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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

———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郑大华 郭 辉

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自身的强烈思考,《东方杂

志》对此有大量的报道,以《东方杂志》的报道为中心进行考察,可见在欧战的三个阶段,引起国

人的思考各异。而国人此时的思考都不脱“爱国”二字,欧战引起的国人的思考都是针对中国问

题,可将此思考视为国人的“爱国三调”。

关键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知识界 《东方杂志》

作者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郭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北京 100732)

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近代世界的发展轨迹,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使中国人反躬自省,开始了中西之间的自觉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中国知识界就认为此乃欧洲各国“百年以来之大变”,而于中国“亦将为十年中之小变”,①知识界虽然对欧战产生的影响做了不同之估计,欧洲与中国有“百年”与“十年”、“大变”与“小变”之别,但是这毕竟是中国知识界的一种自觉的思考,此乃近代中国知识界之第一次。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从思想文化领域对欧战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为止,还未见具体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对中国影响的论文或著作发表或问世,鉴于此,笔者拟以《东方杂志》的报道为中心,依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展进程,分三个阶段考察正在进行之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以期弥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方面研究的重要不足,使人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一爆发,就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当然,这种“就事论事”的研究也有其自身的狭隘性,但是对事物最真切的认识理应从此开始,这却被研究者长期忽视。

一、对国人之“爱国心”的思考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交战国国民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举国一致的爱国精神,

①伧父(杜亚泉):《大战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

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争初始,杜亚泉(伧父)对此就做出了反应,他说:“战争之印象,其激射于吾国民之眼帘,深刻于吾国民之脑底者,则欧洲国民爱国心之实见是也。”①杨永泰亦谓:“战端既开,吾人所受感触最不能忘者即各交战国国民之爱国心是也。”②知识界所以对西人于战时之爱国心有如此强烈感触,乃因中国人缺乏爱国心,见西人团结,举国一致,自然将中国人与西人相比较。有人就曾著文将中国人与西人之募集公债态度进行了对比,战争爆发,欧洲各国为筹集战费而发行公债,其国民十分踊跃,募集资金往往要超过公债发行额三四倍,相比之下将公债视为“绝命汤”的中国,则需实行分派,需要衙门、银行的认募,“由此以观,国人出于爱国之热诚,以应国家之急难者,几何耶?夫募集公债,若就东西各国言之,与爱国心本无关系,唯因国家之急难而募集,则必因爱国心之作用,益踊跃输将,乃国人并此亦无之”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人爱国心之强烈与国人爱国心之缺乏,不能不促使知识界对此进行思考。概而言之,知识界对国人之爱国心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认识到中国人之爱国心的缺乏

知识界主要从与西人的比较中认识到中国人之爱国心之缺乏的。如杜亚泉描述西方各交战国国民的爱国心:各国国民效命疆场,从军之风剧起,而中国想在这“四郊多垒之秋”,能够立于“亚东大地之上”,不仅要激发国人真挚的爱国心,而且还要“忍受剧烈之痛苦,准备重大之牺牲不可”。西方人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爱国心让国人触目惊心,“直使吾侪闻之,舌桥不得下”,与此对比,中国人的爱国心是那样的缺乏。④杨永泰认为国人从欧战中所受的最大教训就是各交战国国民体现出的爱国心。他同样是在对西人爱国心详细描述和高度赞美后,话锋一转,谓“返观吾国则何如……中国人之爱国心可谓薄弱极矣”。⑤陈独秀在对比国人与欧美人之国家观念的基础上,称中国人没有爱国心。他认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此种国家只是“吾君祖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而近世欧美人的国家观念,乃“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有自己的权利,并且载于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国家观念在中西人眼中之不同,可以说“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吾华”连近代意义上的国家都没有,也就更谈不上“爱国”和“爱国心”了。⑥知识界主要是通过中西之间的对比而认识到中国人的爱国心之缺乏的。其实,中国人自古至今并不缺乏爱国的事例,就近代而言,如林则徐之“开眼看世界”;魏源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康有为之保国、保种、保教;孙中山之“振兴中华”。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爱国始终未能成为中国人国民性之一部分。知识界谓中国人缺乏爱国心正是从此点意义出发的,具体而言,杜亚泉与杨永泰是在与欧人的对比中而言中国人爱国心的缺乏的,陈独秀立意于“近代国家”,其层次似乎更高,但中西国家观念本有差别,陈独秀却强中国以适西方,又似乎略逊。

