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精英
论当前中国农村精英治理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
考察村庄，不能不考察村庄精英，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中掌握优势资源的那些人，因为掌握优势资源，而在村务决定和村庄生活中，具有较一般村民大的影响。不理解村庄精英的状况，很难理解村庄的运作与治理。——贺雪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解禁，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开始恢复，农村精英研究的相关成果也丰富起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农村精英开始得到研究。农村精英是我国乡村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尤其是自1988年6月国家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农村精英在乡村社会中非常活跃，不仅为乡村地方政府所重视，且也为学术界所侧目，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乡村社会结构，阐释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乡村精英本身素质较高，也比其他村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是农村治理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在民主治理的发展进程中，农村精英治理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他的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
（二）、概念界定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国家为治理乡村而建构的制度体系称为乡村管理体制，既包括乡、村各自独立的制度设置，也包括乡与村之间的关系定位。其中的村级治理是指“通过村庄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对村域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
政治活动"，也称村庄治理。
村民自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由村民广泛参与，积极影响，依规范制度而非个人意志进行的治理。然而，在实际的村级治理中，村民自治性组织的作用往往被弱化，真正掌握村庄公共权力、广泛影响村庄公共事务乃至村庄命运的是村庄精英个人。由农村精英主导村庄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依其个人权威和个人意志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控制和协调，而普通村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系统运作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限的村级治理称为农村精英治理。从村治民主化的纵向发展的层面来看，精英治理是村民自治或村治民主化的过渡阶段。
二、农村精英的类型及其特征
关于农村精英的分类，涉及到转型期中国农村精英结构及其变迁等问题。在此，笔者依据不同农村精英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不同，大致将其分为政治型精英、
经济型精英、技术型精英和社会型精英。前三类一般被称为现代型精英。后一类被称为传统型精英。
（一）、政治型精英
政治精英指的是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等功能的人。其代表人物就是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代表的村干部，还包括在群众中具有较高声望并热心于政治的村民。在我国现阶段的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村政治精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国家和农民的社区中介，因为现当代的村级治理是在“国家一农民”关系框架进行的。在改革前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农民处于全能式的、无所不在的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乡村政治精英成为国家在农村社区的代言人。
1、政治诉求明显。此类人是村委会选举的主力军，其参选热情往往大大高于本村的其他群众。这些可以从其参选次数上得以验证（见表1）。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政治精英年纪都偏小，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年轻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回到农村，这使得他们更加本村的治理和发展，并用自己的行动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2、社会关系网强大。政治精英们一个普遍的共性就是具备“上头有人”的特质，而且与本村村民保持着良好的社交关系。政治精英们为了在选举中胜出，就得向村民做出一定的承诺，而政治承诺的实现，“上头没人”是做不到的，于是“上头有人”就成为决定村民选票方向的重要因素；同时，政治精英的选举胜出也必须得到村民的支持，在家族观念仍比较强的村庄内，家族的大小客观的决定着政治精英的力量大小和获得选票的多少。
3、经济精英的政治化。经济精英在经济上的成功激发了他们对村庄治理的关注，一条非常现实的选择就是进入村委，这使得村委会选举呈现前所未有的激烈状态。经济精英的政治化，一方面给了经济精英一个新的参与村庄治理的舞台，可以更好的参与村庄治理；另一方面也为村庄公共权力结构输入了新的血液，充实了村庄治理力量。
（二）、经济型精英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能人”，这些“能人”大多是农村经济组织的创始人，主要值得就是那些有较高经济收入的富裕户。这类人在经济上实现富裕后，其目光自然而然的转向政治领域。所以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精英开始进入农村政治领域。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经济精英们一般为村内的富裕户，经济实力强劲。精英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他们进入政治领域从事政治活动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2、治理参与要求提高。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精英们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其影响越大越突出，地位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为了寻求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其政治参与日益明显和增多。
3、年龄层次集中，意识较为超前。这部分经济精英的年龄大多集中在25-45岁之间。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精力充沛，负担较轻，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意识比较超前，敢于接受新兴事物，这使得他们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
（三）、社会型精英
社会精英主要是那些在人品、能力、经验、威望等方面优于普通村民，并得到其他人自愿或诚心尊重的人。他们是在村内人际交流和互动中产生的，并通过村民们的相互评价而区分出来的。朱士群把社会精英分为三个子群体：宗教精英、有威望的村民和在外工作的精英群体，其中包括一批从事文化礼仪活动(婚丧、嫁娶)的所谓“忙人”（表2）。
表2 社会精英情况统计表（截至2012年10月）
社会精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以维护村庄秩序为己任。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不同，社会精英更多的是社会传统的维护者和传承者，村庄大多数的矛盾纠纷的解决都有他们的影子在，都需要他们出来“说句公道话”。
2、以“道德约束力”为主要治理手段。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精英的社会地位被不断弱化，但社会精英依靠自身对家族的影响力、资历等方面的优势对村庄的治理有着无形的约束力，这类约束力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被明显化，使得他们在村庄治理方面拥有着一定的话语权。
3、年龄偏大。社会精英的年龄主要集中在55—80岁之间，他们基本已丧
失了工作能力，每天所能做的就是照看孙子、孙女和与同龄人聚在一起娱乐，包括下棋、聊天等。他们在闲暇时间也乐于谈论过去和现在，发表对当前国家大事和乡村事务的看法，他们往往有自己的见解，但大部分仅停留在谈论层面，并不要求实践。
（四）、技术型精英
技术精英大多数为村庄中走出去的高学历者，他们年轻、学历高，在政治经济建设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与经济精英有着共同的特质，就不再赘述。但技术精英与其他精英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年龄层次普遍集中在22—30岁之间。年龄优势相当明显。
三、精英治理的实现途径
（一）、积极参选争取村庄正式治理权利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因为农民的这一伟大创举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海选”作为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方式，目前已经在国内大多数农村推广，开创了农村地区基层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局面。而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的颁布，使村民自治制度得以正式确立，村民自治制度开始在农村落地生根并迅速铺展开来，乡村村民民主权利得到了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农村地区基层普选的制度化为乡村经济精英参政提供了制度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崛起的经济能人，伴随着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进一步追求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必然要求分配村庄的治理权力，这
是改革开放以来村庄权力结构由政治一元性向政治——经济一社会的多元性变化的必然反映，参加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成为一些农村精英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选择。由于精英们手中掌握了相对较多的资源，是相对富裕的“能人”，有能力带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受到村民的普遍拥护，他们的宣传更具有说服力。一些自身素质较高的精英们能从大局出发，切实贯彻和执行党在农村基层的各项政策，既能完成“上面”的任务，也能让“下面”满意，增强政府与村民的互动，起到纽带的作用。于是，农村精英参政得到了村民们的广泛拥护，也得到了乡镇政权的认可。
（二）、作为市场“代理人”，充当村民与市场间的桥梁
在经济学中代理—委托关系是指居于信息优势与处于信息劣势的市场参加
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单地说，只要建立或签订某种合同前后，市场参加者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这种关系都可以被认为属于委托—代理关系。20世纪90
年代，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由以手工劳动为主向更多的依靠现代机械和交通工具为主的种植方式的转变，农民的市场意识进一步增强，种植结构也趋向产业化和规模化，农民手中的农产品越来越多，为了将其转换为资金，所以农民越来越越希望能够将自己的财富资金化，进而其也希望那些能够实现自己财富的人担任村干部。也就使其成为了村内市场代理人。
