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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述_职教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二次研究的高潮期，而中间五、六十年代则为研究的低潮期。这二次高潮和一次低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整体发展一脉相承。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起步最早、收获最多、成绩最大的一个领域。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诞生。陈著篇幅不大，只有七万余字，但论述的范围却很广，从孔子到章太炎，大致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全书共12章，各章叙述简约，其中第3章“总述”只有二百余字。然而，作者“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在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均不乏新颖之处，同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分期的看法也颇具现代学术眼光。故该书虽属首创，在许多方面都难免失之粗疏、简括，但对后出的批评史著作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真正奠基人郭绍虞就很推崇这本书，他承认自己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是受陈先生的启发，并说：“陈先生的学问很博，他在这方面开创了门径之后，又在其他方面建立了许多新的园地，似乎在这方面反而变得不大注意了。”（注：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载《书林》，1980年第1期。）然而朱自清则认为陈著并不怎么样，他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说：“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注：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说实话，这样的评价不仅抹煞了陈著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之功，而且还有点与事实不符。陈著虽属首创，然并非“毫无新意”，如书中认为：后人率谓昌黎“文气”之说，本诸魏文。然观魏文言“徐幹有齐气”，“公幹有逸气。”又谓“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实指风格(Style)而言。至后世所谓“气盛言宜，”所谓“鼓气壮势，”则并指语势(Fmphasis)言之。自以语势为气，而后作者务曼衍其辞，壮盛其句，如飘风之旋，奔马之驰，长江大河之倾注，犷气乃流露于行间。（注：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93页。）这里将曹丕的“文气”理解为风格之气，将韩愈的“文气”理解为语势之气。应该说这种区分还是精当的。而陈著1927年初版，1929年三版，至1940年已出六版，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批评史研究专家，也都认为陈著具有开创之功，并承认他们从事批评史研究或受其影响。当然，若与郭绍虞的同名著作相比，那么陈著的不足又是显而易见的。椎轮之始，不可苛求。我们应该看到，“正是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批评史也才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注：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基础，使之成为一门众所公认的独立学科。这当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empirenews.page--]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十三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草创时期，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早在二十年代，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一个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中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他

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自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这就使郭著在材料的掌握上大大超越了前人。他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自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1928年，作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气的辨析》一文，对古代文论中纷繁复杂的“文气”说进行辨析。通过逐一分析考订，作者认为各种文气说归纳起来不外两大端：一是所以致之之本，一是所以致之之法。前者是因气以论文，所以所说的只是种种方面与文气的关系；后者是因文以论气，所以所说的又是文气在文章中间的作用。我们再明晰些说：前者以批评理论为主，是从作品中看出作者才学气习的问题；而后者则以创作方面的方法为主，是说明文章如何才能不“吃”而贯的问题。（注：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这就是通过博考事实而得出的宏观裁断，其结论高层建瓴，发前修所未见。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自然显得治棼理丝，层层深入，得其大体，胜人一筹。在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思想背景方面分析文学理论问题。他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著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体例方面，他在《自序》中说：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empirenews.page--]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是由于书中在内容分析上全以思想背景的不同为依据所造成的。郭著的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因为这样编写容易旁及其他学科，并与思想史联系起来。如周秦部分述及孔孟墨庄荀诸子，注重从各派思想学术的特色入手；北宋文论一章时刻不忘与道学（理学）之瓜葛，开篇即论“统的观念”，且为道学家单列一节；明代以理学与心学之并峙交替为贯穿线索，论宋濂则引《宋元学案》以述其与朱子学说之渊源，叙陈献章薛瑄之诗风诗论则先指明其学术上潜在的“师心”倾向；对清人袁枚的性灵说，又揭示其与颜（元）、李塨学派之因缘，等等。（注：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背景。作者说：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这样的划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强调了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郭著在资料搜集上的优长和撰写方法上的革新奠定了它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地位。尽管如此，郭著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明显的是郭著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郭著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就是在诗文理论方面，郭著也不是没有缺憾。我国古代不少诗词选本，往往附有评语，其中的序言、例言常提出一些重要的诗学主张，也是批评史研究所当重视的。如唐{学}人选唐诗中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闲气集》，

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多有序文或评语，足资钩稽。又如一些词的选本也有明显的倾向性，清初、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厉鹗继起，蔚为大国，世称浙派。清中叶，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董毅选辑《续词选》，推衍这种理论，于是又开了常州一派。与董毅同时的周济又辑《宋四家词选》，在《序论》中他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即“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主张。这些人选诗论词，自成一派，似可列一专章论之，惜作者未予重视。与郭著同年出版的批评史著作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汉魏南北朝），方著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作者自谓本书的写作“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径，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故本书虽不以“史”命名，却随处可见作者精彩的议论，这也就构成了本书史论并重的特点。“比方对于老杜的文学批评，注重别裁伪体；对于元遗山的文学批评，注重悲歌慷慨；及唐诗分初盛中晚的争辩，宋诗的崇拜与攻击，都是能搔着痒处，发人深省。”（注：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60页。）[!--empirenews.page--]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内容只限于周秦汉魏南北朝。后来作者一面修改，一面续写，到194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分别题名：《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本书。1957年，经作者修订、合编，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两册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包括前两本，第二册包括后两本。1961年，作者去世后，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罗著之所以分册出版，是有作者独特的意图的。他说：“许多写书的同志大都计划着先由简略而后扩充到详赡，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计划，打算‘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遗憾的是，疾病过早地夺取了他的生命，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既没有写完出齐，简明本也就更谈不上了。尽管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批评史著作，但它仍不失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首先，这是一部充满史学意识的批评史著作。作者在长篇“绪言”里，不仅对“文学”与“文学批评”分别进行界说，而且还对“文学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总结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不仅对文学批评与时代意识、文学批评家、文学体类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文学批评随时代、人物、文体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强调史家的责任就是求“事实的历史”之真；不仅关注“材料的搜求”、“选叙的标准”，而且重视“解释的方法”、“编著的体例”。其次，强烈的史学意识使得罗著在材料的搜求与爬梳上见出优长。罗著论述的时期较郭著为短，但内容却较郭著为详。仅到两宋时期，就近六十万言，若明清部分完成，则不下八十万言。在材料的搜求甄别方面，举凡群经子史、文集笔记、总集诗集，乃至品藻之言，作者无不一一抽绎，殚精考索。所以，就连同样以材料的搜求整理见长的郭绍虞也称赞说：“雨亭（罗根泽字）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复次，强烈的史学意识还使得罗著在编撰体例上胜人一筹。罗著分为六篇，篇各分章，章又分节，条例分明，叙述详尽。这种效果与他自创的“综合体”分不开。传统的史书体例，大别有三：一、编年体——以年代为纲；二、纪传体——以人物为纲；三、纪事本末体——以事类为纲。但就批评史而言，这三种体例各有不足。所以不能拘于一种体例，而要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即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而遇有特殊的情形，这种综合体的体例，也不必拘泥。罗著就是按照这种科学、严密而又变通的“综合体”来分篇立章设节的，这就无怪乎其书在体例上给人严密周至、

