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特点
摘要
马克·吐温是美国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他的小说作品既充满幽默诙谐的情趣，又有着严肃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将幽默与讽刺熔炼为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幽默讽刺风格。鉴于马克·吐温的重要影响，研究其幽默讽刺艺术的资料甚多，但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没有给予马克·吐温的幽默艺术和讽刺艺术同样的、足够的重视，而是往往将两者分裂开来，忽视了幽默与讽刺在他作品中的紧密关联。本文在借鉴既往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给予马克·吐温的幽默艺术和讽刺艺术平等的地位，并将两者有机整合于同一个话语系统中，这种尝试对于今后有关马克·吐温的创作艺术研究尤其是幽默讽刺艺术的研究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文章通过分析和评述马克·吐温的诸多作品，探究他的幽默讽刺艺术的共通特点——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凸显矛盾和差异的对比手法以及口语化和善用反语的语言风格，并通过这些特点具体阐述马克·吐温幽默艺术与讽刺艺术的高度凝练和有机统一。在这样的艺术风格和追求中，我们看到，马克·吐温实现了自己“要做生活的导师”这一创作理想，同时他的幽默讽刺艺术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幽默讽刺荒诞夸张对比口语化
ABSTRACT
Mark Twain is a famous American writer of humor and irony, and his novels filled with both humor and taste, and has a serious and profound ideological content, which will humor and satire as a smelting furnace, forming a unique style of humor and irony. Given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art of research information on their humor and irony are many, but are more or less there is a flaw, it is not given Mark Twain's humor and satire art. Similarly, adequate attention but often the two split off, ignoring the humor and satire in his works in the closely related. In this paper, drawing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data, inventive, giving Mark Twain's humor, satirical art and equality, an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both systems in the same discourse, through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Mark Twain lot works delve into the art of his humor and irony common characteristics - comic exaggeration and absurdity, highlighting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in contrast techniques as well as the use of the language spoken and ironic style. Through research, we see that in such a pursuit of art, Mark Twain implements its own "do life mentor" ideal.
Keywords:Humor and irony absurd exaggeration contrast colloquial
论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
绪论
19世纪60年代是美国幽默文学的兴盛和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都具有令人喜闻乐见的幽默形式，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追捧。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这些作品中思想内涵往往缺乏深刻性，大多只是一味的取笑和逗乐，有时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这就使得幽默文学作品出现了一种思想性和艺术性相背离、幽默性与讽刺性相脱节的尴尬局面。
作为一个卓越的幽默讽刺艺术家，马克·吐温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19世纪的美国乡土文学、口头文学和幽默文学的沃土之中，并承担起幽默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双重重担。他凭借着自己睿智和锐利的眼光，匠心独运，用艺术的手法将幽默和讽刺高度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采用幽默、滑稽这种百姓新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他又赋予作品深刻而丰富的社会内涵。通过这种方式，马克·吐温实现了作品的幽默和讽刺的有机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从而解除了幽默文学的尴尬局面，并形成了自己小说作品中特色鲜明的幽默讽刺风格。
鲁迅在评价马克·吐温时说，“成为一个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缘故了。[1]”马克·吐温自己也曾表示：“不能一味逗乐，要有更高的理想。[2]”在自传中总结自己的幽默小说创作经验时，他说：“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长久的，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和花絮，我老是训诫人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坚持三十年。[3]”马克·吐温在这里所说的“训诫人家”就是指批判和讽刺这一严肃的创作目标。他不要做“读者眼前的小丑”，而是要成为“生活的导师”。尽管马克·吐温自己深深的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要“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明哲保身的“幽默家”，那就既能博得读者们的喜欢，又能获得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的赞赏，但他宁愿坚持一个对社会弊病和丑陋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的“讽刺家”的立场。