村内市场代理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充当了农户和市场间的中介，他们利用自己与收购商的特殊关系，更多的掌握着市场的供求信息藕价格信息，成为农户了解市场的关键一环。多个收购商的存在，意味着多个村内市场代理人的存在，意味着竞争的存在，收购商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反应到代理人之间的竞争。而代理入要取得竞争的胜利，获得更多的客户(即农户和收购数量)一方面要靠价格，但对于同一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会有大的差异，于是另一方面要靠代理人的“公关”能力。
（三）、作为“意见领袖”是村民的重要信息员
“意见领袖”是一个传播学概念，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在选民调查中发现，许多人在选举中的态度改变是通过一些“意见领袖”，消息总是首先传给“意见领袖”，然后再由他们传给群众，影响群众态度。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又叫舆论领袖，是指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这些人是大众传播中的评介员、转达者，是组织传播中的闸门、滤网，是人际沟通中的“小广播"和“大喇叭”。“意见领袖”是一种非正式领导者，他的影响力受到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交际范围、专业水平和民族、籍贯、爱好等条件的限制。“意见领袖”
并不一定都是大人物，相反，他们正是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任何群体和阶层中。正因为是我们熟悉和信赖的人，他们的意见和观点才更有说服力。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精通某一领域并在周围的人中有一定的威望，就可以是“意见领袖”，而在其他领域他可能只是一般的被影响者。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受自身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信息资源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在统计村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晓情况时我们发现，相当多的农民听说过新农村建设，但对新农村建设的内容知之甚少。一位村民如是说：“电视上看得多，知道国家在搞新农村建设，但新农村建设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清楚，村里有人也说，听他们这么说看来还不错”。
四、精英治理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一）、困境
1、农村精英利益取向明显
农村精英具有“经济人"理性，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也有自己的目的。一般而言，我们将农村精英参与农村治理的动机分为三类。第一，经济利益取向。通过参与影响村里的一些决策，使之趋向于自己的利益，至少不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这应该说是大部分经济精英参与村民自治的目的，亦是其最基本的目的。第二，政治地位取向。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之后，一些经济精英对政治方面的要求便逐渐凸显出来，他们开始不满足处于权力格局中的边缘地位，从而开始追求一种政治影响力，通过村民选举参与村民自治。第三，社会地位取向，即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赢得村民的尊重为主要目的。第四，为村民服务取向。出于公心，即改造农村、造福百姓而积极参与村民自治的农村精英。但是当前情况下，绝大部分农村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利益取向明显，他们的政治参与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和政治利益。
首先，“口头支票”难以兑现。农村精英的崛起为农村治理提供了活力，使村民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农村精英们为了取得村庄治理权力就会展开相应的“公关”，包括对广大村民的承诺“我将解决什么问题"和对小群体的利益允诺。其次，“上下结盟”无视村民利益。农村精英的性质或是偏向决定着农村精英治理的方向。农村精英的中介地位，使得其处于乡村权力互动的核心，在这种权力博弈中，农村精英有三种可能的偏向：一是整体偏向基层政权；二是整体偏向普通村民；三是农村精英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偏向基层政权，另一部分偏向普通村民。从理论上讲，我们更倾向于农村精英整体偏向普通村民，从而与村民一起治理农村，但是由于传统村庄结构的解体，缺乏村民组织，村民原子化现象严重，村庄精英偏向村民的机会成本太高，他们更乐于向“乡政”寻求资源，从而整体
偏向国家，同时，乡镇政府也需要这样的“代理人"来维系对村庄的影响，这就会形成了“上下结盟”的“利益共同体”。这种情况下，农村精英和基层政权很容易联手鱼肉村民，瓜分村民的利益，破坏乡村社会民主进程。
2、体制内外精英博弈失范
体制外精英总是不断的涌向体制内，这体现于三个方面原因。一是经济精英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通过稳定的政治基础可以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二是受地方财政实际利益驱动，许多地方政府也接受他们进入乡村公共权力领域；三是许多农民希望经济能人带领他们致富。在目前的农村治理中，体制内精英是村级治理的主体，但他们的行动受到村民和体制精英的牵制，在很多时候，往往是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之间关系的状况决定了村级治理和村庄选举的面貌，因为普通村民在一般情况下，很少有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他们也大都以为自己缺少影响政治的能力。体制内精英在目前更多的是乡镇政权的代言入，其性质偏向基层政权，有相对稳定的利益所得并得到基层政权的支持，是当前农村治理的主体；体制外精英则只能依靠自己和团结村民来有限的参与农村治理。由于利益冲突的存在导致博弈失范的出现。体制内外的博弈失范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选举过程中的博弈失范。体制外精英通过选举力求进入体制内，构成了对体制内精英的挑战，于是体制内外精英为了在选举中胜出，便产生了许多的不当行为，为了获得选票，体制内外的精英各尽所能、各显神通，花钱买选票、诋毁对方抬高自己、贿选、甚至还有暴力胁迫等，严重影响了选举的民主程序。
二是日常生活中的博弈失范。体制内精英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限制和阻碍体制外精英的活动，甚至向村庄黑恶势力寻求帮助，扶持黑恶势力进入乡村权力组织，成为村庄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直接充当村庄黑恶势力的领头人物，以保证自己的权威不受挑战。
3、精英治理渠道有限
随着农村精英地位的上升，表树精英市场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觉醒，他们对治理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但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农村治理中的主导力量仍然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他们凭借国家权力“代理人”的优势治理村庄，是一种“上下的共识”，取得村庄正式治理权，即赢得村委会选举是匿前很多农村精英的主要目标，而且伴随着国家权力从农村的收缩，村治形成了一定的弹性，这一方面利于农村精英的积极参与和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制度化治理渠道的单一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治理是不利的。国家在注重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同时，忽视了其它治理渠道的制度化建设，
面对农村精英对农村治理的要求，政权层面还缺乏完善的制度规范，且又为
获取一些自身利益人为设置障碍，使本来脆弱的村治“雪上加霜”。缺乏其它非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治理渠道，如同“一条腿走路”般，村庄的“善治”注定是走不好也走不远。
4、精英治理手段非规范化
俞可平先生曾言: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精英治理相对于法治化的村民自治而言是一个非规范化的治理过程。当前的村级治理中的精英之于村庄如同柏拉图的哲学王之于“理想国”，是一种“贤人之治”，其治理手段有明显的非规范化和随意性。
5、“无政治村民”
精英治理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区的治安和稳定、农产品的输出，以及农村社会与国家的对接等诸多问题，其典型的不足则在于精英治理存在着不断自我强化权威的趋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治”，从而忽视了透明性和公开性以及决策的公正性。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加以遏制，必然使精英治理目标日益背离民主的定义。在村民自治体制下，国家的具体行政权力逐步离开村治领域，退出村庄的公共权力体系，而与农村精英并存的是“普通村民”，由于缺乏经济资源、缺少政治参与意识而“在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时往往受村庄精英的影响，被动或主动地依附于村庄精英进入公共政治生活”。农村精英治理中存在的农民参与不足问题日益突出。虽然普通村民“在政治上是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在经济上也是自主经营的自由主体，然而在细碎分散的农村市场经济中，高度自由经济带来的高风险使村民感到了自身的经济脆弱性，同时他们接受政治信息较少、利益渠道狭窄、组织化水平低，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无力感”。“碍于乡亲情面，普通村民很少在公开的正式场合(如村民大会)公开表明个人的政治态度和利益取向，而是委婉地、含沙射影地提出自己的主见或中意人，甚至多半的村民在公共选择中保持沉默，只在私下里发发牢骚或在执行中借故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这种村民在公开正式场合的沉默与非正式私下场合的策略性表达就是村民的“失语"状态，这种状态下村民对村务的参与程度自然是低而又低的。
（二）解决途径
1、理顺基层政权关系
这里所说的理顺基层政权关系是指理顺乡镇政权、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下：
第一，乡镇政权建设方面：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首先，角色定位要准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和第四条指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照此，乡镇政权应主动淡出村庄公共权力领域，改变权力发挥方式，由过去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向“裁判员”的角色转变。当前乡镇政府要正确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加强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二是要规范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处理好村“两委”关系，充分赋予村委会在村务关系上的自主权。三是强化政府对广大村民的公共管理职能与引导村民致富方面的经济功能。其次，心态要开放。乡镇政权应承认农村精英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和地位的合法性，正确理解并重视农村精英对治理的合理要求，允许并积极提供各种条件鼓励其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治理。实践也已经证明，农村在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民主、改善村情村貌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应在工作业务上进行积极的针对性地指导和帮助，善于创造条件支持其发展经济的各种有益主张和实施措施，调动其工作积极性。最后，保障要有力。对于体制内外精英为争夺村庄治理权所出现的失范行为和非制度性参与行为，应加强规范，并进行及时的矫正。对于其中出现的带有“黑恶"性质的非法组织给予坚决的打击和制止，为新农村建设和治理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村党支部建设方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保证基层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客观的讲，“村民自治的推行将党对农村的领导置于一种新的背景之下，使村级党组织的领导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具体实施如下：
