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敬学

曾国藩的敬学

我今天主要说四个话题，第一个话题“修行四知”，即知进知退，知存知亡，而不能是只知进不知退，只知存不知亡。我们在人生辉煌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不辉煌的时候，不能只知进不知退，只知存不知亡，缺乏敬畏心。做人为官一定要有敬畏心，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也要培养孩子的敬畏心，这是曾国藩的“修行四知”。
第二个话题，“修敬四德”。“敬”在曾国藩的思想体系中有四敬之德，即“敬神”、“敬刑”、“敬民”、“敬位”。关于“敬神”，曾国藩有一个说法，他说打仗是七分天意，三分人力，这是他的观点，一切由天定。“敬刑”，作为一个官员，对刑罚的敬畏，是必须的。“敬民”对百姓的敬畏也是必须的。“敬位”，是指做官的要对自己的位置有所敬畏，对自己的权力有所敬畏。
敬神、敬刑、敬民、敬位，这四敬是《尚书》的一个系统思想，在曾国藩的思想系统中，以及他所有的书信，包括他的文章中，都可以体现出来，他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人，修人以孝，修孝以敬。”敬者，德之聚也。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学会恭敬心，学会有礼貌，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这就是“敬者，德之聚也”。然后“敬义立而德不孤”，敬或道义确立了，德就不孤单，不孤独了。道德仁义不孤，品德也就不孤了，那么朋友也就多了。
第三个话题，“修身四端”。我们看原文：
是日细思古人功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至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从曾国藩的笔记、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敬畏心理的论述。他说，今天，我们再想仿效学习古人，功效尤其显著的有慎独、主敬、求仁、思诚四个方面。
曾国藩这个人有很多的事例，大家可以去看书，包括他对待权力，能进能退，他能把很多权力让出去，甚至于他所创立的湘军。把太平军打败后，在最后攻打安庆的前夕，他已经把解散湘军的方案都准备好了。包括他的弟弟在仗打完后拖了很多东西回家去，并且大兴土木，大盖楼堂馆所，曾国藩去信坚决制止。我们从他的书信中间，或者说从他一系列言行事迹中，可以看到他的一系列的优秀品质。他的修身有四端，“慎独则心泰

”，慎独就是谨慎地独处，在他人见不到的地方要谨慎独处。“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我追求仁者的品德，追求仁德，那么别人就喜欢你。他对慎独的解释，妙不可言。人生有三大欲望是最难控制的，贪名的欲望，贪利的欲望，贪情的欲望，名、利、情这三大欲望是最难控制的。不忽略细微，从细微处做起，做事须循天理，说话要顺人心。依照天理做事，凭良心做事，内心不愧疚，所以心里泰然。他把“主敬”当作锻炼身体，“主敬”可以使身体强壮，当然身强这两个字，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修身。我们在学了曾国藩的敬畏之心之后，同时要记住这四句话：“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
第四个话题，“修养四要”：敬、诚、忠、恕。曾国藩认为，敬字当头就会谦虚而不放荡，真心待人就不会被私心遮蔽。一般来说接人待物，见到别人不对的地方，若能设身处地的替对方想一想，就能心平气和。所以忠是达到仁之境界的核心。
他的这个思想是从孔子的学说中衍生出来的。孔子有很多弟子，有一个弟子叫冉雍，他有一天问孔子，什么叫仁爱？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出门如见大宾”是讲敬人，“使民如承大祭”是讲敬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讲恕道，“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是讲忠。
朋友相互之间也要学会多为他人着想，小事不能给他人添麻烦，这都叫“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工作单位不埋怨，在家庭中也不埋怨。人生，怨、恨、恼、怒、烦是五毒，怨恨是最不好的，人生不要有怨恨心。所以敬畏心有了以后，其他很多毛病都容易改正。所以我在这里与各位共同分享的是，曾国藩的学问可以称作是敬学，曾国藩为政的思想是敬畏的思想。曾国藩的为人为政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敬字。我们在读曾国藩的时候始终是体会恭敬、敬畏之心。敬神、敬刑、敬民、敬位，对天下保持一种敬畏心。
修行四知、修敬四德、修身四端、修养四要，始终贯穿着一个“敬”字，这就是曾国藩执政为官的敬畏心理，也是我们今天要向曾国藩学习的重要内容。