(二)对中国人没有爱国心表示担忧

此时知识界多对中国人没有爱国心而忧心忡忡。如杜亚泉描述了没有爱国心的上层社会,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实业家,他们胸中怀抱的隐愿,乃“欲乘此国权尚未尽失之时,凭藉势力,摄取权利,幸得达其目的”,而对祖国之存亡与同胞之休戚“不复过问”;中下层社会“见欧人资本之丰富,事业之发达,制品之精美,生活之奢华,咸思依附其末光,以沾溉余沥,傲效其风习,以自诩文明,欧战各国,利用吾国民之离心力,广布其语言,销行其商品,以施其同化之政策”⑦。陈独秀对国民爱国心的缺乏表示浙江学刊 2011年第4期

①②

④⑥

伧父:《大战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

③⑤ 杨永泰:《空前大战吾人所受之教训》,《正谊》,第1卷第5号。当然,国人之所以对募集公债之消极,国人爱国心之缺

失仅为原因之一,亦含国人对政府之失望。

⑦ 伧父:《大战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

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

出了深切的忧虑,认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国人无爱国心,其国恒亡。”在陈独秀心中爱国心是构建国家的主要因素,假若国民没有爱国心,这样的国家必然灭亡。①钱智修也指出,我国本来喜欢“以爱国二字为劫制人心之具”的国民,如今也一变其态度,不愿意再提爱国,认为那与己无关,甚至“轻视之,且深恶之,非惟恶之,且不惜从而加攻以殄灭之”,上层人士苟且偷生,以求一时的安逸,下层人民则营一己之私利,以作亡国之准备,“夫一国人民,咸相迫以出此二途。则其国家,又将为何等国家欤”②。从知识界站在不同的角度而表示其担忧可知,杜亚泉的态度较为温和,认为“没有爱国心的社会难维持中国之国势”,而陈独秀的态度则十分激进,谓无爱国心则“国恒亡”。但无论其态度是温和还是激进,其对中国人缺乏爱国心表示担忧的本身就是一种“爱国心”的表现。

(三)爱国的分类

知识界在此时期对爱国进行了简单的分类,莫安仁将爱国分为狭义爱国与广义爱国,他说:“爱国之义有二,一曰狭义爱国;二曰广义爱国。狭义爱国专爱本国一国者是;广义爱国兼爱本国外国者是。”并认为狭义爱国是和平的敌人,它越盛行世界则愈难太平。广义爱国则与狭义爱国不同,“知广义爱国者愈多,则世界愈臻文明大同之域”。作者还认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狭义爱国“传于欧洲,各国只求自强,筑炮台、造兵舰、整军讲武,以谋胜人”,显然这样的主义不能维持长久,如果“推狭义爱国之心,以成广义爱国,则世界之太平,庶几有望耳”③。陈独秀认为爱国有盲目的爱国与真爱国之分,他说:“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他认为像德意志人民、奥地利人民、日本人民就是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这些国家“是侵犯他人之自由的帝国主义”,所以不爱也罢,他们的爱国也就是盲目的爱国;而像塞尔维亚、比利时是“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这些国家的人民才是真爱国。④当时的知识界虽然对欧美人在战争体现出的爱国心持的是赞美态度,但是从他们对爱国心的分类来看其中也不乏批判取向,莫安仁将爱国分为狭义与广义之爱国,赞美的是广义爱国,而视狭义爱国为和平的敌人,陈独秀更是对爱国做了理智的区分,认为德、奥、日人民是盲目的爱国,而塞尔维亚、比利时人才算是真爱国。