（1）壮大农村基层组织队伍。应摒弃偏见，发扬民主，扩大视野，注意从农民精英中培养选拔树干部，将体制是的先进分子及时吸纳到党组织和村委会中来。同时适应农村经济社会新的变化，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体系、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工作覆盖面，不断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的政治整合作用。
（2）规范村党支部领导和参与村民自治的方式和程序。要加强工作指导，健全和完善村党支部向党员大会报告工作制度，村民委员会定期向村党支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报告王作制度，树“两委"联席会议制度，村民质询会议制度和罢免村干部制度等，从制度上保证党支部尊重村委会的法律地位，保证村委会服从党
支部的领导，使村“两委一的工作统一协调，建立起村民自治背景下党支部领导村委会的新体制。
（3）探索新的村党支部组织形式。首先，面对当前村内党员人数减少的且以中老年为主的现状，在注重对农村精英吸纳的同时，可进行合村建立党支部，即相邻的几个村成立一个党支部，既利于增强战斗力有利于村庄的联合发展；其次，交叉任职，即村支书与村主任“一担挑”，如此可加强“两委”的团结，减轻农民的负担。
第三，村民委员会建设方面：完善村民自治，并落到实处。
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认为：“如果统治精英不设法吸引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碍，那么就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失衡，就会使社会秩序混乱。”目前，党和政府对农村精英的关注已经从起初的经济方面逐步延伸到政治方面，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较有弹性的政治吸纳机制，这为农村精提供了进入农村基层政治体系的合法渠道和机会。
(1)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使之成为村民大会常设或准常设机构，以便在村民大会闭会期间代替其行使重大事务的决定权。村委会定期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使村委会的工作公开、透明，这样既能使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从而调动村民参与村务的热情，也有效地改善了村委会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使村委会的工作具有更强有力的群众基础。
(2)健全村务公开制度。村庄政务不公开透明，参与机制势必流于形式。如果普通村民对村庄政务不了解，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意见，参与和参与热情也就无从谈起。“村民是村级权力的主人，可以简单地认为，村民与治理精英是委托——代理关系：村民是委托者，通过民主选举的模式，将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权力交予治理精英代理。而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治理精英可能利用信息的独占性来为自己服务，村民由于信息短缺而无法监督，滋生治理精英腐败的土壤。要保证组织的健康运行，就必须提高村民在治理中的参与积极性，扩大参与面，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一回定期的村务公开显得尤其重要。
(3)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村委会有责任把村庄治理好，但当前的村委会实际处于一种“亚瘫痪挣状态，对村务。不闻不问一．实践证明，一个好的党支部或村委会对于一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为此，一方面应采取措施调动村委会的积极性，使之专注村庄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对于不合格的村委会及时撤换。
2、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精英素质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精英不仅是直接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而且对于调动
普通村民的建设积极性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农村精英自身民主意识的强弱和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治理的发展方向和质量。应该切实加强对农村精英的教育和引导。
第一、端正农村精英的价值追求。要提高村民整体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对农村精英的教育和影响是关键。农村精英对治理的理解如何，对治理的能力如何，极大的影响着普通村民。要提升村民的民主素质，应从农村精英入手，使其真正为广大村民服务，正当的参与农村治理，而不是依靠自身各方面的优势让其参与治理的过程蜕变为农村精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为此应强化思想品德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精英对形势的认识和为发展农村经济作贡献的自觉性。如果对形势认识不清，就不能很好地把握政策导向，很难抓住机遇和捕捉信息，在带领群众致富过程中陷于被动。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个人品质，思想认识才能提高，思路才能开阔，致富办法才能更多，才能把带领群众致富变成农村精英的自觉行动。
第二、要注重对农村精英传授相应的技术技能和管理知识，由于农村精英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较普通村民强，可以以农村精英为中介，达到既可以提高农村精英组织管理的水平，又带动普通村民的双重作用。对此，乡镇政府可以建立专门的培训基金，通过有计划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有关政策法规、农业标准化、市场营销现代信息等知识以及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先进实用技术，组织他们到科研单位、农业院校、农业科技示范园参观考察，促进他们由“经验型”向“知识型”、“技术型"转变，由现代农民向现代企业家转变。
第三、积极吸收“城归”精英到农村治理队伍中来。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城市农村精英有一种乡土情结愿意回归，用他们的话讲“因为我们终是家乡的人，在外边发展也不是长久打算。我们都想回到家乡，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家乡的发展。”由于城市中农村精英特殊优势，他们的回归或是事实上的支持对于农村的发展不容忽视。为了积极吸弓|并发挥“城归”精英的作用，这需要一系列的政策环境建设，包括优化投资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保障政治参与渠道等等。
3、培养“参与型”的公民政治文化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民本君轻”的政治文化，它的基本政治价值不是自由、民主、平等，而是等级、秩序、统一，它衍生出强烈的服从意识和集体认同，但缺乏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针对当前我国人口流出型村庄的政治参与不足和政治冷漠现状，培育“参与型”的公民政治文化，促进农村精英的政治参与，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加大行政介入，使村民自治落到实处。
造成当前村民政治冷漠、参与意识淡薄的首要原因是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村民政治效能感低下。针对当前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的现状，应加大乡村治理中的行政介入。加大行政介入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强行政”倾向不同，“强行政”是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太多，其导致的是“弱自治”。而加大行政介入则正是要克服政府的过度干预，其目的是为了加强行政管理和引导，改变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的现状，保证村民自治落到实处。
第二，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培育农村新型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最深厚的基础在广大农村，农民及农村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民主观念还相当淡薄。要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途径，加强对农民的法制和民主教育；改进农村的普法工作，提高普法宣传的效率：要加大对村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依法管理村务的水平和能力。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村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实现乡村治理的契约化和合同化。
第三，推动政治参与发展，健全政治参与机制。
公民是政治文化的载体和实现者，公民在各种政治参与实践活动中，能拓展政治知识，培养自己的民主意识。政治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当前乡村治理中，要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和能力，应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参与机制，唤起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愿望。通过制定必要的法律和制度，确保公民政治参与权力的实现，要为村民政治参与开辟畅通的参与渠道和多种多样的参与形式，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对公民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应给予珍惜和扶助，培养良好的政治情感。通过各种政治参与，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政治觉悟，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公平观，促使公民抛弃传统的依附心理和臣民意识，科学认知现代民主政治，以促进现行政治体系的高效运转。
第四，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提高村民的政治素质。