本文在学术界既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结合马克·吐温创作的个人际遇和时代背景，对其作品中的幽默讽刺艺术进行细致、深入的开掘，通过分析和评述其诸多作品，探寻出马克·吐温幽默讽刺艺术的共通特点，并从这些特点中具体阐述其幽默艺术与讽刺艺术的高度凝练和有机统一。
1幽默与讽刺涵义溯源
幽默和讽刺，都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两者含义不同但又紧密相关。在介绍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幽默”和“讽刺”的含义，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1.1幽默的涵义
从词源上看，“幽默”这个词语源自于古希腊的Humoral Medicine（体液药），这种药对人的健康和情绪有很强的控制作用，正如幽默也能影响人的健康和情绪一样，因此humor逐渐演化成具有现在意义的“幽默”一词。在汉语词典中，“幽默”被解释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1]”。幽默作为一种艺术表现的手段，引人发笑是它的主要外在特征——不论是令人捧
腹大笑还是会心一笑，这正是幽默的趣味性所在。然而幽默并不单单只是能引人发笑，从内在品质角度来讲，它具有意味深长的哲理内涵，同时也蕴含了鲜明的美丑是非观念。在文学创作中，我国著名学者陈孝英先生给出了对该词的定义，他认为“幽默”的本质是美的，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作家将美与丑、善与恶进行鲜明对照，并以较为含蓄的手法营造出一种具有特殊的喜剧效果的情境——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的态度始终是温和的，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耐人寻味的意境——这种意境具有很强的趣味性而且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情感，从而使审美主体在笑中感悟其深刻隽永的哲理内涵和“美对丑的优势[2]”。
1.2讽刺的涵义
与“幽默”密切相关的便是“讽刺”（sarcasm）。在希腊文中，sarcasm一词原意为“撕肉”，其刻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只是随着词意的不断演化和转化，才逐渐成为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所指的“讽刺”，但是其揭露和批评的内涵正如原意“撕肉”那样，将对象身上错误和缺点的遮羞布一点点地撕扯掉，暴露出其真实的面貌。然而它的内在品质不仅仅只是批评和揭露，它的目的还在于教诲和唤醒人的内心，期待对象改正其错误和缺点。在汉语词典中，“讽刺”的释义是“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3]”。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中曾谈到“讽刺”，他认为，“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4]”在这里，鲁迅指出了真实性和客观性是讽刺的基本原则，精炼和夸张是讽刺的重要表现方法。作为一种文学手段，“讽刺”是指用艺术的手法（如比喻、夸张等），对所讽刺对象的错误、缺点进行揭露、批评甚至攻击，以使这些错误、缺点能够更鲜明和深刻地被人们所认识。需要指出的是，“讽刺”与“冷嘲”不同：“讽刺”是一种“热讽”，意在期待对象改进，并给人以希望；“冷嘲”是嘲笑和奚落人，目的只是单单要将对象骂倒而非期望其改正。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幽默和讽刺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幽默”是一种无奈或者同情的苦笑，它的客体是人们生活中的不和谐或不完整的状态(在某些时候，这种苦笑也可能变为一种讥笑)；“讽刺”则是一种方式比较尖锐、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批评，它的客体是所讽刺对象的缺点或错误。尽管区别显著，但卓越的幽默讽刺艺术家马克·吐温并没有将“幽默”和“讽刺”孤立开来，而是用艺术的手法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将艺术性和思想性融汇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幽默讽刺特色。
2 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
英国著名的谐谑画家马克斯?比尔博姆认为，把人物的特征从头到脚全部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是成为一幅完美的诙谐画的必须手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其显著的特点进行放大而将其次要的部分适当地加以冲淡。“因为谐谑画是一种俏皮的艺术，精雕细琢，观众是笑不起来的。[4]”事实上，谐谑画的夸张手法和文学作品的夸张手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表现幽默的一种技巧。相比之下，荒诞通常以一种非理性和异化的形式来表现人的异化和局限性，同时也表现结果与动机的分裂、本质与现象的背离。夸张和荒诞之所以能够和幽默讽刺相关联，是因为在文学创作中，这两种艺术手法同样能表达某种讽刺意义，抑或能带给人们诙谐的幽默感。
在创作实践当中，马克·吐温使用最多的艺术手法就是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笔法，这两
种手法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有的是局部或者某一片断的夸张和荒诞，有的则是通篇性或者结构性的夸张和荒诞。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手法的运用，一方面能够将作品的主题浓缩其中，有力增强作品的幽默和讽刺效果，于幽默的情趣当中展现作品深刻而严肃的内涵；另一方面可以使作者从高调的表态和评论中隐退开来，在无需作者亲自站出来驳斥和评判的情况下，通过将描写对象的荒诞之处极度夸大，就可以实现归谬的目的。
2.1 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是浓缩作品主题的手段
