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华商名人堂——王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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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宪章
华商韬略名人堂全球华商
他见证并亲自参与了中国金融业近40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先行者；他在高龄岁月临危受命，担任了一艘正在激流倒退的保险航母的新舰长，令人叹服的是，他宝刀不老，3年时间就将老航母带到新航向，不但成为中国金融业内首个股份制改革的巨擘，并且成功登陆到世界500强。
亚洲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曾经深切地感叹道：“很少有人知道，人寿保险曾经是我们入世谈判最困难的领域，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王宪章和他的团队顶住了国外保险业的激烈竞争，保住了中国人寿的半壁河山，作为谈判代表，我感谢他。”
王
宪
章
新官上任 困难多责任重
王宪章，河北人，1942年5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因为当时大学校园师资紧缺，成绩优异的王宪章一毕业就被留在学校任教，直到1969年。
王宪章经常对别人说，自己是“1个小时定终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贸易专业，4年课程中，只有1小时的课程涉及了保险知识，但这1小时的课程却成为他在保险业的一个起点，并且是一个贯穿一生的起点。1969年，王宪章进入到保险业工作，直到如今。期间，王宪章亲历了中国保险业的起步、暂停、恢复直到飞速发展至今的全过程。
进入保险行业后，王宪章以优异的工作表现不断获得晋升，在担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人寿）总经理之前，他已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总经理、辽宁分公司总经理，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并兼任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和行业发展经验，是保险业界公认的极具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的经营将才。
王宪章2000年1月担任中国人寿总经理，是典型的临危受命，虽然那时他已年纪不轻，但他肩负起的却是一个异常沉重的重担。那时的中国人寿身上，传统国有企业的痼疾几乎一个不少。
据中国人寿一位管理人员回忆，当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落后；经营管理只求规模、不重效益、业务结构差；人事、用工、分配制度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他上任的前一年，公司全国保费比上年减少10.63％……而与此同时，外资保险企业兵临城下，虎视眈眈。
更要命的是，由于国家注册资本不到位，中国人寿又接收了原人保集团分业经营时的近百亿元人民币不良资产，加上银行连续8次降息后带来的巨额利差损，使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存在数百亿元人民币的资本金缺口。
中国人寿在1999年前销售了大量的高利率保单，预定回报率高于9%，一些分支机构甚至将保单预定回报率定在12%。而随着中国人民银行的几次降息，到1999年，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息已经只有2.25%。这导致中国人寿出现了大量的利差损。当时有一种估计，认为中国人寿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的利差损约为350亿元人民币，最后公司招股书披露，按香港会计准则计算的中国人寿集团公司合并
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先行者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宪章
王宪章2000年接手中国人寿时，这个中国最大的保险企业集团几乎就是一个“烂摊子”。但他并没有退缩，而且交出了漂亮答卷。在他的5年任期内，中国人寿的市场份额重
新回到了全行业60%的高点，而且还成功在纽约和香港上市，并登陆世界500强，成为世界级
公司。
如今，离开中国人寿的王宪章也并没有退休，而是继续工作并奉献在金融事业领域，并
且继续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着金融业的前进。
华商韬略·毕亚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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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股东权益为-1764亿元人民币，其中主要的亏损即利差损所造成。
尽管中国保监会在1999年6月10日紧急叫停高利率保单，规定寿险公司的保单预定利率不得超过2.5%，但是已经销售的保单导致的利差损依然要由保险公司承担。也就是说，中国人寿必须用以后的利润来逐渐冲销以前的利差损。
另一方面，时间的压力也让中国人寿喘不过气来。中国的人寿保险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人寿需要更多的资本金来支撑业务的迅速增长。随着保监会对于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监管的加强，保险公司的资本金越来越成为制约寿险公司成长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临近，中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步伐正在加快。竞争加剧，使得中国人寿解决历史负担的时间更加紧迫。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王宪章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司会议上，他流下了眼泪。
执掌中国人寿时，王宪章已经58岁了，有人质疑，一个“老人”能否驾驭中国人寿走出困境？面对这些，王宪章没有退缩，他用自己四十余年从事保险业的经验，率领中国人寿走上了变革之路。
改革创新 提高核心竞争力
