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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学眼光中的文学_日知录_文学观浅说

朴学眼光中的文学

———《日知录》

文学观浅说潘定武

（黄山学院中文系，安徽黄山２４５０２１）

摘要：开清代朴学风气的顾炎武，将其求真务实的朴学思想深刻渗透和影响到文学观之中。《日知录》

中包含了许多对文学及文学史的高明通达之见。概言之，《日知录》的文学观既有主实、主用、主达、主新、主自然的一面，又反映了作者对修辞、

音韵等形式之美的重视。顾炎武的理想之文可以概括为发乎性情，经世致用，文质彬彬，自然成文。顾炎武朴学思想观照下的文学观典型地体现了他以文学致用、以文化救亡的济世精神。

关键词：顾炎武；《日知录》；朴学；文学观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４４７Ｘ（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１４－０３

第８卷第１期２００６年２月

黄山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８，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１－１２

作者简介：潘定武（１９６７－），安徽舒城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黄山学院中文系讲师。

《日知录》为顾炎武“一生精力所注”［１］（Ｐ１０２９）

，也是作者

开清代朴学风气的一部著作。其内容博大精深，堪称学术的渊薮。全书３２卷（另有《日知录之余》四卷），广泛涉及经学、史学、地理、艺文、术数、政治、军事、经济、风俗等等。考证精详，思理邃密，辞畅理达，典型地体现了顾炎武的通儒精神。《日知录》

所包含的文化史观和文化史方法论对后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代儒宗、乾嘉朴学的开山，顾炎武对文学也有其独到的体察。今仅就《日知录》包含的文学观略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反对空疏与因袭

顾炎武生当明末清初变乱之际，目睹国家灭亡与文

化衰微，痛感明朝空疏因袭之风的危害，因而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顾炎武虽然诗文兼善，但从不以作一介文人为满足。他甚至在《日知录》卷十九（下引《日知录》

只注卷数）“文人之多”条中称：“以文名于世，焉足重哉。

”［２］（Ｐ１４５４）

但这又并非说明作者不重视为文，只是他在为文与在为学上一样主张经世致用。在为学上，他力斥抛开修己治人而空谈明心见性，痛惜于“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终于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卷七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的结局；为文上，则坚决反对无补于世的空疏之文。卷十九首条“文须有益于天下”即开宗明义：“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

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作者主张文贵致用而不贵多，甚至认为：“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卷十九“文不贵多”条）。顾炎武批评“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卷十九

“文人之多”条），鄙视以文章要誉，更痛斥巧言令色以博取富贵和以文辞欺世盗名之举。在卷十九“巧言”条中，作者历举以文学助纣为虐之人，最后发出这样的慨叹：“何代无文人，有国者不可不深惟华实之辨也！”作者坚持为人的根本在行己有耻，为文的根本在有用于世，并坚持为文与为人密不可分，为人是为文的先决。平心而论，对待古人，我们不可完全因人废言。但反过来看，顾炎武之批评对当今学界已出现的因赏其文而不论其人的倾向确又具有相当的针砭意义。

对待文学创作上的因袭摹拟之风，顾炎武同样深恶痛绝。他曾将只用二手资料来治学之举形象地比作买旧钱铸新钱：“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

岂不两失之乎？”［３］（Ｐ９３）

《日知录》对类似的为文之道严厉批评：“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并称：“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究其原因：“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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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陵馀子学步邯郸之说也”（卷十九“文人摹仿之病”条）。作者对摹仿之弊分析可谓切中要害。本条最后又强调：“《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可见各式各样打着“复古”的旗号，然而，真正革新文学，推动文坛进步者，必定是以复古为创新，而不是盲目效颦于前人者。顾炎武所反对的也正是盲目复古和泥古不变、不能创新者。卷十九“文人求古之病”条批评：“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他认为《汉书》文章所以逊于《史记》，即在于其“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卷二十六“《汉书》不如《史记》”条）。

顾炎武既反对步趋古人，死于古人文字之下，又主张尊重古人古事。在卷二十一“诗人改古事”条中，作者历举曹植、谢灵运、李白、杜甫等名家诗文改古事之例，认为滥改古事是作文之一病。而对肆意窜改古人文字的做法更是不能容忍，卷十八“改书”条列举明人轻改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曹丕《短歌行》等例，指斥“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而顾炎武在文学上的求真务实精神于此也可见一斑。

在顾炎武的文学观念中，颇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认识到文学当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卷二十一“诗体代降”条）。这里，作者不但看出诗文代变是势所必然，而且认为只有如此方能推陈出新，又富于启发性地指出创新之途在于借鉴前人而又改造前人。作者通变的眼光，正与“一代有一代文学之所胜”的文学史观合辙；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之论，又让我们联想到大画家齐白石论画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妙语。

