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的牢笼——关于组织制度新探讨

铁的牢笼新探讨：组织领域的制度趋同性和集体理性

Paul J. DiMaggio Walter W. Powell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张永宏 译

什么使组织如此相似？我们认为，理性化和科层制引擎已经从竞争性的市场转向国家和专业组织。一旦一群组织作为一个领域而出现，一个悖论就产生了：理性行动者在试图改变其组织时却让组织越来越相似。我们说明了导致这种结果的三种趋同过程——强制、模仿和社会期待。接着，我们详细列出了资源集中化和依赖、目标模糊性和技术不确定性、专业化和结构化对趋同变化的影响的具体假设。最后，我们指出了对组织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的含义。

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警告，由禁欲主义带来的理性主义精神已经获得了自身的动力。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已经成为囚禁人性的铁笼，除非有先知重生，否则这种影响“可能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候”（Weber，1952：181-82）。在韦伯关于科层制的论述中，他再次转到这个主题。他认为科层制是理性精神在组织中的表现形式，它作为控制人们的手段是如此有效和强有力，一旦建立，科层化的气势就不可撤销了。（Weber，1968）

随着科层化速度的加快，铁的牢笼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就困扰着社会学家。但是，我们认为，在韦伯提出这个比喻以后的80年里，科层制在持续扩张中，组织理性化的引擎已经发生了转变。就韦伯而言，科层化是由三种相关的原因导致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国家间的竞争增强了统治者控制下属和公民的需要；中产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的保护。在这三者当中，最重要的是竞争性的市场。“今天，”Weber（1968：974）写到：

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首先需要经营管理中的公务上的职责能够得到严格地、毫不含糊地、持续不断地以及尽可能快地履行。通常来看，大型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严格的科层组织的无以伦比的原型。

我们认为科层化和理性化的原因已经变了，公司和国家的科层化已经实现，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同质化，科层制仍然是普遍的组织形式。然而今天，组织的结构变迁似乎越来越少地受竞争或效率需求所驱动。我们认为，取而代之的是，科层化以及其他组织变迁的形式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使组织相似的过程不必然是为了使它们更有效率的结果。我们认为，科层化以及其他同质化形式的出现脱离了组织领域的结构化（Giddens，1979）。相反，这个过程更多地受到国家和专业的影响，它们已经成为20世纪下半叶强大的理性行动者。对于我们要解释的原因，高度结构化的组织领域提供了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个体理性地处理不确定性和强制的努力常常导致结构、文化以及产品在总体上的趋同性。

组织理论和组织多样性

许多现代组织理论都假定组织世界是多样和分化的，并寻求解释组织结构和行为上的差异（如Woodward, 1965; Child and Kieser, 1981）。汉南和弗里曼（Hanan & Freeman1977）在一篇重要的论文的开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多种多样的组织？”。连调查技术（如以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技术）也专门朝解释差异方面发展。

我们却要问为什么组织结构和做法会有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试图解释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在自身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组织领域会显示出通道和形式上的多样性。然而，一个一旦领域稳定地建立起来，便有一种向同质化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推力。

Coser, Kadusin和Powell(1982)描述了美国大学教材出版社的演变，从最初的多样化时期到现今，只有两种的控制模型，一是大型科层型的综合出版社，一是小型的专业出版社；Rothman(1980)描述了法律教育从几种相互竞争的模式到两种支配方式的淘汰过程；Starr （1980）提供了医院领域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模仿的证据；Tyack(1974)和Katz(1975)说明了公共学校出现的相似过程；Bannoum(1966-68)描述了广播行业支配形式的发展；DiMaggio(1981)描述了19世纪末高雅文化服务业支配性的组织形式的产生。

我们在这些例子中所看到的是一个组织领域的出现和结构化是一系列多种的组织活动的结果；还有，第二，一旦领域稳定地建立起来了，这些组织就会趋于相似，新进入者也是如此。

组织领域，我们指的是聚集在一起构成被认定的制度生活的领域的组织：主要供给者、资源和产品消费者、管制机构、生产相同产品和服务的其他组织。这一分析单位的价值在于，它引导我们不只是关注竞争性的企业，如汉南和弗里曼（1977）提出的群体生态学那样，或者不只是关注实际互动的组织网络，如Launann等（1978）提出的组织间网络学派那样，而

是要关注相关行动者的全部。所以，领域思路综合了“联系性”（见Launann et al.1978）和“结构对等”（White et al., 1976）的重要性。1

一个组织领域的结构不能由先验来决定，而应该建立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之上。只有在制度上界定的范围内，领域才存在。制度化或结构化的过程包括四个部分：领域中组织间互动程度的增加；明确界定的组织间支配结构和联盟方式的出现；同一领域的组织必须为之竞争的信息载体的增加；一个一类组织的参与者之间共同意识的产生，即它们都参与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DiMaggio 1982）。

一旦同一行业的组织构成一个领域（像我们将要提出的论点，通过竞争、国家或者专业），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它们彼此相似。组织可能会改变它们的目标或从事新的实践，新的组织也会进入这个领域。但是，长远来看，进行理性决策的组织行动者在其周围构筑了限制其随后进一步变化的能力的环境。组织创新的早期采纳者通常是被一种想改善绩效的愿望所驱使。但是，新的实践会变得，用Selznick（1957：17）的话，“超过了组织的具体任务或者技术需要的价值判断渗透、渗入进组织内部的过程”。创新的扩张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这时采纳就不是为了提升绩效，而是提供合法性（Meyer and Roman,1977）。对单个组织是理性的战略一旦被大多数组织采纳，可能就是不理性的。然而它们被规范所认可的现实增加了采纳的可能性。因此，组织可能试图不断地变化；但是，当组织领域的结构化到达某一点，个别变化的聚集效应将会降低领域中的多样化程度。2一个结构化领域中的组织，借用Schelling（1978:14）的表述，对由其他组织构成的环境作出反应，其他组织又对它们的环境作出反应，它们的环境是由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组织构成的。

Zucker和Tolbert (1981)关于美国公务员改革采纳的研究揭示了这一过程。公务员改革的早期采纳是和内部的政府需要相关的，移民人口规模、政治改革运动、社会经济构成以及城市规模等城市特质具有强大的预测力。然而后来的采纳并不是由于城市特质了，而是和市政府管理的合法结构的制度定义有关。Marshall Meyer (1981)关于城市财政机构科层化的研究也有同样发现：世纪转换之初，城市特质和组织特征之间有强相关，近年来相关消失了。

1“联系性”是指使组织相互联结的交易的存在：这样的交易可能包括正式的契约关系，共同事业如专业协会、工会、董事会和类似人才流动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层次的关系中的人员参与，一类组织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其他组织联系弱，就构成一个“派系”。”结构对等“指的是网络结构中的位置相似性：如两个组织与同样的一类组织有相同类型的关系，即使这两个组织本身没有联系，这两个组织在结构上就是对等的：这里，关键的结构是“角色”或“块”

2组织变迁指的是正式结构、组织文化和目标、程序或使命的变化。组织变迁随着对技术条件的反应而改变。本文最感兴趣的是影响一个特定领域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采用相似的技术；因此我们不试图分离技术功能与其他组织变迁形式的关系重要性。下面我们将引用许多技术变迁的例子，我们的目的

3Carroll和Pelacroix (1982)关于报纸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同样的观点，选择只能在一个产业出现的早期发挥巨大影响。4Freeman (1982:14)提出，传统的大型组织已达到本身可以支配环境而不是调整适合环境的地步。

记录同质化过程最好的概念是“趋同性”，在Hawley(1968)的描述中，趋同是一个限制的过程，迫使群体中的一个单位与同样环境中的其他单位类似。在群体层次，这个方式意味着组织特质向增加与环境特质的兼容性方向更改；一个群体中的组织数量是环境承载能力的函数；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环境的多样化趋同。Hannan 和Freeman（1977）显著地扩展了Hawley的思路。他们认为趋同之所以实现，是因为不理想的形式从一个组织群体中被选择排除了，或者组织决策者习得了适宜的回应，并相应地调整了他们的行为。Hannan和Freeman 的关注点几乎只放在第一个过程：选择。5

顺着Meyer (1979) 和Fennell (1980) 的思路，我们认为有两种类型的趋同性：竞争趋同性和制度趋同性。Hannan 和Freeman的 经典著作（1977）和他们最近的一些研究是有关竞争趋同性的，它假定有一种系统理性，强调市场竞争、生态位（niche）变化和适者生存。我们认为，这观点最适合自由和开放的竞争领域，它解释了韦伯所观察到的科层化过程的一部分，而且可能运用于改革的早期采纳，但它没有展现出现代组织世界的完整图画。为此，它必须辅之以趋同性的制度视角，Kanter (1972:152-54)在谈到强迫社区适应外界社会的压力时就提到了。正如Aldrich (1979：256) 所说，“组织所要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其它组织”。组织竞争不仅仅是为了资源和客户，而且还为了政治权力和制度合法性，同时为了社会和经济的适应。6制度趋同概念是一个理解广泛流行于许多现代组织生活的政治和仪式的很有用的工具。

