统治下爆发的,而中国近代科学的衰落是在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较高水平上开始的。在探讨导致东西方近代科学两种不同走向的原因时,必须关注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特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从科学的角度考察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东方注重传承传统思想,讲求诠释经典,而西方崇尚批判的科学思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从文本解读思想,讲求诠释经典。从孔子开始就倡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国学者长期形成“笺注经书”的学术传统,喜欢注解前人、诠释经典,甚至在诠释经典时,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对真理的认识,对传统的理解,对权威的态度和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拘泥于旧义陈言,不思创新,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对承传先哲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却使经学取代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笺注主义替代理论创新,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制约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遏制了思维的个性化,对科学和学术的进步非常不利。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历来不注重科学思想,往往把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视为异端邪说,把技术发明斥为“奇技淫巧”,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新理论、新学说如《水经注》,只能通过表面上笺注经书而实际上融入新内涵的形式阐发出来。有的学人则淡薄功名,追求国计民生之学,但不善于在实践中提炼科学思想,导致整个民族科学水平的衰竭。

与东方学者的思维往往固步自封、传统守旧相反,西方则推崇批判前人的科学思维。“科学真理”有其相对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特定认识的反映,它永远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科学总是在怀疑中前进、在批判中发展,而科学创新离不开这一过程。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对神话自然观的批判。近代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为,科学面前没有权威,只有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和实验,因此亚里斯多德的所有理论包括方法也必须接受怀疑和批判。能分析微观高速物质运动规律的量子力学是在批判牛顿力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等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发展,已形成了现代系统思维的崭新方式,也是在批判传统的以决定论为核心的线性的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此可见,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怀疑,科学进步的动力是批判,科学批判精神的核心是不断去追求真理。

第二,东方传统思维重悟道,思维重心在纲常伦理,而西方则崇尚理性的科学思维。与西方的科学不同,中国传统的认识方法是笼统的、直觉的,缺乏分析。中国传统“格物致知”中的“物”并非指物质或万物的“物”而是作“事”解。所谓的“格物穷理”的“理”,也不是物理的“理”,而是所谓的绝对真理和绝对智慧的“天理”。“格致”的对象和范式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在如何

“格致”即方法上,中国古代倡导的是“用心悟道”、“心包万理”,而不是锻造思维的工具和手段。“心外无物”这种主观内求的思维方式把认识活动导入了道德修养,使人忽视了对外界的实践,也忽视了书本外外的自然知识。“穷理”也只是对封建纲常穷根究底。“格物穷理”实际上是种修身的方法,而非探究万物的奥秘和物质的本质。中国传统的“格致”思维方式决定了其在科学上难以有所成就。此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经验型的思维,抽象化程度不高。如中国古代造出了一系列伟大建筑,但缺乏建筑学理论。这样的经验性思维一般是就事论事得出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只达到抽象的低级阶段。或者通过类比、比喻来明晰道理,有时偏于主观,缺乏理论分析。

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作为思维内容的经验与作为思维形式的逻辑的结合,科学是建立在经验与逻辑基础之上的理性思维。西方注重思维工具的运用与发展,科学的思维方式通过思维工具的不断发展进行承传。西方学者不断地发展数学这一客观的思维工具。欧几里德几何学是第一个在思维的条理性、语言的严谨性、体系的严密性和推理的逻辑性上都完美的数学公理的演绎系统。力学的本质被牛顿用数学公式揭示,为科学如何运用数学方法提供了示范。爱因斯坦用数学公式揭示了物质世界的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当代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数学方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使数学工具和方法向不同的科学领域渗透。除了数学思维工具的锻造,西方学者同样崇尚逻辑思维工具的运用与发展。如对自然的本源的思考上,毕达哥拉斯则力图用逻辑的方法通过抽象的“数”及其关系来描述。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孕育了科学理性的精神,锻造了科学思维的工具,以其为核心的演绎逻辑,开创了逻辑的形式化、公理化、抽象化和体系化,这些对科学进步的意义是深远的。

要想彻底解开“李约瑟难题”还需要时日,这一难题值得科学史、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研究者深入探讨。只有深入认识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源,才能努力改变不利于科技发展的贫瘠土壤,增加科技土壤的肥力,使中国科学技术重新发出光彩。

注释:

[1] [2]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M]. 上海:上海科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3]陈明远.对爱因斯坦的误读[J].文汇报,1998年4月16日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 1.整体性和个体性 中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中国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而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逻辑和个体思维为特征。 中国人的整体观念根源于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把一切都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这种整体性和综合性,其渊源可追溯到《周易》。《周易》以代表大地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将象征万事万物的其余六十四卦置于其后,以天地位准则,将天地间的道理普遍包容在内,从整体上把握宇宙和万事万物,形成了概括天地间的世界体系,体现了一种系统的整体观。这种思想传承已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深远,以中医为例: 《黄帝内经》是中国精粹的医学典籍,其典型的特征就是整体性模式。它不但把人看成是一个整体,还把天、地、人看成是一个整体,提出了保持健康的四大平衡,即动与静的平衡,阴与阳的平衡,酸与碱的平衡以及最重要的理智与感情的平衡。中医把人的身体结构看做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了“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将五行与人体的五脏联系起来,讲究整体的辨证施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系统思想。 与中国重视整体性相比,西方则更强调个体化或个性化。受基督教的宇宙观的影响,人是由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有最高的个人价值和尊严,充分尊重人的个体性。同时,西方人明确地将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现象和本质相区分,并分别做出深入的分析研究。认为人与物质互相独立,物质又可分并有自己内在运动规律,这种的思想深深影响着西方,逐渐形成了西方人逻辑分析和个体思考的思维模式。 2. 直觉经验性和逻辑实证性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中了悟而不重实证”,借助于直觉体会,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即“以经验为基础,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只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 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这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将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解读 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 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 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

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评析

一.西方文化中思维方式上有哪些不同?简述各自所表现出的优势和不足,请举例说明?(不少于800字)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的方面这种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那么,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西方是分析式思维的传统,中国是直觉思维的传统。什么是分析呢?整体分解为部分或者不同情况来看事物。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用三断论的方法。讲求大前提小前提,还有前项后项等。论证时还不要犯逻辑错误。什么是模糊呢?就是采取一种直觉的方式,多从整体上来待事物,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二者差异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前者条分缕析,后者活稀泥 看了一些书之后,我认为西方人是长于分析的,试举一例:最近读了一本书《尼各马可伦理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商务印书馆)这里就有许多分析的例子,如:有三种主要的生活: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深思的生活,德性的选择适度的那种品质在恐惧与信心、快乐与痛苦、财富与荣誉、怒气与羞耻、言谈与交往方面都存在着过度、不及与适度。慷慨是小笔财物给予方面的适度。大方是大笔财物的花费方面的适度。大度是对重大的荣誉的欲求方面的适度、温和是怒气方面的适度、友善是社交方面的适度、诚实也是社交方面的适度、机智是消遣方面的适度(有品味地开玩笑的人被称作机智的)。必要的肉体快乐并不是恶,过度才是恶。快乐是一种善,但并不是最高的善。不仅如此,亚氏还论证了许多关系,如正义、德性、幸福、快乐、善、恶、公正等伦理学范畴。 上面这本书,完全是亚氏分析性思维的体现。还有黑格尔的《美学》,近代教育专著《大教学论》,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康德的三大理性批判,都是西方长于分析的好例子。 中国有没有分析式思维呢?有,只是这种思维不是我们的传统和长项。如孟子有分析性思维,如他在《齐桓晋文之事》中谈到,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还提出人心的“四端学说”。《孙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谋,其次代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是分析的例子。墨家辨论,长于分析,但这些思想从来就没有成长中国文化的主流。 中国式思维是中庸之道:不走极端,叩其两端,取其中也。这种思维的实质是要调和甚至取消矛盾调和的方法,难道我们真得不需要走极端吗?我们知道事物是互相联系的,如环境重要还是遗传重要,我们知道都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这样停留在这个程度上,没有环境论者和遗传论者,我们如何能达到对这个问 化 学 化 工 学 院20087087 李昭