(四)如何激起中国人的爱国心

这是知识界关注的重点,他们在认识到中国人缺乏爱国心并对其担忧后,接下来自然就是如何使中国人产生爱国心。陈独秀原本就认为“吾华”连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也没有,更谈不上“爱国”了,只因缺少爱国之对象,所以,他认为要激起中国人的爱国心,须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是国家要“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只有这样的国家才值得人民去爱,人民也只会爱这样的国家。“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⑤可见,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在陈独秀的爱国思想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杜亚泉认为爱国心“非可以力征经营得也,非可以智驱术驭求也”,在过去的帝制中国,视国家为一姓一人的国家,那时的人民仅有乡土之情而没有国家之念,要想让国民有爱国心,首先要让国民有国家的观念,“则对于普通人民,不可不高其德智,优其待遇,与以公权,试以自治,变一姓一人私有之国家,为全体国民公有之国家,而后能合全国之心思才力,以捍国家之患难,谋国家之发达。”也就是说,政府要倡导民主,给国民自治的权利,以启发国民对于国家的观念,培养国民的爱国心。总之,“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

①②③④⑤ 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

钱智修:《正嫉国主义》,《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莫安仁:《狭义爱国与广义爱国》,《大同月报》,第1卷第6期。

实之爱国心,决非俸给饷糈,与夫勋章荣典所能引起者。”而是要靠政府“整理内治,力促宪政之成功”才能获得。①杨永泰认为“爱国心之发生”,要使国民有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的获得,靠国民对“政治之真相”的了解,所以今之交战国,“莫不实行宪政,以开发国民之政治思想,且与以种种机会,使有政治经验,以历练其政治上之常识,养成其政治上之实力。”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是国民的国家,也只有在这样的国民的国家里,国民才会像“自爱其身”一样“自爱其国”,“用能平时从事政治之改良,临难则合力以对外,此其明效大验也。”②

此时知识界对于如何激起中国人之爱国心,其着力点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虽各有侧重,但都注意到了其互动。我们知道,在国民性的改变上,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对于爱国心也是如此。国家立宪,建立保民国家,实行国会与地方自治,这需要国民个人的自觉意识的提高;而个人的醒觉也需要国家采取相关措施,予以开发、保障,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时人基本上都是在国家与个人两者的互动中来阐述爱国心的激起,只是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知识界对当时如何激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有人强调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如杜亚泉认为真正的爱国心要靠政府“整理内治,力促宪政之成功”才能得到,同时也认为“要能合全国之心思才力,捍国家之患难,谋国家之发达”,需国家成为全体国民公有之国家,国民公有之国家的建立需要国民拥有政治思想、政治经验等;而有人则强调个人在其中的作用,如钱智修认为激起国人爱国心之方法“首在国民之自觉心”,然后才是国家政府倡国会与地方自治,文章强调国民要有政治兴味,而国会与地方自治乃政治兴味寄托之所在。

以上就爱国心考察了知识界的思考。在此时期,知识界对爱国心的思考,直接来自于对西人爱国心表现的回应,由于欧战一开始各交战国国民体现出强烈爱国心的影响,知识界由此对中国人的爱国心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思考:认识到中国人爱国心的缺失并表示其担忧、对爱国心进行了分类,尤其是思考了如何激起中国人之爱国心的问题。知识界的这些思考本身就是爱国心的表现。

二、对“强国之道”的思考

随着欧战的继续,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知识界对德国的表现流露出赞美之情,德国能够以一国之力而与英法俄三强国作战,而且还在战场上占据优势,这使知识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信德国将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相比德国在战场中取得的强势地位,此时期的中国却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民国刚刚成立,百业有待复兴,但却闹出帝制复辟。在这种对比之下,知识界试图寻求“强国之道”,虽不明言,由于德国在战场上之形象而成为中国人的学习对象,就连《东方杂志》这样的刊物,尽管声明“中立”,但是在对德国的报道中,也“带欣赏性地介绍德国那些鼓吹战争哲学不遗余力的般哈提、尼采、屈利希克等人的学说,议论他们如何提倡军国民教育,宣扬国家主义所取得的成效等”。③知识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德国的强盛乃军国主义之赐,于是他们从德国的国民教育、国民性、战争哲学、科学等方面对其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形成原因进行的广泛报道与评论,并进而引起了对中国“强国之道”的思考。

(一)对振兴实业的思考

知识界分析德国国家主义之形成,深知科学之巨大作用,对于科学、物质之深刻认识继而追求,引浙江学刊 2011年第4期

①②③伧父:《大战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

杨永泰:《空前大战吾人所受之教训》,《正谊》,第1卷第5号。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4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

