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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选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复习资料 (1)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复习资料

先秦

1、《尚书.尧典》

《尚书》也称《书》或《书经》是战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关于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尧典》是我国古代文论的最早记录。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舜命夔用乐教胄子,使他们“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阐明了文艺的教育作用。二、从“诗言志”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讲述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具体情况。“诗”是“乐”的歌词。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都源于节奏这一命脉。由于诗歌本来是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因而使得语言具有音乐性,我国古典诗歌一般都有和谐的节奏和韵律,表现出音乐美,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三、诗言志,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的基本特点。(朱自清:诗言志是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 “志”基本义指人们的主观方面,包括我们所说的思想感情在内。历代文人把“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以“情”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遂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

所谓“诗言志”并不是忽视反映现实,而是要求诗人在有了对现实的真情实感的前提下以抒情的笔触,反映激动过他的现实。

2、《论语》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记录了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是研究孔子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孔子,名丘,字中尼。在世界观上,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对鬼神宗教迷信又采取存疑的态度,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在政治上,他提出“正名”、“复礼”的主张,意在恢复、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但又大力宣传“仁”的学说。

孔子的文艺思想:一、内容与形式:主张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用“思无邪”概括《诗经》的全部作品,说明他重视内容,并把“仁”看成“礼”和“乐”的本质。“辞达而已矣”说明他既注重内容,又不忽视形式。由此可见,孔子兼重内容与形式,他不以内容代替形式,也不以形式偏废内容。这在文艺批评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二、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说明诗和乐可以培养人们的品德;“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说明他认为诗歌可以提高人们从事政治、外交等实际工作能力;“可以兴”说明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力作用;“可以观”说明诗歌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具有认识作用;“可以群”说明诗歌可以交流思想感情,使人们相互切磋,达到团结的目的;“可以怨”说明诗歌可以“怨刺上政”,对政治发表批评意见;“事父”、“事君”,则是孔子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说明诗歌要为礼教服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诗歌还能给人以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三、诗歌的艺术特征:孔子已经注意到了诗歌反映现实的特征,并且认为诗人是带着激情反映现实的,同时他也注意到诗歌具有“言外之意”的艺术特征

3、《墨子》

墨子,名翟,战国时思想家,墨家派创始人,做过木匠,在政治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要求,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其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非乐》篇中。“非乐”就是反对、否定音乐。“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于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这是墨子社会思想的总原则,也是他文艺思想的总原则。音乐究竟怎样不符合“圣王之事”“万民之利”呢?第一、古代圣王也向万民收税,但那是为了造“舟车”,于万民有利,

而后代统治者却“亏夺民衣食之财”,置办乐器设备;并且“废丈夫耕稼之时”,“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为他们演奏。第二、从王公大人、士君子直到农夫、织妇,如果沉溺于音乐享受,都有害无益,或荒废政事,或影响生产;第三、遇上大国攻小国,大家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之类的问题,也不能用演奏音乐的办法来解决。

《非命》篇中的“三表”是他判断“文学”、“言论”是否有利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提出的三个标准: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要求根据古代圣王的实践经验;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要求参酌但是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第三表:“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要求在“刑政”的实践中去检验,看他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

《小取》中“举他物而以明之”的“辟”虽然是从逻辑角度讲的,但却是对“比”的特点所做的最早的解释。

4、《庄子》

庄子,战国时哲学家,名周宋国人。其思想明显呈现出相对主义和宿命论的特点,所著《庄子》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庄子》一书在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它有时称为某些封建知识分子消极避世、自我解脱和自我慰籍的的药饵;有时又成为有些知识分子蔑视名教和对抗当时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有时甚至可以成为某些人追求理想的引诱力。从《齐物论》、《天道》的两段文字来看,庄子从根本上否定事物的差别,并且否定认识事物的必要性。轮扁这则故事,说明了文章写作的精妙之处是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并非语言所能表述的。这种文学主张成为我国文学批评中所谓“言意之辩”的重要理论。

5、《荀子》

荀子,战国末年思想家、教育家。名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荀子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建立了“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反对孟子“性善”说,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而立意道德之类“善”的东西,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良知良能”,而是人为的结果,特别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由此建立了他的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政治观。

《乐论》一篇集中反映了荀子的文艺思想,一开头将音乐的产生。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之类的感情必然“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表现为音乐;接下去讲“立乐之方”。其目的在于“感动人之善心”,而排出“邪污之气”对于人的影响。“立乐之方”是荀子进行诗教、乐教的总原则。荀子把国家的治乱兴衰归因于音乐的邪正,当然有片面性,但是他充分估计了音乐的社会作用,有其可取之处,同时,文艺作品不可能直接对社会发生作用,而是通过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这一点荀子的认识是深刻的。另外,荀子认为“礼”和“乐”必须相辅相成而行。使礼乐相辅相成,为“王道”服务,这是荀子乐论的实质。

两汉

1、《毛诗序》

“毛诗”二字,是汉人的称呼,在汉代流传的有齐、鲁、韩三家的诗说,是立于官学的,赵人毛苌传的《诗》,在每首诗题下面都有序。本文是诗之大序。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诗歌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文章开头提出《关雎》一诗表现的是“后妃之德”,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服务于统治者对“乡人”与“邦国”的教化和统治。接着,作者用

儒家的诗歌理论来作为论据:“是故治世之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紧接着,他认为变风、变雅的产生,是由于现实政治发生变化的影响,是为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而“大雅”“小雅”之分也是由于政有大小之分。至于“颂”则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总之,他肯定了诗歌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把文艺发展与现实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说明变风、变雅的产生,人民讽刺上政,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这是重视客观现实生活能影响文艺的进步观点。

2、《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本文从文学思想角度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历史著作是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的;第二、历史应该从政治观点出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有肯定有否定,即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第三、最值得注意的是“发愤著书”的观点。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民群众和正直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内心郁结着愤懑的感情,这种感情抒发出来,表现为文字,就成了天地间的至文。“发愤著书”是封建社会的进步观点,韩愈的“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者而后工”都是对此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3、《论衡.艺增》

王充,字仲任,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著作《论衡》主要是在哲学上阐述他的进步主张。王充生活的时代,谶纬迷信之学盛行,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针对这种虚伪浮华、因循抄袭的现象,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疾虚妄”、“归实诚”的主张,对“虚妄”的文风进行全面的批判。王充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里系统地对历史上流传的书籍和“传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指出了人们喜好“言事增其实”的“虚妄之传”是一种歪曲历史,夸大事实的恶劣作风。他强调书写和评论事情必须实事求是,“不可增损”。在这些篇章中,表现了王充敢于反对虚妄,蔑视不良倾向的进步观点。他在反对虚妄地夸大事实的同时,对“经艺”上的增语,并未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在《艺增》中明确的指出“经艺之增”和“百传之语”的夸大事实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经书上描写的事务,“增过其实”,是“皆有事为”,即事出有因。他已经初步觉察到文学作品应用夸张的语言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褒善和警恶的社会目的。说明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并且开始探索关于艺术夸张的创作规律问题,这对后来的文学理论家起了良好的影响作用。但是由于他还不完全清楚文学的特点,以至于他在本文中详细的考察“鹤鸣”能否“闻于天”,武王伐纣,血能否漂杵等问题,用自然科学的真实去要求艺术的真实。认为文学作品是“增之也”,这说明他不完全了解文学作品的规律和特点。另外,在他的文学理论中还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思想。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除了它思想上的矛盾以外,还在于他对“文”的概念的了解比较含混,分不清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界限。但他肯定“经语之增”,实际上承认了文学作品的夸张手段,这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不失为重要贡献。

4、《两都赋》

班固,字孟坚,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著有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两都赋》是班固大赋的代表作。他反对迁都长安。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索汉赋发展的源流,着重介绍西汉武、宣之世辞赋创作的盛况并分析其原因,论述汉赋所表现的内容及文学价值。班固指出汉赋源自于古诗;汉赋的内容:一是抒下情,通讽喻;一是宣上德,尽忠孝。班固赞扬了“大汉之文章”能“炳焉与三代同风”,在同艺术上肯定其价值。

