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苜蓿害虫研究的历史、成就及展望

中国苜蓿害虫研究的历史、成就及展望

贺春贵、曹致中、吴劲锋、王森山

甘肃农业大学，兰州，730070

［摘要］本文根据我国苜蓿害虫的研究成果将其研究历史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80至90年代和21世纪初；指出我国苜蓿害虫研究的主要成就是调查了主要害虫种类及生活史，积累了一定的防治经验；提出了今后随着苜蓿产业的发展，应按照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原理积极地开展苜蓿害虫防治的基础研究。

［关键词］苜蓿、害虫、历史、中国

History, Achievement and Prospect of Alfalfa Insect Pest Research in China He Chungui Cao Zhizhoung Wu Jingfeng, Wang Senshan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The history of alfalfa insect pest research in China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1950`s-early of 1960`s, 1980`s-1990`s, and the initial stage of 21 Century. The main achievements are that main pest species and their life histories were investigated and some controlling experience has been accumulated. As alfalfa Industry will develop quickly in future, the basic research contents, which should be done carefully in future, have been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IPM.

Key words: Alfalfa, Insect pests, History, China

苜蓿在我国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病虫害防治问题日渐突出。如何在有效控制害虫的同时，又不污染环境，以生产出无公害的优质苜蓿产品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就我国苜蓿害虫的研究历史及成就进行了总结；根据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的要求，在与可持续性发展思想相一致的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提出了应加强我国苜蓿虫害防治技术研究和推广的具体内容。

1我国苜蓿害虫研究的历史

我国栽培的紫花苜蓿有悠久的历史。但我国对苜蓿害虫的研究历史相对很短。根据研究工作的时间分布特点。可将我国苜蓿害虫的研究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这是我国苜蓿害虫研究的最早时期。在西北，特别是新疆研究工作进行得较多。

1957年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著的《西北紫花苜蓿的调查与研究》一书，介绍了西北地区紫花苜蓿的6种病害及4种害虫，这也是陕西省的首次记载［1］。王敬儒等(1959)[2]、王子齐等(1963) [3]、王廷铨(1964) [4]、张学祖(1961、1962、1963) [5~7]对新疆苜蓿籽蜂、苜蓿盲蝽类、苜蓿籽象等害虫进行了生活史和生物学的观察研究，试验研究了苜蓿害虫的化学防

治、草田轮作等防治措施，鉴定出新疆苜蓿害虫36种。

第二个时期，即80至90年代。

这一时期苜蓿害虫的研究报道最多，主要苜蓿栽培地区的虫害种类都有报道［8］。

冯光翰等(1989,1991,1999) [9~15]对甘肃中部地区的豆科牧草(包括苜蓿)害虫及天敌的种类、数量动态及消长规律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调查表明豆科牧草害虫215种、天敌132种。特别是对作为害虫天敌的蜘蛛种群动态和种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对甘肃中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牧草(包括苜蓿)害虫的综合防治也作了专门的论述和报道。

鲁挺(1984,1988)[16~18]报道了对栽培牧草（包括苜蓿）昆虫群落的研究结果，列出了栽培牧草害虫91种、天敌昆虫34种、认为栽培牧草昆虫群落有明显的分层现象，并随时间和作物布局发生变化。鲁挺等(1988) [19]报道了苜蓿与无芒雀麦等牧草混播时，害虫类群数量的变化，指出混播可有效地减少有害昆虫的种群数量。他与曹致中(1986)[20]探索了用干热法处理种子，防治苜蓿籽蜂的效果，认为以50℃处理种子1天较好。

吴永敷等(1990) [21~22]报道了苜蓿的重要害虫蓟马的种类、分布、危害症状、生活史、活动规律、减产情况及防治方法等，并对苜蓿抗蓟马育种进行试验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对我国北方主要栽培牧草的害虫进行多年研究，报道了苜蓿害虫110余种，并指出籽蜂、芫菁、叶象甲是最主要的为种类[23]。严林等(1991)报道了青海省紫花苜蓿害虫16种及天敌昆虫13种［24］。康乐等(1990)报道了内蒙古草地(包括苜蓿)的主要害虫种类及草地害虫的控制与对策［25］。龙丘陵等(1992、1998)报道了江西栽培牧草(包括苜蓿)的害虫种类及防治技术试验等，指出南昌郊区苜蓿优势种害虫有7种［26~28］。张志勇等(1990,1993)调查了河南省栽培牧草(包括苜蓿)的害虫种类有124种，认为部分牧草害虫的发生存在着明显的地理特征，讨论了当时牧草害虫的防治策略，列出了河南牧草新记录害虫17种［29,30］。罗都强等(1996)报道了利用最优分割法探讨了苜蓿田节肢动物群落的时间格局，揭示了各阶段害虫、天敌发生特点及应采取的防治措施；应用主分量分析探讨了节肢动物群落随时间的演替规律［31］。