薪尽火传：曾国藩与李鸿章
我们从李鸿章说起。因为他是曾国藩的学生，这个师生之谊大概是在曾国藩35岁的时候开始的。这一年，曾国藩得了肺病，在北京的报国寺静养。李鸿章以弟子的身份来侍奉他，这就得到了曾国藩的亲炙，成为他的弟子。
后来曾国藩回乡，因为太平天国起义，他就在湖南搞团练，要镇压太平军。李鸿章也没闲着，他跑

回老家安徽合肥，也搞起了团练。不过他在安徽混得很不得志，就写信给曾国藩：“老师我混得不行，我到你门下来做幕僚吧。”
李鸿章本以为曾国藩立马就会答应，哪晓得等了一个月也没有得到回信。他急了，就托一个朋友去打探消息。这个朋友拐弯抹角地探听，曾国藩却没有什么反应。这个朋友干脆做起说客来，他说：少荃是有大才的人，现在来投奔您，您为什么不答应呢？曾国藩装模作样地说：少荃确实有才，这个人应该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我们湖南只是一条小水沟，怎么容得下他这艘大船呢。那个朋友再三劝说，曾国藩才勉强同意。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非常了解李鸿章。李鸿章虽然是有大才，却是毛病一箩筐。所以要把他的锐气打压一下，先磨磨性。李鸿章虽然磨了性，但是毛病还有不少。曾国藩这个人律己很严，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办事。而李鸿章却非要到日上三竿才能起床，所以他就撒谎，好美美地睡觉。曾国藩决定治治他。有一天早上，曾国藩派人去叫李鸿章。李鸿章称病不起，曾国藩就再三派人去叫。李鸿章一看没有办法，只好来了。曾国藩也没睬他，吩咐大家先吃早饭。
吃过饭以后，曾国藩把李鸿章叫过来。他说：少荃，你在我这办事，就要知道我待人接物的原则。这个原则只有一个字——“诚”。说完这话，曾国藩掉头就走，把李鸿章给晾在那里。打那以后，李鸿章开始严格地约束自己，改了不少缺点。他的才能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曾国藩的一个重要助手。
湘军攻陷安庆以后，曾国藩让李鸿章回合肥，再拉起一支队伍，形成对太平军的夹击之势。李鸿章说他有很多困难。曾国藩不仅给了他各种物资，还从湘军中拨了九个营给他作为起家的班底。在老师的支持之下，李鸿章回到合肥，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可以和湘军齐名的淮军。李鸿章带着这支队伍，迅速向江苏、浙江一带推进，打了很多胜仗，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曾国藩马上上表，保奏李鸿章，使他升为江苏巡抚，加太子少保，封一等肃毅伯。这样，李鸿章在离开曾国藩两年以后，声望就已经和老师并驾齐驱了。老师的提携让李鸿章非常感动。他投桃报李，对曾国藩的要求，想尽办法去满足。有一次，湘军急需八万两饷银。李鸿章这个时候正在和太平军作战，他手上也没有多少银子。他却挤出六万两送给湘军，解了湘军的燃眉之急。
曾国荃围攻南京的时候，两年都没打下来。朝廷很着急，下令李鸿章会攻。李鸿章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所以他就打太极拳，软

磨硬扛，甚至不惜装病来推脱。他奏称：自己“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这样就拖延了数月之久，使曾国荃顺利攻占南京。南京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去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去迎接。李鸿章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一步用手挽起，对他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曾国藩急流勇退。而李鸿章在朝廷的地位却节节攀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
1872年，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在北京寄了一副挽联过来。挽联是这么写的：“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泰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安内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这副挽联除了对老师的高度评价之外，还念念不忘其授业与提携之恩，表示要继承老师的衣钵，使“薪尽火传”。那么，李鸿章讲“薪尽火传”，他都从曾国藩那里继承了什么呢？他继承了曾国藩的一身本事，甚至比老师还要高明。但是，李鸿章独独没有学会曾国藩的做人。
曾国藩是一位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很多优秀的人格品质。他在对自己、对同僚、对皇上，在立德、立言、立行等等方面都做得臻于完美。
我们先说做人。真正的儒者对自身的要求是很严的，因为儒家是从做人开始的，要先修身养性，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曾国藩在这上面做得可能更过一点，他对自己很苛刻，有点类似于印度的苦行僧。不仅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曾国藩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所以他的子女没有一个是“坑爹”的。我们都知道曾纪泽、曾纪鸿，这是曾家的二代。到了三代呢？曾宝荪、曾约农，也都是一代大家。曾氏后人人才辈出，这跟曾国藩言传身教很有关系。
再说对同僚。曾国藩一直宽厚为上，以仁待人。例如对于左宗棠，曾国藩是有知遇之恩的；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语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淡化处理，在把握大局的基础上，时常做出一些妥协。
曾国藩很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李鸿章就是曾国藩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没有他的敲打，没有他的举荐，也就没有了这位晚清重臣。除了李鸿章、左宗棠，像胡林翼、郭嵩焘、沈葆桢这些人，都是曾国藩提拔起来的。此外，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还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学人，比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等，这些人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曾国藩周围是当时社会精英的聚集点。而对皇上，曾国藩则无限忠诚。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八旗军不行了，曾国藩噌地一下站出来，说：“我

