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澳门总口研究 》学术史回顾

第一章前言

一、选题意义

澳门作为贸易港口，明代在此地设置有市舶司，管理澳门口岸的朝贡和市舶贸易。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是澳门市舶司的管理是“为率良周”，较为完备的。澳门贸易不断发展，形成了澳门贸易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澳门港口的地位也随之变得非常重要，成为16后期和17世纪的国际贸易中心和中转港。1清初，清政府继承了明朝的对澳政策，澳门成为清王朝的唯一对外贸易口岸。鉴于澳门港口的重要地位，清政府在决定开海贸易、设置粤海关的时候，在澳门专门设置了澳门总口和海关监督的关部行台，并派遣旗员防御一员专门管理澳门口岸的贸易，由此正式形成了清政府对澳门口岸的贸易管理机构。

澳门总口是粤海关体系下的一个支口，由于澳门夷人聚集，澳门总口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对澳门总口进行研究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第一、“澳门海外贸易是由外国商人租用中国的一个半岛而经营的，中国政府对澳门行驶主权，同时澳门葡人则实行广泛自治。”2这种管理模式决定着澳门总口的设置和运作得受到清政府和澳葡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对澳门总口的研究对全面认识中葡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二、澳门口岸允许中国船只、澳葡船只、小吕宋船只以及港

1黄启臣、邓开颂《明代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载于《文化杂志》1987年中文版第2期

2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导论”部分，第29页，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脚船只贸易，对于其他国家商船，一律饬令湾泊黄埔。3清政府对澳葡实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海关管理政策，在税收、船只检验、货物交易等方面均与其它国家不同。把澳门总口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有其事实上的依据和意义。第三、从1684年澳门总口的设置到1849年葡人侵夺澳门的主权、澳海关遭破坏，这一历史过程反映了中葡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由“朝贡体制”转向了条约体制，也折射出十七到十九世纪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值得进行考察。第四、澳门总口作为清政府设立的一个“特殊”的海关机构，它在管理活动上的各个方面经验及弊漏也足以为今天的澳门口岸的海关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二、本课题的研究状况

学术界一般认为印光任、张汝霖编著的《澳门纪略》为澳门历史研究之始。4在该书中反映出来的相关信息有：康熙年间给澳船的税收优待，雍正初年澳船数量的增加，清政府题定澳门额船为25只以及对澳门额船的稽查措施，乾隆早期澳门商船的减少，澳门商船的类型以及葡人在澳门征收的货税等等。值得重视的是该书附有澳门关部行台图和税馆图，为我们认识澳门海关提供了直观形象的材料。5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是第一部西文澳门史论著，也是第一本严肃的澳门史专著。该书中有关于清政府澳门设立海关和南湾税馆的记载，说明了“1831年以来从欧洲或澳门来的葡萄牙船的丈量”，1830年澳门港口的贸易现状及若干说明等等。这些记载一方面可以补中国3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第1269件，第649页。

4吴志良《澳门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5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点校本。

史料记载的不足，另一方面则可与之相互印证。为全面认识澳门总口的运作管理提供了重要资料。6

上述两本书籍，既可以说得上是史料书籍，也可以说是研究论著。因为二者都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同时《澳门纪略》是“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论述澳门的中文古典专著”7，《早期澳门史》则充分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思维框架和观点。

近代中国学者关注澳门史的研究，则是到民国建立以后。这一时期关注澳门贸易的著作很少，对于澳门总口的研究也自然就谈不上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在该书中的第五章第二节专门论述了“清代葡萄牙与中国之贸易”，其中有论及到清政府在澳门口岸的贸易管理，同时也为理解清代澳门的贸易管理与贸易运作的关系提供了帮助。8此一时期，西方学者徐萨斯的《历史上的澳门》一书中也有涉及澳门海关的描述，为我们了解葡萄牙学者的观点提供了资料。9

从上述的回顾中可以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没有文章对澳门总口做专门的论述的。从80年代开始逐渐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并有专文对澳门总口进行研究：陈树荣的《澳门清代关部行台始末记》10、杨仁飞的《论清政府对澳门的海关管理》11、黄启臣的《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对澳门的海关管理》12、王东峰的《粤海关澳门6龙思泰著，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

7吴志良《澳门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8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影印版。

9徐萨斯著，黄鸿钊、李保平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2000年。

10陈树荣的《澳门清代关部行台始末记》，载《澳门日报》，1987年2月17日。

11杨仁飞的《论清政府对澳门的海关管理》载《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12黄启臣的《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对澳门的海关管理》，载《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总口设立后对澳门贸易的管理》13吴志良《Hopo的词源及其设立年代》14。

杨仁飞文对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正税总口的来龙去脉作了合理的阐释，条分缕析的介绍了澳门总口的管理职能，也清晰论述了澳门总口的衰落与终止。文章最后评论说：“清王朝在清初设立粤海关，澳门总口隶属于粤海关的管辖，清廷在澳门事理关部行台，委派旗员防御、增设澳门同知兼理稽查事务，反映清廷对澳门海关管理有较完整的行政体系和管理功能，亦反映澳门在清朝外贸和海关管理上的地位重要。清廷征对特殊情况采取有区别对待的管理方式，表明清王朝对澳门的管理有其独到之处。在中外贸易集中于广州、澳门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清廷在澳门关务的管理上没有放松过，始终将海关主权集于自己手中，直到鸦片战争后被普恩破坏为止。”

黄启臣文在时间段上突破了单独一个朝代的贸易管理研究，把明清两朝结合起来论述，一方面既展现了明清对澳门贸易管理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清朝澳门海关管理的独到之处。

王东峰文对澳门总口的设立，澳门总口的职官及经费，澳门总口税则情况均有论及，还详细的探讨了广东政府管理澳门贸易的具体措施。可以说该文在澳门总口这一问题上做了更全面和具体的论述。

吴志良文探讨了“Hopo”一词的词源及实际所指对象，也用中西文献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澳门关部行台的成立日期为1684年12月份

