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幸福”十二问
“十二五”：“幸福”十二问
新闻中心-中国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ab13768617.html, 时间： 2011-03-15 责任编辑: 法律人
搞了多年“GDP崇拜”后，“幸福感”近年又在中国流行起来。本次全国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客中国政府网、新华网时，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正是何谓幸福。
幸福在哪里呀？这几乎是人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举凡根本问题，都是难解的。幸福也是这样，主观感受因人而异，具体情境又各式各样。不过，从不同时代看，大致还能找到一些典型图像，由此也可折射出时代轨迹。如在革命与“继续革命”年代，许多人展现幸福的场景，是投入集体的怀抱，沐浴在党的恩情和毛主席的光辉下。新时期之初，个人自主性登场，勤劳致富光荣，知识重拾尊严，流行歌曲便唱道，幸福在精心的耕作中，在知识的宝库里。
但到如今，任何简单的回答都会显得造次。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既不再全般仰望雷霆雨露，也无法完全寄望于自身。现实往往让人看到，付出不一定有回报，成功不一定要奋斗。这世道变化快，人心变得也快。有的人漂泊在外，辛苦一年，带着汗臭，挤进火车，倦鸟归巢，便觉幸福。有的人机关算尽，家赀巨万，豪车开道，躲进楼里，既不满足，又不放心。光谱的两极之间，另有形形色色的世态。社会分化，于斯为盛。
于是，总理回答网友时，也只能笼统地说，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幸福感”热度的上升，反映出对现实的焦虑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幸福的具体定义固然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但在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基本条件。增加对未来的信心，要靠“自信”，也要靠“公信”，相信劳动和知识的力量，相信机会的平等，相信过程的公正，相信成果不会被剥夺，相信失败时会有救济，相信公义能够彰显，相信不义能被灭除，相信个人追逐梦想的同时，国家和社会能予以兜底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相信幸福。
眼下，“十二五”的画卷已经展开，那是国家意志未来五年的路线，也是国民愿景被规划的足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我们有接下来的十二问，归结到一问就是，中国人会幸福吗？(文/汤耀国)
《瞭望》文章：调查说明
调查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
调查时间：2011年2月15日至22日
有效样本量：3608
调查范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南京、沈阳、西安、昆明、太原、兰州、吉林、秦皇岛、章丘、延安、绵阳、荥阳、鹤岗城市市区
抽样误差：95%置信度下抽样误差±1.6%
样本构成：男性58.2%，女性41.8%；20～29岁23.5%，30～39岁25.6%，40～49岁23.6%，50～59岁14.8%，60岁及以上12.5%；小学及以下5.1%，初、高中及同等学历44.7%，专科25.2%，本科21.7%，硕士及以上3.3%
“十二五”的公民期待
75.8%的受访者对“十二五”规划表示高度关注，并充满期待；86.4%的受访者认为“十二五”规划会对我国未来五年的国计民生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建议；目前，“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正由最高权力机关审议。坚持民生优先原则，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贯穿“十二五”规划的一条主线。
中央党校政法部公共管理室主任黄小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偏重于追求“国强”，而“十二五”规划则强调追求“民富”。
为直接了解民众对“十二五”的期望，《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民意研究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于2月15日至22日，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3608名年龄在20岁以上的居民进行了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需要指出的是，受访对象皆为城市居民。
本次调查覆盖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和中南六大区域。调查数据显示，75.8%的受访者对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表示高度关注，并充满了期待。86.4%的受访者认为，“十二五”规划会对我国未来五年的国计民生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黄小勇解读，中国虽交出了“十一五”高分答卷，但通胀压力不断凸显，民生难题有待破解，经济转型面临挑战，社会管理创新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对今春全国两会和“十二五”规划的关注度高于以往。
住房是第一关注点
“在‘十二五’期间，我希望北京的房价下降。现在真有些后悔，前几年就应该把房子买了。”2003年大学毕业到北京打拼的张云，现在还与妻子租住在大兴区黄村镇枣园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
近年来，高房价已成为许多城市普通居民不能承受之重。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回答您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时，41.5%的受访者表示是住房，在对“十二五”的民生期待中，高居首位。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高级统计师周江说：“住房受民众高度关注，说明这个问题已很严重。”他还认为，高度关注住房，是民众生活从温饱走向小康的重要表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民众提出更高要求的必然阶段。
即使是房价再高，仍有34.8%的受访者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准备买房，其中大部分属于刚性需求。