3 Knoke（1982）在对市政府改革进行的事件史分析中，拒绝了常见的文化冲突和科层制扩张的解释，提出了更普通的现代化理论的主张。他的主要发现是市政府改革采纳的地区差异并不来源于社会构成的差异，“而是由于邻近的城市采纳改革导致的模仿和传染”。（p. 1337）

4一系列因素——组织间承诺、精英赞助、政府采取公开发包、财政补贴、关税壁垒、进口配额或优惠税率等方式支持——即使在竞争性的组织领域，也降低了选择的压力。正在扩张或稳定的、受保护的市场也会减轻选择的影响。

5与Hannan 和Freeman相反，我们强调适应，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管理者的行动从长远意义上一定是策略性的。的确，三种趋同形式中有两种——模仿和社会期待——都包含广为接受假定意义上的管理行为，而不是有意识的策略选择。在普遍意义上，我们质疑将行动动机设定在理性和非理性两极的功利论。就其深嵌在生存心态（predisposition）、脚本、图式（schema ）或类别系统的意义而言，目标取向的行为可能是反思性的或前理性的；而且，导向一个目标的行为还可能因为目标没有得到实现而被强化了。由于管理者提高组织有效性的愿望通常在趋同性变化中起中介作用，我们更关注管理者可能的选择，而不是他们选择具体的一个的动机。换言之，我们不是随便承认行动者对自身行为的理解就是在理性的意义上作出的。趋同性理论并不考虑行动者的心理状态，而是要考虑行动者自认为是理性的和精明的选择类别的结构决定因素。

6 Carroll和Delacroix（1982）明确地提出这一点并谈到政治和制度合法性是主要根源。Aldrich（1979）认为

制度趋同变迁的三种机制

我们识别了三种制度趋同变迁发生的机制，每一种机制都有它自身的前因：⑴强制趋同性来源于政治影响和合法性问题；⑵模仿趋同性产生于对不确定性所作的合乎公认做法的反应；⑶社会期待趋同性与专业化相关联。这个类型学是分析上的：这些类型并不总是与经验吻合。例如，外部行动者会诱使一个组织和与其同等的组织相一致，要求它去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并明确说明它的专业责任。模仿的变化可能反映出环境建构的不确定性。7然而，当这三种类型与经验环境相混合时，它们可能产生于不同的条件，并导致不同结果。

强制趋同性。强制性的趋同来源于所依赖的其它组织和社会的文化期待施加于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压力。这种压力可能被感知为一种力量，如劝说或邀请加入共谋。在一些情况下，组织变迁是对政府法令的直接反应：制造商为了遵守环境管制而采纳新的环保技术。非盈利组织开设帐户并雇佣会计师以适应税要求。组织雇用平权法案高级职员以避免歧视诉讼。学校让特殊教育学生回归主流并招聘特殊教育教师，加强家长教师联盟和负责照顾特殊学生的管理人员之间的联系，并公布与政府规范相符的课程（Meyer et al,1981）。这些变化大部分是仪式性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合逻辑。如Ritti和Goldner (1979)所主张的，全体员工习惯于拥护它们的运行，从长远看，这会改变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

共同的法律环境影响一个组织的行为和结构的很多方面。韦伯指出，合同法律具有的复杂的、理性化的系统带来的深刻影响是它要求进行必要的组织控制，以兑现法律上承担的义务。国家其他的法律和技术的要求——预算周期的变动，无处不在的会计年度和年度报告，为确保收到联邦合同或基金要求准备合格的财政报告——也以同样的方式塑造着组织。Pfeffer和Salanick (1978:188-244)探讨过，面对不可管理的复杂互赖的组织会寻求用更大的社会系统和政府的更大的权力来克服困难或者满足需求。他们观察到政治上建构的环境有两个典型的特征：政策决策者通常并不直接体验行动的结果；政治决策是广泛运用于所有组织类别的，因此它的适用性和弹性都很小。

Meyer和Rowan (1977)令人信服地指出，随着理性化地国家和其它大的理性组织把它们的支配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多领域时，组织结构就会越来越体现国家制度化和合法化的规则（又见Meyer和 Hannan.1979）。结果，在特定领域中的组织越来越同质，而且也越来越根据与更大的制度一致的仪式来安排。同时，组织在结构上越来越少受技术活动约束的决定，和输出控制的联系也越来越少。在此种环境下，组织采用用证书和群体凝聚力等仪式化的控制。

标准的操作流程、合法化的规则与结构的直接压力在政府领域之外也同样发生着。Michael Sedlak (1981)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慈善组织在结构、方法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的理念等方面的转变和同质化。随着联合大企业的规模上和范围的增大，公认的绩效标准虽然并不一定是强加给子公司的。但是，子公司都采用了标准的报告机制（Coser et al., 1982）。子公司必须采纳与母公司的政策兼容的会计惯例、绩效评估、预算计划。一些垄断公司所控制的基础设施服务业——如电信、交通等——将共同的压力强加给应用它们的组织。因此，集权国家的扩张、资本的集中化以及慈善事业的合作都通过直接的权力关系支持了组织模式的趋同。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都只是组织模式对从属的组织的直接和明显的强制。然而，强制趋同性可能比上面例子更微秒、更隐蔽。Milofsky (1981)描述城市社区中许多采取参与民主的邻里组织被迫形成组织等级，以获得更等级化管理的援助组织的支持。同样，Swidler (1979)描述了在她研究的免费学校里由于需要一个“委托人”与当地教育主管谈判需要作为学校在外界的代表所带来的紧张。通常情况下，至少在仪式上将责任和管理权力赋予正式定义的角色以与科层组织互动的需要，是维持平等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组织形式的一种持续障碍（Kanter,1972; Rothschild-Whitt, 1979）。

模仿过程。然而，并不是在所有的制度趋同性都来自强制权力。不确定性也是助长模仿的一种强大力量。当组织的技术难以理解时（March and Olsen, 1976），当目标模糊时，或当环境产生象征性的不确定时，组织就会根据其它组织来塑造自身。人们在经济行动中的模仿行为的优势是相当大的；当一个组织面临原因模糊和解决方案不清晰的问题时，问题搜寻可能会以极小的成本获得可行的解决方案（Cyert and March 1963）。

建模是对不确定性的反应。被建模的组织可能未意识到建模，或者可能不希望被复制，它仅仅被当作借用组织使用的便利的实践资源。建模可能是无意识地、间接地通过员工调动、更换而传播的，也可能是明确地通过咨询公司或行业协会等组织传播地，甚至创新也能解释为是组织模仿的结果。如Alchian (1950)所观察的：

创新是那些有创新意识的人在独特条件下无意间促成的，而其它人就试图去模仿这种独特性，创新－模仿过程依次持续下去。

一个最戏剧化的例子是，日本在19世纪后期致力于模仿表面上看起来成功的西方政府的创新精神。政府派它的官员去学习法国的法院、军队和警察，英国的海军和邮政系统，美国的银行和艺术教育（见Westney）。美国的公司现在反过来效仿日本的模式，来处理公司

里棘手的生产率和人事问题。美国企业质量圈和工作生活质量运动的迅速推广，至少部分是模仿日本和欧洲成功企业的结果。这些新变化也有仪式意义；公司采纳这些“创新”以提高其合法性，以证明它们至少是在努力改善工作环境。更普遍的情况是，一个公司雇用的员工规模越大或者服务的顾客群越大，那么它所感觉到的来自于其它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和项目的压力就越大。因此，无论是熟练劳动力还是广泛的顾客基础都可能促进模仿趋同性。

组织结构的许多同质来源于寻求多样化虽多，但可选择的差异却少。新组织模仿旧组织的现象遍及整个经济领域，管理者也很积极地去寻找可以模仿的模型（Kimberly 1980）。因此，在艺术领域中，人们可以找到关于怎样组建社区艺术委员会或女子交响乐协会的教科书。大型组织只能从相对很少的几个主要的咨询公司寻找，但这些公司提供的组织模式也就是那几个。这些模式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结构变化是可观察的，然而政策和策略上的改变是不易观察到的。在一家较大的咨询公司的建议下，一家大型的都市公共电视台从职能化设计转向事业部设计。电视台的高级经理们怀疑这种新的结构有高效率；事实上，有些服务在部门间是重复的。但是他们不得不信服新的设计向与电视台定期打交道的盈利性企业传达了很有用的信息。这些企业，不管是股东还是实际的合资伙伴都把重组看作是 “沉睡的非营利的电视台开始变得更有商业头脑了”的信号。因目标含糊而著称的美国政府机构管理改革的历史是模仿趋同的经典案例，从麦克纳马拉时代的PPPB到卡特政府的零基准预算都是如此。