作为一名卓越的幽默讽刺作家，马克·吐温所惯常使用的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手法在营造出一种幽默诙谐、具有特殊喜剧效果的情境的同时，也将一种包含复杂感情、耐人寻味的意境浓缩其中——这也正是马克·吐温作品中严肃而深刻的主题所在。
将夸张和荒诞手法演绎到极致的，首推《火车上的吃人事件》这部作品。整部小说都是一个从困在雪堆里的火车上逃过一死但却从此精神错乱的疯子对“我”的一番胡言乱语，讲述的是一列行驶于荒野中的列车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雪而被困其中，由于食物贫乏导致乘客为了活命而相互吃人的故事。说到吃人，我们想到的往往是变态小说、恐怖电影，随之而来的则是惊悚、恶心、不寒而栗。但事实上，马克·吐温的这篇小说并没有给读者这种异样的感觉。在小说中，为了彰显“民主性”，乘客通过选举成立了吃人委员会，并分别选出了主席、秘书、膳食主管和协助委员，由委员会以内部会议的方式讨论决定谁被吃——美其名曰“候选人”。这种近似动物、毫无人性的吃人行为，本身是多么的可怕、荒唐！然而却被冠上“民主”和“选举”的美名，通过这种“文明”、“民主”的形式来决定谁被吃，于一本正经、文明礼貌的模样中做的却是这样一种荒诞不羁、残忍可怕的吃人举动，又是多么荒诞、可笑！
然而，作者这样的描写并不是为了制造惊悚的气氛以刺激读者的感官和神经，而是有着深刻的用意。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资本主义如火如荼地发展，而由此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政治上一片黑暗和腐败，当权者和财团之间相互勾结，致使民众的权利不断被侵蚀，既得不到民主的庇护，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这种“假民主”就像吃人的恶魔一样，不断蚕食民众的利益。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批判的吃人的封建制度那样，马克·吐温在这里借疯人之口，用极为夸张荒诞的手法，讽刺和批判了美国吃人的“假民主”制度。这种“假民主”虽然也披着民主的外衣，但它的本质却是少数人的专权，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基础的。
《百万英镑》中的主人公亨利·亚当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到了伯爵赠送的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从此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虽然经常穿得一副穷酸像，但人们却认为他是因为生性诙谐才故意在穿着上给大家开玩笑；去任何一家商店买东西只要一亮大钞大家就毕恭毕敬的给他赊账；到处受人追捧，以至于后来他经常光顾的一家快要倒闭的小餐馆起死回生、宾客满门。亨利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地小伙和一个人人不屑一顾的流浪汉逐渐变成了一言一行都备受公众瞩目甚至尊崇的社会名流。人们还将他的名字和事迹登上了报纸：一开始亨利的名字只是被人放在报纸上垫底的一栏，后来地位不断攀升，逐渐超过爵士、公爵、男爵，最后成为地位仅次于王室和宗教领袖的显贵人物。
这一切的变化全部归功于那张百万英镑的大钞，显然是作者夸大了这张大钞的作用，尤其是当亨利的地位攀升到仅次于王室和宗教领袖而领先于其他一切大人物之上时，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正是这种不可思议，作者成功营造了一种戏剧性的荒诞气氛——人们对金钱膜拜到如此程度的确是一件荒唐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情。如果有钱人仅仅通过财富符号就可以
取得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那么那些穷苦大众、那些道德楷模又该置身何处、有何地位呢？通过这种夸张和荒诞手法的运用，作者于幽默可笑的字里行间和荒诞不羁的内容中，讽刺了人们对金钱的疯狂崇拜，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中金钱对人的误导和败坏的不良作用。
再如，在主人公亨利·亚当斯去大使馆赴宴的过程中，在座的贵宾引发了一场关于谁应该先入餐厅的争论，大家都纷纷拿出自己的家世来显耀，亨利为了驳倒众人甚至还把自己吹嘘成亚当的嫡系后代——理由是从他的姓氏“亚当斯”上看出来。
众所周知，亚当在西方神话中是人类的祖先之一。一个只有在神话世界里才可能出现的人物居然被“我”拿来标榜自己的高贵出身和血统，说自己是亚当的嫡系后代。更为可笑的是，“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姓氏“亚当斯”和“亚当”的相似性，就妄图来表明自己和亚当的族系关系，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重名重性的人到处都有，何况姓名只是一种符号，无法表明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呢！这一系列的描写无不让人感到荒诞、滑稽、可笑，而且也让我们不得不对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愚笨感到可悲和叹息——可悲的是人们看重出身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叹息的是众人皆沉浸其中却不自知！
作为浓缩作品主题的手段，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在马克·吐温的名篇《竞选州长》中也有典型的表现。不管是竞选对手污蔑“我”侵占寡妇的芭蕉地、窃取露营伙伴的财物，还是污蔑“我”诽谤竞选对手已故的祖父、因嗜酒而延误演说会，都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夸张，让人觉得荒诞、可笑，尤其是当参选对手唆使九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冲到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抱住“我”的腿叫爸爸时，这种夸张和荒诞伴随着竞选党派无耻迫害的高潮而到达极致。这篇小说以罗列竞选对手借以污蔑“我”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将竞选中党派之争的黑暗和残酷浓缩其中：为了赢得选举，党派之间不惜相互诽谤攻击、编造谎言、歪曲事实，以此混淆民众的视听，以取得竞选中的对比优势和骗取选民的选票。这部作品戳穿了美国“自由竞选”和“民主政治”的谎言——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选举实际上是有钱人的烧钱游戏，两党竞选、驴象之争的本质实际上是“在两个烂苹果当中选出一个不太烂的苹果”，最后上台的往往是那些最富有手段和最狡诈的政治投机分子。
2.2 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是实现归谬的有效手段