13王东峰的《粤海关澳门总口设立后对澳门贸易的管理》，收入汤开建主编，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七集《迎澳门同归专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吴志良《Hopo的词源及其设立年代》，载于金国平、吴志良著《东西望洋》，

左右，文章引征的两份西文资料颇具有史料价值。以上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对澳门总口的设立、管理体系、职能作了较为明晰的阐述，这大大便利了本文的研究。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对于澳门总口在澳门口岸的管理活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论述，因此这也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原因所在。

澳门总口是粤海关管辖下的一个海关机构，因此，对于澳门总口的研究离不开对粤海关的了解。在这方面陈国栋先生作了很精细的研究，其相关文章有：《清代前期（1683—1842）的粤海关》、《清代前期粤海关监督的派遣》、《清代前期（1683—1842）粤海关的税务行政》、《清代前期粤海关（1684—1842）的利益分配——粤海关监督的角色与功能》、《粤海关的行政体系(1683—1842)》。陈国栋的上述文章详细论述了清朝前期粤海关的行政体系、海关监督职权、海关税收的征收和报解等。大陆学者也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如邓端本有《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岭南文史》1984第6期）。戴和有两篇文章：《清代粤海关税收的考核和报解制度述论》（《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清代粤海关税收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李金明有《清代粤海关的设置与关税征收》一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黄国盛先生的《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则是关于清前期海关研究的重典之作，该书详细的论述了清代海关的创立背景与设立经过，全面的理清了清前期海关的各个方面，如海关监督、海关衙门的组织与编制、海关税则、税收的报解等多方面。同时考察了海关对外商、对华商、对朝贡贸易的管理。正

如作者所言，该书是“从多个视角、多个层面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15以上研究成果对认识粤海关大有帮助。

清政府对澳门的政策及管理方面是应该关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以近十年年来硕博士论文为主要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尚胜《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龙心刚、彭学涛《论清政府早期的澳葡政策》（《河北学刊》1999年第4期）；王东峰《清朝前期广东政府对澳门的管治》（1998年暨南大学硕士论文，电子版）；李创娇《试论清前期对于澳门的定位与贸易管理》（2003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电子版）；弭友海《清朝顺康雍时期对澳门的政策与管理》（2005年硕士论文，电子版）；刘冉冉《1651—1849年清朝政府对澳门的管制研究》（2007年山东大学博士论文，电子版）。

澳门总口与澳门的海外贸易密切相关，澳门海关的政策变化会影响到澳门贸易的，海外贸易的变化也会直接对澳门海关的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对澳门总口的研究必然要求对澳门的海外贸易作比较细致的了解。关于清前期澳门贸易的研究，中葡学者都有大量的文章、专著问世。16近年暨南大学张廷茂的专著《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则为该方面研究的很有价值的的重要成果。该书广泛利用了各类中外文史料，注意到了各方面澳门史料整理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广泛的吸15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前言”部分，第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16譬如，李金明《清代前期澳门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载于《文化杂志》第三十九期，1999年夏季中文版。韦庆远《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澳门通洋贸易与黄埔设港的关系》均载于《澳门史论稿》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载于《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邓开颂《清代澳门的对外贸易及其特点》载于《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黄启臣《澳门对外贸易的式微(1644—1840年)》载于《学术研究》1988年第4期。马宋芝《清初澳门的海上贸易》载于《文化杂志》第三十九期，1999年夏季中文版。陈文源《清中期澳门贸易额船问题》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等。

收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做到了中外史料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该书对澳门的海上贸易作了具体的量化的研究，对每一个时期，都力图用表格说明当时贸易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作者在资料搜集上的用力甚深，也大大方便了本文的研究。作者还将澳门海上贸易史置于中外关系发展进程中进行研究，加强对澳门各种制约因素的综合考察，也对本文的写作思路有所启示。

学者们在研究清代广州贸易时，习惯于将清政府的整个管理制度称为广州体制或广州体系。澳门总口的运作与广州体制的运作构成一体。广州商贸体制的研究是澳海关研究的基础，也为澳海关研究提供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有着广泛的成果。以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为开端，学者们不断开拓，在各方面对广州贸易作出了重要成果。如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路易·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的博士论文《中国与西方,18 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 —1833 年) 》等等。近年范岱克先生的《广州贸易》一书，则为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广泛利用了来自瑞士、荷兰、丹麦、英国、美国和葡萄牙等国的档案资料，对广州体制的制度、政策及粤海关运作的具体实践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书中对被忽略的引水员、通译、买办等一大群人做了详细的研究，梳理了广州贸易的日常运作机制，填补了学术空白。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广州体制走向衰落的各种因素，认为外国人之所以能攻克广州体制，首先在于其本身的弊端，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步丧失了在茶叶、瓷器和丝绸方面的优势，因此广州体制也会最终解体。该书为本文理清澳门口岸的贸易运作方

面，在分析澳门总口的弊端方面，在思路的扩展方面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史料

在对已有成果的回顾的过程中，发现对于澳门总口的研究总显得很零散，即便是对澳门海关研究的专文，或是由于资料的限制，也未能作系统全面的探讨。要么是局限于船只税收的征收，而忽略了税收报解的论述；要么是专注于澳门各方面管理职能的探讨，而忽略了纵向的动态探讨。此外，也很少有学者在论述澳门海关时对澳门口岸贸易运作的独特性予以说明，这些都影响了对澳门海关做系统全面的认识。所以，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拟对澳门总口作系统的论述。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讲究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力图真实具体地反应当时的历史状况；同时，在发掘中文史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西文研究成果。

本文关于澳门总口研究的时间段主要是从澳门总口的设立到鸦片战争前，一般认为，鸦片战争前是清朝前期，所以以“清前期的澳门总口研究”为题。文章将首先略述开海设关的背景。由于局面的不稳定，所以清政府曾一度“禁海”，但是当统治局面已基本稳定下来的时候，清政府就不得不面对开海贸易的选择。在考虑开海设关的同时，具体地在哪些地方开海贸易，清政府最后作了怎样的决策，都会在本文中有所探讨。