组织倾向于模仿其领域中的相同组织，它们认为这些组织更合法或更成功。某几种结构安排无处不在很可能是因为普遍的模仿过程，而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表明采纳新模型能提高效率。John Meyer (1981)主张，很容易预测一个新兴国家行政管理的组织，而无需知道这个国家本身的任何方面，因为“周边国家都是趋同的——在行政管理形式和经济模式上——任何劳动分工的世界体系理论都无法预测。”

规范压力。趋同型组织变迁的第三个来源是社会期待，主要产生于专业化。采用Larson (1977) 和Collins (1979)的定义，我们把专业化理解未成为一种职业中的成员为了明确其工作条件和方式、控制“生产者的产品”（Larson 1977:49-52）、为自身职业自主权确立认知基础和合法性而进行的集体斗争。正如Larson指出的，专业规划很少能获得完全的成功。专业人士必须和非专业客户、老板或管制者妥协。现今主要的专业成长于组织的专业人员中，特别是大组织的经理和员工。越来越专业化的员工的未来是和雇用他们的组织的命运紧密绑在一起的，这使传统的专业人士特有的组织承诺和专业忠诚二分状态（Hall, 1968）遭到废弃（即使没有过时）。专业和组织一样要受强制和模仿压力的支配。而且，当一个组织中有很多种不同的专业人员，他们就显示出和其它组织的专业同行的相似性。此外，在许多情况

下，专业活动创造的专业力量与国家赋予的专业力量一样强大。

专业化的两个方面是趋同性的主要来源。一是大学的专业生产的认知基础上的正规教育和合法化。二是跨组织的专家网络的增长和深耕，新组织模式就是靠专家网络快速传播的。大学和专业培训制度是职业经理人极其员工形成组织规范的重要中心。专业协会也是规定和普及组织和专业人员行为的社会期待规则的另一个传播媒介。此类机制形成了一大群几乎可交换的个体，他们在不同的组织中占据相似的位置，拥有态度倾向性和性情的相似性，不顾传统上存在的差别，并且拥有控制手段的相似性，用别的方法塑造组织行为（Perrow 1974）。

助长社会期待趋同性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人才筛选。在许多组织领域中，筛选发生在个人被同一产业的企业所招聘的过程中；发生在小范围培训项目的员工被选拔进快车道的过程中；发生在共同的晋升惯例中，如总是从财务或法律部门招聘高管；发生在对具体职务的技术层面要求中。许多专业人员的职业轨迹就被这样紧紧护卫着，不管是在进入阶段，还是在这个职业生涯发展中，以至于达到职业顶点的人几乎难以区分。March 和March (1977)发现，在Wisconsin，达到教育负责人职位的人的背景和态度取向非常相似，从而使其未来事业的发展很随意并无法预测。Hirsh和Whisler (1982)发现了财富500强的董事会成员也缺少差异。此外，组织领域的个人都经过预先的社会化，对个人行为、合适的穿着风格、组织语言（Cicourel, 1970; Williamson, 1975）以及规范的说话方式、开玩笑或打招呼（Ouchi 1980）都有了共同期待。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Collins，1979，提出在这些领域，证书的重要性最强），人事筛选方法被Kanter (1977)称为是“管理的同性恋再生产”。凡管理者和关键员工来自于同样大学，并按统一标准筛选，他们就会以同样的方式看问题，把相似的政策、程序和结构视为具有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和合法性，而且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决策。

逃避筛选过程的专业生涯通道的进入者——如犹太海军官员、女股票经纪人或者黑人保险代理——可能接受无处不在的在职社会化。如果一个领域内的组织有差异而且主要是在职社会化，那么社会化只能加强，而不是削弱组织间的差异。但是当一个领域内的组织很相似，而且职业社会化是在行业协会研讨会、在职培训项目、咨询协议、雇主专业学校网络以及行业杂志完成的，社会化就会发挥趋同的推动作用。

管理专业化与组织领域的结构化并驾齐驱。专业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换有助于形成对地位、中心和外围的科层制的共同认可，这就成为组织间信息流动和人员流动的基础。地位排序的产生方式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一个行业的几个大型企业在工会和企业谈判中担当了主要谈判代理人，就可能使这些核心企业在其它方面也起关键作用。政府通过特许或发包对核心公司或组织的认可会给这些组织带来合法性和能见度，并导致竞争企业复制它们的结

构或运作流程，以图获得同样的回报。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提供另外的领域，其中核心组织被认可，它们的员工也被授予了具有实在的或仪式性影响的地位。著名组织的管理人员通过加入其它组织的董事会、参加行业或跨行业的委员会、担任任政府机构顾问等方式强化自己的地位（Useem 1979）。在非盈利部门中，结盟的法律障碍不存在，结构化进程可能更快。

这样的核心组织充当了积极和消极的模型；它们的政策和结构将在其领域中被广泛模仿。当经理向上流动、员工试图在这些中心组织中保住位子以促进事业发展时，这些组织的核心地位就进一步强化了。有抱负的管理者会接受自己希望加入的组织的规范和习俗的预先社会化。生涯路径可能也包括从核心组织的初级职位向外围组织的中层职位位置发展。一个领域中的人员流动进一步受到结构同质化所鼓励，例如，司空见惯的职业名称和通道（如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

有一点要注意，每个制度趋同过程都没有证据证明它们可以提高组织效率。至于说组织有效性加强，理由常常是组织和它所在的领域中其它组织一样了。这种相似性可以使组织更容易和其它组织交易、吸引有抱负的员工、被承认为合法和有声望，与行政管理当局规定的有权获得公共和私人捐赠和合同的类别系统相适应。然而，这中间没有一个可以肯定遵从标准的组织可以比偏离的组织运作得更有效率。

在许多领域中，竞争性效率的压力减轻了，因为组织数量受到限制，而且存在进入和退出的强大的财务和法律障碍。Lee (1971:51主张这是医院管理者较少关注资源的使用效率、更注重地位和声誉的竞争的原因。Fennell (1980)指出，医院是一个不健全的市场体系，因为病人缺乏实际的交换对象和价格的必要知识。她认为医师和医院的管理者是实际的消费者，医院之间的竞争建立在“吸引医师，这些医师把他们的患者带进医院”的基础上。Fennell （P.505）总结道:

医院是按照社会合法化的规范来运作的，它经常与效率和系统理性的市场打算相冲突。很明显，医院不是因为病人对特定服务的实际需要而增加服务范围，而是因为如果它们可以提供其它医院提供的所有服务，它们就可以被认为是相称的。

这些结果意味着一种更普遍的模式，拥有大量经过专业训练的劳动力的组织领域基本上受地位竞争所驱动，组织声誉和资源是吸引专业人员的关键因素。当组织试图确保它们可以提供和竞争者同样的利益和服务时，这个过程促进了同质化，

趋同变迁的预测

接着我们关于趋同变迁发生机制的讨论，我们可以在经验上预测哪个组织领域在结构、过程和行为上最为相似。关于这些预测的经验检验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们的观点的最终价值在于它的预测功能。下面所提到的假设并不想详尽预测的普遍性，仅仅是提供几个能运用一个领域中组织特质的时间点或跨时段的资料来做研究的假设。这些假设被“其它因素或情况均相同”的假设所控制，特别是考虑到规模、技术和外部资源的集中化。

A. 组织层面上的预测。一个领域内的组织变得与其同行相似的程度和速度是可变的。某些组织对于外界压力的反应很迅速；而另外的则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抗拒才发生变化。前两个假设来自我们关于强制趋同性和约束的讨论。

假设A-1：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依赖性越强，它在结构、环境和行为重点上就会变得与这个组织越相似。根据Thompson (1957)、Pfeffer和Salancik（1978）的思路，这个命题认定当一个组织不依赖另一组织时，它就具有抗拒后者需要的巨大能力。依赖地位导致趋同变迁。强制性压力是交换关系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正如Williamson (1979)指出的，交换具有知识和设备投资方面的交易专用性特点。一旦一个组织选择了一个专门的供应商或分销商，这个供应商或分销商就形成了完成任务所需的专门技术以及交易关系的专有知识。这个组织开始依赖此供应商或分销商，这样的交易专用性投资就使这个供应商或分销商在以后与其它供应商或经销商的竞争中赢得相当大的优势。