文章第二部分:进一步阐述汉赋在政治上的意义,强调要恢复和发展西汉辞赋的传统,并说明自己创作《两都赋》的缘由。班固的赋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什么是赋?班固认为赋是诗的后续,是另一种形式的诗。第二、汉赋产生和盛行并不是在“大汉初定,目不暇给”的时代,而是在“崇礼官考文章”的武、宣之世。从而指出了汉赋“雍容揄扬”的特点。第三、班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说明了汉赋的价值。从内容说,赋即可“抒下情而通讽喻”,也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从形式说,汉赋的文章,彪炳于世,是不可或少的。第四、扬雄少而好赋,老而辍不复为,对辞赋持基本否定态度。如果仅从讽喻立论,或依据扬雄在特定时代的某些感受,从而全盘否定汉赋的价值和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与影响,那是不公平的。

5、《楚辞章句序》

王逸,字叔师,东汉有名作家。《楚辞章句》是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楚辞》,西汉刘安和司马迁都作了很高的评价,但东汉班固却持反对态度。《楚辞章句序》继承刘安的观点,比《离骚》为《国风》、《小雅》,肯定“怨主刺上”为诗歌的正统。王逸在文学理论上的新贡献:其一,他初步意识到文学作品有其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其二,他还初步意识到,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进步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完好统一。

魏晋南北朝

1、《典论.论文》

曹丕,字子桓,220年即位。《典论.论文》,“典”有“常”或“法”的意思。“典论”,是讨论各种问题的法则。“论文”,是就文学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它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专篇论文的开始。全文六个自然段,主要是评论建安七子的作品优劣,并发表自己对文学的一些看法。第一自然段:指出自古文人相轻,原因是“善于自见”。即想炫耀自己,因而只看见自己的长处,只寻找别人的短处。第二自然段:列举建安七子都具有博学和独创精神,他们各以自己的专长齐驾并驱,驰骋在当时文坛。但要以自己的长处使别人倾服,是难于做到的。故提出“审己以度人”的原则,克服“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毛病。这就是曹丕《论文》的宗旨。第三段:具体论述建安七子的文章得失。“王粲长于辞赋,徐擀时有齐气,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汤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曹丕对不同的作家及风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开创了我国作家风格论的先河。第四段:泛论文人毛病,以及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照应首段,指出文人不但相轻,而且还存在“贵远贱近”,即“厚古薄今”;“暗于自见”即没有自知之明的毛病。接着,转述论文体的不同特点。第五段:论述了“文”与“气”的关系。主张“文以气为主”的观点。第六段:论述文章的价值。把文章肯定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2、《文赋》

陆机,字士衡,西晋著名文学家,他写《文赋》的目的就是要探讨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解决创作中经常出现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一、关于创作激情的产生:其一、

阅读前人作品,从中受到感染,因而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其二、四时自然景物的变化触动了作者的感情,要抒发作者感物而兴的喜怒哀乐之情,因而“投篇援笔,宣之斯文”。二、关于通过想象进行构思的问题。想象的特点首先是情物结合;其次是想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注意到了在运用想象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文思开塞的现象,但苦于没有找到原因,直到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才得以解决。三、关于因袭和创新的问题。作者主张在学习前人作品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创造。四、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理扶直而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要求以思想内容为根本,确立文章的主体;以语言文字为辅,编织文章的色彩。以意为主,以辞为辅。在内容方面,强调情;形式方面强调丽。“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揭示了诗主情,赋写物的特点。陆机不仅重视作品的内容,而且要求有真情实感,形式方面要求构思巧妙,辞采妍丽。五、关于作家的才性和作品风格问题。陆机认识到文体千差万别,事物丰富多彩,在充分描写物象的前提下,由于作者的才性和文体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作家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性,选择相应的文体、创造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六、关于文章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陆机认为文章具有囊括众理、贯通古今、宣扬风教、滋润万物的作用,还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此外、《文赋》还从谋篇、定章、遣词、造句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细致的讨论。

3、《文心雕龙. 神思》

刘勰,字彦和。南北朝文学家。《神思》是第二十六篇,神,指构思时的精神状态即作者的想象活动;思,是指创作构想。本篇在于论述创作构思和想象活动。全文共四段:第一段:总论神思在创作中的必要性,指出修身养性,提高写作技巧对神思的作用。首先指出创作构思时的想象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其次,指出这种思维活动一定要寂静地、专注地、聚精会神地进行,这样,吟咏时才能发出珠玉般的声音,写出美好悦耳的声音。另外,指出主观想象不能离开客观的事物,想象在内心活动时,思想是决定的关键,但当作品反映外在事物时,文词又成了决定一切的枢机。最后,对作家提出了要求:一、“积学”,不断积累知识;二、“酌理”,不断增长才干;三、“研阅”,不断提高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四、“怿辞”,逐渐掌握运用文辞的技能。这样,作家才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总之,思想决定内容,内容又决定

作品的语言。因此,要求内容和语言的统一,并照应前文归结到“秉心养术”,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技能。第二段:论述文思的。认为文思的迟和速决定于一个基础——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技巧。第三段:论说修改润色对写作的必要性。第四段:用“赞”的形式总结全文,说明构思时想象和客观事物的关系,前者受后者影响,而后者又要靠文学作品来表现,故要讲究文词的推敲,比兴手法的运用,写出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好作品。

4、《文心雕龙. 情采》

《情采》是《文心雕龙》第三十一篇,论述情与采的关系。情是指思想感情,即文章的本质,属于思想内容范畴;采是指作品的文采,即语言技巧,属于表现形式范畴。刘勰认为内容和形式是相辅相成的,内容是经,形式是纬,形式依附于内容,内容又有赖于形式的表达,二者应相互结合,达到华实兼顾,文质并美,才是好文章。第一段:提出文质并重的主张,认为“文附质”、“质待文”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第二段:论述“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两种写作态度的不同,提出“述志为本”的创作主张,抨击了当时文坛重文轻质,“言于志反”的不良倾向。第三段,指出过分追求形式会损害作品的内容,只有“心定”、“理正”之后写出来的文章,才是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好文章,所以要

求从内容出发,正确使用文采。第四段,用“赞”的形式,总括全篇主旨。指出文章要用文采来表现,否则文章不可能传播得很远,如果“繁采寡情”,也会使作品空乏无味。照应前文“文附质”、“质待文”。

5、《文心雕龙. 物色》

《物色》主要内容是谈文学创作和自然景物的关系以及文学究竟怎样来反映现实等问题。全文共分四个部分:首先,论述了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刘勰认为客观景物是文学描写的对象,创作开始于对外物的感受:“物色之心,心亦摇焉”。随着四季景物的不同变化,人们就会产生相应的不同的思想感情,而文学就是这种情感的抒发,所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种对物、情、辞的阐述,说明了三者的主从关系,肯定了外物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其次,总结了《诗经》描写景物的经验:情景交融,语言简练。刘勰认为这与诗人有感于物,联想丰富,流连万象,随物宛转,达到心物交融的境界是分不开的。再次,主张描写景物既要形似,又要神似;反对晋宋以来片面追求“文贵形似”的不良风气。刘勰认为,描写自然景物不是抄袭自然,而是要从深远的情志出发,去仔细体察吟咏万物的声色。最后,点出本文的主旨,总结全文。说明山川景物是文思的源泉。诗人触景生情,缘情而发,达到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的境界才能写出动人的诗篇。