另外这一时期对国外一些苜蓿害虫综合治理技术与方法进行了介绍［32~34］。如马春森等(1995)介绍了国外苜蓿害虫－苜蓿的系统分析和优化控制的研究概况。

第三个时期，21世纪初，也就是近几年。由于苜蓿大面积规模化种植和种子基地建设，苜蓿害虫问题更显突出，将是一个苜蓿害虫研究新的高峰时期。

李忠杰等(2002)报道了宁夏固原地区苜蓿病虫害的发展趋势与策略［35］。王素琴等(2002)报道了北京地区苜蓿害虫种类20余种，指出其主要害虫为甜菜夜蛾，讨论了苜蓿害虫发生危害特点与防治策略［36］。杨彩霞等（2002）报道了宁夏昆虫种类59种，其中害虫种类34种、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敌25种［37］。张蓉等（2003）[38，39]报道了宁夏苜蓿病虫害发生现状及防治对策，宁夏苜蓿害虫天敌种类及其田间发生规律。田方文等（2003）[40]报道了山东滨州市紫花苜蓿田蝗虫种类及防治。另外，这一时期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可在互联网上发现有关苜蓿害虫防治的资料，如中国苜蓿网、一些省级网站登录了苜蓿病虫害的防治资料，对指导苜蓿害虫防治有一定的作用。

2我国苜蓿害虫研究的主要成就

我国苜蓿害虫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已有50多年的研究历史。主要成就有：

2.1大多数苜蓿栽培省份(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内蒙、河南、江西、北京)对其主要发生的害虫种类及天敌种类进行了调查，基本上明确了各地的优势种类及动态变化。特别是新疆、甘肃、内蒙对一些主要害虫的生活史都有初步的研究报道。据我们统计，全国主要苜蓿害虫有30多种，各地优势种类一般有10种左右。目前在苜蓿上生活史研究较为清楚的有苜蓿斑蚜、豆无网长管蚜、牛角花齿蓟马、苜蓿籽蜂、苜蓿籽象、牧草盲蝽等10多种。

2.2基本明确了苜蓿地昆虫群落（包括害虫）的结构及时间动态变化特点。

2.3积累了一定的防治经验。对主要苜蓿害虫进行药剂防治试验，各地根据当地害虫发生特点，提出试验了应用多种措施的综合防治技术。

但是迄今为止，苜蓿害虫研究工作在全国发展不平衡，许多省区还缺乏有关苜蓿虫害的系统资料。

3展望

近年来，苜蓿种植产业正在兴起，但苜蓿虫害问题日渐突出。只有按照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苜蓿虫害系统的研究和管理，注意害虫管理措施对可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影响，并且注重从生态调控的角度出发寻找有效的控制措施，才能保证苜蓿产业的安全稳定，生产出符合社会要求的无公害苜蓿产品，取得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按照害虫综合治理的要求，我国对苜蓿害虫的研究仍很薄弱。为了满足目前国内苜蓿大规模种植的要求，需要认真地开展各项基础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设计苜蓿生态系统中的害虫综合治理技术方案，进行试验、示范、推广。苜蓿害虫的监测预报应逐渐列入有关地区各级植保站、草原站的日常工作内容。特别是要吸取防治虫害的历史经验教训，注意正确引导杀虫剂的合理施用，避免引起环境污染、害虫抗药性的产生和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及害虫的再猖獗。今后几年，我国在苜蓿害虫控制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应主要开展的工作如下：

3.1各地要开展苜蓿主要害虫的生活史、发生规律、危害性、取样及预测预报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在苜蓿生态系统中的独特发生规律的研究。

3.2以主要害虫为主，开展抗虫苜蓿品种的引进和选育工作。苜蓿抗虫育种在国外都是非常成功的。这是防治苜蓿害虫最经济、最安全的措施。如开展抗蚜、抗蓟马等害虫的品种选育。