假设A-2:组织A的资源供应越集中，组织A变得与为它提高资源的组织相类似的趋同性变迁程度就越大。如Thompson（1967）所指出的，与那些可以从不同组织获取不同资源的组织相比，依赖相同的融资、员工和合法性来源的组织更加多变。在替代资源并不是现成的，或需要努力去寻找的情况下，交易中强势的一方可以强制弱势的一方采纳其做法，以满足强势一方的需要。

第三个和第四个假设来自我们关于模仿趋同性、建模和不确定性的讨论。

假设A-3：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越不确定，组织模仿被视为成功的组织的程度就越大。模仿思考过程涉及到模型搜寻，它的特点是当关键技术难以理解时，组织就会发生变迁（March and Cohen, 1974）。在这里，我们的预测与Meyer 和Rowan (1977)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们认为，缺乏明确技术的组织会引进制度化的规则和做法。Meyer与Rowan则假设，合法的外部惯例和内部组织行为之间是松散结合的。从生态学视角来看，松散结合的组织更可能发生内部变化。相反，我们认为，实际的内部变化与更仪式化的惯例相符合，因此，同质性越大，变化就越小。这种类型的内部一致性是组织间协调的重要方式。它也增加了组织的稳定性。

假设A-4：一个组织的目标越模糊，这个组织模仿被视为成功的组织的程度就越大。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目标模糊或有争议的组织可能高度依赖合法的表象。此类组织可能知道，在如何设计和运作方面符合重要成员的期待，对自己是有利的。和我们的观点不同，生态学家认为复制其它组织的组织通常不具有竞争优势。我们主张，在大多数情况下，依赖稳定的、合法的程序会增强组织的合法性和生存能力。建模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在于，组织目标的冲突受到和谐利益的压制；因此，参与者发现，模仿其它组织要比在对目标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决策简单得多，因为这种分析既痛苦又具有破坏性。

第五和第六个假设建立在我们关于专业组织的社会期待过程的讨论基础上。

假设A-5:选择管理者和员工时对学历依赖越大，一个组织变得象其领域的其它组织的程度就越大。拥有学术证明的申请人已经在大学教育中经历了社会化过程，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内化了支配性的规范和主导性的组织模式。

假设A-6：组织管理者参与行业协会和专业学会的程度越大，组织是或变得象其领域中的其它组织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个假设和制度解释是相同的，都认为，组织之间和它们的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越密集，环境的集体组织就越强大（Meyer and Rowan，1977）。

B．领域层面的预测。接下来的六个假设描述了组织领域的若干特征对一个具体领域趋同性的程度的预期影响。既然制度趋同性的结果是组织的同质化，那么，趋同变迁的最恰当指标就是变化和多样性的减少，它可以用一个一类组织中被选指标的值的标准差降低了来测量。关键指标根据领域的性质和研究者的兴趣而变化。然而，在所有情况下，领域层次的测量预期会影响一个领域中的组织，不管每个组织在相关组织层次测量上的得分。

假设B-1：一个组织领域对单一（或几个相似的）关键资源提供者的依赖程度越大，趋同性的程度就越高。一个领域内部资源的集中化通过将组织置于资源供应者的相同压力下而直接导致同质化，而且与不确定性和目标模糊性互动，增加了它的影响。这一假设和生态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组织形式的数量取决于环境中的资源分配以及资源获得的条件。

假设B-2：一个领域内的组织和政府机构交易越多，整个领域的趋同性程度就越高。这一假设不仅来源于前一个假设，也来自于国家/私人部门交易的两个因素：规则限制和正式理性，以及政府行动者对制度规则的强调。而且，联邦政府通常为整个领域制定行业标准，要求所有的竞争性企业采纳。John Meyer (1979)明确指出，一个组织中受政府交易影响的方面，根据政府参与是统一的，还是若干公共机关之间处于分割状态，而有所不同的。

第三和第四个假设是从我们关于趋同变迁来源于不确定性和建模的讨论中引申出来的。

假设B-3：一个领域中明显的替代性组织模式的数量越少，那个领域的趋同性速度就越快。与其他预测相比，这个假设所作的预测不够具体，需要进一步提炼；但是我们的观点是，对于一个组织领域中的组织策略或结构的任何相关维度来说，都存在一个临界点水平，或引爆点，越过这个点，采纳主导的形式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Granovetter, 1978; Boorman and Leavitt, 1979）。

假设B-4：一个领域内部技术不确定或目标模糊性的程度越大，趋同变迁的速度就越快。与直觉有些相反，在意识形态引发的短期试验之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陡然增加会导致快速的趋同变迁。正如A-4的情形，模糊和不确定性可能是环境定义的函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既与资源集中化（A-1、A-2、B-1、B-2）互动，也与专业化和结构化（A-5、A-6、B-5、B-6）互动。而且，在高度不确定性的领域中，本该充当创新和变化源泉的新进入者也会模仿领域内部稳定的做法，以寻求克服新生的不利条件。

这一部分最后的两个假设来自我们对专业筛选、社会化和结构化的讨论。

假设B-5：一个领域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制度趋同变迁的数量就越大。专业化可以用学历要求的普遍性、业务培训项目的稳健性或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的活力来测量。

假设B-6：一个领域的结构化程度越高，趋同程度就越高。具有稳定和广泛认可的中心、外围和地位秩序的领域，同质化越高，这既是因为新模型和规范的传播结构更常规了，也是因为领域内组织间的互动层次更高了。然而结构化本身并不容易测量，但可以粗略地用集中比率、声望调查研究或网络特质数据等类似的测量来替代。

这12个假设是将趋同性程度与组织和组织领域的具体属性联系起来的概括性说明，并没有构成对我们的视角进行经验评估的完整议题。我们没有讨论上述关系中的非线性和最高效应（ceiling effects），也没有说明用来测量同质化的指标问题。一个领域内的组织可能在某些维度上高度分化，但在另外维度上非常同质。我们猜想结构和行为指标的标准差接近零的比率会随着一个组织领域技术和环境的特征而变化，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些思路。这部分的重点是揭示理论讨论如何转化为经验检验，并提出一些可供检验的命题来指导未来的分析。

对社会理论的含义

将功能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宏观社会理论与组织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工作作一个比较，就会得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社会看起来很灵巧，而组织则显得呆板。社会包含相互协调的制度，它满足了人们对效率的追求(Clark,1962)；主导性的价值体系(Parsons 1951)

或资本主义（Domhoff, 1967; Althusser, 1969）。相反，组织，要么处于混乱状态（Cohen et al., 1972），要么是松散结合部分的联盟（Weick, 1976），要么是追逐自主权的行动者（Gouldner, 1954），在这种可怕的束缚下的劳作是有限理性的（March and Simon, 1958）、目标是不确定或相互竞争的（Sills, 1957）、技术是含糊不清的（March and Cohen, 1974）。

尽管组织研究有这些发现，但社会是紧密和理性地结合的制度所构成的形象贯穿在许多现代社会理论之中。理性管理打造了非科层形式，学校采取工厂结构、医院和大学管理开始仿效盈利企业，而且世界经济的现代化强势向前推进。韦伯主义者指出，组织结构持续的同质化是科层制的正式理性扩张越过了当代组织生活的限制。功能主义者把公司、学校和政府的结构说成是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和需要的理性适应（Chandler 1977;Parsons 1977）。马克思主义者把福利机构（Pivan and Cloward, 1971）、学校（Bowles and Gintis, 1976）等组织的变迁归因为积累过程的逻辑。

我们发现现有的组织文献很难与宏观社会理论相符合。组织的个案研究和理论描写的是令人困惑且引起争议的做错事的人，宏观理论描述的是建造精致而雄伟的社会大厦，这两者如何能结合在一起呢？

对这一悖论的常见回答是自然选择观点。它指出，选择机制发生作用，淘汰不适应的组织形式。正如我们所说的，这种说法难以符合现实，低效率的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在某些环境中，效率或生产率根本无法测量。在政府机构或衰退公司中，选择可能发生在政治而非经济层面。在别的环境中，比如大都市歌剧院或波希米亚小丛林，支持者更多地关注非经济因素，如美学价值、社会地位等，而不是效率本身。甚至盈利部门中，那里的竞争主张给人们送来了最大成果的希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Winter, 1964, 1975; Nelson and Winter, 1982）证明，看不见的手最多只能和低调监管一起起作用的。

对我们指出的悖论所作的第二个解释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声称核心的精英通过他们在重要组织（如支配着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机构）中占据的关键职位发出的命令主导和控制了社会系统的理论家。在这种观点看来，组织行动者按照标准的操作程序办事，但在关键的转折点，资本主义精英就会干预决策，制订一个机构年复一年要遵循的方针（Katz 1975）。