51%的受访者期待房价下降，实现“安居梦”。在选择住房类型时，40.4%的受访者表示期待加大限价房保障，27.8%的受访者渴望廉租房，17.2%的受访者期待经适房，还有14.6%的受访者选择公租房。
对最近被热炒的房产税，普通民众看法不一。57.0%的受访者认为房产税“对房价作用有限，加重民众负担”，也有37.8%的受访者认为房产税“有利于抑制投机”。
收入满意度明显偏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109元，比2005年的10493元增长82.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9.0%，年均实际增长9.7%。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对于目前收入的满意度只有56.1分，明显偏低。
34.1%的受访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增加收入，渴望程度仅次于住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绍荣教授对本刊分析，近年来，尽管中国居民的绝对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可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物价上涨、分配不公、税收不合理是影响居民收入满意度的主要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教授也对本刊表示，民众基本生活内容不断丰富，价格不断上涨，个税起征点尚未形成动态机制，对民众实际收入有一定影响。
在本次调查中，“十二五”期间中国物价水平能够基本稳定，是30.6%受访者最渴望的事情。
黄小勇认为，居民贫富差距扩大影响了部分群众对收入的满意度。问及分配不公的体现，57.4%的受访者认为“垄断行业收入过高”，39.5%的受访者认为“最低工资过低”，31.2%的受访者认为“腐败收入增加”。38.5%的受访者希望“改善分配政策”，37.8%的受访者希望“健全分配法律法规”。
对于如何提高收入，通过税收调节被多数人视为可行之策。本次调查中，73.1%的受访者希望“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46%的受访者希望“改进征收管理方式”和“简化纳税程序”。
“医疗费用过高”为多数人共识
2011年，被认为是中国医改“攻坚年”。如何实现医改阶段性目标，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也是普通民众关心的重要话题之一。
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超过4亿人，加上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8.35亿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城乡居民超过12亿人。
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财政投入卫生事业力度不断加大。2006年至2009年，中央财政合计安排卫生事业资金1852.9亿元。2009年与2005年相比，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重从17.93%增加到27.23%，社会卫生支出比重从29.87%增加到34.57%，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52.21%下降到38.19%。
尽管如此，相当数量的民众还是反映“看病贵、看病难”，并对“十二五”期间的医改寄予很多期待，对34%的受访者而言，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问及看病难的原因及表现时，有65.5%的受访者认为“医疗费用过高”，51.0%的人认为“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34.6%的人认为“医疗服务质量偏低”。
对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33.1%的人表示不太满意，认为“保费太高，待遇太低”。另有28.9%的受访者表示“说不上满意不满意”，认为“目前对自己家影响不大”。
那么，解决上述问题的出口何在呢？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有44.6%的受访者期待“十二五”期间通过医改“解决医疗费太高的问题”；30.1%的人期待“消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
23.3%的人希望“完善城镇医疗保障体系”。
期盼教育多方面改进
总体来看，民众对目前教育现状仍有诸多不满意之处。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工作最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时，42.8%的受访者认为应“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居第一；38.6%的受访者认为应“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居第二；28.5%的受访者认为应“提高师资结构水平”，居第三。
此外，“促进教育公平”、“继续加大教育投入”、“解决择校问题”、“发展学前教育”、“提高教师待遇”、“优化教育布局”等，也为数量不等的受访者所期盼。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认为，“教育不公导致乱象丛生”，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教育质量存在差距，优质教育资源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由此产生了择校，伴随产生的是择校乱收费。
“教育公平就是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沈友军说，从国家层面来讲，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应是政府下一步考虑的重要问题。而推动教育公平，关键是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做好工作，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机制两手都要硬。
食品安全令人担忧