二、兼重温厚与讽谏

作为一代大儒，顾炎武尤重民风民俗的敦厚与淳朴，《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曾盛赞东汉风俗之醇，以为“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而至汉末之时，虽朝纲陵夷，而未有篡夺之事，正在于谨厚之风尚未消亡。延及魏晋，浮诞之徒并起，风俗为之大坏，天下亦为之大乱。同卷“重厚”条称“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同卷“宋世风俗”条也认为君主之统治天下，莫大于抑止浮竞之心而提倡醇厚民风。

本此，顾炎武在创作上理所当然赞同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但他却又非但不排斥诗文讽谏时事，相反，他甚至欣赏直言不讳的批评。《日知录》卷十九“直言”条称“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并进而说：“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

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惟趣马，楀惟师氏。艳妻煽方处’；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王逸《章句》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慆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颙；刘孝标《广绝交论》阴讥到溉；袁楚客规魏元忠有十失之书；韩退之讽阳城作争臣之论。”在遍举《诗经》、《楚辞》以及杜诗、韩文等为例后，又总结道：“此皆古人风俗之厚。”卷二十一“作诗之旨”条又引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卷三“孔子删诗”条，作者认为：“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此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作者溯源诗史，考古求真，确凿证明诗文可以而且应当批判现实，可谓正本清源。这是对固守经学旧说的汉儒诗教观的勇敢突破，也是其在文学上不主一格的表现。同时显示其推重文学直面现实的认识功用，而鄙视庸俗媚世的虚浮之作。与前相参，正可见作者对文风与世风间关系的深刻理解。这种对《诗经》以至文学史的认识，至今仍极具借鉴意义。

三、追求自然与情采

顾炎武的诗文颇有一种质实自然、沉郁顿错的风格，其诗作也曾有“诗史”之誉。沈德潜称赞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４］（Ｐ１２８）。与其创作相一致，顾炎武在文论上同样有有重自然、本乎情的观念。《日知录》卷二十一“古诗用韵之法”条中，作者认为，《诗经》诗歌用韵不论连句韵、隔句韵还是转韵均能本乎自然变化而不拘于一体，诗格虽有种种不同，“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关于重韵情况，顾炎武总结自先秦至唐代诗歌，指出古诗多有重韵的现象，不但不是古诗的缺陷，而且正需如此，方能辞畅意足（参卷二十一“古人不忌重韵”条）。在同卷“诗题”条中，作者又认为诗歌当缘情而生，有感而发。后世诗学所以日衰，正在于“古人之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

本乎情而言其志，则情真意切，自然淳厚，虽韵律不协，亦自为好诗。卷二十一“诗有无韵之句”条曰：“诗以义为主，音从之。必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后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无韵。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汉以上往往有之。”同卷“次韵”条中，作者又说：“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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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其意而牵入他意以足其韵者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上，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

而顾炎武所以重视诗歌言志抒情，正在于唯有发乎性情之作，才能小则观乎世风民情，大则反映王者之迹。故作者认为：“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卷二十一“作诗之旨”条）。作者情理相得的美学观还可以从卷三“日之夕矣”条的分析中看出：“‘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当归之时也。至是而不归，如之何勿思也？”

顾炎武的文学观与其学术观一样，以经世致用为根本，为文倾向于质朴自然，但却并非忽略文采与修辞。《日知录》本身记事精炼准确，议论明快畅达，语言更是情感充溢，文风峭拔而不失趣味，可谓不工而工。《日知录》卷十九“修辞”条称：“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作者以机智而风趣之笔对不重修辞的学者文人进行讥刺。而在卷二十一“诗用叠字”条中，他又对《诗经》、《楚辞》以及《古诗十九首》中的叠字修辞艺术极为欣赏和称颂。顾炎武论文学虽以载道和致用为上，但非但不主张宋儒“作文害道”的文学否定观，而且明确肯定文学应当文质兼美。可见在作者眼里，文学的审美性同样被视为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

文章繁简之论，自古有之。晋人张辅论《史》《汉》优劣，即以为《史记》优于《汉书》，在其文字简省。而顾炎武则认为：“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卷十九“文章繁简”条）作者又举《孟子》著名的寓言“齐人有一妻一妾”和“有馈生鱼于子产”为例，认为此二段之妙，全在文字重叠。顾炎武不简单以文字多寡论文，而注重辞达意足，自然成文，反对刻意追求繁简。这种见解，无疑远在传统的文章繁简论者之上，也见出作者对言意关系和文章美学的深刻认识。