事实上，有时候案例证明这种情况，比如Barnouw的关于早期广播事业的研究，或Weinstein（1968）关于进步运动的研究都是很好的例子。然而证据表明，其它历史学家在寻找精英的阶级意识的研究中并没有取得成功。在新政工程的发展（Hawley 1966）,越战冲突的扩大 (Halperin 1974)等例子中，资产阶级看起来是糊里糊涂的、不团结的。

而且，如果没有长期监督，一心寻求地方性组织的或小单位的利益的个体很快就能毁掉

最具先知的精英们所完成的工作。Perrow (1976:21)指出，尽管拥有优势资源和制裁的权力，组织中的精英也常常不能最大限度实现他们的喜好，因为“现代组织的复杂性使得控制困难”，而且组织越来越变成为数众多的“满足、必需品和偏好的工具，所以组织内外的许多群体都想利用它以达到限制主人的回报的目的。”

我们拒斥自然选择观，也反对无法控制的精英控制观。精英群体确实对现代生活有一定的影响，脱离常规的或无效率的组织有时的确死亡了。但我们认为这些过程都不足以解释组织在结构上越来越相似的现象。我们认为，制度趋同性理论有助于解释组织越来越同质化，精英群体听任支配的现象，而且使我们理解了非理性、权力挫败和创新乏力为什么盛行于组织生活中。更重要的是，与功能主义或精英理论对组织变迁的研究相比，我们的思路更符合民族志和理论文献关于组织运作的研究。

聚焦于制度趋同性也能对群体生态学所忽略的关于争夺组织权力和生存的政治斗争增加非常必要的认识。以John Meyer及其学生所代表的制度化学派强调神话和仪式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问这些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最初服务于谁的利益。既然要研究合法化模式的起源并对组织领域作出明确界定和详细说明，就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检验相似的组织战略和结构的传播应该是评估精英利益的影响的有效途径。思考趋同过程也可以让我们对权力和它在现代政治中的运用有清楚的认识。鉴于组织变迁是无计划的，而且大部分受想影响它的群体所控制，我们必须直接关注两种权力形式。第一种，如马奇和西蒙（March and Simon, 1958; Simon, 1957）多年前指出的，是确定前提，定义规范和标准来塑造和引导行为的权力。第二种是必不可少的的干预的接触点（Domhoff, 1979）。在这些接触点上，精英定义适当的组织结构和政策模型（见Katz 1973）。此类看法与目前关于权力的一些研究（参见Lukes 1974）是一致的。研究组织领域的结构化和趋同过程有助于给这种权力形式提供经验支持。

最后，更成熟的组织趋同性理论可能会对政府通过私人组织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社会政策有重要的含义。鉴于多元主义是公共政策协商的指导性的价值，我们需要发现鼓励多样化而不是加速同质化的部门间协调的新形式。理解领域变得更同质的方式可以使政策制定者和分析者避免将组织形式的消失与其实际的失败相混淆。目前鼓励多样性的努力趋于在组织真空地带实施。关心多元主义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他们的方案对整个组织领域的结构的影响，而不是仅仅是对单一组织的影响。

我们相信，既关注组织间的相似，也关注组织间的差异，而且特别是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同质或变异程度的变化，会使我们获益多多。我们寻求研究增量变迁和选择。我们严肃地看待组织理论学家关于变迁、模糊性和制约的观察结果，并指出这些组织特质对整体社会结构

的含义。我们主张，自韦伯那个时代以来，科层化的重点和促动力量已经改变了，但是理解他所唤起注意的趋势的重要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更直接。

（吴雯参与了初译）

第八章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八、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我们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鳊》（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要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败，加强对典刑案例的剖析，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依纪依法严惩腐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2013年1月2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136页 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会影响到领导干部的舒

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学校组织发展的启示

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学校组织发展的启示 摘要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拓展了制度的内涵与结构，将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强调制度环境，尤其是文化―认知层面的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追求合法性。组织趋同的制度变迁就是组织在制度环境中遵循合法性机制，追求合法性的结果。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这些理论核心对于制度环境下学校组织的发展带来重要启示。 关键词:组织趋同；合法性机制；合法性；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理论的形成、拓展和理论综合三个阶段。以迈耶和罗恩、迪玛其奥和鲍威尔等为代表从宏观层面探讨制度环境与组织的关系，强调组织被动适应环境。后期托尔博特和朱克尔则拓展了制度影响的微观层面，研究组织在制度环境中的策略性选择。斯科特则对各制度学派的思想进行了综合，提出了综合的制度分析的框架，包括制度的结构要素、制度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机制、制度的变迁以及制度分析层次等。 本文将在探讨制度内涵与结构的基础上，对制度如何在场域层次上影响组织行为和模式的机制进行阐释，以期对学校组织的发展带来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中“制度”的内涵与结构 1.制度的内涵 制度作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制度分析方法的逻辑起点，在整个制度学派的研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家理查德?斯科特综合了制度各派的代表观点，认为：“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1]在这里，制度是由符号性因素、相关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构成的体系结构，其中符号性因素是制度的核心要素，但相关的行动和物质资源也不可缺少。 2.制度结构的三要素 斯科特强调制度是一个具有多侧面的结构，包含三种类型的制度形态，而在一套复杂的制度体系中，这三种制度形态一般是同时存在的，他们共同构成了这套制度的基本要素，即规制性要素（regulative）、规范性要素（normative）和文化―认知性要素（culture-cognitive）。 规制性要素主要指那些明确规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行为的合法性在于服从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具有强制性，伴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如果不遵守就会受到规则的制裁，组织或社会成员出于工具性逻辑而权益应对。除非获得其他要素的支持，否则尽管规则和制裁比较容易得到实施、效果也

新制度主义主要三大流派

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等几个流派。各派之间差异很大： 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先产生于美国国会研究，其原因是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政治现象时存在局限。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个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种假设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即阿罗不可能定律，但在现实之中却存在一个稳定的多数，为了解释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人们转向了对制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一流派，诺斯被视为理性选择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个人层面探讨制度问题，以个人理性的假设为基础通过演绎方法来研究制度的产生、变迁和影响的规律。它仍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财富最大化，但这种追求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产生的前提是合作，但合作往往是难以进行的，“囚徒困境”就被用来描述合作的困难性，交易成本的出现是难以合作的结果，合作产生于危机情况如战争、自然灾害和多轮博弈中，但危机情况和多轮博弈中产生的合作会遇到“搭便车”和欺骗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监督，加强监督就会产生交易成本，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就成为必需，制度的作用如温加斯特（温格斯坦）所说为行为者提供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使行为者遵守制度，从而实现行为者的自我实施，进而实现制度的自我实施。 2、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组织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出现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在他们的著作《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中对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学提出了批评。社会学制度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倾向于比政治科学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强调制度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板、范畴和模式，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制度就不能解释世界和其他人的行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 理论基础：建立在社会人的假设基础之上——区别于单纯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强调义务和责任，但也没有忽视人的自利特征。个人的政治行动受到制度、习俗、惯例的规定和制约，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的偏好不是既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能够影响和塑造个人的性格、偏好以及行为方式等。 3、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一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它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对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和宏大理论的反动。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一些观点，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冠之以“历史”，因为这一学派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之所以又是“制度主义”，因为他们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 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在《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中指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相对明显的四个特征： 第一，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在制度的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 第三，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 第四，历史制度主义尤其关注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进行研究。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杨小军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 课程前言 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个主题是关于反腐败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我们用了一个核心的标题来点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话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讲制度建设与反腐倡廉时特别强调的一句核心关键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准备说三个问题：第一个，关于简政放权；第二个问题，权力的分配和监督制约；第三个问题，如何树立法治的权威，用法制来管事、管人和管权。下面我们来介绍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简政放权 第一个问题，简政放权。简政放权这个主题经常是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或政府职能转换这个标题下来讲的。但我们认为简政放权的本质是在于把权力还给社会，还给企业，还给个人。就是说政府不要过多地去干预和管制社会和权力。其实腐败的问题和简政放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如果政府管得过宽，行政权力过大，那在这个权力运行过程当中，它出现腐败的概率就更大、更高。所以，简政放权对于反腐败而言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建设。 （一）公权力是制度赋予的 首先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公权力，腐败是主要从公权力当中来的，这个公权力是从何而来？是制度赋予的。无论是行政机关的权力，法院的权力，还是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它都是制度赋予的，这样才具有公权力的属性，通过法律，通过政治的决定，通过法规等一系列建章立制，然后在这个制度当中谁来行使这个权力，谁管谁，上下是什么关系，左右是什么关系，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相对人、当事人是什么关系等来确定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当然首先是管理秩序。所以，所有的公权力的来源、母体是制度，否则它就不具有合法性和秩序性。（二）改革和完善制度 那么既然权力是从制度当中来，所以公权力的滥用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个权力既然从制度当中来，那这个制度是我们自己建的，为什么会出现滥用？因为制度有滥用权力的空间和缺