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

受到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中会造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 思维方式的差异首先造成的就是言语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在信息传达上,中国人习惯于形象思维和联想,为了使文章生动、形象,经常使用丰富的形容词和比喻,而且,在切入正题之前往往还要进行很多铺垫。而对于西方人来讲,这种做法只会减弱信息传播的效果,而且往往被认为是空洞和夸大其词。因为西方的写作风格,特别是英语的写作,比较注重逻辑的紧密和事实的陈述,一般来讲比较低调,即使是一些名人的著名演讲,也没有很多华丽的词藻。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西方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中国人由于采取整体优先与和谐至上的思维定势,因而认同集体主义,在中国人的社会氛围中,祥和、安宁、合作、顺从始终占主导地位。西方人由于主要采取分析思维与求异思维来看待事物,因而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对立面,他们更注重个人的存在,个人的价值和自我的实现。西方的民主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人们不崇信集体也不崇信任何权威,而认为不论是集体还是权威都是由契约形成的,个人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爱护有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此外,中西方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西方人从总体来说相信那些经过分析方法证明的东西,他们相信科学实验、相信问卷调查结果,而不轻易相信经验和直觉,对于中医学他们可能感到比较神奇,出于冒险和刺激心理,有些人可能会接受如针灸和汤药等中医疗法,但是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医。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中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导致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异。西方人习惯于竞争,喜欢表现白我,崇尚冒险、刺激、新颖、花哨,而中国人则往往觉得西方人的这些表现过于张扬,为人肤浅。中国人由于注重整体优先的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时往往不分你我,工作一起干,吃饭付费往往是抢着付钱,而西方人则是明确地分清是非和你我,彼此之问保密隐私并不认为是不信任,相反,像中国人那样随便打听别人的收入、年龄和私生活,反而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总之,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西方人在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上的差异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方交流的逐渐增多,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问的差距也在逐步减少,中国文化正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西方人到中国来之后也能“入乡随俗”。

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及看法

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看法 1937年,已经在胚胎生物化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李约瑟博士,认识了三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此后,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感情,并献身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了解愈多、研究愈深,就愈在脑海中产生这样挥之不去的问题: 为什么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成果,在总体上超过欧洲,近代科学却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显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联系。前一问题是前提、基础,它不成立,后一问题便无的放矢;同时,后一问题又是前一问题的深化和发展。因此,两者也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1991年,李约瑟在为王国忠所著《李约瑟与中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他在研究中国科技史过程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 提出这一难题,正展示了李约瑟的大家风范,表明他不止是出色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深刻的思想家。他并不满足于史料的爬梳考证,还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知识。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波普尔强调科学始于题,没有了问题科学也就不存在了。确实,能够提出一个深刻的、覆盖面大的问题很了不起。一方面,它体现了提出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提出者努力去破解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它又吸引一批研究者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工作,或深化或拓展,从而推动科学前进。因此,“李约瑟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已经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的通用术语。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能够成为学科的术语,无疑是极高的荣誉。 然而,近几年来“李约瑟难题”似乎正面临“危机”,各种各样批评的乃至否定的浪潮向它袭来。有的人认为它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可谓先天不足;有的人主张对它重新加以表述,使之精确化,例如表述为中国古代的技术一度领先世界,为什么近代落后了; 有的人指出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中国学者(例如任鸿隽先生)提出过类似问题,因此应该“正名”(例如称为“任鸿隽问题”); 有的人更加干脆,宣称它是“伪问题”,根本不值一顾,毫无研究价值。 透过这种种现象,我们看到中国学术界的思想确实大大活跃了,研究的视角、方法丰富了,各种不同的见解也能够发表了。相对于一潭死水、一家独鸣的局面,显然是一种进步,令人高兴。不过,对于其中的若干观点我却不敢苟同。借此机会,我想申述两点看法: 首先,我们无权修改或修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长期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郑重提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事实或对象。对于它,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答,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如果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也可以否定它。但却不能去修改或修正它,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因为一经修改或修正,便不再是“李约瑟难题”,而是别的什么问题了。比如改为中国古代技术先进,为什么后来落后了,与李约瑟的原意相差甚远,怎么还能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呢? 其次,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根据。后人固然可以否定前人提出的问题,但必须有充足的站得住脚的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李约瑟难题”而言,必须证明中国古代并没有取得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并不比西方先进,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总体上推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或者,必须证明近代科学是在中国兴起而不是在西方兴起的,至少也要证明是在中国和西方同时兴起的。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写近代科学史。宣称“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的人,有没有提供这样的理由呢? 显然没有。