政治社会化是传播、延续和创造政治文化的途径。在当前的乡村治理中，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离不开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开展。首先，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对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提高农民的政治认知水平；其次，要高度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观念和政治习惯等的宣传和教育，坚定村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情感；再次，要关注农民的政治心理，引导村民的政治心态由保守向开放进取的方向转化。农民传统的政治心理的特征是封闭保守，参政被认为是掌权者的事情，习惯于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介入也不关心。这种传统政治心理是阻碍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形成的严重障碍。
知识经济的内涵
题目：知识经济的内涵是什么？知识经济的特点是什么？ 当今世界，正走向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知识经济随着现代科技革命产生和发展。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成果不断涌现，知识经济孕育而生。知识经济是一种崭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球化经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也有一个过程。从知识经济与知识的关系分析，人们发现，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和知识在生产中作用不断增强紧密联系的，是人类从最早一块自然的直接赐予获得生存，到近代依靠对自然的加速索取获得发展的旧生存发展模式，向依靠自身的智慧，更有效的利用自然，更合理的发展经济的新模式的转变过程。知识经济是文盲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和归宿，是人和自然最终获得和谐发展的希望所在。 对世界领域知识经济的初步形成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计算机开发到现在。由1945年开始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制造后，计算机硬件芯片集成度提高，软件界面大众化，其多媒化全方位的功能，价格低易于普及，国际互联网横向的发展，并向各领域纵向深入，才使其成为这一时代真正的主宰。随着人们认识水平不断的提高，从一个学科到一个领域，再到社会经济结构，从现象的感受到理性把握和科学认识，画出一条从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的清晰轨迹。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和研究基于1997全球知识经济大会在多伦多召开，表明一个基于最新科技成就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正是随着实践的规模、程度加大和深入发展，油学术界到国家最高决策人，从个人的研究成果到全球了解认同，实践到理论过程的时间缩短，速度提高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和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科技革命，特别是其中以数字化合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从而导致知识经济的产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科技革命是知识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知识经济就是在现代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直接孕育并抚育了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特征使人们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通过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信息高速公路”可以快捷的获取、传输和存储信息，方便的与世界各地交流和沟通。互联网的兴起，使商品交易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仅降低了商品交易成本，减少了库存，而且有效缩短了从产品制造到销售、使用的时间，从而直接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目前，世界经济正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 自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词以来，世界各国，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知识经济。1998年开始，“知识经济”一词，频繁出现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中，成为今年来在世界媒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知识经济本身的发展和人们对它的内涵的理解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或不对称性。人们通常只从知识的层面来理解知识经济，并且又把知识仅仅解读为科技知识。显然，对知识经济作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难以揭示它的本质内涵和特征。我们应该本着全面、科学、理性与动态的原则，从社会这个大文化环境出发，多层面、多视觉的考察知识经济这一新的社会现象的现状和未来走势，从而力求全面准确的把握知识经济的内涵与特点。 知识经济，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安OECD在1996年《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的定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相对于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言，知识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它的重要特征，就是知识的有效创新，广泛交流，合理综合和正确运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使生产力获得迅速提高，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核心要素。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那么知识经济中所说的知识又是哪类知识呢？知识这个概念，通常是指
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的互动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2010.4 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 —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互动的视角 —— 党晓虹1,2樊志民1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资源管理系，Parkville,vic.3010） 【摘要】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传统乡规民约是在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三方力量博弈和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乡村精英阶层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保障者，而广大农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只有保证它们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实现，才能保证当代乡规民约良性发展和有效实施。 【关键词】传统乡规民约；国家政权；乡村精英；农民 【中图分类号】S-09；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59（2010）04-0100-06 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Modern Inspi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elites,state and peasants —— DANG Xiao-Hong1，2FAN Zhi-min1 （1.College of Humanities,Northwest Agriculture&Forestry University,Yang ling712100； 2.Department of Resources M anagement and Ge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M elbourne,Victoria3010,Australi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way of village control,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evolved and developed continually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illage elites,governments and peasants.Within this sys-tem,these three powers played different roles.Village elites were advocators,constitutors and executants of these rules,the governments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were supervisors and supporters of them,and the peasants determined whether or not these tradition rules were successful.So,we should ensure smooth relationship and correct allocation of rules between them,especially ensure the peasants’right of speak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villager regulations and rules in order to ensure a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execution of modern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Key words: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government;village elites;peasants 在传统乡规民约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浮现出国家政权、乡村精英阶层以及农民阶层三方力量的身影，他们之间的博弈和互动，直接影响到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路径和乡村“自我管理”的具体成效。相较于古代农村社会，当代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乡村精英阶层、国家 [收稿日期]2010-07-01 [作者简介]党晓虹（1975-），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资源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樊志民（1957-），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与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 100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 【内容摘要】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关键词】乡村精英；治理；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张芳山，政治学博士，南昌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 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熊节春，哲学博士，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哲学研究。 涂宪华，南昌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与当代经济发展。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它的存在影响着乡村的治理和建设，因而引发了很多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历时二十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这也许是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训练的国度的政治文化惯性延续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当前中