清初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顾炎武不但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而且心怀精卫填海般的执着，身体力行，以文人特有的方式济世报国，在经学、史学和文学上大力弘扬务实精神。《日知录》即是顾炎武实学的代表，其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已被反复论及，其在文学上既显示了顾炎武主实、主用、主达、主新、主自然的一面，又反映了他对修辞、音韵等形式之美的重视。作者的理想之文可以概括为发乎性情，经世致用，文质彬彬，自然成文。顾炎武朴学思想观照下的文学观典型地体现了他以文学致用、以文化救亡的济世精神，与其经学思想完全一致。作者崇尚名教，追摩风雅，孜孜以求于实学救世，对文学有时难免有矫枉过正之论。卷十三“重厚”条称：“侯景数梁武帝十失，谓皇太子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论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辞艳曲，传布国门，……诱惑后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欲将文学完全纳入载道致用的范围，而彻底禁绝文学的唯美追求与愉悦功能，未免过于苛刻。《日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条中对《翦灯新话》等通俗小说“惑乱人心”的批判虽出自他人之口，而与卷十八“李贽”条“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之论颇有相似之处，因此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作者对新的文化与文学思潮的保守态度。而卷十三“范文正公”、“辛幼安”二条，作者试图从心理角度发掘范仲淹、辛弃疾作品的奥秘，前条分析揭示范仲淹兼济与独善之矛盾，或者近乎情理；后条竟谓辛弃疾因在南宋未得重用，而晚年有归北之念，所见未免过于主观，且有厚诬古人之嫌。但总体言之，顾炎武虽不以文学为能事，其求真务实的朴学思想却深刻渗透和影响到文学观之中，其对文学及文学史有许多高明通达之见，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１］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１１９）［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２］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４）［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４］沈德潜，周准．明诗别裁集（卷１１）［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ｙｅｓｏｆＰｕｘｕ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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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ｒｉｅｆＴａｌｋｏｎＲｉ－Ｚｈｉ－Ｌｕ′ｓＶｉｅｗ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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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ｕＹａｎｗｕ；Ｒｉ－Ｚｈｉ－Ｌｕ；Ｐｕｘｕｅ；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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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接受的视角论文学作品的解读

从文学接受的视角论文学作品的解读 ——以《历史的天空》为例【摘要】：文学接受其实就是我们对文学作品的一个解读过程，而文学接受本身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他们分别是接受者对作品艺术形式的审美感知及其所引起的感性快适；对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审美体验及其带来的情感和想象的愉悦；以及对作品中关于宇宙、历史和人生的深邃思想意蕴的领悟及其所带来的超越感、升华感和自由感。人们处于某种需要对文学作品进行接受和解读，而通过文学作品的接受和解读我们又从中有所感悟，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境界。【关键词】：文学接受作品解读文学作品的解读, 就其过程而言, 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 他们都是文学作品的解读者, 但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 不同的人生理想, 不同的文化修养, 不同的性格气质和不同的文学解读心境,都有可能造成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的不同理解，从而直接影响到其个人在文学作品解读过程中形成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评价。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形态和话语产品，其最基本的属性是审美的价值属性，所以在我看来文学接受就是一个审美活动的过程。文学作品给它的接受者一种从感官感受、情绪情感和思想深度等方面吸引读者、感染读者、震撼读者并给读者带来精神愉悦、人格自由和心灵净化的价值属性，这就是文学的审美属性。然而文学接受的审美价值属性本身也是分层次的，“大多数美学家们赞同把它们概括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等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三个层次。他们分别指接受者对作品艺术形式的审美感知及其所引起的感性快适、对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审美体验及其带来的情感和想象的愉悦，以及对作品中关于宇宙、历史和人生的深邃思想意蕴的领悟及其所带来的超越感、升华感和自由感。”①而在我看来这三个层次大致可以总结为：首先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消闲、娱乐与放松的功能是文学接受的基本价值、其次就是读者为了某种需要或目的来进行阅读、最后就是读者在通过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反思，从深刻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含蕴中把读者召唤到领悟、升华和超越的境界。徐贵祥是近年来人气较旺的当红作家，身为军人，他被认为是一位正面强攻战争文学的实力派作家，先后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大奖，并于2005 年以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历史的天空》曾造成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随后，徐贵祥的小说在读者中不断升温，成为畅销作品。徐贵祥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为何人们会如此喜爱他的作品？他是怎样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现在我们就以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为例，从文学接受的视角来分析一下文学作品的解读。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文学接受视角下文学作品的解读规律。好看的小说当然离不开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以及巧妙的编织。文学其实就是人学。首先，它必须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造”出一个或一群“人”出来。《历史的天空》在“造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品人物几乎避开了所有的中国战争文学作品中已经成形了的那些脸谱。我们要说，中国的英雄就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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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王凤霞摘要：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时乱时治，分分合合，各种思想观念的汇聚和碰撞，造成了魏晋“文的自觉”。因而探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典型的意义。关键词：魏晋文学政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中国文学与政治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某一时期的文学必定离不开特定的政治背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命题，中国古代形成了三种基本关系：以“言志”说为代表的诗化关系，以“美刺”说为代表的批评关系和以“文道”论为代表的超越关系。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元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深于热情的时代。”鲁迅先生称这一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成教化，明人伦”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与“文”的自觉相对应的是“人”的自觉。虽然魏晋时期儒学仍为官方统治性学说，但其影响力已明显削弱。与儒家思想的式微相对应的是道家思想的升温和玄学的盛行，各种思想的汇聚与流行打破了汉朝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促进了魏晋时期个人的觉醒，这一切都促进了“魏晋风度”的形成。同时这一时期政治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黄巾起义前后起，短短不足二百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包括汉末大乱、天下三分、正始党争、晋承魏祚、三国归晋、太康之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偏安、经略中原、南北分治、晋末大乱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疾病霍乱，导致死亡枕籍，民不聊生。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因而研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一汉末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社会动乱，战争惨烈，民生凋敝，官场倾轧，政治非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的分析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的分析《西游记》和《天路历程》的相同点摘要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成书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吴承恩的《西游记》则完成于我国明代万历年间也就是16世纪中叶。虽然2部作品在空间上相隔数万里，时间上也相差1个世纪，但这2部作品的创作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本文主要从比较文学概念的定义、《西游记》和《天路历程》的相似点、相似点产生的原因、以及比较2部作品的意义这4方面进行理论研究。关键字比较文学《西游记》和《天路历程》相似点一、比较文学的概念二、《西游记》和《天路历程》的相似点： 2.1 浓厚的宗教色彩 2.2 艺术特色 2.3 主题思想三、《西游记》和《天路历程》相似点产生的原因： 3.1 作者的出身经历人生观价值观 3.2 社会背景 3.3 宗教信仰