2010年，中国设立了高级别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由三位副总理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2010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加重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力度。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建立了以31个省级和312个县级监测点为基础的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
可现实并不容乐观，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现，比如最近发生的皮革奶事件、镉米事件、面条掺胶事件，等等。
本次调查显示，对食品安全问题，民众仍非常担忧，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只有48.7分。50.1%的受访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太多，令人失望”，37.8%的受访者认为“问题存在，但有信心解决”，只有12.2%的受访者认为“问题不大”。
李绍荣认为，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相关公共服务不足。“这不是制定一个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整体工程，需要全社会去投入和建设。”
针对“如何搞好食品安全”的提问，本次调查的受访者首选“加大处罚力度”，提及率为32.7%；其次是期待“严格检验检疫”，提及率为28.0%；第三是希望“企业规范生产”，提及率为12.1%。
腐败原因首选“权力缺乏制衡”
多年来，反腐议题一直就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2010年，又有多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办。
本次调查显示，80.4%的受访者表示“反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分析导致腐败最主要的原因，37%的受访者认为是“权力缺乏制衡”；22.9%的受访者认为是“用人不透明，缺乏择优机制”；20%的受访者认为是“不重视群众舆论的监督权利”；
17.1%的受访者认为是“纪检、监察、司法机构的体制腐败”。
对于腐败治理途径，33.9%的受访者期望“从完善制度入手，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长效机制，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30.2%的受访者期待“进一步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行为”；17.3%的受访者希望“教育为先，提高基层干部廉洁自律意识”；16.6%的受访者希望“开展专项治理，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记者李松）
《瞭望》文章：物价会涨吗
国家有调控物价的充足财力和丰富经验，这一点已在以往多次“物价保卫战”中得到充分证明
猜物价，已是近一年来最热门的经济游戏之一。最近两次，大多数人都没有猜中，不过，虽不中，亦不远矣——终归是高。
1月份，人们多预计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会“破5”，结果是4.9。2月份，市场普遍预计会回落到4.8，结果3月11日由国家统计局公布，还是4.9。
鉴于通胀压力依旧明显，“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未来五年目标之一为“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一件事情如果能够在字字如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荣升为“首要任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很重要，二是很棘手。而物价问题似乎是二者兼备。
物价“给力”，更有必要让每一位老百姓要往外多掏钞票，这时候需要明白：为什么要多掏？究竟会多掏多少？
钱多的烦恼
前不久，“民工荒”现象曾引起热议，对于产生的原因，各方早有如潮分析，毋需赘述。更重要的是结果。对广大农民工而言，工资上涨是几乎肯定的。企业则要增加成本。尽管幅度可能不大，但对于长期以来只能靠“薄利多销”来维持发展的众多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加工资几近“雪上加霜”。
于是，连锁反应产生了，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企业最自然的“自救”行为就是提高产品价格。
当然，把物价上涨仅仅“归咎”于农民工工资的提高，既不客观，也有失公允。实际上，“通胀终究是一种货币现象”，直白地说，就是市场上的钞票太多了。
近几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表现不错。然而，一揽子“治疗“手段也留下后遗症，这一次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涨物价。所以才造就了“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这样一个个彰显国人智慧和无奈的新鲜词汇。
虽然近几个月来，国家又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又是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的倾向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泼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回收流动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此外，考虑到“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确实受欢迎，尽管国家层面也做了不少努力，估计今年的贸易顺差还是会只增不减，这给物价造成的上行压力，也不可能一时半会就消除。
外部干系
在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经济问题都是国内外相关联的，物价自然亦不例外。
不仅如此，按照以往的经验，当今世界上的许多经济现象，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美国的影子，这一次自然也是如此。
“量化宽松”，是近期美国货币政策的核心词，说白了就是拼命印钞票，并且已经搞了两轮。它对美国恢复经济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不确定，但造成热钱外流、推高他国通胀水平的作用，却是板上钉钉。而中国作为眼下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自然是外来热钱肆虐的“重灾区”。
