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展望及对策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对支持绿色产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的需求不断扩大。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从经济可持续发展全局出发，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支持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意义 (一)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二)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 (三)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主要目的是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同时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不仅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促进环保、新能源、节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四)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需要金融、财政、环保等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支持，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解决项目环境外部性问题。同时，也需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加大创新力度，通过发展新的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解决绿色投融资所面临的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产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问题。 二、大力发展绿色信贷 (五)构建支持绿色信贷的政策体系。完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加强绿色信贷实施情况监测评价。探索通过再贷款和建立专业化担保机制等措施支持绿色信贷发展。对于绿色信贷支持的项目，可按规定申请财政贴息支持。探索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并将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指标评价结果、银行绿色评价结果作为重要参考，纳入相关指标体系，形成支持绿色信贷等绿色业务的激励机制和抑制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的约束机制。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１9７8－200０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２0００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２２%,比１9７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９78年的2９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９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１949年建国到1９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１980年的3０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８．4%上升到４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１6.2％上升到30.５%,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１9．4%。[１]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９78年比1９4９年增长了3８．１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９４9年的3０%提高到1978 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９78年的77．１%；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９４９年的３５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３01０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４9年的31．６%上升到１97８年的６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１9５0年到１97３年，世界GＤ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９％，其中中国大陆GＤP年均增长5.１％，人均增长2．９%，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摘要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摘要 2018年，中国抓住良好发展机遇，继续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和国际合作等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绩。 一、高质量发展为绿色金融持续注入新动力 2018年，中国继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各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12月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自2018年1月1日从先行试点进入全国试行阶段，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继将生态文明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后，2018年3月，中国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赋予其更高的法律地位和更强的法律效力。生态文明成为重要的国家意志，进一步深化了绿色发展共识、推动了绿色发展实践。2019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为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又一制度支撑。可以说，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绿色转型的新发展要求，为绿色金融提供了更加坚定的制度保障和更加广阔的市场机遇。发展绿色金融、践行责任投资理念，成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自发选择。 在国际上，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主动承担与自身

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切实履行《巴黎协定》承诺，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8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约46%，提前完成到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承诺目标；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2005年的72%下降到2017年的60%；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13.8%，预计到2020年可完成占比达到15%的目标；清洁能源投资连续九年位列全球第一。同时，中国在国际投资过程中大力推广责任投资理念，在“一带一路”等涉及的对外投资中积极贯彻落实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原则，着力推动相关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国际可持续投资的巨大需求也将催生中国更加广阔的绿色金融市场。 二、绿色金融发展取得新成绩和新进展 从国内来看，绿色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服务创新不断涌现。2018年，中国共发行绿色债券超过2800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接近6000亿元，位居全球前列。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8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为8.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全年新增1.13万亿元，占同期企业和其他单位贷款增量的14.2%。2018年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合计224.2亿元。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PPP、绿色