被西方认为最好的少年启蒙读物《天路历程》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同以宗教取材,分别成功地塑造了中西方的古代神话世界。《天路历程》和((西游记》分别是英国和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具有浓厚宗教思想、宣扬耶佛教义的作品。尽管产生于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但是两者在主题、情节、宗教意义等方面有着无可置疑的相似性与互证互补性作为反映与宣扬宗教教义的文学作品,两部小说思想内容方面无处不在的相似性,极大程度地折射出生活于不同时域中的人类文化之间的类同性。这种相似性统摄之下的相异性又恰恰表现出世界两大主要宗教教义的互证与互补性,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球性的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佐证与案例。引言分析了国内外对两部小说的研究状况,并提出运用比较文学主题学理论对它们进行研究。本文探讨两部小说所反映出来的基督教与佛教拯救理念的异同,研究人类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结论部分总结前文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不同文明应当求同存异,互相学习,共创世界和谐。本文采取了比较文学主题学的新视角,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两部中外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宗教作品,在对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方面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并为两部小说此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它们都是宣扬耶佛教义的作品一位哲人曾说“: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化和宗教是最难兼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了”，即宗教信仰是自明而不可追问的。但宗教虽难容于“逻辑分析”，纵观中外文学史，宗教文学的深厚传统却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两部作品的作者都是在“乐园— 犯罪—受难—赎罪—得救”的模式下构思主人公的经历的。基督徒背着“原罪”的包袱踏上了赎罪的征程。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终得包袱脱落，进了天堂;而唐僧师徒有的前世有错，有的今生犯罪，都从乐园中贬入凡间受苦，在神仙、菩萨等的帮助下，一行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到达灵山，成了正果。再次，作品都引用了各自宗教的典籍。《天》第一、二部分别从《圣经》中引用了160 个和94 个比喻,《圣经》的思想观念在整部作品中无处不在。《西》中儒、道、佛的典籍、故事、教义也是比比皆是。唐僧取佛经是为了济世、救天下万民;观世音菩萨见了玉帝，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居然口称陛下，这些都很明显是儒教的观点。道教之说也为数不少，孙悟空本来就学道于菩提老祖，而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等人物都取之于道家。佛教的影响最大，作品中引录了多篇佛教经文，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等。

《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语段，回答下列小题。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 ①作者，尤其是虚构叙事的作者，对其作品中的人和事，往往拥有全知的权利和资格。在运用叙事谋略的时候，他们放出了叙述者这个幽灵，把全知的圆切割成文本中限知的扇面，这就是视角。视角有全知、限知之别，实际上是作者感觉世界的角度、程度、层面和方式，从中可以领会到作品蕴涵的某种哲学意蕴和审美趣味。 ②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在总体上是采取全知视角的。因为它不仅要全面地实录史实，而且要探其因果原委，来龙去脉，以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开头就这样落笔：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尝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 ③以“高祖”称刘邦，这是史臣的视角。这一视角是全知的，不仅知其家世，而且知其性情、异行：见蛟龙盘在刘媪身上，似乎是刘太公的视角；见刘邦醉卧时有龙出现，却又似乎变为酒店主人的视角。正是在这半真半幻的全知视角中，历史叙事展示了开国之君的异生、异相、异行、异志，从而把本王朝的兴起加以神化或天意化了。 ④历史叙事在总体上采取全知的视角，并不排除其局部描写上采取限知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限知视角是对全知视角的有限性认可、突破和发挥。一些精彩的历史叙事片段由于采取限知视角，使叙述委婉曲折，耐人寻味。由全知到限知，意味着人们感知世界时能够把表象和实质相分离。因而限知视角的出现，反映人们审美地感知世界的层面变得深邃和丰富了。 ⑤我国志怪小说中的佳作较多地采用限知视角。因为志怪小说不能在开始落笔的时候就让人一眼看出妖怪来，它需要用常态掩盖异态，用假象冒充真情，使人物（以及读者）遇怪不知怪，然后渐生疑窦，突然翻转出一个出人意表的结果。比如“白水素女”的故事，描写农家孤儿谢瑞在野外捡到一只大螺，养在水缸里。不久就出现奇怪的事情了：每