对此，许多人有“美国要拉全世界人民给它垫背”的感觉。不服气？暂时也没有太多办法，在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没有明显改变之前，其他国家只能容忍本国的物价“再飞一会”。
就连中东的政局动荡，也早有海内外分析人士指出，它与物价也不无干系，上承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全球性通胀，下传其他国家的物价进一步激扬，包括中国。
中东是当今世界的“油库”。目前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有三分之二都埋藏在此处的漫漫黄沙之下。虽然这几年，许多国家对发展新能源如痴如醉，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作为“现代工业血液”的地位依然无法动摇。
随着中东地区的内乱，国际油价也“意料之中”地扶摇直上，并再次翻越了每桶一百美元的关口。
中国作为石油进口大国，如今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成，去年的原油进口量为2.4亿吨，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东。于是国际油价的飙升，也就意味着中国工业成本的增长，所谓的输入型通胀就是这么回事。
比货币更重要的是信心
尽管挑战严峻，但不代表前途是一片黑暗。
中国人总喜欢讲，“办法总比困难多”，领导常以此安抚人心、鼓舞士气，百姓也用它自我安慰、给自己力。在稳定物价方面，确实还有不少积极条件和有利因素可以大做文章。
例如，国内粮食的连续七年丰收，以及肉、油、糖、棉花的充足储备，再加上工业品总体供大于求的客观状况，都是稳定物价的物质基础。
而最有力的依靠还是来自于国家有调控物价的充足财力和丰富经验，这一点已在以往多次“物价保卫战”中得到充分证明。
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定下CPI上涨4%左右的年度目标。联系前两个月的数据看，接下来的预期应不会差。
信心本身就可以影响预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总理说过，“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现在消除作为危机后遗症之一的通胀，某种程度上亦可作如是观。（记者尚前名）
《瞭望》文章：工资会涨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仍然至少握有涨工资的三张“王牌”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独立成章，这在过去多年的五年计划、规划中，尚属首次。而对普通职工来讲，收入主要来自工资。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年下滑的背景下，“涨工资”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劳动者的最强呼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已不能如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做工资计划、掌控工资上涨水平，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李滨生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要想把职工工资提起来，还是有办法的，“主要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愿不愿做。”
目前来看，政府手中至少握有涨工资的三张“王牌”。
第一张牌，最低工资标准。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暂停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2010年，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在24%左右。这其中包含了2009年未能上调的部分。进入2011年，又已有六个省市再次上调最低工资，多地承诺继续提高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龚建明说：“中国很多企业长期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工人工资的基准，这是不对的。但面对这种现状，政府只要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意味着迫使企业给工人涨工资，这是有强制性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提高10%。13%的年均增速要求，显然是加大了力度。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社会平均工资法”计算，月最低工资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我们现在许多省份的标准才达到20%左右。广州市刚刚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至130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水平，然而当地的这一比例也才达到27%左右。
“在短期内达到国际上40%～60%的标准，对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而言比较困难，”李滨生说，“十二五”规划提出的40%，是经过深思熟虑、科学考虑到转型需要和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之后的要求，“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各地应该严格地执行。”
第二张牌，立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3月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要建立正常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集体协商制度。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要求：“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这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一致的。能不能达标，能不能实现真协商、真谈判，政府的立法支持不可或缺。地方实践证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效。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总工会主席马兰翠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河北省人大通过了《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使河北成为全国首个为工资集体协商立法的省份。“立法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非常明显！”马兰翠说，条例出台前，河北纳入工资统计范围的企业职工工资在全国排名第21位，比较靠后，2009年，这个位次提高到了第16位。