澳门海关的设立在澳门葡人看来是什么样的，他们作出了怎样的

反映，这是本文在论述澳门总口设立后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只有了解了葡人对澳门海关的态度才有可能更好的理解澳门海关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

在论述澳门总口的各方面管理职能之前，本文拟对澳门口岸船只的贸易情况作出详细的描述，因为这是澳门总口管理的主要对象，也是澳门总口存在的理由。在论述澳门总口的管理职能中，本文尽可能的做到条款与史实的结合，以期丰富对澳门管理职能的认识。

最后一章是对澳门总口管理活动的探讨。本文期望以澳葡额船的船只顶补问题以及澳门口岸的米粮贸易问题来深入的认识澳门口岸的贸易管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澳门关口是怎样进行管理的，在这些平凡琐碎的事件中体现出澳门总口管辖下丰富的历史内容，再现澳门总口在管理澳门贸易中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当然，鸦片贸易是澳门总口管辖下发生的一件非常重大且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由于鸦片问题已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过相当有成就的研究，17而且本人也没有深入系统的搜集资料，故未敢简单涉入。

澳门总口是粤海关下的一个正税总口，是广州制度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牵涉到整个广州贸易的变化，澳葡贸易的变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本文在对澳门总口的研究中尽可能的结合各方面做出论述。18

17如邓开颂《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载于《学术研究》1990年第3期；郭卫东《澳门历史上的鸦片贸易问题》，《文化杂志》；吴义雄《鸦片贸易再研究》，《近代史研究史研究》2002，第2期；龚婴宴《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18本文参考的研究综述有：康大寿《近年来澳门史研究述评》，《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

本文研究的主要史料主要由以下资料构成：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汇集了明清时期关于澳门问题的大量谕旨、大臣奏章、方志、文集等各方面的资料，涉及了澳门独特环境和地位的论述、清政府在澳门问题上的调查与决策、澳门海关的设置、澳门船只的进出口情况、澳门口岸的鸦片贸易、澳门海关人员的营私弊漏等等，是本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史料来源。

刘芳辑、章文钦校注的《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中收录了大量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中国官员在管治澳门过程中，与澳葡当局的往来文书。这其中关于澳门口岸贸易的文书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有澳关委员向理事官发出的70件下行文书，以及由粤海关监督发出的17件文书，还有许多澳门同知、香山县丞、澳关委员在澳门贸易管理问题上的文书，这些文书反映出澳门总口对澳门进出口商船的管理，包括贸易额船的具结、丈量输钞、顶补额缺、米粮免税等方面，体现了澳门口岸丰富的历史内容，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资料。

邓开颂、黄启臣合编的《澳门港史资料汇编》以专门章节辑录了清政府在澳门设立关部行台和税馆，以及对澳门贸易进行管理的史

2期；黄启臣《澳门历史研究刍议》《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张海鹏《澳门史研究：前进和困难——国内澳门史研究的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金国平、吴志良《澳门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吴志良《澳门历史研究述评》，载于《东西望洋》，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年版；龙心刚《近二十年来澳门研究综述》，《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邓开颂《中国大陆之粤港澳关系研究概述》，《学术研究》1999年12月，庆祝澳门回归专辑。

料。本文在写作中得以很方便的根据摘录的资料按图索骥。

张海鹏主编的《中葡关系史资料集》辑录了包括原始档案、官修史书、地方史志及个人专著等的资料，还有包括葡萄牙等地的外文文献史料。书中有关于明清时期澳门贸易管理的专门章节，丰富了本文的历史内容。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梁廷楠的《粤海关志》和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粤海关志》作为一部直接系统的记载粤海关历史的著作，对于澳门总口的设立、机构人员的组成；清政府的组成演变；粤海关在澳门实行的管理体制；澳门总口的动态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记载。《澳门纪略》为第一部澳门专史，对于澳门的地理、清政府的管理政策、船舶的运作、澳葡贸易的变化有一定的反映。

学术史回顾

“从中国与不丹边界问题看中不外交前景”的学术史回顾 10国际政治10368028 周梦莹 在中国与俄罗斯在黑瞎子岛的边界划定之后，中国在陆上仍没有划定的边界就只剩下中印边界和中不边界了。不仅如此，不丹还是唯一一个到目前还没有与中国建交的邻国。中不建交进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应地，中不边界双边谈判也进行地极其缓慢，虽然中不边境十分安宁，但边界问题仍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不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边界问题悬而未决？不丹与中国的外交前景会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都需要联系起来考虑，并且尚待回答。再者，令勘界学家头疼的边界问题被作为政治问题提出，使得这个课题更具前瞻性，并且如果能提出政策性建议，那就更加有意义了。对此课题，前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可以把它们简单分为以下四类来介绍。 一、中国与不丹关系综合研究 1976年印度学者拉姆?拉合尔撰写的《现代不丹》①是不丹研究领域中的一本重要著作，但它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是为印度扩张主义政策效劳的。它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资料，可以通过这来了解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立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不丹的关系。 该书第五章——《不丹的佛教》，肯定不丹的佛教主要是受到西藏而非印度佛教的深刻影响，同时，强调印度对不丹佛教的最先移植的源头关系。指出了不丹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构建来自于西藏佛教。 该书第六章——《和邻邦的关系》，分别对不丹和中国、印度的关系做了详细介绍，不丹和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关系则被穿插在其中一笔带过。从其文字间不难看出，对于不丹来说，中国表现出一种极恐怖的扩张性强国形象，而印度则是一个坚实可靠、慷慨大方的老大哥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丹与中国的关系分析中，“西藏”被作为与印度、锡金等主权国家同等地位的概念来使用，并且认为西藏人亲切友善来与中国人加以区分，甚至在本书所附的不丹地图中，西藏也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呈现。该书在历史上既不承认中国对不丹的宗主权，也把1950到1951年间中国对西藏的解放理解为“收复”不丹的先兆，所以，中国对中不关系恶化背负着重大责任。通过对中不两国外交行为的分析，作者做出这样的初步判断：中国对不丹的政策是渗透和颠覆，而非直接挑起冲突，所运用的是同时摆出善意和好战姿态的两面手法。 该书在对不丹和印度关系这一部分，反而分析得比较客观，虽然着重强调1949年两国“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对两国关系的重要影响，但也承认印度政府宣称自己有责任保护不丹，却又在1962年以1949年条约未规定为由不履行保护责任，前后存在矛盾。印不关系总体来说十分亲密，尤其在经济方面有密切的合作。但中印边界冲突使得印不关系紧张的历史教训，让夹在两个大国中间的不丹感到无所适从，所以作者得出给印度的政策建议是：在与不丹的交往中要小心翼翼，不可以惹怒不丹和露出发号施令的大国傲气。 该著作的第七章对不丹的前景做出了大胆估计，相信不丹在未来一定能在各方面摆脱中国、印度或其他强国的控制，独立地处理国际事务，但军事力量方面