文本细读_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研究_刘桂兰

第30卷第4期咸　宁　学　院　学　报 V o l.30,N o.4 2010年4月 J o u r n a l o f X i a n n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A p r.2010文章编号:1006-5342(2010)04-0064-03 文本细读: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研究＊刘桂兰 (咸宁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摘　要:文本细读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方法论,提倡对文本从词藻、修辞、结构、叙事作多方位的体察和辨别,以澄清对原文本的创作及文体主旨的理解和欣赏,这一方法在评价翻译作品时同样具有建构价值。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细读注重内部研究,而翻译批评的文本细读重在外部关联研究,不管是文学批评还是翻译批评,文本细读都不失为一种必经的恒久之路。关键词:文本细读;文学理论;翻译批评;叙事学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文本细读(C l o s eR e a d i n g)是文学批评方法之一,这一术语最早由20世纪30至60年代英美新批评文学流派提出来,它对西方文学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细读”,顾名思义指审慎、仔细地研读文本,分析研究作品的词法、章法、修辞和意象等。文本细读批评就是从词语、词义及其上下文关系中把握和解释原文及意义,从而阐释作品的结构和主题,即通过形式注解内容,品析每一个词语的选择和搭配,挖掘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隐呈程度不等的意象组织等等(鲍昌,316)。按照新批评的观点,文本是一个封闭的内在结构,一个自在的客体,文本自身包含一个完整的创作境界或世界,还隐含作者的理想的期待视界。它是作者的主体期待、读者的主体期待、文本世界三者的融合冲突的过程。读者通过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寻找暗示从而谋求理解文本和文本结构的意义。文学文本经过读者细致的分析,逐次现出一部作品的总体艺术价值。文学文本的具体细读可从声音层面、意义单元、意象和隐喻、象征和象征系统等这四个层面进行:读者在阅读文学文本时,通过字句段章的阅读体味和分析,了解文本中的主要人物、情节、主题、叙事方式、作者风格等多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文本的意义,最终达到深入接近文本,探求文本的潜层内质。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和批评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任何形式的文学研究都必须建立在细致扎实的文本细读基础上,只有对文本进行了真正、充分和扎实的语言和审美性的细读分析,还原和挖掘出它们各种复杂的蕴意,才能在此基础上运用某种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批评和观照。“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精深细密的文本细读是一切形式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起点和立足点。”(徐克瑜,125)回顾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可以看到文本细读的根本作用:自古希腊以来文本细读是西方经典阅读的主导方式;柏拉图用细读批评方式写就西方文评史上经典的对话式文评《斐德若篇》;英国印象主义批评家哈兹列特、佩特和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论著也多属分析说理性的文本细读;20世纪的英美新批评派把文本细读推向极致,形成一套成熟的“内部研究”的规范和思路:由阅读确认作者的用意或旨趣,抽取文本例证加以阐明推导结论,论证遵循始、叙、证、辨、结的逻辑过程,把感性文本阅读经验提升为理性文学批评观念。可见,文本细读的任务是揭示出隐含在作品里的作者的真正动机,把作品的艺术内涵充分地显现出来。其途径是通过直面文本进行阅读、深入分析文本技巧、寻找文本中的题旨要义以及原型结构(陈思和,113-116)。文本细读既是方法,也是一种能力,它有助于阅读文学作名,帮助读者透过文字或者文学意象,达到作品所隐蔽的精髓之地。因此,文本本体及细读法的强调和再发展是进行文学研究和批评必不可少的策略和方法。二、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细读———从文体学研究到叙事学研究文学文体学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它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注重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语言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是一种有组织的符号结构,其意义需从文本中去寻求,文学批评的主体就是对文本的语言分析。语言学的文本分析因而成为文学文体学的主要分析工具(申丹,2002:11),文本细读成为文体学本位的研究方法。到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发展强劲,叙事学很快便成为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与传统小说批评理论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深化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申丹,2000:144)。叙事学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研究,把文本细读研究扩展到更开阔的领域和范畴———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收稿日期:2010-01-10