新制度主义与管理1

新制度主义与管理学 在新制度主义与管理学这一章，作者首先对社会学上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及其相关的组织理论和环境理论进行了梳理和介绍，然后将新制度主义与组织联系起来，对合法性在管理学研究中的意义和如何依据合法性做出策略选择进行了分析和概括。读完本章节后，我着重关注了以下几个问题： 1.“新制度主义”新在哪里？ 在新制度主义出现之前，早期制度学派认为组织是一个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建立的技术的组合体（韦伯的理性组织模式），同时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塞尔兹尼克）。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权变理论”认为组织的最佳结构取决于一个组织具体的环境条件、技术、目标和规模等等。然后在前述理论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新制度主义理论。梅耶和罗文从现实现象的观察中提出了与权变理论相反的观点：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会有类似的内部制度和机构？，由此，他们得出不能仅从技术环境的角度来解释组织现象，而是要考虑企业的制度环境，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等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 早期与新制度主义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1）早期的组织研究强调环境的技术方面，即关注组织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环境。研究者往往从狭义上把环境等同于生产过程所必需的知识，比如输入的可预期性、有关因果联系的知识、研究过程的可分析性等，并且认为是技术塑造了组织的结构；而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2）早期研究技术环境重视效率，要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生产；而新制度主义要求企业运用正确的结构和程序，“形式上”要正确，要与制度环境“同行”，要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因此，新制度主义最大的“新”在于：改变了人们将组织环境

政治领域会考察的申论话题

政治领域会考察的申论话题 华图教育李梦圆 政治领域的话题通常较为敏感，因此在公务员申论考试中，会作为某个小话题出现：如2012年国考省部级申论材料中提到官员片面追求政绩，不讲道德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排除国考申论考察政治话题的可能性，因为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多次强调政治改革。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为大家总结政治领域会考察的申论话题。 考察点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反腐三“不”曲 习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用“‘三不’曲”释放出将权力运行制度化的信号，表明中央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牢笼的决心。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关键是建立削权、制权、监权三种源头式反腐权力运行制度模式。 不敢腐的惩戒机制提升对腐败的震慑。一般情况下，腐败官员心中都会对腐败行为与所付出的代价进行一番估量，当腐败“成本”远高于其预期，想腐败的官员便从心理上不敢“伸手”。近年来，众多媒体报道的地方高官落马到反腐涉及人数的上升，体现出党和国家反腐中“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如此高压态势下，将对腐败的惩戒制度化、规范化，在社会上营造出反腐必受重罚的氛围，对腐败行为的震慑力度可想而知。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强化对干部的监督。一段时间以来，网络中对“表哥”、“房叔”、“拼爹”等高密度围观形成对腐败问题的跟踪监督，直至对当事人惩治表明权力腐败的有效防范重在监督。党中央将对党员干部腐败的防范机制化，意在形成长期有效的监督，构筑民主制度这一制约公权力的“笼子”，只有这样才能限制并规范各地方党政领导对权力的操作，让权力行使切实“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健全对权力的监控。要强力形成反腐败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建立健全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不断巩固已取得的反腐成果。可以看出，近年来党中央不断从“削权”和“监权”上来强化对权力的监控，一方面有力强化各级之间的监督规范，不断规范官员手中的权力和权力运行程序，另一方面有力保障党员群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不断扩大党员群众参与权力的监督。 “‘三不’曲”可谓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在反腐倡廉的“常”和“长”上面狠下功国家公务员| 事业单位| 村官| 选调生| 教师招聘| 银行招聘| 信用社| 乡镇公务员| 各省公务员|

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组织研究

一、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塞尔兹尼克是较早明确地对组织进行制度分析的学者。他认为，组织不是实现既定目标的机械工具，而是受其环境和成员影响的有机系统。在适应社会环境的自然过程中，组织也成了一个充满意义和价值的制度化组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不过，尽管塞尔兹尼克强调环境影响，但他的分析主要停留在组织层次，将组织本身视为一种制度。与此相对，以迈耶（ＪｏｈｎＷ．Ｍｅｙｅｒ）和罗万（Ｂｒａｉｎ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年发表的 《制度化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１］ 为标志的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则将 组织环境看作制度要素，认为环境中的规则、规范和信念解释了组织是什么，并规定了组织该怎样行动。由此出发，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区分了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强调正式组织结构不仅反映了技术需求和资源依赖，更体现了各种习以为常 的社会事实的合法性要求。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又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与完善： 其一，从模糊解释到框架明晰。早期的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未能清晰地指出符号系统、文化制度以及心智模式等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限制或决定组织选择的。１９８３年迪玛奇奥（ＰａｕｌＪ．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等人的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他们 在解释组织同形问题时提出了各种制度性因素影响组织选择的三种机制：强制、 规范和模仿。［２］此后，斯科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Ｓｃｏｔｔ）又进一步发展了包含 规则、规范和文化／认知这三个维度的综合框架。 ［３］ 另外，新制度主义理论框架的不断清晰还表现为制度环境构成要素的不断完善。与早期理论把国家和专家视为制度环境中的支配者不同，晚近的制度理论也开始关注诸如私营企业、政治利益群体、家庭等行动者的作用，尤其是突出了制度环境中的市场力量，主张兼合政治和市场来分析组织 ①本文系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 “中国近现代学校组织结构变革研究”和十一五“２１１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当代中国教育转型研究”的子课题“教育转型中的制度问题研究”的初期研究成果。作者简介：陈学军（１９７８－），男，江苏兴化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师。 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组织研究 陈学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７） ［摘要］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与教育组织研究存在着相伴相生的关系。一方面，前者的很多概念和观点是藉由后者而得出或加以求证的；另一方面，后者又借助前者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这种新的理论视野关注组织同形、松散结构以及制度和组织的变革等问题，但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在凸显环境、历史和认知因素在教育组织分析中的重要作用时，也存在忽略微观基础，淡化批判意识以及缺乏实践关联等不足。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教育组织研究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６６７（２００８）０７－００２２－０５ ①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必要举措之一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必 要举措之一 导语：2013年部门预算公开大幕开启。继广东、北京、上海、陕西等地公开2013年部门预算，国家发改委等多个中央部委近期也向社会公开2013年部门预算。虽然公开的项目有所增加，但从整体看，大多数预算报告按功能分类，内容粗疏，普通公众难以看懂。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3年5月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个指出，要下力气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形成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有关专家认为，国家应制定预算公开的文本格式和标准，进一步细化支出帐目，对预算的监督问责。 【背景链接】 一、政策背景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 大力推动政务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和公务接待、公务车购置使用、因公出国出境经费公开，让人民群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政府工作，更加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 建立公开预算体制 2013年5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决定建立公开预算体制下力气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形成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推动财政预算制度改革 2013年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要推动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优化支出状况，更多向民生倾斜。 李克强说，推动经济转型要注意发挥财政、金融、价格改革的杠杆性作用，推动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这可以使人民更有效地监督财政收支、优化支出状况，更多向民生倾斜。 《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 2013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以下简称《工作安排》)，提出了当前要重点推进9个方面的政府信息公开，其中第二项是“推进财政预算决算和‘三公’经费公开”。这是政府推进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新举措，社会期待着政府信息公开，尤其是财政信息公开的实质性进展。 二、落实情况 2013年4月18日，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近80多家政府部门纷纷向社会公开了各自2013年的部门预算。自2010年首次公开部门预算起，今年是中央各部门推进部门预算公开的第四个年头。部门预算与三公经费预算一并公开更便于社会监督，内容从类到项进一步细化 2013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有很多新变化：一是今年中央各部门在