耳目清新的感觉。[!--empirenews.page--]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由作者三十年代初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稿修改而成，本来1937年秋即已排印，由于抗战的爆发而耽搁下来。尽管如此，“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我们读来有滋味的”。（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因为陈钟凡的批评史只有七万余字，严格地说来还算不上“史”，郭绍虞的批评史下册当时还没有出版，罗根泽的批评史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书，而方孝岳的著作又不以“史”名。这样一来，朱东润的讲义稿虽不是“详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却也自有其特殊的贡献和地位。更重要的是，朱著之前虽然有好几部批评史著作出版问世，但朱著仍不失其独到之处，与其他批评史著作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大部分以单个的批评家标目，所以“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作者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开明书店1944年版，第3页。）这是作者的独到之见，也是过人之见。作者根据这种见解选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如南宋反对江西诗派的张戒、清代论诗重变创的叶燮、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的自觉的纪昀、创诗话新格的赵翼等。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五四以后的大学课堂里，文学史的讲授，是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鉴于这种情况，作者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尽的叙述。尤其是注意到明清以来小说戏曲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应有的地位，如金圣叹和李渔在书中各占一章，而袁宏道一章也特别指出他推重小说戏曲的理论。这些都是作者的远见卓识。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带有比较浓厚的“批评”气息。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当时就有人说：这本书虽然是“史”，但是还有些“文”的意味；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是“文学批评之批评”。批评就是阐释，是对材料意义的重新建构。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或不仅仅是认识过去，而是以今日的眼光看过去。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一代比一代更深刻、更全面。历史研究包括批评史研究之所以具有长远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将过去的历史事实赋予“新意义”、“新价值”，以供现代人参考。当然，史家赋予过去的历史以“新意义”、“新价值”，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史家的思想观点可以寄寓在史作中，但不能以主观代客观，甚至歪曲历史事实。朱自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诗文评地位的提高，导致批评史著作的相继问世，由此形成了批评史研究的第一个高

“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潮。而这个高潮的出现又是与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的。

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总体上看存在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研究者大多能自觉地运用科学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主要是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和方法，以分析性、逻辑性的语言来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的术语、范畴，对其命题、理论内涵和结构体系作出新的解释，这就超越了传统的诗话、评点的研究模式，使本期批评史的研究具有了近代意识。第二、研究者一般都能自觉地强调史学意识。受传统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会通”思想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一般都能从整体着眼，对中国古代批评史作“原始要终”的考察，即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发展的总体中进行全面的分析，从中寻出众多材料背后所蕴涵的规律。这不仅是一种治学方法，也体现了批评史研究者的视野、胸怀和理论深度。第三、研究者的批评史著作中基本渗透了时代精神。受五四新

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研究者时常运用新的文学观念，以现代意识为参照对传统诗文评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如陈钟凡运用现代意识对批评的意义和派别的解释，郭绍虞对真善美三分法以及纯文学和杂文学二分法的运用，罗根泽认为“文学作品在表达情感”而“哲学论文在表达思想”的观点，朱东润所谓盛唐以后诗论大都可分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二派的提法等等，都是有时代气息的新观念。[!--empirenews.page--]二解放后，随着政权的更替，意识形态的转换，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五十年代初，相继对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的创作倾向进行了批判。两次批判之后，文艺界开始了整风学习。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周扬在讲话中也指出：文艺工作者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思想改造。批评史研究者与其它学科的研究者一样，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逐渐萌发出一种渴望、一种自觉，就是包括批评史在内的全部中国历史，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审视。过去写成的批评史，也要按新的指导思想，新的认识，去重新改写，以消除错误思想的影响，适应新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郭绍虞着手对其旧著进行改写。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廓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当时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书前的《以诗代序》就是作者这种心情的流露。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逐历历。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建国以后，我国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是向苏联“一边倒”，对世界文学思潮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这就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参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如在分析司空图《诗品》时，他一方面承认“司空图《诗品》的本质，基本上也是属于反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指出“他的诗论恰恰代表了盛唐另一派也拥有相当群众基础的诗人”，所以一向受到一般人的推崇，并且强调代表以王维为首的诗佛一派诗论的《诗品》，更值得重视。在对司空图的诗论作了具体分析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因为他诗论有脱离人生的思想，就认为他的诗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诗论也成为反现实主义的理论。”（注：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8页。）作者在书中时常流露出简单生硬的“左”的倾向，这种局限完全是当时“左”的思潮使然，不能苛求郭先生。[!--empirenews.page--]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双方论战由暗而明。在“反修”的旗帜下，文艺界也开始要求肃清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从理论上摆脱苏联模式。与此相呼应，周扬倡议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调要继承借鉴民族的文学遗产，以便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为此他还着手抓高校的教材建设，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教材的编写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样，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是1962年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著篇幅不大，只有十五万余字，但从先秦诸子一直到近代王国维的文论思想，都作了简单叙述，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简史”。在编撰方法上，黄著按时代顺序以批评家列目，各个时期重要的批评家基本都包括在内。至于黄著的指导思想、分析方法以及贯穿全书的主线，则明显也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黄著认为：“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注：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对于这种“左”的倾向，现在的学者往往嗤之以鼻。但我想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作者已经认识到批评家思想意识及其批评理论的复杂性，如“在过去号称为进步的向上的文学批评家中，他们自身也有许多矛盾，也有一些落后的反动的因素”。相反，“在某些落后的文学批评家中，有些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也不要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二是处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者运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文学批评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1962年前后起，“‘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样一种大的政治气候下，作者书中的上述言论也是很自然的，今天我们只能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评判。受周扬的委托，复旦大学成立了以刘大杰为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写组，并于1964年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该册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三编，每编都有绪论，分别概述该编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分章节详加叙述。该书的编写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斗争的实际情况。但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却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尽量从批评史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出发，依据文献材料对批评家的文论思想作全面客观的分析，而不是强调唯物与唯心、进步与落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即使对像庄子、沈约、司空图这样一般被看作落后保守，追求虚无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作者也凭事实说话，尽量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而该书较少当时同类著作中普遍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倾向。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情况大体如此。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时间里，批评史著作实际上只有一部改写本和一部半新作，而且问题还不少，因此这一时期是批评史研究的低潮期。按理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到了改善，批评史的研究应该有长足的进步才是，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政治上“左”的影响。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里，政治生活中“左”的倾向逐步发展为“左”的思潮，直至形成“左”的路线。“文革”的爆发又将“左”推向了极至，一切旧时代的文化都被视为封建性糟粕而遭到