干，我来”。《论语》里面有句话，叫“礼失而求诸野”，曾国藩组建湘军，就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实现他忠君爱国理想的。
他一干十几年，辛辛苦苦，百败百战，最后击灭了太平军。曾国藩掌握着一个精英集团，一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队。有人劝他，你干脆称帝吧。但是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做，他为了让皇帝安心，让朝廷放心，让自己全节，于是自解兵权。
我们从对自己、对同僚、对皇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曾国藩在做人和做事两者关系的处理上，是先做人再做事。
而作为他得意门生的李鸿章却不是这样，李鸿章是为做事而做人。曾国藩曾评价说，他这个弟子一门心思只想当官。而李鸿章在官场上，想要游刃有余，要如鱼得水，做人就不能像他老师那样太固执。他必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就显得没有品行了。所以他们同时代的人就说，李鸿章是一个有才华而无品行的人。
如果对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师徒二人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和弟子比起来，曾国藩应该说活得更有人文思想，更有宗教情怀；曾国藩的人生更加执著一些，也更加真诚一些。

曾国藩：作为“圣贤”与“魔鬼”的演绎
我算是曾国藩正宗的乡后辈，求解乡贤，不只出于好奇，也是自我成立的重要法门。
曾国藩作为“圣贤”，这不用多说，他还没死就很让人崇拜了。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还有一个绰号，叫“曾剃头”，这不就是魔鬼吗？共和国以前，人多许之为“圣贤”，之后，“刽子手”的称谓更普及，如今，教科书之外，则无论官民，大都乐意把他当做道德文章、做官做人可以私淑的对象。
“圣贤”值得仰望，“魔鬼”让人恐惧，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历史的流程里获得这样两极完全不搭的评价？是时代观念作祟，还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或者，曾国藩的作为及其所服膺的理想，原本就充满内在的紧张与矛盾，连他本人都不免有天人交战无可如何的时候，而世道与人道，天下与苍生，庙堂与江湖，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融洽一致的是非与标准，无量数的“生民”，总是被裹胁在历史的沧桑里，兴亡皆苦，命如草芥。
显然，曾国藩作为“圣人”与作为“魔鬼”的演绎，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处置的问题，如果能有所澄清的话，秦皇汉武以来中国历史上一些至今纠缠着我们困扰着我们的根本性的含混与暧昧，也许就会变得稍稍明白一点。
我手里拿着的这本书，是《刘蓉集》。曾国藩在岳麓书院求学时，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他们一见如故，是金兰之交，更是君子之交。
在我看来，