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客观要求。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乡村，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执掌着乡村治理权力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乡村的各类能人。可以预见，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农村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治理模式注定会成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精英政治是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乡村一级，精英的角色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到乡村的治理。但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往往会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角色摇摆，会垄断乡村本已稀缺的资源，会破坏乡村的民主化治理；如果没有规制或规制不完善，精英治理就会成为百姓所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局。 一、乡村精英政治：偶然与必然 关于何谓精英，我们一般援引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pareto）的定义，他曾经将精英分为“治理精英”（governingelite）与“非治理精英”（n on-governingelite）两类。显然，政治精英只是治理精英中的一个部分，后者还包括军事上的领导者、有影响力的经济集团的领导者等。政治精英是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分子，具体到中国，所谓乡村精英就是在村级组织中拥有领导地位的人，或者说是在村级组织决策中有影响力的人，这里指的乡村精英是一种狭义的精英概念，主要是指乡村政治精英。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 社会的文化发展”[1]。为什么乡村选择了这种精英体制？文化上
2019年高考作文模拟——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
2019年高考作文模拟金题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 热点直击 近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13年11月，领袖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被摆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年规划，是统筹谋划和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的行动纲领。2018年，我国将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意在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名师押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①2018年，“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中国农民丰收节”“全面小康”“农村电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农业品牌推进年”“农业文化遗产”“乡风文明”等成为中央农村政策的关键词。 ②领袖在多个场合寄语广大青年：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人民，奉献国家。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返乡创业，在故乡的沃土上施展才华、挥洒汗水；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上山下乡，服务乡亲、无怨无悔。2018年有280多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一线。 ③领袖不到16岁插队到梁家河，与乡亲们一起摸爬滚打、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情谊。他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合理化建议
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合理化建议 【篇一：2016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要点】 2016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要点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 我区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省委省政府《关于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定》、市 委市政府《关于全力推进扶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方案》和区 委区政府《关于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定》的部署与要求，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头等大事、第一民生，进一步完善政策支 撑体系和责任体系，深入开展“四帮”活动，扎实推进“五个一批”， 大力实施64个贫困村整村推进，完善贫困村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夯实贫困村脱贫基础，确保完成2016年脱贫目标任务。 一、全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方略 1、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扶贫工作会议精神。通过现场会、培训会、宣讲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精神，做到学深悟透，领会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区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六个精准”，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把扶贫攻坚工作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带着感情真扶贫，按时完成2016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2、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按照“五个一批”的要求， 结合调查摸底情况，分门别类制定脱贫计划。落实相关政策的计划，精心组织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医疗扶贫、文化扶贫、小额信贷、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等精准扶贫计划，并细化方案、 完善措施。 3、编制扶贫规划。围绕“五个一批”、“一无、四通、四有”，制定贫 困户精准脱贫规划，编制贫困村扶贫规划。由扶贫办牵头，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等部门配合，结合64个贫困村的自身优势、产业特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协调交通、水利、卫计等相关部门，制定 贫困村项目建设规划，把涉农项目、水、电、路、卫生等基础设施 项目，尽量向贫困村倾斜。对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 帮扶资金统筹规划，捆绑集中使用，做到哪里有贫困，资金就投向 哪里，让贫困人口精准受益。 二、全面提升精准扶贫工作水平
最新乡村振兴面临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关于发展规划问题及建议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必须坚持规划先行，精心谋划。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分“三步走”，从现在到2020年，主要目标任务是制度框架和改革体系基本形成。 磨刀不误砍柴功。各地“三农”发展规划设计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导致力量分散、步调不一、行动盲目、落实难、效果差：一是专业规划较多，整体规划不足。二是各地市县规划脱节，有机融合不够，没有形成有机整体。三是规划不细不实，引领作用不强，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没有细化到乡(镇)、到村组、到产业、到项目、到措施，规划和实际“两张皮”;有的规划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论证，朝令夕改，随意性大。 建议由县级统筹制定乡村规划，与城镇规划相衔接，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农村，并突出农业生产、农村居住、生态环境保护和农耕文明传承等功能。推动公共服务资源覆盖农村，出台优惠政策，改善基层医疗、养老、教育条件，打造城乡联动的农村生活服务网络。 二、关于产业建设问题及建议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脱贫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但不论是发掘自身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潜力程度，还是与农村农业先进发达国家、地区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在产业发展上都还存在许多短板：一是传统农业产业底子薄、基础弱，耕地量少质差，基础设施残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无太多优势可言，传统农业产业效益低、没有竞争力;二是农业特色产业质量不高、水平较低，资源丰富但深度开发利用水平低、基地有规模但生产效益低、产品质量好但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低，提升农业特色产业开发质效已是当务之急;三是农村新型产业起步较晚，规模小，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块头小、档次低，发展严重滞后;田园综合体、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刚刚起步，辐射带动不够;现代农村服务业尚处于萌发阶级，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不够，农村新型产业远未形成主导产业，对农业农村经济支撑乏力。