抛弃。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有一两部批评史著作，也难免烙上“左”的影响的痕迹：一是批评史的写作往往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史实出发，结果导致史从论出；二是作者常常教条似地、片面地、不正常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法，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作为贯穿批评史的红线。这种痕迹，郭绍虞的改写本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了，而黄海章的新作中更是比比皆是，甚至断言“在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中，胜利是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已经是从原则出发的政治口号了。[!--empirenews.page--]三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从长期的窒息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迎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时期的文学在反思中突进，文学理论批评也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肃清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向前迈进。1979年秋，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鸟瞰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史，总结建国以来三十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就如何处理好攸关社会主义文艺兴衰成败的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的继承与革新三个关系，作了科学阐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战斗任务。”（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页。）这样，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走出低谷，从八十年代{学}开始进入第二个高潮期，并且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繁荣的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量多，各种批评史著作多达二十余部；二是种类多，除了一般的全史以外，还有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等；三是篇幅大，除少数几种为一卷本外，从二卷本、三卷本到五卷本、七卷本，篇幅越来越大；四是质量高，本期批评史著作除了材料掌握得比较全面以外，理论分析上也较前期有所深入；五是范围广，本期批评史研究还开拓了一些新领域，不仅近代批评史受到重视，还出现了现、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著作。1981年，敏泽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原由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也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新版。同时，实际由王运熙、顾易生负责主编的中、下册，也于1981年和1985年分别出版。以上两套批评史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两套书确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内容全面。从时间上看，两套书都是从先秦一直通到近代，堪称名副其实的全史；从范围上看，两套书都不限于传统的诗文评，小说、戏曲理论在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是阐释详明。两套书自称都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社会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涵进行理论剖析，而不以材料的铺排考订为能事。但书中也难免有简单化、教条化之处，如敏泽认为作家自己的生活道路和艺术趣味，特别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阅历，是决定作家艺术风格的最重要、最关键、最基本的因素。根据就是毛泽东说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样一个哲学道理。于是作者得出结论：“对于哲学是如此，对于文学或文学风格的理论也不例外。”这就太僵化了！又如钟嵘认为诗歌具有“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功能，敏泽说这表现了钟嵘的典型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安’于自己贫贱地位，并使‘幽居’的士大夫因此而得到精神上解脱的慰藉的工具。”这也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作者对该书的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后来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增补了一些内容，于1993年修订再版。198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该书篇幅不大，只有二十余万字，却也大体勾勒出历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线索，并且能在有限的篇幅中突出重点。作者认为批评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以魏晋南北朝为重点，下半段以明代为重点。前者承上启下，理论建树最为突出；后者内容丰富，戏曲小说等理论均有可观。这种观点还是有见地的，书中所论也大致体现了这样的观点。[!--empirenews.page--]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和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一样也带有浓厚的反思与探索的色彩，只不过这种反思与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更需要假以时日，因此八十年代初几部批评史著作的主要特征还是“拨乱反正”，即回到“文革”前理论研究的正轨上去，敏泽的批评史著作基本写于文革之前，王运熙等主编的批评史中、下册也在体例和编写方法上与六十年代出版的上册保持了较好的一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蓄积，真正

具有反思探索性质的批评史著作终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这就是198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由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三人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书前的长篇《绪言》首先对解放前的批评史研究进行了回顾，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的研究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后的批评史研究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出现过偏差。于是，作者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问题、阶级分析方法问题、世界观问题等，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固有规律，并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学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文学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客观诸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以各自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方式推动着中国古人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思维。最后得出结论：一、中国文学理论是以杂文学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二、中国文学理论是运用朴素辩证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手段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以此为特征的中国文学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周秦两汉为第一阶段，儒家各学派在文学理论上建树较多，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用论；魏晋到唐初为第二阶段，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盛唐到两宋金元为第三阶段，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分途发展，逐步深化的时期；明清为第四阶段，这是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的总结时期，也是由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向现代纯文学理论体系转化、过度的时期。这些论述可以看作是新时期首次对批评史研究所作的深刻的反思，这些反思又被作者具体落实到其著作之中，致使该书新见迭出，立论不俗。例如，书中对此前常被忽略的老庄道家及魏晋玄学家的文学思想和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作出新的评价；对政教中心论与审美中心论两大流派的产生、分化、发展及相互影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八十年代后期不仅出现了多卷本的批评史著作，而且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编写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研室组建了以王运熙、顾易生为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写作班子，并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先推出王运熙、杨明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其余各卷则在九十年代陆续出版，至1996年已全部出齐，它们是：顾易生、蒋凡撰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1990)，王运熙、杨明撰写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94)，顾易生、蒋凡、刘明今撰写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1996)，袁震宇、刘明今撰写的《明代文学批评史》(1991)，邬国平、王镇远撰写的《清代文学批评史》(1995)，黄霖撰写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993)。这套批评通史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因为其规模较大，材料比较丰富，论述比较全面完整。全书对过去研究史论析较少或未加论列的批评家，也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对各个批评家的主要文论思想作重点分析，但也注意到其他次要方面。另外，在论述中努力阐明各种文学观点与思想文化背景、社会时代风气的联系，同时还重视结合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他本人的创作实际。然而，全面完整还不是一部批评史著作成功的全部，关键还要看它是否在全面完整的论述中提出某些新的观点，启发人们对古代文论的重新审视，这样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超越前人。在这方面，该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人们一般都将魏晋视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把两汉看作是经学的鼎盛时代，认为它扼杀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果真如此，则蓬勃发展的先秦文论，陡然跌入黑暗深谷，历经漫长的四百年后，又突然迎来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发展的新曙光，这种说法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本书两汉编特从思想文化运动的客观史实出发，力矫‘断裂’旧说，阐述汉代文论以其特有的形态循序渐进，分阶段地发展，终于不负历史使命，完成由先秦向魏晋南北朝的过渡。文学自觉的种子已经埋伏于两汉，汉人实开启文学批评新高潮来临之先河。”（注：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这种观点无疑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后来张少康在《先秦两汉文论选》的《前言》中，再次重申“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的观点。总之，该书凭其材料搜求之备、体系架构之大、理论阐述之较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综合优势，在新时期的批评史著作中是佼佼者。与这套批评通史篇幅相当而又另具特色的是罗宗强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目前已出三种，即罗宗强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

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张毅撰写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其余周秦汉、辽金元、明代、清代和近代文学思想史正在撰写之中。从已出的几种看，质量不错。因其研究的重点除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外，还包括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所以能对现有的文学批评史著作起到补充作用。[!--empirenews.page--]九十年代中后期，张少康和蔡镇楚在充分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分别推出了篇幅适中、便于教学且内容、观点均达到世纪之交学术水平的批评史著作。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近四十年从事古代文论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之作，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绩。首先，作者继郭绍虞、蔡钟翔等人之后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问题重新进行思考，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该书《前言》说：“我们把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分为两个大阶段：古代和近代；五个时期：一，先秦——萌芽产生期；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四，明清——繁荣鼎盛期；五，近代——中西结合期。前四个时期为古代，第五个时期为近代。”其次，在内容取舍方面，该书的着眼点是审美的文学，即着重讲纯文学的理论批评，舍弃了有关一般文章写作的材料，这与以往批评史写作细大不捐的做法颇不相同。第三，在分析古代文论时，该书注意联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从文史哲多层面搜集材料，并能把各种艺术理论融合贯通，以辨明古代文学理论问题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渊源，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特色及其发展规律。例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具有“外儒家而内释老”的特征，全书便注重分析这种特征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第四，作为后出的批评史，该书还能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反映出来。九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作者在书中不仅对争论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而且吸收有关研究成果，对《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否为司空图所作持存疑态度，暂且将其附于司空图诗论之后予以分析。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1999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失自己的特点。新时期的批评史研究呈现出多元开放、齐头并进的格局。除了全史、通史类的批评史著作外，还有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如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而上述《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和《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皆分段陆续推出，实际也可以看作是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就是一种断代史著作，只是后来才作为通史的一种，改由中华书局出版。另外，本期断代史研究不仅包括古代和近代，还延伸到现代和当代。现代部分有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等；当代部分则有古远清的系列著作《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此外还有古继堂的《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而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则囊括了现、当代部分。除了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外，还出现了不少分体批评史研究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方智范等的《中国词学批评史》、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谭帆等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以及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论析了。新时期的批评史研究从整体上看，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1.从简到繁，由博返约。本期批评史著作开始只是一卷本、二卷本，最多也是三卷本，如周勋初、敏泽和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批评史，后来从蔡钟翔等人的多卷本开始，批评史著作越写越长，终于出现了七卷本、八卷本的通史。这标志着批评史研究越来越具体、细致。然而，认识的深入并不一定要表现为篇幅的增加。九十年代中后期，一些批评史研究者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注重探索批评史发展的共性与规律。于是批评史著作开始由博返约、执简驭繁，重新出现了二卷本、一卷本，如张少康的批评史著作。而且这种势头正方兴未艾，如张少康在原二卷本的基础上又经压缩修订改写，完成了四十万字的一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程》，而多卷本批评史的始作俑者之一蔡钟翔也正酝酿着一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写作。大家普遍感到简史比多卷本更难写，这与当年罗根泽的想法是一样的。2.充实材料，扩大范围。本期批评史研究者大多注意充实、更新研究材料，