3.3加强对苜蓿种子害虫的研究，完善检疫的法规和措施，减少苜蓿籽蜂的传播。

3.4开展生物及物理防治技术研究。如开展对苜蓿害虫主要天敌的生活史、发生规律和利用技术研究；开展利用BT乳剂、性诱剂等生物制剂防治试验推广，利用频振式诱虫灯诱杀蛾类成虫等试验推广。

3.5积极开展化学农药防治技术研究。施用农药在虫量较大情况下是必须的。苜蓿田有草田和种子田之分，草田有时作放牧之用，苜蓿草作为家畜的饲料，而家畜为人类提供肉奶产品。与一般粮食作物相比，化学农药防治涉及人、畜的安全问题更多。但我国对苜蓿害虫化学防治研究远远不够。防治苜蓿病虫害的农药没有进行专门登记。绝大多数市售农药的标签上没有标明在苜蓿草田施用的安全剂量及人、畜的安全间隔期（PHI，REI）。这需要与国内外有关农药生产试验单位及农药登记部门合作研究解决。要明确各种剂型农药用于苜蓿后的残留情况，避免仅凭防治效果来决定该药剂是否可用于防治苜蓿害虫的作法。其次要积极开展化学农药防治指标的研究，以便指导我国苜蓿害虫的综合防治，提高防治的技术水平。

在现阶段，我国应参照欧美等国的经验，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品种及剂型，以免影响产品品质和苜蓿产品的国际贸易。

3.6加强苜蓿田昆虫区系与周围农田或草原昆虫区系的比较及相互关系研究，为正确测报和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3.7推广苜蓿与禾本科牧草混种，控制苜蓿田生态系统中的有害生物的群落结构。

3.8加强苜蓿虫害防治的网站建设。建立提供害虫鉴定图像、生物学基本资料、防治技术和方法，最新的害虫防治技术研究成果的高水平网站以指导苜蓿害虫的有效防治。

3.9加强害虫（包括病害）预测预报体系建设。苜蓿的虫害防治，只有在专业技术人员的监测下，才能做出合理的防治决策，所以加强苜蓿植保技术人员培训很重要。我国苜蓿栽培区的各级植保站和草原站应加强合作，将苜蓿主要病虫纳入其监测范围，及时发布苜蓿病虫情报，以指导防治。同时，大型的苜蓿种植农场应有专门的植保技术人员负责病虫监测和防治。

苜蓿害虫的研究不仅仅要解决害虫种类鉴定问题、从实践方面看更要解决防治指标问题。防治指标在大规模种植情况下，其经济意义更为重要，是种植者决定是否进行防治的基本依据。而害虫的种类、生活史、发生规律、危害损失与天敌、农药和环境的关系等基础研究是制定防治指标的基本依据，而这些基础研究的缺乏是造成目前苜蓿害虫防治决策困难的主要原因。加强苜蓿虫害的基础研究，进而积极开展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以达到能产出无公害高产优质苜蓿产品的生产目的，应是近年我国苜蓿害虫研究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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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十年取得的重大成就

科学技术创新要想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就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面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主战场，积极探索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高效利用的新道路，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主攻方向在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绿色产业、低碳技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中国近十年来的科技创新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一，抓住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和挑战，以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为契机，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技术，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符合低碳、绿色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化体系，走一条低污染、少消耗、高效益的工业化道路。 第二，大力开发稀有资源替代技术、多功能技术，推进洁净煤技术、复杂油气开发技术等转化应用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二次资源利用水平，支撑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着力开发和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使我国的能源结构向合理、安全、清洁的方向发展。 第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过程中环境问题的基本特征，深入研究和准确掌握区域（全球）性自然环境重大问题和科学规律，扎实推进污染治理和废物可再生利用科学技术，在治沙技术、污水处理技术、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等污染治理技术方面成效显着；积极推进生态治理科技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清洁生产技术、低碳技术、高效节能技术、小流域生态治理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工农业生产过程，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生态安全保障。 总之，近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技术创新才刚刚开始，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技术创新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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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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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一） 汉字的形体，即字体，指汉字的书写体态。汉字从产生到现在，虽没有跳出表意文字的圈子，但文字的形体一直按从鳘到简的规律发展演变。主要出现了八种字体：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再到现在的印刷字体。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旱的成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汉字材料。这种文字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１８８９年）在县城西北五里路小屯村以北洹水以南发现的。 １、产生 这个地方曾是殷商王朝都城的遗址，是从盘庚迁到殷地（即小屯）。一直到纣王灭亡的年间的都城。所以，我们知道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文字，距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殷商社会，科学文化很不发达，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不能解释，认为是鬼神操纵，掌握着自然的变化，而死去的祖宗的灵魂得以预知未来的事情，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因此，殷王朝统治者十分迷信，非常崇拜神，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如祭祀，征战，畋猎，天气，安危疾病，男女生育等，都要事先占卜，问神以知吉凶，再决定行止。占卜的方法，先将龟甲或兽骨剖开，然后在背面凿出椭圆形的小槽或钻成小孔，再用火烧烤。甲骨片受热后自然在正面裂出各种条纹。史官便按照条纹的不同形状来判断吉凶祸