马兰翠说，通过工资协商立法，河北的职工群体性上访事件逐年减少，职工对工会的信任度也在逐渐提升。
观察人士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已经包含了提高职工工资收入的要求，地方政府能否抛开GDP崇拜，抛开对招商引资的依赖，割断裹挟其中的私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推动工资协商的意愿和态度。
第三张牌，强化劳动监察执法。
2008年以来，中国劳动关系领域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备，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用足现有的劳动法律资源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就显得更为迫切了，”李滨生说。
提起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相关方面多有抱怨，认为这是一个“弱势”的执法部门。如果能够将劳动监察执法做实、做强，那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劳动定额由企业单方面决定等问题，就会得到惩治，在劳动者权益保护领域形成执法必严的法律氛围，才会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要求：“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这表明，劳动执法问题已被高层高度重视。落实这一要求，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资源，强化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队伍建设。
“现在，提高职工工资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舆论基础都已具备，各地党政机关也都感受到了‘涨工资’的压力和动力。”李滨生说，“未来五年，职工工资水平肯定会上涨，但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能否与民众的预期相符，还有待观察。”（记者杨琳）
《瞭望》文章：种粮能养家吗
国家不会允许粮价大幅上升，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应在增收、减支两个方面着力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紧接着作为总纲性质的第一篇的是“三农”专篇。在大步迈向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三农”问题仍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其间，粮食问题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广大农民生计所系，粮食安全还是国家时刻紧绷着的一根弦。
今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以“突出亮点”的高姿态，被有关部门多次提及。2010年，扣除价格因素以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0.9%，达到5919元，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8%。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的研究，这是13年来农民收入增速
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在此之前，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1982年和1994～1997年这两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速亦超过城镇居民。期间粮价大幅上涨，直接助推了农民收入增长。比如，1994年，粮价提高50%，1996年，粮价提高近48%。
2010年却非此因。韩俊认为，和前两次赶超相比，去年的赶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保持了非常快的速度，一些局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可能上涨幅度更大。”
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日前在公开场合所述，2010年农民月工资收入达到了1690元，比2005年的875元增长了近一倍。就粮价而言，相关统计表明，2010年年末国内粮食加权平均价为2175元/吨，比2009年同期上涨265元/吨，涨幅达15%左右。
在农民收入中比重占40%的农业收入，还是很难让农民满意。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
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指出，2007～2009年，粮食亩均成本利润分别为38.5%、33.1%、32%，呈下降趋势。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安徽省皖北地区农村了解到，除去成本，一亩小麦的利润就大概三四百元，这还不包括劳动力成本。
近年来，由于农药、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受此影响，粮食主产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紧缺，部
分地区粮食生产出现“兼业化”、“副业化”、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
资源与环境亦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钱克明委员在《加快构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案中指出，当前，耕地、水资源约束日益突出。