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除了具有浓缩作品主题的作用外，也是马克·吐温借以实现归谬的有效手段。面对事物的荒诞、可笑之处，作者不是主动站出来加以驳斥和批判，而是顺势而为，任其荒谬一泻千里，通过极端的放大最终达到归谬的目的。这样，作者从传统的评论员和裁判员身份中隐退而去，将评判的主动权交到读者手中，而读者最终所做出的价值评判往往和作者的初衷不谋而合，归谬的目的自然也得以实现。
《田纳西的新闻界》将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展现的淋漓尽致：人们往报社办公室里开枪、扔手榴弹，我和主编却只是受一点皮肉伤，丝毫不影响日常的生活和活动；上校和主编面对面举着手枪谈论问题，当谈到双方争议的问题时就通过开枪来解决，大家虽然都吃了不少枪子，受了伤但并无大碍；暴怒的编辑、赌鬼、政客和恶棍来报社斗殴和残杀，“人们被枪击、刀刺、砍断肢体、炸得血肉横飞、摔倒窗户外面去[5]”。
在这里，报社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刀枪火影的惨烈战场，而身处其中的人却都如超人一样很难负重伤而死去，这些描写都是一种漫画式的夸张。很显然，这些场面没有一样能够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而是只有在动漫作品或者科幻小说中才有可能出现这般“热闹”的场面，让人感觉荒诞、可笑至极。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描写看似无厘头，实则暗含了作者明确的否
定和评判态度。马克·吐温并没有在作品中公然站出来对这种荒谬的现象大加批判，而是顺势而为、将错就错，最终将这种荒诞夸大到极致，使人在这种极度夸张和荒诞的情境中，领悟作者的真实用意。作者正是借这种手法，控诉和揭露了19世纪美国新闻界的乱象丛生、乌烟瘴气和为了夺取公众眼球、谋得个人利益而不惜编造谎言、歪曲事实的丑态，那些道光火影的场面实则表现的是公众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报社的极度唾弃和仇恨——人们恨不得要将这些胡言乱语的编辑和记者都拉出来千刀万剐，所谓的言论自由——只不过是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代价来实现。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也体现了作者运用极度夸张和荒诞的笔法来达到归谬目的的创作手法。本场闹剧的始作俑者——外乡人斯蒂文森给镇里的每一位重要公民都寄了一封信，在信中许诺要用一袋子金币来答谢曾经拯救过他在本镇的已故大恩人固德逊的好心人，从而用这一诱人的条件蛊惑了所有人的心，也激发了潜伏在他们心底多年的金钱欲和不择手段的占有欲。重要公民之一的理查兹看了信后，为了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拿到那袋“金币”，就努力回想自己对固德逊做过的好事，可谓是绞尽脑汁，当然这其中避免不了生搬硬套：刚开始想了十来种可能的好事，但都是鸡毛蒜皮不足一提的小事，远远够不上那一袋子金币的分量；后来想起自己曾有一段时间苦口婆心地规劝固德逊改邪归正——但后来这一时间逐渐从三个月缩短为零；甚至还幻想出自己曾奋不顾身跃入水中将落水的固德逊救起——但事实上自己连游泳都还没学会。“这之后，叫人筋疲力尽的接连两个小时，他疲于奔命地在搭救固德逊的生命。他经历了千难万险，出生入死的去救他一命。他每一次赴汤蹈火都是毫发无损的把他救出了险境。[6]”
作者在这里细致刻画了理查兹为了拿到金币所做的一番苦思冥想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这些心理活动的细节无不让人感到荒诞、滑稽，甚至是无厘头，然而作者却并不急于拆穿理查兹，而是一本正经地将其所想所思娓娓道来。事实上，作者越是一本正经，就越让人觉得荒诞、可笑，不可思议。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巧妙的隐藏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把评判的权杖交给了读者。其实不难看出，理查兹对固德逊没有丝毫的恩惠可言，而是抱着一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投机心理，千方百计地试图说服自己名正言顺地拿到金币。生活拮据、收入甚微的理查兹对财富有着本能的渴望，只是这种本性由于长期没有外界诱惑的考验而得以掩盖，一旦这种天上“飞来横财”的巨大诱惑出现在眼前，其本性的贪婪和占有欲便得到空前的释放和暴露，而获得金币正是理查兹此时的唯一追求和所有目的。讽刺理查兹的贪婪、唯利是图的本性和为了获得不义之财而自欺欺人、投机取巧的丑陋行径，这才是马克·吐温运用这种高度夸张和荒诞手法的最终目的。
漫画式的尤其是极度的荒诞和夸张作为有效归谬的手段，使我们能够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频繁地看到它的身影。作者面对荒谬不但不加以驳斥，反而继续“火上浇油”、“添油加醋”，使原本荒谬的事物谬上加谬。作者通过将事物的荒唐之处极端放大，从而达到归谬的终极目的，正如气球无限膨胀之后就必然会爆炸一样，极度荒谬的事物最终也逃避不了覆灭的命运。除了《田纳西的新闻界》、《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两部作品，在《我怎样编辑农业报》、《我最近辞职的经过》、《火车上的吃人事件》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通过巧妙地运用极度夸张和荒诞手法而实现归谬的例子，作者将事物的荒诞和可笑之处极度放大，从而取得在自然归谬中表达无言的讽刺和批判的效果。在作品中，作者很少站出来以独立的身份或以叙述人的身份对事物的荒谬之处大加评判，借以向读者宣告和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总是以一种不置可否、近乎冷峻的态度和笔法淋漓尽致地展现事物的荒谬之处。尽管作者
很巧妙的将自己隐藏起来，但是这种极度夸张和荒诞的手法却可以使其在置身事外中达到归谬的目的，使其能在毋庸多言之中鲜明地表达自己贬斥的立场和观点、表达对所描写对象的讽刺和否定。
3 凸显矛盾与差异的对比手法
对比是指把差异明显、矛盾突出的两个或几个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安放在一个完整的艺术统一体中，从而对其进行比较和对照的表现手法。对比手法的运用，可以充分显示和突出事物的矛盾及其本质特征，加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并且帮助读者更鲜明地分清好坏、辨别是非。同时对比往往也能带来幽默和讽刺的效果，一位哲学家曾说，“手段和目的之间、原因和结果之间、思维和方式之间的不和谐，此外，伟大的令人尊敬的、豪华的、壮丽的事物和无价值的、卑鄙的、低微的事物之间的对比，都是可笑的。”
3.1 以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对比凸显其本质特征
在马克·吐温的小说中，对比是他常用的一种笔法。差异和矛盾突出的双方经常被他安排在一起进行描写，从而构成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手法往往能够凸显事物的本质特征，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帮助读者更鲜明地辨别好坏、美丑、是非。事实上，这种对比手法也暗含了作者本身的价值取向和判断。现实主义作家主张“隐退自我”但并不至于丧失自我，这种暗含了作者价值倾向的对比手法与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主张不谋而合，这大概也是马克·吐温喜欢使用对比手法并屡试不爽的原因之一。