福，占卜后由占卜人在甲骨上刻下占卜的月日，贞人，占卜的容，结果（即兆头，所示吉凶），以及事后的应验的情况。作为档案保存。 这些记录就是甲骨文字，由于多是占卜的记录，就容说叫“卜辞，贞卜文字”又由于用尖锐的东西刻的，又叫“契文”，又由于是在殷商的故都废墟发现的，又叫“殷墟文字”。２、发现 卜辞的发现，完全是偶然的。１８９８年与此同时１８９９年之交，农民犁田时，时常发现刻有图文的甲骨，农民不知道这些甲骨的来历，但以为年代久远，可以治病，就收集起来卖给药商，称“龙骨”。据说，1899年，当时北大校长，金石专家王懿荣因生病吃药，首先发现甲骨上刻的是古代文字，才开始收集。 从发现起，经过80年的不断收集整理，挖掘，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了十六，七万片。从甲骨记录来看，当时的统治者几乎天天在占卜。根据上面提到的帝王和占卜人的名字，结合所刻的文字容。我们知道了这些甲骨刻载了从盘庚到纣王的12个帝王的273年间的大小事情。据统计，甲骨文单字总数在4500左右，但已认识的还不到1/3。不认识的大多是族名，人名，地名等专用的字。大量的甲骨片的发现，是研究汉字发展与古代汉字文化的珍贵史料。 3、特点 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莫砺锋教授演讲） 莫教授以南京大学为例进行演讲，多次提及程千帆先生。 两大主要问题： 一、功底欠厚 二、眼光欠佳 一、功底欠厚 莫先生现身说法，以他当年读研实例说明。 当时南大研究生物质条件欠佳，书籍都摆在床上，可谓“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句）。程先生来研究生寝室视察，看到他们书籍欠缺（莫先生只有几本古代文学专业书，还有一半是外文专业书。莫先生本科外语专业出身），不是很满意，便开出书目而且还拨款给他们买书。 （一）语言文字功底——极重要 初入南大读研，程千帆先生要求每位研究生写三篇自传： 汉语白话文一篇、汉语文言文一篇、外语一篇 1、汉语文言文 《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辨志：郑玄注“谓别其心意所趣乡（同‘向’）也” 2、外语 南大许多古代文学教授外语水平出类拔萃，出访哈佛燕京学社。而其他学校的代表多是外国文学、外国史教师。 在学术已成为世界性活动的当今，即使是中国古代相关研究也和世界密不可分。选题勿重复，观点勿冲突。 E.G．域外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著作虽有译本，但还是读原著为好。 主张读一手文献。 3、汉语白话文 古代研究者勿轻视。因为这反映出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标准：清晰、简明、文从字顺、优美。 E.G.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观点、见解、文笔俱佳。 （二）读书 以朱子为例。《朱子语类》“论读书之法”类将读书喻为“煎汤剂”（中药）“煮物”。 1、广泛涉猎——“猛火” 勿为论题所限 研究唐代文学也要了解先唐文学，以此了解唐人文化基础。E.G.《文选》 诗学、史学、哲（经）学。了解时代背景。 2、精细研读——“文火” 体会、涵泳