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重点。要增加乡村资金投入，各级政府“三农”投入都应该重点下移到乡村，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支出;加强农村“三资”管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把农村土地出让金全部留在乡村，做到取之于地、用之于地。同时，要创新农业服务体系，整合科技、金融、市场等方面资源，打造一体化、开放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三、关于人力资源问题及建议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 【篇一：“三亚旅游模式”之精准扶贫篇】 三亚实施旅游扶贫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三亚紧密结合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和发展全域旅游的新要求，力争一年攻坚脱贫、两年巩固 提升，两年全面提高，并通过示范村委会的引领作用，推动“酒店+ 民宿”模式的全面推广，确保三亚市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微风徐徐拂过夏日正午的“春天里”，女主人阿春在一楼的客厅里轻 轻地摇着摇篮，几个月大的婴儿甜甜地睡着。现在是三亚旅游的淡季，阿春不必忙里忙外接待游客。要是在旅游旺季，阿春一天要接 待上百位游客。阿春之前的主业是在村里开小卖部，自从三亚大力 推广“民宿+脱贫”、“乡村旅游+脱贫”模式后，阿春的生活变得忙碌 而充实，同时，村里的环境也日新月异。 “四无”美丽乡村的旅游之路 阿春真名叫符春，是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中和小组的一名村民。30 岁的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同时，也是“春天里”的女主人。去年10月，在三亚市启动中廖美丽乡村建设时，阿春还对打造“春天里”心 怀疑虑。 “一开始不想做农家乐，经营‘春天里’，因为觉得木头做的房子不结实，而且也担心小孩子长大以后没地方住。”阿春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春天里’现在不仅仅只是一个喝咖啡、吃饭的地方，周边也打造了 环湖栈道、九品莲池等供客人休闲游乐。” “春天里”为两层建筑，一楼为阿春及其家人的生活起居场所，二楼 是为游客提供休憩的露天咖啡亭。二楼视野开阔，一条小河从“春天里”前面流过，屋旁的大榕树枝繁叶茂，为“春天里”投下一片阴凉。 放眼望去环湖栈道、九品莲池及郁郁葱葱的树木相映成趣，大自然 的清新迎面扑来。 “春天里”于2015年10月开始打造，春节对外营业。仅在春节期间 就接待了上千人，一天收入能达到200元。 据中廖村副支书高俊介绍，中廖村作为47个美丽乡村之一的村庄，是一个纯黎族村庄，现有812户，总人口3350人，2014年人均收 入6800元，主要收入来源为种植业、养殖业收入和村民外出务工收入。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快速发展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 快速发展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快速发展农村精英的外流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它导致了乡村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的匮乏及新农村建设中坚主体的虚空。要解决农村精英人才的外流问题,必须积极转变理念,实现乡村精英人才的合理、理性流动,即流入与流出的平衡与协调。同时,要转变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土地的附加值,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需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机会,提供保障,吸引精英人才的回流,惟其方可使得新农村建设稳步前行。下面我就农村精英人才外流现象谈几点看法：一、剩余劳动力转移表象下的精英人才流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生产物质与
劳动力相结合是任何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事生产的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中,当劳动人口不能实现与生产物质的正常结合,便会出现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自明代伊始,于人口逐渐的增加及农作技术的不断改良和演进,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改进和提高。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农村生产活动所依靠的劳动力逐渐减少,此而产生了农村人口渐趋饱和,甚至是过剩的形势。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及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当土地生产不再能负荷激增的人口时,便产生了过剩人口,即通常意义上 1 的富余劳动力。这样便初步形成了历史上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问题依旧持续,当时制约中国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在于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力发展及社会经济制度。相对较少的耕地却被多数的农业劳动人口所均分,使得每个农业劳动力所有耕地很少,这种农村劳动力不能被充分运用的低度就业成为农村集体劳动者的共同问
美丽乡村精准扶贫
美丽乡村精准扶贫 【篇一：县委书记王海军调研美丽乡村和扶贫攻坚工作】县委书记王海军调研美丽乡村和扶贫攻坚工作 5月26日，县委书记王海军深入下堡寺西王庄和临西镇周楼村、东 马鸣堂村，就美丽乡村和扶贫攻坚工作开展调研。 每到一处，王海军都与镇、村干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村庄环境整治、群众收入来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来到便民服务中 心，认真查阅扶贫档案；走进农户家中，询问生产生活情况；深入 村内街道小巷，实地查看农村建设。 王海军指出：美丽乡村建设要结合实际，按照省、市总要求，用好 用活用对资金、强调村民主体地位、确保宣传先行、突出重点，大 力推进农村改房、改水、改路、改厕、改厨，全面实施民居改造和 中心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让农村变得更美丽，让老百姓生活得更 幸福。就扶贫开发工作，他指出：扶贫开发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要突出增收致富路子，充分调动村支两委、驻村工作队、帮扶单位 和当地群众的积极性，继续完善农村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 工作内容，切实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落实一系列强农惠农 政策，把扶贫开发工作与当地特色产业相结合，以产业项目为抓手，带动广大贫困群众致富。 王海军要求镇、村干部要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与美丽乡村建 设和扶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深入学习，做到干部素质有新提 升，作风有新转变，工作有新成效，用学习成果推动各项工作持续 开展。 【篇二：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工作 的意见】 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市及渝东南片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 增强扶贫开发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全县扶贫开发水平，加快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实施精准扶贫开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扶贫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民生工程。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石”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县扶贫开发经历了“二六越温达标”、“八七扶贫攻坚”、稳定解决
《乡村振兴战略》试题答案
乡村振兴战略试题答案 总分：100 及格分数：60 考试剩余时间：0时25分46秒 单选题（共10题，每题3分）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那那次党代会提出的？ A、十六大 B、十七大 C、十八大 D、十九大 2、近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采取了选派机关干部到村担任村党组织书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自身精英缺失的不足。 A、村长 B、村委 C、村党组织书记 D、村务公开会计 3、建设乡村文化礼堂，肇始于那个省 A、浙江 B、福建 C、广东 D、江苏 4、农村社会治理开始朝着网格化方向实施制度创新，实施“民生110”工程。表明：国家权力契合农村基层法治的要求，为人民群众提供以（）的多元救济通道; A、以基层司法为核心 B、以传统文化文化为核心 C、以乡贤规则为核心 D、以村规民约和村民意愿为核心 5、世界最早的生物防治是中国的 A、利用黄猄蚁治柑桔害虫 B、养鸭捕蝗 C、桑基鱼塘 D、稻鱼轮作 6、社区营造就是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的（），激发农村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以“营造农村社区”为基础，实现基层政府、党团组织、社区协会和农村居民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中的多元互动。 A、政治资本 B、社会资本 C、人口结构 D、社会组织关系 7、目前世界上申报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是 A、日本 B、美国 C、意大利 D、中国 8、测土配方施肥，缓释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属于哪一类资源节约型技术（） A、节水 B、节能 C、节地 D、节药 E、节肥 F、节劳力 9、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还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A、俭朴村风 B、淳朴民风 C、勤劳家风 D、节俭族风 10、农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组织基础是（） A、利益相关 B、关系相融 C、阶层相近 D、地域相近 多选题（共10题，每题4分） 1、建立常态化的精英吸纳机制，创造良好的精英成长环境，内容包括（） A、需要尊重和承认村庄精英在在乡村治理中的合法性地位； B、出台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村庄干部竞选机制； C、完善“告老还乡”和“回乡光荣”精英们的制度吸纳机制； D、把大学生“村官”制度作为农村建设输送人才的一项长远战略计划； E、完善国家公务员的晋升考核机制 2、文化相连是农村社会治理有效的心理基础，文化相连包括的基本内容是（） A、地缘文化 B、习俗文化 C、亲情文化。 D、民族文化 E、非物质威化 3、通过乡村精英的制度培育，实现乡村振兴,其内容包括（） A、加大乡村发展的政策投资力度 B、建立常态化的精英吸纳机制 C、提高村庄精英的生活待遇 D、提供完善的村庄公共服务，做好精英回流工作 E、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4、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难以取得成效的原因，包括（） A、自治单位过大，村民自治难参与。 B、利益纽带缺失，村民自治难民主 C、行