中西方差异之思维方式

YOUR LO 中西方差异之思维方式

中西方差异 ——思维方式 我曾看过一则故事:有一所国际公寓闹火灾里面住有犹太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犹太人急急忙忙先搬出的是他的保险箱法国人先拖出的是他的情人美国人则先抱出他的妻子而中国人则先背出的是他的老母这一趣谈反映了一个事实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趣向。 1?伦理型与认知型 2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整体性 《易经》:提出了有机整体的初步图式为中国传统思维奠定了基础 儒家:把自然人性化道家:把人性自然化

1)整体性思维的特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2)整体的基本范畴:“道”、“气”、“太极”、“理” 3)整体的基本要素:“阴阳”、“五行”、“八卦” 整体思维的目标:主客一体实现“尽善尽美”的整体和谐境界 整体思维的结构:二元结构一一阴阳T中庸、兼顾、联系、对应、对称、对立 阴阳鱼太极图:体现整体圆融和会、阴阳互补、和谐平衡、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互为因果的 中国辩证思维方式 比较:中国的“元气说” VS.西方的“原子论” “元气说”一整体性思维方式:横向铺开 “原子论”一分析性思维方式: 西方思维方式一一分析性 柏拉图之前: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整体观 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主客二分”的思想 十五世纪下半叶以后:分门别类,分析解剖 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笛卡儿:开创西方近代哲学,以“主客二分”为原则 分析性思维的特点: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现象与本质,分析、研究这个二元世界 分析性思维的两个层次:1.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分门别类研究 2.以完整而非孤立、变化而非静止、全面而非片面、相对而非绝对的

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自然辩证法作业

李约瑟难题有数不清的答案,在此我要谈一谈自己的观点,我把这个难题分成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为什么别人做到了?另一方面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做到?对于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产生在了十七世纪的西方,现在国际上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欧洲的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为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而后两者尤其是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工业革命更是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第二个方面,才是我们组今天想谈论的重点,我们并不想把一系列的原因进行罗列,所以在这里只是想着重谈一下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在谈到社会观念这种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些当时的社会环境,毕竟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古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封建君主专制必然首当其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偌大的中国其实只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在重大决策上面更多时候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意思,尽管有时也会受到来自大臣方面的压力,但更多时候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封建君主专制滋生了浓厚的政治官僚制度。而为了使天下黎民苍生听命于自己,在大臣的建议下皇帝选择了儒家这一政治工具,从最初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后来的朱熹理学一统天下,儒家思想为统治者的统治建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同时为了选拔人才,科举制也适时的走上了历史舞台,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激励下,通过科举进士及第几乎成为了平民百姓施展人生抱负,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 上面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做了简单的总结,下面便着重来谈一谈我们认为的制约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最重要因素——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为了凸显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平民和统治者的社会观念对这一问题的影响,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平民层面。 1.醉心科举。正如之前提到的,在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被广大儒家弟子奉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至高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来自哲学的不同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来自哲学的不同 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

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 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思维方式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 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问题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难题。 李约瑟难题触及了中国人民的伤心之处,不少学者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据各种资料提供的信息,各个学者提出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还可以继续讨论,即使没有共识,也会给以人们启迪。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众多学者对“李约瑟难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难找到较为统一的答案,不过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不能随意予以否认。总体来说,学者们将产生“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林鸿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二.小农经济影响和冒险精神的缺乏。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1.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2.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3.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三.科学技术与民主自由的关系。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技术上的成就“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班级:机制1206961 学号: 120696120 姓名: 钱春华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一、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 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 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 , 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 , 克服不足 , 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 , 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 , 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 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 , 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 , 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 , 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 东方人好曲线 , 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 , 喜欢开门见山 ; 中国人曲线思维 , 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 非此即彼” 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 线性推理” 的观念 ,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 , 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 , 如“ 天人合一” 、“ 亦此亦彼” 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 , 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 辨证” 为主 , 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 , 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 , 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 , 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 , 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 , 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 , 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 , 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 , 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 , 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 , 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 , 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 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 整体思维” 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 , 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 , 因此犯下“ 基本归因错误” 的几率较低。所以 , 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