新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比较

新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比较 摘要：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学主流研究方法。而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都只侧重于政治系统运行的不同环节或过程。这两种分析方法在理论上和分析中的局限性都与它们在系统过程中的侧重点不同息息相关。行为主义重视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就必然会忽视制度本身的作用;新制度主义立足于研究复杂制度的系统转换过程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其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关键词：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对传统政治学的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所谓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简要地说,就是以人类的政治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各种类型的政治行为作经验的实证分析,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可以用经验验证的、能预先用科学方法进行预测的学科。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政治学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针对传统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倾向，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了“价值中立”论，主张政治学研究必须“价值中立”，而且政治学研究可以达到“价值中立”。第二，针对传统政治学方法思辩和抽象推演的特点，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了政治学唯实论的研究方法，实证方法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第二面旗帜。 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学有选择地吸收了传统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兴起了一股新制度主义思潮。新制度主义认为,虽然政治行为、政治选择受到了制度的约束,但制度只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核心因素(或者重要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新制度主义着重解释性理论研究,把制度变量纳入理论框架,研究变量呈现多元化,制度对个人、群体行为的影响需要进行深层的考察和变量的分析,考虑路径依赖的因素,注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化,通过归纳法的应用形成成熟的经验理论,再进一步应用到跨国研究或者别国的比较研究中去。特别是新制度主义还做了将制度科学化的工作,主张提出新理论,对新理论进行验证,并且要构建新框架来验证新理论。新制度主义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新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两种主流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此消彼长、起伏跌宕而展开的。从理论发展的观点看,这两种方法在分析研究的逻辑、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互补关系。下面对新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从系统论角度作一下比较: 一、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行为主义关注政治系统的输入和反馈过程,新 制度主义着重于政治系统的转换过程 行为主义与新制度主义在建立自身理论体系时的出发点是相的——以批判对方在理 论分析方面的缺失作为基础。行为主义认为自己的理论比制度主义更为科学、更具有学术价值;而新制度主义则认为行为主义脱离实际政治过程、对现实政治的逻辑分析过于简单。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二者对对方的批判源自于学者们有限的视野,即他们站在系统分析的不同环节所形成的看法,虽然有各自的道理,但是也都有见木 不见林的片面性。实际上它们都只是整体系统研究的组成部分。行为主义重视个体行为在制度的系统输入过程中的决定性,忽视了制度本身的作用;而新制度主义则立足 于制度研究,着重于制度的系统转换过程。根据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制度就是一个系统,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行为主义和制度主义实际上是侧重研究政治系统过程的不同环节:一个聚焦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过程,一个强调政治系统的转换过程。 行为主义认为政治科学就是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行为主义认为政治行为的规律通常表现为以下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环境的刺激)产生人的需要y 由需要产生动机y经过价值判断和决策,确定目标y形成政治态度y引发政治行为。一般政治行为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一规律。因此行为主义以个体行为为分析单元,并在个体

浅析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及流派

２００８年 第９ 期 ＷＷＷ．Ｗ８８１８．ＣＯＭ２５２ 2008.9.学术探讨 浅析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及流派 文／王珍珠 摘 要：新制度主义是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本文简要分析了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并进一步介绍了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背景；流派 中图分类号：Ｃ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１１７（２００８）９－０２５２－０１ 一、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 在探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产生背景这一问题上，国内有两位 学者的意见较有参考价值，一位是朱德米，另一位是何俊志。他 们认为从理论渊源上说，要探讨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必须结 合整个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来进行。政治学关于制度的研究 最早应该追述到公元３００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城 邦制度的研究首开政治学制度研究的先河。从此，政治制度一直 是政治学家研究的对象，早期如柏拉图对“理想国”莫尔对“乌 托邦”、安德里亚对“基督城”社会制度的研究，近代如圣西门的 “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洛克的政府制度、卢梭的直 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度、联邦党人的联邦社会制 度、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运动最终导致生产关系（制度）运动等等，这 些都体现了政治学家关于制度设计的智慧。传统制度研究在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基本稳固的前提下开始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来自于政府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战。政治学家开始把关注政 治现象的焦点由制度建构、制度解释、制度设计转向了公共政策， 即具体的政府过程研究上去；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研究方法的挑战。 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西方政治学发生了一次范式转换——行为主义 革命，即政治学家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已经不再满足于政 治学中的宏观、静态、规范、描述式的研究方式，在批判传统制 度研究主要从逻辑上推演并建构政治制度，在语言符号上充满了 价值描述和评估，忽略了个体在制度建构中的作用的基础上，行 为主义决心将政治学建构为可验证、可量化、动态的科学。１９８４ 年，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 《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一文，对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提 出了批评。马奇的论文宣告了新制度主义的诞生。新制度主义既 强调政治社会背景的重要性，也强调个体角色的动机，因而制度 具有独立性和连贯性，制度不仅受制于背景也改造背景，制度影 响微观个体而产生政治结果；政治不完全是功利计算的结果，人 的行为有时候受符号、象征、道德、信条等影响；历史并不必然 与当时的制度相适应，制度往往落后于历史发展，历史有时候具 有对政治的无效性等等。此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便一发而不可 收拾，到本世纪初，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新制度主义日益成熟。 二、新制度主义的流派及其观点 新制度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其内部流派众多。本文 引用彼得．霍尔的观点将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 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大流派。 （一）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就是以制度为核心考察历 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其核心要点即是路径依赖。广义上来说，路径依赖是指前一阶段上的事件可能会对后一阶段的事件产生某种影响和制约的作用；狭义的路径依赖则归因于“回报递增”，认为某种制度模式一旦上了轨道之后沿着同一道路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增大，这是因为该制度提供了比其他制度更 参考文献： ［１］郭毅，徐莹，陈欣．新制度主义：理论评述及其对组织研究的贡献．社会．２００７．１ ［２］余宜斌．政治学：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７．７［３］祝灵君．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浙江学刊．２００３．４［４］魏姝．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９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大的收益。历史制度主义有四大表现：时间顺序的重要性、政治制度的惯性、政治过程的偶然性和政治制度的继承性。（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把“经济人”的假设应用到制度研究中，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认为个人行为是基于个人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制度被看作是个人行为的结果。理性制度主义主要有三大结论：１、理性制度主义把政治视为集体行动的困境，当每个个体采取行动以实现个人偏好的最大化时却可能产生对集体而言为次优的结果，造成这种两难的原因是缺乏推动人民合作以实现集体目标最优的制度安排；２、制度的存在就是因为它具有保障个人需要和减少这种保障费用的功能，在政治交往活动中行为者相互达成契约，形成规范，目的是从合作中获得收益实现双赢，制度的创造及其变迁就是相关的政治行为者之间战略互动形式；３、制度影响政治行为者之间战略互动形式。（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反对传统组织理论把制度和文化截然分开的做法。认为现代组织所使用的规范、规则、程序就是特定文化的一种实践形态，并试图解释为什么组织采用特定的制度形式、特征或象征符号。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核心是组织采用特定的制度安排是因为他们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得到正面评价与认可，人也同时是社会人，个人的政治行动，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制度的规定和制约。 结语：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讨论触及到了一系列政治学中关键的理论和经验问题“制度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社会背景、文化和规范重要吗？制度能起什么作用？它们能决定行为或者激发某些行动方针、步骤吗？它们是追求公共利益还是自利团体和个人的工具？”正是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关于新制度主义的讨论，使这一新的研究取向日益丰富和完善。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指出这一研究取向存在的问题：例如新制度主义更多地关注制度对政策及其他政治选择的影响，而没有为制度的形成与变化提供充分的解释；其次，新制度主义各分支在方法论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对“制度”概念的测量与验证问题。新制度主义各分支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无法证伪”的可能性，即当制度没有被遵循时，新制度主义往往辩解说那是因为制度还没有完全发展，或者说任何制度都允许某种程度的偏离，这使得“制度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的假设无法证伪。尽管如此，新制度主义还是在批判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政策结果、政治生活的新视角，而政治学的发展恰恰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实现的。

历史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特性

历史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特性Thelen与Steinmo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几项一般性特征，分别是重视居间性制度(intermediateinstitutions)对政治策略的塑造，认为制度可以构造社会之中相互竞争的集团的权力关系，并关注既定制度性限制因素之下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制定过程。就社会学制度主义而言，倪志伟(Victor Nee)指出它的分析核心是“受到约束的选择”(choicewithin c onstraints)概念，即把制度界定为对社会关系予以规约的交互性规则或规范的网络。此文由才子城毕业论文网搜集 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在偏好形成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争议。偏好作为现代经济学对于个体行动者“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理陛选择理论分享。例如，理|生选择制度主义所理解的经济人是一个目标明确、行动果决并使其私人价值最大化的能动者，政治活动被看作个体偏好通过讨价还价、协商、联盟及交易等过程所汇聚成的集体行动，因而个体行动者均具有先在的欲求和偏好，以此来决定他们合意的目标并实现预期的结果。然而，一些新制度主义者指出，政治行动的“利益和偏好产生于行动的制度性背景之下”。因此，Shepsle 为代表的部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认为某些偏好也可能是内生于组织之中的，重视结构与程序等制度眭因素对个体偏好的影响。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更是明确指出，不存在抽象的理性行动者，人们的偏好并非被简单地给定，合理性(rationality)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由社会和历史建构的。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解，制度性背景不仅影响行动者的策略，也塑造着行动的目标，如果缺乏对背景因素的认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自利行为假设则完全是空泛的。 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在更深层次的社会本体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化约论(reductionalism)认为政治现象应被理解为个体或集团行为的聚集，其偏好和权力都是外衍于政治系统的，并取决于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系统中占据的地位。效用论(reductionalism)认为，政治事件应被描绘为基于算计所做决策的结果，人类生活或政治生活的特质就是审慎的决策制定。同这种对人类行为、政治生活及社会构成的观点形成对立的是，很多研究者反对静止不变的和普遍一致的人性观，认为政治行动者具有灵活性，易受影响且富于变化，并由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所塑造。一般而言，以上两种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以及将制度要素同人类行为予以结合的认识方法，分别对应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后果逻辑”与“适宜逻辑”。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提出算计途径与文化途径作为两种具有社会本体性意义的制度分析方式，分别构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历史制度主义实际上并不单独具有另外两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分别占据的社会本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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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有哪些内容呢?下面和我一起来看看吧!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1 常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 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 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 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 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 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 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