6、《文心雕龙. 知音》

《知音》是《文心雕龙》第四十八篇,主要论述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作品的问题。全文共四段和一个结语。第一段,论知音难遇。他把年不能正确评价作家作品的原因,归咎于批评者所持的三种偏见:“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第二段:论难知之故。他认为作品难于正确评价的原因是:“篇章杂沓,质文交加”和“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也就是说:文学并不是有形可触、有色可辨的东西,而是一种语言艺术。文学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作者的思想倾向是比较隐蔽的,他总是把自己的爱憎感情融入于作品的形象之中。文学的这一特殊规律,致使批评者难于掌握作品的客观原因。所以刘勰说:“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另外,读者的偏爱是难于正确评价作品的主观原因。第三段,论音本易知之理。他虽然认为作品的思想内容不易掌握,但他也认为作品仍然是可以认识的。他强调批评家的修养和“博观”对正确评价作品的重要意义。怎样鉴别文情呢?刘勰认为:一、看作品的情志安排;二、看作品的遣辞造句;三、看作品的通古变今;四、看作品的表现手法;五、看作品的典故运用;六、看作品的音调韵律。第四段:论知音程序在于“沿波讨源”和“深识鉴奥”,即由表及里,洞察入微。刘勰认为,文学创作是由内容(“情”)到形式(“辞”),而文学批评是由形式(“文”)到内容(“情”)。即所谓“缀情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另一方面,只有见识卓越、能洞察作品深入意义的人,才可能进行正确的评价。最后,点明本文主旨:真正的好作品,需要依靠见识高明的批评家来做公允的评价,而要正确地评价文学作品,只有遵循文学批评的正常规律,才不至于走上错误的道路。

7、《文心雕龙. 序志》

《序志》是《文心雕龙》最后一篇,是全书的总序。本篇除了对书名解释外,主要阐述了写《文心雕龙》的动机、目的,以及全书的体例和主要内容。最后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到了理论著作的甘苦和自己写作的基本态度。第一段:首先,解释书名:“文心”,即作文之用心,就把作文的纲领、方法,以及文学的体裁和文学的批评都包括进去。“雕龙”指作文如雕刻龙纹一般,比喻作文的精细和要讲究文采。其次,论述了创作的重要性。“树德建言”努力于著述,

能使自己的名声和事业永垂不朽。第二段:首先热情的歌颂了孔子,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对儒家思想的仰慕。其次,强调了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通过他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写《文心雕龙》的目的在于挽救当时走上歧途的文风。第四段:阐述《文心雕龙》一书的大致内容及其体例。全书共分四个部分:一、阐述自己关于文章写作的基本观点。这一部分即所谓总论,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二、论述文学的体裁问题(即文体论)。三、论述文章的创作问题(即创作论)。四、论述文学批评问题(批评论)。第五段:作者论述著书的甘苦和自己写作的基本态度。首先说明自己有的意见与前人相同,并不是雷同抄袭,而是事实上不能有别的说法;有的意见与前人不同,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是按理不能相同。不管自己与前人或今人同与不同,无非是为了找出正确的道理而已。其次,作者一方面认为“言不尽意,圣人所难”,一方面又表示谦虚,觉得自己见识浅薄,担心此书无益于后人。最后,本篇末尾的“赞”,是作者的结束语。一方面感叹人生有限,学问无边;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著作对后人有所帮助。

8、《诗品序》

锺嵘,字仲伟,著有《诗品》三卷,品评了汉魏以来五言诗的优劣,成为我国古代论诗的专著,对后世诗歌批评影响甚大。其序言则为全书的精华所在。《诗品序》可以分为十个自然段,八个部分:第一部分(1自然段)总写诗歌产生及其巨大作用。人的思想感情在外界环境激发下,发生变化,把这种情感抒发出来,便产生了诗歌。第二部分(2—4自然段):论述了五言诗的发生、发展、演变、表现手法,对齐、梁诗歌创作上的不良倾向进行纠正。第二自然段,论述五言诗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提倡“建安风力”,要求诗应清新刚健,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抨击“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哲理诗。第三自然段,在说明五言诗重要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强调三者结合。第四自然段,指出齐、梁时产生“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风,是作者不了解“感荡心灵”对诗歌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5自然段)申说写《诗品》的目的和动机:针对当时诗歌的现状,对五言诗进行评述,以利于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以上三部分为《诗品》卷上序的主要内容。第四部分:(6自然段)对《诗品》体例说明。第五部分:(7自然段)举例说明优秀诗作产生于作者的直接感受,即“直寻”;反对形式主义诗风。第六部分:(8自然段)表明对诸家文论和诗文辑录的不满,申说《诗品》将分三品来评价五言诗作者百二十人。以上三部分为《诗品》卷中序的主要内容。第七部分(9自然段)论述诗歌的声律,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反对“四声八病”说对诗歌的束缚。第八部分:(10自然段)举上品作家包括:曹植、王粲、刘桢、阮籍、潘岳、张协、谢灵运、陆机、左思;中品作家包括:嵇康、张华、何晏、刘琨、郭璞、王微、谢混、鲍照、颜延之、陶渊明、谢惠连。说明他们才是五言诗的优秀作家。以上两部分为《诗品》卷下序的主要内容。

9、《文选序》

萧统,字德施。世称照明太子。《文选》又称《照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保存了周秦到齐梁一百二十多位作家的五百多篇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学问——选学。唐高宗时李善为之作注,玄宗时又有五人为之作注,二者合称六臣注《文选》。全文可分为七段:第一段,从原始时代的生活说起,说明文字、书籍是时代社会的产物。第二段,日常事务和用具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由质朴趋向文化,以此推论文章的发展也必然遵循同样的规律,随着时代的要求而不断发展。第三段从诗之六义讲了赋的发展情况,又讲了骚体的产生。这里有两

点值得注意:(一)、《汉书.文艺志》把屈原的作品列入“赋”类,这里分别论述,体现了汉赋偏重“体物”,骚体着重“抒情”的差别;(二)、屈原作品的“耿介之意”和“壹郁之怀”是由当时楚国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所制造的,可见萧统认为文章“随时改变”的观点中含有社会政治因素。第四段叙述其余各种文体的产生都与社会需要有关。第五段进一步申说编选文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在浩繁的文学遗产中有效的学习,说明选编文集的必要性,同时表明自己的志趣和意向。第六段说明不选经书、子书的原因,对学术著作和诗赋辞翰作了区分。第七段说明不选战国秦汉之际谋士之语及历史著作的原因,指出史书中的赞、论、序、述由于“踪辑辞采、错比文华’而加选录,揭示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选文的标准。最后一段讲编排体例。

唐宋

1、《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修竹篇序》中提出的有关诗歌的理论观点,其核心是复古,具体的说,就是恢复“正始之音”,使诗歌创作回到汉儒所强调的“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上面去。陈子昂的诗歌复古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在唐代有重要影响,但都是就他在文学中恢复正统思想而言的。至于对唐朝诗歌繁荣的贡献,实在谈不上。

2、《戏为六绝句》

杜甫,字子美,世称“杜拾遗”或“杜工部”。本文不但开创了以诗论诗的文学批评形式,而且对诗歌创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这六首绝句讨论诗歌遗产的学习和继承问题。本文,也是针对““好古者遗近,务实者去华”,割断历史,笼统否定六朝以至唐初诗歌的倾向而发的。杜甫提出对待前人诗歌的基本态度是:“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文学的发展不能割断历史,没有六朝文学在内容形式上的发展,绝不会有唐代文学的繁荣。

3、《诗式》

本文是唐代的一部重要的论诗专著,作者皎然,原名谢清昼,人称昼上人。著有《诗式》、《诗议》、《评论》等著作。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大量诗人用创作实践扭转了六朝雕琢浮艳的积习。于是,重内容,尚自然,贵复古之风大盛。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种拾前人复古牙慧的极端:为内容是重而轻视艺术,听任自然而忽视创造,贵古贱今。杜甫曾批判过这种倾向。皎然在这种形势下发表了一些观点:他充分肯定了诗歌创作的艺术价值,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创造,与圣人制经有同等价值。因此,他既不忽视作品的内容,又很注意艺术形式,既崇尚自然,又非常强调艺术创造,既不反对继承又极力提倡变革。皎然在诗学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诗歌意境的阐说。他认为,最好的诗应当是“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辞采,而流于自然”的。他既要求作诗应当充分抒情达意,且又不主张在文字上斤斤计较,甚至赞成“废言尚意”。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呢?他提倡“假象见意”。就是主张借助形象来传情达意。(《团扇二篇》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诗情缘境发”的命题。也就是认为诗歌是通过描绘“境”来抒发思想情感的。他所说的“境”是指作品中所描绘的能够表达某种思想感情的典型生活环境或精神状态。它来自客观世界,但又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主客观融合而成的艺术境界,即“意境”。皎然所谓的“境”,既要求“气象氤氲”,又要求内涵“意度盘礴”,是经过精心选择和构思的产物。这种“境”由“象”构成,但又与“象”不尽相同。它是多种具体形象的有机组合,特别强调通过“象”与“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动态趋势来启发读者。因此,它比“象”的涵义更丰富也