据了解，2009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1785立方米，比2003年减少390多立方米，每年农业生产缺水300亿立方米左右。而且，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使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
频发的自然灾害亦呈加重趋势。钱克明透露，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明显增加，各种自然灾害呈多发重发态势，每年因气象灾害损失粮食高达
1000亿斤左右。在他看来，2010年西南地区持续干旱，和今年河北、河南、山东等冬小麦主产区旱情持续发展，再次警示中国农业还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在上述因素共同叠加之下，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始于去年冬季的北方旱情，田间地头水利设施配套不足，是导致抗旱工作开展困难的主要原因。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种粮效益过低，不少农民宁愿农作物受旱，也不愿积极参与抗旱。
政府强农惠农政策的效益也因此而衰减。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认为，这进一步制约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
不仅如此，农民增收的同时，支出也在增长。全国人大代表、荆门市委书记王玲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城镇化在推进，农民，尤其是居住在城镇周边的农民开始过着一种‘准城镇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还没完全惠及到农村。”
当前农村物价水平也有超城市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3月11日发布的国民经济数据，今年2月，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农村则上涨了5.5%。
王玲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为了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十二五”时期，应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反哺农村，“如果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提不上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无从谈起。”
作为农民增收措施之一，尹成杰认为，应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
然而，由于粮价具有“一价带动多价”的特质，其价格的提高，往往牵动市场有关物价上涨的敏感神经。日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因此，多位受访专家分析认为，国家不会允许粮价大幅上升。据此，提高农民实际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应在增收、减支两个方面着力。就前者而言，政府应进一步增加种粮补贴，把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向主产区倾斜，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与此同时，减少粮食销售的中间环节，使农民更大程度地享受到粮价上涨的好处。
就减支而言，首要的是，要尽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农民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应更有效地平抑农资价格，加强农资经营监管力度，防止农资经营价格过快上涨，并加大农村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国家扶贫标准也应有所提高。（记者张辉）
《瞭望》文章：孩子们会快乐成长吗
“社会的高竞争现在已经落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严重缺乏乐趣”
本应给儿童带来快乐的教育，已成为一些儿童的噩梦。
“我们没有周末，全市几乎所有的孩子周末都在上各种补习班，没有童年和童趣，成为各个靠办补习班赚学生钱的人的目标。孩子们的创造性都被扼杀了，如何去建设创新型国家？”北京市中关村小学一名学生在写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的信中说。
3月7日，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列席的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郭传杰宣读此信，引起社会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社会的高竞争现在已经落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严重缺乏乐趣。”
针对时弊，“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里提出，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一些观察人士还指出，更重要的是端正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期盼、学校的考核、甚或“国家的事业”，还是孩子们自己当下和未来的人生？
“被逼着不快乐”
在汤素兰的记忆里，她的童年没有太多玩具，但有一群玩伴，“物质生活远远没有现在丰富，但大家非常快乐。现在则是学前教育小学化，儿童太没有游戏了。”
汤素兰说，如今成人对待孩子，就像对待饲养场的鸡一样。她说，饲养场的鸡，我们要把它们填得饱饱的，让它们长得肥，下蛋多。鸡不吃食，就给它们吃助消化的药，让它们吃得多。吃多了，身强力壮，鸡鸭就会活跃。太活跃了，又怕掉膘，就给它们吃安眠药，让它们吃过了就安安静静睡觉，长更多的肉。为了提前下蛋，就吃激素，为了一次下蛋数只，就吃催排卵的药这样下来，一只小鸡从出壳到长大、下蛋，周期越来越短，有的小鸡只需二十来天，就能变成肉鸡上餐桌。
许多孩子的情况是，从幼儿园起就可以参加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原来要大学毕业才通过四级英语考试的，现在小学就可以了。“我们相信在孩子身上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有一天爆出料来，说哪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英语过了四六级，也不会让我们瞠目结舌，因为一定是妈妈胎教有方。”汤素兰说。