学术讲座研究综述

学术讲座研究综述 ---通货膨胀与CPI的测度统计学院12级统计二班李艳斌201202010245 通货膨胀，一般定义为：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给定经济体中的物价水平普遍持续增长，从而造成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经济体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导致物价水平的移动。而在货币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当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加，人民的货币所得增加，购买力上升，影响物价之上涨，造成通货膨胀。该理论被总结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方程：MV=PT。 与货币贬值不同，整体通货膨胀为特定经济体内之货币价值的下降，而货币贬值为货币在经济体间之相对价值的降低。前者影响此货币在使用国内的价值，而后者影响此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 衡量通货膨胀率的价格指数一般有三种：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折算指数。简单说，当政府发行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纸币是国家或地区强制发行并使用的，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数量，多余的部分继续在

流通中流转，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加。政府通常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刺激经济增长（如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或平衡汇率（例如中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等原因增发货币。 通货膨胀是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其成因也多种多样。 （1）直接原因。不论何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其直接原因只有一个，即货币供应过多。用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与既定的商品和劳务量相对应，必然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 （2）深层原因。 ①需求拉动 即由于经济运行中总需求过度增加，超过了既定价格水平下商品和劳务等方面的供给而引发通货膨胀。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过度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按照凯恩斯的解释，如果总需求上升到大于总供给的地步，过度的需求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在我国，财政赤字、信用膨胀、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常常会导致我国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出现。我国1979年至1980年的通货膨胀的成因即是由财政赤字而导致的需求拉上。 所以，任何总需求增加的任何因素都可以是造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 ②成本推动 成本或供给方面的原因形成的通货膨胀，即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又称

历史学研究生必读书目

书目： 经学：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春秋公羊传注疏孟子正义经学历史（皮锡瑞）经子解题（吕思勉）春秋繁露谷梁传新学伪经考白虎通五经异义礼记 史学： 正史（按顺序）：后汉书（今文，好懂）史记汉书明史（要分辨秽史）三国志 断代： 先秦：先秦史（吕思勉）先秦史（翦伯赞）先秦上古史研究（顾颉刚）战国史（杨宽）以及刘起于关于尚书的研究还有先秦思想史十讲（忘了谁写的） 秦汉：秦汉史（吕思勉）秦汉史（翦伯赞）秦汉史（钱穆）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军功受益阶层研究（李开元）秦帝国的崩溃（李开元）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传汉高帝传光武帝传曹操刘备孙权三人单传诸葛亮大传 二十等爵制（西岛定生）察举制度史稿（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阎步克）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阎步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严耕望） 两晋南北朝: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若）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北魏政治史（张金龙）魏晋南北哦朝史讲演录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严耕望） 隋唐五代:隋唐五代史（吕思勉） 宋辽西夏：宋代经济史（漆侠）王安石传（梁启超）邓广明的一些书祖宗之法（邓小南） 元明清：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孟森）南明史（司徒林）（顾城）南明痛史 民国：民国史（李新）民国十年（唐德刚）袁世凯传（唐德刚）我只读了这些，或许还有一些忘记了，可以问我。我只注重秦汉和魏晋时期的史事。中华民国史（张宪文）子部：荀子集释论语集释 集部：杜工部集 理学：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朱子大传 1、徐中舒编注：《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 2、米新夏主编：《史记选》，中华书局1990年。 3、冉德昭、陈直主编：《汉书选》，中华书局1962年。 4、王仲荦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1965年。 5、余嘉锡：《士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6、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