起知识界渴望实业之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交战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锐减,“德奥两国,对华贸易,既已完全停止,协约诸国,输入物品,亦日渐减少,船舶进口,寥寥无几。”①对中国实业而言,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乘千载一时欧战之机,以发展实业,则于欧战停止之后,虽不能与美比富,然较之现日情形,定有霄壤之隔”。②学术界一般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实,这仅仅是事情的一方面,也是过去人们习惯于看到的一方面;而被忽视的另一方面是,德国在此次战争中所体现出的强大势力,物质实力之发达,其潜航艇、飞艇、大炮等,让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封神榜、西游记中情景之呈现,这激起了知识界对物质、实业的认同,激起了他们的振兴实业之心。

就振兴实业的方法而言,有人主张从实业家入手,认为振兴实业需要实业家以“事实为体,理想为用”,也就是要“察社会之情状,以定营业之政策;审时机之变迁,以决操纵之方针”,化为二顶具体政策为:“一曰维持政策也。改良固有之实业,保卫已得之商市以导引进之,固存之,庶畴昔之实业,恪守勿替,固有之权利,因以扩张,此现时计也”;“一曰养育政策也。推广普通教育,增进常识,提倡实业教育,以养成专材,俾道德日隆,人才日盛,此永久计也。”③只有“普及实业常识”,而后才会有“发展实业之自觉心”。④也有人从产业种类入手,认为振兴实业需要注重农业、慎兴矿业、培植工业,而欲谋此“实业政策三大纲”,“当先除实业之障碍。币制不理,厘卡不废,商业不兴,而农工能发达者,未之有也。若夫内治未修,人心未定,则身家且不遑保,更何实业之足云?”⑤

知识界同时关注到振兴实业的作用,有人认为“实业著,则民生厚,而国用裕矣”,很明显的看到了实业强则国富之关系。不仅如此,知识界还认识到振兴实业可以间接补救道德,“今日士气之下,运动成风,亡廉丧耻,不顾道德者,岂好为之哉,要亦生计之使然耳,倘实业兴,民生厚,经济充,则此风自杀,道德不期生而生矣”。⑥欧战是各国经济势力的竞争,这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知识界也希望借助此机会振兴发展实业,而对振兴中国之实业的方法进行了种种的设想,甚至希望中国人能够由实业而富,且政府与社会人士,不管其结果如何,都怀有一种美好愿望。

(二)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

在知识界的眼中,德国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优势,也与德国人的国民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他们在肯定德国人国民性对德国军国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思考。此时期知识界对于国民性的思考,与前一时期对爱国心的反思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国家国民有其自身的性格,这种性格对国家的兴衰成败影响很大,在一般人眼中,强盛的国家其国民性必定优秀。知识界此时意识到国民性对国家强弱的影响,钱智修认为“今吾国之病源”的“一较极深之原因”,乃是“国民心理”,这一“国民心理”即“惰性”。据此,他不无感慨的论到:“吾以为吾民之特性,亦可以惰字概之,质言之,则举国之人,咸染慢性之精神病是也。”他虽然对“惰性之国民”改造的认识很模糊,却认识到了国民“惰性”之存在。但和钱智修相反,在杜亚泉看来,“吾国民诚惰”,然而“勤固不如惰也”,他将西方国家之“勤”视为“互相杀戮”、“操奇计赢”、“摄夺他国民之财货”等,并继而认为国民之努力需要审其正当与否!所以,就有正当之努力与不正当之努力之别,只有当这两者俱进的时候才能谓之勤,“而所谓惰者,乃两方面俱不进之谓”。由此理论,则“欧美之农若工,其勤亦未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

①②③④⑤⑥胡学愚:《中国现时之经济》,《东方杂志》,第13卷第6号。

陶祖侃:《财政问题》,《大中华》,第2卷第7期。

胡祖同:《答客问实业》,《东方杂志》,第12卷第5号。

以仁:《欧战期间乘机发展实业问题》,《大中华》,第2卷第12期。叶景莘:《过渡时代之实业政策》,《大中华》,第1卷第10、11期。梁宗鼎:《余之矿政观》,《东方杂志》,第12卷第5号。