《文心雕龙》文学本质论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ad18748283.html, 《文心雕龙》文学本质论研究作者：殷芳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08期摘要：对文学本质进行探求，就是在尝试解释“文学是什么”“文学怎样存在”。《文心雕龙》中关于文学本质论的揭示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文学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文学是神思和储学的成果、文学是物与情交互作用的产物。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文学本质《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步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以“衔华而佩实”的文学本质认识贯穿全书，“衔华而佩实”是说文学应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与此同时《文心雕龙》进一步描述文学产生的过程，点明文学是神思和储学的成果，所有这些对于文学的认识最终都指向：“文学是什么”“文学怎样存在”。一、文学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刘勰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论述，“内容”主要是指文学的思想内涵，是作者想要通过文学表达的思想情趣;“形式”不仅包括了辞藻，同时包含了文学的声律音韵。刘勰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是从文学的产生开始的，在《原道》篇中，其认为内容与形式是同时产生的：天地间自然万物都各有自己美的形貌，日月、山川、虎豹、草木都以他们独特的样貌存在于这个世界。这种形貌不是外加上去的，而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天地间一切物体都是这样，形貌的产生总是与事物本身的特点相关。因此刘勰说：“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这就是由自然界推及到文学，强调文学与自然的共通性，同时指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应该融为一体，不应割裂地来看。之后，他在《定势》篇中，进一步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刘勰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文章的体势就好像圆的东西易于挪动，方的东西比较安稳一样，这种性质和物体本身的特点是直接联系着的。文章的体裁是随着作者的情感而确立的，文章的规格形式，又是随着文章的体裁而自然形成的;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内容，就应核有什么样的形式，即“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刘勰对内容和形式的论述，更集中、更重要的是《情采》篇。这里谈到内容和形式相互依存的关系：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如前所述，物体或文学作品的形式，是随物本身的特点或作品的具体内容而形成的。那么，形式就必须是在它表达了一定的内容时才存在，离开了内容，形式就无所依附，因而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刘勰正确地指出，“文”是依附于“质”的，即形式是依附于内容而存在的。同

文艺与正政治的关系

（普遍）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我国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许多名诗，关汉卿的《窦娥冤》，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外国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河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列甫·托尔斯泰的《复活》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范例。即使象巴尔扎克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他还不是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同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艺术成就，即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恰恰正在于现实主义艺术与反封建政治的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这正如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所说：“不管他愿意与否，也不管他同意与否，这部庞大而又奇特的作品的作者，在他不知不觉之中，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阵营文学与政治同为公共性的社会活动，都必须借助于语言加以表达与传递，文学家与政治家拥有同样的激情来从事各种活动，这种种相似使得文学与政治并不能完全剥离开来。在谈及“政治家的文学”时，王蒙先生列举了曹操、毛泽东、秋瑾、丘吉尔、季米特洛夫等政治家、革命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并指出，宽广高远的政治抱负有助于开阔文学家的创作境界，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可以充实文学家的创作内容，使之得以摆脱纸上谈兵、无病呻吟的困境。在谈及“文学家的政治”时，王蒙先生列举了李商隐、韩愈、王安石、苏东坡、拿顶。戈迪默、海因里希。伯尔、略萨、加西亚。马尔科斯等人的政治活动。他认为，文学家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批判现实的姿态成为他们参与现实政治的强大推动力，但恰恰是道德理想主义使文学家与现实政治存在相对的隔膜。王蒙先生强调，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既可以相生相长、相得益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 ?不只是因为理论方法的新颖才成为研究对象 ?不是一个仅靠时间概念聚集的对象 ?20世纪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方法和理论 ?重构了一种有异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这个研究范式质疑甚至瓦解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学习的问题意识和要求 ?①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文学理论知识；这些知识对文学批评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合理、必要。 ?②由这些知识的更迭、转换所构成的文学研究谱系，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与之相应，学习要求也是两点： ?①掌握20世纪西方文论的基本知识及其研究方法； ?②了解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什么变化，寻找和思考自己学习、研究取向。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学习参考书 ?①塞尔登、威德森、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伊格尔顿：国内译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即《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塞尔登编著：《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研讨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方式研究角度： ?各种文学批评知识和文学研究的演变趋势基本内容： ?①重要的文学研究思潮的观点、理论、方法及其形成的知识背景 ?②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发展、演变的轨迹 1.导论塞尔登： ?“60年代兴起的理论大潮无疑是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道德主义传统的突破。”马尔赫恩： ?（20世纪文学研究）“对古老的文学批评世界是致命的。……它们瓦解了文学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深层分类学和标准性原理，并以这一方式解构了文学全体的想象力。” 1.1 范式转换： 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 ?借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理论来说：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研究的“范式”（paradigm）转换。 ?“范式”转换意味着“世界观的改变” ?库恩论范式转换的意义：“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范式构成 ?①“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共有的东西”，“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因素。 ?②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经受过相同的教育和专业训练。 ?③具有相近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

_马赛克主义_21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走向.