中国金融行业当前遇到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形式

中国金融行业当前遇到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形式 一、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际竞争力普遍不足 经过近几年对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造，金融机构特别是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有了明显的改善，单从数字上看，我国银行业前10家银行的效益指标与世界前十大银行已经相差无几，但是应当看到，这种效益是在市场仍然相对封闭、市场远未达到充分竞争、存贷利差很大的条件下取得的。同时对于几大国有控股银行来说，如果不是在股改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注资、剥离巨额不良资产），也很难在短期内进入国际大银行行列。与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相比，我国金融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总体水平不高，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 影响我国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有四点：第一，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仍存在较大缺陷。第二，缺乏有竞争力的经营模式。第三，风险控制能力普遍偏低。第四，创新能力不足。 2、金融组织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仍比较突出 这种结构性缺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证券业、保险业整体规模偏小。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一直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直接融资发展缓慢，导致证券业规模明显偏小。2007 年12月底，中国共有证券公司106家，总股本8522亿元，总资产1.72万亿元，证券公司管理资产总值821亿元，与国际大型投资银行相比，除总股本外总资产及管理资产总规模仍然过小。与此同时，证券行业的集中度不足，市场份额极为分散。2007年，在106家证券公司中，最大一家的市场份额只有不到4％，前三家合计不到11％，市场份额在1％以下的小型证券公司多达86家。这种小型化、分散化的格局，很难与国际大型化、全能化投行相竞争。第二，中小企业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很不健全。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农村分支机构和网点，使得农村金融服务被大大削弱。由于市场准入被严格控制，民营资本难以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农村信用社被迫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而农信社自身在运作机制、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由于缺少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迟迟不能缓解，特别在实施紧缩货币、信贷时期，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成为商业银行的弃儿。 二、金融机构改革未来趋势展望 2002年以后，中国金融业进入了改革的新时期。未来几年，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可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推进：逐步推进国内金融的自由化，降低金融管制程度，这种自由化至少将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其一，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增加市场主体。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准入尽管在法律上已经没有障碍，但是要新设立一个金融机构仍然难度极大。这种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摘要：小城镇的道路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战略 城市化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而且城市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的有效办法。至2000年底，我国共有城市668座，城市人口4.56亿，城市化率达到了36.9%。根据世界多数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已经进入了从30%到70% 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亦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实践证明：积极发展小城镇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将重点放在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上，放在提高城市质量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来。因此，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始于建国，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发动和包办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广大农村和众多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的进程之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不能进入城市化的进程，这就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仅从建国初的10.6%、136个建制市增加到1978年底的17.9%、193个建制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以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中新出现的由民间力量或社区组织发动并得到政府认可或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这期间城乡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跨地区流动。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和农业的束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初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城市为骨干，小城市为纽带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尽管如此，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城市化水平与世界水准仍有较大的差距。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由初期起步阶段向中期加速发展阶段转换的时期，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也必将与世界性潮流接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因此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道路新战略显得至关重要。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 城市化水平较低 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06%，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也与自身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年11月13日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始终以两倍于世界同期平均速度的步伐高速发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 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背景链接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而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关于《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该报告是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任主编，组织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研究成果。这是继2009年之后专门研究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第四部年度报告。 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非同步 投资与消费失衡：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数，尤其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达到95%以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了8.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消费贡献率只有45.4%，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点数只有4.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40.6%，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也出现了负值。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一直存在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发展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正常水平为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是我国的投资消费比接近1∶1。可见，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是我们重建设、轻消费、居民收入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原因。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如果按照三大产业投资水平来看，第二产业投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倾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始终没有取得突破，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3.1%，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主要以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不高，发育仍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走向经济大国的必经之路，不仅加大了城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村地域发展，平衡了城乡发展的节奏，拉动了国内消费，也带动了城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人口拥挤、交通问题、住房紧张、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化、有序化、科学化。 关键词：城市化问题对策 一、城市化概述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社会才能有更大的创新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但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单纯、刻意、过激地进行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总结出来并找出相应的对策，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善同指出：在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时，应当优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 2.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先区域布局。 3.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利用。 4.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李研究员提出的标准将对我们找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坐标，指明方向。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 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虽然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区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拥挤的问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我国大部分城市还不具有良好接纳包容这么多农村人口的条件，这就使得原本就不算发达的城市，无法解决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活、工作、学习、住房等各种问题，也给原本基础设施条件差、住房条件差的城市无形中增加了更多的压力，也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工商业集中，人口密度大，人工设备密度高，活动强度大，人多车多，导致交通拥挤。城市地域不断向四周蔓延，城市功能混杂，建筑密集，

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现状

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优化资金配置和调节、反映、监督经济的作用。 我国经过十几年改革，金融业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成长。 一，我国金融业现状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所占比重下降，金融业逐渐提升份额，形成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占主要份额的局面。 我国自从加入WTO后，不断完善多层次多功能金融市场体系，银行交易与信息系统服务日臻完善。 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证券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包括商业银行，社会保障基金，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 1999年之前，国际金融业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1）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欧洲模式；（2）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美国模式。 1999年11月12日，美国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代了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严格分开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混业经营是金融企业为了实施多元化经营，加强综合竞争力所采取的重大变革。 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这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也预示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80年代，我国银行都开办了证券、信托、租赁、房地产、投资等业务，实质上进入了“混业经营时代。