乡村振兴战略试题与答案
单选题（共题，每题3分） 1、乡村振兴的基本涵是（） A、产业振兴 B、农民生活富裕 C、实现传统乡村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性 D、乡村人才振兴 2、目前世界上申报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是 A、日本 B、美国 C、意大利 D、中国 3、社区营造就是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的（），激发农村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以“营造农村社区”为基础，实现基层政府、党团组织、社区协会和农村居民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中的多元互动。 A、政治资本 B、社会资本 C、人口结构 D、社会组织关系 4、使制度运转起来的关键是要让( )化为每个公民的行为习惯。 A、村民自治 B、精神 C、选举 D、复议 5、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那那次党代会提出的？ A、十六大
B、十七大 C、十八大 D、十九大 6、近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采取了选派机关干部到村担任村党组织书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自身精英缺失的不足。 A、村长 B、村委 C、村党组织书记 D、村务公开会计 7、农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组织基础是（） A、利益相关 B、关系相融 C、阶层相近 D、地域相近 8、调查表明：居住在同一块地，同吃一个井里的水，同走一条乡间路，共用一线路电的同村村民，日常交往密切，具有凝聚力。这种文化被称为（） A、地缘文化 B、亲情文化 C、公共文化 9、测土配方施肥，缓释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属于哪一类资源节约型技术（） A、节水 B、节能 C、节地 D、节药 E、节肥
F、节劳力 10、畜禽粪便循环利用途径不包括（） A、有机肥 B、培养基 C、田园覆盖 D、饲料 E、燃料 11、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由美洲引进到中国的水果是？ A、烟草 B、菠萝 C、西瓜 D、梨 12、“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是那位领导人提出的？ A、 B、 C、 D、 13、建设乡村文化礼堂，肇始于那个省 A、 B、 C、 D、 14、“村治”是指以( )为后盾，强调高度的自治和一定程度的，事关村民自身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 这里主要是指“村务”) 由村民自己处理。
乡村精英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政治民主化是公民在最大程度上广泛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及充分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政治权利，我国农村民主建设的开展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由于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国农村民主建设的开展不可能齐头并进，欠发达地区落后的经济文化决定了其民主建设开展的困难性。结合云南省的实际，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民主建设的困境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受当地乡村精英的影响很大，乡村精英对村民起着示范和影响的作用，然而这些乡村精英对目前农村政治却保持一种低姿态，鉴于他们的特殊地位，我们认为应该对乡村精英进行社会动员和必要的政治培训，把他们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把其经济文化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从而带动全体村民最终实现村民自治，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法。 一、目前村民自治的现状 村委会是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性质上讲，它不属于一级地方政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除少数拥有村办企业的行政村外，大部分农村的集体经济和集体财产丧失，变成了“空壳村”。村委会自治组织体现的是村民的自我管理，它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表明了中央对村民自治的高度重视，但“试行”二字为一些地方继续推行村公所体制留下了空间，云南省便是典型。中共中央[1993]7号文件决定“为减少管理层次，乡镇不再设置派出机构、村公所”，云南省在1999年全面实现由村公所改为村委会，对于这一制度变迁的运转如何?我们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云南的村民自治存在以下三重困境，第一：村委会自治功能不突出。从理论上讲，村公所作为乡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权力直接来源是乡政府，其工作性质是行政性的，村委会是自治性的工作机构，工作性质是村民的自我管理与服务，其权力来源于村民，由村公所改为村委会，这是一种体制和管理方式上的转变。从功能上讲，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是代表村民的利益向政府提出要求，即“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村委会应积极配合乡镇行政工作的开展，即“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民族乡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考虑到政府在村级并未设立派出机构这一现实，村委会听从乡政府的指导、维护乡政府权威是可理解的。目前一些地方基层权力瘫痪，农村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自发成立了各种组织形式，村民对村委会维护自己利益的要求和乡镇行政对村委会维护自己行政权威的要求目的往往不一致，甚至会尖锐对立。村委会在代表两种不同层次利益的选择中间，处于两难境地，由于习惯于传统的行政领导，就仅向或主要向行政指令方向发展自己的行为，并在实际运作中牺牲另一方面的功能目标，这样村民便成为受害者。当我们问到“村公所改为村委会有何不同”时，90的村民回答“改与不改一样，换汤不换药”，在与村干部交谈中得知，村公所与村委会前后的变化只是换了一个牌子，同样的一套人员编制，同样的工作方式。第二：权力机构与常设机构关系的非正常化。在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中，由村民组成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属于权力机构，村委会属于常设机构，在村民会议与村委会的关系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问题，由村民会议决定。我们调查发现，村民会议权力机构的地位并不突出，甚至可有可无，村民会议不经常召开；当问到村民“您参加过村民会议吗”，51 的人表示从未参加过，而45的人表示参加过一两次。村委会成员并非按照严格的民主选举程序，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上面定调调，下面划圈圈，比如选村委会干部时，由村党支部选出的代表挨家挨户抬着选票箱，选票上已有候选人名字，村民只需勾划就行，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委会监督和制约乏力，甚至无所谓监督和制约，可见在当地村委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会议的原则并不明确。第三：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拉锯式”博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趋于弱化，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基于顺乎民意、减轻财政负担等因素而作出的制度选择，同时以村民自治制约监督基
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创新
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创新 作者：卢福营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发布时间：2011年3月15日意大利政治学家莫斯卡曾经指出:“在所有社会中———从那些得以简单发展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最有实力的社会———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①或许,莫斯卡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但是,社会治理时常表现为少数精英或能人的统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乡村治理史上,精英治理具有重要地位。乡村社会主要地是由各种精英和能人治理的。所谓精英治理,简单地说就是指个别或少数精英在乡村公共权力结构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主导和控制乡村治理的运作过程。 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精英治理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依靠国家自上而下延伸的保甲制和乡村内生权势人物的影响共同治理乡村。”②特别是实行保甲制以来,皆由本地有能力、有权威的乡绅担任保长等农村乡里组织领袖,协助官府办理乡里事务。乡绅掌握着村庄的公共权力,操控村庄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由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乡绅治村现象。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上千年的传统乡村精 英治理模式,乡绅治村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第一,村庄领袖———保长、甲长等由乡绅担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担任村庄领袖的乡绅是官化了的族人,一般有以下特点: (1)多为有钱有势有知识有名望者,是乡里社会中的最高阶层。他们因为具备了财富、势力和知识三个条件,成为了地方上有威望的人。(2)乡绅往往上与州、县连通,下与平民百姓熟悉,加上了解本地本乡情况,便于上下沟通,充当着联系官民的“中介”角色,是一个介于官府与农民之间的特殊阶层。正如费正清所说:“他们是平民大众与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③ 第二,乡绅治村是一种地方自治形式。中国历史上的乡绅治村是一种带有地方自治性的村自治,是在国家与地方分权背景下的一种乡村治理体制。自治的主体是村,而不是村民。实质是由地方上的少数上层人士实行地方治理,广大农民不可能享有自治的权力。乡村主要由“亦官亦民”的乡绅治理,乡绅治村得到官府的认可,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也需完成官府交办的税赋和教化等任务,是一种官绅结合、“官督绅办”体制。 第三,乡绅的治村权来自于国家。中国古代的乡绅治理大多与宗族主义密切联系,但乡绅的治村权来自于国家,是统一的君权的一部分。尽管担任村庄领袖的乡绅是由乡民(主要是上层)推选或在乡民中遴选的,但必须经官府认可。换句话说,乡绅作为村庄领袖的治村权力是君授(或者说官授)的,而不是民众委托的。乡绅以国家安排的保甲组织为重要依托,依据国家法律,办理村庄公共事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变迁,农村社会成员开始分化,经济能人作为新生社会群体在农村社会中迅速崛起。