李约瑟之谜的启示

成功与无奈: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曲折发展摘要: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灿烂,科技成就一度领先世界,但是为什么近代科技文明没有在中国得到萌芽与发展,一度落后于中国的西方却后来居上?历史问题很多时候是复杂的,它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试图得到一个终极的解释是不实际的,因为“原因”总还有其自己的原因。因此,应当从多角度来剖析它。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其影响因素必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它们相互影响,在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总能得到不同解释。 关键词:辉煌;没落;李约瑟之谜;多角度;政治;经济;文化 引言:中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但是近代科技文明却没有能在中国诞生。它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深究的。找到落后的原因,吸取前车之鉴,是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途径。 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 古代中国文明辉煌灿烂,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极大的成就。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为人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国在十六世纪中期以前一直处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先地位。中国古代较早的步入了文明时代,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就掌握了比较成熟的农耕技术。中国有关于日食、哈雷彗星等天文现象的最早记录。中国有另全世界瞩目的四大发明,公元1世纪初期的西汉时期,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公元105年左右中国科学家

蔡伦又改进和提高了造纸技术,从而使造纸术在中国得以推广。中国早在唐朝就发明了火药,并在公元9世纪首次将其用于战争之中。活字印刷术则在宋代发明。中国的航海技术也一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11世纪中期的宋朝,中国科学家发明了指南针,麦迪逊写道,“在1405~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行到非洲。” 15世纪中期,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中国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也代表了当时世界医学的最高水平。 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1。罗伯特·坦普尔甚至如此赞叹中国古代的先进文明:“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没落 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开始逐渐落后。据部分资料统计,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重从公元前6世纪的占54%下降至19世纪时占世界的0.4%。然 1【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姓名: 学号: 专业: 院系: 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 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

自然辩证法--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 1 “李约瑟难题”之问及研究意义 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提出注明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朋友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牛顿这样一些伟大的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呢······为什么中世纪中国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人着了先机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关于中国文明中是否曾出现过作用巨大的“科学技术”,又或者中国是否曾在某一阶段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欧洲,这在学界有着很大争论。这些争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不在于是否能够提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而在与提示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李约瑟难题其实包含两个问题:1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2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发展进程中会整体落后与西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求解李约瑟难题过程的实质是研究科学技术自身发展逻辑规律与启示政府重视科技发展内外影响因素的问题。 2 政治经济制度影响 科学技术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而这与社会制度也有很大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发展历程都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形态。我们潜意识里都会认为东西方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建制”是相同的。 2.1 经济制度 旧社会中国的农民是自由农民,他们从皇帝那里领到土地维持家用,同时对以皇帝为首的政府提供赋税,并受统一的法律制约和保护;中央政府从农民那里

取得赋税来维持军队,而军队的士兵也来自农民。这样中央政府有很大的权利、很大的力量建立强大军队,可以随时铲除任何挑战中央集权的豪强,呈现两头强、中间弱的局势,是高度中央集权形式。在这样的土地制度下,小农经济使得人们能够自给自足,拥有土地便可维持生活所需,所以贵族阶级甚至全社会都对土地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占有欲,从而便产生了强烈的重农轻商,对经商致富以鄙夷的态度,于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中国受到了限制,生产力上也没有对科学有进一步的要求。 欧洲土地制度非常不同。在欧洲封建的制度是庄园制。贵族名义上是从国王那里领到土地,但贵族是庄园土地的真正拥有者,于是贵族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都非常强。农奴靠耕作他们领土的土地而养家糊口,国王在把土地封给贵族的同时,贵族需要提供一定的军备和粮食,国王的资源来自贵族,于是国王不具备压制贵族的能力。中世纪的庄园制:贵族拥有土地、农奴为领主劳动以谋生存,这呈现出两头弱、中间强的局势。于是,中间阶层的贵族拥有更多的势力和自由,贵族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多利益,变得更为强大,对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技有更强烈的欲望。直到中世纪的默契,即开始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时,很多领主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把土地用于养羊,从而加快工业化的过程。 2.2 政治制度 贵族阶层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社会建制决定统治阶层的权力依靠于贵族的支持,所以贵族会比较长时间的保持自己的贵族身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没落贵族为了追求社会地位提高,要求思想的解放和探索精神。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贵族靠在朝廷垄断高级职位,以此作为他们世代冠冕的保障。他们的身份依赖于王族的庇护,一旦这个特权和庇护失去,贵族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于是,中国的读书人便以“学优则仕”的准则来作为人生观和价值观。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克服不足,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辨证”为主,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所以,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都有可取之处,不可片面否定;但在很多事情诸如有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可以向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2)西方重解析,东方看整体 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 仅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做菜放多少盐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而中国是用勺子舀的。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于归纳,西方人善于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西方人把宇宙看作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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