更明确。皎然把有无意境和意境创造的程度作为衡量诗歌作品优劣的主要艺术标准。认为诗作的艺术效果首先是由“取境”决定的。“取境”就是创造意境。它必须经过巧妙的艺术构思。总之,“诗情缘境发”是皎然的诗歌理论中一个基本的范畴。应当说皎然是我国诗歌意境说的真正奠基人。他所阐明的意境说,开创了我国诗歌理论的新局面,对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诗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它是我国传统诗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外,皎然在阐明诗歌创作原则时提出的“四不”、“四深”、“二要”、“二废”、“四离”、“六迷”、“六至”等,闪耀着辩证的光辉。《辨体有一十九字》中关于诗歌风格的阐述,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4、与元九书

白居易,字乐天,中唐大诗人。文学复古问题,初唐已经提出,到了中唐,复古更成了强大的文学思潮。初唐的复古意在巩固刚刚建立的大统一的唐王朝,中唐的复古突出的带有补偏救弊的目的。中唐,元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既有为王朝利益服务的一面,又有揭时政之败坏,哀民生之多艰的进步的一面。《与元九书》表明,白居易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是痛感于“诗道崩坏”,因而“欲扶起之”。而他所欲扶翼振兴的“诗道”,基本上继承了汉儒关于诗歌有补于政治的功利观。他强调“补察时政”,“泄导入情”,当然还是为了有利于“王化”、“治道”。白居易关于诗的最高标准是“六义”,而对“六义”,他所取者在于“美刺兴比”。按照这个标准,文学应为时政而作。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除此之外,吟咏性情之作不足道。按此标准,周朝以后就很少有好诗。他分三个时期论“六义”的逐渐沦丧。首先,战国到汉魏。屈原、宋骚辞,苏、李五言有可取之处,但人数太少。其次,晋、宋之后,得“六义”之旨者极少。第三,梁、陈之间,“六义”尽失。以此标准,唐朝二百年诗歌,值得称道者不过陈子昂、鲍照、李白、杜甫四人。在此,白居易突出强调诗歌应“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肯定了诗歌的社会功效和现实意义。“美刺兴比”这一诗歌的最高标准,他所侧重的不是“美”而是“刺”。他从同情人民的开明的士大夫立场来观察他所处的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能看到更多的是“时阙”和“人病”。因此,对他来说,“六义互铺陈”,几乎就是“唯歌生民病”。可以说,把诗歌反映社会黑暗、民生疾苦从理论上明确地、强调地加于肯定,白居易是第一人。他在实践上贯彻自己的主张,创作了一批以“时阙”、“人病”为题材的优秀诗歌,创导了新乐府运动,从而丰富了唐诗的内容。

5、答李翊书

韩愈,字退之,中唐文学家。世称“韩吏部”、“韩文公”和“韩昌黎”。中唐文学复古,在散文方面为古文运动,为首的是韩愈。古文运动的宗旨,从内容说,是复兴儒学,从形式说,是改革文体。本文两方面都有所涉及,但重在后者。如果说,中唐的文学复古,意在政治上的补偏救弊,古文运动的具体出发点则在于纠正思想上对儒学的偏离。韩愈倡导文章复古,带有明显的排斥异端特别是佛、道的宗旨。本文首先对“立言”提出要求。“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所谓“根”、“膏”即仁义道德。而“实”、“光”则指文辞表现。这鲜明的表现了韩愈倡导文章复古的基本宗旨。其次,学古而又不能食古不化,因袭陈言。第三,关于气、言、声的问题,强调以气为主导。韩愈对散文的艺术形式相当重视,他虽本于“道”,却并不轻视“文”,认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

6、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字子厚,世称“柳河东”,中唐大文学家,诗文皆精,尤长于文。就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来说,柳宗元并不完全与韩愈一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主张,与韩愈最大的区别就是对“道”的理解不同。韩愈之“道”,纯为儒道。柳宗元并不反对儒道,但他吸收了道家的“道之自然”,故强调天道自然而对汉儒天人感应之说有所批判。由于“道”有所区别,韩、柳对文章复古师法的对象也不尽相同。韩愈独尊儒学,故强调“师古圣贤人”,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贤之志不敢存。”柳宗元讲究文章复古,除强调本于五经,参以《孟子》、《旬子》等外,还提出要要“参以《庄子》、《老子》以肆其端”,主张“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可见他取途较广。对于散文创作,柳宗元强调“文以明道”,以“道”为本,以“文”为末,,这一点与韩愈相同。其实,他并不轻视“文”,正因为重“道”,所以他也重视“文”。此外,柳宗元还对散文艺术提出了奥而且明,通而且节,清而且重的要求。

7、与李生论诗书

司空图,字表圣,晚唐诗人。唐代能在较大程度上摆脱儒家功利观而著力于诗歌艺术的研究者,中唐以皎然为代表,晚唐则以司空图为代表。司空图对于诗艺,着重于风格境界的研究。他的诗论代表作《诗品》,描述了诗的二十四种艺术风格。他认为,诗歌真能给予欣赏者以美感的是寄于语言、形象之外的、以诗人的情意为中心的艺术境界,这就是司空图所谓的“味”。在理论上,强调诗人,起于六朝,中“兴”的地位大大提升,变更成了兴、比、赋。司空图论“味”,是对鐘嵘以来的诗歌艺术境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总之,司空图要求诗人的情意寓于语言、物象之中,又寄于语言、物象之外,寓于其中与寄于其外的统一,就是有艺术境界,就是“味”。《诗品.含蓄》强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实际上是诗“味”说的另一种形式表述。以皎然“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意思相同。司空图诗“味”说集前人论诗“味”之大成,对后代诗论有很大影响。此外,论诗主言外、韵外、象外、景外,成为诗论里很流行的内容。

8、答吴充秀才书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欧阳修生活在北宋中期,社会矛盾重重。当时适应政治形势和大贵族、官僚集团艺术趣味的是西昆体,它继承了五代的淫靡文风,片面追求文辞声韵,而毫无内容。与这种思潮对立的,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经科举出身的进步知识分子。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革新派和以欧阳修为首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首领)他继承宋初诗文革新者的成就,把宋代的诗文革新推向高峰,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成为宋诗革新的一面旗帜。本文是书信体文论。第一、二、五自然段适应书信程式要求,陈答来书及所示文章,对吴充好学志道的精神加于肯定和赞扬,并以谦逊的态度自谓才疏职卑,“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但引以为同道,相互激励。第三、四自然段是本文的中心,正面阐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列举历史上正反面事例,说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道理。道和文的关系问题,是欧阳修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他重道而不废文,对二者关系及其具体内容的理解较前人更进一步。他认为道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当时的徒事辞采藻丽文风的针砭。韩愈提倡的道,是孔孟之道,即儒家的社会伦理观念和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制。欧阳修的道也很重视儒家之道,但他把道和现实生活的“百事”联系起来,反对“弃百事不关心”的脱离现实的倾向。总之,欧阳修的道虽然与儒家传统思想相通,但更注意联系社会现实,因此作者必须关心现实生活,文章必须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发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目的。