从文本材料到背景、身世材料，尽量搜罗齐备，致使篇幅越来越大。随着材料的增加，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早期被忽视的近、现代批评史和小说、戏曲理论，本期也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3.变换角度，更新方法。本期批评史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交叉特色，有的批评史以杂文学批评贯穿始终，有的批评史则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一般都能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背景与材料互证。方法上也不再局限于前期的社会分析和阶级分析，而是注意从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层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4.解放思想，重新估价。本期批评史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先的禁区被逐渐消解突破，一些原来被视为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文论家基本上都得到了重新审视，庄学、玄学和禅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目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正在大家一致的反思中前进，逐渐有所深化，相信终会迎来新世纪的曙光。

研究论文：职业教育发展浅谈

137990 教育理论论文职业教育发展浅谈目前我国在职业教育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在招生方面，一些职业面临招生难的问题，另一边一些适龄的青年情愿初中毕业后直接去一些地方打工也不愿意去职业学校去学习。在就业方面方面一些企业感觉招到人容易，招合适的人难，即招到的职业教育毕业生很多不能满足企业本身需要。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毕业生对于企业的就业、工资待遇并不十分满意。存在以上以上矛盾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 1.招生方面目前职业教育在招生方面还是存在不规范的现象，随意承诺降低分数线，不考察以前的操行；降低培训费，不遵循填报志愿；不要档案；提前发录取通知等等，这种招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一些人认为中等职业教育只为赚钱，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就是去混日子，只要出钱，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进职业学校，无论在校期间怎么度过都能拿到毕业证书。今后职业教育学校应进一步规范的招生

制度，必须遵守招生制度，并严格规范操作程序。未来企业应与学校加强合作让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的就业，使初中毕业的学生更愿意主动的接受职业教育，提高学生的质量。 2.教学方面我国职业教育目前教材多注重理论方面的阐述，而对于实践应用方面却相对缺乏，这就让学生在接受知识上造成了困难，并且所学的专业知识与企业的实际工作也有较大差距，学生在上课时是被动接受，课堂上老师和学校仍然是主题，很难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都被抑制了。如果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加入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从企业各部门的岗位名称，到绩效评估。将班级考核制度转变为班级“工资”制度，实现竞聘上岗以及岗位轮换制度，实现学生在就业前对企运营模式的了解与熟悉。这种方法是一个有效的缩短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距离的途径，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1]。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态度方面做得不到位，学生毕业后，作为员工在工作中，只是把所学的技能当做赚钱的手段，心里并不热爱工作，更不会把工作当成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学校应该不断创新德育教育的内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格式

政法与历史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综述”的内容及格式要求一、内容要求文献综述是在研究选题确定后并在大量搜集、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相关课题或相关领域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的综合性介绍，目的是理清本课题已有的研究基础及尚存的研究空间，它既可以给研究者在充分借鉴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化本课题的研究指明方向，还可以帮助读者（或论文审阅者）明确本研究的新意所在。因此，写好文献综述，对于课题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文献综述的结构一般由下列成份构成： 1、标题。文献综述的标题一般多是在论文选题的标题后加“研究综述”或“文献综述”字样。 2、提要或前言。此部分一般不用专设标题，而是直接作为整个文献综述的开篇部分。内容是简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果本课题涉及到较前沿的理论，还应对该理论进行简要介绍；最后要介绍研究者搜集的资料范围及资料来源，其中要讲清查阅了哪些主要著作、在网络中查询了哪些资料库（如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并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搜索（如通过输入“关键词”或“作者名”或“文章名”进行搜索，一般用精确匹配），共搜索到的相关论文的篇目数量多少，对自己有直接参考价值的论文有多少等信息。 3、正文。这是文献综述的核心部分。应在归类整理的基础上，对自己搜集到的有用资料进行系统介绍。撰写此部分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对已有成果要分类介绍，各类之间用小标题区分。以下是常见的分类线索：按时空分类（如：本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与国内研究现状）；按本课题所涉及的不同子课题分类；按已有成果中的不同观点进行分类，等等。其二、既要有概括的介绍，又要有重点介绍。根据自己的分类，对各类研究先做概括介绍，然后对此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重点介绍。重点介绍时要求要点明作者名、文献名及其具体观点。无论是概括介绍还是重点介绍的文献资料均要求将文献来源在参考文献中反映出来，但不要求一一对应。

本科毕业设计文献综述范例(1)

###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文献综述课题名称：学院（系）：年级专业：学生姓名：指导教师：完成日期：

燕山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一、课题国内外现状中厚板轧机是用于轧制中厚度钢板的轧钢设备。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广泛的采用中板。它主要用于制造交通运输工具（如汽车、拖拉机、传播、铁路车辆及航空机械等）、钢机构件（如各种贮存容器、锅炉、桥梁及其他工业结构件）、焊管及一般机械制品等［1~3］。 1 世界中厚板轧机的发展概况 19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用采用二辊可逆式轧机生产中板。轧机前后设置传动滚道，用机械化操作实现来回轧制，而且辊身长度已增加到2m以上，轧机是靠蒸汽机传动的。1864年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套三辊劳特式中板轧机，当时盛行一时，推广于世界。1918年卢肯斯钢铁公司科茨维尔厂为了满足军舰用板的需求，建成了一套5230mm四辊式轧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套5m以上的轧机。1907年美国钢铁公司南厂为了轧边，首次创建了万能式厚板轧机，于1931年又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连续式中厚板轧机。欧洲国家中厚板生产也是较早的。1910年，捷克斯洛伐克投产了一套4500mm二辊式厚板轧机。1940年，德国建成了一套5000mm四辊式厚板轧机。1937年，英国投产了一套3810mm中厚板轧机。1939年，法国建成了一套4700mm 四辊式厚板轧机。这些轧机都是用于生产机器和兵器用的钢板，多数是为了二次世界大战备战的需要。1941年日本投产了一套5280mm四辊式厚板轧机，主要用于满足海军用板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掌握了中厚板生产的计算机控制。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厚板的使用部门萧条，许多主要产钢国家的中厚板产量都有所下降，西欧国家、日本和美国关闭了一批中厚板轧机（宽度一般在3、4米以下）。国外除了大的厚板轧机以外，其他大型的轧机已很少再建。1984年底，法国东北方钢铁联营敦刻尔克厂在4300mm轧机后面增加一架5000mm宽厚板轧机，增加了产量，且扩大了品种。1984年底，苏联伊尔诺斯克厂新建了一套5000mm宽厚板轧机，年产量达100万t。1985年初，德国迪林冶金公司迪林根厂将4320mm轧机换成4800mm 轧机，并在前面增加一架特宽得5500mm轧机。1985年12月日本钢管公司福山厂新型制造了一套4700mmHCW型轧机，替换下原有得轧机，更有效地控制板形，以提高钢板的质量。 - 2 -