《明儒学案》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理论与方法

摘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使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中最成熟的作品，叙述明代儒学由理学向心学的发展演变，突出学派的传承，及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而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了探索，为思想学术史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并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后世的历史和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关键词：《明儒学案》黄宗羲思想学术史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学案》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他关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在中国思想学术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明清之际以前，出现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论六家要旨》、《伊洛渊源录》等论著与资料汇编。其中《庄子·天下篇》就从“道”的分裂来看待学术的发展。它认为远古时期，并无百家之学，只是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才有“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象出现。西汉时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明确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种学术，都有共同的目标，只不过出发点不同，理论的深浅有别。《天下篇》和《论六家要旨》评判当时的各种学术，都是以见道的高下远近为根据。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也认为学术史研究就是要全面反映各种学术体现“道”的曲折过程。他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并举大海与江淮河汉以及泾渭诸水的关系加以说明：“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踯，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1]（《明儒学案·序》，P7）。江淮河汉各支水流虽然各有曲折，但都归趋于海，是海水的组成部分。学术也是如此，虽然各家各派有所不同，但都是道的体现。他认为理想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应该使关于“道”的所有创见都能得到反映，在“竭其心之万殊”的基础上，使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深浅各得，醇疵互见”[1]（《明儒学案·郑性序》，P1）。黄宗羲反对用一种观点来评判思想学术史。明代周汝登编撰《圣学宗传》，上自伏羲、神农、黄帝、尧、禹、汤、文、武、周、孔、孟、荀，中经董仲舒、杨雄、王通、韩愈、穆修、胡瑗、周、程、张、邵、朱、陆，终至王学诸子，凡18卷。黄宗羲批评它的主观性太强，“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以其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他也反对把思想学术史研究简单等同于史料汇编。孙奇在逢康熙五年（1666年）写成《理学宗传》，凡26卷，正传包括周、二程、张、邵、朱、陆、薛（瑄）、王、罗洪先、顾宪成等十一子，其余诸子分别列入汉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和明儒考，谓备考。又有附录一卷，谓之补遗。黄宗羲批评这一著作，“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闻见亦陋”[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思想学术史的价值在于充分显示学术的个性。“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明儒学案·发凡》，P18）。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不同的学说中的内在价值。 [!--empirenews.page--]《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它以时代先后、学派传承为线索，将思想家的传记、学说述评、资料摘录融为一体，力求全面、系统的反映明代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以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纪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按照黄宗羲的论述，明代理学的发展包括以下过程：1、明初的理学以朱学为其开端，而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学派为明代朱学之大宗。两家学术各有特色：崇仁治学主“涵养”，河东治学重“践履”，崇仁门人

学术史

重写近代学术史的体例与方法论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潮州521041） 摘要：重写近代学术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重写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重写学术史，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自觉方面，应该淡化所谓的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近代学术史研究本来应该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它是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在方法论方面自觉的表现。 关键词：重写近代学术史；体例；方法自觉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演变路径、主要成就与当代价值》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A770043. 作者简介：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近年来，“重写学术史”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重写学术史”意味着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新加解释和总结。李学勤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倡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揭开了“重写学术史”的讨论与反思。学术史的纂述并不是固定的、僵死的，每一代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观和占有的史料，重写他心目中理想的学术史，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1](P9)其论述充分说明时代变迁与历史编纂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因而借助历史事实去解析和重构历史成为“重写学术史”的内在张力，英国学者E.H.卡尔在他的《什么是历史？》中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2](P115)“重写学术史”应该借助已逝的学术史事实，采用恰当的体例、史观与方法，以全新的思路、客观公正的立场再现学术发展的历程，梳理学术发展的源流脉络，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规律。这些都应该属于“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唯有此“重写学术史”才有意义、有价值。 在“重写学术史”语境下，探讨相对客观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叙事方式、内在理路，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价值，应该说对于“重写学术史”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李学勤先生对此发表颇有见地的看法：“可是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的，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这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3]（P9）。又说：“学术史的考察研究，是探讨中国文化本质的核心课题。历史上每逢文化演变的关键时期，人们便感觉到对过去学术做回顾的必要，近世更是如此。”[4]（P12）近代学术史的编纂应该从学术本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由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编纂体例、方法论自觉两个方面一申管见，以推进对“重写学术史”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重写近代学术史的体例 “重写学术史”首先要确定采取何种体例最便于阐述中国近代学术纷繁复杂的现实，所以体例问题对于“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过去那种视体裁体例为单纯的技术问题的看法是有偏颇的，应当着力阐明如下观点：第一，体例之所以在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它是史学家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之重要载体。它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才、学、识和史德的明显尺度。历代的学者，无论你对历

文献学试题库

xxxx文献学习题库 一、填空： 1，文献一词最初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______，二是指______。 2，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规定“文献”为“记录有 ______的一切载体”。《中国大百科全书》则界定“文献”为“记录有______和 ______的一切载体”。 3，古典文献学最主要包括____、____与____三方面内容。 4，据载，孔子在整理“五经”（即____、____、____、___、___）方面贡献很大，也为后世文献整理树立了典范。 5，秦始皇三十四年的______事件对先秦文献的流传产生了很大的破坏。 6，西汉大历史家司马迁著《史记》时，采取“厥协______异传，整齐 ______殊语”之作法，对古典文献进行考辨整理。 7，西汉____和______父突子在文献学方面的突出贡献是遍校群书，编纂目录学著作《别录》和《七略》。 8，东汉著名学者______著有______和《说文解字》，世称“五经无双许叔重”。 9，东汉晚期，经学大家______遍注群经，对文献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10，魏晋之时，何晏著______，王弼的______、《老子注》，向秀、郭象的______，______的《春秋左传集解》均为文献注释整理的代表作。 11，西晋之时，汲郡有著名的文献发掘事件，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竹简若干，其所得竹简文献一般称______。 12，唐太宗命孔颖达等撰______为唐代最重要的儒家文献整理著作。 13，唐代史书注释最杰出者为颜师古的______。

14，唐代以注释《文选》著称的学者为______；唐代关于《文选》另有吕延济等______注本。 15，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所撰著名史论著作名为______。 16，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文献为唐咸通九年 （868）刻印之______。 17，北宋初编纂有______、______等著名的大型类书。 18，北宋著名的金石考据学家有_____、赵明诚等人，其中前者著有《集古录》十卷。 19，宋代著名的私编目录有晁公武的______和陈振孙的______。 20，文献学上所谓“三通”是指杜佑的______、郑樵的_____和______的《文献通考》。 21，宋代最后一位文献大家是______，其学术代表作为《汉书艺文志考证》和______（学术笔记著作）。 22，宋元之交，文献学家胡三省的代表作为______。 23，明代官方编纂了一部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即______。 24，明代学者胡应麟的文献学成果主要集中在___________一书1 中。 25，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一部著名的学术考据笔记______。 26，清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为______时期，有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戴震为代表的______和汪中、焦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等。 27，清代《说文解字》四大家著作中，最有名者为段玉裁的______。 28，章学诚的______为刘知几《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学理论名著。