9、上人书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文学家。《宋史》本传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这不仅指出了他的文章特点,也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王安石和欧阳修一样不满于西昆体。这封信开门见山直接提出文章的作用问题,实际是阐述了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第二段对韩、柳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历史评价,尊韩抑柳。第三段引用儒家经典为依据,强调自身修养的“自得”功夫。第四段提出了“务为有补于世”的主张,强调了写作的目的和原则。最后一段说明写这封信的意图,申明自己的观点,征询对方意见。本文阐述了两个重要理论问题:首先提出文章的社会作用问题,他强调文章直接为礼教治政服务。其次,“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这是它的基本主张,要求写作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对社会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为此他提出了“以适用为本”的写作原则。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他主张以内容为主,同时也不忽视形式。

10、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多才多艺,书、画有极高造诣,诗、文更有巨大成就,尤其开创了豪放派词风,在宋代产生广泛影响。他思想较为复杂,儒、道、释对他都有深刻影响。在理论和创作上,把诗文革新运动引上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作者要有深厚的积累,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他要求文章要“有为而作”,联系现实,“言必中当世之过”;提出文章要根据内容要求,只有表达,摆脱形式限制,使之恰到好处,以取得自然流畅,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他提倡“辞达”说,所谓“辞达”,就是充分表现事物,力求生动明晰;他还强调“神似”,反对“形似”。苏轼所提倡的艺术风格和他的创作特点相矛盾的原因是:首先,苏轼的主导倾向是豪迈、奔放的浪漫派精神,但也写了一些婉转含蓄,清新流利的作品,特别是晚年,创作上追求含蓄平淡,写了一些闲远淡雅的作品,艺术风格发生一定变化;其次,作为天才横溢的诗人,苏轼对超迈雄奇之作得心应手,而对平淡含蓄的风格就有难为之感。

11、答洪驹父书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他的思想以儒家传统学说为主,但也深受老庄和禅学的影响。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并自觉结成宗派的文学流派。《答洪驹父书》的内容大致如下:一、首先肯定洪驹父的诗“语意老重”、“诸文亦皆好”,但指出读书少,缺乏古人绳墨,还没有达到古人境界。多读书,学习前人的法度,这是黄庭坚论诗理论的重要主张之一。(重继承,有合理的一面,但过分强调未免重流轻源,掉入书袋,蹈袭前人,江西诗派之病也就是抄袭模拟)。二、黄庭坚论诗并非轻视思想内容,本文提出“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要求“宗趣”,旨在重视思想内容。但他深受儒家传统诗学的束缚,强调“温柔敦厚”的规范,因此他反对以诗讥刺社会现实。这是它诗论的重要缺陷,从而限制了他诗歌作品的思想性,也给江西诗派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三、黄庭坚论诗影响最大的是在语言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他重视用字造句,提出“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方法。(他所谓的“夺胎换骨”无非是要求在立意遣词上巧妙的借鉴和因袭前人,因而很容易流为变相的抄袭和剽窃)。四、本文开头指出洪驹父的文章“但少古人绳墨”和结尾提出的“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守绳墨可以看成是学诗的入门,不守绳墨可以看成作诗之极致。它反映了学诗由入门到成熟的不同阶段。

12、论词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生活在两宋交替时期,以词著称,是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他前期的作品以描写爱情生活和对自然景物的感受为主;后期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国之恨成了作品的基调,相应的增加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她的词艺术境界很高,不依傍古人,自出机杼,而能达到曲尽人意的境界。《词论》从词的特点出发,探讨了词的发展过程,按历史线索把词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盛唐时期,词已经产生,它与音乐结合,以歌唱为主;其次作为饮宴助兴的声乐出现,受到广泛重视,但与诗文的正统地位不同,文人填词尚不多见。晚唐、五代词调骤增,词作日繁,出现了以名家的南唐李氏君臣,词的艺术创造有所发展,而“郑卫之声”、“亡国之音”的思想内容不足取。宋代词作趋向全盛,出现了许多名家,词的创作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李清照对此持否定态度。她对宋代词人的评价,侧重于词的写作特点和体制,她看到了宋词发展史上的巨大变化,却以保守的态度予以否定。她强调音韵和谐,反对以诗为词和“词语尘下”。李清照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这是她对宋代词家进行针砭的理论依据,也是婉约派词论的核心主张。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写作特点,这正是与其他体裁区别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词别是一家”之说是卓有见地的、值得肯定的。但固守自己的特点,不足以吸取其他体裁的长处,将会限制自己的发展。李清照论词宗主婉约派,强调音乐美和抒情性,突出词的艺术特点,但对婉约派词人也有所批评。其实,她后期的创作基本上突破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3、题酒边词

《题酒边词》是胡寅为向子堙的词集《酒边词》写的题词。本文有如下精辟的见解:首先,作者认为,词曲是古代乐府的继续和发展,是诗的一种。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词别是一家”,甚至主张词为艳科,把词与诗对立起来。胡寅这样论述词的流源,把词与诗等同看待,对正确认识词的性质和社会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胡寅也揭示了词与诗的不同之处,他认为,词主要的是接受了楚词,特别是《离骚》的传统,具有“变风变雅”的特征,它的抒情性更强,有突破传统礼仪之处,不同于正统儒家的“哀而不伤”,作者肯定了词的进步方向,对词的发展有进步作用。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推崇东坡词。实际上,他把苏词作为词的最高标准来看待,他的这种高度评价苏词,对豪放派词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此外,胡寅很重视作者的品德修养,他认为词的风格是作者人格的反映。

14、岁寒堂诗话

张戒,字定复。他与江西诗派著名诗人交往密切,对江西诗派的流弊有较深的理解。《岁寒唐诗话》就是在批判苏、黄诗风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岁寒唐诗话》原书已佚,清人丁福保《历代诗话继篇》收《岁寒唐诗话》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以探讨诗歌创作理论为主,兼评历代诗人及作品,全面阐述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下卷集中评论杜甫诗作,反映了他以杜诗为楷模,加以推崇和效仿的精神。本文主要观点有:一、言志为本,咏物为工,是张戒论诗的基本主张。“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餘事”。“志”是情志,“言志”就是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是作诗的目的和出发点。“咏物”指描写自然景物,诗人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内容充实,也会产生很高的艺术性。反之,单纯的描写自然景物,必然玩物丧志,内容空虚,艺术乏味。强调思想内容,有利于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突出抒情特点,就必须重视诗歌的艺术性。《岁寒唐诗话》正是大篇幅的从抒情性特点出发,探讨了诗歌艺术性问题。他用“意味”说明艺术的重要性。对艺术性他提出了三个因素:情真、味长、气胜,在列举诗人艺术特长时,又提出了意胜、味胜、韵

胜、气胜四个概念,分别概括了构成诗歌艺术性的思想感情、艺术感染力、音韵效果、充沛的激情等因素。二、思想内容强调“情真”,艺术表现要求“中的”。张戒强调“因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张戒已经接触到了艺术创造的真实性问题。“中的”包括抒情和写景两方面的内容,既要抓住事物的基本特征,使所描写的对象形象鲜明生动,情深而意切,这样的作品才能产生强力的艺术感染力。如何做到“中的”?张戒要求诗歌创作感物而动,因情而发,抓住彼时彼地具体而生动的感受,做出形象的描绘,才能充分表现事物的特征。三、诗歌的艺术风格,他赞赏古朴风格,反对雕琢字句,以议论为诗、追求用事用韵;他强调诗歌必须委婉含蓄。他论诗歌的艺术风格,一方面说明他对诗歌的艺术特点有较深的理解和体会,同时也反映出他受儒家思想的束缚,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把历代诗歌分为五等,宋诗排在最后。推崇李、杜但不学李、杜,提倡从头学起,反对苏、黄,并持全面否定态度,看不到宋诗的长处。