如今中国城镇的孩子多为独生子女，承受的压力更甚以往。有钱人家往往怕孩子被坏人绑架了，不许他们和陌生人说话，回家马上关进笼子里。没有钱的人家，大都也不敢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再穷不能穷孩子，变本加厉地给孩子买复习资料，参加多种培优班，剥夺孩子的玩乐时间。
孩子们激烈的竞争往往就发生在“90分和100分”之间，一个题目即便会做了还要练习十遍二十遍。近年中考和高考分数节节走高，许多学生一个个像计算机一样准确，把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
在汤素兰看来，苦的不仅仅是应试教育下的孩子，现在反而是那些接受“素质教育”、被授以各方面能力的孩子更累，“家长一方面想要给孩子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应试教育还不敢丢下。家长生怕孩子输了，孩子也就被逼着不快乐了。”
汤素兰认为，这需要社会达成共识。“如果我带孩子去动物园了，孩子很开心，但别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做1+1=2，虽然我的孩子很有想象力，他甚至知道蛐蛐是怎么唱歌的，但他不会做1+1=2，那大家就会认为他不是优秀的。”
“成人并不比儿童高明”
汤素兰说：“孩子不是成人的预备，更不是缩小的成人，孩子是独立的存在，有自己身心发展的规律。成人并不比儿童高明。”
人格的完善，心灵的自由，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创造力，孩子被公认往往比成人更优秀。但在中国，有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受的教育越多，创造力反而越低。
汤素兰认为，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衡量标准过于单一，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很单一，就是有权、有钱。“我看国外的一些影视剧，人家哪怕是个餐馆端盘子的，也很有成就感。我们的教育则是，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那你将来就只能端盘子、扫大街。”
她表示，这既与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价值观念有关，也与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念变迁有关。总体而言，社会不肯承认，每一份工作都是平等的。“我记得以前说起雷锋叔叔做的都是很普通的事，但我们不是也觉得他很伟大吗，包括那个时候的一些劳动模范等，社会也号召向他们学习。但是现在，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掏大粪这个工作并不体面。”
她说，现在的家长期望值都很高，恨不得自己的孩子都是栋梁之才，不能接受孩子只有一技之长，去做一份普通的工作，“说到底，这还不是公民社会，不能做到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在社会上都是平等的。”
汤素兰觉得，当所有人都在老有所养等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比较健全的时候，当家长不指望孩子的回报，觉得只要孩子自己很快乐就很好的时候，孩子才会不那么沉重。（记者张冉燃）
《瞭望》文章：养老鸿沟会填平吗
面对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进展的提问，多位来自试点省市的代表、委员选择了回避
虽是亲姐妹，天津退休女工冯女士还是感到不平衡，“给我们涨一次钱敲锣打鼓、上报纸的，才涨一百多嘛。你看人家，蔫不出溜地就涨七百多。”
右图为修才英老人按响“电子保姆”；左图为烟台市居家养老服务呼叫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与有需求的老人联系（3月13日摄，拼版照片）。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冯女士从一家汽车制造厂退休后，尽管过去六年经历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的“七连涨”，目前退休金也只是刚刚达到1600元。而她姐姐，另一位冯女士，一位退休教师，去年底接到了上调760元退休金的通知，且从2010年1月开始补发，现在每月能拿到4000
多元退休金。
差不多的劳动负荷，却是不一样的退休待遇。从退休金的替代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
资的比例)来看，目前企业职工退休金大多只有退休前工资的30%～40%，而机关事业单位
则一般能达到90%左右。在退休之前，企业职工须每月缴纳个人工资的8%纳入社保个人账户，而机关事业单位没有此项支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还能享受各类津贴、物价生活补贴等多种福利，退休金随在职员工工资上涨而上调，而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则相对固定。
2007年，中共十七大要求推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09年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下发了5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的通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事业单位工作者对养老待遇下降的极大担忧。但随着上海、浙江、重庆、山西和广东等试点省市改革的波澜不惊，舆论风潮随之退去。
今年2月16日，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刊发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纪
念公务员法实施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对公务员社会保险制度，要进行前瞻性制度设计和试点”的提法，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和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求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3月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人