《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是一部用朴素的事实说话，揭露种族歧视和美国假民主的现实主义的力作。作品由天真老实的远渡重洋的中国工人艾颂喜给朋友写的几封信组成。在艾颂喜的眼中，美国“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是一个“伟大、仁慈和高尚的国度”，他离别备受压迫和灾难深重的祖国，怀揣着对民主、自由、幸福、发财的美好向往，不远万里来到美国。然而，与这种美好的向往相对照的，是他得到的怎样的不公待遇：一上岸就遭到警察的棍打脚踢还被没收了行李，被强迫以十美元的高昂费用种痘，被美国青年放狗咬，遍体鳞伤却又被警察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投进监狱。这些遭遇和艾颂喜眼中的美国有多么大的天壤之别！这种鲜明的对比强烈突出了美国的假民主和假文明的本质面貌：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只不过是用以欺骗世人的面具，是掩盖资产阶级和当权者罪行的遮羞布，歧视、虐待、暴力才是其真实面目。在这里，马克·吐温以一种冷峻的现实主义的笔调——当然，这种笔调也不乏冷幽默的情趣，将艾颂喜幻想中的美国与登岸后的不幸遭遇构成强烈对比，让人深深为艾颂喜感到同情和惋惜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美国种族歧视和假民主的鄙视、痛恨。
发表于19世纪80年代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也有不少地方运用到了对比的手法。在作品里的主人公——善良而正直的小哈克的眼中，河岸上是一个充满种族歧视、残暴、冷漠而陌生的世界，让人感到别扭、不舒服。与此相对照，河中的木筏才是他和吉姆甜美的家和心灵的栖息地：每当他和吉姆在河岸上遇到挫折和不顺心的事情时，他们总是回到河上来，只有在木筏上才感到自由、痛快和舒心。很显然，作者将冷酷的河岸世界即现实世界和温馨的木筏构成强烈、鲜明的对比：现实世界令人感到冷漠和失望，唯独小木筏才是安放心灵和希望的理想之地和“自由王国”。这种对比所要突出和表现的，便是美国社会繁荣掩盖下的种种弊端：社会风气腐化堕落、民主政治乱象丛生，人们纷纷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感到失望、苦闷和彷徨——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而表现出来的社会特征。马克·吐温借用对比，除了要揭露这种社会弊端，也流露出自己对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渴望。
在《百万英镑》中，当主人公亨利怀揣着那张百万英镑面值的大钞去街边的服装店买西装时，店员在看到亨利一身破烂衣服的装扮后，“一声不吭，只是把头一点，指向另一个家伙”，“皱眉紧蹙的摆出一副挖苦刻薄的神气[7]”。在这之后，当亨利明晃晃的亮出那张百万大钞时，店员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并且像火山喷发后凝固的岩浆那样长久的凝固在脸上。
作者将店员一开始的“皱眉紧蹙”、“挖苦刻薄”的神态与看到大钞之后的满面堆积的笑容作了强烈的对比：前者表现了店员看到亨利一副穷酸样后，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并对亨利来这家西装店不以为然，不认为他有足够的购买力；后者则是过山车似的态度大转变，店员被亨利手中的百万英镑摄取了心智和魂魄，以至于夸张的笑容僵在脸上许久没有散去。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流浪汉也能因它变成上帝，鄙视立刻能被它转化为尊重。这里的转变不仅仅是店员一个人瞬间的表情和态度变化，更是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内涵，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追逐金钱、崇拜金钱是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纯粹的金钱关系成为人们之间最重要的纽带，除了金钱交易和利害关系之外，很难再有别的联系。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物神，“金钱拜物教”崛起并成为最大的“宗教”。马克·吐温在这里所要展现的，正是对那个时代“向钱看齐”的不良风气的讽刺和批判。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这部作品中，钱袋出现之前与出现之后镇上人们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些人几天前还很快活，但现在却成了一脸的晦气相，脸上挂着苦恼不堪、心事重重的神态；到了周六，以往的那种熙熙攘攘的热闹、开心的场面被街上的冷清和人们的空虚、寂寞所取代。当十九位重要公民收到有谜底的信之后，他们和他们的妻子脸上重现和平圣洁的快乐表情。
这种戏剧性的显著变化显然都是由那袋金币所引起的。人人都觊觎这袋金币，为了得到它，人们每天把所有的心思和心情都放在了琢磨怎样得到钱袋的事情上，以至于失去了昔日生活的乐趣和追求。由此可见，金钱对人的心灵有多么大的诱惑，对人的精神世界是何等的蚕食啊！人们为了千方百计的得到它，可以舍弃正常的生活习惯和规律、舍弃精神的愉悦和追求。这一点在《三万元的遗产》中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福斯特夫妇沉浸在在对继承三万元遗产的幻想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而这也成为他们唯一精神上的享受，直到在这种幻想中悲惨的死去。实际上，无论是《百万英镑》、《三万元的遗产》还是《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这些作品都共同揭露了那个时代社会拜金逐利的不良风气，人人都如狼似虎地盯着金钱、日思夜想地盼着金钱，人人抱着发大财的美梦——这种不良社会风气，作者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不遗余力地予以讽刺和批判。
3.2 以天真、单纯的人物凸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为了便于表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天真、单纯的老实人经常被马克·吐温拿来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这些人物尽管天真却不自知、尽管单纯却浑然不觉，因此往往给人一种“卖萌”的感觉。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充满了一种幽默、滑稽的情趣，让人忍俊不禁。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天真、单纯的人物怀揣着的，是善意的初衷和热情的态度。只是他们太过于理想化，没有意识到现实的复杂和残酷，这就导致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背离。而作品中的人物越是天真、单纯，则表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在《我怎样编辑农业报》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我”就是一个非常天真、单纯的人。尽