黄季刚（侃）先生细读者20余部。 若能记诵，则受用无穷。 E.G.1学问狂。戴东原（震）先生背诵十三经注疏。 E.G.2马茂元先生《唐诗选》乃当代学者唐诗选本最优者，据传他会背1万余首唐诗。 E.G.3王国维先生：韦庄《秦妇吟》使其当时曝得大名，有“《秦妇吟》秀才”之称。但由于作者担心遭公卿抨击而要求子孙从文集中删去，全诗失传，后近代学者众人得法藏（“伯”号）敦煌文献卷子，见一长诗，无人识得。王先生见诗中两句，立知此是《秦妇吟》全文。原因：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载“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王先生据此判断。——博览群书之故。（三）文献学（校雠学） 以书本为处理对象。 陈垣先生《史源学杂文》其孙陈智超序提及陈老先生当年课前引《诗经·郑风·扬之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同“汝”）”。 1、搜集材料 （1）完整程度 必看作者全集 E.G.1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中，提及《全唐诗》中唐诗“犯孤平”现象仅有三例。 下苦功，成就高。 E.G.2 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选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组诗）“五”首之三，但实是二十九首。原因在于方回《瀛奎律髓》对此组诗已经二十九选五。 （2）真伪——极重要 莫先生读《全唐诗》，先读到宫廷诗时昏昏欲睡，至卷三八王绩诗使其眼前一亮。卷三八王绩《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20余句（风格类似王维《杂诗》） 此诗见于敦煌手抄本《王无功文集》。 但《全唐诗》卷三八又有一诗《答王无功<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作者朱仲晦，唐无此人生平资料，但朱熹字“仲晦”，实是南宋诗歌被误收入《全唐诗》。这是一种“异代对话”，如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 选题难——一流、二流诗人几乎已被论尽。 《全唐诗》卷四六七有牟融一人诗作占全卷，60余首，从数量来看，适合做硕士论文。此人似乎是张籍、朱庆馀同时人，但唐代查无此人，仅汉代有同名《理惑论》作者。 ——此人诗作是明代书商伪造，《全》不察，误收。 平时阅读也要考虑版本。 E.G.《唐诗三百首》无李贺诗。莫师在为理科本科生上公共选修课时凭黄巢二首《咏菊》断定学生所持《唐诗三百首》为伪书。（因乾隆朝文字狱极盛） 莫师对清代（尤其中期）评价不高，反对影视剧过度美化。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新中国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取得的成就 一．经济方面 一经济实力快速增长 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 四、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断完善，现代 市场体系逐步建立 五、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 六、在阶层分化方面，产生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和 农民工阶层两大新的社会阶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上：经济结构实现由低级到高级、不均衡到相对均衡的巨大调整，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渐渐地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世界第3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4倍，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商品和服务实现由严重短缺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列世界前茅。人民生活实现由贫困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在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财产性收入进入寻常百姓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逐步改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在顺利地向前推进。扶贫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均跃居世界前列。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总量跃居世界第3位。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经济合作从无到有，“走出去”战略顺利实施。 二．政治方面 1. 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框架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领导。 2. 在执政党的建设上取得了系统的理论成果和经验。中国共产党将其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并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自律机制。有效地遏制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滋生蔓延。 4. 建立了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民主制度——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城市居民委员会是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形式，它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保证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利于基层的稳定。 5. 发展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 《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何炳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三联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史料与史学》，翦伯赞，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治史三书》，严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引论》，朱金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中西书局2012年3月版。 《智慧课堂：史料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何成刚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徐林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 《语文教育评价》，魏本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语文学科教育前沿》，李子健、倪文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新文学考据举隅》，朱金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发现的愉悦》，陈子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丛话》，朱金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解志熙，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 《春明读书记》，赵国忠，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 《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刘涛，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 《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陈子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陈荒煤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出版。知 1

(完整word版)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历史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历史成就 201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64年华诞，这必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在这风雨兼程的64年历程里，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化国家，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中国在全球的政治地位举足轻重，经济位居第三大经济体，文化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总的来说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探索中发展壮大；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取得全面进步。具体来说主要有：新农村建设、工业化信息化、交通运输、水利建设、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城乡建设、金融事业、对外开放、民族团结、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教育科技事业、文化建设、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国防和军队建设、统一大业、全方位外交、党政建设。作为一名平凡的在校大学生，我对中国成就的理解与了解都是片面与不足的，有不少的成就是我们作为平民百姓所关注不到或者了解不到的。所以，我以个人理解谈谈这些成就以及对社会，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和感受。 新中国成立64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以下是我国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 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物质生产匮乏，经济建设资金短缺，与世界经济交往的范围狭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中国进入了“闭关锁国”状态，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中日建交，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了恢复，新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经济交流有所发展，但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仍未开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以此为标志，我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历史转变，进入了改