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人社部这几年一直在进行有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
按胡晓义的说法，去年10月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关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也是“多年研究的成果”。
显然，养老待遇的并轨，目前仍只有方向，而无具体的时间表，至少是无公开的时间表。
“我不太了解”、“不清楚”、“我没有关注”在全国两会期间采访中，面对本刊记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进展”的提问，多位来自试点省市的代表、委员选择了回避。
“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差距，反映了资源的集中程度，”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教授说。
今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报名首日，报名网站的访问量超过8205万人次，系统一度陷入瘫痪。“公务员考试热，映射出公务员群体就业稳定程度和各方面待遇水平的优越性，”蔡继明表示，各项步入深水区的改革推进到今天，核心都指向了政府自身的改革，“自己改自己，是很难的。”
据报道，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社科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约120名政协委员提出提案，要求暂缓实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所以一直‘改而不动’，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机关公务员的相关制度改革‘按兵不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景天魁对本刊记者说。
景天魁说，在分类不清的情况下，只改事业单位，会导致群体的对立和攀比，人为地制造矛盾和阻力，不利于团结和人心稳定，而这次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比较明确——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起改，“这大大降低了事业单位‘单兵突进’的难度。”
在我国3000多万事业人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等公益性岗位的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把老师们的退休待遇降下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张恩迪，是为数不多的愿意接受本刊“养老双轨制”问题采访的试点地区委员，“相反，我们现在做的，是把刚刚并入浦东的原徐汇区的教师、医生的相关收入差距补上来。”
张恩迪说：“养老待遇怎么能走回头路？要缩小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应该是想办法把低的提上来，而不是把高的降下去。否则怎么稳定人心？怎么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蔡继明同意这一观点。他介绍，有色金属研究院系统的科研单位进行了养老保险改革后，养老待遇大幅下降，一位80多岁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多次找他反映问题，他已连续4年提交相关提案，并认为这一问题近期将得到解决。
在张恩迪看来，养老保障制度应有一个保基本的、全国通行的统一制度，而后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水平、行业情况和各企业单位的具体实力，增加个性化的、补充性的养老年金和商业保险。（记者杨琳）
《瞭望》文章：医生会值得信赖吗
不治疗病了的机制、凉了的人心，就看不到医患关系和解的未来
没到过全国政协医卫界的讨论现场，你很难想象医务界对医患关系的忧虑。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凌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国医生的社会地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医闹已达到史上最为严峻的时刻。”
而在医闹升至“史上最为严峻”的关头，公众对医生的信任也几乎降到“史上最低水平”。
于是，医生接诊怕患者找茬碰瓷、患者就医怕医生不负责任医患关系俨然成为一个雷区，没有人敢轻易通过。
此种局面已经引起决策层的关注——在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改善医患关系”的相关表述赫然在目。
机制作怪
在凌锋看来，医院是救死扶伤的特殊场所，少数患者家属在医院内挂横幅、设灵堂甚至行凶等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医疗秩序，对医护人员的生理和心理都造成伤害，医生无法集中精力为患者看病。她建议制定《医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保护医院和医生正常行医治病。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亦看到医患纠纷的严重性，但他坚称，医生对患者更加负责才能真正消除双方的不和。“病人闹医院肯定是不对的，可是我们想想，有多少病人本意就是为了闹医院？他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找事儿的！这些年一些医生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儿，药厂请吃喝，埋单的是患者。误诊误治了，受伤的还是患者。”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医闹”横行医院肯定不对，但也要看到医疗纠纷背后的复杂原因。
从许多患者的角度看，红包、回扣的行业潜规则使他们在就医之初就提心吊胆，生怕医生为一己私利对自己痛下“黑手”——用“大处方”、“大检查”使自己多花钱、花冤枉钱，以获取不正当利益。而在诊治的末期，倘若一切尚属顺利，患方纵然心里存有不快，往往也还能以“花钱买平安”的态度自我安慰，但若是花了大钱还没能治好病，患方的不平衡感会急剧增加，认为医生和医院“图财害命”，希望通过“闹”来避免“人财两失”。
而医方普遍认为，医学是一门充满局限性和风险性的学科，远未达到包治百病的程度，对大多数疾病来说，医生只能是缓解、拖延，而不是治愈。在不少医生看来，患方对治愈的要求近乎苛刻。至于态度生硬冷漠，那是工作繁忙所致；红包回扣，在一些医生眼里是对这个岗位“高风险、低收入”的灰色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