15、沧浪诗话.诗辨

严羽《沧浪诗话》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诗辨:论述学诗的门径、方法、诗歌风格和艺术特点;第二部分:诗体:论述历代诗歌体制的流变和分类;第三部分:诗法:论述诗歌写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第四部分:诗评:从艺术风格上评论历代作家;第五部分:考证:对某些作家、作品的时代、本事、真伪、讹误作了一些考订辨正。一、江西诗派推崇黄庭坚,讲求“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导致后人剽窃模拟,四灵派师贾岛、姚合,诗风纤仄、清苦。在严羽看来他们的师古门径都不对,由此提出了“以识为主”,要求学诗要有眼力,辨认真伪邪正。认准学习对象,走正学习路子,这是学习的第一步,即“入门须正”。他把汉、魏、晋、盛唐当成正路。他强调艺术性,重视艺术表现,与强调美刺、兴寄的传统观点不同,有忽视思想内容的倾向,但对提高诗歌的艺术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二、严羽以禅喻诗,重在妙悟。以禅喻诗失于虚幻,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的艺术特点。“悟”有两种含义:第一,学习鉴赏前人的作品要“悟”。即对前人的作品深入体会、反复琢磨,也就是“熟参”的功夫。严羽把前人的作品分为两类:第一义之悟,包括汉、魏、晋、盛唐。第二义之悟,即所谓“一知半解之悟”主要指中、晚唐和两宋诗歌。第二,诗歌创作要“悟”。主要指诗歌创作要捕捉形象。处理好词、理、意、兴的关系。他用“别裁”、“别趣”两个概念强调诗歌要“吟咏情性”,必须应用艺术思维的规律寓情于物,突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在这里他已经体会到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不同,并肯定了它在诗中的地位。三、严羽评价诗歌的最高标准是“入神”。严羽论诗的主张是就抒情诗特点而言的,他评价抒情诗主要强调“气象”和“兴趣”。气象要深厚、博大,汉、魏、晋、盛唐诗都具有这一特点。“兴趣”包括形象、意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情趣。严羽的诗论对提高诗歌的创作艺术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但以禅喻诗又迷离恍惚,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金元明清

1、《论诗三十首》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金代文学家,在金、元之际颇负盛名,诗词风格沉郁,并多伤时感事之作。论诗以“诚”为本,崇尚“天然”、“真淳”。自杜甫后,以诗论诗,尤其以绝句论诗成为风气,《论诗三十首》是最为杰出的一组。这组诗,对汉魏以来乃至宋代的诗歌,择其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作品加以评论,是对前代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作者的文艺思想和审美观点。第一,主张刚健豪壮的风格,反对纤弱柔靡的诗风。对慷慨豪壮风格的曹植、刘桢、刘

琨、阮籍、陈子昂、韩愈等人的诗作尽情赞扬,反对善作“女郎诗”的秦观。第二,提倡清新自然,反对雕琢。他高度评价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和谢灵运(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的诗。第三,提倡亲身体验,反对一味模仿。由于主张以“诚”为本,元好问于诗歌创作又强调“真”。“真”从何来?只能来自实际生活的体验。

2、《词源序》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词源》是张炎的晚年之作,《词源》分上下两卷,上卷论音律,下卷论词的创作和鉴赏。本文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讲词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提出了一个衡量词的基本标准——雅正。雅正首先是对词的内容要求,衡量词的好坏,首先要看它的内容是否雅正,然后再看内容表达是否完美。从“雅正”这一基本标准出发,他还提出了词要意趣高远和清空。第二,通过对周美成、秦少游等宋代词人的批评,提出了词要立意清新,自成一家。他赞扬周邦彦的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前人诗句”,指出他于乐谱“间有未谐”的缺点,进一步指出他的追学者只学得皮毛,堕入形式主义的泥坑,以至于“失之软媚而无所取”。第三,自述写作《词源》的经过和主旨。

3、《录鬼簿序》

鐘嗣成,字继先,号丑斋,元初戏剧家,著有《录鬼簿》二卷。《录鬼簿》广泛地记载了中国戏曲繁荣时期元代的戏曲、散曲作家的平生事迹和作品目录,是研究我国金、元文学的宝贵史料。同时也是我国戏曲理论和戏曲批评上的重要著作。《录鬼簿序》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和戏曲理论观点。第一,作者首次肯定了戏曲作家的地位和戏曲文学的价值。第二,正是由于作者认识到戏曲事业的意义,所以他希望通过对杂剧家及其剧作的介绍,对戏曲创作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方面,钟嗣成功不可没。第三,这篇序文,表现了作者反正统的坚毅精神。这种献身戏曲事业的精神,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4、《与李空同论诗书》

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前七子领袖。与文学创作主张复古,与李梦阳(李空同)相近,但具体着眼点不同,李梦阳学古强调学古人之规矩法度,何景明学古则强调领会神情而不徒得其形貌。此外,二人风格也不一致,李梦阳主骨气而往往流于刻板,何景明重才情而间有清新之作。前七子的复古,虽然对当时的“台阁体”有所冲击,,但他们的复古没有革新意义,针对他们复古内部的矛盾,李梦阳和何景明展开了争论,本文就是他们的争论及主张。此文主要阐述了一个问题:学古的态度问题。首先,作者提出了自己与李梦阳在学古问题上的基本分歧:“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行迹”。针对李梦阳的复古弊病,何景明提出学古重在内在精神,而不能着眼于外在形迹。接着,作者提出意象相应的问题,是对他领会神情,不仿形迹的进一步发挥。何景明强调领会神情,但并不是认为凡法都不可学,它只是认为学习古法也有一个态度问题。学习古法要注意两点:一、“法同则语不必同”,不要对古人的作品句模字拟,“叙其已陈,修饰成文”;二、学习古法对诗文创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犹如筏之于渡。登岸舍筏,说明了学习古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也说明必须从学古达到一个创新的境界。最后,何景明指出,诗文创造的要务在于充实内容实质,而不是单纯追求“声色之末”。这样,就能“自创一堂室,开一户牖,成一家之言,以传不朽”。总之,何景明此文反对单纯稀释的模拟,提出里会神情,不仿形迹的主张,是有价值的,但有两点

值得注意:第一,此文指出李梦阳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弊病是中肯的,但李梦阳虽主张模拟,但并不完全反对变化和创新,因此不能据此文来断定李梦阳的全部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第二,何景明在此文中提出的主张与他的创作实践是有距离的。

5、《叶子肃诗序》

徐渭,字文清,后来改字文长,号青藤,又号天池山人。在当时被称为“狂人”,徐渭在文艺上是一个通才,杂剧《四声猿》最为著名。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作为文学新思潮的突出代表,首先冲出来冲击传统礼教桎梏,倡导思想解放的就是徐渭。他认为为文应“取兴于人心”,“取吾心之所通”、应宣泄“人之情”,这些观点都带有一定的人本主义色彩的精神精华。他从思想上打开了文学繁荣的道路,对明后期和清前期文学都有重大影响。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和提倡戏剧、小说和民间诗歌曲词。他把“今之优之唱而白之宾”提高到了与古代经典同等的地位。他特别赞赏“天机自动,触物发声”的民间创作。徐渭与后七子同时,以他自由狂放的思想性格,以他“人心”、“人情”为本的文学主张反对后七子模拟古董的风气。值得注意的是,他与过去一般的反拟古作家不同,他是从文学应当表现人之“性”、人之“情”这一点来反对拟古的,这就使得他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带有新的思想色彩。他认为文学应自然真率的表达自我性情,这不但批判了模拟之风,对传统的“明道”、“载道”之说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开了明中后期戏剧、小说言情为主的一代新风。

6、《艺苑卮言》

王世贞,字元美,自号凤洲,又号弇洲山人,后七子领袖。在当时,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受到徐渭、李贽等人的批评,因此,王世贞一方面坚持“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老路,一方面又要对前七子的理论加于修正,提出一些实际上违背复古主义原则的主张。《艺苑卮言》是王世贞论诗文的一部著作,“卮言”语出《庄子.寓言》“卮言日出”,“卮”是一种酒器,满则失去平衡而倾倒,空则保持平衡而直立。“卮言”取卮之或倾或立,并无一定,比喻言之随事而变,并无定准,后人即用于作为对自己著作的谦词,有“漫谈”之意。本文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王世贞仍然坚持以秦汉、盛唐诗文为最高标准,即所谓“第一义”,基本上遵循前七子的主张。第二,王世贞提出学古而不泥于古的规矩法度。第三,由于着眼于神情而不着眼于形迹,王世贞很重视诗歌的境界问题。他认为诗歌境界是情与事的统一,这一观点和何景明的“意象应则合”的观点相近。总的说来,王世贞希望对拟古之风有所突破,但由于不离复古主义立场,仍不见起色。