中国文学批评史试卷及答案

中国文学批评史试卷一一、解释（每题6分，共30分） 1、以意逆志 2、发愤著书说 3、妙悟说 4、六义说 5、无我之境二、简答（每题10分，共30分） 1、试述《诗大序》的主要诗学观点。 2、试析《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 3、试述唐宋文道观的异同。三、论述（每题20分，共40分） 1、试述孔子“兴观群怨”说的理论内涵，并指出王夫之对此说的发展创新表现在哪些方面。 2、试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后世还有哪些文论家提出过类似观点？试述之。答案要点：一、解释（每题10分，共30分） 1、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深刻理解作品的方法。“逆”，此处即为“求”的意思；“志”，指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意”的理解历代有分歧，旧注指说诗者之意，近代指作者之意，两者实际很难分开。所谓“以意逆志”，是指解说作品时，不要抓住其中片言只语而望文生义，也不应对某些夸张修饰作机械理解，而应当着眼于作品的实际，把握作品的全篇内容，加上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探索作者的志趣倾，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 2、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论命题。愤，指作为创作动力的“怨愤”，司马迁指出“愤”是作家“意有所郁结”的情绪状态，即心理受压抑而不得伸展的状态。作家怨愤郁结，“不得通其道”，从而借创作发挥疏通，以恢复心理平衡。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以“愤”为创作动力，其作品具有较高的品质和质量。 3、妙悟说：是严羽提出的学诗的重要方法。妙悟原为佛语，指佛理高深莫测，不可言传，因而认识佛理不能靠逻辑推理或语言文字的解说，只有心领神会的方式才能进行。严羽认为学诗与学佛相似，诗歌意境空灵虚幻，变化无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诗境的把握同样只有通过“悟”才能实现。 4、六义说：《诗大序》对《诗经》的诗体与艺术手法的归纳。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前三者指诗体，后三者指创作手法。 5、无我之境：王国维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二类。无我之境指审美主体把自己的意趣隐藏于客观事物之中，使客体表现上看不出主体的主观情感色彩。二、简答（每题20分，共40分） 1、试述《诗大序》的主要诗学观点。（1）情志统一论——对诗歌本质认识的深化。（2）止乎礼义——儒家诗学的思想规范（3）讽谏教化——对诗歌社会政治作用的强调（4）诗有六义——儒家政教化诗体观的体现 2、试析《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一）文之枢纽——总原则（创作的原则，评价的标准）（1）依据什么指导创作：原道、征圣、宗经——文章根源于道，圣人文章体道，以圣人之经为文章标准。（2）对不合道的著作的态度：正纬——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3）怎样解决文学演变：辨骚——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执正驭奇。（二）论文叙笔（1）论文：《明诗》至《谐隐》十篇，有韵之文。（2）叙笔：《史传》至《书记》十篇，无韵之笔。（三）剖情析采（1）创作论：《神思》—《总术》二十篇（《物色》提前）（2）批评论：《时序》—《程器》四篇 3、试述唐宋文道观的异同。唐：强调文道并重，文从字顺，务去陈言；宋：古文家文道观与唐基本相同；道学家文道观重道轻文，认为作文害道。三、论述（30分） 1、试述孔子“兴观群怨”说的理论内涵，并指出王夫之对此说的发展创新表现在哪些方面。兴：意谓诗歌对于人们思想情感有启发感染作用，可以引起联翩的想像。[想象力] 观：指通过诗歌可以考察社会状况、政治得失、人民愿望，还包括赋诗者的品性、志向等。[观察力] 群：指诗歌可使人们借以交流思想，促进感情融洽，起到协和群体的作用。例：孔子与学生间便是这么一个群体。[亲和力] 怨：意谓诗歌可以抒写不满，疏导人情。“怨刺上政”，批判现实作用，但要求“怨而不怒”。当然“怨”情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孔子从“用诗”角度方论，其“兴观群怨”全面地总结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但其实精神却接触到诗歌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诗歌的抒情性、感染力和认识作用、社会效果等。因此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兴”“怨”侧重于个体心灵的情感抒发功能；“观”“群”侧重于群体审美时诗歌所表现的社会教化功能。王夫之的“兴观群怨”说改造和发展了前人的见解，对诗歌的本质和功能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阐述。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指出“兴观群怨”四者都是“情”的表现。尽管它们的表现形态不同，但它们的共同本质都是“情”，是人们在各自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事父、事君、草木鸟兽等）所触发的形形色色的感情的具体表现，这就深刻地阐明了诗歌的社会本质。其二、王夫之还指出，兴、观、群、怨四者并不是各自独立无关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兴中可观，观中有兴，群而愈怨，怨而益群，四者的配合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量。其三、对“兴观群怨”作雅俗得失之辨。这就不是一般地讲“兴观群怨”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功能，而是对“兴观群怨”作审美价值的判断。其四、诗人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鉴赏都与“兴观群怨”紧密相关。总之，在王夫之看来，“兴观群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互为配合，相得益彰，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故而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各自不同境况、经历来接受这种艺术感染。 2、试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后世还有哪些文论家提出过类似观点？试述之。（1）出处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论命题。《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2）内涵愤，怨愤，指作为创作动力的“怨愤”。司马迁指出“愤”是作家“意有所郁结”的情绪状态，即心理受压抑而不得伸展的状态。作家怨愤郁结，“不得通其道”，从而借创作发挥疏通，以恢复心理平衡，所以，司马迁对“发愤著书”的心理机制作了较深的探索和阐发。（3）意义

教育论文：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1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中国的职业教育经历了一个很曲折的发展过程，近几年发展的速度加快，迎来了职业院校“火爆”、“热潮”。新世纪我国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初步形成。但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现有政府的职能对职业教育还有相当程度的束缚力，易造成职业教育脱离实际，产生教育、效用“两张皮”的后果。其次，虽然“双师型”教师比例逐年增长，但增长速度缓慢，缺少承担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和专业课教师。 2 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目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办学经验和思路对现时期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德国的“双元制”教学模式对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也有很大的启发。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重视校企合作，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劳动市场的密切配合

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企业、职业教育机构、学生三者之间形成开放的系统，形成良好的反应机制，企业在其中起领导作用。澳洲职业教育办学与企业全面合作程度非常紧密，实行学校与企业共同培养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教学模式。学生有1/3的时间是在社会企业的实习中度过的，同时学生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企业一线学习的工人。澳洲职业教育的专业课教师聘任都是企业一线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的技术人员，他们在从事教学工作过程中还必须定期到企业一线实践，企业专家对其实践效果会进行严格的考核与评估，实践环节不合格的教师学校不予续聘。并且澳洲职业教育学校都会从企业技术经验丰富的专家中聘任兼职专业教师，通常兼职专业教师比例达到30%以上。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另一特色是教学和实习场所进入企业一线。在澳洲，职业教育学生的有些专业课直接放到企业或研究所的试验室里进行同步教学是一大亮点。他们还非常重视校际合作，取长补短共谋发展。近年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非常迅猛，他们的校际合作以“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开放联合”为原则，