中国汉字的演变历史

\ diagnim 订個5讪只W样刖询恫和“ DFCttirxx whofu钉审’ 汉字的演变图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商）（周）（秦）（汉）（魏晋）草书汉字的演变过程，可以简略归纳为五个阶段：声、形、象、数、理⑴声”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必要组成部分。在遥远漫长的太古时代，人类从本能的哭声、笑声……”或模仿大自然的鸟鸣、虫叫、兽吼、风声、雷声、雨声……J 中逐渐分化出具有一定意义、代表一定事物的声音”这就是语音的进化。例如: “ma ba”用于代表妈、爸'可能是从哭声啊……”中分化出来。语音进化到现代，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汉语中大约有4X400 = 1600种声音。语音的分化必定有其自身一定的规律，从现代语言中可以分辩出一些线索。例如： 鹅、鸡、鸭、猫.... ”等家禽和家畜可能是依据其叫声而定其名的 哈、喔、嘘、哎唷……”等声音是直接表示人类在不同情绪下的自然发声 五一午”苗一渺”木一冒” ?…音相通，意相联。 【原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 ⑵ 形”是语言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必要的。在远古时代人类主要面

临的是生存和种族延续问题。在与大自然和猛兽毒蛇等的斗争过程中，有时需要用形”或画”来表示事物。例如：远出狩猎，为了不至于迷失道路，可能在岩石上或树干上做一些标记。人类在狩猎时，也注意观察野兽的足迹，以辨别出野兽的特性。另外，人类也可能出于对神秘大自然的崇拜或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在岩洞壁上，画上日、月、人、山、木、屮、动物、祖先……”等图象。 《说文解字》说，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的脚印，明白可以用形来区分事理，开始创造文字。” 【原文】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 a ng野兽经过后留下的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 审（审）-宀番一宀采田”，番”胃田中野兽的脚印。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审” 悉也。 【原文】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兽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审，悉也，知审谛也，从宀、从米。悉，详尽也，从心、从米。释，解也，从米。米取其分别物也。 由图画”经过一个简化过程，取事物的主要特征，开始了文字”的进化过程。拼音文字是由原始图象向表示声音的字母方向发展，以语音作为主体。汉字由原始图象向象、数、理”方向发展，用不同的图象来表示各种各样的意思。 ⑶ 象”是创造汉字和《易》说理预事的主要方法。日、月”等属于象形文字，是 造字的基本部件。这些基本部件相互组合，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创造出更多的字。基本部件和字还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组合，产生用于表示各种事物、各种意念的诸多文字。 【原文】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如：明一日月”易一日勿一日月”旦一日一”（下边的一”表示地”与“？” 三阳爻象天、人、地”相通），显一日业”（业”表示地上有茂密的树木，日已上树梢，太明显”了）。 这些字还可以组成更多的字。如：盟f明皿” 踢易”、湿f氵显” 但f / |—r 造字和易理在这里完全相通，即所谓的取象生理”的模糊思维和阴阳互动”的二 分原理。 ⑷ 数”既念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首先掌握的概念可能是无” 和有”没水喝会渴，没东西吃就会饿。有-r月”字中“”表示手，月”表示肉。 有”字原意手下有肉”有肉吃就不会挨饿。有”进一步分化形成一、二、三、 多”等数的概念。

艺术史研究方法

中国艺术史研究亟待回归中国历史本身 近两年来，美学界和艺术界最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事件，莫过于对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讨论。就这场讨论可以预见的后续影响看，它的重要性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预示着一个美和艺术转型时代的到来。比较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引进西学为主调，具有使世界进入中国的性质；今天的讨论则重在确立民族美学和艺术精神的主体地位，具有使中国进入世界的性质。换句话说，一个在文化上日益自信的中国，意识到了它有责任以民族性的美和艺术自我教育，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但是，就目前的进展看，这场讨论仍然处于表象层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仍在套用西方既成的概念体系自我讲述，缺乏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特性的深度认知。单就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关系而言，艺术构成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艺术史研究的深度决定着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认知深度。在这种背景下，让中国艺术史研究真正回归中国历史本身，就成为将这场讨论引向深入的关键。 现代以来，对中国艺术史研究影响既深且巨的概念，莫过于“美的艺术”。这一概念起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者，此后则成为对艺术的唯一限定。人们认为，各种艺术只有通过美才能联系为一个整体，也只有通过美才能发挥作用。但事实上，美和艺术的这种互文性，既无法充分解释西方艺术史，对中国艺术史更缺乏说服力。比如中国殷商时期的青铜纹饰，它是艺术的，却未必是审美的。今人虽然捏造出一个“狞厉之美”的概念，但它仍然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审美感受。同时，尽管艺术以审美为目标，但美从来不是唯一的目标。在美之上往往有更高的哲学、伦理追求。像中国先秦时期的礼器，往往在具有审美特性的造型中包含着对天地宇宙的看法，即制器尚象；同时充当了某种伦理、神学目的的视觉相等物，即器以藏礼。后世中国的山水画，更是在根本上蔑视审美化的形色表现，而是将哲学性的显道或写意作为艺术的根本任务。据此可以看到，在美与艺术之间，虽然审美价值具有主导性，但它也像一件紧身衣遏制了艺术意义的多元生发。