管“我”兢兢业业的工作，努力要做好一名《农业报》的记者，但却事与愿违，在实际工作中笑话频出，还饱受人们的批评和嘲笑之苦。在谈到怎样采摘萝卜时，“我”在报纸上这样写到：“萝卜不要用手摘，以免损害，最好是叫一个小孩子爬上去，把树摇一摇。[8]”一个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萝卜是长在土里的是需要用手拔的，而非长在树上用手摘或是让小孩子摇的。不只如此，“我”所犯的诸如此类的错误还有很多，如公鹅产卵、牛换羽毛等，这些常识性的低级错误简直让人哭笑不得，甚至令人怀疑“我”的智商有问题。更可笑的是，当有人来纠正“我”的错误时，“我”依然坚持认为自己说的有道理，还大言不惭的表示：“我干编辑这一行已经干了十四年，这还是头一次通说编辑需要有什么知识才行。[9]”可以说，这里的“我”单纯得已经到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地步。
在作品《我最近辞职的经过》中，“我”同样是一个单纯的人，热衷于参与商议国家大事，做事不分分内分外，甚至常常越权。尤其是拥有奇特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建议财政部长在报告里写诗句、出谜语，把财政报告当成日历片；建议作战部部长用教育的办法把一部分印第安人教死，把其余的印第安人统统杀光；建议海军部长将军舰改为木排，率军去旅游。这些古怪的想法尽管让人听起来觉得荒唐、可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有着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为国事献计献策、谋求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乃是“我”一个单纯而理想的初衷。
类似的人物在《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中也有出现。“我”同样也是一个热衷于参与政治的人，在担任参议院老爷的私人秘书期间，“我”按照参议院的叮嘱和要求为他代笔回复了几封公务信件，虽然自己写得一本正经、字正腔圆，甚至还自我感觉工作完成的很圆满，但在别人看来，信件中却是满纸荒唐言。当参议院忍无可忍大喊着让他滚出去、永远不要在回来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表示，叫我无需再给他帮忙，所以我就辞职了”，还觉得自己挺委屈，“这种人实在太难伺候了，他们什么也不懂，你费尽心思，他们也不知好歹。[10]”对这样一个如痴如傻的可怜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上面几部作品中，作者对主人公的选择和塑造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充满了幽默、滑稽的情趣，让人忍俊不禁，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作者通过这些人物所要真正表达的，是通过把主人公的天真、单纯和现实的残酷、冷峻相对照，来突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深刻的主题。主人公往往本着善意的初衷、怀揣单纯的理想，一厢情愿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却总是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处处抹灰——不是被人谩骂侮辱就是被人辞掉工作。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昭示了他们那一厢情愿的想法或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行不通的，理想与现实的背离最终造成这种荒诞、滑稽而又可叹、可悲的局面。
我们知道，19世纪是美国资本主义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这种快速发展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为前提的——这其中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资源，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就使得人们借以实现理想所能利用的资源往往贫乏，再加之资本主义政治和金钱对社会的腐蚀力量，很多人对这种现实感到失望，却又找不到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从而造成了人们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背离和反差。而且，故事中的人物越是天真、单纯，这种背离和反差就越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比也就越强烈。马克·吐温正是借用了这些有趣、可爱的人物，借他们的一言一行，揭露美国社会令人失望的现实，于幽默的情趣之中表现了几代美国人对理想与现实反差的困扰和忧虑。
4 口语化和善用反语的语言风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选择、提炼和运用的好坏关系到作品的故事叙述是否生动具
体、人物刻画是否鲜明形象、场景描绘是否绘声绘色。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作品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笑为武器，将深刻的含意蕴于笑声之中。体现在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主要是两点：一是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口语化色彩，而且其中不乏方言土语的元素，这种口语化的语言让人觉得诙谐幽默，也便于作者表达对事物的讽刺和批判，同时这种风格也突破了美国文学语言的高雅传统，为美国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亮丽之风；二是他善于使用反语，从而营造出一种诙谐幽默的情趣，巧妙地用来表达对事物的讽刺和批判。
4.1 突破美国文学语言的高雅传统的口语化风格
马克·吐温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纯粹的美国口语进行写作的作家，他以自己独创的口语化风格突破了美国文学语言的高雅传统，给19世纪的美国文学带来一阵清新亮丽之风，也为文坛树立了一面崭新的旗帜、开创了一代文风，被福克纳称为“美国文学之父”。
4.1.1 口语化风格受到马克·吐温个人经历的深刻影响