1995年5月《商业银行法》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国有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央银行金融调控手段的市场化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 如借鉴国际经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取代贷款规模指令性管理；大幅度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适时多次降低存款贷款利率，扩大中小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稳步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进程；努力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发展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等等。 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在加速增长中收到通货膨胀等压力的阻碍，我国政府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扩大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持金融行业稳定和提高金融服务等。 中国人民银行高度重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科学性和预见性，根据国内外的金融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运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来调整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 而中国人民银行在1984年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同时,建立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 我国历年来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情况自从我国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近三十年来,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四十五次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经历了从初创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成为了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中国城市化的三大问题与三大对策

刘勇：中国城市化的三大问题与三大对策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勇博士 “十五”时期，我国制定并实施了城镇化发展战略。“十五”即将过去，在这期间以及此前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十一五”即将开始，未来的城镇化目标和道路应该如何选择？可能面临哪些难题？应该采取哪些对策？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 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刘勇博士。 中国经济时报：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城市化目前的水平以及它所处的宏观经济发展背景。 刘勇：统计显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２００４年为４１．３％，处于３０％—７０％这一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我认为，城市化本身由两种力量推动：一是大城市的拉动；二是农村人口收入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城市化进程。 ３０％到７０％之间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是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相配合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各种产业特别是城市里面都兴旺发达，所以人口向城市集中。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过，２１世纪将由两大力量或者说是两个基本因素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也是一种发展趋势，也是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要求。大的背景就是如此。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确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已有五年，您如何评价这五年的发展？ 刘勇：第一，城市化的确成为推动我国十五发展的重要力量，它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是符合国际潮流的。第二，在“十五”这五年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主要有哪些问题，我们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刘勇：第一个问题，也是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说虽然土地非农业化了，但是人口并没有非农业化。实际上城市化就两点，一个是人口向城市集中，职业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这是从人口上说的；第二个是土地的非农业化，即土地由原来的农业用地变为二产和三产用地。 第二个问题就是经营城市的误区。所谓经营城市，说白了就是借钱去搞建设，或者说是卖地去搞建设。这是完全不对的。问题就在于它把城市化仅仅理解为城市建设。城市建设当然是必须的然而城市建设毕竟是公共产品，过分依赖于非财政性资金是存在风险的。 中国经济时报：这会产生哪些问题呢？ 刘勇：经营城市误区造成的典型问题就是开发区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开发区遍地开花这是绝对绝对的错误。开发区是重要的，有的城市老城推不动，就搞新城来开发，这是对的，但遍地开花就不可行。举个极端的例子，某沿海省份的一个县，本来有十二个乡镇，为了使各个地方都发展起来，就把乡镇都改为街道，因为有街道就可以搞开发区，就大量地开发土地，小小的县搞了十二个开发区，且不说底下的村镇都可以搞开发区。 中国经济时报：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刘勇：基础设施的钱从哪里来且不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核心就是集中，而那十二个分散的开发区是分散的，人口离土不离乡，一点经济效益都没有，反而会造成土地大量的浪费。

马骏详解《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马骏详解《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马骏详解《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 见》 开展绿色投融资的重要政策信号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解读 马骏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共九个方面35条内容《意见》体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比如，绿色金融过去通常被狭义地理解为绿色信贷，但《意见》中倡导的绿色金融体系则包括了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及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所有主要金融工具再比如，过去的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集中在对“两高一剩”行业的限制性措施，而《意见》则强化了对绿色投融资的若干激励机制，包括再贷款、贴息、担保、政府参与的绿色基金投资、宏观审慎评估、简化审批流程等措施另外，设立国家级的绿色发展基金、建立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和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也是十分重要的绿色金融领域的创新本文对这个《意见》的意义、内容中的若干亮点以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涵义进行解读 一、《意见》是支持我国绿色投资的强有力的政策信号 要实现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的目标和在2030年或之前碳排放达峰目标的国际承诺，预计每年需要3万亿元到4万亿元人民币的绿色投资但是，业界估计财政资金只能覆盖绿色投资的15%左右，因此绝大部分的绿色投资需要来自社会资金也就是说，我们亟需动员和激励大量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而社会资本往往会担心政府是否在绿色投资方面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支持性的政策导向在目标和政策不确定的