加于吾之农若工也”。最后他认为中国虽为“五千年之旧民族”,之“所以能维系而不堕者,实由孔孟之积极的精神,与黄老之消极的思想,互相调剂,黄老思想之有益与吾民族,犹汽机之有节汽球,所以制力之妄用也,若惩于吾民之惰,而效欧美之勤,吾恐其结果使吾民误用其力,求文明者反堕落耳。”①从中可知,杜亚泉其实认为中国人不惰,退而言之,就算惰也并非坏事。此时知识界对国人国民性的思考,主要在中国人是否“惰”上,这在《东方杂志》上算一次小讨论,但双方的话题并没有多少碰撞,而更多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可能与杜亚泉与钱智修是同事关系有关。

(三)对国民教育的思考

教育的作用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到了近代,国民教育在西方国家兴起而风行,为的是为国家培养良好的公民。欧战中,德国国民教育之效果十分显著,而大部分中国人对国民教育概念较为陌生,更不用说其思想内涵了,传统教育影响下的国人无法理解国民教育培养公民的目标与在德国造成军国主义之间的差距,但不管当时知识界如何认识,引发了他们对中国“国民教育”的思考。他们认为,中国欲立于地球之上而不被淘汰,需“团结一国人民之智识能力,以与他国人民之智识能力相竞”,这就需要兴国民教育。要兴国民教育,“则关于阻碍国民教育之谬论,应竭力排除之;关于促进国民教育之机关,应相与提倡之。”这样,“中国之前途,庶有豸乎?”②对于中国能够立于地球之上与他国相竞充满希望。知识界此时期对于国民教育的思考,与欧战前相比,已经比较成熟:对几十年来的提倡进行了反思,在中国兴国民教育要因地制宜,而像《今日之国民教育研究》这样对国民教育的研究成果也只有在此时期才会得出。

(四)对精神救国的思考

欧战进行到它的中期,中国知识界对战争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德国在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人们对此战开始标榜的人道主义表示怀疑。虽然此时期人们对科学不乏崇拜之心,但同时也反思着科学本身,科学是一双刃剑,战争的惨无人道使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趋于警惕,所以人们对精神的偏好也显得理所当然,正是对现实的“逃避”。另外,德国战争哲学之发达,也让中国知识界感触很深,除了物质可以救国外,精神照样也能救国,他们的“宗教救国”之思想表现十分突出。

此时期有人察觉到了科学的局限性: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处理不了道德问题。其实这是20世纪20年代“科玄之争”时的一个主要命题,从后见之明来看,“玄学派”的观点不无道理,很多问题与现象,科学至今无法解决。不过,此时知识界仅看到科学与道德之别,谓“世无科学的道德,亦无不道德之科学”,根据三段论之法则,以“全自科学法按配之前提,决不能拈出道德的可否之命题,作当为或勿为之语也”。③他们强调了科学与道德的平行关系,而忽视了其联系,暂不说其认识正确与否,其中突出道德的独立性,换言之则是对道德之强调。他们对德国之强盛原因中的物质与精神有很清楚的认识,对德人在战场上的“战无不利”之原因是其“物质文明优于他国”提出了怀疑,谓此“立言亦未免过偏”,认为德国的战利也因德国“近百年来,其哲学进步,非常发达”。④中国知识界中有人此时已看到了“两手抓”的重要性,即对于一个国家之盛衰,物质与精神起着相同的作用,不可偏废。

中国知识界此时期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强国之道”上,这主要是受德国在战场上的“强势”和中国自身情况的影响。这种对国家强盛之道的思考,无疑也是知识界爱国的一种表现,他们面对自己国家的贫弱和落后,正是痛定思痛,恰在此时,德国却显出无比的强大,从而提出了“以德为师”。不管此时浙江学刊 2011年第4期

①②③④伧父:《中国人果惰夫》,《东方杂志》,第14卷第1号。

凤兮:《今日国民教育之研究》,《大中华》,第1卷第7期。

张锡琛:《科学与道德》,《东方杂志》,第12卷第8号。

伧父:《从生物现象上观察之战争》,《东方杂志》,第13卷第3号。

知识界对“欧战”的认识有多局限,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认识有多误解,但都不能否认他们的良苦用心。