农村改革发展中新兴的经济能人,主要指那些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显现超凡能力,并卓有成效的人士。从构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快速发展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快速发展 农村精英的外流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它导致了乡村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的匮乏及新农村建设中坚主体的虚空。要解决农村精英人才的外流问题,必须积极转变理念,实现乡村精英人才的合理、理性流动,即流入与流出的平衡与协调。同时,要转变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土地的附加值,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需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机会,提供保障,吸引精英人才的回流,惟其方可使得新农村建设稳步前行。下面我就农村精英人才外流现象谈几点看法： 一、剩余劳动力转移表象下的精英人才流失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生产物质与劳动力相结合是任何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事生产的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中,当劳动人口不能实现与生产物质的正常结合,便会出现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自明代伊始,由于人口逐渐的增加及农作技术的不断改良和演进,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改进和提高。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农村生产活动所依靠的劳动力逐渐减少,由此而产生了农村人口渐趋饱和,甚至是过剩的形势。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及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当土地生产不再能负荷激增的人口时,便产生了过剩人口,即通常意义上
的富余劳动力。这样便初步形成了历史上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问题依旧持续,当时制约中国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在于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力发展及社会经济制度。相对较少的耕地却被多数的农业劳动人口所均分,使得每个农业劳动力所有耕地很少,这种农村劳动力不能被充分运用的低度就业成为农村集体劳动者的共同问题。在当时,农村富余劳动力泛指的是农村劳动力减去从事农林牧副渔等行业之后所仅存的劳动力差额。在1 978年历经改革开放之后,承包制度开始在中国大陆实施。在发展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被突显出来。首先是农民的积极性提高,由于出勤人数增多,原有农田已经容纳不下劳动人口,再加上实施农业机构化及推广农业先进技术,使得此问题更加显现出来。其次,大陆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等因素使得剩余劳动力增加的现象更加严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农村社会人口不断向城市社会流动,而城乡二元架构的形成使得这种流动趋势更加激烈。为了摆脱农村社会的简单落后,大量的农民纷纷走出乡村社会而奢求从城市社会中获取更好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了生存他们不愿仅仅依靠土地来求得更好的发展,因此,“农民工”大量涌现。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以大学生和创业者为代表的精英人才,一旦离开之后就不愿再重回故土。
特色美丽乡村村庄建设规划-2019-乡村脱贫攻坚现存问题与解决路径
乡村脱贫攻坚现存问题与解决路径 我国在消除农村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消除农村贫困既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 今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8年脱贫攻坚战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随着脱贫攻坚逐步向纵深推进，深度贫困问题凸显，攻坚难度递增，新时期乡村脱贫工作仍存在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乡村脱贫现状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具体而言，重点解决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落实对特殊贫困人口的保障措施。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2019年的一号文件把打赢脱贫攻坚战摆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6年时间减少了8000多万人，连续6年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
我国原有832个贫困县，2016年摘帽28个县，2017年摘帽125个县，2018年将要摘帽280个县左右；2013年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2.8万个，2018年底还剩2.6万个贫困村。人口已经做到了85%左右脱贫，村80%左右退出，县超过50%摘帽。 二、现阶段乡村扶贫存在的问题 1 贫困人口范围广,收入差距大 当前,我国农村人口收入普遍较低,远低于城市人口收入水平,且农村贫困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例在逐步加大,这也和农村总人口流失有一定的关系。农村人口收入水平低下,其收入的富贫差距不断扩大,有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年均收入不足千元,这已经成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制约因素。 2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差,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当前,多数农村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区域,其交通不够便利,基础设施较差,水毁现象严重,而且逐步陷入“自然环境差一收入低一改善自然环境难一收入低”的恶性循环中，这也是制约贫困人口致富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一些贫困山区、矿藏、能源等然资源缺乏,产业基础薄弱,尤其是自我发展动能明显不足,人均收入普遍很低,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这也成为地方政府农村扶贫开发的一大难点。 3农村产业化水平低,缺乏竞争优势 从农村产业发展情况看,多数农作物产品的加工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也导致产品的附加价值不高。多数贫困人口仍然从事传统的种植和养殖业,对自然灾害等的抵抗和防治能力不足,靠天吃饭现象占主导。他们使用传统的生产技术、工具,加工手段落后,产业缺乏集约化,农产品单一且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此外,对农产品缺乏精细化和深度加工,农民与当地食品企业之间合作不够，当地农产品品牌不强,缺乏竞争优势。 4农村社保水平低,因病返贫等问题突出 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使得很多农户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且得不到有效解决。尤其是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着老而无人养、无能力养等问题,即使有少量积蓄,也会因病返贫或是因子女教育返贫,长期处于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另外,特贫人口占贫困地区农户人口总数的比例较大,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次发放的扶贫款
农村精英
论当前中国农村精英治理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 考察村庄，不能不考察村庄精英，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中掌握优势资源的那些人，因为掌握优势资源，而在村务决定和村庄生活中，具有较一般村民大的影响。不理解村庄精英的状况，很难理解村庄的运作与治理。——贺雪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解禁，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开始恢复，农村精英研究的相关成果也丰富起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农村精英开始得到研究。农村精英是我国乡村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尤其是自1988年6月国家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农村精英在乡村社会中非常活跃，不仅为乡村地方政府所重视，且也为学术界所侧目，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乡村社会结构，阐释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乡村精英本身素质较高，也比其他村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是农村治理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在民主治理的发展进程中，农村精英治理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他的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 （二）、概念界定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国家为治理乡村而建构的制度体系称为乡村管理体制，既包括乡、村各自独立的制度设置，也包括乡与村之间的关系定位。其中的村级治理是指“通过村庄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对村域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 政治活动"，也称村庄治理。 村民自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由村民广泛参与，积极影响，依规范制度而非个人意志进行的治理。然而，在实际的村级治理中，村民自治性组织的作用往往被弱化，真正掌握村庄公共权力、广泛影响村庄公共事务乃至村庄命运的是村庄精英个人。由农村精英主导村庄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依其个人权威和个人意志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控制和协调，而普通村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系统运作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限的村级治理称为农村精英治理。从村治民主化的纵向发展的层面来看，精英治理是村民自治或村治民主化的过渡阶段。 二、农村精英的类型及其特征 关于农村精英的分类，涉及到转型期中国农村精英结构及其变迁等问题。在此，笔者依据不同农村精英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不同，大致将其分为政治型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