情况下，社会资本往往会给未来的项目收益很高的“折现率”，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也往往会对投资收益要求很高的“风险溢价”，因此会导致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这个由中央深改小组讨论通过、国务院同意的七部委《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从最高战略层面到各相关部委的层面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决心全力支持和推动我国的绿色投融资，加速经济向绿色化转型我认为，《意见》将成为引导金融业和绿色企业开展绿色投融资的一个重要的、积极的政策信号，有助于降低投资者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心，鼓励更多的“非绿色投资者”加入绿色投资者的行列 二、《意见》首次给出了绿色金融的“官方”定义，有助于绿色金融产品的界定，为通过“声誉效应”来激励绿色投资提供基础 由于绿色金融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国际国内对其范畴和内涵的理解各有不同，而不同的理解可能会影响政策导向《意见》的第一条明确表示，“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 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关于绿色金融的定义这个定义至少包括几层意思:一是绿色金融的目的是支持有环境效益的项目，而环境效益包括支持环境改善(如减少污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如降低碳排放)和资源高效利用(如节能和各种资源循环利用);二是给出了绿色项目的主要类别，这对未来各种绿色金融产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等)的界定和分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三是明确了绿色金融包括支持绿色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和风险管理的金融服务，说明绿色金融不仅仅包括贷款和证券发行等融资活动，也包括绿色保险等风险管理活动，还包括有多种功能的碳金融业务明确界定绿色金融，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金融产品贴标，有助于绿色企业和绿色投资者获得应有的“声誉效应”，并以此激励更多的绿色投资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 5765|10．6 1950|55196| 6169|11．2 1951|56300| 6632|11．8 1952|57482| 7163|12．5 1953|58796| 7826|13．3 1954|60266| 8249|13．7 1955|61465| 8285|13．5 1956|62828| 9185|14．6 1957|64653| 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研究1029