晚清所谓“同治中兴”，便是由曾国藩一班人的努力所造就的，而他们之所以能成就这样的局面，除了风云际会，根本上还在于他们那种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理想主义怀抱与“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实践精神。
曾国藩做翰林时，有段时期推崇司马迁、韩愈的文章，刘蓉就告诫他，我们要以道德自诩。如果仅以文章自诩，你太小看自己了，担负不起这个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圣贤崛起、立德立功的时代。
在某种意义上，刘蓉就是小一号的曾国藩，他们的教养和思想，包括他们做人做事的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解读了刘蓉，也就解读了曾国藩。
为了深入我要讲的主题，我找到刘蓉给曾国藩、曾国荃写的两封信，仔细体会这两封信，也许就能体会他们在作为“圣人”和作为“魔鬼”之间的困窘与纠缠，二者又如何集于他们一身。
给曾国藩的信，写于曾氏回任两江总督后。他们早年有个约定，说哪一天，当然是功成名就之后，我们就“归去来兮”吧，回到山水田园里去。但此时，曾国藩位极人臣，功成而无法身退，刘蓉早有赋归之想，真正回到家乡却有点狼狈，他在陕西巡抚任上遭到弹劾，被革职留任，接下来又遭遇浐桥之败。
战败归来，刘蓉给曾国藩写了这封信，信很短，主要目的是求助，信中说：我在陕西当了三年拮据的巡抚，风雪交加的浐桥之役，死了两千多子弟兵，裸尸纵横，无人收敛。到如今，这些死在异乡的子弟，不仅没有得到抚恤，连他们活着的时候的欠饷也没有补发。在同捻军作战时，欠饷已经一年多的士卒，衣履破弊，被贼人刳腹剔肠后，肚肠中仅有麸糠，想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独人父母，而卒无以存恤之”，想到“生者含悲故土，死者饮泣黄泉”，真是惭负神明，负疚在心。为此，“伏乞阁下，念惨死忠魂，沦骨异域”，咨照有司，捐银兴工，在他们战死的地方，“建祠葺冢，以慰安之”，“庶冀九幽毅魄，稍有凭依，不至啼青燐而泣宵露”。
这封信，很沉痛，很悲怆，仔细读，会把眼泪读出来。那种伤怀，那种悲悯，那种怜爱，是刘蓉对他自己的，也是对三湘子弟，对天下苍生的。我想，这就是他们曾经努力要成为“圣贤”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吧。必须承认，士大夫之杰出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之情，是从对于具体生命的这种怜爱和悲悯出发，也多少是以此为归结的，所谓“视民如伤”，于是奋袂而起，要“抚辑疮痍”。我们不妨设想，像曾国藩、刘蓉这样的书生，为什么会“举家效愚忠”去打仗？要搭上性命的功业，要搭上全家人性命的利禄，是何

其得不偿失的功业和利禄？
他们的作为显然必须有内在的情感冲动作为依据，对他们来说，这种情感冲动当然是从神圣的家国伦理生发出来的。这封信，我想，大致可以说明他们作为圣贤的抱负和情怀从何而来，那种高远的期待和自我期许是从哪里出发的。
可是，我还得给大家念另外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曾国荃的，写信时，刘蓉是四川布政史。信中说，得知朝廷任命你为浙江巡抚，说明老兄的作为“上契帝心，下孚民望”。我到四川一年多，对地方毫无裨益，只有一件事情还值得告诉你，就是石达开就缚，巨患荡平。接下来，刘蓉就说这件事，信的口气跟前面的信完全异样，一点都不悲苦颓丧，而是自负骄傲，志得意满。说自己如何飞调重兵，力扼大渡河，让石达开部，归路既断，粮道复绝，死亡枕藉，偶尔有逃跑以及冒死抢渡的，均被击毙或落水溺毙。最后，“石逆势穷力竭，束手就缚，所剩部曲数千人悉弃械乞降”。
我们知道，石达开确实在大渡河边走到了绝路，但石达开其实是主动投降的，为保全手下人的性命，这才有刘蓉所说的“束手就缚”“弃械乞降”。那么，刘蓉是怎样处置投降的石达开及其部属的呢？信中说，除了将石达开和他的儿子、亲信共五人押解成都，其他人全部“骈戮于大渡河畔，竟无一漏网者”。信中还说，石达开在接受审讯时，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最后“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这样描述，刘蓉显然不是要表彰石达开的英雄气，而是在向曾国荃告白，我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强悍的家伙，而我比他更强悍，更凛然大义。
两封信，前一封表露的是他对牺牲子弟的负疚，对无辜苍生的悲悯，这封信则是写他“治国平天下”“济生民于水火”的胆识。从今天的立场看，包括石达开，那几千被刘蓉一一处死的太平军，显然也是无以为生、无路可走的苍生，但是，就像曾国藩当年在“讨粤匪檄”中所表明的那样，为了列祖列宗，为了我孔子孟子，为了名教，必须施以雷霆霹雳。当名教落实为君臣父子的纲常借以保证统治秩序的安全有效，当名教抽象为一种需要去无条件卫护的主义时，所谓苍生，在曾国藩、刘蓉的手眼中，就不能不一分为二了，一半是温驯的子民，一半是添乱的禽兽。
如此，作为“圣人”和作为“魔鬼”，从温情脉脉到暴戾恣睢，就成为了他们面对苍生的一体两面，出自同一个人的作为，并且同样基于他们经国济世的抱负，存菩萨心肠而付诸霹雳手段，仰望圣贤却难免堕入魔障，向往王道却总是辅成霸道。此时，以