三、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随着战争的进行,欧战进入其第三阶段,战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为了摆脱在战局上的困境,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惜孤注一掷,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术,这促使以美国为首的一批中立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之后中国也与德国绝交,加入到协约国一方,虽然没有直接派兵参加战争,但输出华工,协助协约国一方对付德国。美国参战后,德国在战场上的优势地位很快消失,其无限制潜艇战也走向失败。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方,知识界亦对德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军事上对交战国的协约国组织充满了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多局限于协约国能够战胜德国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从当时的各种条件和情况来看,协约国能够取得胜利势所必然。然而伴随着希望的同时,战争也让知识界对西方文化有着更多“破产”的感觉。在复杂的局势面前,知识界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国内,“中国将往何处去”成为了共同的话题;协约国将战胜德国,而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也将是战胜国,此乃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作为战胜国的形象立于世界,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知识界的想象力,还没有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就开始了对中国未来的各种思考。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知识界对未来思考的契机,这也是自近代以来国人对中国未来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的思考。

(一)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思考

杜亚泉认定战后世界将是“改革时代”,一定会发生大重大变动:“战后之人类生活,必大起变化,已无疑义,改革时代,实近在眉睫之前”。在此种时代面前,他发出如此感慨:“吾代表东洋之中国人,果有若何之天职乎?对于世界,能有若何之表示乎?愿吾国人自审之。”①知识界在此时能有如此思考,这说明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乃至将在国际社会中有所“表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表现出他们有了一定自信,对战后中国充满期待与乐观。上面谈到未来将是一个“改革时代”,这也在知识界心中形成了共识,改革与进步紧密相连,不仅世界需要改革,中国本身亦需要改革,对于中国自身来说,改革“不徒改革其国体,且当改革其人心”,国体之改革相对于人心之改革较易,而对人心的改革是相当难的,必须“由渐渍非如国体之易易”。但是不管哪一种改革都势所必行,乃“在眉睫之前”。②中国未来之局势将是:大战争后之预言,政党必灭论;民主政治之前途,武人必灭论。国人对未来时局十分的乐观,而现时政治之“政党偏私与武人跋扈”,乃因“现时民主主义不完全”之结果,所以未来之政治最好是将“国家的民主主义,一变而为世界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人们眼中是非常异彩的,譬如大同之境,乃“无所谓军队,亦无所谓政治人类生活所须之事物,供给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进其福利,皆为社会事务,而数千年来争权夺利之政党与作威作福之武人,至此时已扫地以尽矣”。此时人们心中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带有“空想”的性质,“空想”往往能对未来的美好进行无止境的想象,以激起人们的向往,这或许能够为欧战后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开来提供一点线索,此乃人们想象中的社会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有如“世外桃源”。此“完美世界”将在欧战以后出现,乃因“世界之国家,经政党与武人之扰乱,渐有溶解之势,而数国家联合之大团结,将于此时出现”,世界局势如此,中国因被劝诱加入协约诸国订立之经济同盟,此乃于将来之“溶解之势”“而导其先机者也”,可见,中国本身在世界的大局势下也将实现“社会主义”,此是国人对美好未来的“怀想”:尤望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

①②伧父:《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高劳:《今后时局之觉悟》,《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

胧无意之国民,注目于未来之大势,预备为科学的劳动家,以作二十世纪之主人焉,①这样的“怀想”更多的是盼望。在欧战的后期与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社会主义”思潮,并对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促进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五四前后的涌入。