明清文学参考书目

明清文学参考书目 一、明代文学 （一）总论 1949-1980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66.9-1979.12,1980.1-1981.12,1982.1-1983.12）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资料室编中华书局 1982 1985 1988 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文学卷）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2 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北新书局 1918 中国文学史分论张振镛商务印书馆 1934 中国文学八论刘麟生主编世界书局 1936 中国文学史讲话陈子展北新书局 1937 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中华书局 1949 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中国文学史纲要姜书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4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中国文学批评史陈钟凡中华书局 1941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敏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中国文学理论史黄保真、蔡钟翔、成复旺北京出版社 1987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吕慧鹃等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明代商贾与世风陈大康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剑桥中国明代史(美)牟复礼(Mote,Frederick W.),(英)崔瑞德(Twitchett,Denis)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中国文学论著集目正编（6）：辽金元明文学论著集目正编国立编译馆主编编辑者王民信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民国85[1996]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郭绍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明清文学史(明代卷) 吴志达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左东岭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左东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二）明代诗文 中国骈文史刘麟生商务印书馆1936 八股文小史卢前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散文史陈柱著商务印书馆 1937 中国散文演进史倪志僴台北长白出版社1985

浅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aa11546213.html, 浅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者：刘静 来源：《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2014年第06期 【摘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部有关于清代思想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是其代表作之一。这部著作原本是梁启超在1923年为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自出版发行至今，历版不衰，影响极大。 【关键词】梁启超著作结构体裁特点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4）06-017-01 中国学术史兴起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此后，点评中国历代学术的著作层出不穷，且愈而详尽。这一系列以学案出现的学术史大致将上至秦汉，下至清中叶的中国传统学术加以分析。直至近代，1840年以后，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界思想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学 者们试图以新的思维来审视国学，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记载的时间为1623—1923年，在内容方面，作者认为此书的范围与其《清代学术概论》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有些不同。梁启超指出，这三百年的学术主潮和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二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第一个潮流所影响的范围大多停留在学术上，未对现实产生极大的影响，第二个潮流则是起伏不定，始终未占主流。 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构因该是先总领全文，对清代学术的大致走向做一总体介绍，随后又分人物、派别，分别对清代的学者及其学派做进一步的介绍，最后对整理旧学的成绩做了总结。第一部分应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总论了清以前宋、元、明三朝的学术，而后，又对清代初期、中期和晚期的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分别予以说明。使人们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及其走向有一个大概的脉络和印象。第二部分是第五节到第十二节，对一个时代的学术分门归类，以每一学派的领袖人物总起，传其生平，突出其个人的学术成就，再传其传人，以揭示其学术流传变迁。第三部分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一部分是总结性质的，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体裁 该书体裁已然颠覆了传统的学案体裁。中国学术史沿用三百年的学案体以学术流派为分割对象，这样以人系学，以学系统，揭示出学派的本末原委。

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1836-1939年)

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1836-1939年）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对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粗略统计,英美的狄更斯传记有一百余本,专著近一干部,研究论文一万多篇。 这些研究充分显示了狄更斯在英美国家的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然而在狄更斯学术史研究方面,无论是英美两国还是中国,除了部分论文,还没有相关的专著产生。 本篇学位论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二战前英美两国的狄更斯批评史,同时对某些重要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管窥蠡测,既让国内学者对二战前英美的狄更斯研究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同时通过研究与反思,使其更为深入理解狄更斯的创作。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正文分为四章。 “绪论"主要介绍本论题国内外研究的现状、选题的意义与学术价值、研究思路与内容及研究方法等。第一章“1836年—1870年：‘真实’视野中的作品评论”主要梳理狄更斯生前英美批评界对他作品的评论。 狄更斯生前每一部小说的发表都引起了评论的巨大反响和论战。评论家或从单部小说探讨狄更斯小说的思想、人物、语言等,或将狄更斯与各个不同时代的作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比较,还有综合狄更斯的全部或部分小说的宏观性和综合性评论来探讨狄更斯的创作特质。 在三十余年的狄更斯生前评论中,有肯定、有否定,有赞美、有非难,然而正是在这些评论的基础上,狄更斯最终迎来了文坛声誉的高峰。第二章“1870年—1914年：‘狄更斯产业’的形成”主要研究狄更斯逝世后至一战期间的英美评论。 林恩·匹克特形象地用“狄更斯产业”一词来形容该期间丰硕的研究成果。

这个时期对狄更斯的研究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传记研究频繁涌现；二是专业学术论文层出不穷；三是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产生;四是狄更斯协会与《狄更斯研究者》的成立为狄更斯批评者们提供了研究领地；五是为纪念狄更斯诞辰一百周年,乔伊斯、克洛斯、萧伯纳、哈代等知名作家和批评家纷纷撰文,这些纪念文章更为有力地奠定了狄更斯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第三章“1914年—1939年：多元批评视野下的文本与作家阐释”回顾两战期间的英美狄更斯批评。该阶段的狄更斯研究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传记研究外,多种文学批评方法均在狄更斯研究领域大显身手：英美新批评家与形式主义者们强调对狄更斯文本的研究；埃德蒙·威尔逊首次对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和《我们共同的朋友》等小说中的象征主义手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T.A.杰克逊为代表的批评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狄更斯；茨威格等批评家则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展示了狄更斯创作的心理动势以及作家的心理世界。 第四章“对二战前英美狄更斯批评史的研究与反思"由几篇独立论文组成。第一节“传统与激进——论茨威格与T.A.杰克逊的狄更斯批评”主要反思茨威格与杰克逊对狄更斯创作思想的截然相反的评价。 第二节“狄更斯的夸张与真实——从亨利·詹姆斯与乔治·吉辛的狄更斯批评说起”则是反思狄更斯创作的特点。第三节“‘主义’之争”主要针对狄更斯在不同批评时期被纳入至各种“主义”的范畴进行探讨,分析狄更斯这些“主义”形成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第四节“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历史意识”将狄更斯的小说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场域加以考察。第五节“否定之否定认识之认识”则试图从西方美学传统来探讨英美学术界对狄更斯褒贬不一评价的根本原因,并透过一系列二元对立或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节 录） 曾经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黯然凋谢。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毛泽东的经典阐述显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论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只不过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个结论一经领袖之口说出，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真理，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它。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已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 何为“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章“导论”中，首先讨论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做出概念限定。我认为要真正对“资本主义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论证，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一词做出概念论证，这是个前提。既然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问题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多年来讨论 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为问题了。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所以讨论中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从“战国 说”、“西汉说”到“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基于此，有必要首先讨论“资本主义”概念和它的历史渊源问题，虽然我深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许多西方学者也困惑于这个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都非常犹豫。历史学家赫伯特·希顿对这个词极为反感，他说：“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义和定义如此混杂，因而一切懂得自重的应该把它同帝国主义一起从词汇种摈弃。”著名的年鉴派学者吕西安·费弗尔也认为该词已用得太滥，主张取消这个词[10]。黄仁宇先生也认

