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经验和经济周期看增长目标选择与政策取向-中国证监会
从国际经验和经济周期看增长目标选择与政策取向*
杨耀武 黄 雯
摘要：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
“十三五”规划提出2016年至2020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年经济年均增长需要达到 6.5%以上。从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来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下移，同时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短期增速下行压力较大。为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时期应着力推进和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对“两个翻番”目标的实现既应该充满信心，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这一底线综合考虑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和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按照“十三五”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为
*本文在研究院张望军院长助理的指导下完成，作者感谢刘立金的宝贵意见。
实现“两个翻番”目标，“十三五”时期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国际经验和经济规律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正步入增速换挡通道
（一）从人均GDP来看，我国经济增速已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二战后在追赶美国的经济体中，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表现最为抢眼。尽管这四个经济体规模大小各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但其经济增速均在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下滑，进而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图1 德、日、韩、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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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000 1550 2820 4240 6050 8820 11340 14040 16630 19350 21090
韩国日本德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
注：横轴为各国或地区的人均GDP（单位为1990年国际元），纵轴为经济增速（单位%）。经济增速经过Hodrick-Prescott（H-P）滤波处理，以过滤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保留长期趋势。
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特别是随着人均资本存
量的持续增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长期依靠资本大量投入的高速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尽管在测算人均资本存量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根据资本产出比的相对稳定性，我们仍可以从人均GDP的角度对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历程进行考察。图1显示了上述经济体人均GDP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后，当人均GDP 达到1至1.1万国际元①附近时，德、日、韩、台的经济增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放缓。德国（当时的联邦德国）1951-1965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为7.1%，1965年人均GDP达到9186国际元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1966-1979年平均增速下降至3.4%，此后步入经济前沿国家的低速增长阶段，1980-2014年平均增速仅为1.7%。日本1956-1973年的平均经济增速高达8.8%，1973年人均GDP 达到11434国际元后，增速明显放缓，1974-1991年平均增速降至4.1%，此后经济增速进一步下台阶，1992-2014年实际GDP 年均增长率只有0.8%。韩国1961-1995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为8.1%，1995年人均GDP达到12094国际元后，经济增速开始下滑，1996-2014年平均增速下降至4.1%。我国台湾1952-1992年的平均经济增速高达9.4%，1992年人均GDP达到11304国际元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1993-2014年平均增速降至4.8%。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国经济增速虽在个别年份有所起伏，但总体保持高速增长态势。1978-2010年间，经济年均增
①国际元是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化为统一货币的方法。最初由爱尔兰经济统计学家R.G.Geary创立，随后由Khamis发展，可避免汇率变动对国际比较的影响，在国际宏观经济比较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为便于国际多边比较，本文统一使用1990年国际元计算的人均GDP。
速高达10.0%，2010年人均GDP为8032国际元。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居民人均GDP已达中等偏上国家水平。但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不断攀升，增速放缓这一基本规律逐渐发挥作用。2013和2014年，我国人均GDP分别为10522和11460国际元，从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看，我国可能已进入增速换挡期，经济增速将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压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发展经济学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导致经济增速出现显著下滑。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大致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开始于1973年；韩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开始于1996年；台湾地区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开始于1993年，在此之前的1989年和1990年，台湾地区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上涨，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
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稳步降低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过去30多年，较低的抚养比为高储蓄和高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延缓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进程，使投资回报相对稳定，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近年来，我国刘易斯拐点开始出
现，人口红利正逐步消退。一是多地出现“民工荒”现象以及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1-2014年农民工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分别为21.2%、11.8%、13.9%和9.8%，显著高于名义GDP增长率。初级劳工短缺和工资水平快速上涨表明我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基于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二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2013年和2014年继续保持下滑态势，分别比上年减少244万和371万；总抚养比在2010年到达34.2%的低位后开始不断攀升，2014年达到36.2%。由于人口变化的长期趋势今后难以出现大的逆转，我国的人口红利已越过最高峰，正在逐步消退，经济潜在增长率将被压低。
（三）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难度加大，拖累我国经济增速。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我国作为一个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技术引进和吸收为主推动产业升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后发优势。然而，随着技术水平及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趋近，我国获得技术转移难度上升，研发投入和风险加大，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趋难。一项中国与OECD主要国家工业行业技术差距的比较显示，1986年至2009年间，我国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差距较大行业的技术差距缩小速度较快，而技术差距较小行业的技术差距缩小速度较慢，说明在我国技术水平逐步逼近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中，差距缩小的难度会加大①。由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
① 陆剑、柳剑平、程时雄，“中国与OECD主要国家工业行业技术差距的动态测度”，《世界经济》，2014
年第9期。
长的长期推动力量，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难度加大将拖累我国经济增速。
（四）房地产长周期拐点的出现，制约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据测算，中远期内1单位的房地产投资可拉动2.11单位的上游产业总需求，推动0.18单位的下游产业总供给。房地产行业走弱将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和GDP的增长。国际经验显示，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增速下台阶前的数年，都出现了房地产长周期的拐点。