马克·吐温语言风格的形成有着深刻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生活的痕迹。他自小就曾在印刷所当学徒，后来在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上做了领港，美国“淘金热”时期，他还追随时人的脚步去西部淘金，之后又在报馆当了记者，直到后来正式踏入文坛。这种丰富的生活经历使得马克·吐温有幸能够接触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从劳苦大众到中产阶级、达官显贵，尤其是通过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黑人奴隶、渔夫、农民、金矿工人等人的接触和交往，马克·吐温积累了大量的基层生活资料和经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深受美国民间口头文学的熏陶。这种熏陶对马克·吐温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加上他本人就很重视民间口头文学，所以口头文学中的很多优秀传统都在马克·吐温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4.1.2 方言土语是口语化语言的重要元素
马克·吐温小说中的语言突破了传统的高雅风格，富有诙谐幽默和口语化的特点，并且常常带有浓重的方言土语。通过这种口语化的语言，作者可以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便于作者于形象生动的语言中，更好地表达幽默和讽刺的效果。在马克·吐温的文章中，语气词使用得相当频繁，如“Bah!”（表示轻蔑、厌恶）、“Aha!”（表示愉快）、“Darn!”（表示愤怒、失望）、“Mm!”（品尝食物的拟声词，表示满意）、“Oho!”（表示惊奇）等。这些语气词很多都来源于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方言土语，而主流的高雅文学作品是不屑于使用这些词汇的。再如，在具体的语境当中（经过了翻译）：“请进来吧”、“原来里面装着钱呢”、“哎呦，这可糟啦”、“喂，怎么回事呀”、“啊哈，又是很合身”、“这可是够分量了啊”、“哎，只消咱们能猜对了，该多好啊”。这些语气词在句中的使用使语言显得亲切、生动，而且富有生活的情趣。
哈克作为《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主人公，作者赋予其语言鲜明的口语化特色。如在说到道格拉斯寡妇教“我”学文明规矩时，作者用的是密苏里土话中的“sivilizeme（文明）”一词而非标准的civilization，一词之差就充分彰显了马克·吐温方言土语的深厚功底和语言鲜明的口语化特色。这种口语化特色实现了作品从第一句开始直到结束，始终发自一个声音、一个“我”——这个“我”并非马克·吐温本人，也不是刻板的的叙述人，而是穷孩子哈克。写哈克，作者用的是哈克自己的语言，仿佛粗俗，实乃神奇。这种口语化风格的语言是马克·吐温捕捉住的时代的声音，也是对美国灵魂的一种表述。他通过这种以方言土语取代正规标准的词汇的方式，表达了对美国所谓的文明规矩的蔑视和批判，这种文明规
矩其实只不过是披着高尚外衣的假把式、假文明。
再来看作品《我怎样编辑农业报》中，当编辑怒骂“我”不懂农业、要赶“我”滚时，“我”也激动、“热情”地回骂了他：“你这玉米杆！你这白菜帮子！你这卷心菜子!”、“你这萝卜头！”、“你这山药蛋！[11]”这种生动、形象的骂人词汇实则是农民的一种方言土语，作者用农作物来与人作比，无不充满了农村的生活气息，让人觉得新鲜、脱俗，又不乏幽默。在高雅的美国传统文学语言当中，骂人的话尚不多见，更何况骂得这样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呢，这在那些推崇高雅文学的美国作家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这样酣畅淋漓骂人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人物的幽默、搞笑，同时也看到，这些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达的不只是“我”对编辑的愤怒，更是一种对冷峻现实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失望，表面是怒骂编辑，实则是怒骂美国令人失望的现实。
4.1.3 口语化的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
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是其个性的外在表现，是其形象的有机组合，口语化的语言往往能够帮助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我们来听听《百万英镑》中在衣衫褴褛的亨利亮出那张百万大钞后，服装店老板对他说的话：“把那么一套不像话的衣服卖给这么一位独具一格的百万富翁！托德是个傻瓜——一个天生的傻瓜。啊，我要找的那一套在这儿啦。大爷，请把身上那些脱下来，扔进火里去吧！请赏个脸穿上这件衬衫。[12]”这段话中含有丰富的口语，如“天生的傻瓜”、“大爷”、“请赏个脸”、“多没劲”，这短短的几句话无需作者做赘余的介绍和描写，就使得一个卑微、势力的服装店老板的形象顿时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眼前。其实这些话更像是服装店老板在震撼于百万英镑威力之际的自言自语，而这种自言自语本身就具有浓郁的小市民生活的气息，读来让人觉得亲切而且颇具幽默的喜感，也暗含了作者对服装店老板认钱不认人的这种势力眼的嘲讽。
在作品《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马克·吐温这样描写赫德莱堡市政厅开会拍卖那袋“金币”的场景：“八百元！——好哇！加码加到九吧！——多谢了，九百元！——来吧，我可是听到了——一千元！在下不胜感激！ [13] ”这里的“好哇”、“多谢了”、“来吧，我可是听到了”、“在下不胜感激”等词也都具有浓郁的口语化风格，展示了拍卖员机智、灵活、风趣的个性特征，也将拍卖会上那种激动紧张、分秒必争的气氛展现在读者面前，仿佛令人置身其中。事实上，在这种幽默诙谐的口语化的语言当中，作者除了赋予人物形象以丰满的羽翼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借人物之口，展现赫德莱堡镇拿曾经用以标榜美德和诚实的钱袋来公开拍卖的龌龊场景，借此批判赫德莱堡镇的假诚实、假道德，其实也是借以揭露当时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假道德、假文明。
简而言之，马克·吐温作品中口语话风格的语言表现了各地的地方色彩，读来令人感到生动风趣、平易亲切；也表现了作品人物鲜明的个性，使得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包含在其中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丰富的生活情趣往往能够极大的引起读者的共鸣，常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作品的艺术世界当中，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更为重要的，马克·吐温借用这种幽默诙谐的语言在营造出一种喜剧情境的同时，往往将对人或事的讽刺和批判隐含其中，让人在会心一笑中感悟作者的深刻用意所在。同时，马克·吐温用这种不乏方言土语的口语化风格的语言铺叙情节、刻画人物，而不是单纯使用刻板的叙述人语言这一种语言，突破了美国文学语言的高雅传统，这乃是文学史上的一大进步。