7、《童心说》

李贽,字卓吾,号宏甫,又号温陵居士。在明代的文学思想领域里,李贽和徐渭一样,是开启一代新思想和文学新风的主将,是以泰安学派为中心的反封建传统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作为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异端”、“妖人”,猛烈抨击正统的立法教条和道学思想,要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一扫明前期文学的教忠教孝和模拟剽窃的腐恶空气,对明后期以致清前期文坛的思想解放与创作繁荣,有重大影响。《童心说》是李贽表现其进步思想的代表作,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在文学上提出“童心”这一命题,在中国文论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童心”就是真心,就是清洗了封建伦常教条束缚和蒙蔽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它不是一般所谓的“真情实感”,而是出于人的

自然本性的真情实感。强调“童心”,就是要把人欲从封建理学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显然具有一定的人本主义色彩。既然肯定了“童心”,就必然要反对以“闻见道理”为心。李贽所谓的“闻见道理”是指“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的封建理学教条。根据这个标准,他不但揭露了当时一般道学家欺世盗名的虚伪丑恶,而且直斥儒家经典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绝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这就抹去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神性光辉。从文学上说,“童心”也成了判断文学作品的真假高低的出发点。按照这一全新的标准,李贽充分肯定了《西厢记》、《水浒传》等具有反封建意义的进步文学作品,打破了以诗古文为文学正宗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唐宋以来的小说、戏剧的地位。对《琵琶记》(宣扬人伦教化)进行批叛。《童心说》是在进步的方向上发展了王阳明心学的结果,他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童心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称得上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它是新的社会力量的要求在思想、文学上的反应,它以全新的思想,启发了一代作家;以全新的标准,衡量了前代的文学,推动了中国十六世纪后期至十八世纪前期进步文学的发展。

8、《牡丹亭记题词》以及《答吕姜山》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明代著名戏剧家,作品有《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汤显祖是徐渭、李贽所开启的新思想文学潮流的中坚,他不但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体现并发扬光大了反封建理学、争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而且在理论上,对徐渭、李贽的思想主张也有所发挥。《牡丹亭记题词》一文突出地强调了一个“情”字,表明汤显祖于文学创作主张于“情”为主。他说过“世总为情”,认为人事都以情主宰,因而一切文学作品也应以情主宰。这种主张就是主情说。《牡丹亭》最能体现主情说,它以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这种“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具有冲决一切力量的“情”,就是对个性解放的呼吁。汤显祖把“情”和“理”明确的对立起来,实际上,汤显祖强调的“情”就是李贽所强调的“童心”。“情”与“理”的对立,也就是“童心”与“闻见道理”的对立,同时,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所揭示的“人性”与“神性”的对立,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答吕姜山》的基本思想是:戏剧创作是“为情作使”,在处理戏剧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时,必然以情为主,词曲音律都服从于情的表达。而不是反过来,以后者束缚、妨碍前者。至于声律,既然是以传奇的题材进行创作,就不可不讲究。事实上,汤显祖也是精通声律的。但绝不能把着眼点首先放在声律上,不能以律害词。所以汤显祖对吕姜山为了一一合律而窜改《牡丹亭》表示不满。他的不满志在维护原著意趣,即他所最为强调的“情”。

9、《曲律》

王骥德,字伯良、伯骏,号方诸生、秦楼外史,《曲律》又称《方诸馆曲律》,是其代表作。《曲律》在明代戏剧论著中是比较突出的一部,它不仅探讨了戏剧的音乐格律,而且注意到了戏剧作品的文学特征。本文选段表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见解:

一、戏剧语言:关于戏剧语言,王骥德的基本主张是语言必须服从于“模写事情,体贴入理”。而最适合这个目的的,是本色与文词相结合的语言。戏剧语言不宜太华,太华不利于情理的表达;也不宜太俗,如纯用本色,则易流于单调俚腐。总之,他主张语言要文俚相间,雅俗共赏。另外,王骥德从戏剧文学不同于一般案头文学的特征出发,提出了戏剧语言的两点主张:首先是“使人歌之,容易上口”,即曲辞要合于音律,使演员唱得出来;其次是“谐里耳”,即使普通老百姓都能听懂。这种主张,反映了市民群众对戏剧的要求,也提出了保持戏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值得重视。此外“论宾白”一节,一方面强调宾白的重要性,认为宾白与曲辞具有同等地位;另一方面提出了写好宾白的标准,即“明白”和“美听”。“明白”就是要口语化,不宜用古文体,和四六骈体。“美听”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语言的

音乐美,宾白虽为口语,但要在口语的基础上加以锤炼,使之给人一种铿锵悦耳的美感;二是宾白的语言也应“情意婉转”,使之入于耳而感于心,具有艺术感染力。

二、戏剧结构:首先,戏剧结构要严谨统一,剪裁组织得当,不可枝蔓涣散,不可“令一人无着落,令一折不照应”;其次,抓住剧情主脑,确定全剧节奏。“传中紧要处”要“极力发挥使透”,而无关紧要处,则不必过多敷衍;第三,“勿落套”,剧情编排不可千篇一律;第四,“勿不经”,即剧情发展要符合生活逻辑,入情入理,不可过于追求奇巧,甚至荒诞不经。

10、《雪涛阁集序》

袁宏道,字中郎,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为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成就最高,著有《袁中郎全集》。明中后期进步文学思潮,在诗文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公安派标举的“性灵”。这篇序文主要用意在反对摹古,主张“信腕信口”,反对“字比句模”。作者宣称要“务矫今代蹈袭之风”。他认为“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的那种“一倡亿和”的局面应该打破;他为诗风日下感到“可羞”,为文人之“为诗所困”感到可惜,于是他立志要替他们“脱其粘而释其缚”,这便是公安派的创作原则。它批评的锋芒是指向“复古派”的。公安派强调创新,其主要理论是“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而诗文创作则“不能不古而今也”。他们认为“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强调文学作品必须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师而不以古人为师。并努力做到“穷新极变”。公安派并不完全否定学古,如何学古呢?他们主张从古人的经验中汲取有用的因素,在“变”的前提下向古人学习,要学得精神,抛弃躯壳。当然,由于强调“穷新极变”,由于不避“俚、俳”,公安派的创作后来逐渐产生浅俗的流弊。

11、《诗归序》

钟惺,字伯敬,号退谷,与谭元春同提倡“性灵”之说,与公安派相同,但他们在“性灵”中特举“幽深孤峭”之旨,欲矫正七子及公安派之弊,世人从之,形成竟陵派。《诗归》是他们二人共同编辑的,是要借具体作品来贯彻他们的诗论的。但是《诗归》一书和竟陵派的诗论,是有不少流弊的。

本文阐述了作者两方面的见解:首先,作者认为诗歌创作的途径变化是“有穷”的,而创作诗歌的精神的变化是“无穷”的,途径有穷,而只在途径上下功夫,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其次,作者提出救弊之法,在于学古人之精神,即“求古人真诗之所在”。但竟陵派只“察其幽情单绪”,并未得古人真诗。“幽情单绪”也并不是古人精神。所以,竟陵派的诗歌主张并没有多大价值,远不如公安派的“独抒性灵”。

12、《醒世恒言序》

可一居士,人物不祥。明中后期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重视戏剧、小说及民歌在文学中的地位。本文与绿天馆主人的《喻世明言序》(《古今小说序》)、无碍居士的《警世通言序》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文学思潮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对小说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的高度重视。本文称小说可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而不朽”。这样的观点,形式上虽然仍在尊崇圣贤经典,但在实际上是对仅仅宗经征圣的传统观点的突破,这对反对正统偏见,推动新兴文学的繁荣有重要作用。此外,作者指出小说应异于“艰深”“藻绘”的诗文作品,应做到“触里耳”,使百姓能够懂得,强调文学的通俗性、群众性,这也是很可取的。此序在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时,又提出小说“为六经国史之辅”。说明作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立场,但也有肯定异端的倾向。因此,作者谈到小说的社会作用时,特别强调小说有助于“教化”作用。