清代三大史学名著是哪三部作品

清代三大史学名著是哪三部作品？ 回答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林小静“清代三大史学名著”准确说来是乾嘉时期三大史学名著，它们分别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这一说法源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一些学者鉴于三本 书在当时的史学地位和影响，因而将此三书并列为乾嘉时期三大史学名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成就更为突出，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二书。赵翼与袁枚、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他不仅在清代诗坛地位不同凡响，而且史学上也有很多成就，他的代表作《廿二史札记》对二十四部正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对每部史书的成书经过、取材、体例、内容正误都进行了考核，运用比较研究和归纳研究的方法，对二十四史进行互相比较，评判各自得失。赵翼与另两本史学名著重考据不同，赵翼深受顾炎武的影响，他的《廿二史札记》以经世致用为任。他在书里大量列举历代封建王朝的各种“痼疾”，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有学者粗略计算涉此的条目就有152条之多。但是，赵翼的经世致用的治史方法与顾炎武又有不同，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是为了反清复明，赵翼则是颂清，这主要与清初大兴文字狱有关。《廿二史札记》的经世观念也受到时人的推崇，就连钱 大昕也曾称赞它是“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

相比之下，王鸣盛与钱大昕二人仅限于对史籍的考证。大家都知道，乾嘉时期考据之风最为盛行，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考据闻名的学者，钱大昕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其所著《廿二史考异》便是史学考据的典型。曾有人评价称：“乾嘉诸儒以东原（戴震）、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钱大昕考据范围十分广泛，涵盖历史、天文、地理诸方面，他的考证之法主要有三：一、以历代正野史为参考；二、通过运用比较、排比的手法，考证更为真实的历史；三、细分的专题研究考证。钱大昕对于钱大昕的考据之学，后世也评价不一，有认为他只囿于考据，而没有进行系统明晰的分析；也有一种看法是钱氏的考证并非为考证而考证，而是通过“拾遗规过”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即钱氏的考据，不仅纠其谬，也发其微、揭其隐。王鸣盛曾耗费近30年时间才完成《十七史商榷》之作。他的《十七史商榷》处处可见实事求是的思想。首先，王鸣盛自己所撰写的序文，通篇都在强调“求实”这一主旨；就其校考方法来看，他对十七史的的内容做了大量改正、添补、删减，据统计《十七史商榷》光卷五十四就出现了十四条校勘，十七条考证；以“求实”为评价史学的重要标准，他认为史料不论正野，是否“真实”才是关键。王鸣盛总的说来，乾嘉时期三大史学名著都偏重考据，尤以王、钱二书为典型，这是当时考据之风盛行的反映。但是，赵翼却超出了只重考据的范围，形成了自己的经世致用之学，这也是

明史研究书目介绍

明史研究书目介绍 以西北师大图书馆所藏图书为基础（1）明史中华书局 1974年版社会科学借阅室 K248/287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 （2）明实录中研院史语所上海书店特藏展厅 K248/064 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全书共十三部，二千九百零九卷。纂修此书，系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章奏、批件等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员收辑的先朝事迹做补充，逐年记录各个皇帝的诏敕、律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明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 （3）明会典中华书局 1988年版社会科学借阅室 D691.5/113 明申时行撰申时行（1535年－1614年）明代官员。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中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历官翰林院修撰、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首辅、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明代官修的一部以行政法为内容的法典。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以累朝典制,散见于简册卷牍之间，百司难以查阅,民间无法悉知,故□儒臣分馆编辑，弘治十五年书成,称《大明会典》,共180卷。明武宗正德(1506～ 1521)年间重校刑行。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续纂,然未颁行。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重修，至十五年二月书成,称《重修会典》，题为申时行等撰，共228卷。故今存《大明会典》有内容简繁不同的两种版本，一般称引的《明会典》多指万历本。《明会典》主要是根据明代官修《诸司职掌》、《皇明祖训》等书和百司之籍册编成，记载典章制度颇为完备，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代，为后世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4）明会要中华书局 1956年版五六十年代文库 323.16/692 清龙文彬撰，龙文彬（1821年-1893年）,字筠圃，江西永新人。少从刘绎游。同治四年（公元一八六五年）进士，改吏部主事，光绪元年充棱穆宗实录加四品街。《明会要》，清?龙文彬撰。共八十卷，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动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等十五门，子目为四百九十八事，可供检索明代制度资料之用，一般认为史料价值不及明代官修的《明会典》。 （5）国榷古籍出版社特藏展厅 922.6/625 清谈迁撰谈迁是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6）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1985年版特藏展厅 Z121.6 清谷应泰撰谷应泰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十三年官至浙江学政﹐公余延揽名士﹐藉张岱《石匮藏书》与谈迁《国榷》﹐又广稽博采﹐至十五年年末成书。因该书成於《明史稿》﹑《明史》之前﹐而且属私人著述﹐颇为当时人所重视。纪事始於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起兵﹐迄於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朱由检自杀。选录其中八十个历史事件或专题﹐按时间顺序编排﹐记述始末﹐首尾一贯﹐简明扼要。卷末附有作者的史论。该书详於政治﹐略於经济和典章制度﹐综合多种明代史料编纂而成﹐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7）明通鉴中华书局 1959年版五六十年代文库清夏燮撰夏燮（1800－1875），字嗛甫，又字季理，别号江上蹇叟、谢山居士，安徽当涂人。《明通鉴》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结晶。他不满记载颇失其真的官修《明史》，决意从事明史的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参证群书，考其异同”，乃写成此书。全书共一百卷，二百万字，记载明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明通鉴》一书，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材料丰富，考订详实。夏燮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办法，另撰“考异”，并按照胡三省注《通鉴》的办法，收“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鉴》和“考异”中所引用的资料，有的已经散佚了，但在此书中却保存着，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较多的资料。 （8）明书中华书局 1985年版特藏展厅 Z121.6/046 清傅维鳞撰傅维鳞，原名维桢，字个臣（一字飞睹），号掌雷。河北灵寿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卒于清康熙六年(1667)，享年60岁。明壬午科（崇祯十五年）举人，清丙戌科（顺治三年）进士，仕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全书正文171卷，目录2卷。作者明崇桢举人，清顺治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其任职清翰林弘文院编修，分修《明史》时，纂辑明代遗书、家乘、文集、碑志三百余种，参以实录，草成此书。记事起于元天历元年 (1328)，迄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是第一部明代史书。其所记万历以前的史事十分详备，诸项典章亦较《明史》为详，但天启以后三朝史实则多有缺略。 （9）明史稿文海出版社 1984年版特藏展厅 K248.06 清王鸿绪撰王鸿绪（1645－1723），初名度心，中进士后改名鸿绪。字季友，号俨斋，别号横云山人，江南娄县（今上海金山）人。成书早于《明史》。共310卷，包括本纪19卷、志77卷、表9卷、列传205卷。清康