2018年《旧中国曾经受到的耻辱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汇编

旧中国曾经受到的耻辱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 旧中国曾经受到的耻辱 一、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赔偿英国军 费白银2000万两，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 上海等5处为通商口岸。 二、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赔偿军费 白银给英法各800万两，开放营口、天津、大连、 南京、镇江、淡水、台湾、汕头、琼州等11处为通 商口岸，拆毁大沽至北京的炮台。在此期间英法联 军攻占北京，掠夺并焚毁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 明园。 三、1867年日本挑起战争侵略台湾：被台湾军民 击退，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还是赔偿了日本军费50 万两。 四、1877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节节胜利，法 国战败，而中国“不败而败”。签订中法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允许法国将铁路修进中国内地。 五、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 关条约》日本索取军费白银两亿两，割占中国辽东半 岛，澎湖列岛，台湾岛。日本商船可以进入重庆。 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大肆屠杀，清政府被迫 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偿10国白银共9亿多两，分 36年还清。中国政府保证严厉镇压一切反帝活动，惩 办对镇压不力的官员。 七、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战场竟然设在中国，清 政府表示中立，无数中国人在这场列强争夺中国领土的战争中丧生。 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三省，并向中国内地步步侵略。 九、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伤亡人口3500 多万人。期间发生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即从1937年12月 13日开始至1938年2月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梁启超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 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梁先生还指出：“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举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创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实录》为例，其“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梁先生由此而叹曰：“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亦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中国文字的演变发展史

中国文字的演变发展史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据传汉字最早在黄帝时候就已经出现。传说黄帝时期，有一位叫仓颉的大臣，他可以画出许多的图形符号，各种的图形符号代表了各不相同的意义，后来他创造的符号就逐渐发展为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国自古就有仓颉造字的说法，大概就是源于此，而仓颉也被后人尊称为“文字神”。但是，文字的繁大，造字绝不是一时一人就能完成的。其实，早在仓颉以前，各部落应该就已经有了许多表意的符号，只是各不相同罢了，仓颉应该只是加以统一与整理，而后人则说是仓颉造字。这样中国的文字就产生了，这样看来中国文字的产生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但是现在可以看见的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后依序大致是金文、籀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与行书。 甲骨文是刻在动物骨头上的文字，是现在可见的最早的中国文字。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最原始的文明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正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所以人们把文字记录的载体选择为动物的骨头，而这同时也是中国人就地取材的这一个思想方式的反映。这些甲骨文在后世被人们当做龙骨来医治疾病，尽管这种方式被我们现代人看作是迷信，但是这一思维的确延存了数千年。这些“龙骨”在清代被欧洲考古学家发现，当时就引发世界轰动，到今天也是中国最早的文明见证物。 金文是指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因为中国从夏朝开始就进入青铜器时代，而现在出土的很多青铜器上都刻有一些文字，又因为周朝人把铜叫金，所以现在就叫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它的使用持续到秦国末年，随着籀文的出现而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籀文，就是大篆，是战国晚期秦国使用的文字。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其原有的大篆文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后的全国统一使用的文字。后来因为小篆写起来的一些缺点，带来的不方便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种较易书写的新字体:隶书，起初隶书在下层和民间流传，后来则逐渐取代了小篆的位置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小篆