我国从1998年开始全面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两成以上，连同上下游产业链的投资占比超过四成。据测算，2013年房地产生产活动对GDP增长的贡献高达29.4%①。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快速增长，目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35平米，比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5平米；人均住房套数为0.35，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15年底，我国商品住房总库存达到39.96亿平方米。其中现房库存约4.26亿平方米，去化周期23个月；期房库存约35.7亿平方米，需要4.5年来消化。如今我国每年释放的住房有效需求已低于新增住房供给量，房地产市场长周期拐点已初步显现。同时考虑到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今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会进一步减弱，这将极大制约我国的经济增速。
二、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存在较大短期下行压力
①许宪春、贾海、李皎，“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在研判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后，还需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短期内所面临的问题，因为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共同决定了一定时期经济的最终表现。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短期增速下移压力较大，需妥善处理，避免经济增速长期下台阶与短期下滑叠加，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
（一）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供需矛盾突出。受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的影响，我国部分行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产能利用率大约在70%-75%之间，明显低于国际上80%-85%通常水平。目前，钢铁、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沪深两市近三年上市公司财报显示，两市有多达266家上市公司在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均为负数，且不少上市公司在2015年前三季度该指标继续为负，这些“A股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产能过剩行业，2015年三季末负债总额合计高达1.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68.65%，比A股市场整体（剔除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出7.7个百分点。
（二）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难以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过半，达51.4%，但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服务业总体的发展水平难以满足居民消费增长的需要。目前我国居民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型消费渐成主流，教育、
旅游、医疗、保健等消费增长迅猛。相对于迅猛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我国的服务层次和质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难以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三）原有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新旧动能转换尚需时日。据统计，2015年前8个月，中国纺织品、服装、鞋类、家具、玩具、箱包、塑料制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为46.5%，比2010年同期下降2.9个百分点，而越南、孟加拉等周边国家所占份额大幅上升。我国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新的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的模式还未形成。目前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占比仅10%左右，而且由于结构变动、改革、创新等因素的高度复杂性以及不完全可控性，增长新动能释放往往具有非平稳脉冲式波浪推动的特点。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要想在传统动能下行与新动能上行之间保持平衡有一定的困难。
（四）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结构，难以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目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低风险偏好金融模式不仅使系统性风险主要在银行体系内积累，同时银行的低风险偏好决定了其难以将信贷资源向科技型和轻资产企业倾斜，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金融支持非常有限。美国在经历以科技行业为主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动员金融资源方面比银行系统更有效率。我国2015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总量中，只有19.6%来自债券和股票，直接融资比重仍过低。
三、关于“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目标选择与政策取向
（一）制定增长目标时不追求过高经济增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目前，学者们对我国“十三五”期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不尽相同，但大多在6.2%-6.5%这一区间。此时如果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势必造成刺激政策的过度使用，这会妨碍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也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甚至非实体经济领域的资产泡沫，最终酿成系统性风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不唯GDP论英雄，不片面追求GDP，并不是不要经济合理的发展速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的根本保障。通过测算可知，为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年均增速需要达到6.5%以上。
年均增长 6.5%是为实现“两个翻番”目标而设定的经济增长率下限，实际经济增长率固然不应超过潜在增长率，但潜在增长率自身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学者们对我国“十三五”期间经济潜在增长率6.2%-6.5%的估计是建立在没有新的增长源泉基础之上的。而从比较动态的角度看，经济潜在增长率可以通过关键领域的改革得以提高。由于我国所处的特殊改革阶段和发展时期，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妨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因此通过全面深化关键领域的改革，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可以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提高潜在增长率。对于经济中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应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步伐。
具体来说，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落实中央确定的“十三五”期间，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努力创造“人口新红利”；要大力推动创新创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破除束缚创新创业的障碍，让各类主体的创造潜力充分涌流；要以满足2.5亿非户籍人口的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满足这些新市民的需求，即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对有能力直接买房的仍然支持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的城镇居民购买产权房，对一时买不起的，支持他们先租房；要细化措施，分类施策，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妥善处理化解产能过剩中可能出现的企业破产、职工下岗等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加快服务业发展，放开市场准入，尽快实现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业领域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大力培养生产性服务业急需的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发展软件和信息、科研设计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重视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促进资本形成、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二）正确认识和适应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尽管我国经济面临长短期经济下行的叠加压力，但应该看到，即使以年均 6.5%的底线速度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量也将超过2014年全世界212个国家或地区中的194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对比美国，其在二战后的70年中增速超过6%的只有8个年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没有超过2年，最近一次增速超
过5%还要追溯到1984年，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保持高速追赶的势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处在“中高速增长时期”的中国经济，其增速不仅关乎中国当前与长远发展，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面对当前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应该正确认识和适应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的事实，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