硕士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怎么写

硕士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怎么写？一、什么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是研究者在其提前阅读过某一主题的文献后，经过理解、整理、融会贯通，综合分析和评价而组成的一种不同于研究论文的文体。二、学写综述，有以下好处： ①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过程，可进一步熟悉科学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知识面； ②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及进行科研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的撰写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

③通过综述的写作过程，能提高归纳、分析、综合能力，有利于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④文献综述选题范围广，题目可大可小，可难可易。对于毕业设计的课题综述，则要结合课题的性质进行书写。文献综述与“读书报告”、“文献复习”、“研究进展”等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从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或报告中归纳出来的。但是，文献综述既不象“读书报告”、“文献复习”那样，单纯把一级文献客观地归纳报告，也不象“研究进展”那样只讲科学进程，其特点是“综”，“综”是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总之，文献综述是作者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评论的科学性论文。

三、写文献综述一般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即选题，搜集阅读文献资料、拟定提纲（包括归纳、整理、分析）和成文。撰写文献综述通常出于某种需要，如为某学术会议的专题、从事某项科研、为某方面积累文献资料等等，所以，文献综述的选题，作者一般是明确的，不象科研课题选题那么困难。文献综述选题范围广，题目可大可小，大到一个领域、一个学科，小到一种算法、一个方法、一个理论，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选定题目后，则要围绕题目进行搜集与文题有关的文献。关于搜集文献的有关方法，可以如看专著、年鉴法、浏览法、滚雪球法、检索法等等，在此不述。搜集文献要求越全越好，因而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检索法。搜集好与文题有关的参考文献后，就要对这些参考文献进行阅读、归纳、整理，如何从这些文献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和可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科技师学院本科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人像摄影构图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院（系、部）名称：教育学院专业名称：教育技术学学生姓名：文诗学生学号：1910100204 指导教师：庞海明 2014年3月10日科技师学院教务处制

摘要一好的摄影作品能够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视觉感受，能将拍摄者的思想情感直观的呈现给观众。诚然，摄影是一门视觉艺术，它源于客观现实，但它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要通过一定的构图手段呈现出比客观现实更加富有表现力的摄影画面。人像的拍摄是当今大众生活中最普遍的拍摄题材，是人们记录生活、表现生活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拍摄的人像摄影作品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很多拍摄者已经不再满足于把人像摄影当做随意的消遣，而是追求更加生动耀眼、富有魅力又独具特色的人像照片。这就要掌握一定的人像摄影构图技巧，只有画面的容与形式完美结合，才能充分的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意图。通过调研和实践，对日常生活中普通拍摄者和初学者在人像摄影构图中的常见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参考国外文献，了解国外人像摄影构图的发展趋势，结合国形势，综合分析解决人像摄影构图常见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并论述提升人像摄影构图效果的建议，以及各种人像摄影构图方法的选择和应用。关键字: 人像摄影；摄影构图；方法分析

前言人像摄影，无论是对专业摄影师，还是普通的业余爱好者，都是常见的拍摄题材中最重要的容，尤其是对于普通的拍摄者来说，绝大多数摄影作品都是拍摄人像。外出旅游、朋友聚会时会合影留念；偶尔发条微博，会秀几自拍。有些人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有些人的照片却了无生趣，平淡无奇。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摄影构图。摄影构图诞生于绘画构图，众多绘画艺术家在多年创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使画面看上去更漂亮的构图规则，这些规则同样适用与摄影艺术。不同的是，相机本身（镜头的选择；图片的处理等）为摄影提供了多种个性表现的可能。[1]通过摄影者的匠心独运和情节生动的画面布局，一幅形神具备的人像摄影作品才得以诞生。大部分人拍摄人像时，都会将被摄对象简单的放在取景画面中，最终得到的画面效果往往普普通通，毫无特色；而有些人拍摄的照片总是赏心悦目，能紧紧抓住人们的视线。这就是摄影构图的神奇作用。好的容和思想要通过具体的形式结构来呈现，然而摄影构图作为摄影艺术的表现形式，要讲究一定的方法和技巧，通过对大量人像摄影构图相关资料的阅读和分析，了解了人像摄影构图的构图形式和方法，以及形式美的基本规律。通过广泛的访问调研和不断的摄影实践，总结了普通拍摄者在人像摄影构图中的常见问题，对各种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详细分析人像摄影构图的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技巧。在了解基本构图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提升，阐述影响人像摄影构图效果的景别、画幅、角度等相关因素，分析不同因素的特性和功能，提出了根据不同的拍摄容合理调节各种因素以提升照片效果的建议，最后基于对文献和摄影实践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各种构图形式方法在实际拍摄中的选择和应用技巧。一国外人像摄影构图的发展现状国外的摄影家们对摄影构图高度非常重视。如被誉为最负盛名的摄影构图大师的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2]在长期的摄影实践中，对拍摄画面的布局非常敏感，他看似轻松随意的作品都是通过精心严谨的画面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在摄影构图方面，布勒松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构图是我们永远必须全力以赴的首要任务。然而，在拍摄的那一瞬间，它却只能从直觉中产生，因为我们当时是在捕捉稍纵即逝的时刻，而且，它所牵涉到的种种相互关系，都处在运动之中。应用黄金分割时，摄影者除了自己的眼睛之外，便没有什么规矩准绳可以遵循。”长期以来，人们总结出了很多人像摄影构图的基本形式和法则，国外的摄影家却经常告诫人们，对摄影构图法则不要过分拘泥，因为它会束缚人们的创造性。事实上，他们的许多名作也并非都是采用这些法则来创作的。他们非常看重摄影的临场感。摄影时，拍摄者必须根据拍摄容环境和创作意图等进行灵活的处理。美国摄影家L．小雅各希斯也认为：“构图是从摄影者的心