4.2 具有强烈讽刺意味和幽默情趣的反语
反语就是说反话，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或幽默或气愤的情绪。在文学作品中，反语指的是一个词语或句子有表层和深层两种截然相反的含义：表层含义是词语或句子本身所表达的内容，是一种自然意义；深层含义是由特定的语义环境即上下文所赋予，是词语、句子的真正含义。通过使用反语，作者通常用来表达对事物的讽刺和批判（这个时候反语就成了反讽），或是营造一种诙谐幽默的情趣。
在一定的语境中，当正面表达和直接表达难以胜任表达强烈情感的需要时，反语往往是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和方法。深谙这一点的马克·吐温自然对反语手法乐此不疲，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寻到很多运用反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例如，《百万英镑》一篇，在写到两个富豪兄弟为了逗趣而打赌时，作者这样写到：“瞧，这就是英国人的作风：说到做到。[14]”这句话表面上看是对两个富豪兄弟的褒奖，实际上是反语的手法的运用。可怜的亨利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的“沦为”两个富豪兄弟逗趣的工具，作者在此的一番“夸奖”绝对不是对两兄弟的褒扬，因为马克·吐温本人就有着深刻的贫困而艰辛的生活经历，他充分了解和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因此站在他的立场上，我们不难理解，作者所要真正表达的，是对资产阶级精神空虚和无聊的讽刺，对富贵派将劳苦民众当做任意取乐的工具这一行为的批判，同时也是对19世纪的美国人盲目崇尚欧洲上流社会生活做派的否定和指责。
《我怎么编辑农业报》中，反语的使用也相当的精彩。且看农业报的正式编辑回来后对“我”工作的评价：“即使让你把专门学糊涂当做一生的学业，那你毕业的时候也不可能比现在得到更高的荣誉。[15]”这里的一个有趣的打比方使得整句话都充满了幽默诙谐的情趣。看到其中的“学业”、“荣誉”，我们所联想到的往往是一些积极、正面的词汇——这其实是我们平时的用语习惯所导致的，而作者却有意打破我们的这种习惯，将其用于反语机制当中，营造出一种兼具喜剧效果和讽刺意味的情境。尽管一词一句都用的是积极、正面的词汇，但将这些词汇整合在一起的话语机制所表达的却是一种否定、嘲讽的意味，表达的是编辑对“我”工作的极度不满和贬斥。
再如，一个个子很高的家伙在第一次读“我”在农业报上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时候，还以为是自己疯了。在听完“我”亲自把这篇文章读了一遍后，他兴奋得跑过来和我握手“太好了。现在我知道我并没有毛病，因为你念的和我念的一样，一字一句都相符。[16]”这个“太好了”就是一个具有与强烈讽刺意味的反语，这并非是高个子真的要对“我”的文章表示由衷的赞赏，而是对“我”的满纸荒唐言的嘲笑和讥讽，甚至高个子还直截了当的表示：“我的理智居然抵住了你的一片农业文章对我的影响，现在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是我的心理反常了。[17]”若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在这里用直接表达和正面表达的方式来进行表述，将上面提到的反语转换为“果然是你的脑子有病，天保佑我才是正常的”——对比两者的效果会发现，反语比正说和直说有更强烈的感情色彩和讽刺意味，更重要的，反语能够营造一种幽默诙谐的情趣，这正是马克·吐温在作品中多用反语代替正面表达和直接表达的原因。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市政厅大会上刚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领取那袋“金币”的人，会场上一片骚动，赫德莱堡镇的公民“皮革商”建议主席道：“这样，要是主席愿意检验一下麻袋中的答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个骗子中——[主席：“秩序！”]——在这两个投机取巧者中——[主席：“秩序！”]——在这两位正人君子中——[又是掌声又是笑声]——哪一位该佩上绶带。[18]”这里的“秩序”、“正人君子”、“绶带”三处都使用了反语：所谓的“秩
序”实际上是指要维护赫德莱堡假诚实的公众形象，就不能说出对它不利的话来甚至不惜说假话；所谓的“正人君子”实际上是指那些为了获得金钱不惜欺骗、诽谤众人的伪善者；所谓的“绶带”实际上无异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最烂男主角奖”“最烂影片奖”。这里的讽刺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当听到皮革商“不恰当”的用词，主席在一旁连连强调“秩序”、“秩序”时，我们更感到一种强颜争辩的可笑和可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啊！在这里，作者借助反语，既营造了一种滑稽荒诞、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气氛，又有力的讽刺了那些“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伪善者的丑陋行径。
简言之，反语作为一种特殊而有效的表达手段，往往使作者获得比直接表达和正面表达更具强烈感情色彩的表达效果。马克·吐温善于运用反语的方式，在幽默诙谐的情境当中，来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对事物的讽刺和批判。
结论
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独具特色，既充满幽默诙谐的情趣，又有着严肃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将幽默艺术与讽刺艺术熔炼为一炉，其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凸显矛盾和差异的对比手法以及善用口语和反语的语言风格无不体现了幽默与讽刺的高度凝练和有机统一。这种幽默讽刺艺术形象生动、深刻有效地表现了马克·吐温小说的思想内涵，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和人性的弱点。在这种艺术风格和追求中，马克·吐温实现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也实现了自己“要做生活的导师”这一创作理想，同时，他的幽默讽刺艺术不仅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也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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