王宪章给中国人寿带来的“见面礼”，就是“创新”二字。通过在各方面的不断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是在经营管理方面进行创新。在王宪章的要求下，中国人寿各级公司以防范风险、提高效益为目标，普遍重视、加强了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首先是健全了内部管理制度，制定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业务、财务、内控、人事、党建、办公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办法，使经营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加快了业务处理中心和财务中心的建设步伐，其次是发挥了费用杠杆在业务发展中的政策导向作用，实行了周转金限额管理，进而加大了资金的集中统一管理力度。这些管理基础的逐步牢固，有效地提高了公司的管理能力和质量，大大地改善了经营效益。
另一方面，王宪章带领集团在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在干部任用上，每年都对现任干部进行严格考核，对不合格的干部，坚决低聘或解聘；在用工制度上，把竞争上岗作为激发活力的突破口，打破正式工、聘用工、个人代理人的身份界限，大胆起用各类优秀人才担任基层公司领导职务；而在分配体制上，中国人寿建立了以经营绩效为中心的激励机制。不同岗位有不同的考核标准，这明显地拉大了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王宪章还在为客户服务方面进行了创新。在他看来，中国人寿要保住目前的市场份额并继续扩大，必须依靠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优良服务。他要求公司员工要做客户的“贴心人”，无论是否是公司的业务，只要客户有求于公司，都必须努力为客户做好服务工作。这种“贴心人”的态度，为中国人寿赢得了许多客户的信任。
在王宪章的亲自督导下，中国人寿的服务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其95519服务热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王宪章回忆说，这个热线有时甚至成了客户的“救助中心”。在广州，几位出差的外地人火车晚点，人生地不熟，非常着急，他们把电话打到95519，中国人寿的服务人员立即热情地为他们解决了困难；在重庆，一位客户被困在电梯里，他马上想到的居然是95519，打中国人寿的专线电话求助，仅仅15分钟后，公司的救援人员就赶到了现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人寿把客户当做“自家人”的良好服务感动了客户，也培育和巩固了市场。
在这些改革与创新举措的推动下，王宪章履行后的第一年，中国人寿即扭转了下滑的局势，实现保费收入813亿元人民币，稳稳地占据了国内寿险市场的半壁江山。初战告捷后，王宪章开始实施他上任之初就有的想法，一个雄才伟略，开天辟地的大想法，他决心创新中国人寿的公司体制：筹划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带领中国人寿成为世界级的现代化金融企业。
在王宪章看来，中国人寿进行股份制改革，是适应时代潮流和公司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束缚公司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公司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所进行的大胆尝试。
中国人寿与一些跨国保险集团相比，在资产规模上存在明显差距。尽管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有保护性地开放市场，但王宪章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保护时间不会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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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发展壮大自己。这一点对于寿险公司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寿险产品一般期限较长，一旦丧失市场份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将难以收复失地。这就要求寿险公司尽快增加资本金，扩大自己的实力，提高经营水平和服务水平，使自己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而从现有的国家财政状况看，像中国人寿这样的国有独资寿险公司依靠财政拨款补充资本金绝无可能，因此，实现股份制改造，将是国有独资寿险公司扩大实力的唯一选择。
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中国人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解决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利差损”问题。在国务院、中国保监会及其他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王宪章带领他的团队精心设计了解决方案，通过公司重组上市带来的效益，妥善解决了老保单的未来给赔付资金来源，为股份公司上市铺平了道路。
背水一战 金融股改革之先驱
2003年，王宪章对中国人寿进行的股份制改造终于瓜熟蒂落，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隆重挂牌。与此这时，王宪章酝酿的另一个战略性的举措，也就是将中国人寿优质资产海外上市的准备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海外上市的地点有两个：香港和纽约。
在香港市场的上市费了些周折。2003年11月6日，香港联交所对中国人寿进行了第一次聆讯。由于香港此前没有大型保险公司上市，也没有公司进行如此规模庞大和复杂的重组，监管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中国人寿补充了大量材料，并增加了招股说明书中的内容，在经过第二次聆讯后，上市申请终于在11月20日得以通过。
将中国人寿在香港上市，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但对于在美国上市，不少人却都不赞同。中国人寿上市重组正式启动后，市场各方，包括参与承销的部分外资中介机构也都曾提出意见，建议王宪章和他的团队取消将中国人寿在纽约上市的计划。
大家担心是有道理的。由于“安然事件”的发生，美国的上市门槛陡然增高，对外国公司更是增加了大量新规定。原本计划在纽约上市的中银香港就因此放弃了登陆美国市场的计划。而且，有此案例之后的一年多内，除了中国电信以外，中国国企海外上市一直都选择单一在香港的上市策略。
除了大环境不好之外，中国人寿到纽约上市还面临着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比如，中国人寿重组方案的特殊性如何得到监管部门认可？就是一大难题。此外，保险业属特殊行业，美国投资者与欧洲投资者对保险公司的估值所使用的方法不同，而香港市场多采用欧洲方法。这也无疑增加了会计与精算处理的难度。