(二)对中国未来经济的思考

欧战的爆发给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黄金时期”,欧战期间,西方各交战国因为忙于战争,本身无力也无暇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在此时期的确得到了不少发展。但是随着欧战接近尾声,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不是将结束呢?还是会一如既往?甚至更上一层楼?知识界中有人在欧战即将结束之时,已经意识到在欧战结束后,西方各交战国为了“回复战争中所受之经济打击”,将“竭死力以相角逐”,在此角逐中,中国也不会像在欧战期间那样,继续有经济发展的巨大契机,而将面临西方各国的竞争,那就是中西之间的战争,用时人的话来说是“黄白两人种间之战争”。②由于中国“土广则生产之力大,而各国购原料以供制造易,民众则消费之力大,而各国输制品以吸金钱易”,所以自此以后,中国将为“国际政治战经济战之中心者”,而“万弩之射,我为其鹄,万流之赴,我为其壑”,③中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但是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战后中国将处的形势,认为“欧战终结,世局更新,今后各国,咸将解甲释戈,努力于实业之发展”,而中国可以视此国际局势为自身发展之“舞台”,关键在于中国“持何方针,操何政策”,以更好的“应此新经济之潮流”。所以中国如果想顺应世界新经济之潮流以谋实业界将来之发展,不外“奖劝工商增进农产”,更“不可不审度情势”,以求“杜渐防微补偏救弊之计划”,具体言之,在工商问题上需做到如下几点:1、须商业统计,尤注国内调查;2、重信用,乃兴业之先务;3、要独立,特别是普通实业对于官僚实业;4、以经济为首务,人力财力,均当节俭用之;5、避免资本之过度集中。于农业上,首先宜“调剂人地,使土地无旷废之患,人力有致用之途”,再是农作“仍宜以日用衣食所必需者为本位,其他品种,则以余力兼及之”。④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未来经济的思考还是较为理性的,认为中国在战后其经济上将面临非常残酷的竞争乃至危机,只有中国主动应对,制订相应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谋中国实业界将来之发展。

(三)对中国未来文化的思考

近来不少著作者对欧战给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多强调的是欧战后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⑤其实,欧战给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自欧战爆发之初就已开始,只是这种影响从不显著到显著,或者说是潜移默化,从涓涓细流到滚滚江河。在此仅就欧战第三阶段谈国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再认识作一概述,知识界中的一些人在此期间重新发现了中国固有文明之价值,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断的向西学习,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利,“向西”之风气越吹越猛,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多少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不再是无限度的“崇拜”,将其奉为文明的至高形态,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得以兴盛,⑥一场战争使人们认为“救济吾人”“决不能希望于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此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盖产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于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济”,更不用说救济他人了,所谓“希望藉西洋文明以救济吾人,斯真问道于盲矣”,此间知识界的部分人对中国文明充满了信心,对其价值也不无认识,“全世界之救浙江学刊 2011年第4期

①②③④⑤

⑥伧父:《未来之世局》,《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

君实:《世界的中国问题及其解决法》,《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

虞裳来:《战后之经济战与中国之危机》,《太平洋》,第1卷第2号。

高劳:《中国兴业之先决问题》,《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

参见郑师渠:《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郑大华:《一战与战后(1918-1927)中

国文化思潮的变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参见郑大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

济”,在于中国固有文明“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①他们虽然认为未来中西文化将融合,其实还是突出了中国固有文化之地位,“吾国五千年以前之旧文明,将流入西洋,发生二十世纪之新文明,愿吾国人勿拾取西洋十八世纪中已被破坏之文明断片,培击吾人之固有文明,而蔑视老生常谈,以谓不宜置喙焉”②。甚至还有人为弘扬民族文化而略带激狂,谓“他日真欲发扌为国性,必不主西宾中,而主中宾西”,所“云主中宾西者,即大中国义也,是义虽若偏隘亡当,然而一民族之精神,所以保之弗失者,不得不赖此”。③

(四)对中国未来外交之思考

外交于此国际形势,自然是知识界思考最多之处,主要集中于万国同盟。万国同盟又称国际联盟,亦即国联,乃是为了欧战战后重建和维持世界秩序而成立的。成立国联,知识界对其充满希望,称只要战后国际联盟能够成立,那么“列国之外交军备经济社会诸方面,必将有以大革新,可断言也”,此亦即人类前途之光明。知识界对国联的乐观态度,部分是来自于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原则的坚信。巴黎和会召开,知知识界认为此次和议与以往不同,乃“主持和会之协约国政治领袖,已彻悟维持永久和平之必要条件”,所以才会“毅然决然从事国际同盟之组织,且处断一切国际问题”,同时,国联约文所依据的乃“民族自决主义”,此“民族自决主义”就是来自于威尔逊和平十四条。基于此,他们相信此次和会所造错误“较从前各种和会为大减”,甚至认为“自有历史以来,各种国际集会,其最能趋近正义公理,未有若此次之巴黎平和会议者也”。④知识界对国联的乐观,同时也使他们将中国之发展与未来与国联结合起来,并将巴黎和会与国联区别看待,认为中国既然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失败了,那只有将希望寄予国联身上,因为国联之主张,“既以公理为准则,其效力之与日俱进,无可疑者”。所以,就算中国知道其主张在国联中无效,“犹必为之,只问其当为不当为。有效与否?所不计也,况乎其未必无效耶”⑤。与巴黎和会相比,知识界对国联充满希望,认为国联的成立,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大机会,只要利用好此机会,则“吾国之农工商业”亦将大力发展。⑥