中国学术史的兴衰变化

中国历史上学术兴衰的规律 学术兴衰，有其至理，自由开放则兴发，专制闭守则沉滞，古今中西，概莫能外，结合史实，试论证之。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反差，使不少人中国人相信开放则兴，封闭则衰的社会发展趋势。然此理推之学术兴衰史，依旧管用否，尚须检验。学术兴衰果真如社会发展一般“自由开放则兴发，专制闭守则沉滞”，本人是持怀疑态度的，窃以为此理尚未完全适用于学术兴衰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的大肆引进，造就了唐宋时期儒学的复兴，此虽可作为自由开放对传统学术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旁证。然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已数千年，传统学术也经历了千年传承。然检视传统学术的兴衰变化，却也不全然由“自由开放”或“专制闭守”所定义，学术发展实自有其内在理路。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学术发展理路是有迹可循的。从孔子的述而不作，总结圣贤经典；到战国时期诸子争鸣，道术为天下裂；到两汉的独尊儒学；到六朝隋唐的佛学引进；唐宋的儒学反思和复兴；到宋明理学大昌及垄断僵化；最后清人再对儒学的大反思大批判。由上可知，儒学作为华夏历朝的绝对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一直都是传统学术不断诠释不断反思也不断扬弃的主要对象。 就清代学术发展而言。清朝统治者严格实行闭关锁国和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然清代学术却未因此衰落，反而更加熠熠生辉。戴震、章学诚、王氏父子、廖平……清代出现了很多学术领域的宗师级人物，更多信息可参考梁启超、钱穆等人对清代学术的介绍和评价。清代学术的巨大成果不为后人熟知，是经历近代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之后的事情，清代学术被现在的国人严重低估，以至于提到

李光地、纪晓岚等人，大家只知是影视剧中的人物，全然不知其学术成就。 清代学术何以取得如此成就，实与传统学术发展理路息息相关。 中国的学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庞大、繁杂的规模。几千年的创造和积累，包含了无数代学者经过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观上，需要来一次全面的整理。以经学和史学为代表，自先秦产生以来已有两千多年。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是中国学术文化方面的宝贵财富，因为流传年代久远、缺乏有效的传抄和保存方式，以及历代战火动乱毁坏等原因，典籍本身存在文字内容上的错讹，史实记载上的歧异，以及部分及全部内容的散失等诸多问题，需要人们从事整理考证工作，然后宝贵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读懂和利用，历史记载的歧误伪托才能被指明，亡佚散失的篇章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搜集和弥补。此项工作恰好就落到了清代学者的身上，他们做的很好。 在“专制闭守”的环境下，清代学术依然取得很大成就，称得上传统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兴”。由此，“自由开放则兴发，专制闭守则沉滞”的“理”，在传统学术兴衰史的考察中难以成立。

中国古代学术史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研究》课程推荐书目 2014年2月 一、通论 1、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 2、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3、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4、陆玉林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5、周桂钿、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6、向世陵著：《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7、张怀承著：《中国学术通史（隋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8、张立文、祁润兴著：《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9、陈其泰、李廷勇著：《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10、步近智、张安奇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 11、冯天瑜等编：《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上、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 二、先秦诸子 1、吕思勉著：《先秦学术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2月。 2、朱志凯著：《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3、晁福林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 三、两汉经学 1、周桂钿著：《秦汉思想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2、胡适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 3、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4、钱穆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 5、刘汝霖著：《汉晋学术编年》（上下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6、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7、顾颉刚著：《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8、孙筱著：《两汉经学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 四、魏晋玄学 1、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 2、余敦康著：《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王晓毅著：《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9月。 4、汤用彤著：《儒学·佛学·玄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 5、陈平原著：《魏晋玄学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 五、隋唐佛学 1、汤用彤著：《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2、张国刚著：《佛学与隋唐社会》，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 3、龚鹏程著：《唐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 4、陈弱水著：《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5、荣新江主编：《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 六、宋明理学 1、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2、陈来著：《宋明理学》（第2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3、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