但在纽约上市的好处却是很明显的。在当年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中，中国人寿堪称是最大的“巨无霸”，其资产规模是在香港上市的人保财险的4倍以上。如能在纽约上市，可获得投资者更大的信心，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这也将大大地提升中国人寿的品牌影响力。
一边是挑战，一边是机遇，大多数人认为挑战大于机遇。而且，大家还联想到当年中海油首次纽约上市触礁的情形，以及2003年早些时候，德国保时捷因顾虑市场风险放弃纽约上市的例子。一时间，劝说中国人寿放弃美国市场的说法颇为流行。
但王宪章坚定地认为，中国人寿到纽约上市是机遇大于挑战，而且有决心应对挑战，把握机遇。他坚持纽约上市的计划，并毫不动摇地执行了这个计划。王宪章相信，公司的发展业绩和成长能力完全能达到美国的上市标准和要求，所以非上不可。
认准目标后，王宪章决定背水一战，闯出一条新路来。这是一条艰苦的战斗，它从方方面面挑战和考验着王宪章和他的团队。为了将仗打得更加漂亮，已经有25年没有学习英语的王宪章重新拿起了书本，每天晚上背诵英语单词到深夜两点。那段时间内，他绝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住在办公室里。
在王宪章的指挥下，2003年8月27日，中国人寿向美国证监会递交了上市文件。之后，他们进入了“面试”环节：要在美国证监会“过关”，一共要回答三轮问题。第一轮76个问题；第二轮18个问题；第三轮8个问题。在第三轮，逐步熟悉中国保险业现状的美国监管部门提出了不少极为尖锐的问题，“不是猛龙不过江”的王宪章，带领中国人寿及其上市团队沉着应对，并且赢得光荣胜利。
2003年11月29日，美国证监会终于正式批准中国人寿在美公开发行。随即，路演正式开始。虽然决心很大，但实际上，王宪章内心并没有必赢的把握。因此，出发参加路演前，他想静悄悄地离开。但中国人寿的员工们自发的手捧鲜花，为他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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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全体员工的殷切期待和上级领导的祝福与重托，王宪章和他的团队成功地完成了路演。经过周密筹备之后，2003年12月17、18日，中国人寿在纽约和香港成功上市，筹集资金34.8亿元美元，并创造了当年全球最大IPO的记录。成为内地第一家在纽约和香港同步上市的金融企业。
化危为机 雨过天晴更绚丽
上市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当忙碌了许久的王宪章正打算喘口气时，中国人寿遇到了新危机：先是2004年1月，国家审计署披露了重组前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涉嫌违规使用资金约54亿元人民币，管理者还私设了小金库。接着美国购买了中国人寿的中小投资者结盟起诉中国人寿在上市前没有按规披露信息并要求索赔。一石激起千层浪，刚刚过完一个火焰山的王宪章，也因此被推到了另一个风口浪尖。
审计署披露了中国人寿的丑事，但王宪章并没有把“审计风暴”完全看成坏事。在他看来，审计署派了4000多人到中国人寿各分支机构去审计，这对集团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审计署帮助发现了问题，这将有利于集团更好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王宪章决定以行动来证明中国人寿在不断进步。在随后举行的2004年中报公布会上，他带领中国人寿股份公司全体高管与香港媒体、投资者坦诚会面，极力打消市场的负面看法。用自己的诚意向海外投资者证明，这家中国最大的寿险公司，是值得信赖的。其后，中国人寿开始组建内部审计队伍，完善管理制度，以这次负面影响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内控水平。期间，王宪章甚至还高调邀请了一位美国高级精算师加盟，无意中实现了寿险国企内人事聘用制度的重大突破。
王宪章非常重视品牌的建立和维护，有了这次事件后，他更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中国人寿品牌宣传部此后承担了一个新的职责，每天将全球所有有关中国人寿的报道第一时间送到王宪章的案前。
经过这些努力之后，中国人寿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而且还进一步推动了内部的改革。市场也给了集团的进步以明确的支持，2004年9月之后，中国人寿的股价一直稳定在5港元以上，这表明市场投资者对这家企业的信任度并未因集体诉讼事件而下降。根据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10月底，中国人寿保费收入达到1524.1亿元人民币，市场份额56.4%，其市场领导者地位岿然不动。港、美两地股市持续火爆，至11月底，中国人寿香港股票价格超过5.8港元，纽约股票价格则突破30美元。
重组上市后，王宪章还积极带领中国人寿在巩固市场主导地位的同时，积极构筑保险业、金融服务业和保险关联产业三大产业集群，并逐步拓展海外保险业务，努力将中国人寿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元化大型现代保险和金融服务集团。
2004年12月28日，被认为在短短时间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王宪章，在被誉为“中国经济领域奥斯卡”的“2004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高票当选为当年的年度经济人物。亚洲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给他的颁奖评语中感叹道：“很少有人知道，人寿保险曾经是我们入世谈判最困难的领域，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王宪章和他的团队顶住了国外保险业的激烈竞争，保住了中国人寿的半壁河山，作为谈判代表，我感谢他。”
王宪章的当选在许多人意料之中，这不仅仅是因为“2003年度全球最大规模IPO”的光环，更因为他给中国人寿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执掌中国人寿的几年时间里，从事保险业整整45年的王宪章除了完成中国人寿股份制改造这个伟大的变革与进步，并实现了不俗的业绩之外。他的的理念和行事风格，也影响着中国人寿和它的数万名员工，进而为这家金融航母注入了新鲜空气。例如，身为一个资产总额达6000多亿元人民币的大型企业负责人，王宪章在中国人寿期间，平均每个月都要给10名最基层的保险营销员打电话或者互通书信。他的一条经验是：永远不要忘记与一线人员直接沟通。2004年元旦，当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时，王宪章坐在他的办公室，致电中国人寿各分公司95519客户服务专线，对坚守在一线的客服代表表示慰问、传递祝福，一位客服代表曾激动地说：“王总的一句话温暖了我一年。”