作者简介:阎嘉(1956—,男,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学和英语学术文献翻译。 3本文为2004年11月27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主持召开的“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现状与走向”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马赛克主义”:21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走向3 阎嘉 (四川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一我之所以把走向21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称为“马赛克主义”,是基于这样的情况:目前我正在主编一部名为《文学理论前沿读本》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代表性论文集。从我所接触到的资料来看,我把西方在这个领域中所关注的问题分为五个大的方面:(1文学理论传统问题的现代进展;(2文学史与经典批评问题;(3文学理论与批评空间的拓展;(4文学理论的终结与“后学”;(5文学理论与身份问题。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并非我自己的虚构,而是就其总体趋势和关注的热点问题概括出来的。当然,这还不是全部论域。例如,“英语化”和“新英语写作”就是后殖民时代英美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重要论域。但这样的论域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来说,似乎就显得与我们的理论视野相去甚远。在另一方面,就其中的任何一个论域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关注的问题相同,但其立场、出发点、依据的理论资源、论述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都极为不同。换言之,他们对同样的问题的看法是

极为“多元化”的,几乎找不到任何主调。例如,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空间的拓展”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方法的杂陈:散居者批评,性别与超性别批评,有色女性批评,伦理批评,生态批评,空间批评,赛博批评,鬼怪批评,唯物批评,新语用学,混乱理论等等。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在后现代的消费时代里,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早已告别了现代和前现代的语境与基本格局,即总有一种主导的思潮或理论支配着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并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走向21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寻找一个主调的话,那么呈现出来的就是五花八门的“马赛克”面貌,我将其命名为“马赛克主义”。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各种理论观 6 6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点和批评方法杂陈,彼此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各自的视角和关注点极为不同,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 “马赛克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也是当今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在外在表征上,后现代的“马赛克主义”一方面是极力追寻“多元化”,以此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或操纵;另一方面则呈现为“碎片化”,即不以建构宏大理论体系为目的,往往从一个特殊角度或阐发一种观点,或对传统理论进行解构,甚至打破学科界限,在跨学科的层面上来探讨某个问题(例如“性别”问题。如何看待这种趋势?我的看法是:“马赛克主义”的出现正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走向,即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生产与积累”转变,以及文化上的“消费主义”与“后现代”。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发展演变之中,其影响与后果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并且正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在向世界的各种文化和地区渗透。对此,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作出头脑清醒的判断,而不是盲目地跟随其后去寻找理论与批评的“热点”问题。对西方来说的“热点”问题,对中国来说未必就是“热点”;反过来说也一样。二

文学体系本质

文学体系本质研究文学的本质规律，是文艺理论家的职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从西方到当代中国学界涌起了一股“反本质主义”的声浪。这种社会文化思潮是对极端的、僵硬的、教条的本质主义的反拨和挑战。不过，“反本质主义”决不会消解研究文学的本质规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更不会颠覆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怎样准确理解文学的本质和本质主义。真正完整地深刻地理解文学的本质规律是很难的。具体到每个学者，虽然无法穷尽文学的真理，但往往会在追求文学真理的长河中，增添某些新的因子。理应珍惜学术前辈们对文学的本质规律理解的理论成果，充分肯定其中有价值、有意义、有先进思想成分的合理内核，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智慧，爱护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那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立足传统，锐意创新，在以往既有的基础上把对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理解持续推向前进。理应承认文学本质和一切事物的本质一样都是可分的。至少能够从四个向度上把握文学的本质：从文学的横向上，开拓文学本质的广度，体现文学的“本质面”;从文学的纵向上，开掘文学本质的深度，体现文学的“本质层”;从文学的流向上，驾驭文学本质的矢度，追寻体现文学发展趋势的“本质踪”;从文学的环向上，拓展文学的内在和周边的关系，从而把握文学的“本质链”。文学的本质是能够划分为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同时又是流动的、变化不居的，在相互制衡的内在的和周边的关系上持续变异，获得新质。不论是从广度、深度、矢度和圆度上，换言之，不论是从横向、纵向、流向和环向上，都理应对文学本质作开放的理解和系统的阐释。真理是全面。对一般的理论界说来说，所包容的对象本质的全面性都是有限的。当文学的内容在广度上有了新的拓展，旧的界说因为不可能包含和预示文学的新质，产生解析文学的片面性和偏执性，从而失去阐释的有效性。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同样是从片面到全面。获得片面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我要声明,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与政治发生关系，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就更是如此.好了,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话题。综观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当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经历了长时间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度里，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代被炮火所轰碎，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时，文学作为始终不屈不挠地反映社会的变化的特殊意识形态，在新社会里却被一条无形枷锁所桎梏,这就是政治。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建国之后著名作家创作普遍大面积滑坡，为什么作品中缺少了鲜活的艺术性，为什么没有再出现像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为什么中国作家始终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难道反映不出文学对政治的干预吗？这些年每当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揭晓，总会在中国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躁动。有种声音颇具代表性，即国内的政治环境迟滞了一个文学盛世的诞生。是不是这样呢？曾为中国作家现为法籍公民的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在他的作品中曾经有如下的感慨，似乎可以窥见谜底：“出手的文学，要三思而后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得文学的风险”“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法却没法防卫的时代”。这反映出中国政治对文学的伤害在作家心中的深深的烙印。那么，中国文学能否摆脱政治的束缚呢？可以说，直到今天，中