历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

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 时间:2005年9月21日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来源:杨奎松个人网站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断过记述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样，只要有中国人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就一定会以中国人自己的过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换了什么方法，它都必定要让中国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确立起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少些；有的学者充满了现实关怀，有的学者只关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东西；有的研究方法传统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引入了许多西方学说，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七八年时间，它们便很快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各有各的归宿了。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注定也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适合者，也注定一定会存留下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应，并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却肯定也是一厢情愿。只要比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向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却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借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报告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报告 一、作者生平及简介 钱穆，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馆特聘研究员。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一生著述颇丰，专著达80种以上。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 钱穆先生出生于1895年，1910年，由常州中学堂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在此时间，恰逢武昌起义，遂辍学。1911年，任教于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开始了任教生涯。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二、作品介绍 本书由钱穆先生于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本书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 三、个人理解 自春秋时期孔子编撰了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算起，中国历代的史学研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对待历史的严谨性也在不断地提高。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中，我们能看出来中国古代史学家仍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同天地联系在一起、历代王朝的兴衰都必然归属于上天安排，从而给政权建立合法合理的依据。 阅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对待历史的严谨有了更深的看法。钱穆先生在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从中可以了解到，钱穆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考据的强烈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史学研究者内心对史实的尊重和对自己学术的严格要求。 同时，这本书开头就给我们历史学子讲述了研究历史的入手途径。钱穆先生认为历史研究无非就是两种手段。其一，自下而上，自古通今，循着时代的先后来做通体的研究。其二，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根据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问底的研究，终能探出事情的所以然来。我对这句的理解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今发生的事都有着这种或那种的联系。政治或经济，我们将之联系起来，就能得到关于历史的更全面理解。 这本书也对历史研究者有着具体的要求，钱穆先生就说：“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和史德。”所谓史才即是对待历史要有敏锐感，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也能和其它事件综合起来考量。而最重要的想必就是史德了。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品质。汉朝司马公编篡《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史记》对汉武帝的评价，基本上是“实录”，表现出来抑多褒

历史研究报告

历史研究报告——关于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研究人：王娜 课题组成员：王娜鲁家伶石晶晶谢金江郑钦元 指导教师：李德军 摘要：中国古代的服饰关键词 中国古代服饰变化与社会变迁 研究方法：资料搜整 一、问题的提出：千姿百态的古代服饰与古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联系？二、研究目标：了解中国古代各时期服饰的特点及其原因、影响三、本论： 1、原始社会 原始人类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渐渐懂得利用火及兽皮取暖，为人类的文明带来了一线曙光。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前之前，原始人类就已经会使用骨针来缝制兽皮衣服。除了骨针的发现外，在这些遗址中也发现了相当大量的饰品，这些饰品包含各种穿孔的石珠、贝壳、兽牙等，明显是用来制作成串饰的。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进入畜牧、农耕的阶段，开始营造房屋，改变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男子负责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则负责采集、制陶、纺织等工作，人类生活正式进入分工合作的阶段。 原始社会的服装配套包括冠帽、衣裳、套裤、护腿、斜靴、发 式、首饰、纹彩等。由陶器、玉器等遗物，可以推测当时的服饰风貌。 2、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的上限一般定在公元前的夏王朝，时间跨度为一千六百年，到公元前481年止。其间的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宗教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上已经完全规范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准则，极大地加速了先民思想从朦胧到清醒这一发展历程。原始信仰的对象明朗化，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已“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在规范全社会行为的同时，制约了人们的思想。直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才出现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时期。 服装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中国服饰文化定型的重要阶段。它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将上古鲜明的宗教意识和统治者的需求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并积淀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和装饰风格的服装符号，这对后世的着装观念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在形态上出现了上衣下裳和衣裳连属两种基本体制，规定和确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服饰制度，并纳入礼制范畴，在朝廷官员和民间极力推行。因此，这一时期的服装，从今天发现考古资料和史籍中，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和礼制有关的服装，其中表现这一时期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 夏商周时期的服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和祖先的信仰。在参加祭祀活动时，人们须穿饰有章纹的祭服，每代君王祭服上的纹饰皆有不同。夏画山纹，殷商画火纹，周画龙纹 3、汉朝的冠服制度，大都承袭秦制。汉代服饰的职别等级，主要是通过冠帽及佩绶来体现的。不同的官职有不同的冠帽。因此，冠制特别复杂，有16种之多。汉代的鞋履也有严格的制度：凡祭服穿舄、朝服穿率、出门穿屐。妇女出嫁，应穿木屐，还需在屐上画上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