在对国联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同时,知识界中也有人不乏悲观之论。他们虽然承认国联成立的必要性,但同时又认为国联的成立没有思想基础,所以对“世界黎明已近之乐观”的观点“不能无疑虑也”。⑦更有人对国联持悲观论调,认为威尔逊所持改造世界之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已经失败,很明显“战后之世界,依然为旧主义之世界也”,而所谓“国际同盟不过能成以理想,不待言矣,盖使法人英人意人以至德人,皆不预备为极大之牺牲,则原因将依然存在,老竞争将继续不已,而世界和平之高尚理想,终成为虚幻而已”,⑧还有的人认为,既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权益得不到伸张,那么和巴黎和会一样的国联,“不惟强凌弱,抑且众暴寡”,所以“流弊所极,世界诸弱小国,恐悉将献其生命,操于数强之手而惟所宰割”。后来的历史证明,世界的确如此,弱国照样被凌辱,世界乃强者的世界,国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强国统治世界的工具,被操纵于强国之手,正所谓“天下无公理,强权即公理”。⑨这种思考在当时虽然不太近情理,但不乏理性。

知识界人在此时期满怀激情的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思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而对“中国将往何处去”的思考乃出于知识界人之爱国,只有对国家的热爱,才会激起人们对自己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伧父:《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

伧父:《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号。

樊炳清:《时势说》,《东方杂志》,第15卷第11号。

罗罗:《欧洲和会之结局》,《东方杂志》,第16卷第8号。

⑨ 汪精卫:《中国对于万国同盟之希望》,《太平洋》,第2卷第2号。

赣父:《万国同盟与中国农工商业之前途》,《太平洋》,第2卷第2号。

君实:《新欧洲文明思潮之归趋及基础》,《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陈无我:《国际联盟之悲观论》,《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

浙江学刊 2011年第4期

国家未来前途的思考,而不管这种思考是对国家未来的乐观还是担忧,都不离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

四、结 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对此,近年中外学者都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多强调的是对战后中国之影响,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于进行之时对中国的影响却没有引起学者们重视。为弥补这一不足,于是有了本文的“就事论事”式的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本文按传统的观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分为三个阶段:1914年6月欧战爆发到1915年为第一阶段;1915年到1917年2月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引起美国最后之参战为第二阶段;1917年到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三阶段。当然,谈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本不应有如此之阶段的划分,但为了对其影响有更明确的认识,同时也为了论述的方便,且只好勉强为之。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知识界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可将这些思考视为知识界的“爱国三调”:西方各交战国国民在战争爆发之初表现出的强烈爱国心,引起了知识界对国民爱国心的思考;战争进行到第二阶段,德国在战场上的表现十分突出,取得了战争的一度优势,而德国就是国家主义之代表,所以知识界从分析德国国家主义之原因中思考中国自身之振兴实业、国民性、国民教育、宗教救国等问题;在最后一阶段,随着战争的变化,此时期的知识界对西方的心态很矛盾,既含希望也含失望,这都促使他们向内,也就是对中国的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思考。总之,知识界此间的思考都不脱“爱国”二字。要说明的是,此三个方面并不能概括战争的每个阶段引起知识界思考的全部,但可算每个阶段思考的重点所在。本文在研究上,尽可能减少了对当时知识界思考的直接评价,并尽可能的置身于其中,以求对战争之下知识界的思考有更为真切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从烦杂的历史表象中理出主脉,对战争与思想界的规律有一点认识。该方法是对是借,敬请方家评论。

责任编辑:田明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