13、《序山歌》

冯梦龙,字犹龙,明后期文学家,辑有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本文是冯梦龙为他自己所编辑的另一本民歌专集《山歌》(又名《童痴二弄》)所写的序言。这篇序文反映了他与徐、李、汤等一脉相承的进步文学观点,他认为山歌是广大人民抒发真情实感的作品;这种作品越是“不得列于诗坛”,越是“荐绅学士家不道”,他却越是要极力提倡。“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是他为《山歌》规定的明确任务,也表现了当时的进步文学思潮反名教的战斗性。这篇序文,对封建正统文人投以辛辣的讽刺,这些道貌岸然把通俗文学的作者目为“田夫野竖”的荐绅学士们,不过是以“假诗文”沽名钓誉与“季世”的伪君子而已。这种观点,体现了冯梦龙的进步文学思想。

14、《读〈第五才子书〉法》

金圣叹,字若采,明末清初人,是我国最有名的小说戏曲理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散文家。他把《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称为五才子书,三十岁左右加于点评。把《忠义水浒全传》71回以后的内容删去,使故事在梁山大聚义结束,并加写了一个卢俊义惊梦的结尾,去掉了书名上的“忠义”二字,否认了打方腊和招安的事实。从而使《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都面貌一新。另外把《西厢记》称为第六才子书,删改了大团圆的局面,让作品止于草桥惊梦的古典悲剧。《读〈第五才子书〉法》是金圣叹的小说理论纲领。其中主要谈了以下问题:

一、从理论上阐释了文学作品与历史记载各自的特征。他指出《水浒传》只是小说,读者不必问其人事之为有为无。他称赞《水浒》胜似《史记》,理由是:史书要服从事实,而文学作品则可以进行虚构。但他也认识到《史记》毕竟与一般的史书不同,有许多传记文学中的佳作。金圣叹还研究了些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的方法,提出了“为文计”说,即围绕作品的主题选择和处理这些历史素材。作家可以对历史事实采取剪裁和夸张的手法,还可以通过想象填补故事的缺陷与空白。

二、关于典型塑造的理论是金圣叹小说理论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小说的主要任务是写人物,而《水浒》最大的成就就是把108人性格都写出来。这些形象之所以塑造成功,是因为作者写出了他们的出身、面孔和性格。金圣叹从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四个方面论述了典型的特征。并把气质作为典型的必备条件,就是说他要作家发掘人物的内心奥秘,把灵魂深处的东西展示出来。其次,他强调小说人物的语言应符合人物的个性。此外,他还注意到了人物的语言与其政治观点应该一致。

三、《忠义水浒传》作者对人物排座次多不恰当。金圣叹在《读法》中“调整”了座次,以品行、气质为评定人物优劣的主要依据。

四、金圣叹所谓《水浒》的文法即写作方法,其中的“夹叙法”即“不完句法”,这是西洋小说写对话比我国章回小说高明之处。金圣叹在17世纪40年代已经独创了,但五四后才广泛运用。至于正犯法(把性质相似的题材、故事重写一遍)与略犯法,极省法与极不省法,弄引法与獭尾法,都是根据相反相成原则提出来的。他在《读法》中共提出了15种小说的写作方法。此外,在《水浒》批文中还谈到避实就虚之法等等。他的文法对后世小说理论也有影响。

15、《闲情偶寄》

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明末清初著名戏剧活动家、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他既擅长于编剧,又熟悉舞台演出,善于导演,是一个全面精娴的戏剧能手。《闲情偶寄》是一部内容广泛的书,它包括烹饪、建筑、园艺、等,戏曲理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戏曲理论又分为词曲部和演习部。词曲部谈剧本创作的问题;演习部谈导演演出的问题。本文所选属于词曲部。词曲部有包括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浑第五、格局第六,对戏曲创作从主题、题材,情节、结构、人物、语言,到科浑、音乐,都作了全面的论述。

李渔关于戏曲创作的理论,有一个根本点,就是强调要从观众出发,注重戏剧的舞台演出,也就是说,要注意群众性和演出效果。所以他的一切论述都围绕这一根本点:使大多数人都能看懂,并受到欢迎。正因为如此,他首先强调结构(即对主题、题材、人物、情节等的组织与处理)。李渔不仅强调了结构的重要性,而且还提出了“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使剧本主题突出,结构严谨的方法。在“立主脑”中,他要求每个剧本都要有鲜明的主题,要突出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在“密针线”中,他要求故事情节前后要统一,考虑埋伏和照应,使整个剧本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在“减头绪”中,他要求作家要“头绪忌繁”,文情专一,使“三尺童子观演此剧,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除此之外,在“脱窠臼”中主张创新,反对抄袭;在“戒荒唐”中主张所写的事应合于人情物理;在“审虚实”中,他还提出对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处理问题,和典型化的问题。

戏剧的语言,在戏剧中是非常重要的,李渔在词采、宾白等节中作了精彩的论述。他主张戏剧语言应该“贵浅显”、“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声务铿锵”、“语求肖似”、“字分南北”、“文贵洁净”、“意取尖新”、“少用方言”。贯穿这些主张中的基本精神,就是语言要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尤其要个性化。此外,李渔特别强调宾白的重要性,认为“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这也是值得重视的。

戏剧有教育作用,但也有娱乐作用,为了使剧本有较好的演出效果,起到娱乐作用,李渔主张应该重视科浑的作用,使他帮助观众驱散睡魔,抖起精神看戏,但要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做到诨而不俗。李渔的戏曲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王骥德的主张,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元明以来戏曲艺术实践的丰富经验,揭示了戏剧创作和演出的艺术法则,在戏曲史上画上了重要的一笔。

16、《原诗》

叶燮,字星期,号己畦,学者称横山先生,清初当过县令。他一生写了许多独创见解的文学理论著作。《原诗》是他的论诗专著,是一部能在理论上建立自己体系的精心著述,对诗的源流、正变、本末、盛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很富有特色。它突破了北宋以来盛行的一枝一节论诗的“诗话”体裁。用长篇的论文形式,“综贯成一家之言”。同时这部著作通篇贯穿着对于教条主义和复古主义文学理论的强烈批判精神。

本文选录的是《原诗》内篇下的第三、四节:

第一部分:论述诗歌表现的内容及创作法则。内容方面,他认为,“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天地间的一切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都可以用“理、事、情”三者来概括,所谓“理”就是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事”就是事物的客观存在;“情”就是事物千姿万态的情状。“理、事、情”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因此,诗歌决不止于抒情,决不限于对事物表象的描述,它应该是表现客观事物的“理、事、情”三方面,而且是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有机统一。法则方面:他认为“法”有“死法”“活法”之分。他强调“活法”,认为“活法”是“变化生心之法”,它的作用就在于能真实地创造性地反映客观的“理、事、情”。叶燮既承认“法”的存在,又反对拘泥于“法”,主张一切以“理、事、情”为“平准”。这就有力地抨击了明代以来“一切以法绳之”,“不敢过于法,不敢不及于法”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理论。

第二部分:首先概括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理、事、情”,必须通过诗人主观的“才、识、胆、力”来表现,才能产生诗歌。接着对“才、识、胆、力”的重要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他认为“才”是进行创作的艺术才能;“识”是诗人对客观规律和诗歌创作规律的认识;“胆”是诗人敢想敢言的创造精神;“力”是诗人的艺术独创性。四者的关系是交相为济,而以识为先。“识”决定着“才”,影响着“胆”,支配着“力”。“识”不是凭空而来,是从研究客观事物中得来的。总之,叶燮《原诗》的确是一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真知灼见的诗论,它不仅在清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很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