中国人寿的营销员张新超这样评价王宪章：“王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他每年都要给我们写信，落款总是‘您们的伙伴’。二是王总多次对我们说：‘财富、名誉、地位和权势都不是衡量成功的尺度。惟一能够真正衡量成功的，是这两个事物之间的比率：一是我们能够做的，二是我们已经做的。对于已经做的，我知道大家已经做得很出色；但对于能够做的，我相信，凭着你们的才华，还做得远远不够。如果能够充分发掘你们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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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智慧和潜在能力，你们完全能够做得比现在更好。只要敢于超越，不断地用更大的爱心、信心、恒心与责任心来编织自己的理想，每一位伙伴都能做得比现在更好！’”
凭借自己的真诚和平易近人，王宪章赢得了中国人寿广大员工的爱戴和尊敬。他与员工们齐心协力，一起带领中国人寿这艘中国保险业的“航空母舰”破浪前行，并推动中国保险业不断进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退而不休 服务全局再贡献
2005年5月27日上午，在中国人寿集团的一间会议室内，一份保监会党委的决定被宣布：因年龄原因，王宪章不再担任中国人寿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由原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香港中保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中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杨超接任。
比王宪章年轻8岁的杨超，已经是第二次从王宪章手中接过帅印——2000年1月，当王宪章受命接管中国人寿时，他原来的职位——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也如同此次一样被传递到杨超手上。这一幕仿佛是5年前的再现，只不过地点由香港换到了北京。
5年，仿佛一个轮回，王宪章圆满完成了他在中国人寿的使命。可他并没有退休，等待他的，是另一个广阔的舞台——他原先兼任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一职。此外，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负有参政议政的使命。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成立于2001年3月12日，是国家民政部批准的保险业自律性社团组织。作为全国保险行业自己的社团组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工作宗旨是：为会员提供服务，维护行业利益，促进行业发展。王宪章上任后，领导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引导和中国保监会的指导下，紧紧围绕“为会员单位服务”这个中心，根据会员单位的实际需求，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和提高服务质量，很好地履行了社团组织“自律、维权、协调、交流、宣传”五项职能，为中国保险行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费突破5000亿元人民币大关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王宪章的领导下，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出台，推出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还先后组织成立了行业条款项目组（人保牵头）、行业费率项目组（平安、人保、太保和精算顾问公司参加）、行业平台建设项目组（太保牵头），承担了交强险条款、实务、单证及其管理办法的拟订、数据抽样测算、案例调查和分析论证、招标等工作，形成了关于交强险的第一个协会条款。对交通事故的理赔，起到了“标尺”的重要作用。
同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宪章，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参政议政的职责。他数次向政协提交提案，提出建议。近期他关注的，是如何为灵活就业人员建立稳定社会保险账户。
在王宪章看来，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劳动力流动性加强，固定就业的比例将逐步减少，而灵活就业将成为市场经济就业的常态。但中国目前实行的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与转移制度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是不公平的，各项社会保险在计费年限、缴费办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都是依据固定用人单位的正规就业形式设计的，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带有“歧视性”。从参保人员角度出发，在一个城市参加社保缴费，却不能在另一个城市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就业地区的变动意味着社会保险权益的丧失，这使得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严重缺位。基于以上考虑，王宪章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提案：应该考虑让商业性保险机构介入该领域。他表示，由于全国性保险公司的组织构架不受区域限制，灵活就业人口将能够随时方便地将社保账户带到全国任何一个他工作的地方。保险公司可以利用其遍布全国的机构担当所有灵活就业人员的“账户管理人”，以实现劳动者、用人单位和保险行业的“三赢”。
同时，作为在中国人寿期间就致力推动集团综合经营的创新型保险企业家，王宪章也一直在为保险业的混业经营进行调研、呼吁和推动。
2007年12月，王宪章再次光荣地卸下一个重担，离任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一职。但他依然没有就此完全退出金融舞台的打算，就在离任会长职务的当月，他就又有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身份——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个职务对干了大半辈子保险事业的王宪章来说很有挑战，同时，
2007年《华人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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