中国文学批评史剖析

中国文学批评史听课笔记第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发展一、学科建立之前的发展概况：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上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但此前的学术史也不容漠视。正是由于前人成果的点滴积累，这门学科才能在本世纪的学术氛围中汇成江河，并形成滔滔奔涌之势。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学术的研究史，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在《序志》篇中对曹丕、曹植、应瑒、陆机、挚虞、李充、桓谭等古人的批评理论进行过评价。钟嵘《诗品序》对前人与时人的文学批评也有简要的评断。历代对于文学批评家和批评著作的研究持续不断，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批评学术史的发展。不过，研究文学批评学术史最为简捷的路径，是从目录学入手。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时代，一般认为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作为“自觉”的标志之一就是两部批评名著——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的出现。因为它们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所以从它们的分类归属可以看出目录学家对这类著述的基本态度。最初著录它们的正史《隋书?经籍志》将之与《文选》、《玉台新咏》同归入集部总集类。《隋志?总集后叙》认为总集是作为一种创作范本而汇聚成钞的。《隋书》约成于公元656年，因此可以说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古代的目录学家对于文学批评类著作已经予以重视。以今人之眼光，将《文心雕龙》与《诗品》归入集部总集类不免庞杂，但由于早期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多结合大量的文学作品进行演绎，如钟嵘《诗品》对汉魏至齐梁五言诗的品骘，刘勰文体论的“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都是与作品同步进行的。所以《隋志》将之划入总集类，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于文论著作性质的认识。自《隋志》将刘、钟二氏著述列入集部后，传统目录学便一直把文学批评著作作为集部的一个分支。但是归类却是不断趋于细密和科学，唐开元年间编定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首次将文学批评著作从总集中厘析出来，而别立“文史”之名。“文史”类是后来诗文评的先驱，它第一次把文学批评著作从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文学批评独立性的自觉意识，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分析设立“文史”之目的缘由说：“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别立文史专门也。”这种说法是大体符合实际的。正是诗话文评著作大量出现，才促使“文史”类在目录学中的确立。宋代的目录著作也纷立“文史”之目，而所收的著作数量更多且范围也更为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目录学家除了在分类上渐趋纯粹和周密外，对于分类的原因和各类的特点也多有阐释。宋人对文史类著作的评论，标志着他们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性质和特点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区分。如郑樵《通志》就分列“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综合各体文学批评的《文心雕龙》、《翰林论》等归入“文史”，而“诗评”类则专收诗话诗格著作，像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均在其中，一些明显带有批评倾向的诗歌总集如《河岳英灵集》也包括在内。稍后的章如愚在其《山堂考索》中更细分“文史”为“文章缘起”、“评文”、“评诗”三类，“评诗”类全文收录钟嵘的《诗品》，“评文”类主要引述经部、诸子、史传及文集中有关评论文章之语，“文章缘起”类则以任昉的《文章缘起》为主。诗评、文评类的出现对明代“诗文评”类的确立，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迪。明代是社会经济和文学创作发展比较迅猛的时代，明代的图书业也因为印刷技术的提高而空前发达。一些有名望的藏书家几乎都撰有家藏书目，如高儒的《百川书志》、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赵定宇书目》等不下十数种，再加上官方的《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等，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著

【三】中古期──自东汉建安至五代（纪元一九一──九五九年）二○风格与神气《文心雕龙·体性》篇说：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趋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此所谓八体，不是指文章的体制而是说文章的风格，就文章的风格而加以区分，这应当算是最早的材料了。后来日本《文镜秘府论》卷四《论体》篇，有博雅、清典、绮艳、宏壮、要约、切至六目，就是本《文心雕龙》所举八体，稍加改易而去了新奇轻靡二体。唐代皎然《诗式》以十九字括诗之体，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虽品目较多，然而没有《文心雕龙》所说的扼要。盖刘氏所说的八体，可以归纳为四类：雅与奇为一组，奥与显为一组，繁与约为一组，壮与轻为一组，这四组就是所由构成风格原因的四类。雅与奇指体式言，体式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就视其所习，所以说：“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奥与显指事义言，事义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又视其所学，所以说：“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繁与约指辞理言，构成之因视其才，所以说：“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壮与轻由风趣言，构成之因视其气，所以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 在这里，雅奇、奥显、繁约、壮轻是两种相等的不同的风格，雅郑、浅深、庸俊、刚柔，又是两种相对的表示优劣的评语，两相配合，固然不能尽当，但是雅奇和习，奥显和学，繁约和才，壮轻和气，却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比附。在此四类之中再可以综为二纲，这即是他所说的“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情性出于先天，所以才和气可以合为一组，所谓“才有天资”。陶染出于后天，所以学和习又可合为一组，所谓“学慎始习”。才和气的关系即《体性》篇所法“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诸例。他总结所举各例说：“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这就说明了个性和风格的问题。学和习的关系，即《定势》篇所说：“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以及“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覈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他如《文镜秘府论·论体》篇所说：“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据；语清典，则铭赞居其极；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论要约，则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则箴诔得其实。”这都说明了文章体制和风格的问题。此外，《文心雕龙》还有《时序》一篇说明风格与时代的关系，《物色》一篇说明风格与地域的关系，也可以作参考。风格问题，本来也是受当时玄学的影响，多少不免带些唯心的色彩，不过象《文心雕龙》这样讲，说明风格和种种具体事实的关系，尚不致令人有不可捉摸的感觉。

职业教育调查与职业教育研究论文

浅谈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职业教育改革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改革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就业引导论文摘要:根据我国职业技术院校的性质，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面向应用，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本文首先分析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的现状，从学生愿望、学科教育、社会需求等角度出发，针对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改革建议。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十一六届五中全会在”十一五”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表明了国家对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视态度，为我国发展职业教育进行了明确的定位。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的发展也迫切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如何适应现代劳动力市场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在新科技、新技术不断涌现背景下，适应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需要，是目前值得研究的问题。一、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现状目前，大部分职业技术院校都开设了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近十一年来我国计算机应用技术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同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学生在毕业面向社会时感觉所学知识与社会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存在学生无法以本专业所学知识就业，不得不从事其他工作的现象。总结起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人才培养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大部分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在人才培养上缺乏自身优势，很多院校在学生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上仿效高等院校。在培养模式上过分追求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很少体现职业技术院校应有的岗位针对性。据有关资料一显示，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毕业生近80%从事计算机销售、办公文秘等工作，在计算机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局域网维护、网站管理与维护和软件编程等领域工作的毕业生较少。这与高等院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没有竞争优势。显而易见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与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应有自己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身的竞争优势。其次，是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脱节。教学的内容多侧重于知识点的全面系统，而忽视了重点和难点知识的讲授及知识的实用性，导致学生所学知识陈旧与社会需求不相符。另一方面表现是教学内容多而杂，由于课时量的限制，有些老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不顾授课质量，蜻蜓点水，把一些重要内容一带而过。 (二)办学条件欠缺和教学资源不足近年来，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的硬件条件得到不断改善。然而，由于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各个院校实际硬件投入和配置水平千差万别。很多院校还没有建设校园网，很多涉及网络技术应用的课程都无法开设，相关的实验、实训环节就得不到保障。随着我国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增多，有不少硕博毕业生加入到了职业技术院校的师资队伍，使职业技术院校的师资数量、素质得到巨大提高。但是，很多教师是院校毕业后直接走上讲台，没有在行业的从业经验，存在职业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最后，适合职业技术院校教育特点、针对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教材、电子学习资料、网络教学资源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生源质量不高随着我国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专业招生数量的不断增加，职业技术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生源的整体质量有所降。职业技术院校的生源，一般来自城市郊区、农村乡镇，大多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成绩较差的学生。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更多的学生选择高等教育，选择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的基础、能力、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有下降的情况。部分学生选择读计

本科毕业论文文献综述的写作要求

本科毕业论文文献综述的写作要求为了促使学生熟悉更多的专业文献资料，进一步强化学生搜集文献资料的能力，提高对文献资料的归纳、分析、综合运用能力及独立开展科研活动的能力，现对本科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提出文献综述的写作要求，具体要求如下：一、文献综述的概念文献综述是针对某一研究领域或专题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就国内外在该领域或专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最新进展、研究动态、前沿问题等进行综合分析而写成的、能较全面地反映相关领域或专题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的综述性文章。“综”是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评述。二、撰写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其撰写格式一般包含以下内容：即题目、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照以上几部分内容拟写提纲，再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作（忌用前言、主题、总结字样作为综述开篇语）。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简明扼要地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总结部分，将全文主题进行总结，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参考文献，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也为评审者审查提供查找线索。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与毕业论文要求相同。三、撰写文献综述的基本注意事项 1.在文献综述时，应系统地查阅与自己的研究方向直接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搜集文献