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研究 当前，我国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经济发展亟待向绿色、可持续模式转型。能否建立抑制污染性投资、鼓励绿色投资的体制机制，是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国务院办公厅[2014]69号文件也要求，“一行三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支持环境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政策”。 但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有关部门在引导绿色信贷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距建立完整的绿色金融体系尚远，各方面努力呈碎片化状态，许多相关研究还停留在概念层面。《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报告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关于建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绿色投资的政策框架，以及4类14条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我国亟待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国内外许多研究已经详细地评估了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我国城市PM2.5的年均浓度为65微克/立方米，甚至一些北方城市的浓度常年在100微克/立方米以上，远超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25微克/立方米）。北京大学陈玉宇教授和清华大学李宏彬教授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论文中估计，与淮河以南相比，淮河以北居民因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使人均预期寿命缩短了5.5年。我国有82%的人饮用浅井和江河水，其中水质污染超标的水源占比高达75%。目前，我国耕种污染超标率达19.4%。关于污染的经济成本，早在2004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就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中指出，利用污染损失法核算的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研究 摘要：目前，我国正进入高速城市化时期，今天的城市，已成为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中心以及信息高度集中的地方。.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50多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起步晚、发育慢、水平低,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本文就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此找出相应的对策来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问题对策 引言 城市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聚集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水平，体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城市是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使城市的发展。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GDP的贡献举足轻重。我国城市化的增长速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新增1400亿元，最终将带来3360亿元的GDP。在20世纪中叶，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城市化率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而我国目前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仅为37.7%，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而且城市化模式既保留有计划型城市化的成份，也有市场型城市化的特征。进入新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24亿猛增至50亿。中国城市人口也将从1999年的3.89亿增加到2025年的8.3- 8.7亿。加速城市化是突破中国面临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然而就目前情况看，中国的城市化仍然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1、中国城市化进程现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来看,我国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武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 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 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现状分析1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现状分析 第六章、绿色金融体系 绿色金融体系 相关研究表明，绿色金融体系应由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五方面构成。当前中国的现状是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尚未建立，政策比较零散且滞后于市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CDM 项目审核缺乏一套专业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具体执行标准。二是中国发展自愿减排市场的相关管理办法仍处于拟定之中，自愿减排市场政策缺位。三是绿色信贷推进尚无切实可行的环境评估标准、信贷披露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政策层面缺乏激励、引导机制导致绿色产业无法获得银行信贷和其他融资支持，失去发展机遇; 从监管层面来看，由于监管缺位加剧了绿色金融市场道德风险、增加了交易成本。 2010 年 5 月 28 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央行和银监会要求，对不符合节能减排和要求淘汰的落后产能的违规在建项目，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 对违规已经建成的项目，不得新增任何流动资金贷款，已经发放的贷款要采取妥善措施保全银行债权安全。 根据马骏估计，绿色产业在今后五年内每年需投入约3%的GDP，也就是年均两万亿元以上。在全部绿色投资中，政府出资占比约为10%至15%，社会资本比重将占到85%至90%。在目前价格体系无法完全反映绿色项目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如何吸引社会资金配置到绿色产业，是政策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碳金融 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即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 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低碳发展之路的背景下，碳金融应运而生，它是经济从传统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变的催化剂"构建碳金融体系既顺应了低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内容提要】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贫困化问题、公共安全管理问题、资源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实现“三集中”，解决农村农民贫困问题，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加强对城市的安全管理；三是对资源性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摘要题】城市化 【关键词】城市化/贫困问题/安全问题/资源问题 城市化是乡村变为城市的复杂过程，是社会发展中重要的世界性现象。城市化进程是城市人口比重快速提高和城市的生产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变化的地域空间过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此找出相应的对策来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现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来看，我国1978年的城镇化水平为17.92％，1982年的城镇化水平为20.8％，1990年为26.2％，2001年为37.7％，2003年已达到40.53％，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设市城市600个，建制镇20600个，城镇总人口5.03亿。从目前来看，已经有几亿农民转移到城市。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城镇化发展的结果。我国城市化进程是逐渐加速的，从1978年至1995年这17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5个百分点，1995年至2003年这8年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这个时期的城市化还是在严格的迁徙限制的状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过去25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在户籍制度的阻遏下实现的。2003年改革户籍制度，今后没有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势必要加速，即比现在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更快。假设201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2020年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7％，很可能更高。若依据最乐观的预测，2020年时我国人口只有13.26亿，按67％—70％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人口为8.9亿—9.3亿，17年内将增加3.6亿—4.0亿城镇人口[1]。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中国的城市化加速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伴随现象。考察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贫困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果”，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推动城市化的“因”。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城市发展应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过程中，在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发展，自然会形成贫困的问题。 一是城市化难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渗透和正面影响。在农村人口增长、农业比较效益递减、土地资源约束以及技术替代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为城市加快发展提供了条件。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加上农村每个劳动力负担1.5人(2002年)计算，估计短期内至少有2.25亿人不得不流动到城市。 贫困压迫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的是一种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农村的贫困。农村高文化素质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文化素质本来就低的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也极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甚至下降。这样，使农村更落后，城市更现代。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思考-交通银行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思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推进绿色发展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迫切。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需要一套功能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作为支撑。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支持国家战略义不容辞，同时也是提升自身社会形象、推动经营转型、拓宽收入来源的需要。 一、发展绿色金融是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和转型需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其中就包含发展绿色金融。绿色金融也首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环保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近期也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旨在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同时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明确政府在适当领域运用公共资金给予激励；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积极稳妥地加大绿色金融创新力度。可见，绿色金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发展绿色金融是商业银行落实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的任

务。绿色发展具有重新调整供给侧总量和结构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低碳减排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助于削减过度的供给，消化过剩产能，同时调整供给结构，消除供需缺口；另一方面，绿色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纠正生态资源的扭曲配置，提高资本、劳动等要素的配置效率。绿色发展通过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强化对于低端供给侧发展的约束；通过市场中的信息机制、声誉机制等加强与资本等其他要素的结合，来确保资本市场等发展沿着绿色轨道前进；通过引入绿色供应链管理制度，确保供给侧在全生命周期上的绿色化。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本身就有着重要的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去产能与绿色金融关系密切，很多产能过剩行业同时是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不符合绿色发展的标准。通过贯彻落实日趋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商业银行加快退出高污染、高能耗行业企业，这本身就是加快去产能的过程。与此同时，通过加大对绿色环保行业资金的投入，支持和促进相关绿色行业快速发展壮大，即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我国经济向更加低碳、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发展绿色金融符合社会各界对商业银行的期望和要求，有助于商业银行树立承担社会责任、践行绿色发展的良好社会公众形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绿色化趋势日益清晰，支持和发展绿色金融将是可持续、负责任企业的重要标志之一。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必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