家国伦理为中心的儒家义理，就有了准宗教的性质，在极端的境遇下，不惜以“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哲学作为解释和自我开脱，而他们所杀的人，和他们自以为保护和“字养”了的人，原本都是生民，都是子弟。
自然，这不是曾国藩、刘蓉他们可以自我解除的困境，缓解以至超越此种悖谬性的逻辑，只能在新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框架中出现。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书生靠什么救国
谈到曾国藩这个人物，我想重复我昨天的一个观点，就是立场。立场的转换，可能决定我们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评价。在座诸位都在初中教材里面知道曾国藩，于是，我们往往把曾国藩定格在中学教材的定义上：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曾剃头”。当我们把自己定位在“革命党”的时候、把自己的立场建立在以下犯上的时候，陈胜、吴广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可以当歌来唱。而当一个民族把这句话当歌来唱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不稳定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我们站在历史进程的立场上，或者站在执政的立场上来考察曾国藩，我们就觉得他这个人太伟大了。大家说，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快？这就是立场的转变问题。
那么大家要问，如果是这样，历史是否就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成了任人涂抹的小姑娘？绝对不是这样。历史是客观的，它是客观存在，谁也改变不了。有谁能写一本书，说曾国藩最后带领湘兵推翻了清朝，我们反清复明了。那不是扯淡吗？或者写一本书，说曾国藩“曾剃头”带着他的弟弟曾国荃打南京，结果被李秀成消灭了，然后太平天国坐了天下。那不胡闹嘛！没有人这样写，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
回到曾国藩这个人物来，他处于一种变世、一种乱世。这个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大难当头的时期，内忧外患。1840年鸦片战争，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48年《瑷珲条约》，俄罗斯把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去。在这么一种变局之中，这么一种末世之中，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该怎么样？当时的人有很多选择，有些人在转移财产、在逃命，逃到没有战争、安全的地方去。也有些人在寻求保护，寻求谁的保护？第一寻求太平军的保护。他投降了，卖身投靠了，变节了，觉得太平军可以成事了。还有一些人，投靠谁？投靠列强，到上海去了，想寻求列强的保护。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选择，他们选择拍案而起、投笔从戎，要为这个国家担当起来，这一批人是真正有理想的人，有抱负的人。他们站在哪个立场上？他们是站在孔孟之道的立场上，他们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他们

是站在社会的稳定和安定的立场上。曾国藩就是这一种。所以清朝人评价他，是“中兴”以来第一人。你看看在这样的乱局之下，变局之下，朝廷拿太平天国几乎一点办法都没有，八旗、绿营统统被打败。曾国藩怎么办？在他的家乡，拉起一支团练，多少人？500人。500人够做什么？后来扩大到了一万人，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
《清史稿·曾国藩传》有一个评论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事功”两个字，也是王阳明说得很多的两个字。王阳明很长时间在我们江西，最后一次从浙江到南昌的时候，他有一个学生从赣州来见，说先生我非常对不起您。王阳明说，你怎么对不起我。他说我这么多年来没做学问。王阳明说，那你这么多年在干什么。他说我在赣州做一个推官，什么叫做推官？就是一个府管司法的官员。王阳明说，你这个推官是怎么做的？他说我这么多年来平反了多少个冤假错案，惩治了多少个土豪劣绅。王阳明一听，那你做得很好啊。那学生说我没有做学问啊。王阳明说，我的弟子，哪里尽是读死书？事功就是学问。你能够给人民办事，为国家办事，这就是最好的学问。
我们现在的人反而悟不出这一点。我们很多领导干部为人民做了不少的事情，还硬要在什么地方弄一个博士学位。你要那个博士学位干什么？你不是已经有很多事功了吗？那就是你的学问。但你这个博士学位是假的，你没有脱产读书、脱产研究，又没有基础，你哪里做得出博士论文来？你如果能拿出来，一般是请了枪手，是假博士，既是亵渎学术，又是亵渎自己，还亵渎我们党的事业，弄得一点面子都没有，不但自己没面子，弄得我们党也没面子。
《清史稿》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他的学问在哪？就在传统道德和文化。
曾国藩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最后只说一件事。1870年，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万众瞩目。大家都觉得曾国藩来了，可以为我们大清朝，可以为我们中华民族争一个光，惩治外国人。但最后不是这样，曾国藩杀了十几个中国人。结果舆论一片哗然。曾国藩那个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两年不到去世，去世之前，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一直感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人民，也难以面对社会舆论。
所以我说，曾国藩从本质上说，尽管他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来对付太平军，但是“天地良心”，他这个良心是没有泯灭的。
这场讲座由湖南省图书馆何慧超主持，本版文字录音由刘雪花、王国佼整理，对他们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