毕业设计文献综述范文

四川理工学院毕业设计（文献综述）红外遥控电动玩具车的设计学生：程非学号：10021020402 专业：电子信息工程班级：2010.4 指导教师：王秀碧四川理工学院自动化与电子信息学院二○一四年三月

1前言 1.1 研究方向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电器走进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庭，而这些家用电器大都由红外遥控器操控，过多不同遥控器的混合使用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设计一种智能化的学习型遥控器，学习各种家用电器的遥控编码，实现用一个遥控器控制所有家电，已成为迫切需求。首先对红外遥控接收及发射原理进行分析，通过对红外编码理论的学习，设计以MSP430单片机为核心的智能遥控器。其各个模块设计如下：红外遥控信号接收，红外接收器把接收到的红外信号经光电二极管转化成电信号，再对电信号进行解调，恢复为带有一定功能指令码的脉冲编码；接着是红外编码学习，利用单片机的输入捕捉功能捕捉载波的跳变沿，并通过定时器计时记下载波的周期和红外信号的波形特征，进行实时编码；存储电路设计，采用I2C总线的串行E2PROM(24C256)作为片外存储器，其存储容量为8192个字节，能够满足所需要的存取需求；最后是红外发射电路的设计，当从存储模块中获取某红外编码指令后，提取红外信号的波形特征信息并进行波形还原；将其调制到38KHZ的载波信号上，通过三极管放大电路驱动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红外信号，达到红外控制的目的。目前，国外进口的万能遥控器价格比较昂贵，还不能真正走进普通老百姓的家中。本文在总结和分析国外设计的基础上，设计一款以MSP430单片机为核心的智能型遥控器，通过对电视机和空调的遥控编码进行学习，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 发展历史红外遥控由来已久，但是进入90年代，这一技术又有新的发张，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红外遥控是一种无线、非接触控制技术，具有抗干扰能力强，信息传输可靠，功耗低，成本低，易实现等显著优点，被诸多电子设备特别是家用电器广泛采用，并越来越多的应用到计算机系统中。 60年代初，一些发达国家开始研究民用产品的遥控技术，单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遥控技术发展很缓慢，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遥控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在遥控方式上大体经理了从有线到无限的超声波，从振动子到红外线，再到使用总线的微机红外遥控这样几个阶段。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准确无误传输新信号，最终达到满意的控制效果是非常重要的。最初的无线遥控装置采用的是电磁波传输信号，由于电磁波容易产生干扰，也易受干扰，因此逐渐采用超声波和红外线媒介来传输信号。与红外线相比，超声传感器频带窄，所能携带的信息量少扰而引起误动作。较为理想的是光控方式，逐渐采用红外线的遥控方式取代了超声波遥控方式，出现了红外线多功能遥控器，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 1.3 当前现状红外线在频谱上居于可见光之外，所以抗干扰性强，具有光波的直线传播特性，不易产生相互间的干扰，是很好的信息传输媒体。信息可以直接对红外光进行调制传输，例如，信息直接调制红外光的强弱进行传输，也可以用红外线产生一定频率的载波，再用信息对载波进调制，接收端再去掉载波，取到信息。从信

【9A文】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及习题

绪论基本知识 1．儒家的文学教化论是从先秦到汉代逐渐形成的。 2．一般而言，儒家思想主要影响文学的外部规律方面，而道家思想主要影响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和范畴主要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因素的影响。 4．意境说和教化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两大支柱。 5．诗话的源起，应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最早。 6．何文焕的《历代诗话》，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郭绍虞等的《清诗话续编》是重要的诗话资料的汇编。 7．《词话丛编》的编者是唐圭璋。 8．最早运用评点的批评方法的批评家是南宋末年的刘辰翁。 9．金圣叹把评点的批评方法推向了高峰。 10．重要的文学评点有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和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思考题 1．简述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以及中国文学的特点及其演变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有关。（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历史悠久，独具体系，有其深刻性与正确性，但变革缓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2）由于受到古代社会农业性和宗法性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又有多义性。（4）受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发展为义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再现（摹仿），发展为以典型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5）由于汉语独特的结构和声律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从中总结出一套结构形式和使用技巧。“古雅”的审美范畴和“复古”的文学思潮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特色。（6）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家和批评家往往一身二任，故其理论批评文字也往往也具有浓烈的文学性。 2．简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形态。中国古代具有系统性的文论专著不多，主要的表现形态为：（1）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和片段的文论。（2）笔记体的诗话和词话。（3）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4）小说和戏曲评点。（5）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曲、经传训诂、艺人谚语中有关文学的言论。（6）古代一些选集和总集的编撰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倾向。第一章先秦两汉文学理论基本知识 1．先秦两汉的诗论往往与乐论互通。 2．“文学”一词，最早大约见于《论语·先进篇》，为孔门四教之一。 3．先秦诸子提到的“文学”都是泛指学术与学问，文学只是其内涵之一。 4．汉儒将文学与学术区别开来，大致把学术称为“学”，把文学称为“文”。 5．现存篇幅较长、较为完整的最早的文论资料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所载吴公子季札观乐而发的一大段议论。 6．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文艺的是儒家，道、墨、法三家对文艺都有不同程度的否定。 7．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说，被后人引申为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道德标准与审美标准相统一的思想。 8．孟子在文学批评方面首创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

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在中国整个教育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肩负着为国家发展提供重要技术人才的责任与义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动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是实现人才强国并推动中国进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现阶段，中国各行各业均存在高技能人才缺失的现象。因此，如何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成为和谐社会建设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时代的不断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发展职业教育也构成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但现阶段，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问题重重，如何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成为社会发展必须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力与高技能人才的基础性作用不明显现阶段，在中国的整个就业层面中，存在大学生就业相对困难而高级技工供不应求的现象，劳动力的结构失衡与素质较低的问题凸显出来。由于缺乏专业的劳动力与高技能的技师，导致生产资料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虽然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与高精尖的人才可以对外引进，但大批的技术工人与高级技师还需要职业教育来培养。而职业教育作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摇篮，其重要性并没有被突出强调出来，因此导致社会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不重视

职业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未充分体现随着国家建设新农村步伐的不断推进，新农村对懂技术、有文化、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需求与日俱增，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基础。而职业教育作为不断提高个体职业技能与素质的教育形式，应该致力于提高农民的专业技能与务农技能，不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农村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方向 1.具有自身特点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职业教育作为推动区域经济与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人才培养目标在于培养出生产、建设、管理与服务行业等一线的应用技术型人才，这要求职业教育的办学体系要适应社会发展与时代要求。职业教育在其办学过程中，要以市场需求为基本导向和前提、以社会资源为依托、以岗位要求为职业培训的重要内容，建立具有职业教育风格与特点的教育教学体系，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其人才培养目标是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中高级实用型人才。因此要重视实践操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坚持采用灵活办学的方式，开设市场急需的专业，拓宽学科知识的范畴，满足培养目标的基本需要。 2.依靠政府，完善职业教育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