国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仍然没有停止；《蓝宇》、《天浴》等电影的被禁播，中国足球队世界杯铩羽归来却禁止媒体讨论，难道不能说明些什么吗？所以我赞同“淡泊文学”的观点，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主势力的敌人。所谓“淡泊文学”是指恢复了本性的文学，区别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的文学。“淡泊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自救的文学，是一种非功利的文学。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文学的本性

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观念与方法——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字体：[大中小]2006-10-10文章来源：文章作者：赖大仁摘要：塞尔登按文学批评理论的主题或论题来做西方文论选编，不仅打破了历来的编选惯例，而且显示了某些新的研究观念与方法。一方面他在相同论题中将古今文论同时并置，试图揭示其历史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他提出“隐含的理论”，致力于说明不同文论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与逻辑关联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倡“比较的”、“历史的”、“对话的”研究方法。在相对主义和解构主义观念颇为流行的今天，塞尔登所倡导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是值得重视和颇有启示意义的。关键词：文学批评理论；历史连续性；逻辑关联性；“隐含的理论”；相对主义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是一部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的西方文论选编，它打破了历来文论选编按时代和作者来编选的惯例，改为按文学批评理论的主题或论题来编选。在同一个主题或论题下，不同时代文论家的相关论述共时态并置；而不同的文学批评理论主题或论题，则又形成彼此的参照。我以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编选体例上的改变，更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观念的改变。这从编者那篇不长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来，其中所阐述的某些理论观点，的确可以引发我们的诸多思考。对于当代人来说，我们实际上是处于历时态与共时态纵横相交的时空坐标之中。任何知识谱系中的认识与创造活动，都可能一方面割断不了历史的关联性与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回避不了多元并存中的选择与对话。其中可能会有太多的误区、盲区，有太多被遮蔽的可能性，因此也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困惑。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也同样如此。看来塞尔登是把这个问题给挑破了。首先，从纵向关系而言，当我们看待一种知识谱系的发展历程时，最便利于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也许是历史进化论的观念；然而当我们坚信今必胜昔，新事物必将胜过并取代旧事物的时候，却往往容易使我们忽视和历史传统之间的关联性与连续性，从而遮蔽应有的历史视野。比如五四“文学革命”的著名口号之一便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以“取代性”为内核的进化论的文学观，无疑为当时反传统和实现文学革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从而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研究的格局与走向。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观念既与文学

文学理论重点笔记

1、研究文学及其规律的学科统称为文艺学。其实际上正确的名称应该是文学学。 2、文艺学，是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包括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 3、文艺学包括广义的文艺学和狭义的文艺学，上面所说的是广义的文艺学，狭义的文艺学主要就是指文艺理论。 4、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最早研究文学的学问往往被称作“诗学”、“诗论”。 5、一般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史共时← —————————————→历时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史特殊文学史 6、文学理论的对象和任务 1）、对象：以文学的普遍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是以文学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 2）、任务（四个方面）：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作品构成论和文学接受论。 ★7、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四要素：世界、读者、作家、作品。 8、文学理论应有品格: 1)、文学理论的实践性2)、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 9、文学活动有两个流动系统：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文学生产—作品价值生成—文学消费 10、文学理论的几种基本形态 1)、文学哲学：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反映论 2）、文学心理学：中国古代文论：“比兴”说、“虚静”说、“神思”说、“滋味”说、“妙悟”说、“童心”说、“性灵”说、“神韵”说、“出入”说。西方文论：亚理斯多德“净化”说、立普斯“移情”说、弗洛伊德“无意识升华”说、荣格“原型”说、“投射”说、克罗齐“直觉”说、 3）、文学社会学：丹纳三因素说：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艺术哲学》等著作中，提出了文学创作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因素的理论。 4）、文学符号学 5）、文学价值学 6）、文学信息学 7）、文学文化学 11、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五个基本观念 1）、文活动论、2）、文学反映论、3）、艺术生产论、4）、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5）、艺术交往论 12、作者通过创作文学作品以表达他的感受并试图以此唤起读者相应的感受。 ★ 1）、“诗言志”说（选择，填空题）《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 《毛诗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荀子·乐论》中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钟嵘《诗品序》中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白居易《与元九书》：诗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感伤诗”是“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 ★13、形式主义文论 1）、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效果

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会精选版

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会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GB-LBS98YT-BS8CB-BSUT-BST108】

“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先国 ? 开幕式 2011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主办，苏州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来自日本、美国，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王建力教授在欢迎辞中介绍，绍兴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现代的绍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今天的绍兴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并存，宽度与深度并重的城市，绍兴文理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发展前景良好的充满活力的地方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学科，举办文艺理论会议可以促使该学科加快发展。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学对政治具有强烈的反作用。77岁的我国着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首先指出“文艺与政治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随后又强调文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的自由”，推动社会的发展。王元骧教授精辟的见解为整个会场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在随后的大会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中，专家们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理论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经验”、“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政治化观照”、 “从政治角度重释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讨。