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 ”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 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才必须相互尊重产权。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 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 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 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 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企业理论 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 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论文：浅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构建不能腐的有效机制

浅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构建不能腐的有效机制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是习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会议中提出来的。它是对权力与义务关系的形象概括，也是回归权力本质的必然要求。在我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既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要求，也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新举措。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腐败形势和反腐败工作进入攻坚期。习总书记指出的，“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习总书记的主张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任领导人权力制约思想的新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保证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实现，进一步完善社会的公平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成为当今我们防腐工作的重点。 一、构建制度牢笼的必要性 （一）权利的特点 长期以来，我们把权利看成“掌权者意志的体现”，它具有两面性、膨胀性和腐蚀性。一是两面性，即正确的使用权利，它便是为人民、为社会谋福利的工具，错误的使用权

利，它便成为腐蚀人们灵魂，牟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二是膨胀性，即一旦握有权利，就会不自主的，贪得无厌的追逐名利。“爱好权利，犹如好色”，而“食用、性也”这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一旦掌握了权利，享受了权利带来的福利后，就会用尽手段的最求权利的最大化；三是腐蚀性，即容易令掌权者滋生权大于法的心态，以致放纵欲望、迷失本性，不愿“进笼”接受制度的束缚。 （二）构建制度牢笼的重要性 因为权利具备上述特性，其就犹如一头猛兽，如果缺乏有效制约，一旦兽性发作，则往往使得无辜的百姓沦为受害者。所以构建制度的牢笼，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第一，构建制度的牢笼是权力监督的必需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必然 笼子多与动物有关，有两个功能，防止动物走失，二是防止动物伤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概因权力具有虎狼之兽性.权力失去约束和制衡，就犹如脱缰的野马，放归山林的虎啸，为所欲为，极尽其所能行贪污腐败之事。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是权力监督的必需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必然。 第二，构建制度的牢笼是当前我国政府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防腐工作，一直是当前社会最为迫切的使命，回看过去

新制度主义的核心内容

新制度主义的核心内容 1.制度是一种规则 作为一种规则，制度通常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当制度是一种或者一套行为规则时，这种规则就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 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 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等就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例子。 休.E.S.克劳福德和埃里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制度包括三种基本内涵：首先，制度是一种均衡，制度是理性个人相互理解偏好和选择行为的基础上的一种结果，呈现出稳定状态，稳定的行为方式就是制度。 其次，制度是一种规范，它认为许多观察到的互动方式是建立在特定的形势下，一组个体对“适宜”和“不适宜”共同认识基础上的。 这种认识往往超出当下手段-目的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规范性的义务。再则，制度是一种规则，它认为互动是建立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遵守这些制度，将会受到惩处或带来低效率。 2.制度是一种结构性安排 制度还体现为某种结构性的安排，如组织。在政治生活中，主导着人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就是组织，“现代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是各种正式的组织，法律制度和官僚机构是当代生活的支配性角色。” 国家、政党、议会和官僚机构等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安排，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在塑造个人行为动机和偏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制度是一种观念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复杂性的增强，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相互渗透的密切。制度的内涵也开始逐渐扩展开来。 首先，观念变成了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影响政策发展和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变量，观念分析逐渐变成了制度发展经验性工作的重要成分。 观念是“政治合作的资源、政策行为合法化的手段、政策选择结构的认知框架、政策工具和制度变迁的催化剂。” 在新加坡，“输入的”和国内的合法性观念对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制度化、公共行政、民主化、技术官僚政治化、市场取向的改革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_赵晖

社会科学研究 2003年第4期 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 及其基本特点 赵 晖 祝灵君 摘要 新制度主义是作为对传统制度研究的继承以及对 行为主义革命 的反动而出现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历史制度主义是这种范式中的一个研究派别,它以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路对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变迁的不同过程,寻求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变化的根源,以及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的互动作用,以解释在特定制度局限下观念变革如何能导致政策变化。作为一个派别,历史制度主义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特点,因而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学研究也有独特的贡献;当然,历史制度主义也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的滞后性,在预测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逻辑上的 事后描述 以及 观念 解释的模糊性上。 关键词 政治学研究范式;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03)04-0024-06 一、背景分析:从新制度主义 到历史制度主义 政治学关于制度的研究最早应该追述到公元3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制度的研究,首开政治学制度研究的先河。从那以后,政治制度一直是政治学家研究的对象,如柏拉图的 理想国 社会制度;莫尔的 乌托邦 社会制度;安德里亚的 基督城 社会制度;圣西门的 实业制度 ;傅立叶的 和谐社会 ;洛克的政府制度;卢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度和联邦党人的联邦社会制度、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运动最终导致生产关系(制度)运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政治学家关于制度设计的智慧。古典意义上的制度研究方面主要体现在对法(公法)、体制(民主与专制)、组织(政府权力分配)等领域;近代以来,制度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开始包括对国家宪法、选举制度、政党制度、政权机构内部机制、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等领域。总的说来,研究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分析政治形式与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种政治形式来实现某种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政治学研究都是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赵 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祝灵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时政热点与申论范文

唤醒传统节日的仪式 “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又是宫灯，又是纱灯，烛光辉煌，地上铺了芝麻秸儿，踩上去咯咯吱吱响。”“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作家笔下的春节，总能勾起许多人的乡愁回忆。物质丰富、文化多样的时代，人们虽然创设出各具特色的过年新形式，但传统年俗的仪式感，从未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失落。 如果没有节俗带来的仪式感，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便会与普通的假期无异。仪式感犹如生活的调味剂、文化的倍增器，它让平庸的生命懂得庄重，让潦草的生活焕发温馨。仪式感是元宵佳节的灯火辉煌，是清明祭祖的慎终追远，是中秋月圆的千里相思，是重阳登高的健康企盼。因为阖家团圆、守岁祈福、拜年贺岁等仪式感的存在，春节成为我们复苏文化记忆、确认精神归属的重要时刻。我们重视过年，正是为了温热内心的仪式感，触发文化意义上的深层感念。 “一个字，累；两个字，消费；三个字，大聚会；四个字，胡吃海睡”,几乎每年都会有不少人感慨年味变得寡淡。过年过年，“过”意味着庄严，“年”代表着主题。过得太随意，吃吃喝喝、玩玩闹闹，过得太前卫，埋首于手机、沉迷在网络，都会失去过年的氛围。而像通宵麻将、红包攀比、奔波酒桌，更是折射出世道人心的庸俗化。对待文化传统，最令人忧心的事情莫过于，“‘物’的败坏，尚可恢复，而‘文化精神’一旦败落下去，要拯救回来，怕是难以计算时日”.节日内涵要靠节俗形式来承载，要有过节的“规定动作”,得遵照一定的“打分标准”.如果贪图舒适享受，把节俗仪式当作应景的形式、累人的负担，甚或贴上“糟粕”的标签一脚踢开，节日岂能不变味？ 告别了娱乐匮乏和物质贫瘠的年代，让温润文化生活、慰藉人伦情感的“文化粮食”丰富起来，我们才能进一步告别灵魂信仰的困乏。继承与创新，哪一方面都不能轻视。过去以真竹“着火爆之”即为“爆竹”,如今更为环保的电子爆竹有替代传统爆竹之势。过去拜年讲究作揖、磕头，如今短信、视频、微博都可以成为心愿的承载。过去烘托家庭幸福的是一桌丰盛年夜饭，如今全家一起看场电影、拍张合照，同样定格幸福团圆。变化的是年俗形式，不变的是文化追寻和情感慰藉。正所谓，“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唤醒仪式感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搞形式主义，而是不断挖掘承载文化传统和节日内涵的时代载体。如此，年俗才能生生不息，年味才能回味无穷。 春节这样的文化传统，不是摆在玻璃橱窗里供人参观的出土文物，而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根脉。今天我们能够在春节里像古人那样，感受“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喜悦，舒展“柏绿椒红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的豪情，体味“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意境，原因就在于文化传统的一脉相承、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原乡。不论我们走多远，传承好、发展好“文化家底”,唤醒内心的仪式感、认同感、使命感，我们就能记得住回家的路，忘不了乡土的味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